他慢慢地脱下衣服，上了铺位，躺在那里，两眼盯着天花板上包着蒸汽管的石棉的裂缝。他的嘴巴里还有乔塞特的口红味。这味道足以让他想起他刚才回客舱时的那种自信，现在，这自信已经被恐惧彻底冲垮——恐惧，就像鲜血源源不断地从被切断了的动脉涌上他的心头；恐惧，在心头凝结，让他无法思考。此刻，只有他的感官还运转着。

在舱壁的那一边，马蒂斯已经刷完了牙，哼哼着爬上上铺，弄得铺位吱吱嘎嘎直响。他终于躺了下来，长叹一口气。

“又过了一天！”

“不是挺好吗！舷窗开着吗？”

“当然开着。我的后背吹着一股非常讨厌的气流。”

“我们可不想像英国人那样得病。”

“那与空气无关。那是晕船。但他不肯承认，因为，如果一个英国人晕船了，说起来是不好听的。英国人都喜欢自吹是了不起的水手。他是有点古怪，不过我喜欢他。”

“那是因为他喜欢听你讲废话。他很有礼貌——礼貌得过头了。他和那个德国人打起招呼来，好像是朋友一样。他那样做是不对的。如果这个加林多……”

“噢，他的事，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

“贝罗纳里夫人说，他在楼梯上撞了她，但他没有道歉就走开了。”

“他是那种肮脏的人。”

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只听一声喊：“罗伯特！”

“我都要睡着了。”

“你还记得我说过贝罗纳里夫人的丈夫死于地震吗？”

“怎么了？”

“今天晚上我与她谈话了。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他并不是死于地震。他是被枪杀的。”

“怎么回事？”

“她不希望谁都知道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密。”

“嗯？”

“那是在第一次地震期间发生的事。大震过去以后，他们从避难的田野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房子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半堵墙还立着，他们找了一些木板，靠墙搭了一个栖身之地。他们在房子里找到了一些食物，但是水箱坏了，没有水了。他让她与儿子待在那里，一个人出去找水。原先住在他家附近的几个朋友都跑到伊斯坦布尔去了。一些在附近有房子的朋友正在伊斯坦布尔。那座房子也倒了，于是他在废墟中寻找水箱。他找到好几个水箱，其中一个还没有坏。但他没有东西装水，所以到处找水罐。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水罐。是个银水罐，被掉下来的石头压歪了。地震发生后，士兵被派到了街上巡逻，以防止抢劫发生，因为废墟中到处都是值钱的东西。正当他站在那里想把水罐弄直时，一个士兵抓住了他。贝罗纳里夫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直不回来，她和儿子就去找他。但是情况实在太混乱了，她没有找到他。第二天，她听说他被枪杀了。这不是一件可怕的惨事吗？”

“是的，确实惨。这样的事常有。”

“如果慈悲的上帝让他死于地震，她的心里就会好受一点。但是他却被人枪杀了……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她不怪那些士兵。到处乱哄哄的，不应指责士兵。这是慈悲的上帝的旨意。”

“上帝是个喜剧演员。我以前就知道了。”

“别亵渎上帝。”

“是你在亵渎上帝。你谈起慈悲的上帝，好像他是个拿着苍蝇拍的服务生似的。他举起拍子打苍蝇，打死了几只。但一只苍蝇逃跑了。啊，脏畜生！服务生又打了一下，这只苍蝇就与其他苍蝇黏在一起了。慈悲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他没有制造地震和惨事。他没有发疯。”

“你这话说不通。你不同情那个可怜的女人吗？”

“是的，我同情她。可是，我们要为她死去的丈夫再举行一次葬礼吗？那对她有帮助吗？我早就想睡了，现在却睁大眼睛躺在床上，与你争论不休，那对她有帮助吗？她把那件事告诉了你，那是因为她喜欢谈论那件事。可怜的人！成为悲剧的女主角，也许让她的心好受了点，那个事实显得不那么真实了。但是，如果没有听众，就不会有悲剧。如果她要对我说，我也会好好听的。泪水会涌上我的眼睛。但你不是女主角。”

“你真是一只没有想象力的野兽。”

“野兽要睡觉了。晚安，亲爱的！”

“是只骆驼！”

男人没有应答。过了一会儿，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在床上翻了个身。很快，他轻声地打起鼾来。

这会儿，格雷厄姆躺在床上毫无睡意，听着外面海水声和轮船发动机有规律的突突声。一个拿着苍蝇拍的服务生！在柏林，一个他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其姓名的人，宣布了对他的死刑判决。在索菲亚，一个名叫莫勒的人受命来指示执行那个死刑判决。现在，在这艘船上，在离他只有几码远的九号客舱，住着那个杀手。杀手手握九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还收缴了他这个死刑犯的那把左轮手枪，随时准备动手要了他的命，然后好得到那一笔酬金。整个事情不关个人恩怨，不涉及感情，就像正义本身铁面无私。想要让杀手放下武器，就好比你已经上了绞刑架，却还要与绞刑师争论，完全是徒劳的。

他努力让自己去想斯蒂芬妮，却发现自己怎么也做不到。他的妻子、他的房子、他的朋友，都已不复存在了。他现在孤身一人，被带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这片土地的边界就是死亡：他孤身一人，能与之谈及这片土地的恐怖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理智。那就是现实。他需要这样东西。他不需要斯蒂芬妮。斯蒂芬妮的面孔和声音，还有那个他曾经熟悉的世界里的其他面孔和声音，都已变得模糊，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他就这样心神不安地东想西想，渐渐变得瞌睡起来。不一会儿，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从悬崖上掉下来，一下子被惊醒了。他打开灯，拿起那天下午他在雅典买的一本书。这是一本侦探小说。他看了没几页就放下了。“尸体躺在地上，可怕地扭曲着，可以想象死前的那痛苦状，他的右太阳穴上有几个干脆利索的小洞，微微流着血……”这样的书，他是无法指望读着读着睡着的。

他下了床铺，用毛毯裹着身体，坐在那里抽起烟来。他决定不睡了，就这样坐到天亮——坐着抽烟到天亮。躺着让他更加感觉到无助。要是有一把左轮手枪就好了，他想。

他坐在那里，不禁想：一个人有没有一把手枪，就像一个人有没有视力一样要紧。这么多年了，他没有手枪，竟然也活下来了，这可能纯属巧合。没有一把左轮手枪，就成了一只被拴在丛林里的山羊，毫无防御能力。他竟然把手枪留在手提箱里，真是太愚蠢了，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要是……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有救了。何塞有一把左轮手枪。乔塞特可以帮他把那把枪搞到手。这样，一切就会好转。她大概十点钟就能到甲板上来。他要等到她确实出现在甲板上的那个时候，他要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情，要求她马上为他搞到那把左轮手枪。如果幸运的话，在离开客舱半小时左右，他就能把那把枪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他就去酒吧吃中饭，就是别人看见他口袋里鼓鼓的，他也不在意了。巴纳特肯定会大吃一惊。感谢老天，幸亏何塞生性多疑！

他打了个呵欠，掐灭了香烟。就这样坐一整夜，那太愚蠢了。很愚蠢，不舒服，太沉闷。他感到有些睡意了。他把毯子放回铺位，躺了下去。不到五分钟，他就呼呼入睡了。

他醒来的时候，看到了新月似的半边太阳，阳光斜着射进了舷窗，在漆着白色油漆的舱壁上上下晃动着。他躺在那里看着这缕阳光，一直到服务员送来了咖啡，他才不得不起床开门。现在是九点钟。他慢慢地喝着咖啡，抽了根烟，洗了个热海水澡。等他穿好衣服，已经快十点钟了。他穿上大衣，离开了客舱。

客舱外面的走廊只够两个人通过。走廊构成了一个正方形的三边，第四边就是通向酒吧和遮蔽甲板的楼梯，楼梯两边各摆放着一只陶做的沾满灰尘的手掌。他走到离走廊尽头一两码的地方，迎面碰上了巴纳特。

巴纳特从楼梯脚下的那个空间转身进了走廊，他本可以后退一步，腾出地方，好让格雷厄姆过去，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看到格雷厄姆过来了，立刻停下脚步。然后，他慢慢地将手伸进口袋，身体靠在了舱壁钢板上。格雷厄姆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转身退回去，要么原地不动。他待在原地，心怦怦乱跳。

巴纳特点了一下头：“早上好，先生。今天天气很好，嗯？”

“是很好。”

“对你这个英国人来说，看到太阳一定很舒服吧？”巴纳特刮过了脸，苍白的面颊上还沾着一点未洗掉的肥皂沫，发着光亮。他身上散发出阵阵玫瑰油的香味。

“太舒服了。劳驾。”格雷厄姆侧着身，往前朝楼梯口走去。

巴纳特移动了步子，好像并不是有意地挡住了格雷厄姆的去路：“这地方太窄了，一个人得给另一个人让路，嗯？”

“只能如此。你想过来吗？”

巴纳特摇摇头：“不。不着急。先生，我很好奇，很想问你这只手怎么了。我昨晚就注意到的。出了什么事？”

格雷厄姆看到那双危险的小眼睛正傲慢地盯着他。巴纳特知道格雷厄姆身上没有武器，想让他惊慌失措。巴纳特成功了。格雷厄姆突然产生了一种欲望，想一拳砸向那张苍白、愚蠢的脸。但他竭力控制着自己。

“只受了一点轻伤。”他平静地说。接着，他那被压抑的情绪战胜了他。“确切地说，是道枪伤，”他加了一句，“那是在伊斯坦布尔时，有个卑鄙的小偷朝我开了一枪。他不是枪法不好，就是吓得没有胆量瞄准了。他打偏了。”

那双小眼睛没有眨一下，而是嘴巴一歪，露出一丝难看的微笑。巴纳特慢吞吞地说：“一个卑鄙的小偷，嗯？你得当心了。下次你必须还击。”

“我要还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巴纳特的笑容绽得更开了：“那你带手枪了？”

“那自然。现在，请劳驾你……”他向前走去，心想，如果那家伙不让开的话，他就用肩膀把他顶开。但是巴纳特挪动了步子。他咧嘴笑着。“一定要非常当心了，先生。”他边说，边大笑起来。

格雷厄姆走到了楼梯脚下。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巴纳特一眼。“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他故意这样说，“这些人渣不敢与一个带武器的人玩命的。”他还用了“粪便”这个词。

巴纳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他没有应答，转身向客舱走去。

等格雷厄姆走到甲板上，他身上的反应开始了。他的腿好像变成了果冻，他的身上在出汗。这次与巴纳特的不期而遇对他会有帮助，从各方面来看，他的表现还不算太糟。他对巴纳特虚张声势了一番。巴纳特很可能会想，格雷厄姆还有第二把左轮手枪。但是虚张声势撑不了多久。手套脱下了，人家要看真家伙。无论如何，他必须拿到何塞的那把左轮手枪。

他在遮蔽甲板上快步走着。哈勒手搀着妻子在慢慢走着。他说了声“早上好”，但格雷厄姆没有心思与人打招呼，他只想尽快见到乔塞特。但她不在遮蔽甲板上。他继续上楼，来到救生艇甲板上。

她在这里，正与一个年轻的大副说话。马蒂斯夫妇和库维特利先生在几码远的地方。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他们正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但他假装没看见，径直朝乔塞特走去。

乔塞特对着他微微一笑，送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好像在说，她已经对身边的同伴感到厌烦了。意大利小伙子皱着眉头说了声“早上好”，继续刚才被格雷厄姆打断的谈话。

格雷厄姆也顾不着礼貌了。“不好意思，先生。”他用法语说，“我要向夫人转达她丈夫的口信。”

大副点点头，很有礼貌地站到了一边。

格雷厄姆扬起眉毛：“这是一道私密口信，先生。”

大副生气了，涨红了脸，看着乔塞特。乔塞特向他好意地点点头，用意大利语对他说了几句话。他朝她露齿一笑，又对格雷厄姆皱了皱眉头，昂首阔步地走了。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你对那个可怜的孩子真是太不客气了。他很容易相处。你能想到比何塞的口信更好的借口吗？”

“这是我脑子里闪现的第一句话。我得和你谈谈。”

她点点头，表示没意见。“太好了。”她狡猾地看着他，“我怕你因为昨晚的事会整晚生你自己的气呢。你不要这么严肃。马蒂斯夫人对我们很感兴趣呢。”

“我只能严肃。出大事了。”

她唇边挂着的笑容一下子不见了：“什么大事？”

“很严重的事。我……”

她的眼光越过他的肩膀看着远处：“我们来回走走，看上去好像在谈论大海和太阳，这样会更好些。否则他们就会有闲话。我倒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你是知道的。但那毕竟令人尴尬。”

“很好。”他们开始散起步来，“昨晚我回到客舱，发现手提箱里的左轮手枪被人偷走了。”

她停下脚步：“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她又迈开了步子：“可能是那个服务员偷的。”

“不。巴纳特来过我的客舱。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那种气味。”

她一时无语。过了一会儿，她问：“你告诉别人了吗？”

“跟别人说有什么用？那把左轮手枪现在应该沉入海底了。我没有证据证明是巴纳特偷走的。另外，昨天我与事务长吵了一场，他们不会相信我的话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请你为我做件事。”

她很快看了他一眼：“什么事？”

“昨天晚上你说何塞有一把左轮手枪，你也许能帮我把它弄到手。”

“你没开玩笑吧？”

“我这辈子从没开过这样的玩笑。”

她咬住了嘴唇：“如果何塞发现枪不见了，我该怎么对他说？”

“他会发现吗？”

“也许会。”

他生气了：“我想，是你自己说过，你能帮我弄到那把枪的。”

“你一定要有一把左轮手枪吗？他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也是你说的，我必须带上一把左轮手枪。”

她的面色阴沉下来：“昨天晚上你对我说起那个人的事，我吓坏了。那是因为晚上天太黑的缘故。现在是白天，情况就不一样了。”她突然微微一笑，“啊，我的朋友，别那么严肃。想想我们将在巴黎度过的美好时光吧。那个家伙不会惹出麻烦的。”

“我想他会的。”他把在楼梯边上遇到巴纳特的经过告诉了她，并补充说，“再说了，如果他不想惹麻烦，为什么还要偷走我的左轮手枪呢？”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好吧，我试试。”

“现在吗？”

“是的，如果你想让我现在就去的话。手枪就在客舱，在他的箱子里。他这会儿正在酒吧里看书。你愿意在这里等我吗？”

“不，我到下面的甲板上等你。我现在不想和这些人说话。”

他们下去了，在升降梯脚下的栏杆旁站了一会儿。

“我在这里等你。”他捏了一下她的手，“亲爱的乔塞特，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才好。”

她微微一笑，好像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小男孩，她答应要给他糖果。“到了巴黎，你就知道了。”

他看着她走过去了，就转过身，斜靠在栏杆上。她这一去不会超过五分钟的。他一直看着船头劈开的波浪，那长长的、卷曲的波浪，向船两边冲去，碰到船尾的横浪，泛起一堆堆泡沫。他看了看手表。三分钟过去了。有一个人咔嗒咔嗒地走下升降梯去。

“早上好，格雷厄姆先生。你今天感觉不错吧？”问候他的，是库维特利先生。

格雷厄姆转过头去：“不错，谢谢。”

“马蒂斯先生和夫人今天下午想打桥牌。你想打吗？”

“好的，我想打。”他知道自己虽然这样说，但心里并不真的想去亲近他们——他只是害怕库维特利先生会一直缠着他。

“那么我们就四个人打，嗯？”

“我尽量去。”

“我打得不好。桥牌很难打。”

“是的。”他眼角的余光看见乔塞特从楼梯上下来了，走过门，到了甲板上。

库维特利先生朝她的方向很快看了一下。他斜睨着眼睛说：“那就今天下午，格雷厄姆先生。”

“我非常期待。”

库维特利先生走了。乔塞特来到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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