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少考虑自己死的问题——只有在审查保险条款的时候，他才会想到死。在那样鲜有的考虑死的时候，他一再想象自己会无疾而终，最后一定会死在床上。当然，人生无常，意外难免，但他开车小心谨慎，在街上走路富于想象，还是个身强力壮的游泳健将，既不骑马也不爬山，没有头晕的毛病，不猎杀大型动物，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火车就要开过来，却勇敢地跳入铁轨。总而言之，他觉得自己的想象不无道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一心希望他死。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他可能早就去看神经科专家了。有人不仅希望他死，还要蓄意谋杀他，这个想法让他大为震惊，就好像他看到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明题asup2/sup=bsup2/sup+csup2/sup不再成立，或者发现他妻子有了一个情人。

他是一个总是想着别人好的人，而现在他脑子里不由自主地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一定做了一件特别恶毒的事，才让人一心一意要谋杀他。他在做的这份工作不应该成为人家要谋杀他的理由。他不是个危险人物。另外，他有一个妻子要靠他养活。有人想要杀他，这不可能。一定是出了什么大的错误。

他听到自己在说：“是的。我明白了。”

当然，他并不明白。太荒谬了。他看见哈基上校正盯着他，那张小嘴上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

“感到震惊了，格雷厄姆先生？你不喜欢这种情况，对吗？非常令人不快。战争就是战争。这与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不一样。敌人并不会因为你是格雷厄姆就要杀你。杀你旁边的那个人也可以。战争是无关个人的。当你成了敌人的目标时，保持勇气是很不容易的。我明白，相信我。但与士兵相比，你有不少优势。你只需防卫自己。你无须暴露自己，无须发起进攻。你没有壕沟或堡垒可以凭借。你可以逃跑，无须担心成为懦夫。你必须安全抵达伦敦。但是，从伊斯坦布尔到伦敦，路途遥遥。你必须像士兵一样，要准备迎接敌人出其不意的进攻。你必须了解你的敌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明白。”

现在，他头脑冷静如冰，但好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他知道自己必须摆出一副很理智地认清了当前形势的样子，但他的嘴巴里不断分泌口水，所以他只得不停地吞咽，同时，他的双手和双腿在禁不住地发抖。他提醒自己，他这样子活像个小学生。一个男子向他开了三枪。那人是小偷，还是杀人凶手？区分他的身份有意义吗？他开了三枪，仅此而已。但不管怎样，弄清他是什么人，还是事关重大……

“接下来，”哈基上校说，“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很显然，他正说得兴起，“据科佩金先生说，你没有看清向你开枪的那个人。”

“没有。房间太黑了。”

科佩金说：“枪手留下了弹壳。那是一把自动装弹手枪，是九毫米口径的子弹。”

“这个没有多大用。对枪手你什么也没看清，格雷厄姆先生？”

“没有。发生得太突然了。我还没回过神，他已经跑了。”

“枪手可能在房间里等了你一段时间了。你没感觉房间里有香水味吗？”

“我只闻到火药味。”

“你几点到的伊斯坦布尔？”

“下午六点左右。”

“但是你今天凌晨三点才回到旅馆。请告诉我这段时间你去哪里了。”

“好的。我和科佩金在一起。他到车站接了我，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去了阿德勒宫酒店，我把手提箱放到房间，洗了一把脸。然后我们喝了酒，吃了饭。我们在哪儿喝的酒，科佩金？”

“在朗卡酒吧。”

“对，朗卡酒吧。我们去佩拉宫吃了饭。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们离开佩拉宫，去了骑师夜总会。”

“骑师夜总会？！真没想到你们会去骑师夜总会！你们在夜总会干了什么？”

“我们与一个叫玛丽亚的阿拉伯女孩跳了舞，看了歌舞表演。”

“我们？你们两个人都与这个女孩跳了舞？”

“我很累，不想跳太久。后来，我们与夜总会的一个叫乔塞特的歌舞演员一起喝了一杯酒，是在她的化妆间里喝的。”格雷厄姆觉得，这一切听起来更像是在离婚案中私人侦探发现的证据。

“这个乔塞特很不错吧？”

“美丽动人。”

上校大笑起来——就像医生让病人的精神振作了起来。

“这美女是金发还是黑发？”

“金发。”

“啊！我也得去骑师夜总会。我错过了这个机会。然后呢？”

“科佩金和我离开了夜总会，他陪我一起走回阿德勒宫酒店，到了旅店科佩金就走了，回他的公寓了。”

上校一脸惊讶，诙谐地说：“你们就这样，”边说边打了个响指，“就这样抛下了美女？没有来点——小游戏？”

“没有。没有小游戏。”

“对啊，你告诉过我你累了。”他突然将坐在椅子上的身子转过去，看着科佩金，“这两个女人——这个阿拉伯人和这个乔塞特——你对她们的情况掌握多少？”

科佩金摸摸下巴：“我认识骑师夜总会的老板谢尔盖。不久前经他介绍认识了乔塞特。我想她是个匈牙利人。我没听说她有什么绯闻。那个阿拉伯姑娘来自亚历山大的一个望族。”

“很好。我们以后再说她们的事。”他把身体转向格雷厄姆，“好了，格雷厄姆先生，我们来分析一下，从你刚才的话里，我们能得到哪些有关敌人的情报。你说你累了？”

“是的。”

“可是你一直睁着眼睛，对吗？”

“我想是的。”

“但愿如此。你是不是意识到自己从离开加里波利的那一刻起就被人跟踪了？”

“我没有意识到。”

“情况必定如此。他们知道你住哪家旅馆，住哪个房间。他们在静等你回来。你到伊斯坦布尔之后的一举一动，尽在他们掌握中。”

他突然站起身来，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文件柜前，从柜子里取出一个黄色的马尼拉文件夹。他走回桌前，把文件夹摆到格雷厄姆的面前。“在那个文件夹里，格雷厄姆先生，你会看到十五个人的照片。有些照片很清晰，但大多数非常模糊，面目难认。你必须尽你所能进行辨认。我想请你回想一下昨天你在加里波利登上火车时的情景，回想一下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凌晨三点你看到的每一张脸，即使是你无意中看到的脸，也不要放过。然后我想让你看看那些照片，看你是否能辨认出其中的任何一张脸。科佩金先生待会儿看，我想请你先看。”

格雷厄姆打开了文件夹。文件夹里有好多张薄薄的白色卡片。每一个卡片的大小与文件夹相当，上半部分贴着一张照片。照片的大小都是一样的，显然是从大小不一的原始照片上复制下来的。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从站在树前的几个男人的集体照中截下来放大的。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有一两段用打字机打出的土耳其文字，大概是这个人的情况说明。

上校说得没错，大部分照片都是模糊不清的。其中的一两张面孔不过是灰色的斑点而已，浓黑的部分就算是眼睛和嘴巴了。那几张清晰的照片看起来就像囚犯照片，照片里的男人脸色阴沉，两眼紧瞪。有一个黑人，头戴塔布什帽，嘴巴张得很大，好像对着镜头右边的那个人在大喊大叫。格雷厄姆一张一张慢慢地翻看着卡片，心里毫无着落。即使他这辈子见过这些人，到现在也不可能认出他们来。

突然，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在他眼前的这张照片里，阳光十分强烈，一个头戴硬草帽的男人似乎站在一家商店的前面，正回头看着照相机。他的右臂和腰部以下的身体都在画面之外，进入画面的部分也不甚清晰，再说这照片看上去好像至少十年以前拍摄的，但是脸部还是看得真切的，脸色苍白，五官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嘴巴显出饱经风霜的样子，一双小小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这就是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的那个男人。

“嗯，格雷厄姆先生！”

“这个人那天也在骑师夜总会。与我跳舞的那个阿拉伯女孩提醒我注意他。她说他是紧跟着我和科佩金进来的，进来之后一直紧盯着我。她警告我要提防他。她觉得他说不定会从背后捅我一刀，抢走我的钱包。”

“她认识他吗？”

“不认识。但她说她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什么人。”

哈基上校拿起卡片，身体斜靠到椅背上：“这女孩太聪明了。你见过这个人吗，科佩金先生？”

科佩金看了看，摇摇头。

“很好。”哈基上校把卡片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两位先生，你们不必费事再看其他照片了。该明白的我都明白了。这十五个人当中，只有这个令我们感兴趣。我将这个人的照片与其他照片放在一起，是为了确保这个人的确是你清清楚楚辨认出来的。”

“这个人是谁？”

“他是个罗马尼亚人。他的名字应该叫皮特·巴纳特，但因为巴纳特是罗马尼亚一个省的名字，所以我认为这不可能是他的姓。我们的确对他所知甚少，但是我们掌握的这些已经足够了。他是个职业杀手。十年前，在贾西，他因为帮助别人将一个男人踢死而被判入狱两年。出狱后不久，就加入了科德莱亚努的铁甲卫队。1933年，他被指控在布科瓦刺杀了一名警官。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他走进那位警官的私宅，开枪打死了警官，打伤了警官的妻子，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出去。他胆大心细，知道自己不会有事。审判成了一场闹剧。法庭上坐满了拿着手枪的铁甲卫队成员，他们威胁说，如果巴纳特被判有罪，他们就射杀法官，射杀与审判有关的所有人。他当庭被判无罪。那个时候，在罗马尼亚，很多审判都是这个样子的。巴纳特后来与罗马尼亚发生的另外至少四起谋杀案相关。后来铁甲卫队被禁，他逃出罗马尼亚，从此不再回去。他在法国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法国警方将他驱逐出境。于是他去了贝尔格莱德。他在那里也惹了麻烦，接着又到了东欧。

“有些人天生就是杀手，巴纳特就是这样的人。他喜欢赌博，手头总是缺钱。据说，有一阵子，他杀一个人的开价低到了五千法郎。

“所有这些，你都不会感兴趣，格雷厄姆先生。问题的关键是，巴纳特就在伊斯坦布尔。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们定期收到关于一个叫莫勒的人在索菲亚活动的情报。大约一星期之前，我们得到情报，说莫勒与巴纳特取得了联系，巴纳特不久离开了索菲亚。我得向你承认，格雷厄姆先生，我觉得这份情报无足轻重。实话告诉你，眼下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特工别的方面的活动。刚才科佩金先生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才想起了巴纳特，我想他是否来伊斯坦布尔了。我们现在明确知道他就在此地。我们还知道，就在针对你的这场谋杀安排被打乱之后，莫勒见了巴纳特。我想，有一点毫无疑问，在阿德勒宫酒店房间等候你的，就是这位巴纳特。”

格雷厄姆竭力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杀手。”

“那是因为，”哈基上校睿智地说，“你没有经验，格雷厄姆先生。真正的杀手不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他可能还很善解人意。你学过变态心理学吗？”

“没有。”

“很有意思。除了侦探小说，我最喜欢看卡拉夫特-艾宾和斯特克尔的书。我对巴纳特这样的人有自己的理论。我相信他们是变态者，他们对天父抱有成见，认为天父不是一个充满男子气概的上帝，”他边说边举起一只手指，想引起格雷厄姆的警觉，“而是与他们自己一样无能无为。他们杀人的时候，其实也杀死了他们自己的弱点。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你说得太有意思了。可是你难道不能把这个人抓起来吗？”

哈基上校把一只闪闪发亮的靴子搁到了椅子扶手上，噘起嘴唇：“这里面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格雷厄姆先生。首先，我们得找到他。他肯定会用假护照和假名旅行。我当然可以将有关他的信息通报给各边防哨所，如果他一旦离开土耳其，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至于逮捕他……格雷厄姆先生，你知道，所谓的民主政体，对于身居我这样的位置的人来说，是有严重缺陷的。不履行那些可笑的法律程序是不可能随意逮捕和拘留人的。”他举起双手——一个爱国者哀叹起自己的国家竟然如此堕落，“我们以什么罪名逮捕他？我们手里没有对他不利的证据。当然，我们可以先巧立一个罪名，大不了之后再道歉，但这又有什么用？没用！很遗憾，我们对巴纳特无能为力。但我认为这无关紧要。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能让你安全回到家。”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订了十一点的那班火车的一个卧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坐那班火车走。我想我越早离开这里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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