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到爱琴海。晴日的阳光让紫色的海面变得很是耀眼，靛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粉色的小云。一阵大风吹来，打破了紫水晶般的平静海面，翻滚起白色的波浪。“塞斯特里·莱万特”号的船首插入海里，挑起了片片浪花，浪花随着大风打到井甲板上，恰似冰雹袭来。服务员告诉格雷厄姆，现在已经看得见马克罗尼西岛了。格雷厄姆走到甲板上，看见了那座岛：一条金色的细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他们的眼前延展开来，就像环礁湖入口处的一条沙带。

甲板的那一边还有两个人。是哈勒，他的胳膊挽着一个面容枯槁的小个子女人，头发灰白而稀疏，显然是他的夫人。他们抓着栏杆稳住身体。哈勒迎着风抬着头，好像要从风中汲取什么力量似的。他摘下了帽子，让满头的白发在风中飘动。

他们显然没有看见格雷厄姆。他于是向救生艇甲板走去。救生艇甲板的风更大。库维特利先生和法国夫妇正站在栏杆旁，手里抓着帽子，看海鸥追逐着这艘船。库维特利先生一眼就看见了格雷厄姆，向格雷厄姆挥了挥手。格雷厄姆向他们走去。

“早上好。夫人。先生。”

法国夫妇也向他打招呼，但似乎颇有戒心。库维特利先生倒是很热情。

“早上的天真不错，是吗？晚上睡得好吗？我非常期待今天下午的出门。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下马蒂斯先生和马蒂斯夫人，格雷厄姆先生。”

他们握了手。马蒂斯五十岁上下，脸部特征非常鲜明：尖瘦的下巴和从不见舒展的皱眉。但他一旦笑起来，笑容却很好看，眼睛炯炯有神的。皱眉标志着他对妻子的支配地位。他妻子的屁股没什么肉，脸上总是挂着这样一副表情：无论多么难受，她也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她说话的声音也给人这样的感觉。

“马蒂斯先生，”库维特利先生说，他说法语比说英语自信得多，“来自埃斯克舍希尔，他一直在那里的法国铁路公司上班。”

“那里的气候对肺不利。”马蒂斯说，“你了解埃斯克舍希尔吗，格雷厄姆先生？”

“我只在那里待过几分钟。”

“对我来说几分钟也就足够了。”马蒂斯夫人说，“我们在那里待了三年。从我们到那里的第一天起，那日子就没有好过。”

“土耳其人是一个伟大民族。”她的丈夫说，“他们很坚强，有忍耐力。但是能回法国，我们感到很高兴。你是从伦敦来的吗，先生？”

“不是，是英格兰北部。我到土耳其出了几个星期的差。”

“这么多年过去了，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他们说，在晚上，法国的城镇比以前更黑了。”

“法国和英国的城镇都黑得不像话。要是你晚上不用出门，待在家里还是不错的。”

“都是战争的缘故。”马蒂斯说，一语中的。

“都是肮脏的德国佬的缘故。”他的妻子说。

“战争，”库维特利先生摸着没刮过胡子的下巴，插嘴说，“是一个可怕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盟军国必须打胜。”

“德国佬很强大。”马蒂斯说，“盟军必须打胜，说说很容易，但是他们要去打。我们知道我们要与谁去打，在哪里打吗？东方，西方，两头都有战场。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要是知道了，战争就结束了。”

“这样的问题不是该我们问的。”他的妻子说。

他的嘴唇歪斜了，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多年的痛苦。

“你说得对。那不是该我们问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唯一能给我们答案的人是银行家，是身居高位的政客，是在那些为战争生产物资的大工厂里占有股份的人。他们不会给我们答案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法国和英国的士兵知道了这些答案，就不会有心思打仗了。”

他的妻子脸红了。“你疯了！法国士兵自然会保卫我们的，他们会去打肮脏的德国佬的。“她瞥了格雷厄姆一眼，“说法国不会去打敌人，是不对的。我们不是胆小鬼。”

“说得对，而且我们也不是傻瓜。”他很快转向格雷厄姆，“你听说过布里埃这个地方吗，先生？法国90%的铁矿石产自布里埃地区的矿山。1914年，这些矿山被德国人占领，他们在那里开采以获取所需的铁矿石。他们死命开采。从那时起，德国人就承认，如果没有他们在布里埃开采到的铁矿石，他们早在1917年就要完蛋。是的，他们死命在布里埃地区采矿。我那时在凡尔登，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情况。一夜又一夜，我们看到几公里外布里埃的高炉里火光冲天，耀眼夺目；高炉炼铁，为德国人提供制造武器的材料。我们的大炮和轰炸机可以在一个星期内把那些高炉炸成碎片。但是我们的大炮一弹不发；一个飞行员在布里埃地区投下一枚炸弹，却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为什么？”他提高了嗓门，“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先生。有人下了命令，不许碰布里埃。谁下的命令？没有人知道。命令来自高层。陆军部说是将军们下的命令。将军们说是战争部下的命令。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弄清了事情的真相。那些命令是布里埃的矿山和高炉的老板，‘锻造委员会’的温德尔先生下达的。我们为了自己活命而战斗，但是我们的生命不如温德尔先生的产业值钱，他要靠这些产业赚取丰厚的利润。是的，让那些拼命作战的人知道得太多，是不合时宜的。说话，可以！真相，不行！”

他的妻子在那里暗笑：“他总是这样。别人一提起战争，他就开始谈论布里埃——那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

“为什么不说？”他问道，“事情没有改变多少。因为我们总是在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就意味着，类似的事情现在不见得不再发生。每当我想起战争，我就想起布里埃和那高炉里耀眼的冲天火光，于是就提醒自己，我虽是一个平民百姓，但也不应该别人告诉你什么，就相信什么。我看到法国的报纸老开天窗，这说明审查人员很忙。我还是从这些报纸上读到了一些东西。报纸上说，法国与英国一道，为了民主和自由，正与希特勒和纳粹作战。”

“你不相信吗？”格雷厄姆问。

“我相信法国人与英国人一道在跟希特勒打仗。但是情况还不是那样吗？我想起了布里埃，心有疑虑。这些报纸以前告诉我，德国人没有在布里埃的矿里采矿，一切都好好的。我是上次战争的伤病员。我不能参加这次战争了。但我还能思考。”

他的妻子又发笑了：“哈！等他重新回到法国，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说起话来像个傻瓜，你们不要理他，先生们。他是一个很好的法国人。他得过‘战争十字勋章’。”

他眨了眨眼睛：“在胸口挂一个小小的银件，为胸内的一片小钢块唱小夜曲，嗯？我认为，这些战争应该由女人来打。女人当起爱国者，比男人更凶猛。”

“你怎么看，库维特利先生？”格雷厄姆说。

“我？啊！”库维特利显得很抱歉，“我是中立的，你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意见。”他摊开双手，“我卖烟草。出口烟草。这就足够了。”

法国人扬起了眉毛：“烟草？是吗？我为很多烟草公司做过大量的运输。你是什么公司？”

“伊斯坦布尔的帕扎尔公司。”

“帕扎尔？”马蒂斯显得有点迷惑不解，“我不认为……”

库维特利先生打断了他的话：“啊！看！希腊！”

他们都抬眼眺望远方。没错，那就是希腊。希腊好像一朵低垂在地平线上的云，就在马克罗尼西的那条金色的海岸线的那一边，轮船开进了奇亚海峡，这条金色的线正缓慢地收缩着。

“美丽的一天！”库维特利无比兴奋地说，“美极了！”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地呼了出来，“我太想去雅典看看了。我们两点钟到比雷埃夫斯。”

“你和夫人准备上岸吗？”格雷厄姆问马蒂斯。

“不，不去了。时间太短。”他竖起衣领，不禁打了个寒战，“这是美丽的一天，我同意，但这天也太冷了。”

“要是你不是这么站着说那么多话，”他的妻子说，“你就会感到暖和些。而且你没戴围巾。”

“好了，好了！”他很不耐烦地说，“我们要下去。不好意思。”

“我也要下去了。”库维特利先生说，“你下去吗，格雷厄姆先生？”

“我还想再待一会儿。”他要与库维特利先生一起进城，到那时会在一起待腻吧。

“那么两点钟见。”

“好的。”

他们走了，他看了看手表，十一点三十分了。他打定主意，要在甲板上绕上十圈之后再下去喝一杯。他慢慢走了起来。他觉得，昨晚休息得不错，现在感觉好多了。首先，他的右手已经不再抽动了，手指可以微微弯曲，不感到疼了。更重要的是，前一天他感觉自己走进了一个噩梦，现在那种感觉已经彻底消失了。他感觉自己恢复了健康，又开心起来了。昨天已成多年前的往事了。当然，这只缠着绷带的手让他想起了昨天，但这伤已不那么严重了。昨天，这伤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的一部分。今天，这只是他手背上的一个小口子，要不了几天就会好的。现在，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马上就要回到工作中去了。至于乔塞特小姐，幸亏他头脑清醒，没有干出傻事来。他真的想吻她，哪怕是吻那么一下——想想这个也太让人心旌摇荡了。不过，这里也有情有可原的地方。他昨晚太累了，头昏昏的，而这个女人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方式又太明显，不可否认，这个女人虽然不修边幅，但实在太迷人了。

当他走完第四圈的时候，他想着的那个人出现在了甲板上。乔塞特身上穿着一件驼毛大衣，而不是那件毛皮大衣，头上戴的是一条绿色的棉布围巾，而不是羊毛围巾，脚上穿着一双带软木“防水台”后跟的运动鞋。她等着他朝她走来。

他向她微微一笑，点点头：“早上好！”

她眉毛一扬：“早上好！你就没有别的什么话要说了？”

他吓了一跳：“那我该说什么？”

“你真让我失望。我想，所有的英国人起那么早，就为了吃一顿丰盛的英式早餐。我十点起床，但到处都找不到你。服务员说你还在客舱里待着。”

“不幸的是，这艘船不供应英式早餐。我只好凑合着点了咖啡，躺在床上喝的。”

她皱起了眉头：“你也不问问我为什么一起床就想见你。”

这种假装的厉声厉色让格雷厄姆感到震惊。他说：“我想你是在开玩笑吧。你为什么找我？”

“啊，那样想就说得过去了。虽然不是很好，但说得过去了。你下午要去雅典？”

“是的。”

“我本想问问，你是否愿意让我跟你一起去。”

“我明白了。我应该……”

“现在用不着问了。”

“真是对不起。”格雷厄姆说，心里很高兴，“我本来是很乐意带你去的。”

她耸了耸肩：“太晚了。库维特利先生，就是那个小个子土耳其人，让我跟他一起去，fautedemieux（法语，意为：退而求其次。），我答应了。我不喜欢他，但他很了解雅典。跟他一起去会很有趣。”

“对，我想是的。”

“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显然是。”

“当然，我也许能说服他……”

“不幸的是，这里有一个麻烦。昨天晚上，库维特利先生问我是否介意他跟我一起去，因为他以前从未去过雅典。”

说出这句话，让他感到很快活，而她一时慌乱起来。突然，她大笑一声。

“你一点儿也没有礼貌。一点儿也没有。你让我说出了那件事，你知道那是谎言。你没有阻止我。你太坏了。”她又笑了一声，“但这个笑话很不错。”

“我真的非常抱歉。”

“你太好了。我本来只想对你表示友好。去不去雅典，我不在乎。”

“我敢肯定，如果你与我们一起去，库维特利先生会很高兴的。当然，我也应该高兴。你对雅典的了解可能比我要多得多。”

她突然眯起了眼睛：“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句话明明白白，他本无别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意在让她安心的微笑，说：“我是说你或许在雅典跳过舞。”

她脸色阴沉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他感到挂在自己嘴唇上的那个愚蠢的微笑正慢慢退去。她慢吞吞地说：“我觉得我现在不像原来那样喜欢你了。我认为你一点儿也不了解我。”

“有可能。我认识你没多久。”

“你以为，因为女人是艺人，”她气呼呼地说，“她就什么地方都去过？”

“不不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你愿意在甲板上散散步吗？”

她没有动：“我开始觉得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

“很抱歉。我还期待着与你一路相伴而行呢。”

“你有库维特利先生做伴。”她恶狠狠地说。

“是的，没错。不幸的是，他没有你那么迷人。”

她冷笑了一声：“噢，你觉得我很迷人？太好了。我很高兴。我很荣幸。”

“我好像得罪了你。”他说，“我道歉。”

她轻快地挥了挥手：“用不着。我想可能是因为你太笨了吧。你想散步。好吧，我们散步吧。”

“好极了。”

他们刚走了三步，她又停了下来，转过脸对着他。“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小个子土耳其人去雅典？”她问，“告诉他你不去了。如果你对我有礼貌，你就会这样做。”

“带你去？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请我，我就跟你一起去。我在这船上都待腻了，再说我喜欢说英语。”

“我想库维特利先生可能会觉得这样做太不礼貌了。”

“如果你喜欢我，你就不会顾忌库维特利先生。”她耸耸肩，“我明白了。无关紧要。我觉得你很无情，没关系。我太无聊了。”

“我很抱歉。”

“是的，你很抱歉。没关系。我还是很无聊。让我们散步吧。”他们没走几步，她又说，“何塞认为你做事很轻率。”

“是吗？为什么这么说？”

“你跟那个德国老头说话了。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间谍？”

他突然大笑起来：“间谍？！真是个绝妙的想法！”

她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为什么是个绝妙的想法？”

“要是你跟他说过话，你就会明白，他不可能是那种人。”

“或许不会。何塞总是怀疑别人。他总是认为别人说起自己来老吹牛，老骗人。”

“说实话，何塞否定别人是对的，我倒要引以为戒。”

“噢，他并不否定别人。他只是对别人感兴趣。他喜欢打听别人的事。他认为我们都是动物。不管别人做了什么，他都不会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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