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天气晴朗凉爽，天空里没有一点云。这是一年中玛丽最喜欢的季节，白天里很暖和，空气中有一种特别的气味；还得再过好几个月，草原上的火堆升起的烟才会渐渐浓浊起来，变成一阵带有硫磺味的烟霭，使灌木林的颜色渐渐变得黯淡。凉爽的空气使她恢复了一部分生命力，是的，她疲倦，但还没有疲倦到不可忍受的地步；她珍惜这几个凉爽的月份，好像这几个月是一块盾牌，可以抵挡住那即将到来的夏天所带来的无聊和沉闷。

每天一大早，迪克下地去以后，她总要在屋前的那块泥沙地上静静地踱一会儿步，抬头望望那高高的蓝色苍穹。天空蓝得出奇，简直像冰块一样晶莹，没有一丝云沾染，接连好几个月都不会有一丝云去沾染它。泥土中还含有夜来的凉气。她总是弯下身去摸摸泥土，又摸摸墙壁上粗糙的砖块，只觉得手指上又凉又潮。过了一阵，天气转热了，太阳炎热得好像夏天一样，于是她走到屋前去，站在空地边缘上的一棵大树下面。她从来不走到灌木林中去，因为她害怕那儿，她让浓密的树阴来平定她心头的烦恼。头顶上密集的橄榄色树叶的叶缝中漏出一小块一小块的蓝天，风儿吹得又猛烈又凉快。后来，突然之间，整个天空低沉下来，像是一条厚厚的灰色毯子。那以后，接连好几天，世界整个儿就像换了一个面貌，不停地下起毛毛雨来，气候变得非常冷，冷得她在室内穿了羊毛衫还觉得有点儿发抖。但是这种情形不会长久。只消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深灰色的天就会变淡，露出蓝颜色来，那时天空就会开朗变亮，云层就会在空气中融解，顷刻之间又会出现一片辽阔的蓝天，那层层灰色的帷幕便随之消失。阳光闪烁眩目，但并没有给人们造成威胁；这并不像十月里的太阳那样，会那么恶毒地烤干人的元气。空气清朗起来了，这真是个可喜的现象，玛丽觉得自己几乎完全复原了。她几乎已经像原来那样朝气勃勃、精力饱满，但是神情举止中还带有一些小心翼翼的神气，这说明她并没有忘了天气会重新热起来。玛丽深情地沉醉在这奇迹般的三个月的冬季里，而在此期间整个乡村却没有受到冬天的威胁。连草原也变了面貌，燃烧了短短的几个星期，就变成红一块，黄一块，褐一块，这时候树林还没有呈现出繁密的一片浓绿。好像这个冬天是特别为她而降临的，使她激荡起一些生命的活力，要把她从无可奈何的沉闷中拯救出来。她感觉到这是她的冬天。迪克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形，自从她出走以来，他对她比较殷勤周到了。她出走后又归来，真该使他感激一辈子。如果他是一个善于怀恨的男人，那他早就会对她冷淡了，因为女人要制服一个男人，最便捷的办法莫过于出走，多少女人都是用这种刁滑的手段使自己的男人俯首听命的。可是她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归根结底，玛丽的出走并不是存心闹着玩，虽然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任何一个稍有心机的女人都能够预料得到的。迪克克制住自己的脾气，极尽温柔体贴之能事。使他感到高兴的是，玛丽已经在过着一种新的生活，待在家里比从前要热诚得多，脸上显出一派温柔而凄凉的神色，好像在依恋着一个她明知必然要离开她的朋友似的。迪克甚至又叫她跟他一块儿到农场去。他觉得需要和她待在一起，因为他担心有一天他出去了，她又会溜走。虽然他们的婚姻完全是个错误，彼此之间缺乏真正的了解，可是他已经习惯了任何婚姻生活中都常有的那种双重寂寞。他不能想象回到家里看不到玛丽。在那短短的一段时期里，即使玛丽对佣人动怒发火，他也觉得可爱。使他感到愉快的是，玛丽又恢复了生命力。只要看她责备起佣人的缺点和懒惰时比从前更加起劲，便知道事实确是如此。

但是她不愿意到农场上去帮迪克的忙。她觉得迪克太狠心，竟会要她做这种事情。在这里，屋子位于高坡上，即使屋后有成堆的大漂石挡着大风，可是和那些低低地陷在山脉和树木之间的田野比较起来，还是比较凉爽的。在那里，你根本辨别不出什么时候是冬天！即使现在，你低下头来望望那边的洼地，也可以看到屋子上和地面上有热气蒸腾。好吧，她既然不愿意跟他一起去，那就让她待在家里吧。他只得听其自然，像平常一样难过一阵，咕哝一阵，不过比起过去那漫长的一段日子，如今的生活还算快乐了些。迪克喜欢晚上看到她叉着双手，安宁地坐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地裹着一件羊毛衫，愉快地打着哆嗦。这些日子里，白天烈日，夜晚寒霜，气候转变得太剧烈，夜里铁皮屋顶噼噼啪啪地直响，好像放着一千响的爆竹一样。他常常看见玛丽伸出手来摸摸那冰冷的铁皮屋顶。这是她一种无声的自供，说明她是多么憎恨夏季的那几个月。迪克甚至想到了装天花板。他偷偷地拿出农场账簿来，计算装天花板要花多少钱。但是上一个季度的收成很坏，于是他本来要讨好玛丽的那股冲动，结果只落得一声叹息，只落得一个决心：等到明年境况好转一些再装吧。

有一次玛丽真的跟他下地去了。因为他告诉她，地里下了霜。那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她就站在那儿望着原野上那一块寒冷的土地，看到地面上一层白霜，不禁愉快地笑着。“下霜了！”她说，“谁会相信在这片被太阳烤焦了的不毛之地上，竟会下霜呢！”她随手拾起几片又薄又脆的霜花，放在两只发青的手里直搓，又叫他也拾几片来搓搓手，和他共享这一刹那的愉快。他们俩已在逐步地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他们真的比过去要亲密些了。但是不久迪克就病了，两人之间新培养起来的那份亲切，本可以逐步巩固起来，渐渐变得融洽，可不幸又来了新的麻烦，那一份没有得到巩固的亲密实在经不起这番折磨。

迪克在这个疟疾流行的地区住了这么久，却从来没有生过病。但很可能在这几年中，他的血液里早就染上了疟原虫而一直没有发觉。逢到潮湿的天气，他每天晚上都服奎宁，可是天气冷了就不服。他说，在农场上一个什么地方，一定有一棵中空的树，里面积满了死水，那地方又很热，适宜蚊子繁殖；要不就是什么荫蔽的地方有一个生锈的铁罐子，阳光照不到那儿，因此水分不能蒸发。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总之，有一天傍晚，在热病容易流行的那几个星期以后，迪克从地里回来时，玛丽看见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玛丽递给他奎宁和阿斯匹林，他接过去服下后，便上床睡觉，晚饭也没有吃。第二天早上，他一味责怪自己，不相信自己生了病，照常下地去干活。他穿了一件很厚的皮上衣，防备发冷时出现恶性的颤抖。上午十点时，他开始发烧，汗水流遍了他的脸和脖子，浸湿了他的衬衫。他困难地爬上小山，身上裹着毯子，脑子里一片昏昏沉沉。

这次发病来势凶猛，而且由于他平时不太生病，所以发病时容易动怒，很难侍候。玛丽写了一封信，差人去送给斯莱特太太，虽然她心里不大乐意去求她帮忙。过了不久，查理便驾着车送来了一位大夫；要知道，他赶了整整三十英里路才请到这位大夫。大夫只对症状做了一般的说明。诊断完了以后，他告诉玛丽，这所房子很危险，应该装置纱窗，防备蚊蚋。他还说，屋子周围的灌木丛应该再砍去一百码，还得立刻装置天花板，否则他们两个人都有中暑的危险。他狡黠地望着玛丽，说她体质虚弱，患了贫血症和神经衰弱，至少应该到海滨去疗养三个月。接着，那位大夫就走了，剩下玛丽站在阳台上。她看着车子开走时，脸上带着一丝冷冷的微笑。她心里恨恨地想道，这些富贵医生说得真好听呀。她恨这个医生，他对他们的困难只是那样毫不在乎地耸耸肩就算了。玛丽曾告诉他说，他们没有钱去度假，他就刻薄地说：“瞎说！难道你们倒生得起病不成？”他还问玛丽有多久没到海滨去了，其实她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海。不过，大夫对于他们处境的了解，实际上超过了她的预料，因为她诚惶诚恐地等待着的那份账单，大夫始终没有给她。过了不久，她写了封信去问他要多少钱，他回信说：“你们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我好了。”她的自尊心受了创伤，心里很难过，但也只得听其自然，因为他们实在没有钱。

斯莱特太太从自己果园里摘了一篓柑桔送给迪克，又给了他许多帮助。玛丽感到高兴的是，这位太太和她只隔着五英里路；但她决定，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决不去求人家。她写了一封枯燥无味的短简，谢谢她送的柑桔，又说迪克的病好转一些了。其实迪克根本没有好转。他躺在床上，脸朝着墙壁，毯子一直盖到头上，正像一个初次得重病的人一样，处于无法控制的恐惧状态中。“简直像一个黑鬼！”玛丽轻蔑地说。她实在看不起迪克这样怯懦。她曾经见过许多土人都那样躺着，而她都冷漠地无动于衷。但是迪克有时会勉强振作起精神来，问起农场上的情形。他只要一清醒过来，就要担心许多事情会因为没有他的监督而弄糟。玛丽把他当做一个婴儿似的侍候了一个星期。她这样做是出于良心的驱使，但是一看到他那么恐惧，便又不耐烦起来了。后来他的高烧退了，但身体依旧很虚弱，精神也十分消沉，连坐起来都觉得困难。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东蹬西踢，说不尽的忧烦，始终念叨着农场上的事情。

她知道迪克希望她到地里去照管一下农活，可是他又不愿意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她看出他那张虚弱而易怒的脸上含有恳求的意思，可是她暂时没有去理会；后来见他路都走不动还要下床，她只得说，愿意替他到地里去看一次。

一想到要和土人面对面，她心里就不由得深恶痛绝，可现在她不得不首先压制这种情绪。她拿着卡车钥匙站在阳台上，把几条狗唤到了身边，正准备走时，又重新回到厨房里去喝了一杯水，随后坐上车，一只脚踏上了油门；可就在这时，她又突然跳下了车，为自己找借口说，还需要拿块手帕。从卧室走出来时，她看见了那条长长的犀牛皮皮鞭挂在厨房门上的两根钉子上，像是一件装饰品。她已经把这件东西忘记很久了，现在她把它取下来，绕在手腕上。当她向车子走去时，心里多了一份自信，因为手中有了鞭子；她打开了车子的后门，把那几条狗放了出来；她讨厌这些狗在她开车的时候，把热气喷在她的颈背上。她让它们在房子外面失望地哀鸣着，自己独自开着车向雇工们干活的地方驶去。这些土人都知道迪克病了，因此好多天以前就已经纷纷离开，回到矿工院去了，田里根本没有人干活。她驾驶着车子，沿着那条车辙累累、崎岖不平的路，抄近道赶到矿工院去。她把车子开上土人常走的那条踏硬了的小径，只见小径上长满了亮晶晶、滑溜溜的小草。为了避免滑跤，她只得下了车，小心地步行着。那些苍白的长草在她裙子上留下了许多锐利的芒刺，灌木丛又把红色的灰尘抖落到她脸上。

矿工院建筑在一个高出原野的矮山丘上，离她的住宅大约有半英里路。根据当地的制度，凡是新来的雇工，必须白干一天活，给他自己和他家里人盖一个小棚子，然后再去和其他的雇工们一块儿干活。因此那儿经常有新的小棚子出现，也经常有空着的旧棚子慢慢地毁坏、倒塌，除非有人想到把它们烧掉。棚子密集地搭建在一块大约一两英亩的地面上，看上去就像是从地底下自然长出来的，而不像人为搭建的住所，好似从天空中伸下了一只巨大的黑手，抓起了一把木棍和草，变魔术般地丢弃到地面上，于是就形成了这些小棚子。棚顶都用茅草盖着，墙是用木杆涂上泥巴砌成的；每个棚子都只有一扇低低的门，没有窗户。屋子里生火冒出的烟，穿过茅草屋顶飘出去，或是一团团地从门口飘出去，所以每个棚子看上去都好像里面着了火似的。棚子与棚子之间是一块块歪歪斜斜的地，栽种着长得很差的玉蜀黍。南瓜藤从各种植物和灌木丛中攀缘而出，爬到了墙壁上和屋顶上。南瓜叶丛中到处是琥珀色的南瓜，有几个瓜已经开始腐烂，变成了一堆淡红色的腐烂物，上面飞满了苍蝇。这里到处都是苍蝇。玛丽一路走过去，苍蝇就成群结队地在她头上嗡嗡地叫。它们还在那十来个挺着肚子、几乎赤裸的黑人小孩眼睛上飞来飞去。当玛丽穿过南瓜藤和玉蜀黍地，经过那些小棚子的时候，这些孩子们都瞪眼看着她。当地那些瘦骨嶙峋的大狮子狗，骨头一根根从皮下突出来，露着牙齿，畏缩地夹着尾巴。这儿的女人们身上披着当衣服穿的肮脏布料，有的人从腰部以上都是赤裸的，两只干瘪的黑乳房下垂着。她们看见她这样奇怪地出现在这里，都在门内吃惊地望着她。她们彼此之间对她议论纷纷，格格格地笑着，还说了许多粗俗不堪的话。至于那些男人们，她从门口望进去，只见他们蜷缩成一团在睡觉，还有三三两两的人蹲在那儿聊天。但是她不知道哪些人是迪克的雇工，哪些人是偶尔到这儿来串门或是路过这儿的客人。她叫住了一个人，让他把工头叫来。工头立刻就从一个比较像样的小棚子里弯腰走了出来，那棚子的墙壁上还装饰着红色和黄色粘土的图案。那人眼睛发红，玛丽知道他是喝醉了酒。

玛丽用土话对他说：“叫他们十分钟之内都到地里来。”

“老板病好些了吗？”他恶意地、冷淡地问道。

她没有理会这句问话，只是说道：“你去告诉他们，谁要是十分钟之内不赶来干活，我就要扣他两角六分钱。”她伸出手来，指着手表，对他说明时间。

那人在阳光下懒懒散散、弯腰曲背地站着，好像很厌恶她的到来；土著女人个个用眼睛紧盯着她，一边还发出笑声；那些营养不良的肮脏孩子都拥挤在周围，小声地交谈着；饥饿的狗在葡萄藤和玉蜀黍中间死样怪气地走着。她厌恨这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这些肮脏的野人！”她仇恨地想道。她眼睛直视着那个喝啤酒喝得眼睛发红的工头，又说了一遍：“十分钟。”于是她转过身去，从树丛中走到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听着土人们从她身后的那些小棚子里窸窸窣窣地走出来。

她坐在车子里等着，车子就停在她认为土人收割玉蜀黍的那块地边上。过了半个小时，几个人游游荡荡地走来了，那个工头也在他们中间。快到一个小时时，来了将近半数的雇工。原来有的人擅自到邻近的矿工院去了，有的人喝醉了酒睡在自己家里。她把工头叫到跟前，记下了那些缺席者的名字。她在一张废纸上写下拙劣的大字，吃力地拼着那些生疏的名字。她整个上午都待在那里，望着那歪歪斜斜的一长列干活的人。太阳光透过她那旧帆布头巾，直晒着她的头顶。她和这些人之间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们板着脸，一声不响地懒洋洋地干着活。她知道那是因为他们痛恨由她这样一个女人来监视他们。等到鸣锣吃中饭时，她回家把这一切情形都告诉了迪克，不过说得很委婉，免得他心急。吃过了中饭，她又开着车子下地。她本来一直讨厌这种工作，可现在奇怪的是，这种讨厌的心情一点也没有了。一想到自己竟会干上这种陌生的差使，竟会违背自己的意志来管理农场，她反倒兴奋起来。她把车子停在路上，看着那一群土人走到田野中央，淡黄色的玉蜀黍高过了他们的头，她站在田野外面简直看不见他们。他们把沉甸甸的麦穗摘下来，放进系在腰上的半截袋子里，另外一些人跟在他们后面，把扯去了穗子的秆儿割下来，斜斜地堆成许多小小的金字塔，一个个匀称地点缀在田野里。她一直跟着他们沿着田地走过去，站在收割过的粗糙的麦茬当中，不停地注视着他们。她仍然把那条长皮鞭挂在手腕上。带了这条皮鞭，她便有了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也不怕那群土人恨她了。她一直跟着他们向前走，黄色的烈日照在她的头上和脖子上，晒得她肩膀发痛，这时她才开始明白，迪克是怎样一天天忍受着熬下来的。要是坐在车子里监视土人干活，热气透过车顶直泻下来的滋味实在是很难熬的，可是跟着这些土人的移动走下去，集中全副精力盯着他们干活也是一件不好受的事。在这漫长的下午，她不停地监视着，在昏昏沉沉中保持着警惕；只见那些赤裸的棕黄色脊背弯下去又挺起来，一条条的肌肉在布满了灰尘的皮肤下面滑动着。大多数人都用一块褪了色的破布当围腰，有少数人穿着咔叽布短衫裤，但是几乎所有的人腰部以上都是赤裸的。他们是一群又矮又瘦的人，由于缺乏营养而发育不足，可是一个个都肌肉结实，筋强力壮。除了眼前这一片田地、这些正在干的活儿和这一大群人以外，她把什么事情都丢到脑后去了。她忘了炎热，忘了炙人的太阳，忘了炫目的阳光。她专心一意地望着那一双双黑色的手剥着玉蜀黍穗，把剥裂的金黄色茎秆斜靠在一起。这会儿她什么事都不想，只要看到一个人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或是抹去眼睛旁的汗水，她便看着表，过了一分钟就声色俱厉地催他赶快干活。而那些人总是慢吞吞地朝她望一眼，然后才慢慢地弯下腰来割玉蜀黍，似乎在表示抗议。她不知道迪克平时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叫他们休息五分钟，为的是休息以后可以更好地干活；可是在她看来，没有得到她的允许就擅自停下活儿直起腰来擦汗，简直是在蔑视她的权威。她监督着他们干活一直干到太阳下山，方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去，甚至丝毫不感到疲倦。她心里一高兴，手脚也就轻灵了，得意洋洋地把手上那根皮鞭甩来甩去。

迪克依旧卧病在床，待在那间屋顶低矮的房间里。说起这间屋子，冬天太阳一下山就冷得刺骨，夏天里又热得要命。他躺在那里心烦意乱，又是怨恨，又是无可奈何。他简直不愿意去想玛丽成天跟那些土人打交道的情景，那不是女人家的事情。再说，他正缺少干活的劳工，而玛丽对待那些上人偏偏又是那么苛刻。不过当他听说这一天的工作进程后，就安下了心。她根本没有提起对土人有多么厌恶，也没有谈起她能感觉到土人对她的憎恨，而这又影响了她的情绪；她知道迪克还得在床上多躺几天，因此，不管她愿意不愿意，这份工作还得做下去。而且，她实际上还很喜欢这份工作。一想到自己当上了将近八十个黑人雇工的主子，她就有了新的信心；她可以任意指使他们，要他们怎样就怎样，这的确让她感到一阵惬意。

到了周末，她坐在阳台上的一张小桌子旁，四周放着盆景，那些土人站在门外浓密的树荫下，等着她发工资。这是每月一次的例规。

天已经黑了，空中出现了第一批星星；桌子上放着一盏防风灯，那微弱暗淡的火焰，看上去像一只被关在玻璃笼子里的可怜鸟儿。当她翻开名册的时候，站在她身边的工头按次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对那些在第一天不服从她命令的人，她扣除了他们每人半个克朗，把剩下来的钱发给他们，发的都是银币；这个月的平均工资大约是每人十五个先令。土人们忿忿不平，发出了怨言；工头看出一场小小的反抗骚动正在酝酿，便走到矮墙那儿去，用当地的土话和他们争辩。玛丽只是偶尔听得懂一两个字。她对那个工头的态度和声调很不满意，因为她本来指望着他去把他们的疏忽懒惰责备一顿，可是这会儿看上去，他并没有责备他们，而是叫他们认了这次晦气。可毕竟他们先前接连几天不干活，如果她真的照着自己事先威胁他们的那样去做，那么全体雇工每人都得扣除两先令六便士，因为谁都没有遵照她的命令，在指定的十分钟之内到田里来干活。错在他们自己，她是对的；工头应该把这层理由告诉他们，不应该只是说服他们，耸耸肩膀就算了事；至于说他还笑了一次，那就更不应当了。最后，他回到她跟前来，告诉她说，大家不满意，要求发给全部应得的工资。她毅然决然地说，既然早就声明过要扣除工资，就应当照办不误。她一经打定了主意就决不改变。说完一股怒火突然从心头冒起，于是她毫不思索地说，凡是不满意的人，可以离开。她继续分配着那一小叠一小叠的钞票和银币，没有去理会外面这一场骚动。有的人已经走回矿工院去，表示甘心认命。另一些人三五成群地等待着，等到她把工资发下后，再走到墙根前去，一个接一个地跟那工头说，他们要离开。玛丽这时感到有些害怕了，因为她知道雇工非常难找，这是迪克一直焦心着的一件事。然而当她转过头去，隔着一层厚厚的墙壁听了听迪克在床上的动静时，她心里依旧是那么坚决，那么充满着憎恨；这些人没有干活却要求偿付工资，而且他们竟利用迪克生病的机会，离开田地到别的地方去玩耍；此外，最使她恼恨的是，他们并没有在她规定的十分钟之内回到地里去。她转过身，对那一群等待着的雇工说，凡是与东家订了契约的雇工，都不得离开。

在今天的南部非洲，这些雇工被招来的情形与从前强征入伍的那一套办法很相似，白人在路上等着那些成群结队出来找活干的土人，把他们装上大卡车，接着便强迫他们（如果他们企图逃跑，白人便在灌木丛中追上好几英里路，把他们抓回来），以工资优厚之类的花言巧语欺骗他们，最后以每个土人五镑或以上的价钱卖给白人农场主，并签订干活一年的契约。

她知道，在这些雇工中间，有一部分人过不了几天就要逃走，而且在逃走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连警察也找不到，因为他们可以越过群山，逃到边界上去，叫你无从寻找。可是玛丽现在并不会因为害怕他们逃走、害怕迪克短缺雇工而有丝毫的动摇。她宁可死，也不愿意示弱。她把他们打发走了，并且用警察作为威胁。对于那些按月计算工资的雇工，以前迪克对他们一向是半哄半吓，所以一直能够保留到今天，而现在玛丽则对他们说，他们月底可以离开这里。她用冷淡而清晰的声调，振振有辞地直接对他们说（并不是叫工头转告），他们犯了怎样的过错，她的处理又是如何正确。最后她还就劳动的尊严和伟大做了几句短短的说教，这本是每一个南部非洲白人都学到了家的一套说教。她说（说的是当地土话，但是有些人因为新近才离开家，所以依旧听不懂），除非他们学会没有人监视也好好干活，学会热爱干活，学会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干活，同时明白做一件事就该做好，而不要只想到工资——除非这样，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她说，白人之所以成为白人，就在于他们是以这种态度对待工作的。白人之所以要干活，只因为他们觉得干活好，因为没有酬劳的劳动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品德。

这短短的几句说教是很自然地从她嘴里说出来的，她用不着费神多想。当年她父亲训诲土著佣人的时候，这种说教她听得够多了，因此它们很自然地从她最早的记忆里涌现了出来。

土人们听她说这些话时的表情，她认为简直是“厚颜无耻”。他们阴沉着脸，满是怒气，不拿她当回事地听她说着，或者说，听着他们听得懂的一部分话，只等着她赶快把话说完。

她的话一住口，立刻怨声四起。她只当没有听见，然后突然站起身，把那张放着一袋袋银钱的小桌子端起来，拿进了屋里。过了一会儿，她听见他们动身走了，一边走一边抱怨着。她透过窗帘望出去，看见他们漆黑的身体和树木的影子混合在一起，后来漆黑的身体也消失了。接着又传来他们的声音，那是对她的一声声谩骂和诅咒，她心里充溢着报复的意念和得胜的感觉。她恨他们这些人，没有哪一个不叫她恨，从工头（他那卑劣的奴性使她看了直冒火）直到最小的孩子，在这些雇工中间，有几个孩子不过七八岁。

她站在太阳光下看他们干活看了一整天，也懂得了跟他们说话时不要流露出憎恶他们的心情，但是她从来不打算把这种心情掩饰起来。当他们彼此之间说着她听不懂的土话时，她就恨他们。她知道他们在议论她，甚至还可能拿一些不入耳的下流话来诋毁她——她知道他们会这样，可是她不把它当一回事。她恨他们那样半裸着身子，弯着腰，蠕动着那筋肉结实的乌黑身体，漫不经心地干着活儿。她恨他们板着脸，恨他们跟她讲起话来总是把眼睛望着别处，恨他们隐藏在内心的轻慢无礼；而最使她厌恶的是他们身体上发散出来的一股浓烈的臭味，一种又热又酸的野兽气味，让她一闻就感到难以忍受。

“他们真臭！”她对迪克说这话时，怒火直冒，显然是因为刚才和土人们的争执引起的。

迪克微微笑了一下。他说：“他们也说我们臭呢。”

“胡扯！”她大喝一声。这些畜生竟敢这样放肆，可真把她气昏了。

迪克没有理会她的愤怒，说道：“不错，我记得有一次跟老萨姆森谈起过这件事。他说：‘你们说我们臭，可是对我们来说，什么气味也抵不上白人身上的气味那么臭。’”

“不要脸！”她气愤地说道；可是当她看见迪克的脸还是那么苍白、凹陷，便忍住了气。她必须十分小心，因为迪克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容易动怒发脾气。

“你跟他们说了些什么？”他问。

“没有说什么。”她小心地说，一面背过脸去。她决定暂时不对他谈起解雇黑人的事，等到他真正恢复了健康再谈。

“我希望你对待他们小心一些，”他焦急地说，“这几天你可不要对他们性急。他们都被放纵坏了。”

“我认为对他们软弱是不行的，”她傲慢地说，“要是由着我的性子，我就要用鞭子来收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