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哈勒噘起嘴：“出现了资金问题。但是，即使没有资金问题，我想我也不会再待下去了。我们只能先保命，然后再做研究。欧洲一心想毁灭自己，无暇顾及什么研究之类的事情。一个穷途末路的人只对自己感兴趣，只对时间的流逝感兴趣，只对从他心灵深处召唤出来的有关永生的想法感兴趣。”

“我本以为，如果一个人一心关注着过去……”

“啊，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一个学者，如果一心扑在研究中，是不会听到市场上传来的噪音的。或许吧——如果这是一位神学家、生物学家或古物学家。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在帮助人们寻找历史的逻辑。我们应该把过去视为一面镜子，用它来照见把我们与未来分隔开来的那个角落。不幸的是，我们能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们正在走我们来时的路。人类的知识重新进入了修道院。”

“请原谅，我记得你说过你是个善良的德国人。”

他咯咯地笑开了：“我老了。我可以大把大把地挥洒绝望。”

“可是，要是我是你的话，我想我应该留在波斯，远远地来挥洒它。”

“很不幸，波斯的气候不适合我那样做。那里不是很热就是很冷。特别是我妻子无法忍受。你是军人吗，格雷厄姆先生？”

“不是，我是工程师。”

“差不多是一回事。我有个儿子在军队里。他一直是个军人。我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他十四岁的时候就看不上我了，因为我身上没有决斗留下的伤疤。他也看不上英国人，我想。我们在牛津住过一段时间，我在那里工作过。一座美丽的城市！你住在伦敦吗？”

“不，我住在北方。”

“我也去过曼彻斯特和利兹。但我更喜欢牛津。现在我住在柏林。我认为柏林不比伦敦丑陋。”他瞥了一眼格雷厄姆受伤的手，“你好像出了场事故。”

“是的。幸运的是，用左手吃意大利方形饺照样容易。”

“可以这么说，我想。你要喝点这种酒吗？”

“不了，谢谢。”

“是啊，你很明智。最好的意大利葡萄酒永远不会离开意大利。”他放低了声音，“啊！又来了两位乘客。”

刚过来的这两位乘客看起来像一对母子。女的大约五十岁，显然是意大利人。她的脸凹陷得厉害，脸色苍白，看样子她病得很重。她的儿子，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小伙子，对她照顾得非常周到，这会儿用戒备的目光瞪着格雷厄姆，此时格雷厄姆正站起身为这个女人拉开椅子。这母子俩都穿着黑衣服。

哈勒用意大利语与他们打招呼，男孩简短地回应了他。女人向格雷厄姆和哈勒歪了一下头，并没有说话。很明显，母子俩想独处一会儿。他们看着菜单轻声商量着。格雷厄姆听到隔壁桌子上何塞的说话声。

“战争！”他用厚重、粘连的法语说，“战争使得所有人都不好挣钱。让德国得到它想要的所有领土吧。让它用领土窒息自己。到那时，我们去柏林好好玩玩。打仗是很荒谬的。打仗一点也不像做生意。”

“哈！”那个法国人说，“你，一个西班牙人，说这样的话！哈！非常好。好极了！”

“在打内战的时候，”何塞说，“我没有站在任何一方。我有工作要做，我要赚钱过日子。他们疯了。我没有去西班牙。”

“战争很可怕。”库维特利说。

“要是红军赢了……”法国人说。

“啊，是的！”他的妻子惊叫道，“要是红军赢了……他们是反基督的。他们烧毁教堂，破坏圣像和圣物。”

“战争对生意很不利。”何塞固执地重复道，“我在毕尔巴鄂认识一个人，他的生意做得很大。战争来了，一切都泡了汤。战争是非常愚蠢的。”

“说话的人，”哈勒喃喃地说，“是个傻瓜，不过长着聪明人的舌头。我想去看看我妻子怎么样了。请原谅我好吗？”

格雷厄姆几乎是自顾自地吃完了这顿饭。哈勒去了就没有回来。对面的母子俩低头吃着饭，似乎谈着自己的隐秘悲伤事。格雷厄姆觉得好像自己打扰了他们俩的清静。他一吃完饭，就离开了餐桌，穿上大衣，到甲板上去透透气，过了一会儿才回客舱睡觉。

陆地上的灯光现在已经远去，船顶着海风，急速地向前驶去。他坐升降梯到了救生艇甲板，在通风机的背风处站了一会儿，漫不经心地望着下面，只见井甲板上有一个人提着一盏灯，敲打着固定舱口盖布的楔块。这个人很快就干完了，剩下格雷厄姆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寻思该如何打发这一路的时间。他决定第二天去雅典买几本书。据科佩金的说法，这艘船将在明天下午2点左右在比雷埃夫斯港靠岸，5点钟再拔锚起航。他应该有充裕的时间乘电车去雅典，他想买几包英国香烟，买几本书，给斯蒂芬妮发封电报，然后赶回码头。

他点上一支烟，对自己说，抽完这支烟就回去睡觉。就在他扔掉那根火柴的时候，他看见乔塞特和何塞来到了甲板上，乔塞特也看见了他。来不及避开他们了。他们正向他走来。

“你在这里啊。”她略带责备地说，“这是何塞。”

何塞穿一件紧身黑大衣，戴一顶有卷边的灰软帽。只见他勉强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声“enchanté,monsieur.”（法语，意为：幸会，先生。）一副大忙人的模样，好像这会儿被别人浪费了时间。

“何塞不会说英语。”她解释说。

“他没有理由一定要会。很高兴认识你，加林多先生，”格雷厄姆用西班牙语说道，“我非常喜欢你和你妻子的舞蹈。”

何塞笑了起来，笑声非常粗鲁：“这没什么。那个地方不行。”

“何塞一直很生气，因为可可——就是那个舞蛇的黑女人，你还记得吗？——从谢尔盖那里拿到的钱比我们还多，尽管我们的演出才是压轴戏。”

何塞用西班牙语骂了几句脏话。

“那个黑女人，”乔塞特说，“是谢尔盖的情人。你别笑，真是那样。真是那样，对吗，何塞？”

何塞咂巴着嘴唇弄出了很大的响声。

“何塞这人很粗俗。”乔塞特说，“谢尔盖和可可的事是真的。那事儿很滑稽。有一个关于那条蛇的大笑话。这蛇名叫菲菲，可可非常喜欢菲菲，经常带着菲菲上床睡觉。谢尔盖不知道她有这个习惯，做了她的情人之后才知道。可可说，谢尔盖一看到躺在床上的菲菲，就晕死过去了。她迫使谢尔盖给她的工资翻了倍，这才让菲菲独自睡在篮子里。谢尔盖不是个傻瓜，连何塞都说谢尔盖不是个傻瓜，但可可却把他当作一文不值的人。因为她的脾气很厉害，所以才能这么做。”

“他得拿拳头揍她才行。”何塞说。

“啊！可恶！”她转头看着格雷厄姆，“你！你同意何塞的话吗？”

“我没有接触过舞蛇的人。”

“啊！你不想回答。你们都是畜生，你们这些男人！”

她显然是在拿格雷厄姆寻开心。格雷厄姆开始觉得自己很傻。他对何塞说：“你以前坐过船吗？”

何塞盯着格雷厄姆，满眼的狐疑：“没有。怎么了？你呢？”

“噢，没有。”

何塞点上了一支香烟。“我已经厌倦了这艘船。”他说，“这里太闷，太脏，而且晃得厉害。客舱离厕所也太近了。你打扑克牌吗？”

“打过。打得不太好。”

“我告诉过你！”乔塞特喊道。

“她以为，”何塞说，语气酸溜溜的，“我是靠作弊赢牌的。她怎么想，我才不管。法律没有强迫别人跟我打牌。他们输了，为什么要像被抓住的猪一样尖叫呢？”

“是没有道理。”格雷厄姆非常机智地说。

“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开始打。”何塞说，就像有人指责他拒绝别人的挑战一样。

“如果你不介意，我宁愿等到明天再打。今晚我很累。说实话，如果你不怪我，我现在就想去睡觉。”

“这么早就睡！”乔塞特噘起嘴，说起了英语，“这船上就这么一个有趣的人，而他却要睡觉去了。太糟糕了。啊，是的，你太坏了。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坐在那个德国人旁边？”

“他并不反对我坐在他旁边。我为什么要反对？他是一个令人愉快、非常聪明的老家伙。”

“他是德国人。对你来说，没有哪个德国人会是令人愉快或聪明的。这是法国人说的。英国人在这些事情上并不较真。”

何塞突然转身走了。“听你们说英语太无聊，”他说，“再说，我觉得很冷。我要去喝点白兰地。”

格雷厄姆正要道歉，乔塞特打断了他。

“他今天很不高兴。那是因为他很失望。他原以为船上能看到几个漂亮小妞。他总是能泡到漂亮小妞——还有老娘们。”

她说话的声音很大，而且是用法语说的。何塞已经走到升降梯上，在下去之前，转过身来，故意打了个嗝。

“他走了。”乔塞特说，“我真高兴。他这人很没礼貌。”她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望着天上的云，“多么可爱的一个夜晚。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睡觉。还早啊。”

“我很累。”

“你不会累到连与我一起在甲板上散步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当然不会。”

驾驶楼下面的甲板上有一个角落，那里光线很暗。她在那里停下脚步，突然转过身，背靠在栏杆上，好让格雷厄姆面对着她。

“我想你是生我的气了吧？”

“天哪，不！我为什么要生气？”

“因为我对你的小土耳其人很粗鲁。”

“他不是我的小土耳其人。”

“可是你生气了？”

“当然没有。”

她叹了口气：“你太神秘。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坐这条船。我很想知道。肯定不可能是因为船票便宜。你的衣服可是很名贵的！”

他看不清她的脸，只能模糊地看到她的脸部轮廓，但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还有她的毛皮大衣发出的霉味。他说：“我真想不出你为什么这么想知道。”

“可是你明明知道我就是想知道。”

她离他又近了一两英寸。他知道，如果他这会儿想吻她，就能吻她，她也会回吻他。他也知道这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一个轻吻，这个吻将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他们讨论的话题。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并没有立即排斥这个想法，想到她光滑的嘴唇就要贴到他的嘴唇，他感觉太美妙了。他现在又冷又累。她离他很近，他能感觉到她温暖的身体。这可能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如果……他说：“你是经由莫丹去巴黎吗？”

“是的。为什么这样问？这是去巴黎的必经之路。”

“等我们到了莫丹，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坐这艘船，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

她转过身来，他们继续往前走。“或许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她说，“你可别认为我这个人爱打听别人的事。”他们走到了升降梯边上。她对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用友好而关切的眼神看着他。“是的，我亲爱的先生，你是很累了。我真不该让你待在这儿。我一个人散步吧。晚安。”

“晚安，太太。”

她微微一笑：“太太？！你不该待人这么生分。晚安。”

他来到下面，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又乐又恼，在酒吧间门外，他迎面碰上了库维特利先生。库维特利先生脸上绽开了笑容：“大副说接下来海上的天气都不错，先生。”

“好极了。”他想起来了，他邀请过那个人一起喝一杯，心头不禁一沉，“你愿意和我一起喝一杯吗？”

“噢，不了，谢谢。现在不行。”库维特利将一只手按在胸口，“说实话，我胸口有点疼，因为刚才晚饭的时候喝了酒。那东西酸劲太足！”

“可以想象。那就明天吧。”

“好的，格雷厄姆。要回家了，你很高兴，是吗？”他似乎很想与人说话。

“噢，是的，太高兴了。”

“明天船靠港的时候，你去雅典吗？”

“我正考虑去呢。”

“我想你很熟悉雅典吧？”

“我以前去过。”

库维特利先生迟疑了片刻。他的笑容变得油滑起来：“你能帮上我的忙，格雷厄姆先生。”

“噢，什么忙？”

“我不了解雅典。我从来没有去过。你能让我跟你一起去吗？”

“好的，当然可以。我很高兴有你做伴。我只打算买几本英语书和几包香烟。”

“我太感激你了。”

“不客气。我们吃过午饭就去，好吗？”

“好的，好的。这样太好了。我会把握好时间的。你就放心吧。”

“好，就这么定了。我想我该去睡觉了。晚安，库维特利先生。”

“晚安，先生。谢谢你帮我。”

“不客气。晚安。”

格雷厄姆回到客舱，按铃叫来了服务员，告诉服务员，他要在九点半在客舱吃早餐喝咖啡。然后脱下衣服，上了自己的床铺。

他仰面舒舒服服地躺了几分钟，让肌肉逐渐放松下来。现在，他终于可以忘掉哈基，忘掉科佩金，忘掉巴纳特和其他所有的一切了。他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可以安心睡觉了。“他的头一碰到枕头就几乎睡着了”——这句话闪过他的脑子。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上帝知道他太累了。他翻过身来。要想睡着并非那么容易。他的大脑不愿停下来休息。就像一枚唱针卡在了唱片的一个凹槽里。他在那个可怜的女人乔塞特面前出丑了。他成了一个傻瓜……

他的思绪突然向前飞去。噢，是的！他答应要与库维特利先生一起度过快乐的三小时。但那是明天。现在，睡觉。但他那只受伤的手抽痛起来，船上好像闹哄哄的，不得安宁。那个乡巴佬何塞说得对。船震得太厉害了。客舱离厕所太近。头顶上也有脚步声，人们在遮蔽甲板上来回走着。一趟又一趟。上帝啊，怎么会有人走个没完没了？

他躺了半小时，还是无法入睡，这时那对法国夫妇走进了隔壁的客舱。

有一两分钟，他俩没有说话，只听到他们在客舱走来走去，偶尔发出一两句咕哝声。接着，女人开始说话。

“呃，这才第一个晚上！还有三个晚上！想想就受不了。”

“很快就过去了。”男的打了个哈欠，“那对意大利母子是怎么回事？”

“你没听见？她的丈夫在埃尔祖鲁姆的地震中死了。大副告诉我的。大副人真好，但我原本希望船上至少有一个可以说说话的法国人。”

“船上有人说法语。那个小土耳其人说得就很好。还有其他人。”

“他们不是法国人。那个女孩，那个男人——那是个西班牙人。他们是跳舞的，他们说。你说他们是跳舞的吗？”

“那个女孩很漂亮。”

“当然漂亮。我不否认。你用不着动你的小心思。她对那个英国人很感兴趣。我不喜欢他。他看起来不像英国人。”

“你以为英国人个个都是贵族，穿运动服，戴单片眼镜？哈！1915年的时候我看到过英国士兵。他们个子小，长得丑，说话声音大，语速又快。这个家伙更像个军官，瘦瘦的，走路慢吞吞，看他的样子，周围的事情都不对劲似的。”

“这样的家伙不是英国军官。他喜欢德国人。”

“你说过头了。那是个老人。我也愿意与他坐在一起的。”

“啊！这是你说的。我真不相信你会说这样的话。”

“不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士兵，你就不会把德国佬叫作‘肮脏的德国佬’了。女人，平民才这样叫。”

“你疯了。德国佬就是肮脏。他们是畜生，就像强暴修女、谋杀神父的那些西班牙人。”

“可是，亲爱的，你忘了，很多希特勒的德国佬与西班牙人作过战。你忘了。你的话没有逻辑。”

“那些德国人与攻打法国的德国人不一样。他们是信奉天主教的德国人。”

“你太可笑了！我不是在1917年的时候被一个巴伐利亚天主教徒的子弹击中了内脏吗？你真让我厌烦。你的话太荒谬了。别说了。”

“不，你的话才……”

他们继续争论着。慢慢地，格雷厄姆迷迷糊糊的，听不见他们说话了。还没来得及大声咳嗽一下来警告他们，他就睡着了。

夜里他只醒来过一次。船不再震动了。他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两点半。他猜想船停在了查纳格，他们让领航员下了船。几分钟后，引擎再次启动，他又睡着了。

七个小时后，服务员为他送来了咖啡，这时他才知道，查纳格的那个领航船为他带来了一封电报。

收报人：格雷厄姆，“塞斯特里·莱万特”号汽轮，恰纳卡莱。他打开电报一看：

h请我通知你b一小时前去了

索菲亚。一切皆好。

最好的祝福。科佩金。

这封电报是昨晚在贝奥格鲁交到领航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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