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呢？”

“以后我想去经营一个烟草农场。”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

“他们没有叫我。我醒来以后发现了特纳太太。”

从托尼说话的声音里，听得出他已有所戒备。出事以后没有人叫他，这固然使他伤心，使他觉得受了侮辱，但最使他觉得屈辱的是，这两个人竟以为这样忽视他是理所当然的事，似乎他对这个国家不熟悉，就不配负任何责任似的。他痛恨他们那样诘问他，他们没有权力那样做。虽说他明知他们那种隐约显露的倨傲也不完全是有意的，而且他也明白自己该设法去了解这件事的真正含义，而不应一味只顾自己的面子，可他仍然禁不住满腔愤怒。

“你每天跟特纳夫妇一块儿吃饭吗？”

“是的。”

“除了这个，你在这儿有社交活动吗？”

“没有，几乎没有。我一直忙着学习业务。”

“和特纳相处得好吗？”

“我想还算不错。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人不容易让人了解。他全副精神都放在工作上。他显然不愿意离开这地方。”

“是的，这可怜的家伙，他是吃过一番苦的。”警长的声音突然柔和起来，几乎变得很伤感，而且还带着怜悯的意味。他脱口说出这几句话以后，就紧闭着嘴唇，似乎决心鼓起勇气来面对事实真相。托尼依旧心神不宁，这两个人出乎意料的种种反应，让他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一点儿也体察不到他们的心思，他在这个悲剧中毕竟是一个外人，而警长和查理·斯莱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和这件事有关连的，你只消瞧瞧他们那副样子，就看出他们无意中已经流露出懒得顾面子的神气，都为了可怜的迪克的不幸而难受得抬不起头来。

然而把迪克赶出他自己农场的正是查理；前几次他们见面时，托尼也在场，查理可并没有流露出一点儿感伤和怜悯的意思。

大家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没说话。警长合上了笔记簿。但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小心地望着托尼，心里琢磨着怎样继续提问。至少在托尼看来是这样，因为他看得出整个事情的关键都系于目前这一刹那。只要看看查理面露警惕，既有些狡猾，又有些害怕，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你在这儿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什么不正常的事情？”警长装得很随便的样子问道。

“是的，我看见过。”托尼的回答脱口而出。他突然下定决心不让他们吓倒——他知道他们正在威胁他——虽然他在阅历和自信方面与他们还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两人皱着眉头抬起脸来望着他，接着又很快地彼此望了一眼，便把眼睛避开，好像是害怕泄漏出彼此心里共同的阴谋似的。

“你看见了什么？我想，你总能够认识到这件案子——伤脑筋的地方吧？”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一种恳求，好不容易才说出口来。

“任何谋杀案肯定都是伤脑筋的。”托尼冷淡地说。

“等你在这个国家里待久了，你就会明白，我们是不喜欢黑人谋杀白人妇女的。”

“等你在这个国家待久了”这句话托尼听了很不自在。这句话他听得太多了，已经使他感到厌恶，同时也使他感到气愤。他还是个不谙世故的小伙子，恨不得能痛痛快快地把事实真相都说出来，使这些人没有置辩的余地；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绝不是如此。他所知道的或是猜想的有关玛丽的事实，也即这两个人存心要忽略过去的事实，是很容易加以说明的。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一点，也即真正关键所系的一点，是要了解这件事的背景，了解迪克和玛丽的处境以及他们的性格，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但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他已经转弯抹角地讲到事实真相，真的，要说出来必须转弯抹角才行。现在他在感情上对玛丽、迪克和那个土人怀着一种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怜悯，这种怜悯其实是对环境的愤恨，他简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唔，”他说，“我把所知道的情形从头讲给你们听，只是要费些时间，我怕……”

“你的意思是说，你知道特纳太太为什么被杀，是吗？”这句话是一种机智和狡猾的遁词。

“不，并不是这样。我只是从理论上推测而已。”这样的措词真是糟糕透了。

“我们不要理论。我们要的是事实。无论如何，你别忘了迪克·特纳。这种事情对于他是极不愉快的。你千万别忘了他，这个可怜的人。”

又是这一套，完全是不合逻辑的话——当然对他们两个来说，并不显得不合逻辑。整个事情荒谬到了极点！托尼开始动怒了。

“你们到底要不要听我说？”他气愤地问道。

“你就说吧。只是请你记住，我不要听你的那些假想。我要听事实。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有根据的事情，足以说明这件谋杀案的真相？譬如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黑小子想要去偷窃她的手饰，或是其他的什么？凡是有根据的事都说出来。不要捕风捉影。”

托尼笑起来了。那两个人目光犀利地望着他。

“你们和我一样明白，这桩案子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你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这件事不可能直截了当，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是非黑白说清楚。”

这一来完全陷入了僵局，谁也不说一句话。德纳姆警长就像没听见这最后几句话似的，紧皱着眉头说道：“譬如说，特纳太太对待这个黑小子怎么样？她是不是待她的雇工很好？”

托尼气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变得异常激动，怀着一种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的赤诚之心，抓住这一点开始讲起来。

“不，她待他很坏，我想。虽然在另外一方面……”

“她唠唠叨叨地骂他吗，呃？在这个国家里，女人在这方面通常都是很差劲的。可不是吗，斯莱特？”警长说话的声音安详亲切，还很随便。“我那个黄脸婆简直把我逼疯了——这地方就是这个情形。她们完全不懂得怎样对付黑人。”

“这些黑鬼需要男人来对付才好。”查理说，“女人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是不买账的。他们一个个都能够把自己的女人弄得服服帖帖的。”他笑了。警长也笑了。他们转过脸来对望了一眼，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甚至连托尼也不例外。紧张的空气缓和了，危险过去了，托尼又一次被看成无足轻重的人，这一次的面谈好像就到此为止，他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

“但是请注意。”他刚说了一句就停住了。两个人都转过脸来望着他，脸上都显出沉着、严肃并且气恼的神气。他们的的确确是在警告他！一个爱多话、自讨没趣的小子，自会受到这种警告。托尼明白了这一点后，感到再也无法承受。他让步了；他不准备再过问这件事。他十分惊愕地望着这两个人，他们的心思和感情完全一致，双方彼此了解。尽管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彼此之间的了解，也不承认有什么默契。他们对这件事的处理，之所以会步调一致，完全出自本能。他们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件事有什么出格的地方，甚至没有觉察到有什么非法的地方。究竟有没有非法的地方呢？从表面看，这是一场很随便的谈话，并没有什么严肃认真的内容，笔记本也合上了——事实上从他们谈到紧要关头时起，笔记本就合上了。

查理转过身对警长说：“最好把她的尸体弄走。天气太热了，不能再搁下去了。”

“是的。”警长说着，立即走去下命令。

托尼后来才意识到，他们只有这一次提到可怜的玛丽·特纳，而提到她的就是这么一句就事论事、冷冰冰的话。但又有什么理由非要提到她呢？除非他们三个人是在进行一场友好的谈话。一个是住在她邻近的农场主，一个是顺道过访的警察，一个是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的助手。这一次不能算是正式解决问题，托尼始终这样想。还得好好地开一次庭呢。

“当然，上法庭不过是手续而已。”警长不觉把这种想法说出了声，还望了托尼一眼。他站在警车旁边，看着那些土人警察把裹着被单的玛丽的尸体搬到车子里的后座上。尸体僵硬，一条硬邦邦的、张开的胳膊在狭窄的车门口可怕地撞了一下；最后总算费了点工夫把尸体搬了上去，车门砰的关上了。可接着又出现了新问题：不能把杀人犯摩西和她放在同一辆车子上。一个黑种男人决不可以和一个白种女人待在一起，尽管这女人已经死了，而且是给这个男人杀死的。剩下的只有查理那辆车子，神经失常的迪克·特纳正坐在车子后座上瞪着两眼。尽管大家都认为，摩西既然犯了谋杀罪，就该用车子把他带走，无奈事实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决定让他步行；警察们则手推自行车，押着他到警察署去。

一切都安排妥当，出发之前又稍停了片刻。

临走前大家站在汽车旁边，定睛望了一眼那所红砖砌成的房子，只见晒得热烘烘的屋顶一亮一闪，又看了看遍地密布的灌木丛，以及在树阴下准备赶长路的那几个黑人。摩西举止漠然，一副完全听任摆布的模样。他呆滞的表情又好像在瞪着眼睛看太阳。难道他正在想，他能看见太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吗？这确实很难说。难道他后悔了吗？表面上一点儿迹象也看不出。他害怕吗？看上去也不像。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望着这个杀人犯，都显出眉宇紧蹙，若有所思的样子，其实各人在想各人自己的心事，并没把他放在眼里。是的，他是无足轻重的。他是个黑人，一有机会就要偷窃、强奸或是谋杀，一辈子也改不了这种本性。即使在托尼眼里，这个土人现在也无足轻重了；而他对于土人的心理了解得太少，根本无从去推测。

查理用大拇指指着迪克·特纳问道：“他怎么办呢？”他的意思是说，开起庭来，他能够派什么用处呢？

“我看他派不了多大的用处。”警长说。对于人命、犯罪以及发疯这一类的案件，他毕竟见识得多了。

不，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倒是玛丽·特纳，她把事情弄糟了；但是她既然已经死了，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只是有一件事仍须加以注意，那就是要顾全面子。德纳姆警长懂得这一点，这是他份内的事；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这个国家的精神中体现了这一点，而他遍体通身都浸透了这种精神。查理·斯莱特对这一点也领会得很透彻。临行前一刻，他们两人依旧并排站在一起，好像有某种冲动、某种遗憾、某种恐惧的心情同时触动了他们两人似的，他们对托尼做了最后一次无声的警告，脸色铁板地望着他。

托尼现在开始明白了。至少他现在弄清了这一点：刚才他们在房间里争论的那些事情，本质上与谋杀案毫不相干。谋杀案本身是算不了什么。无论是刚才争辩所得出的寥寥数语的结论，或是每谈一阵就沉默一阵的那种相持不下的场面，实际上与这桩案子的表面现象都无关。再过几个月，等他“在这个国家里混熟了”，他就会明了得多。那时候他要尽量忘掉这次经历，因为在一个种族歧视微妙复杂的社会里想要生活下去，有许多事情他就只好不看不想。但是在这段时期里，他不可避免地会看清一些事实真相，知道这是“白种文化”在进行自卫，这可以从查理·斯莱特和警长的态度中看出来，这种“白种文化”决不允许一个白种人——尤其是一个白种女人和一个黑人发生什么人与人的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好是坏。“白种文化”一旦允许建立这种关系，它本身就要崩溃了，无法挽救。它最经不起失败，就像在特纳夫妇身上的这种失败。

以托尼刚才思维难得清醒的时刻和目前认识混乱的状态来看，可以推测他是那天责任最重大的一个人。斯莱特和警长两人都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正如他们在处理一切有关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时那样，始终奉行着一种近似殉道者的责任感。托尼也希望能够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立足，所以他必须适应环境，如果他不肯俯首就范，就会遭受排斥，这个问题他看得很清楚。“应该习惯我们的想法”这句话他已经听得够多了，因此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再抱有任何幻想。如果他根据是非的观念来采取行动（虽然这种观念现在已经很模糊），根据自己的感觉（他认为这件事处理得极其荒谬）来行动，那么，对于那个唯一置身于这场悲剧中既未死也未疯的人，结果又有什么不同呢？摩西反正是要被绞死的，他犯了杀人罪，这个事实无法抹煞。托尼竟想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继续秘密地斗争下去吗？如果是这样，又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则呢？如果警长德纳姆最后上车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他几乎真的就这样做了——说道：“瞧，我并不打算闭口不谈这件事。”那又会有什么收获呢？警长一定不会理他的，一定会紧皱眉头，面孔发青，把脚从汽车离合器的踏板上拿开，责问他说：“闭口不谈什么？谁叫你闭口不谈了？”那时候，如果托尼期期艾艾地谈出有关责任所在的问题，他一定会意味深长地看看查理，耸耸肩。托尼也许会不理睬他的耸肩，也不理睬他耸肩的意思是责备他不识时务，而依旧这样说下去：“如果你要责备什么人，那就应该责备特纳太太。白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反之就是自我放任，二者必居其一。像这种谋杀案，无疑双方都有责任。不过，我们也不能真正地责备她。她那样的行为也是出于不得已。告诉你们，我在这儿住了一阵子，你们两个却没有在这儿待过。整个事件非常复杂，究竟应该责备谁，确实很难说。”于是警长很可能会这样说：“你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意见到法庭上去陈述一遍。”这正是他不到十分钟前想要说的话，意指这桩案子还没有得出结论，虽然谁都没公开说这桩案子已经有了结论。警长可能还会说：“这不是责备谁的问题。谁说到责备了呢？但有一个事实你不能否认：谋杀她的是这个黑鬼，不是吗？”

当然，托尼一言未发，警车早已穿过树林开走了。查理·斯莱特和迪克·特纳坐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空旷的林地上只剩下托尼一个人和那座空无一人的房子。

他脚步迟缓地走进屋去。自从早上许多事情发生以来，他脑子里始终闪现着一幅清晰的景象：警长和斯莱特望着尸体的时候，竟是那样一副脸色，好像在歇斯底里中还含着恐惧和憎恨。这对他倒像是一个关键启示，可以藉此把整个事件想明白。

他坐了下来，头痛得厉害。他用手捧着头，然后又站起来，从厨房里一个布满灰尘的架子上拿下一只药瓶，瓶上标着“白兰地”的字样。他一饮而尽，觉得膝盖和大腿都开始发起抖来，同时他还感到软弱无力——这丑恶的小屋，在它的四壁之内，甚至在砖头和泥灰里面，都含有谋杀的恐惧和恐怖，真使他厌恶透了。他突然觉得再也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哪怕是一小会儿也待不下去了。

他抬起头来望望那哐哐作响的光秃秃的铁皮屋顶，它已经被太阳晒弯了；又望望褪了色的、花哨而不实用的家具以及铺着破烂兽皮的肮脏的砖地，不禁觉得诧异：特纳夫妇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年复一年地住下去，住了这么久？他自己在后面住的那个小棚屋也要比这屋子好一些。为什么他们一直住下去，甚至连天花板也不装呢？这地方真热得使人要发疯。

接着，他觉得有些头昏（因为天气热，白兰地喝下去很快就起了作用），弄不懂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这悲剧是从哪儿起源的。不管斯莱特和警长怎样说，他始终认为，这桩谋杀案一定要追根溯源到底，才能查明原因，而以下这些原因才是至关重要的：玛丽·特纳在没有来到这个农场以前，在没有被炎热、寂寞和贫困一步步折磨得精神失常以前，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至于迪克·特纳本人，他原先又是怎样一个人？还有那个土人——想到这里，由于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便觉得再也想不下去了。他甚至无法想象一个土人的脑子是怎样的。

他的手在前额上慢慢抚过，做了最后一次苦苦的思索，希望能把这桩谋杀案有关的许多疑团和错综复杂的情景理出头绪，也许还可以从中找出象征性的或是前车之鉴的意义。但是他仍然想不出个究竟来。天气太热了。刚才那两个人的态度依旧使他愤怒。他头昏脑涨，不由气恼地想道，这房间里一定有一百度以上。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可两条腿站也站不稳。他充其量只喝了两匙白兰地呀！他气得身子一阵摇晃，心里想：这个该死的国家！我刚刚来到这儿，怎么就碰上这种纠缠不清的事情？而且，我不能当审判官、陪审员，更不能扮演仁慈的上帝！

他跌跌撞撞地走到阳台上，昨夜的谋杀案就是在这里发生的。砖头上有一层红色，雨后的一潭积水也被染得通红。那几条肮脏的大狗正在水边舐血吃，托尼喝了一声，它们就逃开了。他斜倚在墙边，举目朝前望去，他的目光越过草原上被水浸润透的绿色和棕色植物，一直望到那些小山；大雨过后，山丘变得轮廓鲜明，呈现出一片青灰色。他听到一阵响亮的声音，过后才辨别出是四周的蝉鸣。他心思沉重，无心细听。每一簇矮树丛里，每一棵树上，蝉都在叫个不停，叫得刺耳。他被这片声音弄得神经躁动不安。“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他突然说道，“我坚决要离开这儿。我要到这个国家的那一头去。我不愿过问这件事了。让斯莱特和德纳姆之流去恣意妄为吧，与我有什么相干？”

那天上午，他收拾了行李，到查理·斯莱特家里去，告诉查理说，他不愿再待在这里了。查理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觉得去掉了一个累赘，因为他正在盘算：现在迪克再也不会回到农场上来了，因此也用不着再雇一个助理了。

从今以后，特纳夫妇的农场上可以让查理任意放牛牧羊，满目望去都将是他的牛羊在吃草，一直可以吃到住宅所在的那座小山跟前。住宅没有人住了，马上就要倒塌了。

托尼回到城里，花了些时间逛遍了各个酒吧间和旅馆，打听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做。他原先那种无忧无虑、随遇而安的性格消失了。他也成了一个难讨好的人。他找了几个农场，但每一次都是看一看就走了，经营农场对他已没有什么吸引力。正如德纳姆警长所说，开庭只不过是个手续而已，他在法庭上只说了些人家指望他说的话。大家都认为土人之所以谋杀玛丽·特纳，是因为喝醉了酒，妄图抢劫她的金银珠宝。审判完了，托尼漫无目标地东飘西荡，到最后钱都花光了。他经历的这桩谋杀案，以及和特纳夫妇相处的那几个星期，都对他的个性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的钱已经用完了，必须得找份差使干，挣点钱活下去。他遇到一个北罗德西亚的人，那人把开掘铜矿的事告诉了他，又说，干这份差使薪金特别丰厚。托尼听得很着迷，立即乘了火车赶到产铜的地区，打算在那儿赚点儿钱后自己创业。但是到了那儿，薪金就不像在外面听到的那么高了，因为当地的生活标准很高，每个人又都好酒贪杯……不久他就放弃了开掘工作，干上了经理之类的差事。他终于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了，而他当初之所以到非洲来，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工作。其实这种工作并没差到哪里去。一个人应当随机应变，因为生活并不像你所期望的那样——每当他灰心失意的时候，每当他把往年的壮志和如今的处境相比对照时，他就对自己说这一类的话。

“这个地区”的人们，根据道听途说的传闻，都认为这个来自英格兰的青年，连经营几个星期的农场也没能耐。大家都说他没有能耐。他本该坚持下去的。

注释

非洲人在落日时所举行的一种晚会。

罗本古拉（约1836—1894），南非马塔贝莱兰的国王。

津巴布韦北部地区。

非洲东南部国家马拉维的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