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话很愚蠢。”

“你不了解何塞。他不像在修道院的人那样去区分善事与恶事，他只看到事。他说一件事对一个人是善事，对另一个人可能是恶事，所以谈论善恶是愚蠢的。”

“但是人们有时做善事，就是因为那是善事。”

“那只是因为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感觉很好——何塞就是这么说的。”

“另外一些人呢？他们不让自己做恶事，因为那是恶事！”

“何塞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做什么事，他是不会去管别人怎么看他的。如果他真的饿了，他就会去偷。如果他真的身处绝境，他就会杀人。如果他心里真的恐惧，他就会变得很残忍。他说，是那些过得舒舒服服的、吃得好好的人发明了善与恶这样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不用担心那些饿着肚子、朝不保夕的人了。一个人做什么，取决于他需要什么。就这么简单。你不是杀人犯。你说杀人是恶的。何塞会说，你与兰德鲁或魏德曼一样，都是杀人犯，只是你命好，你不用去杀人。曾经有人告诉他一句德国谚语：人是穿着天鹅绒衣服的猿猴。他总是喜欢重复这句谚语。”

“你同意何塞的话吗？我指的不是说一个人可能是个潜在的凶手这句话。我指的是为什么人们会成为这样的人。”

“我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我不在乎。对我来说，有些人一直很好，有些人有的时候很好，而有些人一点儿也不好。”她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你有的时候很好。”

“那你觉得自己怎么样？”

她微微一笑：“我？噢，我也是有的时候很好。当别人对我好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小天使。”接着，她又加了一句，“何塞认为他像上帝一样聪明。”

“是的，我看得出他会这么觉得。”

“你不喜欢他。我不奇怪。只有老妇人才喜欢何塞。”

“你喜欢他吗？”

“他是我的搭档。对我们来说，这是生意关系。”

“是的，你以前告诉过我。可是你喜欢他吗？”

“他有时逗我发笑。他会说到关于别人的有趣的事。你记得谢尔盖吗？何塞说谢尔盖会从他妈妈的狗窝里偷稻草。这话太逗我发笑了。”

“当然好笑。你现在想去喝点什么吗？”

她看了看手腕上的一块小小的银表，说她想。

他们下去了。有一个高级船员手里拿着一瓶啤酒，斜靠在吧台上，与服务员说着话。格雷厄姆点酒时，这个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乔塞特。他显然对泡女人很有自信。他与她说话的时候，那双黑眼睛始终盯着她。格雷厄姆听不懂这个意大利人的话，感到很无聊，而那个意大利人没有理他。意大利人不理他，他更高兴。他只顾自己喝酒。直到宣告午餐开始的锣声响起，哈勒走了进来，他才想起自己没有找服务员要求换一张餐桌。

格雷厄姆在哈勒身边坐下。德国人友好地朝他点点头：“我没想到今天又有你做伴。”

“我彻底忘了与服务员谈这件事。如果你……”

“不，请坐。我很荣幸。”

“你妻子怎么样了？”

“好多了，但她还不想上来吃饭。但早上她去散步了。我带她去看了海。薛西斯的庞大舰队就是从这里开向萨拉米斯，结果遭遇惨败的。对波斯人来说，地平线上那块灰色的东西就是泰米斯托克利和马拉松的希腊人的国度。你会认为这是我的德国式的多愁善感，但我必须说，在我看来，这片灰色的土地是韦尼泽洛斯和迈塔克斯的国家，这一事实是最令人遗憾不过的了。我年轻的时候曾在雅典的德国学院工作了好几年。”

“你今天下午上岸去吗？”

“我不想去，雅典只能让我想起那些我已熟知的事情——我老了。你了解这个城市吗？”

“不多。我更了解萨拉米斯。”

“那是他们现在重要的海军基地，不是吗？”

格雷厄姆说了声“是”，说得非常漫不经心。哈勒斜瞥了他一眼，微微一笑：“请原谅。我明白，我这话说得快，有点草率了。”

“我要上岸去买些书和香烟。要我为你带点什么东西回来吗？”

“你真是太好了，不过没有什么要带的。你一个人去吗？”

“隔壁桌的那位土耳其先生库维特利要我带他去转转。他从未去过雅典。”

哈勒扬起了眉毛：“库维特利？噢，他叫那个名字。今天早上我与他说过话。他的德语说得很好，对柏林也略知一二。”

“他还会说英语，法语说得也很好。他好像去过很多地方。”

哈勒哼了一声：“我本以为，一个去过很多地方的土耳其人，应该去过雅典。”

“他是个卖烟草的。而希腊自己种植烟草。”

“是的，当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总是要忘记，大多数走南闯北的人不是为了四处观光，而是为了推销东西。我和他谈了二十分钟。他说话的方式很不一般，说了一大堆，却不知他在说什么。他要么点头同意，要么说一些无可争辩的大实话。”

“我想这与他是一个推销员有关。‘世界是我的顾客，顾客永远是对的。’”

“他对我产生了兴趣。在我看来，他这个人简单得有点假。他的微笑有点太愚蠢，说话的时候有点太闪烁其词。在你和他见面之后的前十分钟里，他会告诉你一些他自己的事，然后就闭嘴不谈了。这很奇怪。一般来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以自我介绍开始，接下去也会这样做的。另外，谁听说过一个简单的土耳其商人？没有。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一心一意要在别人的头脑中对他形成一个特定的印象。他是一个希望被别人低估的人。”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又不会向我们推销烟草。”

“或许，正如你所说的，他把世界看作他的顾客。不过今天下午你会有机会好好了解一下他这个人的。”他微微一笑，“你看，我在猜想，也许毫无道理，你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的。我必须请你原谅。因为工作需要，我不得不走过很多地方，但我是一个糟糕的旅行者。为了打发时间，我学会了玩一种游戏。我喜欢把自己对旅途中碰到的同伴的第一印象与我日后发现的这个人的实际为人进行比较。”

“如果你的第一印象是对的，你就得一分？如果错了，你就失掉一分？”

“没错。实际上我更喜欢失分，而不是得分。这是一个老头子的游戏，你要知道。”

“你对加林多先生的印象如何？”

哈勒皱起了眉头：“我对这位先生的印象绝对错不了，我想。这个人实在不是很有趣。”

“他有一个理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他喜欢引用一句德国谚语，大意是，人是穿着天鹅绒衣服的猿猴。”

“我不觉得奇怪。”他冷笑一声答道，“每个人都必须用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你不觉得你这话有点过于严苛了吗？”

“也许。我很遗憾地说，我认为加林多先生是个很没有教养的人。”

格雷厄姆正要应答，一个人进来了，打断了他的话。那个人看上去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来。那对意大利母子跟在他后面。格雷厄姆与哈勒的谈话变得杂乱无章起来，显得过于客套了。

刚过两点，“塞斯特里·莱万特”号就停泊在了比雷埃夫斯港北侧的新码头旁边。格雷厄姆与库维特利先生一道站在甲板上等待着乘客舷梯放下去。格雷厄姆看到乔塞特和何塞从酒吧出来，站到了他身后。何塞满心狐疑地向他们点头，好像害怕他们会向他借钱。乔塞特朝他们微微一笑。这是一个人看到朋友不听忠告而露出的一个宽容的微笑。

库维特利急忙问：“你们要上岸吗，夫人和先生？”

“我们为什么要上岸？”何塞说，“那是浪费时间。”

库维特利并不在意他这么说：“啊！那么说你们了解雅典，你和你的妻子？”

“太了解了。这是一座肮脏的城市。”

“我没去过。我在想，如果你和夫人也去，我们可以一起去。”他露出期待的微笑。

何塞咬紧牙关，翻起了白眼，好像正在遭受折磨似的：“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去。”

“你能提出这个建议，真是太好了。”乔塞特非常有礼貌地插了一句。这时马蒂斯从酒吧走了出来。“啊！”他向他们打招呼，“冒险家们！别忘了我们五点开船。我们可不等你们的。”

舷梯砰的一声放好了，库维特利神情紧张地往下爬。格雷厄姆跟在他后面。他有点后悔，心想要是留在船上就好了。到了舷梯脚下，他转过身，抬起头往船上看——这是一个乘客离开船时都会有的动作。马蒂斯在上面挥手。

“他非常友好，这个马蒂斯先生。”库维特利先生说。

“非常友好。”

在海关小屋外面，停着一辆脏兮兮、老旧的菲亚特敞篷车，车身上打着广告，用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希腊语写着：雅典观光，古迹游览，四个人一小时，五百德拉克马。

格雷厄姆在小车旁停了下来。他想到要爬上电力火车和电车，想到要爬山上雅典卫城，想到要走那么多路，想到徒步观光的疲惫和无聊。不管怎样，只要避免最坏的情况的出现，他认为这几个德拉克马是值得花的，也就相当于三十个先令。

“我想，”他说，“我们坐这辆车吧。”

库维特利先生看上去有点担心：“没有别的办法吗？坐这车是很贵的。”

“没关系。车钱我付。”

“你帮了我很大的忙。车钱必须我付。”

“噢，不管怎么，我本来就要坐小车的。五百德拉克马不算贵。”

库维特利先生睁大了眼睛：“五百？五百是四个人。我们才两个人。”

格雷厄姆笑了：“我不知道司机是否会这么看，我想，他拉两个人的花费，比拉四个人少不到哪儿去。”

库维特利一脸的窘样：“我懂一点希腊语。你让我来问他行吧？”

“当然。去问吧。”

司机一脸凶巴巴的样子，身穿一套比他的身材小了好几码的西装，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棕褐色皮鞋，但没有穿袜子。一看到他们走过来，他便侧身探出头去，把车门打开。他开始大叫起来。“allez!allez!allez!”（法语，意为：来！来！来！）他招呼着他们，“trèsbonmarché.cinquecento,solamente.”（法语与意大利语：很便宜的。只要五百。）

库维特利大步向前走去。他是一个粗壮、肮脏的小个子大卫，正准备与一个穿着满是污渍的蓝色哔叽西装、身材瘦削的歌利亚开战。他开始说话了。

他讲的希腊语很流利；这是毫无疑问的。格雷厄姆看到，听着库维特利嘴里滔滔不绝的话，司机脸上原先惊讶的表情变成了愤怒。他一直在说那辆车不好。他开始指指点点。他指出了车上的每一个缺陷，从行李架上的一小块锈斑，到内饰的一个小裂口，从挡风玻璃上的一条裂缝，到踏脚板上的一块磨损。在他停下来喘气的时候，愤怒的司机抓住了这个反击的机会。他大叫着，用拳头捶着车门以强调自己的观点，并做了一个表示排长队的手势。库维特利不相信他，冷笑一声，又开始攻击他。司机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反击起来。库维特利用短促而尖锐的话语回应他，口气里充满火药味。司机举起双手，虽然痛恨库维特利，但还是败下阵来。

库维特利先生把脸转向格雷厄姆。“现在的价格，”他简明扼要地说，“是三百德拉克马。我认为这还是太贵，但要让他再降价，还得花时间软磨硬泡。如果你觉得……”

“这个价格已经很公道了。”格雷厄姆赶紧说。

库维特利先生耸了耸肩：“也许吧。”他转过身，向司机点了点头，司机突然咧嘴笑了。他们上了这辆出租车。

车子开动了。格雷厄姆问库维特利先生：“你说你以前从来没有到过希腊？”

库维特利绽开了温和的笑容。“我懂一点希腊语。”他说，“我生在伊兹密尔。”

观光开始了。希腊司机车子开得又快又急，开玩笑似的猛地朝缓慢行走的行人冲去，行人不得不乱跑着逃命，而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还往右扭头骂着行人。他们在靠近提塞翁神殿的路边停了一会儿，接着又在雅典卫城停了一会儿，然后下车走了一会儿。在这里，库维特利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他在追寻着帕特农神庙几个世纪的历史，徘徊在这个博物馆周围久久不肯离去，好像他要把今天下午的时间都花在这里了。最后他们回到了车里，围着狄厄尼索斯剧场、哈德良的拱门、宙斯神庙和皇家宫殿匆匆转了一圈。现在已经四点钟了，在这一个多小时里，库维特利先生一直在问问题，反复说着“非常好”和“太好了”。在格雷厄姆的建议下，他们在宪法广场停了下来，换了一些钱，把车钱付给了司机，还对司机说，如果他愿意在广场上等一会儿，晚些时候再开车把他们送回码头，他们可以多付给他五十德拉克马。司机同意了。格雷厄姆买了烟和书，发了电报。等他们回到广场的时候，一支乐队正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演奏。在库维特利先生的建议下，在返回港口之前，他们坐在咖啡店喝了咖啡。

库维特利先生望着广场，流露出遗憾的神情。“这地方太好了。”他边说边叹了口气，“谁不想多待一会儿？我们看了这么多壮丽的遗址！”

格雷厄姆想起了哈勒在午餐时说到库维特利先生总是闪烁其词：“库维特利先生，你最喜欢哪座城市？”

“啊，这很难说。各个城市都有其富丽堂皇之处。我喜欢所有的城市。”他大吸了一口气，“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里，格雷厄姆先生。”

格雷厄姆还是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我也很高兴。对于这些城市，你肯定有所偏好。”

库维特利面有焦虑之色：“这个问题太难了。我非常喜欢伦敦。”

“我更喜欢巴黎。”

“啊，是的。巴黎也很美丽。”

格雷厄姆感到非常困惑，于是小口喝了一点咖啡。接着，他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你觉得加林多先生怎么样，库维特利先生？”

“加林多先生？太难说了。我不认识他。他的举止很奇怪。”

“他的举止，”格雷厄姆说，“太让人不快了。你不同意吗？”

“我不太喜欢加林多先生。”库维特利承认，“但他是西班牙人。”

“这跟西班牙人有什么关系？西班牙人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民族。”

“啊，我没去过西班牙。”他看了看手表，四点一刻了，“也许我们该走了，嗯？今天下午过得真好。”

格雷厄姆点了点头，略有疲惫之感。如果哈勒想要“深究”库维特利先生，让他自己去深究好了。格雷厄姆的看法是，库维特利先生是一个普通的、无趣的人，他说起话来有点假模假式，因为他使用的语言是格雷厄姆所不熟悉的。

库维特利先生坚持要付咖啡钱；库维特利先生还坚持要付回码头的车钱。四点三刻，他们回到了船上。一个小时后，格雷厄姆站在甲板上，看着领航员的船突突地开回到那逐渐变灰的陆地去。那个叫马蒂斯的法国人正靠在离格雷厄姆几英尺远的栏杆上，这时转过身来。

“啊，就是这样！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到热那亚了。今天下午你玩得开心吗，先生？”

“噢，很开心，谢谢你。真是……”

他一直没有把这句话说完，不知道他想对马蒂斯先生说什么。一个男人从几码远的酒吧门口走了出来，站在那里，对着海面上反射过来的落日余晖直眨着眼睛。

“啊，是这样的。”马蒂斯说，“船上又多了一名乘客。你今天下午在岸上的时候他上的船。我想他应该是个希腊人吧。”

格雷厄姆没有应答，也无法应答。他知道，站在酒吧门口，脸上映着金色阳光的那个人不是希腊人。他还知道，那个人穿着的那件深灰色雨衣下面，是一件皱巴巴的棕色西装，两个垫肩鼓鼓的；在那顶高高的软帽下面，是日益稀疏的卷发，卷发下面是一张苍白的、面团似的脸，那张嘴巴忸怩作态，很不自然。他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巴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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