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那么多地方，那个手提箱竟不离不弃，静静立在床边。我不禁想到，它便是我的一生：旅馆、车站、医院。
1
在运城，意外收到高原的来信。一月底寄自延安，到汉口后经人转寄到临汾民大本部，尔后又转至运城。获悉高原在延安，我非常高兴，希望能见上一面，于是给他回信说准备三月初去延安看看。信来不及发出，我们就离开了，而等我在潼关发出，去延安的道路已经阻隔，迫于情势，跟端木、田间、老聂一起随西战团在风陵渡过黄河前往西安。
火车上，丁玲发动我和塞克、端木、老聂四人合编了一个三幕剧取名《突击》。到达西安后由西战团日夜排练，于三月十六日隆重公演，一连七场，场场爆满，轰动了古城。《突击》公演不仅鼓舞了民心士气，而且公开售票也给西战团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进项，除添置服装、改善伙食，还买了一架照相机。有了这件奢侈品，我在西安留下了不少照片，跟大家的合影，与端木的双人照，还有在公园旁的独自留影。
那是一段平静的日子。没有哀求，没有怨怒，也没有挂念。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安排下，我们住进位于梁府街的女子中学。高阶上一排平房，中间是活动室，大家分屋而住，端木、老聂分别住在我的左右。时间慢慢抚平内心的伤痛，我试图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一种纯粹属于自己，有自己独立交往的生活。我也感受到了全然不同的快乐。那些春暖花开的日子，跟丁玲一起痛饮，在风雨之夕倾心交谈。同为女人，我理解她，尊重她的选择，虽然她的生活方式我不一定认同。
可能是受萧军托付之故，老聂晚饭后常常主动来找我散步谈心。月色朦胧的晚上，我们并排沿着街边往前走。毡帽歪向一边，和煦的风不停吹起帽檐外的长发，我不时用从杭州买回的那根小竹棍，轻轻敲打着路边的电线杆和街树。望着不远处的西安北门，老聂感慨道：
“萧红，飞吧！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在天空翱翔，飞得高，飞得远，自由自在，谁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世间笼子里的食客，何况，你已经飞过！”
老友的鼓励令我感动，想起自离家以来经历的种种，我的情绪顷刻变得低落。在这个以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天空永远是低的，羽翼也稀薄，身上的负累却是那么沉重。女性天然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长期处于无助中所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想到这里，我说：“谢谢你的鼓励！你知道吗？我是女人，不错，我要飞，同时，我又觉得自己会掉下来！”
“这感受来自萧军？”
“也不全是。”我叹了口气，“我们确实一起飞过。我感激他让我得以新生，但他也不断伤害我，让我堕入黑暗。情感的折磨，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这两年我都写了点什么？”
六年来，仅是这次分手后，我真的没有想起萧军。但我无法欺骗自己，他还是占据着我的内心。我对老聂说：
“我爱萧军，此时此刻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在苦难中一路挣扎走过来，照说应该没有不彼此珍惜的理由。然而做他的妻子，实在太痛苦。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脾气，动不动拿自己的女人做出气筒；为什么对妻子不忠！无尽的屈辱，我忍受太久了……”
我完全敞开了心扉，对老聂说起跟萧军的许多过往，他始终静静听着。不觉走到北门跟前，转身回看来路，老聂说在上海时就多少听到关于萧军的一些绯闻，今晚我所讲的，他还是头一次听说。
“原来，二萧传奇不过是听起来很美，真的不太了解你们。”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冷暖自知。传说背后谁会真正了解一个女人的屈辱。”
“这么说，临汾一别真的就是你俩心照不宣的分手？”
“是的！萧军只是不愿‘分手’从他嘴里出来，怕落下欺负女人的话柄。这意图再明显不过。其实，我有了……”
“有了什么？”
孩子是我的秘密，不想告诉任何人，我忙掩饰道：“其实，我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他想错了，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女人！”说着，装作表情轻松地往回走。
端木和塞克最近都喜欢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上山找材料自己加工，却怎么也赶不上我手里这根精致。两人都惦记上了，多次讨要。不知给谁好，晚饭前，我只好对他俩说，明天午后我将小竹棍儿藏在屋里某个地方，两人同时来找，谁找到了就归谁。而此刻，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对老聂说如果明天端木、塞克问起，就说我已将小竹棍儿送给了他。老聂说没问题，接着认真地说：“飞吧，萧红！爱罗先诃不是说过，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次日午后，端木和塞克如约前来。
我的想法又变了，还是遵守昨天的约定让他俩来找。不过，等塞克进屋，我却偷偷示意端木竹棍儿就在门后。拿到竹棍，端木难掩兴奋，嚷着要照相留念。西战团战士陈振清拿来相机，对着足穿马靴，敞开夹克，抿着嘴唇，横拿小竹棍儿，坐在石凳上的端木按下快门。我说不清自己为何要那样做。
让我无法安宁的却是腹中的孩子。我想一个人做掉，但是天天跑警报，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差，打听了好几家医院，医生都说太危险，拒绝了我。一天下午，再次从一家私人诊所出来，沮丧地走在梁府街上。丁玲跟上来，告诉我她后天去延安述职，老聂也去，正在联系车子，问我是否愿意同往。想到高原，我马上说想去看看。她忽然想起什么，说：“对了，听说萧军已经到了延安。很快就可以见到你的三郎啦！”
我一听赶紧说那我就不去了。回到房间，心情烦乱，一个人坐在床沿发呆良久。
傍晚，走在正北路上，几天不见人影的老聂迎面走来。告诉我车子总算联系妥当，明天就走。他还没有吃晚饭，我便在一家小饭馆为他饯行。一盘青椒炒肉丝，一盘清炒菜薹，外加一小壶白酒。端起酒杯，老聂说都是他爱吃的菜，坐在他对面，我如同打量着一个很久不见的亲人，想知道他是否一如从前般健饭。老聂也撺掇我一块儿去延安，我没有接话。
从小饭馆出来，老聂酒足饭饱。我感到一丝欣慰，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这几天一直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我要是有事儿对不住你，你肯原谅吗？”
“你怎么会有事儿对不住我？”老聂说，“只要是你的事儿，哪有什么不肯原谅的！”
“那根小竹棍儿，前天，我故意送给了端木。”
“不是说好了吗？故意？你提前告诉了他？”
我沉默不语。他意识到什么，表情复杂起来：“你改变主意了？”
我仍不作声。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说：“萧红，看着我，说实话，那小竹棍儿仅是根小竹棍儿，没有其他的意思，对吧？”
“你想哪儿去了？”我脸皮发烫，将目光转向别处，“早告诉过你，人家怎样讨厌谁。”话一出口，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言不由衷。
老聂有些紧张：“但你也说过，你有自我牺牲精神！”
“哪儿跟哪儿？那是在谈萧军。自我牺牲精神不是对谁都有！”
“临汾车站，萧军嘱咐过我，你处事没经验。”
“在要紧的事儿上，我有！”我几乎带着哭腔。
一路无语地回到住处，我嘱他早点休息，老聂却站在我的门口，一脸严肃地说：“你最后再听我说几句。”
我垂下眼帘，不敢看他。
“萧红，要知道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在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一早，塞克、端木、田间还有众多西战团成员围在吉普车旁给丁玲、老聂送行。我站在边上来不及近前，老聂高声喊着我的名字。我看过去，只见他冲我扇动着双臂，做出飞的姿势，然后用手指指天空。我会心一笑，点点头。
他们一走，能聊的人只有端木。我无法放下那难以启齿的隐痛。四月初当我走进市立医院，得到的结果还是跟此前一样。我最终放弃了在西安堕胎的努力，暂不去想它，安宁一天是一天！
天气晴好，端木提议陪我逛逛碑林。走下门口的高阶，身后传来一些人的小声议论。我并不在意，只想忘掉所有的一切重新开始，但腹中的孩子却始终提醒我，那些过往早已成为我的一部分。挽着端木的手，让我生出时空错乱之感爱的确是非常虚无的东西。而在一块块碑刻前流连，听他讲解，无尽的魏晋汉唐如在眼前。端木更将《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的来龙去脉以及精妙之处，讲得清清楚楚。他的博学令我大为钦佩。
走出碑林，太阳西斜。我发自内心感激端木给了我一个全然忘忧的时刻。他要请我吃馆子，我倒是更喜欢街头小吃。两碗凉皮端上来，他尝了一口说味道不错，我却觉得不够味儿，拿起小醋壶，往自己碗里淋了些醋。
“口这么重！有喜了？”他玩笑道。
我连忙说：“怎么可能？我一贯就爱吃酸！”
好不容易放下孩子，然而，这份安稳与平静，却随着孩子父亲的到来被打破。
那天下午，我在端木房里练大字，他在一旁观看指点，听见门外一个西战团女战士在喊：“主任回来了！”
放下毛笔，我跟端木一起迎了出去，只见丁玲、老聂还有萧军正风尘仆仆地朝高阶走来。人们各自站在自己的房门口，端木走下高阶，跟萧军尴尬地拥抱了一下。走到近前，萧军没有看我，跟着众人走进活动室。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呆呆看着窗外，从活动室传来一阵阵谈笑声。跟萧军走到今天，已无法挽回，我也不想挽回，既然他不愿意“分手”从自己口里说出，那就由我来说好了。
塞克、老聂、田间、端木还有几个西战团男女战士围着丁玲说笑，萧军正用毛巾擦拭刚洗完的头发。见我进去，屋子顷刻安静下来。
“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
他停止了手里的动作，没有看我，淡然道：“好！”
转身回到房间，我仿佛放下了早该放下的重担，感到一阵快意。丁玲轻轻推门进来，将手搭在我的肩上，说：“跟你在一起快俩月了，对你和萧军都有一定了解。都是女人，萧红，你做出的任何决定，我都能理解！但这次，是否草率了些？在延安，萧军见到我们，对自己临汾那晚的固执也有悔意。主动跟我们一起来西安，虽然没有直说，但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跟你重归于好。”
“太迟了！”我转身趴在丁玲肩头。
她陡然想起什么：“哦，对了，萧军说你可能怀着他的孩子，是吗？”
“他现在才想起这个？”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我哽咽道，“在临汾，他那么坚决地要离开，我那样哀求都无济于事。我不想告诉他。孩子挽救不了爱情。我要做掉这孩子！他会让我时时想起那些屈辱！”
“恕我直言，你做得太决绝。明知道萧军那么好面子，还要当着众人面说分手。难道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
“真的没有！你不知道，他等我这句话很久了！他让我看清了一个男人的霸道与虚伪！”
沉默了一会儿，丁玲说：“你还是尽量跟他谈谈，即便没有挽回余地，也好说好散，不能撂下一句话就走。你说呢？去吧，他在活动室。”
我喊上正在桌旁心不在焉地划大字的端木，一起来到活动室。
萧军背对我们坐在一架手风琴旁。三人都不说话，气氛沉闷尴尬到了极点。萧军的两只手胡乱敲击着琴键，那架琴发出一串杂乱的怪音。最后，他重重一击，突然回转身，对我大声说：“你跟端木结婚吧，我和丁玲结婚！”
一阵发蒙，等缓过神来，我怒不可遏：“萧军，你这是什么话？你跟谁结婚，我管不着；我跟谁结婚，难道要你来下命令？”
“萧军，你也太狂妄了！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紧接着，端木也气愤地说。
萧军腾地站起身：“这一个多月，你们不是早晚都在一起？我成全你俩不是正好？”接着，用手指着端木，“瞧瞧你那德行！”
端木气急：“你……怎么侮辱人？”
“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就想好好教训教训你小子！”萧军开始伸拳捋袖。
“萧军，你要是还尊重我，就请对端木也尊重些，我只有这一句话！”我立即上前一步，将端木挡在身后。高声说完，走出活动室，端木也跟了出来。走廊里站满了人，在众人神情紧张的注视下，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那一夜，我却有身处风暴中心的平静，坐在桌旁安然地拿起一本书。夜深人静，萧军敲门进来，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既然永远分开，就将他写给我的那些信都还给他。我淡然说“好”，打开手提箱，伸手去拿那两包书信，他却上前合上箱子，一屁股坐在上面：“我有话说！”
“不必了，我不听！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们之间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你要谈话，我就走！”
说着，我转身往外走。他起身拉住我，将我按在椅子上：“你听我说！”
我别过脸：“好吧，你说！”
“你想过吗？你已经有了我们的孩子！”
“能不想吗？”我看着他，“怎么突然想起了这个？在临汾，我在你面前昏天黑地地干呕，你问过吗？”
他低下了那始终高昂的头。
我平静下来：“萧军，我不想再说这些了。像个怨妇，我自己都讨厌。孩子长在我身上，对你不会有任何妨碍，只会影响我。谁叫我是女人呢？这是我的事，跟你无关。”
“可……我是他的父亲！我爱孩子！”
我那无边的怨愤再次被他点燃：“但你早已不爱孩子的母亲。萧军，你太虚伪了！一个多月前，你决意离开我，想过我怀有你的孩子吗？刚才，你命令我跟端木结婚，想过我怀有你的孩子吗？你就是这样爱孩子？！
“临汾别后，我已想好，既然做不了母亲，就索性打消这念头。我……早就不配做母亲！”
真的不想在他面前再流眼泪，但还是无法控制自己。我哭着说：“面对孩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宁。我会遭到上天报应。汪恩甲，还有你，就这样折磨我！让我分别带着你们的孩子离开！”
“可我并不想逃避做父亲的责任！我们……就不能重新开始？”
“三郎，回不去了。我心已死！你我都不要再互相折磨，好吗？
“谢谢六年前你对我的接纳，也无异于拯救了我。但，那不应该成为你在一个感激热爱你的女人面前，始终葆有优越感的理由！
“三郎，并非仅仅是感激，我曾经那么爱你，但你一次次在精神上肆意蹂躏我。让我的心一点点灰颓，一点点死掉。我忍受着一个女人最难忍受的屈辱与伤痛。你还要我怎样？就因为你对我的接纳，我就得始终对你心存感激？你还要用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离开我，逼我说分手。我说了出来，你又觉得伤了你那可怜的面子。
“打游击、打游击，没有我的拖累，现在，你有的是机会上前线，你怎么不去呀！萧军，我真瞧不起你们这些装腔作势、夸夸其谈的男人。不仅如此，你还蔑视我，瞧不起我的文字。是你作为男人的狭隘，左右了你的判断。萧军，别以为女人什么都是弱的！”
他低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感谢他给了我宣泄的机会，说出了我所有想说的话。我虚弱到了极点，身子在不由自主地晃动。等到情绪完全平复，我最后对他说：
“萧军，你我都是独立的。你是作家，我也是！离开你，我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我热爱写作，荒废不起，我要赶紧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让后人评判。”
他还是不甘心，纠缠到天亮才离开。整个世界安静了下来。端木估计也被吵得一夜未眠。萧军的信我都给了他，想要回我的，他却耍赖不给。我只好作罢，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想说。
霞光满窗，又是新的一天！
傍晚，我和端木默默走在莲湖公园的小路上。四周一片静寂，我停下来，盯着他的脸说：“我和萧军彻底分手了。”
“这么说，你自由了！昨晚，我已想好！”
“想好什么？”
“我不在乎你的过去！”
我扑到端木的怀里，不停抽泣。
他不知所措，轻声问：“怎么了？”
“京平，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脱出他的怀抱，我向后退了两步，定定看着他：“我有了萧军的孩子！”
“孩子？”
“在凉皮摊我说爱吃酸是骗你的。我怀孕三个多月了。”
“萧军知道吗？”
“当然知道！”
“那，他还要你跟我结婚？”
“是的！他就是这样的人。”
“天哪！”端木上前将我紧紧搂在怀里，颤声道，“你怎能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依偎在他怀里，我痛快地放声大哭。跟端木的关系既已明了，我们一起进出就不再在意任何人的眼光。这自然伤害了萧军的骄傲。深夜，听见端木的房门被一脚踢开，我赶紧爬起来，披衣赶了过去。黑暗中，萧军站在屋子中间，气势汹汹地说：“端木，起来，走，我们决斗去！”
端木坐起来，平静地问：“地点在哪儿？”
“野外！”
“总得找个证人吧。”
“不用证人！”
我冲到萧军面前，厉声道：“萧军，这里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地方，你不要耍野蛮。你那宪兵作风还是收起来！我的脾气，你也知道，你要把他弄死，我就把你弄死！这点，你该相信我，最好忍耐些！”
僵持了一会儿，萧军气愤地转身离开。一连数天，只要我跟端木一起出门，他就拎着一根粗大的木棒，在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跟着。我想看看他这无赖到底能耍多久，端木却觉得丢人，天天遭人指指点点，没法安生。西战团又要转移，大家都在考虑离开。我和端木决定如果萧军去延安，我们就回武汉；如果他回武汉，我们就去延安。
不久，听到萧军即将去延安的消息，我和端木的目的地便是武汉。恰好收到池田幸子的来信，她和鹿地被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聘为设计委员，帮助指导对日宣传，各方面的境况大有改观，希望我也能回武汉。另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三月二十七日在汉口成立，听说许多朋友都参加了“文协”的活动。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回武汉的想法。
2
中国的女人都在哭泣。
在生死场上哭泣，在火边哭泣，在刀口哭泣，
在厨房里哭泣，在汲井边哭泣。
呵，让你的活跃的血液，
从这战斗的春天的路上，
呼唤姐妹，提携姐妹，
告诉我们，
从悲哀的家庭里，
站出来到客堂吃饭，
上火线演说，去战地打靶……
列车一路向南，读着田间昨晚写给我的诗，不觉双眼潮湿。端木拿了过去，看后轻声说：“好诗！”
明媚的春光照在我们的脸上，放眼望去，山川一片苍翠。
拉过我的手，端木说要在武汉举行婚礼正式迎娶我。我心生感动，说：“我都这样了，还有什么讲究。本来就对你太不公平！”
“我是认真的！结婚，我是第一次，你也是第一次！”
我噙着眼泪说：“京平，心意我领了。老实说，怀着萧军的孩子跟你结婚，我自己都难以接受。你们家族那么大，绝对不会同意。”
“既已接受，就不再在乎！”
在端木看来，我之所以被汪恩甲不负责任地离弃，被萧军肆无忌惮地欺凌，就因为没有正式举行婚礼。没有婚姻的约束，我就永远无法摆脱同居者的地位；给我妻子的名分，也是对他的约束，同时还要向周围朋友宣示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庄严。他说家族的阻力由他来处理。我的眼泪奔涌而出。端木递过手绢，轻声说过去的一页已经翻过。我感激地点点头，心里明白跟他的生活，要等我处理完腹中的孩子才能真正开始。
回到武汉，在池田幸子和鹿地亘的公寓里住了两天，等端木到汉口找锡金拿到钥匙，我们又住回了小金龙巷。安顿妥当，我们一起到小朝街看望胡风和梅志。
我们坐在金家花园的蔷薇架下闲聊，端木有些尴尬地远远站在一旁。胡风已从先于我们回来的艾青那里，了解到这次西北行的情况，很多时候他欲言又止，随后问起丁玲是否变化很大，我说确实，她身上有让我感佩的地方，但不太习惯那过分的粗犷与豪放。
“她是真正打进了战时生活里。”说完，胡风便不再言语。
我强烈预感到，这趟西北行让我和端木再难回到此前的朋友圈。见到池田，她更是以一种冷淡而异样的目光看我。沉默片刻，我终于鼓足勇气说已与萧军分手，如今跟端木生活在一起。梅志朝端木看了一眼，胡风似乎没听见，自顾自地抽着烟。
低下头，我能清晰听见自己那已然加速的心跳，仿佛做了一件极其羞耻的事情。过了好久，只听胡风说：“你跟萧军在上海的生活，我还是比较了解。作为一个女人，你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与损害，当然有权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也是你坚强的表现。离开萧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做朋友的，也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苦痛而高兴。但又何必这样快做出另外的决定？冷静一下不是更好？我可能说话过于直率了些。”
我的脸皮发烫，意识到选择端木，在朋友们看来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不等他说完，我起身冲端木喊道：“京平，我们走！”
走在大街上，我满心沮丧地不停问自己这是为什么。离开萧军，跟端木在一起，最亲近的朋友竟然连一句礼节性的祝福也没有。连日来的舟车劳顿算不得什么，胡风夫妇和池田幸子的冷淡，还有孩子带给我的焦虑，却一下子就击倒了我。回到小金龙巷，我顿觉身心俱疲，躺在里间的大床上。
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听见锡金正在外间跟端木说话，便喊他进来。他犹疑地站在门口。拍拍床沿，我示意他坐一会儿。他似乎明白了什么，犹豫了一下，走到床前拉过一把椅子坐下，说回来交前两个月的房租，顺便拿几本书。我无从顾忌别的，问他能否帮忙找个医生堕胎。
“这个，我帮不了你。人工流产违法，医生要负刑事责任。”见我十分失望，锡金接着问，“几个月了？谁的？”
“四个多月。萧军的。”
锡金说况且也晚了，如果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既然是萧军的就生下来，毕竟是一条小生命。我默默流泪，过了好一会儿，他劝我还是好好生下来，虽是战时也不必太担忧，孩子生下来总有法子，可以托人抚养，也可以送给别人。
傍晚，梅林又在门外喊我散步，走在蛇山的小路上，他诧异于端木今天怎么没有跟着，我说他忙着给三哥写信，商量我们的婚事。
“你俩还要举行婚礼？”梅林意味深长地问，转而不以为然地笑笑。
他的眼神和表情刺痛了我。默默走了一段，我停下来高声问：“有什么不对吗？阿张，你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我？”
“什么眼神？”
“不坦直，大有深意，带着揶揄。”见他不作声，我接着说，“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处理不好？你现在再也不进屋了。”
“一进那屋子，我就会想起你和萧军在一起的情景，还会想到我们在青岛、上海的时候。坦率地说，我无法接受你跟端木生活在一起的事实。走在这条路上，相信你比我更有感触。”
我一时无话可说，抱冰堂已在眼前。我低声说：“阿张，我不想回顾，只想换一种活法。眼下，最让我痛苦的是我的‘病’……”
“病？有病，去看医生呀！”
“我怀了萧军的孩子！”我哽咽道。
在朋友们的“友情封锁”以及腹部日渐隆起的焦虑中，我即将度过这难熬的四月。
二十九日那天，胡风邀请我和端木，还有艾青、鹿地等人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主题是“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我有感而发，虽然明知不合时宜，但还是要说：
“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而是属于人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谈到如何为抗战服务，我认为每个人应尽其所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军人奋勇杀敌，教师认真教书，学者潜心研究，作家应该写出无愧于大时代的作品，而不是为了某个口号，去做自己本不擅长的事情，即便上了战场，反倒成了别人的累赘，又有什么意义？
回家路上，端木告诉我三哥已被说服，这两天在武汉订完婚后，留下一笔钱作为我们婚礼的开销，我们要做的就是定一个日子，联系酒店。我听后内心洋溢着感动。
农历四月二十六，对我和端木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艾青、胡风、池田幸子、鹿地亘等一众友人，还有端木的三嫂刘国英带着武汉大学的几个女同学齐聚汉口大同酒店，出席我们的婚礼。胡风任司仪，证婚人是刘国英的父亲秀瑚老先生。端木理了头发，身穿一套崭新的浅驼色西装，打着红领带，显得庄重儒雅；我则是一身红纱底洒金绒花旗袍。在众人注视下，我挽着端木的胳膊走出来。掌声停歇，秀瑚老先生上前作了简短致辞，祝我们白头偕老。尔后，胡风提议让新郎谈谈恋爱经过，见端木面色发窘，我松开他的胳膊，上前说道：
“胡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决定同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他。我对他没有过高的希求，只想过平常老百姓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与体贴。”
全场一片寂静，看了一眼自己那有些粗大的腰身，我接着说：“我深深感到，像我这样的人，眼前这种状况，还要什么名分，端木却作了牺牲，仅这一点，我就十二分满足了。”
在众人的掌声里，我早已热泪盈眶。
昔日朋友大多不再来往，随着火炉之城夏天的到来，我们在小金龙巷安享一份婚后的平静。
端木全然是个处处需要照顾的大孩子。以前，萧军把我当作孩子，如今端木却成了我的孩子。武汉大学东湖游泳池一开放，他就嚷着要去游泳。出门前，交给他一个网兜，叮嘱里边有换洗衣服、毛巾、肥皂、泳裤、拖鞋，回来时别丢了东西；送到门外，转身发现给他准备好的零钱仍在桌上，拿了钱又追出去。钱交到他手上，再次提醒别游得太久，家里煮了绿豆粥等他回来。
我的身形一天天发生着变化，不知如何是好，烦躁时偶尔到小朝街找梅志说说话。坐在花房前的草地上，晓谷抓到了一只蚂蚁，高声喊着“萧姑姑”跑到我怀里。抱着他，我感慨道：“小孩三四岁，似懂非懂，顶好玩。”
“孩子都喜欢你，海婴、晓谷都爱跟你玩。等你的孩子出来，一定能带好！”梅志说。
我始终不敢想自己会做母亲，觉得孩子太缠人，叹了口气说一直想打掉，就是不遂人愿。梅志沮丧地告诉我，她也又怀上了，反应特别厉害，昨天买菜回来昏倒在路边，得亏一位好心的大娘给扶了回来。我听后大为惊讶，她面露愁苦，说武汉眼看也撑不了多久，老胡身边的朋友又纷纷搬往重庆，兵荒马乱，真没法拖儿带女。房东金太太在医院有熟人，她跟老胡已商量好，明天检查后，如果条件允许就打掉。我惊喜地让她捎上我。
在医院，金太太跟那熟人一番商量，出来对梅志说堕胎得收费一百四十元，而我则是引产，收费再高，也没医生敢做。一百四十元对我和梅志来说都是天价，她只好打消念头。从医院出来，她也劝我还是安心把孩子生下来。实在无法可想，也只能如此。
形势不断恶化，人心惶惶。随着战局变化，人们的迁徙也很有戏剧性。三四月间，台儿庄大捷让国人欣喜地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去年年底迁到重庆的有些人又回来了；五月中旬，国军弃守徐州，迁往重庆的单位和个人又多起来。
夜里跟端木坐在院里纳凉，感叹想要份安稳日子咋就这么难。可恶的日军，几乎是我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端木说政府已发出“保卫大武汉”的总动员，我早已看透，这口号一出，武汉就铁定不保，提醒他也得考虑我们的退路，怕到时候措手不及。他似乎有心事，默然良久，才吞吞吐吐地说，身边有几个朋友由报社派到武汉周边前线充当战地特派记者，他也联系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表示欢迎，让等消息。吃惊之余，我不无哀怨地想，作为丈夫他压根儿就没考虑妻子即将生产的现实。转念又想，也不怪他，毕竟他不是孩子的父亲，而孩子是我的事情。
“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我幽幽地说。
“就只有这么一个梦想，这次看能否实现。”端木接着说，“搬迁的话，我想咱们也是随大流到重庆，等《大公报》有了结果再说！”
原来他早就有了打算！在一起生活的这两个月，我越发感到，端木表面上像个处处需要人照顾的大孩子，一旦关涉到自己，却也毫不含糊，自有一套软中带硬的方法。
几天后，细雨蒙蒙的武昌码头，当我拖着笨重的身子，冒雨缓缓往回走，听见人流中有人喊“廼莹”，扭头一看是梅林。他上前用手里的雨伞罩着我，惊讶道：“你怎么一个人过江？”
“一个人就不能过江？”
“我是说，你这样子，应该由丈夫陪着。”
我说端木有事要忙，自己过江看朋友，不用他陪。梅林说前往四川的船票极其紧张，他这是到汉口托人订票回来。我想跟着一起走，不想，他立即一本正经地说那得跟端木商量商量。我顿生反感：“为什么要跟端木商量？”
“他是你丈夫呀！这不应该是你操心的事！”
我俩顿时默然。脚下的路越发泥泞，他搀扶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
晚饭桌上，端木神情落寞地告诉我，终于得到了《大公报》的回信，战局变化太快，眼见国军即将溃退，报社无意再派人上前线。我安慰他别丧气，真想上前线，往后说不定还有机会，既然如此，就趁早考虑去重庆。次日我让梅林带信给罗烽，托他帮忙多订两张船票。
一周后，罗烽一脸油汗地赶来小金龙巷。接过凉茶猛喝了几口，然后说托熟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弄到两张明天的船票，说着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放在桌上。三人两张船票，我和罗烽十分犯难。他要我和端木先走，说自己一个人好办，再等等还能买到。我坚决不肯，白朗跟婆婆带着孩子一个月前就去了重庆，没个着落，老太太年纪大，孩子不到半岁，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留下。端木建议我跟罗烽一起走，犹豫再三，我还是让他跟罗烽先走，说自己身子不便，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男人也不方便照顾。一番争持，端木有些发急：“那怎么行？你一个人留下，怎么说得过去？要不你先走，要不，咱俩一起留下等船票。”
我又气又急：“真是个书呆子，好不容易有张票，能走一个是一个。我一个女人，周围朋友多，他们不会不管我。等约好了女伴，还有个照应。”
罗烽也认为我说得有道理，白朗来信说重庆人满为患，物价飞涨，房子极其紧张，端木先去打前站也很有必要，以便我到重庆有个落脚之处。我拿起一张船票，不由分说塞到罗烽手里：“别跟他磨叽了，这张票你拿着，他们祖孙仨还等着你呢！”
端木不再坚持，罗烽说梅林也在这趟船上。
日军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持久。
上午，一个人坐在外间写篇小文章，突然防空警报大作，丢下钢笔，惶恐地跑到院子里，四周不见人影，静得可怕，又不知所措地跑进屋内。不远处传来爆炸声，紧接着便听见一片房倒屋塌声，屋子里霎时弥漫着灰尘。我浑身颤抖，躲进桌子底下，仔细听着外边的动静。过了许久，飞机的轰鸣声和炮弹的爆炸声渐渐平息。从桌底爬出来，我两眼发直地坐在地上，心想，再一个人待下去，炸死了都没人知道，茫然中想到去汉口找锡金。从地上吃力地爬起来，将锡金留下的被褥、床单、枕头捆成一个简单的行李卷提在手里，再拎上手提箱，步履蹒跚地走进骄阳里。
白晃晃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站在路边焦急地盯着空无一人的街面，汗水沿着蓬乱的发梢不断往下滴。过了很久，远处才来了一辆黄包车。如同见到救星，我急忙朝它招手。那车在我面前停下来，从车夫怜悯的目光里，我能想象此刻自己那狼狈不堪的模样。他停好车子，帮我将行李卷、手提箱放好，问：“太太，这个时候，怎么还一个人出来？你这是要上哪儿？”
“去汉口！”我惊魂未定地说。
找到孔罗荪位于汉口三教街的家，已是筋疲力尽。挺着大肚子，一手提着铺盖卷，一手拎着手提箱，满头大汗地爬上那栋俄式建筑的二楼，我站在楼梯口，大声喊：“锡金！”
锡金从客厅走出，朝我身上打量了好几个来回，不等他张口，我将手上的东西往地上一扔：“我搬到这儿住！”
他大为诧异：“端木呢？”
“去重庆了！”
“去重庆？”锡金大声说，“把你丢下，他一个人去重庆？”
我的心头掠过一丝莫名的哀怨：“为什么要他带？”
锡金不再说什么，拎起行李卷、手提箱，将我让进客厅。接过他递来的一杯凉开水，我一口气灌了下去，他转身又倒了一杯放在茶几上。缓过神来，我说了端木去重庆的经过，以及刚才在小金龙巷的遭遇。锡金为如何安顿我十分犯难，说楼下两间住着赵惜梦一家，楼上由罗荪租了下来，一共两间，卧室他跟罗荪共住，冯乃超来，三人就打横睡，这间客厅是“文协”对外联络处，每天都有人来，太嘈杂，没法住人。
“我不管，反正我住定了，”我朝楼梯口看了一眼，“要不，就睡在楼梯边的地板上，买条席子就行。”
“席子倒不用买。楼梯口人来人往，你睡不稳，别人走路也不方便。”锡金挠头自语。
“别啰唆，席子呢？累死了，我想躺一会儿。”
他一脸无奈，在楼梯口铺好草席，再打开行李卷，不禁笑起来：“端木连铺盖都没给你留下？好家伙，被褥、床单、枕头都是我的。”
“都啥时候了，管他你的我的！”我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放倒在席子上。
“那，你就好好休息一会儿。这是罗荪的家，我做不了主，等他回来再说！”
晚饭桌上，听我说完，罗荪说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就让我住下。我朝锡金做了个鬼脸。问到周玉屏和孩子，罗荪说去年底她们娘俩还有冯乃超夫人李声韵由政府统一安排去了重庆，春天形势稍好，李声韵又回来了，而今又得去，跟我一样在等船票。得知我还没有订票，他便说明天跟冯乃超打声招呼，多订一张，我就可以跟李声韵一起走，也好有个照应。锡金感叹罗荪考虑得真周到。我笑着说谁叫我跟他玉屏嫂子是同学呢。
“你跟嫂子同学？怪不得，下午来了那么蛮横，进了自己家似的！”
罗荪微笑道：“她对你印象深刻，经常说起当年的同学张廼莹，个子高高的，文文静静。”
我告诉锡金他玉屏嫂可是当年名副其实的校花，貌美惊人，跟他孔大哥的结婚照作为招徕顾客的招牌，摆在中央大街照相馆的橱窗里，轰动了半个哈尔滨，都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看来，孔兄帅得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一直要帅下去！”锡金说。
当年跟萧军站在橱窗前的那一幕即刻浮现眼前。的确，六年过去，罗荪帅气依旧，且眉宇间多了成熟与稳重。
“才女果然名不虚传，看被你渲染的！”罗荪脸上漾着笑容。
“大哥，你得把结婚照找出来让我看看！”
“看也没用。那照片得大幅，得配着中央大街的建筑才带劲！”
“这么说，我还得专门上哈尔滨一趟？”
“你就别听她煽惑了。萧红这是想哈尔滨，想中央大街了！”
罗荪说完，脸上露出一丝落寞。
罗荪、锡金十分忙碌，我等着船票的消息。
三人晚上聚在一起，有时我下厨做饭，有时罗荪带我们一起去吃锦江的砂锅豆腐、冠生园的什锦窝饭。饭后三人闲聊，或遥望武昌遭轰炸后的熊熊大火，为危如累卵的时局叹息焦虑。
高原因寻找组织关系联系人来到武汉，通过胡风找来的那天，我正坐在草席上发呆，蚊子多，大白天也得在身旁燃一盘蚊香。他陪我席地而聊，说到那次未能成行的延安之行，他为当时隔得那么近，我却没能去延安看看而惋惜。对我和萧军的分手，他颇有怨言，见我目前的样子，更是责怪我处理生活问题太轻率，不考虑后果，不注意政治影响。在他看来，我似乎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虽然明知道朋友也是好意，但他那激动的神情、规训的语气令我极其反感，我说他去了延安，学会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两人不欢而散。然而，临别他却把身上仅有的五块钱留给了我。我一时五味杂陈，始终不明白朋友们为何如此不看好我和端木。
午后，一丝儿风也没有，闷热难耐，整栋楼一片静寂。
脸上满是汗水，独坐楼梯旁，我郁闷地摇着蒲扇。三个陌生男子上楼来嚷着要锡金请客饮冰。他站在楼梯口敷衍说口袋里没零钱，如果他们请，他就去，其中一人于是提议那就凑份子。我嫌他们婆婆妈妈，一骨碌爬起来：“我有钱，我请！”
锡金朝我使眼色，我装作没看见，带着众人来到胡同口一家新开的饮冰室，让他们随便点。四人各自拿了刨冰、冰激凌和啤酒，一共花了两块七。将高原那五块钱递过去，我摆摆手，示意不用找零，锡金诧异地看着我，刚要张口，收钱的小女孩连声说着谢谢。
那三个人一哄而散，回来路上，锡金将手里的冰激凌递给我，我说怀了孩子不能吃。他便埋怨我花钱太大手大脚，拦都拦不住，说那三人都是官油子。身上只有这五块钱，留着也没用，我说要花就花个痛快。
“你这是什么逻辑？太没道理。武汉也不知道能‘保卫’几天。日军眼下不过在田家镇按兵不动罢了。一旦发动进攻，你想想那会是什么局面？”
“你们有办法我就有办法！”
锡金苦笑道：“天哪！一旦轰炸，我可能人在武昌，江上交通断了，如何顾得上你？”
“好啦！人到这步田地，光发愁也没用，反正也靠不了那两块多钱。”
“你呀……”他不再言语。
高原仍时常前来看我。我们再也不谈萧军，也不谈端木。白天躲过空袭，傍晚他陪我到江边走走，吹着江风，遥看点点渔火，说说那些故人往事。
“九一八”又快到了，武汉危在旦夕，来“文协”的人越来越少。下午，整栋楼只有我一个人，很久没动笔，炎暑退去，不用摇蒲扇，也不用燃蚊香，我想写点什么。一晃七年过去，对我们这些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来说，“九一八”是个特殊的日子。坐在书桌旁，提笔刚写下标题“寄东北流亡者”，就听锡金在楼梯口大声喊“萧红”。我答应一声，他急急忙忙走进来：“席子上没人，以为你又请客去了！”
放下钢笔，我说：“身无分文，拿什么请？”
“跟你说正事儿，不是开玩笑，”他从包里拿出两个信封放在桌上，一脸严肃地说，“明天，我得动身去广州。实在放心不下你。刚才先去生活书店向曹谷冰借了一百元，然后又去读书生活社向黄洛峰借了五十元。对他们说，是代你借的，由你将来用稿子还。如果你不还，就由我还。”
“你要走？”
他点点头，仍不放心地强调：“这钱你得好好留着，供逃难用，不许乱请客！”
我既失落又感动，将那两个信封拿在手里。
船票终于买到了。高原来看我，也很是为我高兴。开船时间是明晚九点，他要为我送行，我坚辞不让，嘱他好好照顾自己。分手我们都有些不舍，虽有不快，但发自内心，我还是十分感激他这段时间的陪伴。
李声韵拎着行李中午就过来了。我做了一大盆索波汤。罗荪带回一大块面包，感叹等我们一走，这里就彻底冷清了。饭后，我和声韵各自坐在客厅的单人沙发里，罗荪斜躺在对面。居然没有防空警报，分手在即，三人安享这午后的难得悠闲。有了钱，香烟又时常夹在我的指间，窝在沙发里，深深吸上一口，悠然吐出，眯着眼睛憧憬道：“人应该为着一种理想而活着，即便日常生活里的琐细小事，也应该有理想。”
罗荪说：“那，咱们就来谈谈最小的理想吧！”
吹散面前的烟雾，我急切地说：“我提议，到了重庆，咱们开一间文艺咖啡室。”
“你做老板，我当伙计，好吧！”声韵微笑着冲我点头。
我们仨都笑起来。我说：“这不是玩笑话，”接着，我便开始设想理想中的文艺咖啡室，“布置漂亮舒适；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都质地精良，样子美观；所有服务员，无论男女，都优雅大方，还要选择最合适的背景音乐，让客人得到放松。”说完，我深深吸了口烟，又远远吐出。
“书架上摆满文学名著，壁间挂着世界名画。”罗荪也有些神往，补充道。
李声韵说：“那不是成了一处世外桃源？”
“可以这样说。其实，桃源不一定要跟现实隔离开来。”
我接着说，曾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介绍马德里《太阳报》有间美丽的咖啡室，专门接待宾客及同事，墙上都是壁画，画了五十九位欧洲古今名人，有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每个人物都有自身的个性与精神，令人心生景仰。我们的灵魂不正是需要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
我感到疲惫，整个身子陷在沙发里，指间的香烟升起一缕青灰的雾线。他俩都不说话。我自言自语道：“中国作家的生活太清苦，而要改观，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才成！”
“我完全赞同，现在就到鄱阳街‘美的冰室’去安顿一下咱们兴奋的灵魂吧。”
面对罗荪的提议，我和声韵同时说不。片刻过后，伴随声韵的鼾声，我也沉沉睡去。
3
我仰面躺在这午夜的码头，无助中能模糊看见那高高隆起的肚子。想坐起来，腰身被肚子重重压迫着；想侧身，却一点力气也没有。挣扎几下，便动弹不得。
太累了，索性躺着不动。侧过脑袋，只见手提箱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它跟着我从东兴顺旅馆到裴馨园家，到欧罗巴旅馆，到商市街，到青岛，到上海，到东京，到北平，到武汉，到临汾，到西安……我的旅程还没有终结，它还要陪我走更远的路。里边的东西并没有撒出来，我放心了！鼻子贴近地面的那一刻，我闻到了这异乡泥土的潮湿气息。
仰脸遥望宜昌的夜空，繁星闪烁，远处是黑魆魆的连绵无尽的山峦。风很凉，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没有一丝恐惧，反倒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些纷纷扰扰的日子都已离我远去，如此躺倒，放弃挣扎，我想是上天刻意赐予的休憩走了太多的路，我需要休息！
躺在长江边，如同小时候躺在夏夜的后花园。曾经见过的风景，曾经遇到的人，都一一来到眼前。那些伤害我的，以及被我伤害的，都默默跟我对话，在我的内心达成和解。不知下一刻会遇见什么，我只想安享此刻。星星不会伤害我，江风也不会伤害我！
几个小时前，在分手的那一刻，我和声韵仍不忘跟罗荪说起那憧憬中的文艺咖啡室。然而，轮船快到宜昌，声韵却开始大吐血，昏迷在我怀里。握着她的手，我惊慌失措，幸亏《武汉日报》的段公爽先生跟我们同舱回宜昌，说起来还与冯乃超相熟。船一靠岸，他帮我将声韵送至医院。一番抢救，声韵已无大碍，段先生独自留下照看，让我回码头赶船。一回到码头，客轮拉了一声长长的汽笛，正准备离开，我急着赶了几步，黑暗中脚底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身子前倾，重重地摔在地上，手提箱甩了出去。
倒地的刹那，我多么希望腹中的孩子能在这生死未卜的一跤中摔出来。实在不愿他来到这世上，想起跟萧军那早已死亡的爱情，他将是我永远都难以面对的心痛；更何况，如此年月，我无力养活他，也不知端木该如何接纳他。然而，躺在地上才发现一切安然无恙，膝盖处只有一点点擦伤上天不知眷顾我，还是惩罚我。
江流不舍昼夜，面对浩渺星空、连绵群山，我再次感到自己的短暂与渺小，独自追问着生死。即便刚才那重重的一摔，导致小产大出血死去，这个世界亦未见得因为一个女人的死而少了什么。几个小时后，太阳照常在对面山上升起。这样死去，我又立刻觉得心有不甘。
“总觉得跟这世界还有一点牵系，我还有些重要的东西没拿出来！”
四年后，躺在思豪酒店，听着屋外密集的枪炮声，向骆宾基回忆起这异乡码头的一幕，说到这里，我的眼里满是泪水。
而此刻，我全然没有悲伤，只觉得在与星空、群山、大江的面对中，仿佛有所开悟我要活下去！我要拿出那冥冥中还没有拿出的东西交给这世界！
天边显出淡淡的曙色，弥漫而起的江雾包裹着我，头发、皮肤、衣服湿漉漉的，深吸一口，带着淡淡的腥甜。一个身背竹篓的中年汉子朝我走来。我虚弱地喊了声“老乡”，他在我身旁停下，问我怎么躺在这里，伤在哪里。得知我仅是摔倒了爬不起来，便伸出那只粗大的手将我拉起，然后拾起手提箱送到我手里。不等我说谢谢，他便消失在雾气里。
4
三天后，跟着众人从船上走下，我已形同乞丐。
朝天门码头挤满了接船的男女，还有做滑竿生意的壮年男子。看着那无穷无尽的石阶，我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开始打颤。
“廼莹！”
听见有人喊，我扭头一看，是梅林。他犹豫了一下，快步走到我面前。他显然被我的样子吓着了，惊问道：“你居然一个人……”
“当然一个人，我到哪儿不是一个人？”不等他说完，我带着哭腔大声说。
内心的辛酸无法掩抑，眼泪涌了上来，我将那只可怜的手提箱往地上一丢：“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如今来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他妈就命中注定一个人走路！”
梅林眼里泛着泪光，捡起手提箱，掏出手绢默默递给我。擦掉眼泪，我的心情好受了些。
“可算接到你了！”端木欣喜地跑过来。
梅林将手提箱交给他，对我说了句“我去接个人”，径直走开了。
端木叫了两乘滑竿，将我们送到他的南开同学范士荣家。安顿下来，他告诉我，自己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兼两个钟点的课，同时编辑《文摘》副刊，跟几个单身同事合住在黎明书店楼上，我就先在范家住几天，等找好房子再说。
女主人喊“曹太太”，我一时难以适应，还以为她喊错了，一愣神才意识到“曹太太”就是我。睡了几天，精神慢慢恢复。午后，望着窗外开始黄落的树叶发呆。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端木编刊物、教课顾不上我，也不能指望他照料我。况且，孩子是我自己的事，不想牵上他，我得独自把孩子生下来。唯一能帮我的人只有白朗。我于是给住在江津白沙坝的白朗写了一封信。
十月初收到了她的回信。她明了我的处境，催我早点前去待产。端木听我说次日起程前往白沙坝，就说要陪我过去照顾一段时间。见我执意不让，他说那就送我过去，我犹豫了一下，说明早送到码头就行，他也就不再坚持。
小木船在望龙门码头缓缓离岸，我拎着一个布包，站在船头朝端木挥手。在他转身的刹那，一阵江风吹过，彻骨的寒凉穿透了我的心胸。对我来说，这又是一趟生死未卜的旅程，端木竟然真的就让我独自前往白沙坝生孩子！望着那一江秋水，我真切感到了自己的可怜。
渐近黄昏，远远便看见白朗等在朝天嘴码头。我们长时间拥抱在一起，然后各自擦着眼睛。她看起来憔悴了许多，缓缓走在石坝街上，彼此问问别后，她叹息说：“逃难、生孩子，没一天安稳日子！”
在这样的世道里，比起男人，女人更多了一重苦难，那就是生孩子。白朗已经熬过了，我和梅志即将面对。而我，自然是这世上最可怜的产妇。白朗说现如今的住处也是罗烽到重庆后才托熟人租下的，他多数时候在重庆忙“文协”的工作，自己跟婆婆在家带孩子，让我在这里安心把孩子生下来。她已打听好了，镇上有两家产科小医院，其中一家由一个名叫二十四静子的日本女人开设，离住处近，设施也较齐全，建议我就选择这家“静子妇产医院”。
“莉，给你添麻烦了。”我感叹道，“跟萧军分开之后，以前的朋友基本都不来往。舒群来武汉主编《战地》，我们也是一见面就争吵。如今就只剩下你这一个朋友了。”
“不要这样想！”她安慰道。
我告诉她一边倒的友情封锁出乎我的意料，而被朋友冷落的痛苦，不亚于跟萧军分手。
“也难怪大家，你跟三郎的结合太深入人心。他有缺点，只是……”
“莉，你跟我说实话好不好？怎么都如此不坦直？你告诉我，我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很糟糕？”我噙着眼泪大声说。
“廼莹，别激动，并不像你所认为的那样，朋友们其实都很关心你，只是觉得端木不太适合你，认为你的再次选择太草率。老实说，我也认为，你竟然爱上了一个并不喜欢的人！”
“能听到你的真话真好。”回想早晨上船时的失望，我接着说，“我不想说这些。对男人，我也不再有任何期待！”
我一天天等待着孩子出生那一刻的到来，焦虑与抑郁难以排遣。很多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动辄向白朗发无名火，等到情绪平复却又万分愧疚。她摊上我这样的朋友，也是无可奈何。每一天都是如此漫长。半个月过去，梧桐叶子在窗前片片飘落，想写点什么，一旦提笔，却又莫名烦躁。在一篇小说的开头，我写道：
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愁苦中，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还不如那田里的蚱虫……
白朗悄悄推门进来，轻声问：“在写东西？”
我将钢笔往桌上一扔，扭头冲她吼道：“别烦我！”
“对不起，孩子等着换尿片。”拿了尿片她轻轻带上房门。
只听见老太太在门外大声说：“她干吗老是发火？白吃白住还拿别人撒气，整个供着一奶奶！”
午后，老太太找老乡串门儿去了，孩子在摇篮里酣睡。白朗正在叠尿片，我给一件缝制好的黑丝绒旗袍绣好花边，收起针线，起身展开，比在胸前对她说：“莉，你看，我给自己做的旗袍。生完孩子就可以穿。”
她大为叹服，居然旗袍都能自己做。
“我早已厌倦贫困的生活，我将尽量去追求享乐！”我叹息道。
白朗沉默不语。我又陡然感到一阵闷塞，将旗袍往椅子上一扔，抱着她泣不成声：“莉，对不起！”
白朗抚着我的后背：“没事儿。我知道你心里苦！”
突然，阵痛袭来，我双手紧紧按着肚子那孩子终于要来了！
生死关头的死命挣扎终于过去，高高隆起的肚子消失了。极度疲乏中睁开眼睛，白朗、罗烽正站在床边。白朗告诉我顺产了一个白胖健壮的男婴，罗烽已给端木发了电报。我丝毫没有做母亲的准备，更没有做母亲的喜悦，一如六年前的秋天。这是我的命！
夜里，罗烽、白朗回家休息。我瞥了一眼襁褓中的婴儿，四方脸、低额头，几乎跟萧军一模一样。他此刻如同一只安静的小猫，甜美地睡在我身边。几乎没心情多看一眼，只是望着窗外摇曳的梧桐树影，默默淌眼泪。我知道，在西安端木接纳我多少有些为情势所迫，我不断问自己他该如何接纳这个孩子。何况，我俩和萧军都在一个圈子里。
一夜流泪到天明。白朗送来新鲜的鲫鱼汤，要我趁热喝下，说这个催奶快。我苦笑着感谢她的好意，此生再也不可能遇到这样的朋友。听我说牙痛，晚上再来时，她将一个小纸袋放在床头柜上，说里边是几粒德国拜尔产的“加当片”，镇痛效果比阿司匹林好很多，婆婆前些天也牙痛，一片就见效。
第二天上午，白朗又带来一罐土鸡汤。她惦记着我的牙痛，我说昨晚服了一片“加当”，果然就不痛了。收拾完房间，她自语道：“小家伙今天真乖，一点动静也没有。”走到床前想抱抱孩子。我淡然说：“孩子昨夜抽风死了，一早让打更老头抱出去埋了。”白朗大惊失色，转身要找大夫理论，我说：“不用找了，这孩子命不长，跟医院有什么关系？”她始终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避开她的目光，我说：“莉，不说这个了，陪我坐会儿！”
白朗坐在床沿，低头擦着眼睛。我急着要出院，说晚上只有一个值班护士，害怕得睡不着。她说此地风俗跟东北不同，产妇未满月被视为大不干净，不能串门，怕给人家带去晦气，人家不可能让除儿媳之外的女人在家里坐月子，她刚来的时候，见她带着孩子，房主就一再问是否满月，确认孩子已经半岁才肯出租房子。既然这样，我说那就直接回重庆。
“廼莹，别倔了！你听我说，在上海我也夭折过孩子，知道你心里难受。女人生产是一大关口，产后需要好好调养，不然会落下病根。在这儿多住几天，还有我照料，做点东西给你补补。一旦离开，有谁照顾你？从武汉到重庆，那么远的路，怀着八九个月的身孕，你都是一个人走过来。想想，我心里都痛！”
我趴在她的肩头放声大哭。等到平静下来，她恳切地说：“你就多住几天。要不是儿子小，我就过来陪你。”我只好默默点头。
三天后，白朗扶着我再次来到朝天嘴码头。
已然初冬，天气潮湿阴冷，一阵风过，我打着寒战。白朗脱下皮毛短外套，不由分说地套在我那件终于穿上身的黑丝绒旗袍外边，说：“七十多里水路，江上冷。”
拉着她的手，我凄然道：“此地一别，再见不知何时。莉，祝你永远幸福！”
“也祝你永远幸福。”她同样凄然笑笑。
“我会幸福吗？”我苦笑道，“莉，未来的远景已摆在面前。我的生命不会长久，我将在孤寂忧悒中终了余生！”
“不要这样说！”白朗哽咽道。说完，上前跟我拥抱在一起。
5
回到重庆，我和端木搬到了歌乐山上，租住在“乡村建设所”的招待所里。
入冬后，山上几乎没什么人，吃饭有食堂，半山腰便是歌乐山保育院。我几乎对什么都感到厌倦，蛰居山间倒是正好。端木却格外辛苦，《文摘》编辑部在与歌乐山一江之隔的沙坪坝，去复旦上课则要赶到北碚对岸的黄桷树镇，奔波劳累自不必说，过江还很不安全，翻船事故时常发生。身体渐渐恢复，我试着开始创作，深知只有写作才能驱走内心的抑郁。
又是新的一年。
傍晚，跟端木踩着厚厚的落叶，走在山间小路上，回想最近这几年，我暗自感叹几乎每年都活得异常“惨烈”。
身体完全恢复了，没有孩子的焦虑，没了情感纠葛，别无所求，只想拥有平静，痛快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过一份安稳的日子。端木回来说胡风也在复旦教课，一家人上月初到了重庆，一直没找到房子，仍住在瓷器街永华旅馆，梅志前天生了个女儿。
整个春天，在歌乐山上的创作很有成绩，除了几篇散文，还写了两个短篇小说。然而蛰居的宁静不久被老鼠打破，食物被拖得七零八落，半夜它们还竞相追逐嬉戏，时常掉到蚊帐顶上。我特别害怕老鼠，动辄惊叫连连；端木虽不怕耗子，却常被我的惨叫惊吓。
四月，日军对商业区的轰炸越发频繁，并大量使用燃烧弹，平民被炸死两千多；而这不过是刚刚开始，雾季一过，能见度好，轰炸力度会更大。国军防空火力弱得可怜，对方就想用这种狂轰滥炸打击中国政府的意志。
池田幸子也在重庆产下一个女婴，五月四日在米花街小胡同看望了她们母女，我想顺便看看已经搬至重庆邨九号的梅志和孩子。
走过昔日繁华的街区，满目残垣断壁，四周冒着浓烟，扬着灰尘，几个戴白口罩的行人从我身旁匆匆走过。两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正从一片瓦砾堆里抬出一具烧焦的尸体。我赶忙低下头，不敢再看，不远处的路边躺着一排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紧紧掩着鼻子，快步往走过，瞥见一面被炸塌的墙壁上还挂着日历，鲜红的阿拉伯数字“3”格外触目。
上到三楼，再摸黑爬一段楼梯，才到达胡风家所在的阁楼。门敞着，梅志小声哼着摇篮曲正轻晃摇篮，眼睛盯着手里的一张照片。见我站在门口，她连忙起身迎过来，感动地说：“赶上大轰炸，你还来看我们。”
我气喘吁吁地坐下，禁不住骂道：“小日本子，真他妈野蛮！”梅志诧异于我居然骂人，我说见到街上的情景她也会骂，日本人太可恨！喝了口水，我埋怨道：“晚上怕老鼠，白天跑警报，这日子真没法过！”
提起老鼠，她说半个月前，半夜里被孩子的哭声惊醒，开灯一看，女儿满脸是血，鼻子、耳朵都被咬破了，就因为睡觉前嘴边残留的奶水招来了老鼠。她为此心痛地大哭一场，从此天天抱着孩子睡。我心有余悸地起身看看熟睡中的婴儿，问叫什么名字，梅志说老胡给起名“晓风”。
“好名字！”
说着，我拿起被上的那张照片问是谁的。梅志正要张口，我看见照片上的萧军穿着那件棕红色皮风衣，拥着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河边，面前站着一只狗。不敢多看，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涌上了头顶，我的脸霎时发烫，翻过照片，背面还有一行我再熟悉不过的字迹：
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的朋友……
“萧军去年六月在兰州结婚了，姑娘名叫王德芬。两人目前在成都。”
梅志的话我似乎全然没有听清，片刻过后，感到浑身透凉，呆呆坐在圈椅里。过了许久，我才缓缓回过神来，对一旁不知所措的梅志说：“我走了……”
几乎连滚带爬地走下那段黑暗的楼梯，仿佛遭了重重一击，我神志恍惚地走在大街上。凄厉的防空警报大作，人们纷纷从街道两边的屋子里跑出来，朝附近的防空洞奔去，街道顷刻一片死寂。我无须躲避在我心里，早已是爱比死还残酷！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巨大的爆炸声在身后响起，浓黑的烟尘弥漫过来，接着便是撕心裂肺的哭喊。
跌跌撞撞地回到歌乐山上，趴在桌旁一个人放声大哭。
后来我才知道西安分手后，萧军并没有去延安，而是跟塞克、王洛宾等人准备前往新疆，途经兰州暂住榆中县县长王蓬秋家里，短短数日便跟王家十八岁的二女儿堕入爱河。
说不清内心的伤痛源自何处，只是这亲眼所见，还有独自畅快一哭，似乎让我从此彻底放下。室内渐渐昏暗，洗去满脸的灰尘与泪痕，梳好头发，站在窗前，看见端木夹着皮包正从山路上缓缓走来。我迎了过去，接过他的皮包，关切地问是否遇上轰炸。他说上岸时警报已解除，听说市区又炸死不少人。
沏杯茶递给他。如此世道，眼前人能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福分，那些过往又算得了什么？值得珍惜的是当下！喝了口茶，端木恨恨道：“日本人实在可恨，专炸平民区。”
他接着告诉我，已跟复旦教务长孙寒冰商量好了，过几天我们就可以住到学校给安排的宿舍里。一听说黄桷树镇没有轰炸，我便十分神往，却又担心是否也有耗子。端木说这个可不敢打包票，并感叹这世上没有比我更怕老鼠的人。
“到了黄桷树，你就可以安心做教授夫人啦！”他轻松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