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什么？”

“他让我去打桥牌。”她脸上的某种表情让他的心怦怦乱跳，像一把杵锤剧烈地上下捣鼓着。“你拿到了？”他赶紧问。

她摇摇头：“箱子是锁着的。钥匙在他手里。”

他感到自己浑身在冒汗。他直盯着她，脑子里竭力寻找着想说的话。

“你为什么那样盯着我？”她气呼呼地嚷道，“他的箱子上了锁，我也没有办法。”

“是的，你没有办法。”他现在明白了，她并不是真的想去拿那把左轮手枪。不能怪她。他不能指望她为他去偷东西。他对她提的要求过分了。但他只能指望何塞的那把左轮手枪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他现在该怎么办呢？

她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你生我的气了？”

他摇摇头：“我为什么要生气？我本来就应该把我自己的那把左轮手枪放在口袋里的。现在我只能靠你去拿到那把枪了。是我自己的错。我对你说过了，我还不习惯随身带着枪。”

她笑了：“啊，你不用担心；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个人没有带枪。”

“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他也上楼去，走在我的前面。他的衣服很紧很皱巴。如果他带着左轮手枪，我就能在他的衣袋里看到枪的形状了。”

“你确定吗？”

“当然。不然我不会告诉你……”

“但是，一把很小的手枪……”他不再说下去。一把口径九毫米的自动手枪不是一把小手枪。它的重量有两磅，体积也很大。如果能放在客舱里，谁也不会把它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如果……”

她一直看着他的脸：“怎么了？”

“他把枪留在客舱里了。”他慢慢地说。

她盯着他的眼睛：“我可以让他长时间不回他的客舱。”

“怎么做？”

“何塞能做到。”

“何塞？”

“冷静。我不会对何塞说起你的任何事情。今天晚上我让何塞与他一起玩牌。”

“巴纳特喜欢玩牌。他是个赌徒。何塞会请他玩吗？”

“我要告诉何塞，我看见这家伙打开了钱包，里面有很多钱。何塞会请那家伙玩牌的。你不了解何塞这个人。”

“你确定你能做到吗？”

她捏了捏他的胳膊：“当然能。我不想让你忧心。如果你拿了他的枪，那你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呃？”

“是的，那我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他说——说出这话，几乎让自己都吃了一惊。这事看起来似乎如此简单。为什么他之前就没有想到呢？啊，他原来并不知道那家伙没有随身带枪。把那人的枪拿走，他就无法开枪了。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他无法开枪，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好的策略在本质上都是简单的。

他转头看着她：“你什么时候能办成这件事？”

“今晚是最好的时机。何塞不太喜欢在下午玩牌。”

“今晚最早什么时候？”

“你可要有点耐心。吃完晚饭过一段时间。”她迟疑了一下，“今天下午最好别让人看见我们在一起。你不想让那个家伙怀疑我们是朋友吧。”

“今天下午我要和库维特利、马蒂斯夫妇一起打桥牌。我怎么才能知道你办妥了呢？”

“我会想办法让你知道的。”她斜靠在他身上，“你确定你没有生我的气？我没有拿到何塞的左轮手枪。”

“当然没有。”

“周围没有人。吻我。”

“银行！”马蒂斯说，“除了放高利贷，还能干什么？银行家就是放债人，高利贷者。因为他们借出的是别人的钱，或者是不存在的钱，因此他们得到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但他们依然是高利贷者。曾几何时，放高利贷还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令人憎恶的行为，放贷者就是一个罪犯，是要坐牢的。今天，高利贷者却成了这个世界的神，而贫穷则成了唯一不可饶恕的罪恶。”

“天下有那么多穷人。”库维特利先生深刻地说，“太可怕了！”

马蒂斯不耐烦地耸耸肩：“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穷人。你大可放心。当兵将成为一件好事。至少士兵能得到食物。”

“他总是，”马蒂斯夫人说，“胡说八道。总是，总是。等我们回到法国，情况就会不一样了。他的朋友们不会这么有礼貌地听他说话了。银行！他对银行业了解多少？”

“哈！这正是银行家喜欢的。银行业是个谜！普通人很难理解。”他充满讥讽地大笑起来。

“如果你把二加二算成了五，那你身上一定有很多的谜。”他咄咄逼人地转向格雷厄姆，“国际银行家才是真正的战争罪犯。别人在杀人，而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室，不慌不忙赚大钱。”

“我想，”格雷厄姆说——他觉得自己应该说几句了，“我唯一认识的国际银行家是一位很受事务困扰的、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的人。他一点也不能冷静。相反，他总是痛苦地抱怨这抱怨那。”

“正是这样。”马蒂斯得意地说，“这就是制度！我可以告诉你……”

他继续对他们说着什么。格雷厄姆拿起了他的第四杯苏打威士忌。这个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与马蒂斯和库维特利一起打桥牌，现在他有点厌烦他们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只看到乔塞特一次。她在牌桌旁站住，向他点点头。他把她的点头理解为：何塞听到巴纳特口袋里有钱就很兴奋，今天晚上去巴纳特的客舱一定会很安全的。

这个计划时而让他高兴，时而又让他害怕。一时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他走进巴纳特的客舱，拿好手枪，回到自己的客舱，把手枪从舷窗扔到大海里，于是就卸掉了肩上那副沉重的担子，轻轻松松回到酒吧。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刻，疑虑又悄悄潜入他的心头。太简单了。巴纳特也许是个疯子，但他绝不是傻瓜。像巴纳特那样靠这种手段谋生、还能活得自由自在的人，是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假设他猜出了他的受害者脑子里的想法，牌玩到一半他突然走开，去他的客舱！假设他贿赂了服务员，让服务员来监视他的舱房，说客舱里有贵重物品！假设……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他只好被动等死，坐等巴纳特选择时机来杀他吗？哈基上校说过，一个被盯上梢的人只好想办法保护自己，但是他用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巴纳特这样的敌人来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是的，就是进攻！任何方法都比坐等强。这个计划很可能会成功。真正能成功的计划就是简单的进攻。像巴纳特这样自负的人是不会想到有两个人在与他玩偷枪的游戏，也不会想到那孤苦无助的兔子会反咬一口。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错了。

乔塞特和何塞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巴纳特。何塞显得笑容可掬。

“……只需要，”马蒂斯正总结道，“说一个词——布里埃！说了这个词，你就等于说了全部。”

格雷厄姆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说得对。你们想再来一杯吗？”

马蒂斯夫妇看上去好像吃了一惊，断然拒绝了。但库维特利先生高兴地点点头。

“谢谢你，格雷厄姆先生。我想再来一杯。”

马蒂斯皱着眉头，站了起来：“我们该准备吃晚饭了。失陪了。”

马蒂斯夫妇走了。库维特利先生把椅子挪过来一些。

“他们走得太突然了。”格雷厄姆说，“他们怎么了？”

“我想，”库维特利先生小心地说，“他们以为你在拿他们开玩笑。”

“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库维特利先生往边上看了看：“在五分钟之内你说了三次请他们喝酒。你请了一次。他们说不。你又请了一次。他们又说不。你第三次又请。他们不懂英国人的热情好客。”

“我明白了。我想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必须向他们道歉。”

“哪儿的话！”库维特利先生一时激动起来，“用不着为热情好客道歉。但是，”他迟疑了一下，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差不多该吃晚饭了。你这么客气地请我喝酒，这杯酒能留到以后再请我喝吗？”

“当然可以。”

“失陪了。”

“请便。”

库维特利走了，格雷厄姆站起身来。是的，他肚子空空的，刚刚多喝了一杯。他来到甲板上。

天上星光灿烂，飘着烟雾般的薄云。远处是意大利海岸的灯光。他站了一会儿，刺骨寒风打痛了他的脸。再过一两分钟，晚餐的锣声就会响起。他害怕这即将到来的晚餐，就像病人害怕手拿探头的外科医生。他只好像吃午饭时那样坐在那里，听哈勒的独白，听贝罗纳里母子痛苦地窃窃私语，把食物硬塞进嘴里，吞到不情愿的胃里，同时要时刻清醒地注意对面的那个家伙——时刻不能忘记他为什么坐在那里，他是来干什么的。

他转过身，靠到一根支柱上。他背对着甲板，不由得不停地回过头去看看身后，以确定现在是否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身后甲板上没有人，他觉得更放松了。

透过酒吧的一扇舷窗，他看见巴纳特与乔塞特和何塞在一起。他们坐在那里，活像荷加斯画里的人物：何塞紧抿着嘴，全神贯注；乔塞特微笑着；巴纳特嘴唇微微噘着，好像在说着什么。里面满是香烟的烟雾，显得灰蒙蒙的，没有遮光罩的灯发出刺眼的光，把他们的脸照得平淡无奇。他们周围脏兮兮的，就像从酒吧里拍的一张闪光灯照片里看到的情景一样。

一个人在甲板的尽头转过弯，向他走来。等那人走到光亮处，格雷厄姆认出是哈勒。老人停住了脚步。

“晚上好，格雷厄姆先生。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海上的空气。而我呢，你也看到了，围上一条围巾、穿上一件外套才敢出来。”

“里面太闷了。”

“是的。今天下午我看见你很起劲地打桥牌来着。”

“你不喜欢桥牌？”

“人的兴趣是会变的。”他盯着远处的灯光。“从船上看陆地，从陆地上看船，这两样东西我以前都喜欢看。现在都不喜欢了。一个男人到了我这个年纪，我想，他就会下意识地痛恨除了呼吸肌运动以外的所有运动，而没有呼吸肌的运动，他就不能活。运动就是变化，对老人来说，变化意味着死亡。”

“那不朽的灵魂呢？”

哈勒用力嗅了嗅：“即使是我们通常认为不朽的东西，迟早也会死的。总有一天，提香的最后一幅画，贝多芬最后的四重奏，都将不复存在。如果保存得当，画布和记录下的音符可能会留存下来，但作品本身会在能理解它们的最后一只眼睛和最后一只耳朵消亡时死去。至于不灭的灵魂，那是永恒的真理，永恒的真理会随着追随它的人的死去而死去。托勒密体系的永恒真理对于中世纪的神学家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开普勒的永恒真理对于宗教改革派的神学家是必不可少的，达尔文的永恒真理对于19世纪的唯物主义者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口中的永恒真理就是驱鬼的祷告——那些鬼魂，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斯宾格勒所说的‘黑暗的神’伤害的原始人的鬼魂。”这时，酒吧的门开了。哈勒突然将头转向了门口。

乔塞特站在门口，心神不定地看看格雷厄姆，又看看哈勒。这时，晚餐的锣敲响了。

“对不起，”哈勒说，“在晚餐前我得去看看我的妻子。她还是不太舒服。”

“当然应该去看。”格雷厄姆急忙说。

哈勒走了。乔塞特走到格雷厄姆跟前。

“那个老头，他想干什么？”她低声问。

“他在谈论生死。”

“哎！我不喜欢他。看见他我要发抖。我不能在这里多待，我过来只想对你说一句话，一切正常。”

“他们什么时候玩牌？”

“吃过晚饭之后。”她捏了捏他的胳膊，“他太可怕了。我不会为任何人做这件事的，除了为你，亲爱的。”

“你知道我很感激你，乔塞特。我会补偿你的。”

“啊，傻瓜！”她深情地对他笑笑，“你不要老这么严肃。”

他迟疑了一下：“你确定能让他一直玩牌吗？”

“你不用担心。我会让他玩下去的。等你去了他的客舱，回到酒吧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已经做完了。就这么约定，亲爱的？”

“好，就这么约定。”

九点多了。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格雷厄姆一直坐在酒吧门口附近，假装在看书。

现在，他的目光第一百次落到他对面的酒吧的那个角落，巴纳特正与乔塞特和何塞说着话。格雷厄姆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何塞手里拿着一副纸牌。他笑着听巴纳特说话。接着，他们在牌桌旁坐下。乔塞特从里面往外看。

格雷厄姆等了一会儿。然后，看他们开始切牌了，他慢慢地站起来，往楼梯走去。

他在楼梯转弯的平台上站了一会儿，为自己鼓鼓气。那个时刻就要来临，他感觉好多了。两分钟——最多三分钟——事情就会结束。他马上就能拿到枪，马上就会安全了。他只需保持冷静就行了。

他走下楼梯。九号客舱在走廊的中段位置，过了他自己的客舱再往前走就是。他走到那两个立着的大手掌时，周围没有一个人。他继续往前走。

他知道，要绝对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径直走到九号客舱，打开门，毫不迟疑地走进去。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如果被服务员或别的什么人看见，他可以对他们说，他以为九号是一间空舱，他只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其他的客舱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人出现。他走到九号客舱门口，停了一秒钟，然后就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他很快关上门，挂上门闩。如果服务员有事想进来，他一定会以为巴纳特在里面，因为门被锁上了。

格雷厄姆向四周看了看。舷窗关上了，里面弥漫着玫瑰油的气味。这间客舱有两张铺位，看起来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让人觉得奇怪。除了香水气味，只有两样东西表明这客舱有人住：门后挂着一件带软帽的灰色雨衣，下铺底下有一只破旧的手提箱。

他的两只手在雨衣上摸了一下。雨衣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他于是把注意力转向了手提箱。

手提箱没有上锁。他把手提箱拉出来，打开盖子。

里面塞满了脏兮兮的衬衫和内衣。另外，还有几块颜色鲜艳的丝绸手帕，一双没有鞋带的黑色鞋子，一瓶香水和一小罐药膏。没有手枪。

他合上箱子，把它推回到铺位底下。打开了洗涤柜和衣橱合在一起的那个柜子。衣柜部分只有一双脏袜子。放着刷牙杯的那个架子上还放着一块灰色毛巾、一把安全剃刀、一块肥皂和一瓶带磨砂玻璃塞的香水。

他开始担心起来。他一直确信手枪就在客舱里。如果乔塞特的话是真的，那手枪一定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他寻找着其他可能藏枪的地方。他掀开床垫，两只手在床垫底下的弹簧上摸来摸去。

什么都没有。在洗涤柜底下有一个垃圾柜，这里也没什么枪。他看了一眼手表，他已经待了四分钟了。他绝望地看着四周。一定在这客舱里。可是他到处都找过了。慌乱之中，他重新打开了箱子。

两分钟后，他慢慢挺直了后背。他现在知道手枪不在客舱，简单的计划就是太简单，结果一无所获。他无助地站了一两秒钟，想把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只得离开客舱的时刻延后。这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他心里一震，不得不立刻采取行动。

脚步声停了下来。接着传来了水桶放到地上的哐当声。过了一会儿，脚步声渐渐远去。他轻轻地打开插销，推开舱门。走廊里空无一人。一秒钟后，他就往回走了。

走到楼梯脚下，他才开始思考。他迟疑了一下。他对乔塞特说过，他要回酒吧去的。但这意味着也要见到巴纳特。他必须先镇定一下自己的神经。他转身走到他自己的客舱门口。

他打开舱门，刚迈进一只脚，就一下子僵在那里了。

一个人跷着二郎腿坐在他的铺位上，膝盖上还放着一本书。此人是哈勒。

哈勒戴着一副牛角框的老花镜。他用一只手故意慢吞吞地摘下眼镜，抬起头来。“我一直在等你，格雷厄姆先生。”哈勒高兴地说。

格雷厄姆终于能说话了。“我没有……”他说。

哈勒的另一只手从书底下抽出来。这只手握着一把很大的自动手枪。

哈勒把枪举得高高的。“我想，”他说，“你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

荷加斯（willamhogarth，1697—1764）：英国著名画家，版画家，欧洲连环画先驱，被称为“英国绘画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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