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前拥抱着他：“我们就可以开始全新的生活！我只想沉下来，好好写东西。”
“我支持你！”他轻声说。
6
又是秋天，鲁迅先生就死于秋天。
黄桷树的对面便是北碚，虽然宁静，疾病却困扰着我。写不了几个字，持续的干咳便不得不让我放下钢笔，身子虚弱到了极点。每天早晨揽镜自照，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孤寂中，复旦大学一个名叫苑茵的女生时常前来陪我聊聊。屋里屋外却全靠我打理，端木始终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她总想为我分担点什么，我谢了她的好意，劝她好好读书，不要浪费时间。即便战时，我还是非常羡慕她，我在她这个年纪，仅仅一个读书的梦，亦被生生破灭。苑茵感叹我虽比她大不了多少，却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令她和周围同学仰慕。我苦笑说哪里谈得上什么成就，往事不堪回首，生命浪费太多，而今想沉下来做点什么，身体却吃不消。她劝我注意休息，我却始终有一种紧迫感，总觉得要写的东西还没有写出来。
鲁迅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一晃三年了。前两年每到秋天，一些报刊约写关于先生的文章，我一概推辞。不知为何，今秋树叶一黄，我就特别想他。我想随性写写他生前的点点滴滴。只是刚开了头就咳得天昏地暗，昏头涨脑。痰液里带着血丝，我怀疑自己染上了肺结核，却也不愿多想。生命自有长度，庸庸碌碌，活得太长又有什么意义？
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苑茵来，见我趴在稿纸上不停咳嗽，便诚恳建议由我口述，她做记录。我可惜她的时间，她说非常喜欢跟我在一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答应下来，面前这健康清纯的女生，让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想跟她说说鲁迅先生。
嘉陵江边，我和苑茵坐在一棵大枫树底下，桌上放着一壶茶，四周只有几个零零落落的茶客。午后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江上船来船往，无限往事纷至沓来：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苑茵快速记下我的话，说完一段，停下来喝口茶，酝酿下一段。一阵风过，已然泛红的枫叶纷纷飘落在桌上。我继续口述道：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那是个难忘的下午，先生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鲜活起来，如同亲人。亲人已逝，那些点滴细节，都成了无比美好的珍藏。三年来的思念融注在我的讲述里。此后几天，苑茵按时前来帮我记录。讲述完毕，我将所有的文字聚在一起，起了一个朴实的名字：回忆鲁迅先生。
不久，端木跟复旦大学的部分教授一起搬进了位于秉庄的一栋宿舍楼内。我们住进一楼的套间，窗户对着过道，楼上住着作家靳以。端木往往凌晨才睡，起床已是中午，窗户都被他用颜色很深的纸糊得严严实实。
一天上午十点多，靳以敲开房门，见端木仍在睡觉，站在那里有些迟疑。我将他让了进来。靳以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放在桌上，轻声说在学校收发室见到有我一封香港来信，就顺便捎了回来。我说了声谢谢。戴望舒约我的文章，大概在《星座》副刊上发出来了。看着桌上那几页写满文字的稿纸，靳以低声问我又在写什么。我压低声音说，还是关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文章。
这时，端木揉着眼睛走到书桌旁，轻蔑地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说着，拿起原稿看了几眼，笑道，“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的？”
“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去写你的。我也不碍你的事，何必这样鄙夷我？”我有些气恼。
端木没有言语，兀自尴尬地笑着，靳以朝我招呼了一声，便拉开房门离开了。临出门，提醒我外边太阳很好，不要老是关在屋子里。
我忙着整理床铺。洗漱完毕，推开窗，晾在窗台上的几只脏兮兮的旧鞋子让端木很是恼火：“跟隔壁大娘说过很多次，不要把鞋子放在窗台上，就是不听，每天开窗就是一排臭鞋子。一个老妈子也狗仗人势！”
他将那几只鞋都推了下去，然后坐在门口的阳光里，拿起一张报纸在看。
坐回书桌旁，我正准备继续往下写，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气势汹汹地来到门口，对端木高声质问道：“你凭什么把我晾在这里的鞋子扔到地上？”
说着，要进屋理论。端木放下报纸，二话不说，伸手将她往外一推。那女人就顺势躺在地上，高喊：“教授打人啦！”
四五个四川女佣马上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赶到门口，顿时手足无措。躺在地上的女人见来了同伴，便开始撒泼哭闹，楼上各家纷纷开窗看过来。我站在那女人身旁，劝她起来有话好好说，伸手搀扶，她却哭闹得更凶。端木见状回屋，门窗一关再也不见人影。我浑身冒着冷汗，被你一言我一语的几个四川女人围在那里，万分无助。
隔壁走出一个中年男人。见到主人，躺在地上的女佣，便坐起身哭诉道：“陈教授，你要替我做主，隔壁的把你和少爷的鞋子扔了还打人。”我正想上前沟通，陈教授装腔作势地说：“动不动就讲打，那还了得？到镇公所告状去，挨了打，得到医院验伤。”那女人一听，立即从地上爬起来，身上的尘土也不拍，蓬头垢面地朝镇公所走去，后边跟着那几个围观的女佣。
不知如何是好，我只能上楼找靳以帮忙。靳以说，他都听见了，那撒泼女佣是楼里各家保姆的头头，主人姓陈，是体育系教授，品行低劣，大家都认为他是国民党特务，端木也是冲动，摊上这样二位，不是自找麻烦吗？
“他哪里麻烦，惹了祸，门窗一关，躲起来了事。”我低声自语道，“不依不饶地在大街上闹，这可怎么办！”
“别怕，我陪你去镇公所，事情发生了，总要解决。”
评理、验伤、道歉、赔钱，那个下午，幸亏有靳以，不然人生地不熟，我真不知如何应对。太阳快要落山了，走在回宿舍的路上，他为我抱不平，说端木怎么能这样？
“他就这样！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我说。
入冬后，日军轰炸机开始频繁光顾北碚。据说，他们探测到那里有国军的一个火药库，白天加紧轰炸；晚上视线不好，就成群结队前来，肆意盘旋骚扰，让人不得安宁。这也是日军用来摧毁中国人抗战意志的一种方法。北碚的防空力量更弱，当地老百姓说，日机俯冲投弹几乎贴着屋檐，飞行员凶狠的嘴脸都看得见。国家积贫积弱，让人欺负到这步田地，我深感可耻。
白天轰炸，晚上骚扰，我什么也做不了，几乎抓狂。凌晨，我和端木靠在床头，静静等着飞机的轰鸣声渐渐远去。我说想搬个地方，再这样下去，我会崩溃。该躲到哪里？沉默良久，端木说当前可选择的地方只有香港和桂林，要不就去桂林，艾青还有不少其他朋友都在那里。
沪战爆发，武汉是后方；南京陷落，武汉成了前线；武汉陷落，重庆眼看又成了前线。我担心好不容易到了桂林，也会如此。回想这些年的逃难经历，我说：“实在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京平，我只想要一张安静的书桌。”
他沉默不语。
我想了想，说：“还是去香港吧。估计日本对英美宣战的可能性不大。”
端木也认为我讲得有道理，虽然刚刚拿到复旦大学全职教授聘书，他还是愿意跟我一起走。不过，他担心香港毕竟是海外，此时内地抗战正火热，我们这样做会招致别人议论。我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好议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端木心里还是不托底，说明天去学田湾听听华岗的意见。他一直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对局势应该看得比较清楚。第二天，华岗也十分赞同我的想法。从整个战局来看，他认为桂林绝非长久之计，免不了遭袭，还不如去香港，况且，香港的文艺阵地也很需要人才，很多事情等着人去做。只是比起内地，香港的生活费用要高很多，再者融入香港文化圈恐怕要一段时间。
返回路上，端木说融入当地文化圈应该不成问题，他有两部长篇正在当地主流报纸上连载，我也有一些短篇小说在香港发表，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复旦大学在香港设有“大时代书局”，听说端木准备赴港，孙寒冰便邀请他到了之后编辑一套“大时代文艺丛书”。这样我们在香港的生活也大致有了保障。
主意已定，理想的途径便是坐飞机。机票却非常难买，正常订票需要提前一个月。端木得知每个航班都为大人物和中央银行等机关预留有机动舱位。不久，他托朋友买到了两张一月十七日的机票。
离开的日子太近，我们一时十分慌乱，十六日来市区取票，在临江门碰到梅林，我只对他说了自己和端木即将飞赴香港。返回黄桷树，匆匆收拾了一些东西，端木托二哥的同学在我们走后帮忙处理辞退保姆等一些杂事。
我就这样踏上了我的终旅。
7
骤然从战争的阴霾里飞出，我彻底松了一口气。
再也没有没日没夜的轰炸，没有流血，没有死亡。香江和煦如春，街市一派祥和，街树葱翠，随处可见鲜艳的紫荆花开满枝头，而我那深北方的故乡，此刻正天寒地冻，一片苍茫。所见所闻如处异域香江如此之南，呼兰河却是那么北！
租住处位于尖沙咀金巴利道。收拾停当，跟端木各自端着一杯茶，站在直通前厅的阳台上，不远处一棵开满红硕花朵的木棉，在灿烂的阳光下如同一炬熊熊燃烧的火。端木感慨这回算是安稳了。比起重庆，这里如同世外桃源我终于找到了一张安静的书桌！
戴望舒找了过来。我们神交已久，一见如故。十年前洁吾就是用他的诗集夹带五块哈大洋的金券给我，结果落入大伯父手中，逼得我不得不离开福昌号屯。寒暄完毕，他邀请我们到其林泉居住处看看。走在山间小路上，满目葱茏，浓荫匝地，不时传来清脆悦耳的鸟鸣。“生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端木连连感叹好住处！
站在戴家二楼宽大的客厅，放眼望去风景如画。戴望舒和夫人穆丽娟热情邀请我们搬来同住，考虑到端木有风湿病，平路还凑合，走山路恐怕不行，便婉拒了他们的好意。不过，初来乍到，有如此友善的朋友，立时感到整个香江对我俩的接纳。戴望舒说香港的文艺活动起步晚，时局如此，国是日非，大家既是同行更是战友。
一月底，《立报》登出我和端木来港的消息。其后，我俩的社会活动便多了起来。在“文协”香港分会举行的欢迎会上，我报告了重庆文艺创作环境的恶劣，文化食粮的匮乏，呼吁留港文化人利用这安定的时局抓紧时间创作，写出好作品供应前方。不久，又和廖梦醒作为妇女领袖，参加了由全港几间著名女校联合举办的座谈会。
两个月转眼过去，我清楚自己本不善应酬交际，心里惦着写作，频繁的社会活动很快令我感到厌倦疲惫。端木参加“文协”香港分会的换届选举去了，我一个人坐在书桌旁，拿出纸笔，心情沉静。离家越远，思乡情绪愈浓，儿时后花园的情景立即浮现眼前：
后花园五月里就开花，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大芸豆、冬瓜、西瓜、西红柿，还有爬着蔓子的矮瓜。
这矮瓜秧往往会爬到墙头上，然后从墙头长到院子外边，向着大街，在瓜蔓上开一朵大黄花……
记忆随之完全打开，文字在笔尖流淌。不时停下来，轻声念给自己听，不禁感叹没有防空警报，没有情感纠葛，如此安安心心地写，真享受！这份快意疏离得太过久长。
端木推门进来已是黄昏，我也写累了，停笔迎上去接过他脱下的西装问会开得怎样。他也略有埋怨，说类似集会确不能多，容易流于形式，细想并无多大意思。挂好衣服，我说作家还是靠作品说话。他深表认同，接着告诉我这次换届选举，他也被推举为五个候补理事之一，跟施蜇存一起负责“文艺研究部”的工作。不等我说出祝贺，他便自语道：“我也得沉下来！”
莉：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总是如此抑郁。这里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鸣，恬静优美。出门还可以看到澎湃泛白的海潮。我常想，这一切不都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佳境吗？然而，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没有交往，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常常想到你……
杨刚向我约稿，《后花园》开始在《大公报》副刊连载。我的内心却笼罩着失落与伤感，往日朋友完全断了联系，能听我诉说心情的只有白朗。经历了太多独处，但不知为何，身处这南国小岛却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慌，不知是否还能再回万里之外正缓缓从寒冬中苏醒的故乡。端木不知何时站在身后，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轻声问：“想家了吧？”
哪里有家可想！
我回转身，靠在他的身上沉默不语。他轻声说读到了《后花园》。我低声自语：“以前那么仇恨父亲，到了这里，一切变得平淡，我似乎理解了他！我想回到北方去。京平，不知为什么，我害怕再也回不去了。”
他轻抚着我的肩头，劝慰我别胡思乱想，战争长不了，总有结束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一起回东北！
我知道自己并非胡思乱想，“回不去”的感觉真切得让我害怕。我努力排解自己，跟端木一起参加完岭南大学艺文社的座谈，还有次日的黄自纪念音乐欣赏会，便推却了所有活动，沉入到长篇《马伯乐》的创作中。内心的忧伤与落寞被表达的快乐驱散，而笔底这个可笑的男人，让我重温着数年来的逃难生涯。对于抗战不想只作廉价的鼓呼，即便不合时宜，我还是想继承鲁迅先生那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遗愿。
一坐就是一天。越来越虚弱的身体动辄将我从表达的亢奋中拽出，写不了多久就要停笔干咳一阵。知道应该休息，但我停不下来。《马伯乐》没写完，脑子里又有了新的长篇计划。
实在写不动了，收拾好纸笔，只见端木垂头丧气地坐在床沿上一言不发，轻声问他怎么了，他缓缓抬头，噙着眼泪说刚才得到消息，五月二十七日孙寒冰在日军轰炸中不幸身亡，贾开基负重伤。刚搬到黄桷树时，孙、贾两人曾到家里力邀我也在复旦担任一点课程被我婉拒。那晚的情景宛然如昨，不想与孙处长已是阴阳两隔，一时心情沉重。安慰端木不要太难过，我说活在当下，死亡早已司空见惯，只是想到一个民族遭人如此凌辱，同胞死得这样卑贱屈辱，真的没法不愤怒。
端木叹息说今天尽是坏消息，前天一个朋友来信提到，胡风在给许先生的信中说我们来香港是“秘密飞港，行止诡秘”，他没有在意，不相信老胡会这样乱说，今天却从艾青信中得到印证。老胡亦给他去信说汪精卫去了香港，我们就也去了香港，并在香港安了一个香寓！
“我们来香港写自己的东西有什么错吗？”
我有些恼怒，稍一动气便咳得厉害，及至平复便觉身心俱疲。两人一声不响地坐到屋子全然黑下来。看来，真被端木说中了，离开重庆就要遭人议论。好像待在那里什么也不做，等着被日本人炸死才是光荣正确的选择。平素那么好的朋友，为什么要这样乱说？损人不利己！
七月底，《马伯乐》第一部终于写完，我轻松地站起身，将书桌让给正趴在椅子上写稿的端木。两人共用一张书桌，我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无条件地让给我。回到书桌旁，端木劝我好好休息，老是这样身体指定吃不消。然而，我觉得一停下来就是在浪费时间，对他说参加完下月初的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纪念会，就全力进入《呼兰河传》的写作。在小金龙巷开了个头，拖了两年，我要重新写！咳嗽越来越重，他担心我太拼命，我却管不了那么多。
房东从门缝塞进一信。前些天就胡风那些损人不利己的话，我写信向华岗诉诉苦，他来信劝慰一番，并要找老胡解释。几天过去，觉得这些无聊琐屑实在不必理会，只要开始写作，什么样的烦恼都被抛在脑后。将华岗的信递给端木，我笑着说书桌我还得用用，坐下来提笔回复道：
园兄：来信收到！关于胡风乱说，还是随他去吧！想当年，胡兄也受到过人家的侮陷，周先生把那侮陷者给击退了。现在，事情也不过三五年，他就出来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同伙。呜呼哀哉！你想要替我解释，我衷心感激，但请不要了。
《回忆鲁迅先生》七月在重庆出版了，一册小书算是我给已在天国的先生送上的一份礼物。八月三日下午三时，先生的六十诞辰纪念会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如期举行。带着一份特别的感情，我向与会者报告了他的生平。随后，倾听每一位发言者所表达的崇仰之情，我坐在那里仿佛在听众多陌生人谈论我那最熟悉不过的亲人。
我创作的哑剧《民族魂鲁迅》经冯亦代、徐迟、丁聪等人改编，在夜里的纪念晚会上呈现给了众人。演员的化妆与表演都几近完美，我感觉先生就在眼前。无论生前还是逝后，能为他做点什么是我最大的心愿。
那一晚我格外满足！
因为《呼兰河传》，一九四〇对我来说有了特殊意义。
从九月一日开始，一边写一边在戴望舒主持的《星岛日报》副刊上连载，整整四个月，激情而投入。那无疑是我此生最为快乐的时光，自感整个人在文字里燃烧，如同窗外那株木棉。怕来不及，才烧得如此急切彻底。
写作，的确是件太美妙的事！
那天，我正沉浸于自己的文字里，端木将连载的第一期报纸送到我手里，看见小说标题和作者署名，我激动得如同第一次发表作品，读了又读。端木赞叹东北的冷被我写绝了，然后告诉我明天我们得去见一个名叫周鲸文的人。他介绍对方是张作相的外甥，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密歇根大学、伦敦大学读过书，在哈尔滨办过报，眼下在香港主编杂志，经营书店，积极推进人权运动。周鲸文别的信息我无心关注，而说到张作相，我立即想起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九日正阳街口，警察厅长高齐栋挂在嘴边的“辅帅”，料定周跟张学良的关系一定非同寻常。端木说确实如此，并说这周老板比我们年长三四岁，仗义疏财，是香港东北同乡会负责人，今天托胡愈之先生带话想见见我俩。在这里碰见一个说北方话的人都难，这周老板不觉让我有所期待。
第二天上午，周鲸文将我和端木热情让进他那位于雪厂街十号的豪华办公室，说：“年初在报上看到你俩来港的消息就想见见，苦于一直没有机会。这不，胡先生途经香港给我们搭上了桥。”转而，看着我微笑道，“每周就等着看你的《呼兰河传》聊慰乡愁，咱们早该认识了。”
招呼我和端木坐下，他说对端木稍微陌生，而跟我却有着非同寻常的缘分。见我大为讶异，他说：“你的经历，我早就有所耳闻，你住过的城市，我大都同时住过。我在哈尔滨办《晨光晚报》，你在读中学；你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在北平策划抗日；《生死场》出版时，我也在上海，就是无缘见面，总算在香港见上了。”
“能见上也是拜日本人所赐！”我说。
“真是。被战火追着一路南逃，国破家亡！”周鲸文表情沉郁地感叹道，“‘九一八’，东北三千万父老，亡国奴一做就是十年！”
“九一八”又快到了，三人沉默不语。周鲸文摆摆手说，不说这些，愤怒伤感毫无用处，踏踏实实为抗战做点事最要紧！他问我们对香港的文化现状有什么想法，端木便说内地来港文化人已经不少，随着战局恶化往后会更多，而香港的文化建设正处于拓荒阶段，大型文学期刊几乎没有，报纸副刊连载文学作品篇幅十分有限，于是建议创办一份纯文学期刊。周鲸文一听，兴奋无比，说自己一直有此想法，刊物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时代文学》，就是苦于缺人手，端木如愿意接手，费用、手续由他负责，在时代书店发行。两人说到了一处，端木信心满满地答应下来。
接下的日子，端木着手筹备《时代文学》，我则全力投入创作。秋后空气变得干爽，咳嗽有所减轻。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时，我在稿纸上写下《呼兰河传》的结尾：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棵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儿变出一匹马来，一会儿变出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那磨坊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
放下钢笔，内心涨满倾诉欲望，想找人说说话。穿好衣服，来到大街上，两边店铺的明亮橱窗里，随处可见圣诞老人的图像以及中英文的“圣诞快乐”字样。拎着一盒蛋糕，敲开周鲸文家的门，在他和嫂子对面坐下，感到身子被彻底掏空。周鲸文惊讶于端木没跟着一起来，我喘息未定地说，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走山路，爬楼梯，看把你累的。你这身体也太虚弱了！”嫂子将一杯红茶送到我手里。
喝口茶，歇歇，感觉好了很多。我说可能是水土不服，一年来身上的小毛病不断，闹得很。周鲸文说我刚进门时脸色苍白得怕人，提醒身体不能大意，注意休息。听说《呼兰河传》终于写完，他和嫂子连声祝贺，说他俩一期不落地读下来，一致认为将是一部传世经典。朋友的认可让我颇为欣慰，对于我来说，这次写作似乎了却了一桩夙愿。我始终不曾忘记那份热爱文字的初心。
随后，周鲸文说《时代文学》的相关手续办得差不多了。我告诉他，我和端木给内地老朋友纷纷发了约稿信，大家都积极回应，陆续收到了一些很有质量的稿子。他听后十分高兴，又想请我挂名主编《时代妇女》杂志。我坦承主编刊物责任大，担心自己的身体吃不消，还要写《马伯乐》第二部，他说挂名即可，组稿、审稿、编校可找人代理。我说挂名的事儿我可做不了。见我俩都有所坚持，嫂子连忙解围：“萧女士专心创作，不想被别的事情牵扯精力。”周鲸文这才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说：“端木说你视写作为宗教，此言不虚！”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聊了一会儿，起身告辞，他和嫂子送至楼下，并陪着走了一段山路。临别，周鲸文埋怨端木太不绅士，怎能让女士独自摸黑走夜路。
次日，将《呼兰河传》最后一期连载文字誊清，准备寄出。我似乎有些不舍，出版了那么多书，对这本却是格外看重，提笔在文前注明“本书由作者保留一切权益”，并提醒戴望舒将这句话一同印在二十七日的报纸上。寄出稿子，我感到这一年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尾。
香港的旧年非常热闹，但似乎与我无涉。不知何时能回重庆，心里念着昔日朋友。大年初三那天，提笔给华岗写了一封短信，感叹在外久居，难免生出家园之思。
去年下半年，国际问题专家不停讨论日军是南下还是北进，香港的空气亦如同疟疾，一旦紧张，我便给梅林写信说准备买机票回重庆，托他帮忙找房子；有所缓解，北归的念头又打消了，对梅林说《马伯乐》尚未完成或是身体有病，还得再待一段时间。如今，虽然念旧，但彻底安定了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
半年来，我和端木都是各忙自己的，很少交流。晚饭后在饭桌旁闲聊，见我干咳加剧，他忧心忡忡地劝我春节期间好好休息。我知道都是一些多年宿疾，短时不可能有什么有效的应对之策，问问《时代文学》的进展，他说还算顺利，不过有几位朋友的约稿信得等我来写。我点头应允，他说一旦创刊我们会更忙。我感慨还是忙点好，来港一年，两人都写了不少东西，不负来之前的预期。
“还是你的成绩可观，作品明显成熟很多！”
来港后只知道不停地写，几乎顾不上质量，听端木这样一说，我有些不自信地问：“是吗？”
“那还用问！等《呼兰河传》单行本一出，定会有更多人惊讶于你的天才创造，中国文学史也会记住一九四〇，就因为《呼兰河传》完成于这一年的最后几天。”
今晚，他似乎又恢复了我们认识之初那带着善意夸张的说话风格。但对于《呼兰河传》，我确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一部作品的最终评判者是时间，然而，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受是如此真切，却又一时理不清。
“不知为何，以前多次陷入绝境，总心有不甘，感觉还有东西没拿出来，写完这本书，我一下子变得轻松，即便死去，也会非常坦然……”我说。
“大过年的，别动不动想到死，咱们好好活，慢慢写！”
“好好活，慢慢写！”默念端木的话，我的内心弥漫着感动，企求新的一年我俩都平平安安，不让生命虚度。
端木告诉我大时代书店隔壁有空房子，今天过去看了，二十多平方米，家具也还齐全，对面是《经济杂志》主编许幸初的办公室，许先生在办公室的时候不多，要是搬过去，不仅可以使用里边的电话，还可以在那里接待朋友，如同自家客厅。我很不喜欢现在的房东小姐，欣然同意搬家。
8
二月初，我们便搬到乐道八号二楼。
一张大床，一张大书桌，两把椅子。稍稍收拾便是一个简单的家。端木请了一个计时保姆打理家务，让我有更多时间创作。书桌我想让给他安心创作《大时代》，他谦让说还是归我，因为《马伯乐》续集已开始在《时代批评》上连载，我的压力更大。我过意不去，自感太霸道了。
在这间小屋里，我重续着马伯乐的逃难之旅。多年来自己对各色男性的观感，投射在他身上。每天手不停挥的写作，让我忘记了身外的一切，只是身子越来越虚弱，我预感终有一天自己会趴在稿纸上再也无法起来。明知道这是巨大的消耗，但停下来，我会更难受。
十七日不得不歇上半天，我应邀在思豪酒店主持一个茶会欢迎史沫特莱、宋之的、夏衍、范长江四人来港。旗袍上身的那一刻，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消瘦那些不断流淌的文字一点点熬干了我的身体。越来越多的文化人来到香港，我庆幸跟端木当初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半个月后，史沫特莱前来乐道。环顾室内，她大为惊讶：“天哪！你们怎么住这样的房子？活得像苦力！”
从史沫特莱口中得知，萧军一家去年六月到了延安，舒群、白朗也去了那里，而她此次来香港主要为了看病，住在好友何明华大主教的乡间别墅林荫台。见我不停咳嗽，她命令道：“你的身体如此糟糕，一定要跟我在林荫台静养一段时间。”
我心怀感激，但放不下马伯乐，她不容置疑地说，不能再这样糟蹋身体，实在放不下就将稿子带上。说着，不停摇头说太糟糕了，建议我还是看书静养。
端木也鼓励我去乡间静养。我有些犹豫，担心他的风湿病，还想帮他拉拉稿。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连忙说风湿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且《时代文学》创刊号的稿子已准备妥当。在史沫特莱的催促下，我便答应下来。
在林荫台的二十多天，我完全放空了自己，每天除了林中散步，便是独坐窗前看看闲书。临离开的前两天，跟史沫特莱缓缓走在林间小道上，鸟鸣悦耳，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照在我们的脸上。她说比起刚来时，我的气色好多了，接着告诫说人的确需要休息，前些年她也太累，来香港前决定让自己停下来，不然会垮掉，经过这段时间静养，感觉好多了。
谈到时局，我感激她为中国做了太多。她说还很不够，回到美国要将所见所闻写出来，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
沉默片刻，她说：“萧，你让我看到了中国女性，也让我看到了中国令人感奋的另一面！我一定要告诉全世界！”
她的过誉令我惭愧，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被她问到下一步的打算，我很是茫然。本就不关心时局，大部分时间沉浸在创作里，对外界更是一无所知，亦无从想见日军有一天会打到这里。史沫特莱却一脸严肃地说，即便最迟钝的人，都应该知道日本正打算进攻这块英国殖民地，不过还没有准备好。
虽然战时演习的消息时见报端，但报纸评论说即便跟日本的战事打响，守港部队也能坚持三个月，到时候英国海军就可以从新加坡前来支援。听完我的转述，史沫特莱不停摇头：“不，不，英国人太自大，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一旦开战，香港会很快落入敌手。”
她认为新加坡倒是坚不可摧，如果我愿意，可以安排朋友前来接我。我觉得她在谈论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不知如何回答。去新加坡，我心理上无法接受，离乡去国越发遥远，且真的是一个熟人也没有。犹豫片刻，只好对她说，等跟端木商量之后再说。她点点头，让我一旦做出决定，就尽快告诉她，并邀请我过两天跟她和艾米丽?哈恩一起到皇后玛丽医院检查身体。我顾虑于让她太破费，史沫特莱却坚持说没关系，香港政府医务总监克拉克夫人是她的好友，而玛丽医院是全港最大的公立医院，医术可靠。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并暗自感慨，经历了那么多，虽然命途多舛，但关键时候总有朋友倾情相助。上天还是眷顾我！
医院检查出我患有非常严重的妇科病，史沫特莱建议跟她一起住院治疗，我却执意坚持买些药回家吃，她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我太不爱惜自己，对自己太不负责任！
编刊物加上连载长篇，端木几乎每天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重回乐道，轮到我劝他不要太拼命。放下钢笔，他一脸疲惫地说《时代文学》创刊号上的文章将非常精彩，如果没有我的约稿，不会有这样的效果。《时代文学》如同被精心呵护的孩子，创刊号准备好了，端木便嘱我为第二期写篇稿子“撑撑台柱”。翠姨的故事在我心里养了多年，我要好好写出来。
五月中旬，史沫特莱即将返美，前来辞行，留下一包稿子托端木译成中文发表，也带走了我们的几篇作品，准备介绍给美国读者。我拿出一册《生死场》托她转赠辛克莱先生，她欣然答应，并说他们很熟悉。临出门，她仍不忘问我是否考虑过她那去新加坡的建议，我只能谢谢她的好意，坦承目前没有离开的打算。她露出一丝忧虑，握着我的手说：“在中国，我看到很多女性正在战争中锻炼成型，在某些方面远比美国女性先进。萧，你就是代表。多保重！”
六月一日是《时代文学》创刊的日子，端木一早就跑印刷厂了。我坐在桌旁开始写翠姨的故事，题为《小城三月》。拿起笔，眼前便是呼兰三月的原野：
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郊原上的草，是必须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能钻出地面的，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的钻出了土皮……
整个上午，那些熟悉的人物一一来到笔端，立在纸上。我的心绪越过重重关山，回到了那梦中小城。端木推门进来，兴奋地喊着我的名字，将厚厚一册《时代文学》创刊号放在桌上，一脸快乐与骄傲。我连忙道贺，并说他要的稿子，我正在写。这是一本厚重大气的巨型文学期刊，我拿在手里摩挲着，翻开内页，墨香扑鼻，感叹这么大一本杂志，写稿、编校、排版、插图，都由端木一人亲力亲为着实不易。
一周后，写完《小城三月》的最后一个字，心中满是感伤，趴在桌上不停剧烈地咳嗽，眼泪模糊了双眼。离家整整十年，很想再见见父亲、继母，还有众多兄弟姐妹；很想重开一次那样的家庭音乐会，吸引来伯父、继母，还有一向严厉的父亲；很想再次感受那满城飘絮的小城三月；很想再看看呼兰河发河冰……
实在无法支撑，我不得不躺下。醒来已是黄昏，端木坐在床边正在看《小城三月》的手稿。
“写得太好了！我会用心编辑，题图、插图，都要做到最好！”放下手稿，他激动地说。
没有辜负他的期待，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他捏着我的手，认真地说：“廼莹，听我一次，稿子也写完了，明天我陪你去看医生。再也不能拖了！”
越发严重的咳嗽让我也做不了什么，我只好答应下来。他表情轻松地拿出辛克莱回赠的书和一封信，犒赏我的“听话”。接过那封信，我不禁想起十多年前读《屠场》的情景，还有王亚明还书时对我讲述的那双手的故事。我感叹世界真的好小，任何一个来到生命中的人似乎都是一种前定。
9
在玛丽医院我被确诊患上肺结核，且患处已钙化，要想根治就得打空气针将钙化点“吹开”，再慢慢调养。这是近两年才引进的一种新式疗法，医生说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以做一次。
站在医院走廊，端木劝我既然病因找到了就别再犹豫，治好病可以写更多东西。我却无端害怕起来。他问怕什么，钱不够可以找周鲸文借，等我身体好了，两人写稿、编稿还，不必瞎担心。目前我还能动弹，我怕一旦打了空气针动也动不了，一个人待在这里孤单死了。他笑我孩子气，说积极治疗肯定没错，我迟迟疑疑地答应下来。
没想到，我对这种新式充氧疗法真的非常不受用。做了一次，便彻底倒床，不得不在医院住下。肺结核病人的三等病房设在医院四楼的大阳台上，三面临海，如同露宿，而除了打空气针，医生对这种病也没有更多办法，每天只是让病人晒晒太阳，看看海景静养。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如此漫长！
一周好不容易过去，端木一瘸一拐地赶来看我。他的风湿病也加重了。他将我要的《圣经》放在床头，说可以慢慢看上一阵子，然后如同哄着一个委屈的孩子：“医生强调要静养，不能太费神。你就当作休假，耐心待着吧。”
我说别光听医生的，埋怨来时虽然有病但能行走、能写作，打了空气针却站都站不起来，身上的一些老毛病也都显出来了，待在这里也不见用药，每天就是呼吸新鲜空气、睡觉……
他劝我既来之则安之，我嘟着嘴不作声。我也知道，面对肺结核这种富贵病急躁不得，只是可惜自己的时间。等心情慢慢平复，我对无助站在一旁的端木说：“道理我也懂。京平，你去吧！很多事儿等着你。我抱怨抱怨就好了，不用担心。”
端木点点头，转身离开，那一瘸一拐的背影，让我涌起一阵难过，想到面前这个男人也着实不易，于是喊住他，让他以后不用自己来，有事让周鲸文给配的助手袁大顿来一下就行。
那本《圣经》陪我度过一个多月的病房时光，端木再来已是八月。《时代文学》第三期的稿子付印了，他可以暂时松口气。问起病情，我说还是老样子，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他亦感无奈，说以当今的医学水平，对这种病也只能如此，劝我再忍耐一段时间。接着告诉我刚才在门口碰见廖梦醒陪孙夫人来看望住在隔壁的戴爱莲。来港不久，曾在报纸上看到戴爱莲跟叶先生的婚讯，孙夫人是主婚人。我不由想起悄然离开第三厅后便音讯杳无的梁白波。如今，她不知道流浪到了哪里，而叶先生却爱个不停。爱的生生灭灭让人虚无，才华横溢如梁小姐，从此便不再被人提起。
从愣怔中回过神来，我请求端木什么时候能带我出去走走。犹豫了一下，他说出去走走倒是可以，但我得保证不会耍赖不回来。我赶忙庄重承诺他的担心纯属多余。他这才说出香港大学文学院请我们四号下午去跟学生座谈，本想推掉，既然我这么想出去看看，我们就去一趟。我有些喜出望外，总算等来了放风机会。
会场设在港大一间会议室内，我和端木并排坐在长桌头边，两侧坐满了学生。
不知为何，斜对面那个表情冷淡的高个女生，始终吸引着我的注意，她的旁边紧挨着一个矮胖的马来女生。年轻的确是无上的资本，周围那一张张面孔都令我赏心悦目，话题集中在《时代文学》上。有人称赞《小城三月》的精致优美，好奇于翠姨是否有真实的人物原型；有人则对《时代文学》里的精美插图产生了兴趣。我解释完跟翠姨的关系，端木接着现场演示指画。我被年轻学子们的热烈与敏锐深深感染，更痛切地感到没读成大学，是此生的最大缺憾。端木精彩的指画演示将座谈会推向高潮，斜对面那个女生却始终一脸淡然。座谈结束，众人围过来求签名，她则起身独自离开了。
跟端木轻松地走在港大的林荫道上，刚才那张淡定的面孔在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偶一抬头，看见她跟那个马来女生正并排走在我们前面。
“翠姨是继母的继母带来的女儿，这关系真够复杂的！”马来女生说，“爱玲，我觉得你们倒蛮相像的！”见她不接话，马来女生自顾自说，“你姓张，她也姓张；她二十岁逃离父亲的家，你十八岁就这么干。她是作家，你也爱写作。说不定有一天比她更红！”
高个女生似乎被缠得有些不耐烦，径直走到了前边。
“莫名其妙！”马来女生边嘀咕边跟了上去。
我会心笑笑，想起跟玉贤、淑娟的中学岁月，感慨青葱不再。座谈会上说了些什么已然没有印象，两人很快消失在我的视野里，而那个应该名叫“张爱玲”的女生那冷淡孤傲的样子，却在我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直觉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十月底，袁大顿送来几本画报，我笑着说端木都把我当成儿童了。他说医生不许看太深的书，实在无法可想。我心想整天待在这里，没病也会闷出病来。让我稍感安慰的是，小袁说端木这些天忙着下月要出的《时代文学》，等稿子发排就接我回家住几天。《马伯乐》的积稿都刊发完了，周鲸文托他问我怎么办。
我愣了一下，说：“大顿，我写不动了，登个启事就说我有病了，算完了吧。”
我禁不住为自己没能给那忧伤的马伯乐一个光明的交代而伤感，也不知道我的写作是否就此终止。见我一时回不过神来，小袁默默告辞。
窗外，血红的落日缓缓沉入深碧的大海，火红的霞彩渐渐苍白灰暗。
回到乐道，依旧终日躺在床上，室内狼藉得如同垃圾场；没有新鲜空气和阳光，咳嗽又在加重。不过，时常有朋友登门看望，日子变得好过许多。
那天，保姆胡嫂领进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冲我喊“廼莹姐”。见我有些疑惑，他便自我介绍说是秀珂的朋友，名叫骆宾基。我请他坐下，说好像读过他的作品，听他一说《边陲线上》，我便眼前一亮，点头说是，并暗自感叹那部长篇的作者竟如此年轻。他告诉我自己本名张璞君，家在吉林珲春。
我的内心涌起一丝爱怜，问他怎么到了香港。他说“皖南事变”后，跟朋友经广州去了澳门，后流浪到此，当时身无分文，听人说《时代文学》主编是东北老乡就试着跟端木联系，没想到端木不仅帮忙安排住处，还停掉《大时代》，开始连载他的长篇《人与土地》，让他有了收入，可以安心创作。说话间，他对端木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听他说完，我说：“小骆，别客气。曹先生赏识你的才华，为你做点事也是应该的，况且我们是同乡。好好珍惜自己的才华，趁年轻多写点东西。”
他用力点点头，见我有些疲倦，便起身告辞。我虚弱得几乎朝他挥手的力气都没有。小骆让我想到秀珂，不知他在哪里，只是祈求他也有这样的幸运，能遇到赏识自己的好人。我从此有些放不下小骆，几天后向端木问起，他说《人与土地》仍在连载，此前安排小骆住在时代书店的员工宿舍，前几天他搬走了，跟几个朋友住在一起。
胡风前来乐道，让我十分意外。开门后端木表情冷淡，我却惊呼：“老胡，你怎么来了？”不等他在床前坐下，便迫不及待地问起梅志和孩子们是否也在香港。接过端木递来的茶水，他叹了口气，感伤地说前两天将他们母子三人送上船，回上海了，走的时候，心里真是难受！我诧异于孩子那么小为何要送走，他解释说一家四口待在这里，没法安排生活。他仍惦记着梅志和孩子们，说完，低声叹息：“晓谷七岁，晓风才三岁……”
我劝他别担心，一定会平安抵达，却也想到晓谷出生那年，我和萧军刚到上海；晓风出生前不久，我和他的孩子夭折于江津。
沉默了一会儿，胡风关切地问：“廼莹，听茅盾说你病得厉害，好些了吗？”
昔日朋友到底还是如此亲切，刚来香港时曾为那些流言伤心一阵，如今，老胡坐在面前，我却没有一丝芥蒂。晓谷七岁，一晃我们也相识七年了！我告诉他沈先生前几天也来看过，这病还是老样子，得慢慢养，十分熬人。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容易忆往念旧。最近常常想起萧军，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向胡风问起他来。不想他也只知道萧军去了延安。我有些失落，看了一眼床头那本新出的《时代文学》，转而兴奋地说：“老胡，咱们也办一个大型杂志，把老朋友都找来写稿，把萧军也找来！”
“好啊！”
愣了一下，我说：“要是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如果写信要他来，只要他能够，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
老胡看了一眼一旁尴尬不悦的端木，赶忙说：“那是肯定的！朋友们都非常关心你。安心养病，日后一定有机会再见那些老朋友，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你去做呢！”
说完，他起身告辞。拉着他的手，我有些不舍。来看望的朋友越多，我心里越惶恐，好像再也见不到他们似的。躺下来，我为刚才没考虑到端木的感受而心生歉意，无限往事奔涌眼前，离家整整十年，我竟经历了那么多！
柳亚子先生做人老派得令人感动，就因为端木发表了他的几首纪念鲁迅先生的格律诗，竟然亲自登门致谢。当他拄着手杖立于床前，我立即被他的儒雅从容吸引。握手寒暄，更感到其言动古意翩然。一番聊谈，我们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我说等病好了，请他一起看电影，或上小楼酣饮。他听后高兴地说：“不必担心，女士一定会很快痊愈。小楼痛饮，为期不远！”
人与人的遇合实在太过奇妙，与柳先生的短短一面却令我回味数日。然而，新朋旧友带来的种种美好到底难敌病情的不断恶化。
不知道睡了多久，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玛丽医院的病房里，吃力地睁开眼皮，只见端木独坐床前。我问怎么到了这里，他一脸倦容，说我患了伤风，病情急剧恶化，在家昏睡了两天，昨晚周鲸文出面将我送进医院，柳亚子先生担心我们的经济状况不好，特地找他商量，并赠他七律一首，周已承诺我的一切医疗开销都由他负责。
我自责于自己的病不仅苦了端木，还让周围朋友挂念。然而，在医院仍旧是晒太阳、吹海风。天凉了，风硬，受凉咳嗽，要求打针，护士小姐便推说打针得医生开药，不是病人要求打就打。医生明明见我不停咳嗽，却说不急不急。冷漠的护士、官气十足的医生，让我不由想起在哈尔滨生产住院的情景，而夜里一旦入睡，便是东兴顺旅馆那漫天大水。
十多天后，端木来看我，说我的气色明显好多了。我却哭着哀求他带我回家，再这样不作为地治疗下去，我会死在这里。见他不松口，我只好另想他法。次日上午，东北老乡于毅夫前来医院，刚一坐下，我就拉着他的手哭诉心中感受，求他带我离开。他不知所措，低头自语：“照顾病人的心情，确实很重要。”犹豫道，“那，暂时不办出院手续，我今天带你回家住几天，调整一下心情再回来。”
我连忙擦干眼泪谢他。回家后，于毅夫说了在医院的情形，端木无奈地摇摇头，然后打电话给周鲸文。傍晚，周鲸文便赶了过来，不停埋怨于毅夫耳根子软，看了一眼凌乱不堪的屋子：“这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生活！”然后一脸无奈地看着我，“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治病，过两天还是回医院吧！”
担心他们把矛头都指向于毅夫，我只好点头同意，接着半正经半玩笑地说：“周先生正提倡人权，请不要忘记我这份人权。”
“你放心吧！”
周鲸文把端木叫到一旁，掏出一些钱塞到他手里，低声嘱咐尽快将我送回医院。一旦我赖在家里，端木也无计可施。柳亚子先生介绍李国基、黄大维等在港名医为我开方治疗。除了创作、编稿，端木还要侍奉汤药。
那天，他将一碗黑色的药汤送到床前，屋外忽然传来防空警报。见我神情惶恐，他说不用担心，是防空演习。近来似乎老在演习，我不安地想起史沫特莱的话，日军可能真的会打到这里。药汤稍凉，我坐起身一饮而尽，强忍下满沟满壑的苦涩。一抬头，只见柳先生拿着一束秋菊正站在门口。端木迎了过去，柳先生说刚在医院看望了女儿无垢，顺便再来看看我。接过他手里的鲜花，端木将桌上花瓶里的残枝败叶清理干净，然后将那束秋菊插在里边。等柳先生在床前坐下，我感激地说：“多谢先生为我延请名医诊治。”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不过李、黄二位也说女士的病，汤药难以即时见效，主张静养为主。还得从长计议，急躁不得！”
我连忙说：“先生放心，我的心态好多了。”
“那就再好不过！”放下茶杯，他从怀中拿出诗册要我题字。拿笔在手，思忖片刻，想到自己何其幸运，竟能得鲁迅、柳先生这样的前辈垂爱，不觉泪眼模糊，写下“天涯孤女有人怜”便不能自持。
端木已备好纸笔，向柳先生求字。合上诗册，柳先生起身站在桌旁提笔一挥而就，端木在一旁连声称赞好诗、好字！先生写完告辞而去。端木将那张题诗宣纸拿到床前，真是烟霞满纸，而那些真挚的诗句，更让我暖意盈怀：
轻扬炉烟静不哗，胆瓶为我斥群花。誓求良药三年艾，依旧清谈一饼茶。
风雪龙城愁失地，江湖鸥梦倘宜家。天涯孤女休垂泪，珍重春韶鬓未华。
10
十二月九日，当我再次从梦中醒来已是正午。九龙方向传来隆隆炮声。躺在思豪酒店的大床上，回想起昨天早晨的那一幕仍心有余悸。
端木正蹲在门口的小火炉旁煎药，防空警报突然破空而来，紧接着，飞机的轰鸣骤然将我带回北碚。端木离我太远，我惊恐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赶到床前，他说没事儿，一定又是军方在演习，掖好被子正准备离开，不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栋楼随之剧烈摇晃，屋里灰尘弥漫。我惊叫着坐起来，紧紧捏住端木的手日军到底打来了！远离了两年的战争重又回到我的生活里。这次，我真的脆弱得如同草叶。捂住双耳，紧紧偎在端木怀里；屋外，爆炸声、高射机枪声、惊叫声、哭喊声混成一片。
小骆打电话来辞行，准备返回内地，端木请他留下帮忙照顾我。不多久他真的来了。端木要出门将斯诺夫人寄给我的二百美元稿酬取出来，一想到他要离开，我便十分害怕，大声说：“京平，你不能丢下我！”
端木说有小骆在不用怕，他还得到银行取款，储存食物。我不敢相信他的话，却又无能为力。我想跟柳先生说说话，便叫端木给他写个便条让胡嫂送过去。眼见胡嫂出门，我的心才慢慢安稳。
爆炸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
紧紧抓住小骆的手，时空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一九三二年东兴顺旅馆边上的激战；一九三八年在小金龙巷里的空袭；一九三九年重庆街头的大轰炸……此刻，我是如此恐惧，害怕被丢下。
柳亚子先生满面尘灰，一脸严肃地走进来。抓住他的手，我哆哆嗦嗦重复着那句说了无数遍的“我害怕”。
“怕什么？不要怕！”
“我怕……死在这里！”
“都这种时候了，谁敢说一定能活下去。这正是发扬民族正义的时候，就要把死看得平常些。”
我低声说：“我想活下去！”
我虚弱已极，拉着柳先生的手，渐渐平静下来想睡。迷糊中听见他对小骆说家里人等着，得走了。我又即刻惊醒，大声喊“先生，别走”，他又坐下来。我喃喃说“别走，我怕”，他轻声回应“不走，不走……”我这才慢慢睡去。
中共对滞港文化人展开营救，派于毅夫负责我和端木的转移。九龙已经沦陷，晚上我们转移到张学铭在思豪酒店的这间长期包房里。安顿下来已是凌晨，炮声渐远，再也不那么害怕。
趴在床沿沉睡的小骆也醒了，正跟我说着话，端木走进来，说刚才去看了柳先生，他和夫人一早带着刚出院的女儿渡海来到了西摩道，柳夫人不幸受了枪伤。见我发急，端木说伤势不算重，接着，拿出几张美钞，说：“这是他赠你的四十美金，备着逃难用。”先生自顾不暇，竟还想着我。
迟疑了一下，端木对小骆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你就陪陪你廼莹姐！”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我想回住处取手稿。”小骆面带疑惑。
“用不了多久。我会尽快！”端木转而对我说，“廼莹，我走了。马上回！”
端木说完急匆匆离开了。谁承想，这一去就是九天，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下午，杨刚推门进来。这种时候，她还能来看我！简单交谈了几句，她便起身要走，握着我的手说，希望我能彻底好起来，到时候又可以向我约稿。我不愿松开她的手，低声说自己也盼着病好。她走到门口，回转身朝我摆摆手，说多保重，便消失在门外。
感到疲倦，我躺了下去。小骆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坐在床边，有些迟疑地说：“我想……回九龙把《人与土地》的手稿抢出来。”
“你也要离开我？！”我惊恐地坐起来，“昨晚咱们来的时候，你也看见了，码头已被英军戒严，你何必冒这个险？”
“那，我就偷渡回去！”
我拉过他的手，急促地问：“就不管姐姐了？”
“放心，我都替你安排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赶回来。”说完，低头沉默着。
松开他的手，我无助地看着天花板，轻声喊：“宾基！”他缓缓抬起头。
“昨天，你打来电话，端木要你留下来照顾我，没想到你能来。这大轰炸的时候，谁都不知道下一刻还能不能活着。但为了我，你真的留下了。”
“你是秀珂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我仰慕你的才华！”
“姐姐的命重要，还是你的稿子重要？”
“姐姐的生命如同我的生命。但那稿子，在油灯下写了两年，比我的命还重要！”
我别过脸去，哽咽道：“那……你就去！”
“我必须去！”
我躺了下去，拉起被子盖住自己的脸。小骆并没有走，过了好一会儿，我拉下被子，只见他正将脸埋在手掌里。
“宾基，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不会死在这里。我会好起来！”我坐起来，继续说，“十多天前，你来乐道看我，从你的眼神里，我就明了你是怎么看我的。”
他拿开双手。
“宾基，你同样把姐姐看作一个私生活很浪漫的女作家，对吧！跟他们一样，早已站在萧军一边？”
他依旧沉默。
叹了口气，我低头自语：“在旁人看来，无论跟萧军分手，还是跟端木结合，都是我的错。但是，一个女人的遭遇，冷与暖，伤与痛，只有自己知道！萧军……”
我停下来，盯着天花板，心想：萧军是个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恨的男人！他那不讲理的粗豪，面对灾难的霸气让人留恋。跟他在一起，多大的灾难都不会落到我肩上。在这连天炮火里，靠在他那孔武有力的肩头，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安宁与幸福。
“可是，在我们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心中，二萧早已是一个传奇，一段佳话。”小骆似乎放弃了离开我的念头，眼里流露出孩子般的好奇。
我笑了笑：“你想听听那所谓‘传奇’？”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稚气，点点头。我立时陷于无尽的往事中，低语道：“十年前，那个多雨的夏天……那时还没有萧军，只有一个名叫三郎的落魄男人，也没有萧红，只有一个名叫张廼莹的落难女人。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七月十二日，黄昏，外边下着雨，三郎来敲门……”
我断断续续讲述着跟萧军的初识、相恋还有分手。九天，让我细细重温了那六年。四年来，这始终是我心里不能碰触的角落，一碰，便是刻骨铭心的痛。如今，时间早已将疼痛化解，我已能坦然放下，来到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三年前端木的出现，还有眼下的离开。我无法回避自己的内心，感慨道：
“宾基，人生漫长，走过很长的路，遇见众多的人，真切的爱却只有一次。真爱是这个世界最为稀缺的资源，付出之后便不再有。”
九天，炮声一天比一天激烈。十八日夜，日军和英军隔海互轰，炮弹在酒店四周炸响，人们都躲进了地下室，整个五楼悄无声息。小骆坐在床边，心不在焉地翻着手里的杂志，不时朝门口看去。我是如此疲惫，但又睡不着，轻声喊：“宾基。”
“姐姐醒啦！”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九天了。”
“端木不会回来了。他早就想好跟别人一起突围回内地。我太了解他那是个不能有所托付的男人。”
“他怎能这样！这个时候，将妻子丢给熟人，自己一走了之。”
“原谅他吧！他就是个自私的孩子！他那可怜的肩头，不能扛任何东西。”我盯着小骆急促地说，“我要回家，回到北方去。你送我到上海，把我交给许广平先生，就是给了我最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你！有一天，我会健健康康地走出房间，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
“我不能理解，你怎能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一声苦笑：“是啊，三年前，跟萧军分开时，端木也这样问。宾基，我无法回答你，这是我的命。我的前世指定是个作孽无数的坏女人。作为惩罚，上天今生将汪恩甲、萧军、端木这些男人派到我的生命里，让我不断遭遇遗弃、背叛、恐惧，还有伤痛。”
眼泪躲进鬓发里，我自语道：“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苦，自己藏起来，但对自己人就不一样。”
“姐姐！”小骆拉过我的手。
我满脸泪水：“筋骨要是痛得厉害，皮肤流点血也就没有感觉。这算得了什么。跟萧军分手是一个问题的结束，与端木结合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
他面露不解：“我直觉，曹先生不应该是你爱上的人。”
“身边的朋友都这么认为。婚后，此前的朋友一个个疏远。”
“听说，他不合群。”
我告诉小骆，端木生于豪富之家，作为最小的儿子自然娇惯，骨子里的孤傲让人难以接近，他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才生，书画俱佳，才华横溢，对艺术有自己的见解，做派又跟我身边的那些朋友不一样，所以难免受排斥。
他不解这个时候，我竟然还向着端木。我说那是事实。我感激端木在西安对我的接纳，而在汉口大同酒店，我怀着萧军的孩子做端木新娘的情景更是历历在目。我将当时对众亲友说的那段话说给小骆听，他感叹说得真好。
其实，那不过是几句发自肺腑的大白话，却是世间任何一对夫妻切切实实的理想，然而再充沛的爱的激情，亦难抵日常生活的消磨，还有彼此深入了解之后的虚无。外边又传来爆炸声，我说这种时候，每个人都顾着自己，端木独自离开，我谈不上失望。早已不再害怕，我坦然道：“宾基，我会死在这里！”
“别这样说！姐姐，我要送你回东北！”他大声说。
剧烈的爆炸过后又是死一般的寂静。我平静地看着面前这个一直喊我“姐姐”的年轻人，说：“谢谢你！宾基，我已经不怕了，没什么好怕的！”
他眼里显出一个成熟男人的温情：“我也不怕！”
我们都沉默下来。片刻过后，我问：“在看什么？”
“哦，正要对你说，刚读了你的《小城三月》，太美了！感觉不像小说。”
“翠姨……翠姨死在三月，呼兰满城飘着柳絮。如今，我也倒下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我喃喃自语。
小骆说：“那么温情的文字，让我看到了你跟家族的和解。”
自二十岁离开父亲的家，哈尔滨、青岛、上海、东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从那么北的北方到这么南的小岛，从异乡到异乡，无边的流亡，无尽的伤痛……这是我的命！是的，岂止跟家族和解，我也早已跟命运和解。没有纠结，没有怨恨……我想让父亲看看当年那个任性的孩子如今丢盔弃甲的模样。只是回不去了！但上天还是冥冥中眷顾我，让我写完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那家……我已经回过！
回过神来，我问：“你刚才说不像小说？”
他点点头，我便把当年对聂绀弩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强调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他点头认同。忽然想起什么，我对他说有篇小说腹稿来不及写就病倒了，名叫“红玻璃的故事”，同样不像小说，想说给他听。一颗炮弹呼啸而过，我停下来，仔细侦听它的落点，轻声自语“远着呢”，然后开始讲述：
王大妈是榆树屯子最快乐的老婆子。爱说，爱笑，见了人就想谈闲天。不管在大门口碰见屯子里的人，还是到邻居家借使唤家具，一谈就没有落尾，一坐下来就挪不开脚步。动不动耽误了做饭，忘记了喂猪……
小骆捏着我的手，托着下巴神情专注地听着。讲了一阵，停下来喝口水，我爱怜地看着他：“宾基，你也是个活在观念里的人。每个人都顾着逃生，你却这么安然地陪着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女人。”
我的话音刚落，一颗炮弹落在顶楼，他迅速扑到我身上，屋子里满是灰尘，一片昏暗。剧烈呛咳中，相互对视，我俩眼里满是泪水。
“我扶你去地下室，我们不能死在这里。我还要听你讲！”小骆大声说。
我顺从地坐起来，下床，右手搭在他的肩上，朝门口走去。门被推开，端木拿着两个苹果走进来。
“你没走？”小骆冷冷地问。
端木淡然回答：“当然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无法理解，更不想多问。他走过来，跟小骆一起搀着我躲进地下室。
11
倾覆的香港带我走进一九四二。
十年，两度见证倾城，逃亡路是如此惨烈漫长！
辗转挪移至位于斯丹利街的时代书店书库，是在一九四一年的平安夜。睁开眼睛，炮声已然平息，旺角美孚油库的大火仍在熊熊燃烧。回想这几天的经历，真是如堕地狱。
思豪酒店地势高，楼层也高，容易成为炮击目标，再也不能待下去，端木雇了两个民工将我抬至后山一栋挤满人的被弃别墅。不到半天，随着炮弹落点越来越近，人们又纷纷跑向山下。端木下山碰见于毅夫，他俩和小骆又将我抬到周鲸文家。加上周家亲戚，三十多人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车库里。刚刚安稳，两颗炮弹落在三楼，大家意识到这栋房子正处在火线上，周鲸文建议我们搬到时代书店书库暂避。从周家出来，三人在中环一家裁缝铺里躲了两天后，端木和小骆才架着我，趁着炮火间隙来到这里。
见我醒来，端木告诉我，周鲸文即将潜回大陆，刚才化装成工人前来告别，怕打扰我休息，留下些钱走了；港督下午四时对日宣布投降，日军派出大批特务秘密抓捕抗日人士，他不得不走。熟人又少了一个。端木说完，四周一片死静。远处的火光映在我们的脸上。
数日后，端木上街带回消息，日军二十八号举行了“入城仪式”，宣布临时货币政策，发行军票，正式接管了香港，大街上到处是临时赌场，烂仔横行。茅盾、叶以群、邹韬奋、胡绳等人，昨天分两批在东江游击队交通员的安排下已经离港，组织上安排王福时负责我们的转移，还提供了一些费用，只要我一旦能走，就跟他联系。我听后稍感安慰，而端木带回的养和医院开始收治病人的消息更令人欣喜。地狱中走了一遭，我又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三天后，端木和小骆坐在病床前，跟我一起等待医生的会诊结果。面对小骆，我非常过意不去：“宾基，连累你太多。如果不是我，你早回内地了。”
“别这样说，只希望姐姐快点好起来。到时候咱们仨一起回东北！”接着，他迟疑道，“老实说，我实在太疲倦，晚上想回去睡一觉。”
我骤然紧张，对端木说：“京平，我想跟宾基单独谈谈。”
他一愣，转身走出病房。
“宾基，我要你送我回上海的打算没变。这么多天，你不离左右，实在累坏了。我同意你回去休息一晚。但你得答应我，绝不能回九龙。可能要手术，我希望你在身边！”
“姐姐放心，我只是回时代书店宿舍好好睡一觉。即便手术也在明天。一早，我就赶回来。”
我轻松下来：“那，你去吧。我会报答你的！”
他转身往外走，刚到门口，见端木和身穿白大褂的李院长一起走进来，便停在那里。李院长告知几位专家的会诊结果是，我因气管结瘤引起呼吸不畅，必须立即手术摘除，否则有封喉的危险！
“一定得手术？”端木高声问。
“是的，马上就做！”李院长说。
端木急了：“她还是个结核病人，不能手术！”
想到一旦摘除结瘤，就不再咳嗽，就可以下床走路离开这里，就可以继续写作，我便嫌他啰唆：“京平，听医生的！把结瘤摘了，我很快就会好起来！”
他扭头冲我大声吼道：“不能手术！二哥当年就因患脊椎结核，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结果一躺就是八年！”转而看着李院长，“结核病人不能手术，这是常识。我希望采取别的方案。”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李院双手一摊。
“当然听大夫的。”
“听我的就签字。别浪费时间！”
李院长将手术单递过来，端木没有接：“我不能签！”
“京平，你太婆婆妈妈。”我接过手术单，迅速签上名字。
“不能手术，我还是请求别的方案。”端木带着哭腔。
李院长没有理他，冲门外高声喊：“将病人推进手术室。”
醒来发现自己回到了病房，脖子上缠着纱布，小骆、端木正焦急地看着我。我忍着胸口的剧痛，告诉他们手术时听医生说没有结瘤。
“误诊？”小骆大惊。
端木双手抱头趴了下去：“这可怎么办？”
三人始终沉默着。天光渐渐变暗，他俩围坐在床侧的酒精蒸汽炉旁一筹莫展。胸口的疼痛稍稍缓解，我轻声说：“跟我说说话好吗？”
“说话伤神，你好好歇着吧。”端木说。
动了动身子，我自顾自地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要离开你们了。”
他俩噙着眼泪。我喃喃道：“外边每天都在死人。乱世人不如太平狗……”
忽然想起什么，我断断续续说道：“京平，要是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告的叫花子，袋里如果还有多余的铜板，就给他两个……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给他，不管有没有用……只要自己并不受多大损失，对别人还有些好处，就该去做……”
端木边抽泣边点头。
我微笑道：“你们不必难过。京平、宾基，我爱你们，还有
萧军，还有鲁迅先生，还有父亲……来到我生命中的所有男人，我都爱！只是，这一生没想到这么短……不然，我会爱更多的人！
“人总是要死的。身体这样弱，疾病缠身，就是活到八十岁，又有什么意义？《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我写出了想写的东西，我很坦然！”
小骆哭出声来。我的内心无比柔软，顿生无限爱怜：“宾基，别哭！你年轻，好好活。谢谢你这么多天的陪伴。今晚，原本可以回去好好睡一觉……”
“姐姐，别说了！”他大声打断我。
过了好一会儿，我哽咽道：“只是……这样死……我不甘心！”
端木趴在床边，握着我的手，哭着说：“亲爱的，我一定要挽救你！”然后站起身，“小骆，你来……”
他俩走出了病房。只听端木说：“明天我就联系玛丽医院。我们一起挽救她！”
一道斜阳将门外两个男人握手拥抱的身影映照在门口，那一刻我泪如泉涌，感受到端木此刻发自内心的哀痛，思豪酒店那九天的怨恨顷刻消释。无论是生还是死，我已释然。
第二天傍晚，端木尘灰满面，一瘸一拐地回来，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已经联系妥当，明天就可以转到玛丽医院。他坐下来，脱掉鞋底已经绽开的皮鞋，见他双脚满是血泡，我泪流满面。汽车全被日军征用，几十里的路程，他就这样往返走了一天。没有汽车，小骆问明天怎么办，端木轻松地说，回来路上已通过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小椋联系好了一部。
十八日下午，在玛丽医院安装好喉口呼吸铜管，我被推回病房。医生叮嘱端木要定时吸痰，否则病人容易窒息；插管后没有气流经过声带，病人不能发声，准备好纸笔。医生还说，呼吸管被痰液堵塞，病人也能发出气声，一旦出现气声，就得吸痰。
在玛丽医院待了四天。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躺在后花园的草地上，周围满是那树玫瑰的落瓣。睁开眼，天光微曙，小骆正靠在床边酣睡。辗转那么多地方，那个手提箱竟不离不弃，静静立在床边。我不禁想到，它便是我的一生：旅馆、车站、医院。
小骆睁开惺忪的双眼，搓了搓脸，说：“曹先生让我告诉你，他筹钱去了。”
我感到精神焕发，打了个手势，宾基将床头柜上那个夹在硬纸板上的簿子和一支圆珠笔递过来。
我提笔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
“不要这样想！”小骆说。
我摆摆手，示意他不要打断我，继续写道：“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停顿片刻，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将纸笔丢在一旁，我向小骆打手势示意服药。他将药片和水杯递到我手里。服下药片，他又递给我一只削好的苹果。我示意只要一半，他便用水果刀切了，我示意他也吃。见他将另一半苹果送到嘴边，我满足地咬了一口手里那半。吃完苹果，我再次提笔写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一起吃苹果。”
写完，张了张嘴，竟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便对小骆说：“我完全好了似的，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多。宾基，抽支烟吧！”
“亲爱的，要给你吸痰了。”端木推门进来。
我摆摆手，说：“不用。我没觉得难受，想跟小骆说几句话！”
端木坐在一旁。小骆摸遍身上的口袋，露出一丝沮丧。
“没火？我给你想办法。”我伸手按了一下床头的电铃。
“别瞎操心！”端木有些不满意，拿着痰盂出去了。
“稍等，护士一会儿就来！宾基，你听我说，我死后《呼兰河传》的版税归你。一点心意，不要拒绝！”
他低头不语。我淌着眼泪说道：
“我的所有不幸，就因为我是个女人。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跟萧军同居；怀着萧军的孩子，跟端木结婚。宾基，我死后，恐怕广为流传的将不是我的那些文字，而是这些所谓传奇。没有人真正了解，一个只活了三十一岁的女人到底遭遇了什么，到底受过命运怎样的捉弄。那，将是我最大的悲剧！”
“姐姐不要胡思乱想，你已经好起来了。”
“来，我给你吸痰！”端木端着痰盂走过来。
小骆掏出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唇间，双手边摸口袋边往外走。吸完痰，我自感交代了所有一切，安然躺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走廊里传来日军士兵的高声命令：“医院已被大日本陆军接管，病人一律马上离开！”
喉口插着铜管，披着玛丽医院的白毛毯，我的右手搭在端木肩上，他一手拎着我的手提箱，一手搀着我，一瘸一拐地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小骆不知去了哪里，我担心他回来找不到我。不远处，一家挂着法国国旗的医院还亮着灯火。
一个中年男医生接纳了我们。端木含泪说着谢谢。他用英语跟医生交流着我的病情，表情绝望。我的意识渐渐模糊，朦胧中看见一队持枪的日本兵冲了进来，又在宣布医院被大日本陆军接管。我感觉自己又被抬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