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晋张翰的鲈莼之思以后，本是小事一桩的文人吃喝，就与政治密切挂钩。
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生卒年不详。为江东文人，《晋书》有传，称他“善属文”。观其散见于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中的《首丘赋》《豆羹赋》《杖赋》《秋风歌》等等作品，看来，此人以赋见长，不过诗也写得很出色。有一首情深意婉的《思吴江歌》，寄托了游子对家乡风物的怀念，他的鲈莼之思，说不定由此而生发的呢！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他残存的诗作不多，但却有脍炙人口的诗句。最负盛名者，莫过于形容盛开油菜花的“黄花如散金”了。凡在南方生活过的人，凡在春天田野里驻足过的人，凡在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里沉醉过的人，无不感到这个极其生动、极为准确、极富色彩感的形象，譬喻生动，巧思传神，堪称绝妙无伦。唐代诗人李白，何其眼高，何其拔份，也不由得佩服：“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据说，唐代科举取士，甚至以此诗句，为试卷命题，可见影响深远。我想，一个文人，不管你写了千千万万，你还没有死，那千千万万先你而亡，真不如张翰传世的这一句诗。
有这五个字，对以文谋生者来讲，归天以后，还能活下来，也就足够了。
张翰出生的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除了打仗，就是打仗，打了将近一个世纪，最后，全部完蛋。先是蜀亡于魏，后是魏亡于晋，而吴，气数略长一些。晋当然强，吴也不弱。唯其不弱，所以，坚持到最后才俯首称臣。公元263年，蜀亡，公元265年，魏亡。吴在孙权死后日趋衰弱，隔江对峙强邻，竟然迁延将近30年，直到公元280年，司马炎利用东吴孙皓的荒淫败乱、暴虐贪腐，而兴师灭吴，实现全境统一。不过，吴虽亡，不服输的力量犹在，因为，晋是士族政治，讲门阀，尚精神，全凭嘴皮功夫；吴是豪族统治，讲实力，重物质，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些地方实力，时有“复兴”故国之意，常作蠢蠢欲动之举，弄得洛阳当局心神不宁。于是，吴亡以后的第一个十年（280—290）间，晋武帝南下视察，途经广陵，向一位叫华谭的名士请教。
他问这位耆宿：“吴人趑睢，屡作妖寇”，怎么办？“吴人轻锐，难安易动”，怎么办？“绥靖新附，何以为先？”请先生示之。
华谭沉思片刻回答：“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
魏晋风流的主角，就是这些表面不政治、内心极政治的名士，一部《世说新语》，说尽了这些名士的通脱圆熟，究其底里，名士其实最政治，不过，永远让你看不透罢了。华谭不喜欢司马炎口中的“绥靖”二字，但又不好劝陛下“绥靖”不得。而要“绥靖”的话，自然是软硬两手齐上，怀柔镇压并举，难免荼毒东南生灵，势必伤害江左利益。这才深入浅出，委婉开导，司马炎尽管弱智，此刻尚未昏聩，这些政治常识，也还能听得头头是道。这才有颁诏聘贤、派船迎宾之盛举，将江东头面人士，一股脑儿统统召入洛阳。
我估计张翰入都，在批次上要稍晚于顾荣、周处、戴渊、纪瞻等人。而陆机、陆云兄弟，南方人士中的拔尖人物，早在太康十年，就是洛阳城里风度翩翩、文章出色的秀场明星了。大司空张华，西晋政权要人，很高兴东吴的两位大牌文人，归顺中央，赞曰：“伐吴之役，利获两俊。”试想，司马炎聚数十万水陆将士，积二十年军事准备，拿下东吴，只是为了得到这哥儿俩，未免过甚其词。幸好张华是司马炎的多年智囊，否则，那些看不上南人的北方名流，早大嘴巴子抽过去了。
由此看到，在洛阳人士眼里，对江东人物的品评，还是存在等级差别的。别看张翰的名望，在东吴当地响当当，但在洛阳组织部门眼里，他名字的含金量，显然要低一点。因为张翰的父亲张俨，为东吴孙权的大鸿胪，相当于国家民委主任，部委级的。可顾荣的祖父顾雍，却是东吴孙权的丞相，等于国务院总理，那可是十分了得的大员。而陆氏兄弟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便更厉害了，一个类似三军总司令，一个类似总参谋长，皆为军权在握的高级统帅。因此，同是官二代，阶位之高低，级别之上下，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当局权衡之下，一种可能，也许发给张翰一纸敦聘书，另一种可能，也许并没有发，只是表示了敦聘的意向。中央政府对他的态度，依我猜测，热情是有的，冷淡也是有的，阁下来也行，阁下要不来也行，一张由建康到洛阳的直通船票，好像迟迟也未送达。一般来说，古人是比今人更在意面子的，可想而知，在白下的张翰，街上碰到熟悉的面孔，人家若好奇地问：张先生怎么没去洛阳赴任？脸皮就会热辣辣地发讪了。
面子问题，恐怕是张翰最终回到江东的一个郁闷心结。
另外，从张翰洛阳之行的随意性，也可看到他的手中，确实没有中央政府签发给他的船票。据《晋书》，他来洛阳，由于“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谭，便大相钦悦。问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这种具有魏晋风度的潇洒不羁，不拘小节，任性而为，洒脱风流，固然成为文坛佳话。但一时兴起，搭顺风车，坐顺路船，也表明他之“有事北京”，并不是必须要去，马上要去，而是可去可不去的自由行。
张翰入都，估计在“太康之治”的黄金时代与“八王之乱”的黑暗岁月之间，正是司马炎灭蜀、篡魏、伐吴，大红大紫以后，很快就要谢幕的尾声。这种好日子马上到头，坏日子就要开始的混沌期，大多数人常常是浑然不觉的。清醒如华谭，按兵不动苦守江东者，不多。凡觉得自己是块料者，都到北方立身扬名去了。连一些无名之辈，也因从众心理，千里迢迢，往洛阳而去，成为浪迹于首善之区的“北漂一族”。
当名流、半名流、非名流，都在北都聚首之际，在建康城里的张翰，形单影只，孤身孑立，不免有点上火，摆在面前的鲈脍莼羹，竟引不起他的食欲。
对于古人、前人、圣人、名人，我习惯于看其“人”之一面，既然是人类成员之一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那么“人”之共性，譬如七情六欲，譬如喜怒哀乐，譬如得之喜、失之悲，譬如人比人，气死人，我想不可能不存在。这位老兄看到中原的火热一面，看到洛阳的光亮一面，看到结束汉末分裂、一统天下的划时代人物司马炎，仍在指点江山的辉煌一面；他有他的现实主义盘算，那火热，那光亮，那辉煌，再不抓住机会的话，恐怕要永远失之交臂了。于是，踏上贺循的船，直奔北都。没有想到开国君主司马炎，会在公元290年（太熙元年）突然驾崩，从此辉煌不再。
司马炎之死，颇出大家意料，执政25年，不算长，年才55岁，不算老，一个正当年的人，怎么会死？或许不无参考意义的旁证，中书令太子太傅贺邵上过谏书，直言“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一个太过庞大的后宫，对他来讲，即或拿伟哥当饭吃，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此人好色，登极后曾经发出一道荒唐的诏令，禁全国婚娶两年，必须等他选妃以后，方可开禁。据说他一口气搜罗了5000美人充实后宫。平吴以后，又从江东物色来5000吴越佳丽，于是，拥有与万女交合之勃勃“雄”心的司马炎，荣登中国最荒淫帝王榜，居榜首位置。由于“极意声色，遂至成疾”，终因纵欲过度，委顿不起，只好向他的臣民抱歉，先走一步了。
张翰到了洛阳以后不久，就赶上了这次国丧，他有点沮丧。
他到洛阳来，多少带着一点浪漫、一点激情，投奔司马炎一统天下的大业中去。中国文人都比较政治，不过聪明一点的，努力与政治保持距离，而自以为聪明的，或者聪明过了头的文人，却如蛾趋火似的拥抱政治，投机政治。张翰如果早想到一个男人占有一万个女人势所必然的结局，我想这位音乐爱好者，在船中听完贺循弹完一曲之后，就离船上岸，跟他拜拜，不会与之结伴同行，也不会有嗣后的鲈莼之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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