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基上校皱起了眉头：“你听我说，格雷厄姆先生，如果你坐那班火车或其他任何一班火车走，那么你还没到达贝尔格莱德就是一个死人了。别以为火车上有其他旅客就会让他们有所顾忌。你不能低估敌人，格雷厄姆先生。坐火车走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到了火车上，你会被死死困住，就像捕鼠器里的老鼠。想象一下吧！在土耳其和法国边境之间有无数的车站。想要杀你的人可以在任何一个车站上车。想象一下，格雷厄姆先生，你一个人枯坐在车厢，一刻也不敢睡觉，害怕一睡着就会被人拿刀捅死，也不敢离开车厢一步，害怕一出去就会被人射杀在走廊里，你看见所有人都觉得可怕——不论是餐车里坐在你对面用餐的人，还是那些海关官员。好好想象一下，格雷厄姆先生，你马上就会得出结论：要想杀一个人，世上没有比穿越欧洲大陆的火车更容易的地方了。好好想想吧！这些人不希望你回到英国，所以他们决定，非常明智地、合乎逻辑地决定，必须杀了你。他们已经采取了两次行动，都失败了。他们现在就等着看你下一步会怎么做。他们不会再在土耳其采取任何行动了。他们知道你现在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他们等着你公开露面。不行！我想你不能坐火车走。”

“我不知道该……”

“如果航空公司的业务没有停，”上校继续说，“我们可以用飞机送你去布林迪西。可是航空公司的业务都停了——地震，你懂的。一切都乱套了。所有飞机都派去救灾了。没有飞机，我们还有别的方法。你最好坐船回英国。”

“但问题是……”

“一家意大利航运公司经营着小型货船业务，每周一次往返于伊斯坦布尔与热那亚。如果他们的船上有货，他们有时一直会开到康斯坦萨，但通常他们只开到伊斯坦布尔，中途停靠比雷埃夫斯。他们的船也搭载为数不多的乘客，最多十五人，在货船得到起航许可之前，我们能够确保每名乘客的身份真实可靠。等你到了热那亚，你只需坐一短途火车去到法国边境，从而彻底将德国特工甩在身后。”

“但是，你自己也说了，时间很紧迫，今天2号了。我必须在8号回到家。如果我等船期，那就得耽搁几天。此外，我还得坐至少一个星期的船。”

“不会有任何耽搁的，格雷厄姆先生。”上校说，叹了口气，“我不是傻瓜。在你来这里之前，我给港口警察局打了电话。两天之后有一艘船开往马赛。如果你能坐那班船就更好了，即使它通常不载客。但是今天下午就有一艘意大利货船离港。明天下午，你就可以舒舒服服到雅典了。星期六早上就能到热那亚。如果你愿意，如果你的签证没有问题，你星期一上午以前就能到伦敦。我已经告诉过你，一个受敌人关注的目标比他的敌人更有优势：他可以逃之夭夭——消失得无影无踪。船到地中海，你就安全无虞了，就像你待在这个办公室里。”

格雷厄姆拿不定主意。他瞥了科佩金一眼，但这个俄国人正盯着他的指甲看。

“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上校。你想得真是太周到了，但是考虑到你向我解释的这些情况，我不由得想到，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应该先与英国驻土耳其的领事馆或大使馆取得联系才是。”

哈基上校点上了一支烟。“你希望领事或大使做什么？派巡洋舰送你回家？”他笑了一声，这笑声听上去不那么令人愉快，“我亲爱的格雷厄姆先生，我不是在请求你做什么决定。我是在告诉你必须怎么做。我必须再次提醒你，你必须保持现有的健康状况，你对我的国家有很重要的价值。你必须允许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来保护我国的利益。我想现在你可能很累了，或许还有点心烦意乱。我不想打扰你，但我必须说清楚，如果你不愿意执行我的指令，那我别无选择，只能逮捕你，下令将你驱逐出境，强行让你登上‘塞斯特里·莱万特’号。我希望我已经把话讲清楚了。”

格雷厄姆感到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非常清楚。你想现在就把我铐起来吗？这样就省下好多麻烦了。你应该……”

“我想，”科佩金急忙插嘴道，“你应该按照上校说的去做，我亲爱的朋友。这是最好的选择。”

“这件事我更愿意自己做主，科佩金。”他气呼呼地看了一眼科佩金，然后又看看哈基上校。他心里很乱，很沮丧。他觉得，事情进展得有点过快。他很不喜欢哈基上校。科佩金似乎再也没有自己的想法了。他觉得他们在油腔滑调、不负责任地做着决定，就像小学生在策划一场红皮肤印第安人的游戏。最邪门的是，这些结论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们只要求他选另一个更安全的方式回家。这是个合理的要求，但是……他耸了耸肩：“好吧。我好像别无选择。”

“太好了，格雷厄姆。”上校抚了抚自己的外衣，脸上露出与孩子在进行理智的辩论的表情，“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等船运公司的办公室一开门，科佩金先生就去订好你的船票，同时将你的火车票退掉。我会让他们在开船前把其他旅客的姓名和详细情况报我批准。你无须担心你的那些同船乘客，格雷厄姆先生，但我想你不能指望那些人时髦漂亮，也不要指望这船舒服。如果你住在土耳其西部，这实际上是往返伊斯坦布尔最便宜的一趟班轮了。不过，只要你一路安心，我想你是不会介意有点不舒服的。”

“只要能在8号之前回到英国，我不在乎怎么走。”

“这样想就对了。现在我建议你待在这栋楼里不要动，等你要上船的时候再离开这里。我们会让你尽可能地过得舒服。科佩金先生会去旅馆取来你的手提箱。接着我会让医生检查你那只受伤的手，确保这手没有问题。”他看了看手表，“现在我要让看门人冲点咖啡。稍后，让他从拐角处的餐馆给你带些食物来。”他站了起来，“我现在就去安排。我们不让你挨枪手的子弹，但也不能让你饿死，呃？”

“你真是太好了。”格雷厄姆说。上校往走廊那头走去，很快就不见了。“我要向你道歉，科佩金。我刚才有点不像话。”

科佩金看上去有点不高兴：“我亲爱的朋友！这不能怪你。我很高兴，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

“确实很快。”他迟疑了一下，“哈基这个人可信吗？”

“你也不喜欢他，呃？”科佩金咯咯地笑了起来，“把一个女人交给他，我是不放心的，但是把你交给他——我放心。”

“你赞成我坐这条船走吗？”

“我赞成。对了，我亲爱的朋友，”他继续说，语气非常温和，“你的行李里有枪吗？”

“天啊，没有！”

“那你最好拿上这个。”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左轮手枪，“你给我打了电话后，我出来时把这把枪放在口袋里了。子弹是满的。”

“我不需要枪。”

“你需要，有了枪你感觉会好些。”

“我不相信。不过……”格雷厄姆拿起枪，厌恶地看着它，“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开过枪。”

“很容易。你打开安全栓，瞄准目标，扣动扳机，然后就等着最好的结果。”

“不过……”

“把枪放到你的口袋里。到了莫达内，你可以交给法国海关官员。”

哈基上校回来了。“咖啡正在做。格雷厄姆先生，我们得想想怎么让你开心度过上船前的这段时光。”他看见格雷厄姆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咧嘴一笑，“啊哈！你把自己武装起来了！有时候，是得搞点花样，嗯，格雷厄姆先生？”

甲板上一片寂静。格雷厄姆能听得到船里的各种声音：别人的说话声，摔门的砰砰声，走廊里急促而专心的脚步声。他等不了多久就可以走了。外面天渐渐黑了。他回想着这一天，好像是无穷无尽的一天，但让他自己吃惊的是，他却想不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哈基上校的办公室里待着的这段时间，总是昏昏然，差点儿要睡着。他抽了不知多少根香烟，看了几份两星期前的法国报纸。他记得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法国在喀麦隆的托管权问题的。医生来过了，说他的伤口情况良好，给他包扎了一下之后就走了。科佩金为他取来了手提箱。他试着用左手刮胡子，但是没有刮成。哈基上校不在，他们俩一起到餐馆吃了一顿饭，饭凉凉的，没有什么味道。下午两点钟，上校回来了。他告诉格雷厄姆，船上还有其他九名乘客，其中四名是妇女。这些人都是在三天之前订的船票，都是安全可靠的乘客。

舷梯已经放下，最后两名乘客，一对说法语的中年夫妇，也已经上了船，他们住在格雷厄姆旁边的客舱里。他们的说话声非常轻易地穿过薄薄的木舱壁，令他沮丧。他们发出的每一个声响，他几乎都能听到。他们不停地争论着，起初还像在教堂里似的窃窃私语，但是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新奇感很快消失了，开始用上了平常的声调。

“床单很湿。”

“床单不湿，只是有点冷。再说，这也无关紧要。”

“你不觉得湿？你不觉得湿？”她的喉咙哼了一声，“这床单你觉得能睡，你就睡，但不要向我抱怨你肾受不了。”

“冰冷的床单不会伤害到肾的，亲爱的。”

“我们花钱来坐船，理应住得舒服些。”

“你没有睡在比这更糟糕的地方，算是幸运了。这不是‘诺曼底’号。”

“当然不是。”洗漱间咔嗒一声打开了，“啊！看看这个。看看！你想让我在里面洗漱？”

“有水就行了。只不过有点灰尘。”

“灰尘！太脏了。脏死了！该叫服务员打扫打扫。我不会碰一下的。我整理行李，你去叫服务员来。我的衣服一定被压坏了。厕所在哪里？”

“在走廊尽头。”

“赶紧去找服务员。我要整理行李了，这里容不下两个人。我们真该坐火车。”

“我去我去。付钱的是我。给服务员小费的还是我。”

“吵吵嚷嚷的也是你。快去！你想把大家都吵烦吗？”

男人走出客舱，女人高声叹了口气。格雷厄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整夜说话。他们中的一个人或许还打鼾，说不定两个都打。他可能得大声咳嗽一两次，好让他们知道这隔板有多薄。但奇怪的是，听他们谈论潮湿的床单、肮脏的洗脸池和厕所，他却感到非常欣慰，仿佛他们谈的事都生死攸关——这个词不知怎么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了。

生死攸关！他站起身，盯着舱壁上挂着的一个镜框仔细看起来，镜框里面是一份救生艇使用指令。

cinturedisalvataggio，

ceinturesdesauvetage，

rettungsgurtel，lifebelts……

（分别用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英语表示的“救生圈”。）

一旦遇险，警报哨声就会响起：六声短哨，一声长哨，警报铃也会随之响起。听到警报，所有乘客应立刻带好救生圈，在救生艇4号位集合。

这样的东西他以前看到过很多次，但现在他第一次这样仔细地读。纸张年代久远，已经泛黄。洗涤柜上的救生圈看上去也好像几年没动过了。这一切都显得可笑，令人安心。一旦出险……一旦！你是无法摆脱危险的，危险就在你身边，危险无时不在。你生活了很多年，都可能不知道危险的存在。等你快要死了，你都可能不相信有些事竟然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以为，死神的到来，只能是因为疾病这个合理的原因，或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但是死神就在那里，等着来嘲弄所有关于你与时间和机会之间关系的舒服想法，并且要提醒你——如果你忘记了——文明只是一个空洞的词语，你仍然生活在丛林中。

船轻轻地摇晃起来。机舱传令钟发出轻轻的叮当声。客舱的地板开始震动。透过模糊的舷窗玻璃，他看到一道光亮在移动。震动停歇了一会儿，接着，船往后退去，舱壁支架上的玻璃水杯嘎嘎地响起来。船停了一会儿，接着就缓慢而稳定地前进了。他们终于离开了陆地。他松了一口气，打开舱门，走上了甲板。

甲板上很冷。船已经改变了方向，正迎着左舷的风向前行驶。在港口油乎乎的水面上，这船似乎静止不动，但码头上的灯光正从他们身边慢慢滑过，渐渐远去。他深吸了一口冷气到肺里。走出客舱，真是舒服。他脑子里的各种东西似乎不再让他烦恼了。伊斯坦布尔、骑师夜总会、那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男人、阿德勒宫酒店、酒店经理、哈基上校——都被他抛到脑后了。他会忘了这一切。

格雷厄姆慢慢地在甲板上踱步。他对自己说，很快他就能对这一切一笑置之了。现在他已经忘掉了一半，那些事现在想来真是怪诞不经。一切差不多是在梦中。他回到了这个平凡的世界。他正在回家的路上。

格雷厄姆看到了一个同船乘客。他看到的这第一个同船乘客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正倚靠在栏杆上，凝视着伊斯坦布尔的万家灯火。格雷厄姆走到甲板的尽头，转过身，看见一个身穿毛皮大衣的女人从酒吧门口走出来，朝他的方向走来。

甲板上的灯光很暗，她走到离他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他才认出她来。

是乔塞特。

塔布什帽：土耳其帽，帽顶带有缨子的男式红小帽。

卡拉夫特-艾宾（richardfreiherrvonkrafft-ebing，1840—1902）：20世纪性学运动之前的早期性研究者之一，他在1886年出版的《性精神病态》一书中，记录了一些性反常行为。

斯特克尔（wilhelmsteke，1868—1940）：精神分析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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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天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