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相对而视，表情茫然。过了一会儿，她朗声笑道：“仁慈的上帝！是你啊，英国人。不好意思，真是太巧了。”

“太巧了，不是吗？”

“你在东方快车上的那个头等车厢呢？”

他微微一笑：“科佩金觉得海上的空气对我有好处。”

“你需要这个好处吗？”她那淡黄色的头发被一条羊毛围巾包着，围巾在下巴下面打着结。她仰着头看着他，那样子就好像她头戴着一顶帽子，帽子遮住了她的眼睛。

“当然需要。”他断定，从整体上看，她现在的样子显然比她在化妆室时要逊色得多。那件皮大衣皱巴巴的很不成形，围巾也不适合她。“说起坐火车，”他继续说道，“那你的二等车厢呢？”

她皱起眉头，微微一笑：“坐船要便宜得多。我说过我要坐火车旅行吗？”

格雷厄姆脸红了。“没有，你当然没有说过。”他意识到自己的态度相当粗鲁，“不管怎么样，我很高兴这么快又见到了你。我一直在想，要是比利时旅馆关门歇业了，我该怎么办。”

她顽皮地看着他：“啊！那样的话，你真的打算给我打电话吗？”

“当然要打。这是我们的约定，不是吗？”

她噘起嘴，不再是一副顽皮的模样：“我认为你没有说真话。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艘船上。”

她慢慢在甲板上走着。他只好跟在她身后。

“你不相信我？”

她煞有介事地耸了耸肩膀：“如果你不愿意，那就不必告诉我。我不是非知道不可。”

格雷厄姆发现这是个非常难缠的女人。他为什么在这艘船上？在她看来，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他说他要坐东方快车的头等车厢，其实是一个谎言，只是为了向她显摆——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是一个穷光蛋。二是，他不知怎么知道了她要坐这班轮船，于是就放弃了奢华的东方快车，目的是追求她——如果是这样，那他可能是个大富翁。他突然冒出一个荒谬的想法：把真相告诉她，让她吓一跳。

“好吧。”他说，“我坐这班轮船，是为了躲避一个追杀我的人。”

她定住了片刻，又平静地说：“我想外面太冷了。我要进去了。”

他十分惊奇，不禁大笑起来。

她立刻转回身，对着他：“你不应该开如此愚蠢的玩笑。”

毫无疑问，她这下真的生气了。他举起那只包扎过的手：“被一颗子弹擦伤了。”

她皱起了眉：“你真坏。你弄伤了手，我很难过，但你不应该拿它开玩笑。这样的玩笑很危险。”

“危险？！”

“你会倒霉，我也会倒霉。开那样的玩笑是很晦气的。”

“噢，我明白了。”他咧嘴一笑，“不过我没那么迷信。”

“那是因为你不懂。我宁愿看到一只乌鸦在天上飞，也不愿听到这样的杀人笑话。如果你要想让我喜欢你，就不该说这种话。”

“我道歉，”格雷厄姆语气温和地说，“事实是，我不小心用剃须刀割伤的。”

“啊，太危险了！在阿尔及尔，何塞亲眼看到一个人被剃须刀割开了喉咙。”

“自杀？”

“不，不是！是他女朋友干的。到处是血。你可以去问何塞，他会告诉你的。太可怕了。”

“是的，太可怕了，可以想象。这么说，何塞与你在一起？”

“那当然，”她斜眼看着他，说，“他是我丈夫。”

她丈夫！这就解释了她为什么对何塞“逆来顺受”。这也解释了哈基上校为什么没有告诉他那个“金发舞女”也在船上。格雷厄姆还记得那一天何塞很快从化妆间退出的情景。毫无疑问，那是一个行业规矩。像骑师夜总会这样的地方，如果客人们知道舞女身边带着丈夫，那么，那个压轴戏就不会那么吸引人了。他说：“科佩金没有跟我说过你结婚了。”

“科佩金是个好人，但他不见得什么都知道。我私下告诉你吧，我与何塞之间有一个约定。我们是工作的搭档，仅此而已。只有当我只顾取乐不顾工作的时候，他才会嫉妒我。”

她说得轻描淡写，好像是在讨论合同的一项条款。

“你这是去巴黎跳舞吗？”

“我不知道，希望如此。但战争来了，很多夜总会都关门了。”

“如果找不到工作，你打算怎么办？”

“你说呢？我就饿肚子。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她微微一下笑，笑容里透着勇气，“饿肚子对身材有好处。”她双手叉腰，看着他，想听他深思熟虑的意见，“你不觉得饿点肚子对身体有好处吗？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容易让人变胖。”她说，“你明白了吗？”

格雷厄姆差点笑出声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巴黎人生活》杂志里的一整幅美人画面，简简单单，无比诱人。“生意人”的梦想终成现实：美丽的金发舞女结婚了，但没有人爱，需要别的男人保护。本来昂贵的东西变得便宜了。

“舞女的生活一定很艰辛。”他干巴巴地说。

“啊，是的！许多人还以为很快活。但愿他们知道实情！”

“是的，但愿。天有点冷了，对吗？我们进去喝一杯吧？”

“太好了。”然后她又极为坦诚地补充了一句，“我们能在一起旅行，我非常高兴。我原来担心这一路会无聊至极。现在好啦，我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了。”

他微微一笑，作为回答。他觉得自己这个微笑可能有些病态。他开始产生一种令自己不安的感觉，觉得自己在她面前显丑。“我们应该走这边，我想。”他说。

酒吧间其实是一个狭窄的空间，长约三十英尺，入口在遮蔽甲板和通往客舱的楼梯的顶端。两边靠墙摆放着几个长靠椅，长靠椅上放着灰色软坐垫。酒吧间的一头放着三张固定在地板上的圆形餐桌。这里显然没有单独的餐厅。其他陈设就是几把椅子、一张牌桌、一张摇摇欲坠的写字台、一台收音机、一架钢琴和一块破旧的地毯了。酒吧间的另一头是一个狭窄的隔间，从腰门进出。腰门边上架着一块长条木板，算是一个柜台。这就是吧台了。吧台里面，一个服务员正在打开香烟箱子。除了他，这个地方没有别人。格雷厄姆和乔塞特坐了下来。

“你想喝点什么，太太？”格雷厄姆不好意思地问。他不知道她姓什么。

她笑了起来：“何塞姓加林多，但我讨厌这个姓。你叫我乔塞特吧。我想要来一杯英吉利威士忌和一支香烟。”

“两杯威士忌。”格雷厄姆对服务员说。

服务员探出头来，对他们皱起了眉头。“viski?e§moltocaro.（意大利语，意为：威士忌吗？很贵的。）”他提醒他们，“很贵的，每杯五里拉。很贵。”

“好吧，贵就贵，我们要两杯。”

服务员在吧台里面叮叮当当地准备起来。

“他很生气。”乔塞特说，“他不习惯有人点威士忌。”点了威士忌，看服务员那么难受，她显然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在酒吧间的灯光下，她的毛皮大衣看上去很老式很廉价，但她却解开了大衣纽扣，整理了一下肩膀，那做派好似那是一件昂贵的貂皮大衣。他的判断没错，他开始为她感到难过。

“你跳舞有多长时间了？”

“十岁就开始跳了。二十年前。你看，”她颇为得意地说，“我没有向你谎报我的年龄。我生在塞尔维亚，但我一般自称匈牙利人，因为这更好听。我的父母很穷。”

“很诚实，毫无疑问。”

她面露困惑的神情：“噢，不，我父亲一点也不诚实。他是个跳舞的，偷了舞蹈团里的人的钱。他们把他关进了监狱。接着，战争来了，母亲带我去了巴黎。有一阵，我们母女得到一个很有钱的人的照顾，我们住在一套很好的公寓里。”她非常留恋地叹了口气。当年的一个贵妇，如今却受穷了，悲叹着昔日的荣耀，“可是，那个有钱人败光了钱，所以我妈妈只好又去跳舞。我们在马德里的时候，妈妈死了，我被人送回了巴黎，送进了一家修道院。修道院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我父亲后来怎么样了。我想他说不定死在战争中了。”

“那何塞呢？”

“我在柏林跳舞的时候认识了他。他不喜欢他原来的那个搭档。那是一个，”她轻描淡写地加了一句，“可怕的婊子。”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

“哦，是的。三年前的事了。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她看着他，眼里充满温情和关切，“你累了。你看起来很累。你的脸也刮破了。”

“我试着用一只手刮胡子来着。”

“你在英国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

“是的，我妻子很喜欢。”

“哦啦啦！你喜欢你的妻子吗？”

“非常喜欢。”

“我想，”她若有所思，说，“我不喜欢去英国。那里又是雨又是雾的。我喜欢巴黎。没有什么比住在巴黎的公寓里更舒服的了。而且也不贵。”

“不贵？”

“一个月只要花一千二百法郎，就能住上一套很好的公寓。罗马就没那么便宜。我在罗马住过一套公寓，很不错的公寓，但一个月要花一千五百里拉。我的未婚夫很有钱。他是卖汽车的。”

“那是在你嫁给何塞之前吧？”

“当然。我们本来就要结婚了，但他与美国的那个妻子离婚的事有了麻烦。他总是说这个问题会解决的，但到最后他还是没有离掉。我很难受。我在那间公寓住了一年。”

“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英语的？”

“是的，但之前我在那家可怕的修道院已经学了一点。”她皱起了眉头，“我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了。对于你，我只知道你有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个妻子，你是个工程师。你只提问题，但什么也没告诉我。我还是不知道你为什么坐上这艘船。你太坏了。”

他没有必要应答她。又有一位乘客走进了酒吧间，朝他们走来，显然是想跟他们认识。那人个子不高，肩膀很宽，不修边幅，脸颊下部很大，秃顶，只有后面有一圈灰色的头发，还满是头皮屑。那人的微笑好像凝住了似的，就像一个口技表演者手里微笑的玩偶：他站在那里，就像在为自己人生的不公辩护着。

船开始微微晃动起来，但看他走过来抓着椅背支撑身体的样子，这船可能遭遇了大风。

“晃得厉害，嗯？”他用英语说道，坐到一把椅子上，“啊！这样好多了，嗯？”他显然饶有兴趣地看了一眼乔塞特，然后转向格雷厄姆，“我听到有人在说英语，所以我一下子感兴趣了。”他说，“你是英国人吗，先生？”

“是的。你呢？”

“土耳其人。我也去伦敦。那里生意好做。我去卖烟草。我叫库维特利，先生。”

“我叫格雷厄姆。这位是加林多太太。”

“太好了。”库维特利先生说。他并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但弯腰鞠了一躬。“我的英语说得不好。”他加了一句，显然没有必要。

“这是一门很难的语言。”乔塞特冷冷地说道。有人打扰了他们，她显然很不高兴。

“我的妻子，”库维特利先生继续说，“不会说英语。所以我没有带她来。她没有去过英国。”

“你去过？”

“是的，先生。去过三次，就为卖烟草。以前我卖得不多，现在卖得很多。打仗了，美国轮船再也不来英国了。英国的轮船忙着从美国运枪支和飞机，没有轮船运烟草，所以英国现在从土耳其购买了大量的烟草。我的老板碰上了好生意。他开了一家叫帕扎尔的公司。”

“这是肯定的。”

“他本来想亲自去英国，但他不会说英语，也不会写。他对英语一无所知。来自英国和别的国家的信函都由我来答复。但他很了解烟草。我们生产最好的烟草。”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皮制香烟盒，“请试一试用帕扎尔公司的烟草制成的香烟。”他把烟盒递给乔塞特。

乔塞特摇摇头。“tes，ekkürederim.”（土耳其语，意为：谢谢你。）

这句土耳其话让格雷厄姆听了很不高兴。这个土耳其男人这么有礼貌，这么努力地说着一门外语，不该贬损他。

“啊！”库维特利先生说，“你会说我们土耳其语。太好了。你在土耳其待了很久？”

“d?rtay.”（土耳其语，意为：很久。）乔塞特说完，把头转向格雷厄姆，“我想抽一支你的香烟。”

这是她故意在侮辱那个土耳其人。但库维特利先生的笑容绽放得更开了。格雷厄姆从库维特利先生的烟盒里取了一支香烟。

“非常感谢。你真是太好了。你要喝一杯吗，库维特利先生？”

“啊，不了，谢谢。我必须在晚饭前把我的客舱安排好。”

“那么以后吧，也许有机会。”

“好的，以后喝。”他咧嘴笑了笑，对他们一一鞠躬，然后直起身，向门口走去。

格雷厄姆点上了烟：“这样无礼，有什么必要吗？为什么要把这个人赶走？”

她皱起了眉头：“土耳其人！我不喜欢土耳其人。他们都是，”——她在汽车推销员常用的词汇表中搜寻着一个绰号——“他们都是该死的匕首。看他的脸皮多厚！他居然没有生气，还一个劲地赔笑。”

“是的，他很有礼貌。”

“我就不懂了。”她气呼呼地嚷道，“在上次战争中，你们英国人和法国人一起对抗土耳其人。在修道院里，他们给我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简直是野蛮的畜生，这些土耳其人。他们在亚美尼亚，在叙利亚，在士麦那，犯下了各种暴行。土耳其人用刺刀杀死婴儿。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你们喜欢上土耳其人了。他们成了你们的盟友，你们从他们那里购买烟草。这就是英国人的虚伪。我是塞尔维亚人。我的记忆力很好，不会忘记过去。”

“你的记忆力能追溯到1912年吗？我想到了塞尔维亚人在土耳其村庄犯下的暴行。大多数军队在某个时候都会犯下所谓的暴行。他们通常称之为报复。”

“或许也包括英国军队？”

“这个你得问问印度人或南非人。每个国家都有疯子。有些国家疯子更多一些。当你给这样的疯子一张杀人许可证时，他们不会总是讲究他们杀人的方式。但是我想，这些疯子的同胞仍然是人。我自己很喜欢土耳其人。”

她显然生他的气了。他怀疑，她对库维特利先生的粗鲁，是故意设计的，为的是想得到他的认可，而她之所以恼火，是因为他的反应不是她期待的那种。“这里空气很闷，”她说，“还有一股烧菜的油烟味。我想到外面走走。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我一起去。”

格雷厄姆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一起向门口走去的时候，他说：“我想我应该打开手提箱好好整理一下。希望能在晚饭时见到你。”

她一下子变了脸色。她变成了一个国际美人，带着宽容的微笑，无限爱恋地哄起得了相思病的男孩：“好吧。等会儿何塞会和我一起来的。我会把你介绍给他。他很想找人打牌。”

“哦，我想起你对我说过他很喜欢打牌。我得想想哪一种牌我最拿手。”

她耸耸肩：“无论如何他都会赢的。我已经警告过你。”

“如果我真的输了，我就会想起你的警告。”

他回到自己的客舱，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服务员在走廊里敲响了宣布晚餐时间开始的锣。他上楼的时候感觉好多了。他换了一件衣服。他早上就开始刮的胡子，现在终于刮完了。他是有点饿了。眼看就要见到其他乘客了，他觉得他会对他们产生兴趣的。

走进酒吧间，他看到他们大多已经坐在那里了。

船上的高级船员显然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吃饭。这里只摆了两张餐桌。一张餐桌上坐着库维特利先生，一对男女——看上去好像是他隔壁客舱的那对法国夫妇——以及乔塞特，坐在乔塞特旁边的是穿着时髦的何塞。格雷厄姆朝他们非常有礼地笑了笑，库维特利大声对他说“晚上好”，乔塞特扬了扬眉毛，何塞冷冷地点了点头，那对法国夫妇则茫然地瞪了他一眼。这张桌子上的气氛有点紧张，他觉得，不曾相识的乘客即使是第一次坐在一起，也不至于这么矜持。服务员把他带到另一张桌子。

已经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那张桌子旁。格雷厄姆在甲板上散步的时候见过这个人。他身材魁梧，肩膀很圆，脸很大，脸色苍白，一头白发，上嘴唇宽大。格雷厄姆在他身边坐下时，他抬起了头。格雷厄姆看到了一对非常突出的淡蓝色的眼睛。

“格雷厄姆？”

“是的。晚上好。”

“我叫哈勒。菲利兹·哈勒博士。我应该说明，我是个德国人，一个善良的德国人，我正在回德国去。”他嗓音低沉，说一口流利的措辞谨慎的英语。

格雷厄姆发现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些人正屏息静气地盯着他们。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里气氛紧张了。

他平静地说：“我是英国人。我想你知道的。”

“是的，我知道。”哈勒低头看他面前的食物，“同盟国的人似乎很多，不幸的是，服务员是个低能儿。那两个法国人刚才被安排在这张桌子。他们反对与敌人一起吃饭，他们侮辱了我，然后到那桌去了。如果你也想这样做，我建议你马上就做。大家都在期待这一幕。”

“我明白了。”格雷厄姆心里暗暗咒骂着服务员。

“另一方面，”哈勒一边掰着面包，一边继续说道，“你也许会觉得这种情况挺滑稽的。我反正有这样的感觉。也许我不那么爱国。毫无疑问，我必须赶在你侮辱我之前，先发制人侮辱你，但是，除了我们之间年纪的差异——这是不公平的差异——之外，我想不出任何有效的方法来侮辱你。一个人想要有效地侮辱另一个人，首先必须彻底了解那个人。那位法国女士骂我‘肮脏的德国佬’。我无动于衷。我今天早上洗过澡，没有什么不良的卫生习惯。”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

“但里面有一个礼节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幸运的是，我必须把这个问题交给你。离开还是留下，由你决定。你坐在这儿不会使我难堪。如果我们心照不宣地把国际政治排除在我们的话题之外，我们甚至能以文明的方式度过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不过，你是后来的，所以这得由你来决定。”

格雷厄姆拿起菜单：“我想有一个惯例，在中立地区的交战双方应尽可能视而不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使中立方感到为难。感谢服务员，我们无法做到相互视而不见。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把这困难的局面弄得不愉快。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下一次餐前重新安排座位。”

哈勒点头表示同意：“很有道理。我必须要说，今晚我很高兴有你做伴。我妻子晕船了，今晚只想待在客舱里。我认为，吃意大利大餐而不交谈是非常单调乏味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格雷厄姆笑了笑，笑得不太自然，同时，他听到隔壁桌子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声。他听到那个法国女人发出一声表示厌恶的叫声。这叫声让他觉得有些负罪感，为此他感到很恼火。

“有人好像，”哈勒说，“不赞成你的做法。这一半是我的错。我很抱歉。也许是因为我老了，所以我发现自己极难将一个人的观点与这个人本身混为一谈。我可以不喜欢甚至痛恨一个观点，但拥有这个想法的人似乎依然是一个人。”

“你在土耳其待了很久吗？”

“就几个星期。我是从波斯去的土耳其。”

“为了石油？”

“不，格雷厄姆先生，我是搞考古的。我在研究古老的前伊斯兰文化。从我发现的那一点小东西来看，大约四千年前，向西迁移到伊朗平原的一些部落吸收了苏美尔文化，并一直将这个苏美尔文化几乎完整地保存到巴比伦陷落之后很久的一个时期。单是阿多尼斯神话的延续形式就让人很受启发。为塔姆兹哭泣，一直是史前各个宗教的一个焦点——对死而复生的上帝的崇拜。塔姆兹、奥西里斯和阿多尼斯实际上是同一个苏美尔神，被三个不同的种族变成了三个神。苏美尔人对这个神的称呼是杜姆兹达。伊朗的一些前伊斯兰部落也是这样叫的！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在他们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变体，我以前都没听说过。请原谅，我可能让你听厌烦了吧。”

“一点也不厌烦，”格雷厄姆很礼貌地说，“你在波斯待了很长时间吗？”

“只待了两年。要不是因为战争，我还会再待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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