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南部非洲，铁路线纵横交错——沿着铁路线每隔几英里就会出现一个小镇。过往的旅人也许丝毫不把它放在眼里，认为只不过是一片丑陋的房子罢了，殊不知这些地方就是农场区的中心，其中大的地方方圆就有二百英里左右。每个镇上都有车站、邮电局，有的地方还有旅馆，一般都有商店。

如果你想找出南部非洲的特征——这是一个被金融巨子和开矿大王一手创建起来的南部非洲，也是被旧日的传教士和探险家视为“黑暗大陆”而怕去观光的南部非洲——你就可以在那儿的商店里找到。商店到处都有。你坐在火车上，刚在这儿看到一个，驶过十英里后就会看到另一个；你只消从车窗里探出头，就可以看到每一个矿区、每一个农场都有一个商店。

这种商店通常是一所矮矮的平房，像一块巧克力似的分成几格，在一个波纹铁皮的屋顶下排列着杂货店、肉铺和酒店，木头柜台都高高的，漆成了黑色，柜台里的架子上货色齐全，从胶画颜料到牙刷，全都杂七杂八地摆在一起。店里还有两只搁板架子，上面往往放着色彩鲜艳的廉价棉衣，也许还堆着一盒盒的鞋子、一玻璃箱的化妆品或者糖果。店里混杂着一股特别的气味——有油漆的气味、宰杀牲口的后院里晒干了的血污气味、干兽皮的气味和碱性很重的黄肥皂的气味。站柜台的不是希腊人就是犹太人，或者是印度人。这种人总是被全区的居民所痛恨，把他当做一个剥削者、一个异己。他们的孩子大都在蔬菜堆里游戏，因为他们的住宅就在店铺后面。

对于整个南部非洲千千万万的人来说，这种店铺已经成了他们童年的背景。许多东西都集中在这个店铺的四周。譬如说，他们会回忆起那无数个夜晚的情景：乘着车在寒冷而多灰尘的黑夜里不停地前行，突然意想不到地停在了一个明亮的广场上，只见人们一个个拿着酒杯在那里逛来逛去，于是自己也被带下车子，走进一家灯光雪亮的酒吧间，喝一杯烈酒，“免得害热病”。那种地方你也许一星期去两次，去取信件。你能看到许多农场主从几英里路以外赶来，有的购买日用杂货，有的把一只脚踩在车子的踏板上读着从祖国寄来的信，暂时忘了那酷热的太阳，忘了那满布红色灰尘的广场，忘了那躺在广场上的狗，它们像叮在一块肉上的苍蝇那么多，忘了那一群群瞪着眼睛的土人——当他们暂时忘记这一切时，他们就会回想起自己深为怀念、却又不愿再待下去的那个祖国，这些自愿流放到这里来的人会忧伤地说：“南部非洲已经和我血肉不可分了。”

对玛丽来说，带着思乡情调说出的“祖国”，指的就是英格兰，虽说她的双亲都是南非人，从来不曾到英格兰去过。她之所以把英格兰当做祖国，是因为她每逢取信的日子上店铺去时，总是看到一辆辆的卡车载来大量寄自海外的货物、信件和杂志。

对玛丽来说，这种店铺才真正是她生活的中心。店铺对于她甚至比对一般孩子还来得重要。她就住在一个多灰尘的小镇上，抬眼就能看见那种小店。她常常跑去买一磅桃脯或一听鲑鱼给她母亲，或是到那边去看看周报有没有寄到。她会在那里盘桓几个小时，望着那一堆堆粘乎乎的五颜六色的糖果，把装在墙边袋子里的美丽谷粒抓起一把，让它们从手指缝中间漏下去；不时悄悄地望望那个希腊小女孩。她的母亲说那小女孩的双亲都是穷外国佬，不准她跟她在一块儿玩耍。后来她长大了，那种小店铺对她又有了另外一层意义，她明白了那种店铺就是她父亲沽酒的地方。有时候她母亲恼恨起来，就跑到掌柜那儿埋怨说，她的家用入不敷出，而她丈夫却把薪水都花在喝酒上面。玛丽从小就知道，她母亲跑去埋怨，只是为了闹一场，出出气；站在酒吧间里，被那些荒唐的酒客同情地望着，她母亲才得意呢，她喜欢用一种严酷而悲愁的声调埋怨她丈夫：“每天晚上他总是从这儿回家，每天晚上都是如此！碰到他高兴时回家，就会把剩下来的那么一点钱交给我，指望我靠着这一点点钱去养活三个孩子。”埋怨过后，她就站在那里不动，等着那个赚了亏心钱的人来安慰她。那些钱本该是她用来养活孩子的。可是那个人总是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不卖酒给他喝呀，是不是？”最后，吵也吵过了，也受到人家足够的同情了，她便慢慢地走开，挽着玛丽，穿过那一大片红色的尘土走回家去。她是个身材高大却骨瘦如柴的女人，一双亮闪闪的眼睛带着病态，又含有怒意。玛丽从小就被她当成心腹。她常常一面缝衣服一面就哭起来。玛丽伤心地安慰她，心里既想走开，又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同时非常憎恨自己的父亲。

这并不是说他喝起酒来就会醉得失去人性。玛丽常常在酒吧间外面看到有些人喝得酩酊大醉，吓得她对那个地方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恐惧，可是她父亲倒难得喝成那种样子。他每天晚上都喝得高高兴兴、适可而止，只是回家稍微迟一些，独个儿吃一顿冷冰冰的晚饭。他老婆待他非常冷淡。至于她侮蔑性的嘲笑，则要保留到她的朋友们到她家里来喝茶时才发泄出来，似乎她连丝毫的关心、丝毫的体贴也不愿意施舍给她丈夫，免得让他得意，甚至连轻蔑他和讥嘲他的心情，也不愿意让他看到。她那种举止作风，仿佛全然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事实上他确实什么用处也派不上，他给家里带回钱来，可是总不够用。他在家里是个毫无用处的人，连他自己也明白。他身材矮小，头发肮脏蓬乱，一张干瘪的面孔虽有几分爱诙谐的情趣，却又显得不自然。芝麻绿豆大的官来找他，他都叫他们“大人”；见到身份比他低的土人，他就大声喝斥。他的差使是在铁路上当抽水员。

这种店铺对玛丽来说，还不仅是地区的中心和她父亲醉酒的地方，而且每到月底，就成了一个铁面无情、威风凛凛送账单来的地方。这些账单总是付不清，她母亲总是恳求债主宽限一个月。为了这些账单，她的父母一年要打十二次架。他们俩吵来吵去都是为了几个钱；有时候她母亲也会冷冰冰地说，要不是她，家里可能会弄得更糟。譬如说，她本可以像纽曼太太一样，养上七个孩子，而如今只能养活三个。过了好久，玛丽才弄明白这几句话联系起来说明了什么问题。那时候，她父母只要养活她一个人了。原来她的哥哥和姐姐都在一个凶年患痢疾死了。由于家里出了这桩不幸的事，父母曾经和好了一个时期，玛丽还记得自己当时倒并不真认为这件事是灾祸，因为死了的两个孩子都比她大得多，跟她玩不到一块儿；他们死了以后，家里虽然悲伤，但从此以后父母之间就突然不争吵了，母亲依然哭泣，却不像从前那样冷淡得可怕，所以，这样得到的快乐实在是弥补了悲伤还有余。不过这种情景并没有维持多久。她回想起这一时期，真是她童年最幸福的阶段。

在玛丽上学以前，家里搬迁了三次；但是她住过的那些地方的火车站，后来她都分辨不清了。她只记得一个曝晒在烈日下的灰土飞扬的村庄，村后是一排茂盛的橡胶树，还有一个广场，由于牛车经常往来，灰尘时起时落；此外，由于火车轰隆隆的鸣叫声，燥热而呆滞的空气一天里会有好几次震动。留在她记忆中的就是灰尘和小鸡；灰尘和孩子；东逛西荡的土人；灰尘和店铺——老是店铺。

再后来她进了寄宿学校，生活就此改变了。她觉得极其高兴，高兴得连假期也不愿意回家去看看醉醺醺的父亲和辛酸的母亲，以及那座风吹得倒的小屋子，那屋子就像架在台阶上的小木箱似的。

十六岁时，她离开了学校，在城里的一个公司找到了工作。所谓城里，就是那种像蛋糕上的葡萄干那样密布在南部非洲的小城。她觉得很高兴，她好像天生就适宜做打字、速记、簿记，以及写字间里那一套例行公事的惬意工作。她喜欢那种平平稳稳、有条不紊的刻板工作，尤其喜欢这里人与人之间那种友好而又各不相涉的气氛。到了二十岁，她有了一份好工作，结交上了一些朋友，在城市生活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几年以后母亲死了，她实际上只剩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因为父亲被调到另一个火车站去工作，离她有五百英里的路程。她难得看到父亲。父亲虽然觉得她为自己的面子争了光，却对她不闻不问（这样说是比较中肯的）。父女俩甚至连信也不通，他们不是喜欢写信的人。父亲不在眼前，玛丽倒觉得愉快。她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反而喜欢这样。从某种方面说，丢开父亲倒是为母亲生前的痛苦报了仇。她从来没有想到父亲也会痛苦。如果有人提到这一点，她总是要反驳：“他有什么可痛苦的呢？他不是个男人吗？他大可以随心所欲。”她从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种刻板的女权思想。其实这种思想对她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她在南部非洲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独身女人的生活，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她怎么会知道呢？她一点儿也不了解别的国家的情况，也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情况。

譬如说，她从来没想到过：她父亲只是个铁路局小职员，母亲由于经济压力，一生不幸，以致最终憔悴而死，作为这样家庭背景出来的女儿，现在居然能够过着南部非洲富裕之家的小姐生活，这是多么不容易。她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事，如果想结婚，也可以随便嫁给什么人。这些事情，她从来没有想到过。“阶级”这个名词在南部非洲是不存在的，而和它意义相当的“种族”这个名词，对她来说，指的是她工作的那个公司里的听差，别的女人们的佣人，以及大街上一群群散漫的土人，这些人她都不大去注意。她知道这些土人一天天变得“脸皮厚起来了”（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可是她实在和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和她是两路人。

她这种平静而舒适的生活一直过到二十五岁，没有遇到一点波折。就在这时，她父亲死了。于是，她害怕记起的那段童年生活，从此被切断了最后一根记忆的纽带，从此她和台阶上的那所肮脏小屋、鸣叫的火车以及父母之间的争吵全都一刀两断了，一点儿牵扯也没有了！她自由自在了。殡葬了父亲回到公司里以后，她盼望着生活照目前的样子继续过下去。她很快活。这也许就是她唯一的一种好品质，此外她没有一点儿引人注目的特点，虽然以她二十五岁的年龄来说，她正处在人生中最美丽的时期。称心如意的生活使她显得容光焕发；她是个苗条的姑娘，举止却不太灵活，留着一头时髦的浅棕色头发，碧蓝的眼睛显得很严肃，衣着也很漂亮。她的朋友都把她描写成一个秀丽的金发碧眼的美人儿，因为她总爱摹仿孩子气的电影明星的打扮。

到了三十岁，生活没有一点儿变化。在三十岁生日那一天，她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惊异，这种心情也还算不上什么不愉快——因为她没觉得境遇有什么变化——她只是惊异于年华的飞逝。三十岁了！听上去年纪不小了，可是这与她毫不相干。她并没有庆祝自己的生日，而是把它忘了。玛丽还是十六岁时的玛丽，她居然会有这种感慨，几乎使她自己感到荒唐。

她现在已经当上了老板的私人秘书，薪金相当可观。如果她想住公寓房子，她完全有能力租一套，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她目前的情况确实挺称心如意。她的相貌是南部非洲白人那种平凡的相貌，她的声音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那种声音：低平而单调，还有些含糊。她的衣着也和别人没什么不同。无论什么都不会妨碍她独立生活，她也可以驾着自己的汽车独来独往，在小范围内交友应酬。她完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但是这又违背了她的本性。

她住在女子俱乐部里——这本是为了帮助那些收入较差的女子而创办的，可是她在那里住了那么久，却并没有人叫她搬出去。她爱住在这里，是因为这里能使她回想起学校生活。她当初才不愿意离开学校呢。她喜欢那一群群的姑娘。大家在一个大饭厅里一起吃饭；看完电影回到家里，总会看见有个朋友待在她房间里，等着和她聊一会儿天。在俱乐部里，她是有些威信的，与一般人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她比别人年长了好几岁的缘故。她简直成了个未出嫁的安安适适的姑母，大家都来向她倾诉心里的烦恼。玛丽从来不会做出大惊小怪的样子，也从不责备人家，不搬弄是非。她好像有些超群脱俗，摆脱了一切琐碎的烦恼。她的表情有点儿生硬不自然，有些害羞，因此也少了许多遭人怨恨和妒忌的麻烦。她好像很洁身自好，这是她的长处，但也是她自己不肯承认的弱点；一想到跟人家亲近、应酬交往，她就觉得讨厌，甚至觉得厌恶。她跟那些年轻小姐相处，总是带着一些孤傲的意味，那样子似乎在明明白白地说：我可不愿意跟你们搞在一起呢。她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她住在俱乐部里够快乐的。

在公司里工作的时间久了，已经拥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出了俱乐部和公司，她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很有生气的。不过在某些方面，这种生活仍是被动的，因为它完全仰仗别人。她不是那种会主动发起社交活动的女子，也不是社交场合中受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她仍然是一个要人家“带出去”的姑娘。

她的身世实在是相当不平凡的。造成这种身世的客观条件现在已经过去了，女人们每逢情况完全变化了的时候，总爱回首往事，就好像回想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一般。

她早上起床很迟，正好能赶得上办公时间（她是很准时的），但是来不及吃早饭。她的工作效率很高，工作态度却很懒散，就这样一直干到中午，回到俱乐部去吃中饭，下午再工作两小时，一天的事情就算完了，然后去打打网球、曲棍球，或是去游游泳。平时总有一个男人跟她在一起。“带她出去”的男人数也数不清，大家都把她当作姐妹看待。玛丽竟成了他们那么好的朋友！在她成百个女朋友中找不出一个知己，而在她成百的男朋友中又何尝有一个知己？他们都带她出去过，或者现在正在带她出去。他们中也有已经结了婚的，便邀她到他们家里去玩。镇上一半的人都是她的朋友。晚上，她总是去参加落日晚会（这些晚会总要挨到午夜才散场），或者上舞厅去跳舞，再不就是看电影。有时候她一星期要看五次电影。不到十二点，她决不上床睡觉，有时甚至还要迟些。她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年又一年地过下去。对于还没有结婚的白种女人来说，南非真是个美妙的地方，可是对她来说，却没有像一般未婚妇女那样享受到这里的好处。一年年过去了，她的朋友们都结婚了，她已经替别人做了十来次女傧相；别人的孩子都一个个长大了，她还是个老处女。但她还是像往常一样人缘好、随和、清高，像往常一样心安理得，在公司里工作还是像往常一样起劲、自得其乐，除了晚上睡觉以外，从来没有孤独的时候。

她好像并不把男人放在心上。她总是对她的女友们说：“男人！他们真滑稽透了。”可是出了办公室，出了俱乐部，她的生活便完全依靠男人，而且非难她的那些话，她听了一定会气得要命，一定会加以驳斥。也许她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离不了男人，因为每逢她听到别人哀声怨语，感叹身世的时候，她并不随声附和。有时候她的朋友们见她这样，觉得有些失望，便不再讲下去。她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只是听朋友谈话，替他们出主意，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一点儿也不谈她自己的事，这未免有欠公平。其实这都是因为她不愿自寻烦恼。她听到别人谈起那些错综复杂的感情经历，不免觉得惊异，甚至有些恐惧。她竭力避免这些事情。她这样的女子真是天下少有，年纪已经三十，竟然没有恋爱的烦恼，没有头痛、背痛、失眠或是神经衰弱，确实令人称奇，可是她并不知道自己的性格有多么古怪。

她仍然是个“小姑娘”。如果有什么板球队到镇上来访问，需要接待人员，负责组织的人总是会打电话来找玛丽。她擅长的就是这类事情，遇到任何场合，都是又聪明又冷静，应付自如。她愿意替慈善事业的募捐舞会卖门票，也愿意跟一个踢足球的后卫跳舞，两种事情都做得同样亲切。

她的头发依然梳成少女式样披在肩上，她也常常穿着浅色的少女式上衣，态度还是那样羞怯天真。如果让她一直保持这种模样，她一定还是这样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地过下去；不过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她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个未到中年就步入老态的女人：她不但外貌显得干瘪，脾气也变得有些古怪，为人刻板却又容易多愁善感，此外，不是一心沉醉于宗教就是整天与小狗做伴。

大家本该都同情她的，因为她“错过了人生最大的乐趣”。但是天下自有那么多人，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乐趣，这些人大都是从小就饱经辛酸的人。玛丽每逢想起“家”，就会记起那所像鸽子笼似的木头小屋，火车一经过，房子就震动；一想到结婚，就记起父亲生前回家来那种醉得眼睛通红的模样；一想起孩子，就记起哥哥姐姐死了时，母亲那副哭丧着脸的样子——既悲痛，又那样冷若冰霜。玛丽喜欢别人的孩子，但是一想到自己生孩子，就心惊胆战。看到人家结婚，她就觉得伤感，可是她又很讨厌男女关系。想起从前在父母家里，毫无安宁可言，她就不愿意再回忆那许多事情；好多年以前，她就下决心要把这些事情忘了。

有时候她的确感到不安，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满，以致失去了娱乐后的快感。譬如说，看过电影以后，正想心满意足地睡觉，可是这时候她突然会想到：“一天又过去了！”于是时间仿佛缩拢了起来，她觉得离开学校独自到城里来谋生，好像就是不久前的事；她有些惊慌，似乎身上那一股无形的生命力就此消失了。但接着她便清醒了，咬紧牙关说，一个人老是感叹自己的身世，那是病态的，于是连忙上床熄灯睡觉。上了床，她又不禁疑惑：“人生不过如此吗？等到我老了，回首往事，就只有这些内容吗？”然后她才恍恍惚惚地睡着。可是一到第二天早上，她又把这些忘了。一天天过去，她又重新快乐起来。她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些什么。她只是模模糊糊地想到，她需要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需要另一种生活。但是这种心情不久就消失了。她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觉得自己在工作上很得心应手，很能干。她也满意自己所信赖的朋友，满意俱乐部的生活，那样的生活非常愉快热闹，好像住在一个唧唧啁啁的大鸟舍里似的，而且常常有人订婚结婚，总是令人觉得兴奋。对于自己结交的那些男朋友，她也很满意；他们都把她当成一个宝贝似的看待，而闭口不谈男女之间的那种蠢事。

可是所有的女人，迟早都会意识到一种微妙而强大的压力——结婚；至于玛丽，虽然不会为环境所动心，也不会为人们所谈的那一类事情而烦心，可终于突然地、极不愉快地面临到这个问题。

那天她在一个结了婚的朋友家里，房间里灯光明亮；她坐在阳台上，只有她一个人。她听到有人在低声谈话，并且提到了她的名字。她干脆站起身来，准备走进房间去——可是她又想到，要是朋友们知道她在偷听，那会弄得多不好意思啊。这样一想，她又重新坐下来，等待着一个适当的机会再走进去，只对朋友说是刚从花园里回来的。就在这时她听到了下面一段对话，不禁脸上发烫，双手也变得又湿又冷。

“她可不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啦，真可笑！应该有个人去告诉她一声，她那种打扮太不像话了。”

“她有多大了？”

“总有三十出头了吧。这几年还混得不错。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她就工作很久了，整整有十二年了。”

“她为什么不结婚呢？她应当有很多机会的呀。”

只听得一声格格的干笑。“我并不这样想。我的丈夫一度对她很有意思，可是认为她永远也不会愿意结婚。其实她不是那么一回事，决不是那么一回事。大概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吧。”

“噢，我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她的模样变得实在有些厉害。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她，简直认不出来啦。我决不是胡说！她在游戏娱乐时的那种样子真叫人恶心。她皮肤粗糙得像砂纸似的，人又那么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