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仿佛一种剧烈的机械震动从他的脚后跟传导到了整个身体里。他觉得马蒂斯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问他怎么了。
他说：“我觉得很不舒服。对不起，失陪了。”
看到法国人的脸上掠过恐惧的神色，他心想：“他以为我要恶心呕吐了吧。”但他没有等马蒂斯说话，也没有再看一眼酒吧门口的那个人，转身走到甲板另一头的入口，下到客舱去了。
进了客舱，他立刻把舱门锁上。他的身体从头到脚颤抖起来。他坐到床铺上，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对自己说：“没有必要担心。会有办法的。你得好好想一想。”
巴纳特终于想办法打听到格雷厄姆上了“塞斯特里·莱万特”号汽轮。这个其实不难。只要到铁路卧铺公司和船运公司的各个办公室去打听一下就够了。巴纳特随后买了一张去索菲亚的火车票，等火车越过希腊边境，下了车，坐另一辆火车，经由萨洛尼卡到了雅典。
格雷厄姆从口袋里掏出科佩金的电报，盯着看了好一会儿：“一切皆好！”都是些傻瓜！该死的傻瓜！他从一开始就不放心坐这艘船。他本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无论如何都要见见英国领事。要不是因为那个自以为是的低能儿哈基……可是现在，他已经被困在船上了，与受困的老鼠无异。巴纳特不会错过两次机会的。我的上帝，不！这个男人是个职业杀手。他会珍惜自己的名声，更不用说要对得起自己得到的这份酬劳了。
一种奇怪的、既模糊又熟悉的感觉开始悄然袭上他的心头。这种感觉和消毒剂的气味，还有烧水壶里发出的嗡嗡声，隐约地有了联系。他心里突然一阵恐惧，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他们当时一直在试验场试验十四英寸口径的大炮。他们第一次开火的时候，大炮突然爆炸了。后膛装置出了问题。结果两个人直接被杀死，另一个人受了重伤。受伤的人躺在水泥地上，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团血。那团血在尖叫。他大叫不已，直到救护车来了，一名外科医生给他进行了皮下注射。那是一个音很高、很单薄的、没有人味的叫音；就像烧水壶的嗡嗡声。医生说，尽管那个男人在尖叫，但他早已失去了知觉。他们检查大炮的残骸之前，用苏打水好好擦洗了这片水泥地。那天他没吃午饭。到了下午，天开始下雨。他……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骂起了人。话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涌出来；都是些不成意思的下流话。他迅速站起身来。他快要失去理智了。必须采取行动，而且要快。要是他能下了这艘船……
他打开舱门，走到走廊里。他要去找人。事务长是他想找的第一个人。事务长办公室就在这一层。他径直朝那里走去。
办公室的门半开着。事务长，一个高瘦的中年意大利人，嘴上叼着一截雪茄，穿着短衫，正坐在打字机前，他面前是一堆提货单。他正在把提货单上的内容打到夹在打字机里的那张横格纸上。格雷厄姆敲了门，事务长皱着眉头抬起了头。他很忙。
“signore?”（意大利语，意为：先生？）
“你会说英语吗？”
“no,signore.”（意大利语，意为：不，先生。）
“法语呢？”
“会的。你有什么事？”
“我想立刻见船长。”
“为什么，先生？”
“我要立刻上岸，这是绝对必须的。”
事务长放下雪茄，转动了一下转椅，把身体转了过来。
“我的法语不是很好。”他平静地说，“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想上岸。”
“你是格雷厄姆先生，是吗？”
“是的。”
“很遗憾，格雷厄姆先生。来不及了。领航船已经开走了。你本该……”
“我知道。我现在绝对必须上岸。不，我没发疯。我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但眼下的情况非常特殊。我愿意为由此造成的时间损失和麻烦作出赔偿。”
事务长一脸的迷惑：“为什么？你生病了？”
“不，我……”他说不下去了，恨不得把舌头咬断。船上没有医生，只要说有传染病的威胁，就足够了。但现在一切已经太迟了。“如果你能立即安排我去见船长，我会向他说明原因。我向你保证，我的理由是充分的。”
“我想，”事务长语气生硬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你不明白……”
“我只要求，”格雷厄姆绝望地打断了他，“你把船往回开一点，叫一艘领航船来。我愿意支付所有费用。”
事务长苦笑一声，很是恼怒：“这是轮船，先生，不是出租车。我们的船运着货物，一切得按计划进行。你没有生病，而且……”
“我说过了，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如果你允许我去见船长……”
“争辩是没有用的，先生。我毫不怀疑你愿意也有能力来支付从港口派一艘船所产生的费用。不幸的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说你没有生病，但你有理由。这些理由，只是你在刚刚十分钟之内才想到的，所以，如果我说这些不可能是十分重要的理由，你千万不要生气。让我向你保证，先生，除非有实在的、明确的生死攸关的理由，任何一艘船都不会为了一个乘客的要求而停止航行的。当然，如果你能为我提供这样的理由，我会立刻向船长报告的。如果不是这样的理由，那我想你的理由只好等我们的船到热那亚再说了。”
“我向你保证……”
事务长不无伤感地笑了笑：“我并不怀疑你的保证的诚意，先生，但我要遗憾地说，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保证。”
“很好，”格雷厄姆厉声说，“既然你坚持要我说明细节，那我就告诉你。我刚刚在船上发现一个人，他上船的目的就是要谋杀我。”
事务长的脸上一下子全没了表情：“有这样的事，先生？”
“是的，我……”事务长眼神里的一样东西阻止了格雷厄姆继续说下去，“我想你一定以为我不是疯了，就是喝醉了。”他最后说道。
“我绝没有这么想，先生。”他嘴上是这么说，但心里却非常清楚。他认为格雷厄姆只不过是船上出现的另一个可怜的疯子罢了，这样的疯子他在工作中时不时地见到。这样的疯子令人讨厌，因为他们老浪费别人的时间。但他很宽容。跟疯子生气是没有什么用的。另外，与疯子打交道，总能显出他自己的理智和智慧。要不是老板们目光短浅，凭他的这份理智和智慧，他早该坐上董事会里的一把交椅了。这些疯子的故事，也是他下班回家后与朋友们吹嘘时用得着的绝好谈资。“想象一下，贝普！有这么一个英国人，外表看起来很正常，但实际上却是个疯子。他以为有人要谋杀他！想象一下！你知道，这是威士忌惹的祸。我对他说……”不过，此时此刻，事务长得好言好语、得想着法子巧妙对付他：“我绝没有这么想，先生。”他重复道。
格雷厄姆开始感觉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你问我有什么理由。我来说给你听。”
“我竖起耳朵听着呢，先生。”
“船上有个人想谋杀我。”
“他叫什么名字，先生？”
“巴纳特。巴-纳-特。他是罗马尼亚人。他……”
“稍等，先生。”事务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拿着铅笔，故作仔细地核查起上面的名单。不一会儿，他抬起头：“这船上没有叫那个名字的人，也没有那个国籍的人，先生。”
“我刚才正要告诉你，你就打断了我的话。那个人用的是一本假护照。”
“那么，这……”
“他就是今天下午上船的那个乘客。”
事务长又看了看眼前的纸：“九号客舱。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是个希腊商人。”
“他的护照上可能就是这么写的。但他的真名是巴纳特，是个罗马尼亚人。”
事务长显然很难保持原先的礼貌态度了：“你有什么证据吗，先生？”
“如果你能用无线电与土耳其警察局的哈基上校联系一下，他人在伊斯坦布尔，他会证实我所说的一切。”
“这是一艘意大利船，先生。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土耳其领海。这件事我们只能交给意大利警方。无论如何，我们的无线设备只能用于航运目的。这不是‘雷克斯’号，也不是‘萨瓦伯爵’号，你懂的。这件事必须等我们的船到达热那亚再说。热那亚的警察会处理你对他的护照的指控。”
“我他妈的才不管他的护照。”格雷厄姆粗鲁地说，“我要告诉你，这个人想杀我。”
“为什么要杀你？”
“因为他拿了别人的钱。这就是原因。你明白了吗？”
事务长站了起来。他刚才一直忍着格雷厄姆。现在，不能再对他客气了：“不，先生，我不明白。”
“那么，如果你听不明白，请让我跟船长说。”
“那是用不着的，先生。我说用不着。”他直盯着格雷厄姆的眼睛，“要我说，这件事有两种善意的解释。你要么把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认作别人了，要么做了一个噩梦。如果你认错了人，我建议你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是个很小心的人，如果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听到这件事，他可能会认为这是对他的名誉的侮辱。如果这是你的一个噩梦，那我建议你到舱里去躺一会儿。要记住，在这船上没人想杀你。船上人来人往的，这么多人看着呢。”
“可是你难道不明白……”格雷厄姆喊道。
“我看，”事务长阴沉着脸说，“这件事还可以有另一种不那么善意的解释。你可能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想上岸，就编了这个故事。如果真是这样，那太遗憾了。这个故事实在荒谬。不管怎么样，这艘船到热那亚才停，而不是在那之前。好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开始工作了。”
“我要求见船长。”
“你走的时候请把门关上好吗？”事务长不高兴地说。
格雷厄姆回客舱去了，他又气愤又恐惧，几乎觉得恶心。
他点上一支香烟。他要好好想想。他本来应该直接去找船长。他现在还是可以直接去找船长的。这一会儿他想着要去找船长。如果他……去找船长可能毫无用处，说不定还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羞辱。即使他能见到船长，向船长说清楚这件事，船长听了，可能会更不以为然。他还是没有证据来证明他说的话全是真的。即使他能说服船长，让船长觉得他的话不全是胡话，让船长觉得他没有妄想症，没有精神错乱，船长的答复一定还是那样：“这船上没有人想要杀你。船上人来人往的，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人来人往的，有这么多人看着！他们不了解巴纳特。就是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走进一个警官的家里，朝着这名警官和他的妻子开枪后，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这个杀手从来不慌不忙，无所畏惧。以前，船行大海中，往往有乘客从船上失踪。有时他们的尸体会冲上海岸，有时则不会。有时失踪事件会得到一个解释，有时则不会。假如一个英国工程师（他的行为极为古怪）在船上失踪了，这与希腊商人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会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即使那个英国工程师的尸体最后冲上了岸，他还没有被鱼完全吃掉，他的面貌还依稀可辨，即使人们发现他在落水之前就被人杀死了，又有谁能来证明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是杀人凶手？——到那时，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可能早就不见踪影，他的护照也只剩下了灰烬。
他想到了那天下午在雅典给妻子发出的那份电报。“星期一回家。”这是他的电文。星期一回家！他看着自己那只没有包扎过的手，活动了一下手指头。到星期一，这可能就是死人的手指头了，与一个名叫格雷厄姆的人的身体的其余部分一道开始腐烂了。斯蒂芬妮可能会伤心，但她很快就会恢复过来。她很坚强，也很明智。她不会得到很多钱。这样的话，她只得把房子卖了。他本应该买更多的保险。要是他有先见之明就好了。当然，这只是因为你对保险公司还不太了解。现在，他什么事也不能做，只能希望事情快点过去，希望这一切不会那么痛苦。
他打了个寒噤，又开始骂起人来。过了一会儿，他猛地让自己清醒了。他得想个办法才行。不仅为了他自己，也为了斯蒂芬妮。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完成。“如果土耳其的海军力量在雪化雨停的时候还是与今天一样，那就是符合了贵国的敌人的利益！与今天一样！敌人愿不惜一切来达到这个目的。”不惜一切！站在巴纳特身后的，是索菲亚的德国特工，站在这个特工身后的，是德国和纳粹。是的，他必须想个办法。如果别的英国人能为英国慷慨赴死，他当然能够想出办法活下来。接着，他又想起哈基上校说过的另一段话：“与士兵相比，你有不少优势。你只需防卫自己。你无须暴露自己，无须发起进攻。你可以逃跑，无须担心成为懦夫。”
是的，他现在无路可逃，但还能做别的事。他不必暴露自己。他就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客舱吧；吃饭也在这里；把舱门锁牢。如果情况紧急，他也可以拔枪自卫。是的，上帝啊！他有枪，科佩金给了他一把左轮手枪。
他把手枪放在衣箱里，夹在衣服中间。现在，他要感谢自己的命好，幸亏当时他没有把这把枪推掉。现在，他把枪取出，拿在手里，掂了掂这把枪的分量。
对格雷厄姆来说，大炮就是一系列的数学表达式，通过一系列的运算，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一个人，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发射出一枚穿透盔甲的炮弹，击中几英里外的目标，不偏不倚，正中目标。这是一台大机器，与吸尘器或培根切片机相比，无所谓哪个更重要，哪个不重要。大炮不属于哪一国，不忠诚于哪一家。它既不令人敬畏，也不象征任何东西，只表示主人的支付能力。一拨人操作着根据他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向别人开火，而另一拨人则深受这些炮火之害，他对这两拨人都有兴趣（多亏了他的雇主们不懈地坚持国际主义，向人开炮的人，深受炮火之害的人，往往成了同一拨人），但这两种兴趣常常是互不相关的。他知道，即使是这种炮弹四分之一大小的炮弹，杀伤力也是一样的，对他来说，这些人应该是——只能是——冰冷的符号而已，这些人永远不可能让他感到震惊。对待他们，他持有一种无法理解的态度，就像火葬场的司炉工无法理解坟墓的庄严一样。
但是这把左轮手枪就不一样了。它不是冷漠的，不是没有人性的。它与人的身体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的有效射程也许只有二十五码，或不到二十五码。这就是说，如果你向某人开枪，不管是在开枪之前，还是在开枪之后，你都可以看清这个人的脸。你可以看到他痛苦的表情，听到他痛苦的呻吟。手里拿着左轮手枪的人不可能想到名誉和荣光，只能想到杀人和被杀。你操纵的不是一台大机器。有了这弹簧和杠杆的简单组合，加上几克的铅和无烟火药，你就手握对另一个人的生杀大权了。
他这一辈子从未用过左轮手枪。他仔细地查看了这把枪。在扳机护弓的上面，刻着“美国制造”字样，还有一家美国打字机制造商的名字。在另一边有两个滑动的轴套。一个是保险栓，另一个轴套一转动，后膛就弹开，向两侧垂下，显出六个枪膛里都有子弹。做得真是漂亮。他取出子弹，试验性地扣动了一两次扳机。因为他的那只手缠着绷带，扣动扳机很不容易，但还是想办法做到了。然后他把子弹放了回去。
格雷厄姆现在的感觉好多了。巴纳特也许是个职业杀手，但子弹不长眼睛，打到他身上，他照样完蛋。他必须快人一步才行。且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吧。他在伊斯坦布尔杀人不成，于是不得不再次追击受害者。他想尽办法登上了受害者乘坐的这艘轮船。但这样做真的对他很有帮助吗？他以前在罗马尼亚作为铁架卫队的成员所做的事，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了。一个人得到了一群暴徒和一名受到恐吓的法官的保护，他当然可以胆大妄为。的确，轮船在海上航行，有时的确发生乘客失踪的事件，但那是在大型客轮上，而不是在现在这样的两千吨的货船上。在这样的小船上，你想杀死一个人，又不想让别人发现是你干的，是非常困难的。你也许能做到，如果你有办法让你的受害者晚上独自一人待在甲板上。你可以拿刀捅他，然后将他推入大海。但是你必须先让他待在甲板上才行，而且你很有可能被船桥上的人看见或听见。一个人被别人捅了刀子，在落水之前可能会大喊大叫。如果你割断了他的喉咙，那船上就会留下大量的血，叫你脱不了干系。这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手法必须相当熟练。巴纳特是一名枪手，不是割喉者。那个混账的事务长说得对。船上来来往往的人太多，没人敢在船上谋杀格雷厄姆。只要他足够小心，就不会有事。等他到热那亚下船的时候，真正的危险才开始。
显然，到了热那亚，格雷厄姆的当务之急就是，直接去找英国领事，报告所有情况，让警察护送他到法国边境。是的，必须这样做。与敌人相比，他有一个无价的优势。巴纳特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以为受害者还蒙在鼓里，他可以慢慢等待下手的时机，他可以在热那亚与法国边境之间动手。等到他发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想纠正就太晚了。现在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让他很快发现这个错误。
比如说，如果巴纳特发现格雷厄姆慌里慌张地下船，这就不妙了。格雷厄姆一想到这个场景，就感到不寒而栗。不，那家伙不会那么警觉的。不过，这种假设也有道理，说明格雷厄姆必须慎之又慎。在接下去的旅程中，他不可能老躲在客舱里。那会立即引起巴纳特的怀疑。他必须尽量显得毫不知情，同时又要加倍小心，不能让自己暴露在适合巴纳特攻击的任何场合中。如果他不将自己锁在客舱里，在外面的时候就必须与另外一个乘客在一起，至少要有别人在旁边。他甚至必须对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笑脸相迎，与他友好相处。
他解开夹克的扣子，把左轮手枪放进屁股口袋，屁股口袋就鼓得很大，很不舒服。他把胸前口袋里的钱包掏了出来，把手枪放了进去。这也不舒服，而且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手枪的形状。不能让巴纳特看到他身上带着武器。这把左轮手枪只好留在客舱了。
他把手枪放回到手提箱里，站起来，给自己鼓了鼓气。他要上去，到酒吧喝一杯去。如果巴纳特在酒吧，那就更好了。喝上一杯酒，有助于减轻初次见面时的那种紧张。他知道自己肯定会紧张的。他将要面对一个曾经想杀他、现在还打算再杀他一次的人，而且还必须表现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这个人。他的胃已经开始发生不良的反应。但他必须保持冷静。他对自己说，这条命就可能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常。他想得越久，他的行为就可能会变得越不正常。就想到这里为止吧。
他点上一支烟，打开舱门，径直上楼到了酒吧。
巴纳特不在那里。他差点儿失声笑起来。乔塞特和何塞在，他们的面前放着酒杯，正听马蒂斯高谈阔论。
“就这样，”马蒂斯激动地说，“事情将这样继续下去。拥有那些右派大报的人一心想让法国把钱都花在武器上，而普通民众对幕后发生的事情并不怎么理解。我很高兴能回到法国，因为那是我的祖国。但别指望我去爱那些把我的祖国玩在手心里的人。啊，别指望！”
他的妻子听着他的话，紧闭着嘴，很不以为然的样子。何塞毫不掩饰地打着哈欠。乔塞特颇为赞同地点着头，但当她看到格雷厄姆来了，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我们的英国先生上哪儿去了？”她脱口而出，“库维特利告诉了所有人，你们两个人过得多开心。”
“我刚才在客舱里，好不容易从下午的兴奋中回过神来。”
马蒂斯对格雷厄姆的插话似乎不太高兴，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说：“我想你是生病了吧，先生。你现在好些了吗？”
“噢，好多了，谢谢。”
“你病了？”乔塞特问。
“我觉得有点累。”
“船上通风有问题。”马蒂斯夫人紧接着格雷厄姆的话说，“我上了这艘船之后，一直感到恶心和头痛。我们应该投诉一下。不过，”她朝她丈夫做了一个贬损意味的手势，“只要他觉得舒服，一切就好。”
马蒂斯咧嘴一笑：“呸！你是晕船恶心了。”
“你这话太可笑。要是我恶心，也是恶心你。”
何塞捣鼓着舌头，弄得啪嗒啪嗒响，身子仰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紧闭嘴唇，祈求上天把他从这家庭争吵中解救出来。
格雷厄姆点了一杯威士忌。
“威士忌？”何塞一下子直起身，吹起了口哨，表示很吃惊，“英国人要喝威士忌！”他大声说道，然后噘起嘴唇，拧着眉，一副天生的贵族白痴相，加上一句，“请来点威士忌，老伙计！”说完环顾四周，咧嘴笑笑，等待着大家的喝彩。
“他心目中的英国人就是这个样子。”乔塞特急忙解释说，“他这样子真愚蠢。”
“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格雷厄姆说，“他从没去过英国。很多从没去过西班牙的人以为所有的西班牙人满身大蒜味。”
马蒂斯咯咯地笑了起来。
何塞的屁股一下子离开了椅子，但整个身体还没有站起来：“你想侮辱我吗？”他问。
“不。我只是想说，人们总有这样那样的误解。你身上就没有一丁点儿大蒜味。”
何塞的屁股又坐到了椅子上。“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他没好气地说，“要是我以为……”
“啊！别说了！”乔塞特立刻插了一句，“你别丢人现眼了。”
这时，库维特利先生走了进来，正好给他们解了围，让格雷厄姆松了一口气。库维特利先生满脸笑容地看着大家。
“我想，”他对格雷厄姆说，“我想请你与我一起喝一杯。”
“谢谢你，但我已经点了一杯。你与我一起喝？”
“太好了。我要一杯苦艾酒。”他坐了下来，“你看到船上的那位新乘客了吗？”
“看到了，马蒂斯先生指给我看了。”服务员端来了威士忌，格雷厄姆转头看着服务员，为库维特利点了苦艾酒。
“是个希腊人。叫马弗罗多波洛斯。做生意的。”
“他做什么生意？”格雷厄姆发现自己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着实让自己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
“我才不管他做什么生意呢。”乔塞特说，“我刚才也看见他了。哼！”
“他怎么啦？”
“乔塞特只喜欢看外表干净、淳朴的男人。”何塞毒狠狠地说，“这个希腊人外表脏兮兮的。或许身上还有怪味，用的是廉价香水。”他向空中抛了个飞吻，“nuitdepetitsgars!numérosioxante-neuf!cinqfrancslabouteille.”（法语，意为：小男孩之夜！69号！每瓶五法郎。）
马蒂斯夫人的脸色一下子僵住了。
“你真叫人恶心，何塞。”乔塞特说，“再说，你自己的香水也只有五十法郎一瓶。也是脏兮兮的。再也不要说那种话了。你会冒犯这位夫人的，她听不惯你的笑话。”
马蒂斯夫人已经生气了。“太可耻了，”她气呼呼地说，“有女人在场，竟然还说这样的话。就是光有男人，这样说话也是不礼貌的。”
“哦，是的！”马蒂斯说，“我和我妻子并不是伪君子，但是有些话还是不说的好。”他一脸的欣喜，好像为自己竟也有站在妻子这一边的时候而感到高兴。他妻子则露出一种让人同情的惊讶之色。这对法国夫妇要把这个机会用到极致。
马蒂斯夫人说：“加林多先生应该道歉。”
“我要求，”马蒂斯说，“你必须向我妻子道歉。”
何塞盯着这对法国夫妇，又愤怒又吃惊：“道歉？为什么？”
“他会道歉的。”乔塞特说。她转向他，说起了西班牙语：“赶紧道歉，你这个肮脏的傻瓜。你想惹麻烦吗？你没看见他在向自己的女人炫耀吗？他会把你撕成碎片的。”
何塞耸耸肩。“很好。”他傲慢无礼地看着马蒂斯夫妇，“我道歉。为什么道歉？我不知道，但我道歉。”
“我的妻子接受这个道歉。”马蒂斯语气强硬地说，“这个道歉不够真诚，但是她接受了。”
“船上一个大副说，”库维特利不失时机地说，“我们不能看到墨西拿了，因为天就要黑了。”
其实，库维特利根本没有必要引出这个笨拙的话题，因为这个时候巴纳特散步结束了，正巧从甲板走进了酒吧的门。
他站在门口看了大家一眼。他敞开着雨衣，手里拿着帽子，就像一个人为了躲雨，无意闯进了一家画室。他那苍白的脸因为睡眠不足而显得憔悴，深陷的小眼睛下面有深深的眼袋，丰满的嘴唇微微扭曲着，好像头痛病发作了似的。
格雷厄姆脑壳底部的脉搏剧烈地跳动起来，让他感到很不舒服。这就是杀手。一只手拿着帽子，就是这只手，那个晚上举枪向他连开三枪，打伤了他的右手。现在这只手正伸出去拿起了一杯威士忌酒。就是这个家伙，为了区区五千法郎就会去杀人。
格雷厄姆感到自己脸上的血都流走了。他向这个人只匆匆瞥了一眼，就把这家伙的整个形象刻在自己的脑海里了。满是灰尘的黄褐色鞋子，崭新的领带，脏兮兮的软衣领，还有那张皱巴巴的脸，疲惫不堪，显着蠢样。格雷厄姆喝了一口威士忌，看见库维特利先生正对新来的这个人微笑。其他人则毫无表情地看着。
巴纳特慢吞吞地向吧台走去。
“bonsoir,monsieur.”（法语，意为：晚上好，先生。）库维特利说。
“bonsoir.”巴纳特的这一声咕哝，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他不想接受他不想要的东西似的。他走到吧台前，低声对服务员说了些什么。
巴纳特从马蒂斯夫人的身边经过，格雷厄姆看见她皱起了眉头。接着，格雷厄姆闻到了一种气味。是玫瑰油，气味相当浓烈。他想起了哈基上校曾问过他，在受到枪击之后，他是否留意过阿德勒宫酒店的房间里有没有香水味。答案就在这里。巴纳特身上散发着刺鼻的香水味。只要他碰过的东西，就会留下那种气味。
“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吗，先生？”库维特利先生问。
那人看了库维特利先生一眼：“不，去热那亚。”
“那是座美丽的城市。”
巴纳特并不应答。他转过身，看着服务员给他倒好的那杯酒。这一过程中，他始终没有看格雷厄姆一眼。
“你的脸色不太好。”乔塞特关切地说，“你说你只是太累了，但我觉得你没有说实话。”
“你累了吗？”库维特利用法语问道，“啊，都怪我。为了看那么多古迹，走了那么多路。”他似乎不再理巴纳特了，觉得理他也是吃力不讨好。
“噢，我喜欢走路。”
“是通风的问题。”马蒂斯夫人又固执地重复了一遍。
“空气，”她的丈夫承认，“是有点闷。”他说这话的时候有意不让何塞听到，“可是，花这么点钱，你还想得到什么？”
“这么点钱！”何塞大声喊道，“已经不少了。我看是够贵的了。我不是百万富翁。”
马蒂斯生了气，涨红了脸：“从伊斯坦布尔到热那亚，还有更昂贵的交通方式。”
“做任何事情，总有一种更昂贵的方式。”何塞反驳道。
乔塞特急忙说：“我丈夫说话总是很夸张。”
“如今，旅行的费用是很高的。”库维特利说。
“但是……”
毫无意义、愚蠢不堪的争论漫无边际地继续着，何塞与马蒂斯夫妇势不两立。格雷厄姆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知道巴纳特迟早会正眼看他的，而他也想看巴纳特的眼神。他并不是想从那眼神里了解什么新的秘密——但他就是想看巴纳特的眼神是什么样的。他正眼看着马蒂斯，而眼角的余光却注意着巴纳特。巴纳特拿起白兰地酒杯，送到嘴边，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的后背斜靠在椅背上。
“……但是，”马蒂斯说，“看看你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吧。上了火车，你有一个小卧铺，但要与别人共用一个车厢。你可以睡个觉——也许吧。到了贝尔格莱德，你得等从布加勒斯特开过来的火车，到了特里亚斯特，你又得等从布达佩斯来的火车。半夜三更人家来检查你的护照，白天的饭菜难以下咽。噪音、灰尘、煤烟。我无法想象……”
格雷厄姆喝光了杯中的酒。巴纳特正暗中打量着他，就像一个绞刑师在打量一个明天早上要绞死的人。巴纳特在心里估摸着格雷厄姆的体重，研究着他的脖子，计算着他身体落下的位置。
“这年头，旅行的费用是很高的。”库维特利又说了一遍。
这时，晚餐的锣敲响了。巴纳特放下酒杯，走出酒吧。马蒂斯紧随其后。格雷厄姆看见乔塞特正好奇地看着他。他站了起来。厨房飘来了饭菜的香味。意大利女人和她的儿子走了进来，在桌旁坐下。一想到吃饭，格雷厄姆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你确定自己已经好点了？”在往餐桌走的时候，乔塞特问格雷厄姆，“你的脸色可不好。”
“没事。”他绝望地向四处看看，竭力寻着找可说的话，脑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马蒂斯夫人说得对。这里的通风不好。吃过晚饭我们到甲板上散散步吧。”
她把眉毛一扬：“啊，我知道你不可能舒服的！你这样说只是出于礼貌。不过好吧，我愿意跟你去散步。”
他傻傻地笑了一下，走到自己的桌旁，与意大利母子互致含蓄的问候。他坐了下来，这才注意到他们旁边另外加了一把椅子。
他的第一个冲动是赶紧起身离开。巴纳特上了船，这已经够糟的了。他现在还得与这家伙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这是难以忍受的。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行为是否正常。他必须坐在原地。他必须把巴纳特想象成希腊商人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必须假装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他必须……
哈勒走了过来，在格雷厄姆身边坐下：“晚上好，格雷厄姆先生。你今天下午在雅典过得开心吗？”
“是的，很开心。库维特利先生也很满意。”
“啊，是的，他当然满意。你在做他的导游。你一定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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