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到这位司马炎时，也是很肯定此人早期的辉煌，也是江东张翰为之憧憬、为之希冀的：“晋武之初立，正郊庙，行通丧，封宗室，罢禁锢，立谏官，征废逸，禁谶纬，增吏俸，崇宽弘雅正之治术，故民藉以安；内乱外逼，国已糜烂，而人心犹系之。然其所用者，贾充、任恺、冯勗、荀、何曾、石苞、王恺、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即以张华、陆机铮铮自见，而与邪波流，陷于乱贼而愍不畏死；虽有二傅、和峤之亢直，而不敌群小之翕訾；是以强宗妒后互乱，而氐、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浊乱，国无与立，非但王衍辈清谈误之也。”
但晋之亡，并非如王夫之所说的近小人，远君子，而是司马炎逃脱不了其家族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基因病变。说来也怪，整个晋朝，所有姓司马的帝王、贵裔、宗室，都是按这样的“前明后暗”两极变化的逻辑行事，司马家族的通病，就是“明”期一过，立刻昏“暗”，而且迅速逆转，来不及地走向反面。或始终白痴，或逐渐白痴，或急速白痴。王夫之所说：“惠帝，必不可为天子者也，武帝护之而不易储，武帝病矣；然司马氏之子孙，特不如惠帝之甚耳，无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则将孰易而可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司马衷白痴，其他司马什么的，未必不白痴，换谁都不灵，都存在着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基因。所以，司马炎死后，25年工夫，西晋王朝覆灭。
正史和稗史演义都说，司马家的老祖宗司马懿，曾经装疯，装得十分成功，骗过了好多人。《三国演义》一百零六回，“司马懿诈病赚曹爽”，描写他能够使所有人都相信他疯的细节，恐怕此人的心智精神方面，还确是有点病态。从这位老家长一生，残忍到麻木，狠绝到死硬，将尸体堆成“京观”的为杀人而杀人，所看到的理智绝对丧失，下意识支配一切的恶行表现，看来，潜伏在这个家族基因中的痴呆症困扰，谁都无法逃避。
“前明”和“后暗”，只是基因处于沉潜期和骚躁期的差别。司马炎之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荒腔走板，神志紊乱，到不可理喻的地步，说明其家族没落基因，提前发作罢了。弱智，并不可怕，历史常常开这样的玩笑，将一群弱智的人，集合在一起，那就要酿成灾难，这就是公元291年（元康元年）至公元306年（光熙元年）的“八王之乱”。那些精神扭曲、心智变异的司马家族成员，被推向极致以后，手里有刀，有枪，有生杀大权，健全的人性，越来越少，嗜血的兽性，越来越多，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一场持续16年的疯人院式的癫狂，司马家这班近乎白痴的弱智子弟，终于将西晋王朝彻底埋葬。
于是，他决意离开。洛阳的流水席再好，也比不上家乡的美味可口。
现在，已无法知悉张翰何时来到北都，又是何时离开这座城市的具体年份和日期了。若按《晋书》所说：“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冏时执政。”那么，鲈莼之思的张翰，应该是公元301年至302年之间，司马冏尚未彻底完蛋前，回到江东去的。齐王执政后，一直得不到安排的张翰，有了转机，为了笼络江东人士，司马冏给他一个东曹掾的职务，相当于大秘。秩四百石，地位不高，但在别人眼里，起点很高，因为是领导贴身人员。《晋书》称：“冏于是辅政，居攸（其父）故宫，置掾属四十人。”被司马冏看中，纳为自己四十嫡系成员之一，前途肯定不可限量。然而，回江东的决心已定，别说区区四百石，两千石也不在话下，拍拍屁股，打算走人了。
据《晋书》：走之前的张翰，与在洛的江东领军人物，也是他的酒友顾荣，把盏叙别。“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张翰所思念的吴中三味，都是一般般的家常菜肴，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久而久之，家乡风味的味，就不仅仅是味觉了，而是家园之恋和乡土之情的混合体，甚至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象征。正如陆机兄弟最早来到洛阳时，拜访侍中王济，这位驸马爷指着面前几斛羊奶制成的乳酪，问他，你们江东可有与此媲美的食物吗？陆机就回答他：“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用白话来说，江南千里湖里的莼菜，做出羹来，即使不加作料，也是鲜美无比的。菰菜，即茭白，炒个肉丝什么的，清香鲜嫩；莼羹，就是用水生植物莼菜幼叶做成的汤，柔滑可口；鲈鱼脍，我估计即今之苏、杭菜肴中的滑熘三白。据说，松江产的鲈鱼四鳃，与他地产的二鳃不同，肉质细腻肥美。
但是，千里洛阳，来，固不容易，去，也不容易，司马冏却是一个不能得罪之人，在“八王之乱”这场狗咬狗一嘴毛的厮杀中，他最投机，也最毒辣，绝对不是一个好饼子。先是鼓动司马伦，废了惠帝皇后贾南风，将她送进金墉城幽禁，废了就废了吧，关了就关了吧，不，司马冏到底给她一盏金屑酒，鸩死了她。后又裹胁司马颖、司马颙，又将这个得意的司马伦推翻在地，然后，老戏重演，同样将他送入金墉城，同样也是一盏金屑酒，鸩死了他。
不打招呼，说走就走，司马冏对不听调教、不识抬举的江东张翰，应该是不会宽恕的。现在，弄不懂这个绝对混账、绝对坏蛋的司马冏，为什么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甚至连追杀的念头也没有。唯一的可能，就是司马家族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此人急速地弱智与白痴化，已经不可救药，无暇顾及一切。据《晋书》，此时的司马冏，正忙于“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凿千秋门以通西阁，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见”。司马炎那海量美女的后宫，现在都归他享用了，光清点验收这笔遗产，就够他张罗的了。肯定有人给他打过报告，任何社会，在统治者的耳根下，这种密告是少不了的。“主公，那个爱喝酒的江东张翰正在雇船。”“雇船干吗？”“要回江南。”“回江南干吗？”“说是想吃他的家乡特产。”司马冏哈哈一笑，“既不是持刀弄枪去造反，也不是舞文弄墨来捣乱，一个文人，为一张嘴，由他去吧！”
本来，张翰好饮，有“江东步兵”的雅称，他总不能学习前辈阮籍，装疯卖傻，醉上一百天，推掉司马家的婚事那样，借此离开洛阳吧？于是，在一个秋风清冽的日子里，他想到家乡三味，便放出空气，“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他回到了江东，得到了自由。
张翰此行，颇得后人誉扬，但誉扬的侧重点不一。
一是赞他舍得名利的放达。李白在《行路难之三》这首诗中，这样大加褒美：“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着重其放达情性、看淡名利的一面。唐代诗人白居易，一辈子在朝为官，一辈子不很得意，因为他在乎那几百石薪俸，做不出这份割舍，也就做不到张翰那样说走就走，也用诗句表达他的衷心敬佩：“秋风一箸鲈鱼鲙，张翰摇头唤不回。”不但羡慕张翰所得到的这份自由，而且佩服他敢“摇头”说不，敢“唤”而“不回”的勇气。
二是赞他识时务，知进退。《世说新语》对张翰此行的记载，则强调其识时知趣、明哲保身的一面。“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但是，无论是适意旷达、淡泊名利也好，还是识时知世、抽身而退也好，其实，张翰告别洛阳，在更深层次上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南北文化隔阂所造成的。二百年后，北魏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其中所写的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的南北朝期间，在北人和南人、中原人和江左人之间，心理和精神上的感觉差异，文化和物质上的认知鸿沟，还是相当严重分歧着的：“永安二年，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僭帝位。庆之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蛰，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
张季鹰来到洛阳，钉子没少碰，冷脸没少看，只要一出迎宾馆大门，一张嘴，甚至那些卖胡饼的，制乳酪的，炸油尖麻糖的，做焦馉餔的小市民，也瞧不上满口吴语的他。自恃天子脚下之人，有撇嘴的，有摇头的，那叫一个势利。尤其讲河洛官话的高门华族，操华夏正音的世家缙绅，就更不把来自蛮夷之域的亡国之民放在眼里。从语音到饮食，从风俗习惯到日常起居，从文化品位到玄儒学派的分歧，从政治见解到治国理念的不同，南北士大夫间存在着严重的抵触情绪。
司马炎虽然下令将江左名士陆机、陆云、顾荣、周处等，敦聘到洛阳来，但是，如何安排？如何使用？如何让这班南方精英分子，融入北方壁垒分明的门阀体系之中？如何让那些人五人六的、自视不凡的中原人士，接受他们，礼敬他们，从而和衷共济，同襄国是？还未来得及做进一步筹划，晋武帝就撒手西去。这位在军事上实现了版图统一的司马炎，即使天假以时，多活上几年，要在政治上实现人心的统一，在文化上实现精神的统一，那是谈何容易的事。
张翰开了这个头以后，接下来，顾荣、戴渊、纪瞻、贺循，也相继还乡。说其放达也可，说其见机也行，但根本上是这种南北之分、之争、之隔阂、之距离，一时间内很难看到尽头，才借机回返江东。从那以后，自魏晋南北朝起，一直到唐宋，一直到明清，一直到五四，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化史上这种由于地域差别，而造成的压迫与反压迫，都曾或隐或显地存在过。
若从这样大背景上看鲈莼之思，大概也就是这条历史长河中一朵文学浪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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