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初春，临汾车站的那个夜晚，是我此生最为伤痛的时刻！
1
在横滨码头，登上“秩父丸”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在跟这个渐渐熟悉的国度告别。东京这几个月让我学会了一个人独自面对，无论枯寂还是苦痛。此生如果还有机会，我愿意再次坐在那如画中一般的小屋，在月下品酒，冥想。只是，我这一生注定无法完满，正如这一个人的异国独处，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生生被终结。回到上海，我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们在谈论一个滥情男人的绯闻时，我也注定成了话题，成了别人怜悯的对象。萧军在上海所发生的一切，除了我，全世界都知道。
遥望海天茫茫，上海，陡然让我生出陌生与惶恐。
不远处一个留学生模样的男子老是在看我。觉得有些面熟，但又记不起在哪儿见过。冰冷的海风越发强劲，无情带走了我的体温，心也变得冰凉，沮丧而灰颓。几个月前也是以这样的心情一个人渡过这片海，原本为了疗伤开始这蛰居异国的旅程，不想引出更大的麻烦。
我又能躲到哪里？
我难以想象，萧军这次爱上的是朋友的妻子。我和桦姐虽谈不上是朋友，但毕竟那么熟悉。我祈求这湿冷的海风，将我满脑子的纷乱带走。
返回船舱，那男子也跟在身后，他住在隔壁。一连两天，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他总坐在我的斜对面，且不时盯着我手里的筷子。船上各个国家的人都有，用筷子吃饭的，只有日本人和中国人。日本人有专门的餐厅，他大约以此判断我是中国人无疑。在脑子里搜寻半天，我还是想不起他是谁。明天就要抵达汇山码头，早晨我们又坐在各自固定的位置，他身边多了一个讲广东话的小个子同伴。
“跟你说话也不理，你在看什么呢？”
我低头喝汤的时候，听见那个广东人在问他。我掏出手绢擦擦嘴巴准备离开，只听他提高音量跟同伴说：“对面那位女士，很像我的一位朋友。”
我看过去，跟他的目光碰在一起：“你是说我？”
“是的，您很像我的一位朋友。”
“她叫什么名字？”
“张廼莹！”
我站起身，快速绕过饭桌疾步走过去，握住他的手。那张脸即刻熟悉起来，我惊叫道：“你是高原？”
他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小个子广东人诧异地看了我们一眼，困惑地离开了。
“廼莹，真的是你！我注意你好几天了，心想，天底下竟然有这么相像的人。”他回过神来，抖着我的手说。
我让他把饭吃完，他连说“不吃了，不吃了”，拉着我的手坐下来。在哈尔滨读书时的记忆顷刻苏醒。他含着眼泪，我则不停拿手绢擦着眼睛。
高原比我早一年来东京，“西安事变”后留日同学纷纷回国，他也跟着一起乘船回上海。自那年春天他来二龙坑看我，一晃六年过去了。我简单说了说近况，他邀我回舱详聊。同舱其他人，有的半躺着看书，有的还在睡觉。我俩在沙发上坐下，他说起六年前的那次见面，见我没有接话，就不再多问。从汪恩甲到萧军，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个中婉曲、冷暖只有我自己知道。犹豫了一下，他吞吞吐吐地问我是不是跟一个名叫“三郎”的日本人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好笑，告诉他三郎就是萧军。他即刻惊叫：“那，你就是萧红？”
见我点头，他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我说呢，廼莹怎么可能嫁给日本人？”转身对船舱里的其他人大声介绍道，“这是我的老朋友张廼莹，也就是前几天小广东念叨的女作家萧红！”众人都朝我看过来。
“真是太巧了！”小广东朝我扬了扬手里的《生死场》，“正在读你的书呢！”
一对新婚夫妇，热情地拿来喜糖和水果，放在沙发前椭圆形的小桌子上。我说了声“谢谢”，起身回到自己房间。那个跟我下了两天象棋的华侨老太太，坐在棋盘旁问：“还下棋吗？”我忙说：“不下了！”
“遇到了朋友？”
我兴奋地“嗯”了一声，拿了一瓶白兰地、一听樱花牌香烟回到隔壁，跟高原一起抽烟、喝酒、闲聊。他拿出一封几年前淑娟写给他的信。了解到我的落难，淑娟在信中写道：“廼莹，或者说是廼莹的事，对我是一把利斧！这伤痛，这鲜血，永远镂在心上，老高，我不能再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呢？”
我的眼里不觉噙满泪水。
“多年前的旧事，就让它过去。廼莹，真为你骄傲！也能想象你吃过的苦！”高原说。
“小徐这么关心我，真是令人感动。”擦掉眼泪，我低声说，“这么多年，如果没有周围朋友的帮助，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特别是鲁迅先生！”
说到鲁迅先生的死，我们的心情都变得格外沉重。白天在聊谈中不知不觉过去，天色渐暗，两人一起到甲板上走走。望着黑沉沉的海面，我禁不住悲愤地说：“亡国奴，我们还要做第二次！”
高原亦面带感伤：“‘九一八’已经尝过一次做亡国奴的滋味。眼看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在所难免，如果关内河山不保，又该往哪里跑？”
两人一时沉默不语，他帮我整理了一下头巾，搀着我的手臂回房间。其他人都睡了，见我冻得瑟瑟发抖，高原赶忙取来一条毛毯，紧挨着我坐下，然后用毛毯将我俩的腿脚严严实实地裹起来，关切地问：“好些了吗？”
“好多了！”我说，“小时候，冬天跟哥哥们坐马车，也是这样裹住腿脚。”
继续聊天、抽烟，一听纸烟抽得一根不剩，直到天光大亮，我们说话的兴致仍然不减。小广东在被窝里昂起头：“你们谈了整整二十四小时！”
汇山码头终于清晰可见。临别，我将口袋里的钱掏给高原。他还是个学生，这点钱可以帮他应付几天生活，并嘱他安顿好后给我写信。他接了过去，连声道谢。身处乱世，下次相见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上海近在眼前，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跟高原二十多个小时的聊谈，让我暂时忘却了烦恼，一旦上岸，我该找谁作这样的倾心之谈？
2
萧军、舒群、黄田、淑奇、秀珂来码头迎接我。秀珂奔到面前，跟我拥抱在一起。我想起一九三〇年春天的那个早晨，他从老厨子房里跑出来送我离家的情景。如今他已是一个大小伙子，眉宇间流露着淡淡的忧郁。黄田、淑奇几乎没什么变化，舒群显得意气风发，在东京我读过他的好几篇作品，他在文坛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萧军似乎没了往日的神气，我们冷淡地相互看了一眼。这时，黄田高声说：“走，今晚我请客！为廼莹接风洗尘！”
当晚，我喝了几杯花雕，内心的抑郁难以排解，即便见到阔别多年的弟弟，还有昔日老友，也怎么都高兴不起来。萧军心事重重，话很少，担心我不胜酒力，劝我少喝。我悲哀地感到，比起离开之前，我俩之间如今的状态更其不堪他和上海这个城市都让我感到陌生。离开上海前的那个朋友圈，因为鲁迅先生的逝世，对我来说已不复存在。更让我震惊的是，金剑啸于去年八月在齐齐哈尔被日伪特务秘密处决了。朋友们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老金就这样走完了他二十六岁的人生。
上海最让我挂念的还是鲁迅先生，即便他已不在人世。
第二天，天气十分阴冷。我身穿黑呢大衣，捧着一束鲜花，跟在萧军身后走进万国公墓，远远看见镶嵌在墓碑上的鲁迅先生瓷半身像，便不觉泪眼模糊。
“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
那一晚的音容宛在眼前，当时我就坐在他身旁，等我回来却已是阴阳两隔。墓前草地上，立着一只带耳花瓶，它原本放在先生家一楼客厅的黑色长桌上，里边种着万年青。我将鲜花插在里边，萧军捡走墓碑上的枯枝败叶，我们并排站立，一起对着先生的半身像深深鞠躬。低头默哀时，我一任泪水奔涌而出。站立良久，萧军抚着我的肩头，低声说“咱们走吧”。我这才跟着他缓缓离开。不停回头，那熟悉的面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当晚，我写了一首《拜墓诗》，倾诉内心的哀伤与失落。
跟着别人的脚迹，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来到了你的墓边。
写完后，再看看开头这四句，我惊异地发现萧军在我的笔下已变成了“别人”。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敢往下想，但也不想躲，该来的总得来！
许先生搬到了霞飞坊，憔悴苍老了许多。
进门后只见那株万年青养在一只玻璃瓶里，站在那张黑色长桌上，浅黄色的根须清晰可见。一旁立着鲁迅先生的大幅遗像。我的内心弥漫着无尽的伤感，怔怔中有一种错觉，先生并不曾离去，只是出门寄文稿或到内山书店取书报去了，说不定在我和许先生谈话的当儿就会推门进来。
回到上海不久，我和萧军搬到吕班路256弄一处由俄国人经营的家庭公寓里，房客多为白俄，流亡关内的东北籍作家也大多住在这里。
一周过去，心情依然烦乱，不知做什么好。萧军整天忙忙碌碌，我们很少交流。晚饭后，放下碗筷他又准备离开，我禁不住问他在忙些什么。他说赶着整理鲁迅先生的纪念文章，跟朋友们一起编辑的《报告》也快要出刊了。
“从日本回来后，咱们还没有好好谈过。”
“没什么好谈的。你离开这么长时间，加上鲁迅先生逝世，可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说完，他起身走到书桌旁，在灯下忙碌着。
我十分失望，独自收拾好碗筷，站在窗前一片茫然。在这个城市，甚至这个家，我都不知该如何安放自己。回头扫了一眼萧军的背影，不禁暗生佩服。这男人不论在什么情境下都能安然工作，烦乱给了别人，他却还是他。
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根炭条，我将他的背影速写下来，在右上角写下“写作时的背影”，送到他面前，微笑道：“真佩服你，不管发生什么，都能做到内心平静，拿笔开写。太气人，我怎么就做不到！”
“谁叫你是女人！”他拿过速写，看了几眼，“画得真不坏，我得好好收藏！我也佩服你，生气也生得这样文雅。”
我一本正经地说：“回来这么久，还没见过河清和桦姐。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明天，我想见见他们！”
“好吧！”他有些局促，别有深意地说，“去了趟日本，你好像变大气了。”
“一个女人，不大气又能怎样？”我站在台灯的暗影里。
“没工夫跟你斗嘴。我忙着呢！”
次日午后，开门见是我们，桦姐愣了一下，没有正眼看萧军，低声对我说了声“请进”。黄源迎过来，看着我淡淡问了一句：“回来好几天了吧？”我说：“一周了。”随后四人便无话可说。尴尬中胡风敲门进来，后边跟着怀抱孩子的梅志。胡风指着我和萧军，对儿子说：“叫姑姑！叫叔叔！”
“姑姑……叔叔……”
听着孩子稚气的声音，我捏着他的小手，笑着问：“叫什么名字呀？”
“‘小弟’，我们都叫他‘小弟弟’！”
听梅志说完，萧军大大咧咧地说：“总不能老是‘小弟弟’呀，得有个名字！”
老胡的表情变得沉郁：“本来想用周先生最后使用的那个笔名‘晓角’。”
我和黄源感伤地附和道：“呵。晓角，很不错！”
萧军却大声说：“不好！晓角，小脚？北方话里分不开。这名字不好！”
大家听后都有些尴尬，梅志却认为萧军说得有道理。
没见过这么不会说话的，实在有些扫兴。我便对梅志说：“别听他的，‘晓角’有纪念意义。”抱过孩子，感慨道，“周先生第一次请我们吃饭就是庆祝小家伙满月，今天算是见到了本人。”然后，侧过脸对萧军“命令”道，“去，你这叔叔，给小家伙买个小玩意！”
萧军脸色一沉，看了我一眼，很不高兴地下楼了。
大家在客厅里闲聊，桦姐心事重重地坐在一旁，始终不作声。不一会儿，萧军推门进来，径直走到孩子跟前，晃动着手里用绳子串在一起的五个列巴圈：“列巴，列巴圈，好不好？”
那孩子被他的声音吓着了，一个劲儿往梅志怀里钻。梅志抚着儿子的后脑勺：“看，叔叔给你买面包啦！”
“让你买个小玩具，你可好，就在楼下买几个列巴圈拎上来。”我埋怨道。
萧军立即瞪眼道：“咋的？列巴圈不好？”
“这就顶好！又能吃，又能玩！”梅志连忙从他手里接过那串列巴圈。
我低头坐在那里，不再言语。
随后几天萧军都是早出晚归。无从过问，我也不想过问，自感跟黄源夫妇的交往也比较正常，就不想再纠缠以前的事。不过，我们之间的争执却多了起来，有几次还被秀珂碰见。
为着一篇稿子，一天上午我来到黄源家。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只见桦姐靠在床头，面色苍白，萧军和黄源背对着我站在屋子中央，三人好像为某件事僵在那里。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都是我不好，一时糊涂，成了一个滥情女人！”桦姐噙着眼泪，对黄源说，“河清，真对不起，让你还有萧红无辜受伤害。不过，我已经受到了惩罚。等身体恢复，我就跟你办离婚手续。”
“都是你干的好事！我鄙夷你这种男人，自恋狂！”黄源对萧军怒吼。
萧军紧握拳头，脸涨得通红。
黄源面露鄙夷：“怎么，想打架？真是又粗又野！”
桦姐已经看见了我，萧军正想说什么，扭头见我站在门口，赶紧咽了回去，黄源也看过来。三人随即低头不语。我强装笑脸，对桦姐说：“怎么还躺着？天气很好，到公园走走多好啊！”
她低着头，没有接话。我尴尬地朝开着的窗户看了一眼，说：“你会受凉的！”
说着，走过去从衣帽架上取下她的大衣，正准备给她披上，只听见黄源冷冷地说：“请你不要管！”
我默默退了出来，一路磕磕绊绊地回到家里。内心的屈辱与愤怒无法下咽，站在窗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纸烟。不知过了多久，萧军走进来，神情沮丧地站在衣帽架前，脱下那件棕红色的皮大衣。
这件用我的稿酬买给他装门面的衣服，却成了他吸引别的女人的道具。拿着香烟的手不停颤抖，我愤怒地问：“萧军，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该撞见的？”
见他不理，我高声说：“你和她之间，明显不只是像你在信上所说的那么简单！”
他将皮大衣往衣帽架上一挂：“你说还有什么？整天纠缠不休，你去调查呀！”
“如果是条汉子，你就应该明明白白告诉我！自从回到上海，周围人都在我面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都防着我。他妈的，这是啥感觉，你知道吗？”
“我没那义务！”
“你有！刚才你都看见了，你跟人家做猪狗事，人家丈夫拿我撒气。如果我事先知道，就不会那么犯贱。”掐灭烟头，我朝他咆哮道，“为了你，我得当一个明明白白的出气筒！”
他扬起巴掌：“你再胡说，我揍你！”
“你来呀！”我扬起脸。
他将扬起的巴掌放了下去，拿起桌上的一只玻璃杯狠狠摔在地上，玻璃碎了一地。僵持中，秀珂走进来，问：“怎么啦？”我平静地说：“刚才吵了一架，萧军拿杯子撒气。”
“别听她胡说，不小心碰到地上摔了。”萧军接着说，“也不知道是吃错了药还是怎么的，创作没心思，天天缠着我无理取闹。我一进屋，她就大吵大闹。”
萧军真的变了很多！听他这么说，我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他，拿了扫帚边清理地上的玻璃碴边说：“无理取闹？怎么回事你心里不知道吗？”
“好了，姐姐，别再吵了！最近你跟三郎哥的争吵也太频繁了。我看多数时候原因在你，每次都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惊讶地看着秀珂：“你……”
秀珂走后，我和萧军的争吵继续升级。
在我的逼问下，他终于承认这些天忙着找关系帮桦姐堕胎。感觉自己受了欺骗，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我又何必回来亲见自己的爱人忙着照顾情人堕胎？回想自己所受的屈辱，我无法冷静，争吵中萧军一拳打在我的眼眶上。
早晨起来，左眼仍又青又肿。记起几天前许先生邀请我们上午去参加日本友人矢崎弹先生的见面会。我这样子如何见人？于是用毛巾蘸冷水敷上，一番努力，青肿的左眼似乎好了一些。犹豫了一下，还是跟萧军出了门。
见面会设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进屋后，梅志正跟一旁的作家靳以聊着什么，不远处坐着聂绀弩、周颖和白薇。我走向梅志旁边的一个空位，大家都盯着我看。跟梅志、靳以打过招呼，我不安地坐下来。梅志侧脸轻声问眼睛是怎么回事，话音未落，斜对面的周颖也走过来关心我的眼睛。我支吾说是自己不小心碰到了硬东西上。
“幸好没有伤到眼球。”靳以说。
“黑夜里看不见。伤得轻，没什么大碍！”
直到许先生、胡风和众人簇拥着矢崎弹走进来，众人的目光才从我身上移开。见面会上，胡风做翻译，矢崎弹跟大家谈了些什么，我全然心不在焉。实在不是个会掩饰的人，我只想早点回家，关于眼睛，怕大家问起更多。
见面会好不容易结束了，一行人蹓着马路，我和梅志、周颖、白薇走在前面，后边跟着萧军、靳以、胡风。白薇又好奇地问起我的眼睛，我说夜里不小心撞到柜子上了，她嘱我以后得当心点。这时，萧军大步跟上来，显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概，大声说：“什么夜里撞到柜子上，别装了，你那眼睛是我打的！干吗替我隐瞒？”
身边的几个女人立即不作声，我脸皮发烫，不敢朝旁边看，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别听他的！也不是故意，他喝醉了酒，我上前去扶，他手一抬就打在我的眼睛上。”
没有一个人回应我。那一刻，我真切感到一个不诚实的女人是多么可耻！而为了可怜的面子，我仍对梅志低声说：“他喝多了，就要发病。”
“别为我辩护了。你这眼睛，跟我喝酒有什么关系？我喝我的酒……”
梅志她们赶紧纷纷走开，只听靳以在身后说了声“老胡、老聂，我有事先走了”，也大步走开了。一会儿工夫，他们都不见了，只剩下我和萧军一前一后走在马路上。眼泪涌上来，左眼一阵灼痛，不知身后这个男人为何要这样虐我。
我们又恢复成去年离开上海之前的样子。在频繁的饭局应酬中，萧军变得越发骄傲，而我不再哀怨。夜深人静独坐窗前，抽上一支烟享受一个人的孤独。一轮月升在中天，想起东京那个月夜，格外令人怀念。回沪后，我时时怀想东京，怀想那些孤寂而安宁的日子，如今想来，那段时光真是一种享受。
马路上远远传来悲凄的胡琴声，将月夜渲染得更其辽远、静谧。
那声音越来越近，起身推开窗户，只见一个小女孩牵着一个盲老头缓缓走来。她注意到二楼这扇窗开着，并看见了窗后的我，便停了下来。盲老头凄楚地唱着《道情》，然后拉了一支完整的曲子。琴音寂止，我早已泪流满面，忙将窗台上的铜板捡在一起，用纸包好扔到小女孩跟前。拾起纸团，她朝我深深鞠了一躬，牵着拉琴盲人继续缓缓朝前走，长长的影子拖在身后。
萧军一身酒气地推门进来，将手里的报纸往桌上一扔，骂道：“混蛋！”
担心他出了什么事情，我赶紧问怎么了，他边脱衣服边说，鲁迅先生逝世周月的时候，他在墓前烧了几本杂志，不想被马吉蜂、张春桥知道了，就写文章讽刺他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我稍感轻松，劝他不用理会那些街头小报。
“哼，我可做不到。下午找到了《文化新闻》编辑部，约好明晚在拉都路南边的菜地决斗。”
我听了不禁惶恐，但知道自己的话对他早已不起作用，便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我始终处于惊恐中，不知道晚上会发生什么。晚饭后，见萧军换上夹克衫、运动鞋，我的心跳便如同擂鼓一般。聂绀弩敲门进来，我才稍微安稳了些。萧军收拾停当，带上老聂这个见证人径直走了。我披了件风衣急忙跟在后边。
马吉蜂、张春桥已等在那里，萧军走过去问马吉蜂是否准备好了。老聂在一旁悠闲抽着烟，我则紧张地盯着两个好斗的男人。
“等你很久了，来吧！”马吉蜂的话音刚落，两人迅速朝对方跑去。刚一交手萧军敏捷地一伸腿将他绊倒在地，挥动右拳揍了几下，然后站起身。等马吉蜂爬起来，他仰脸问：“再试试？”
马吉蜂扑上来，萧军朝他的大腿踢了一脚。对方倒地后，萧军正要挥拳打，我上前死死拽住他的胳膊，大声说别打了。他这才起身边往后退，边指着趔趔趄趄从地上爬起来的马吉蜂还有站在一边的张春桥大声说：“给我记着，你们再敢写文章乱说，我就揍你们，见一次打一次！”
两个法国巡捕走过来：“你们在干什么？”
“练习摔跤呢！”萧军说。
“走吧。大半夜的，别摔了！”
回来路上，我一言不发地走在前边，萧军得意扬扬地跟老聂在说着什么。走过街角，又远远看见昨夜那一老一少正站在窗下拉胡琴。我赶紧跑上楼，奔到窗前，抓起用纸包好的铜板正要扔下，只见小女孩牵着盲老人已朝街角走去。我万分沮丧地看着那衣衫褴褛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这世界有些人强到令人讨厌，而有些人却弱得让人心疼。
内心的苦处，也只能跟许先生说说。听我说完昨晚的情形，她十分惊讶：“萧军怎么能这样？要是周先生在，一定会批评他！”
擦掉眼泪，我不知说什么好。梅志敲门进来，刚一坐下就说：“听说萧军昨晚跟马吉蜂在拉都路菜地决斗！”
“我们正在说这事儿。萧军实在太莽撞，家里家外动不动就动粗。”许先生说。
也没什么好回避的，我叹了口气，说：“去年夏天，本是为着心里不舒服去日本，结果，我不在身边，他的行为更荒唐。从日本回来，明显感到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骄傲、膨胀得让人难以忍受。”
许先生和梅志都不言语。
我能理解，这种时候朋友们又能说什么呢，于是起身告辞。她俩送我到门口，许先生叮嘱道：“多跟萧军谈谈，心放宽！”
我低头“嗯”了一声。
我无法描述自己的内心，也不知如何调整自己。
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竟回想起十八年前妈妈感染霍乱离开我和弟弟的情景，便提笔写了一篇短文。那时，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因为有祖父，总觉得她不太爱我。如今，我才明白自己的命运，却是因为她的离开才真正发生了改变。交给《文丛》的《沙粒》组诗也发表出来了，将内心的伤痛公之于众，是我回到上海之后的想法，也是我的姿态。
跟萧军早已形同陌路。吃完早饭，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离开了餐桌，在穿衣镜前收拾停当，然后衣冠楚楚地扬长而去。他太骄傲了，但我绝不是他的附属！收拾好碗筷，拿起报纸，中缝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萨坡赛路的一家寄宿画院在招收学员。
我找了过去。那画院由一个犹太女画家私人开设。她告诉我还有床位，只是不太相信我家在外地。我说想看看画室。她轻轻推开旁边的一扇门，里边面积较大，前面摆了一组静物，几个男女学员正聚精会神地画着水彩。我满意地退了出来，女画家说宿舍在楼上，是否要看看。我说不用，等考虑好了再过来。
从画院出来，正准备朝前走，萧军走了过来，瞟了我一眼，大步走了过去。我默默跟在身后，不时有陌生人与我们擦肩而过。脚下的街道、不远处的店铺、脚步匆匆的行人……想起刚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和他还有梅林三人走在南京路上的情景；更想起跟他沿着拉都路，边吃花生米边读鲁迅先生来信的样子。那时，没有萧军，也没有萧红，我们一无所有，却拥有快乐，还有勇往直前的冲劲。这个城市给了我荣光与尊严，但也正在拿走我最宝贵的东西。茫然中想到了鲁迅先生，我想对他告白内心。我在一个电车站停下来，萧军早已消失在人流里。
坐在墓前，擦拭着鲁迅先生的半身像，我泪如雨下，最后趴在墓碑上失声痛哭。哭过之后，内心的郁结有所纾解，坐在草地上对着那熟悉的面容抽上一支烟，如同多少次在大陆新村的书房里与先生相对。
傍晚，敲开家门，萧军问我上哪儿去了，我淡然回答处理了点自己的事情。他便催我做饭，来了俩朋友他这时候想到了我。朝客厅看去，两个年轻人正坐在桌旁抽烟，见我进屋，点头致意。我强颜笑笑，放下手袋，钻进厨房。
下午哭过之后，我感到精力耗尽，做好晚饭便回房躺下。那两个来自东北的文学青年对萧军的无聊吹捧，在推杯换盏中达到高潮。我明白了萧军的骄傲何以一天天滋长，他已无法认清自己。疲累和感伤漫过身心，黑暗中，客厅的谈话声清晰传来。
一个说：“提起萧军、萧红，咱们大家伙儿都跟着老有面子了！一个擅长小说，一个擅长散文，横扫上海滩。”
萧军带着醉态，大声鄙夷道：“她的散文有什么好？”
另一个马上附和：“结构也不坚实！”
我每天家庭主妇一样地操劳，到了吃饭的时候，你朝桌旁一坐，悠然喝上两杯酒，背后还要跟朋友一起鄙薄我！想到这里，我从床上爬起来，站在房门口冷冷注视着他们。三人的谈话戛然而止。萧军朝嘴里倒了杯酒，扭头问：“你还没睡呀！”
“没有！”我冷淡地说。
一夜没有合眼。黑夜渐渐褪去，窗帘上映现一线曙色。听着萧军那响亮的鼾声，我对自己说：还是走吧！悄悄下床穿好衣服，将口袋里的纸币放在桌上，拎起手提箱，轻轻带上门走了出去。天蒙蒙亮，走在大街上，我诧异于自己竟然有了如此强烈的离开萧军的冲动。
画院的寄宿生活十分安适。再也不用看萧军那张骄傲的脸，再也不用听他那些口气霸道的话。我放下了所有，每天对着静物画素描，感觉重拾了少时的梦想。少女时代一心想成为一个优雅的画家，所向往的生活，就是背着画夹出门写生。
然而，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三天。犹太女画家将我从画室里喊出来，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舒群和黄田，对我说：“原来你有丈夫呀！你丈夫不允许，我这里不能收。”
“这是我自己的意愿，跟我有没有丈夫无关。”
她双手一摊，耸了耸肩。
舒群将我拉到一旁：“廼莹，还是回去吧！”
“这两天三郎找遍了所有朋友，想起三天前在这里碰见过你，就让我们来找找看。”黄田也跟了过来。
“我真的不想回去！”我平静地说。
“廼莹，听我的，有什么想法回去跟三郎好好沟通，别固执。”舒群压低声音说，“你俩毕竟都是知名作家，如果传出你离家出走，影响不好。跟我们回去吧！如果心里不舒服，可以出门散散心。”
我只好跟着他俩又回到了那个早已没有温度的家。
我能做的还是离开只想一个人待待。我决定到北平散散心，顺便看看当年读书时的几个朋友。许先生也十分支持我的想法，说出去走走也好，到北平看看名胜，换换心情。
“总觉得自己在走败路。”我低声说。
“千万别这样想。你只是需要一个安定的心境。一旦沉下来写作，这些不好的情绪就会消失。”
她讲得很在理。又有很长时间没动笔了，大好时光都在抑郁中空耗。正要告辞，一对日本男女前来拜访，男的身材瘦小，女的皮肤白皙，长相娇美。两人只能说简单的中文，经许先生介绍，我才知道他们是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鹿地因反战言论，受到军国主义的迫害，跟着剧团流亡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生前跟他合作将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译介到日本。他对我比较熟悉，说正在翻译我的小说，因为我去了日本，错过了见面机会。见他们跟许先生有事商量，我便离开了。
去北平的想法定了下来。秀珂来看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抑郁地摇摇头，说正在学习世界语，倒也不无聊。因为出自那样的家庭，秀珂一看就是个忧郁敏感的人。愣了一下，他欲言又止地问：“姐姐，你已是知名作家，为什么总不开心？”
我侧过脸去，怕他看见我那夺眶而出的泪水，笑笑说：“是我心眼儿小，也没什么事儿！”突然间，好想他能陪陪我，便说，“过些天，我到北平看看老朋友，你跟姐姐一起去，好吗？”
秀珂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才不去呢！北平乌烟瘴气，有什么好去的。”
他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坏事，我于是说：“那就算了。我不在上海，你好好照顾自己！”
“放心吧！姐姐。还有三郎哥呢！”
我苦笑着点点头。
3
四月二十一日晚，我与萧军、秀珂挥手道别。
列车呼啸北上。出了上海，我感到两个多月来少有的轻松。夜幕下，点点灯光在车窗外飞逝而过。脑子一片空白，茫然中祈求此前所经历的一切都随风而逝，更祈求等我从北平回来跟萧军会有全新的开始。无法欺骗自己，发自内心，我还是那么爱他！
委实身心俱疲，躺下后，随着列车的摇晃沉沉睡去。那是自东京返沪后最为漫长的一觉。睁开眼已是次日中午，列车正在通过黄河铁桥上海已是遥远的南方。精神焕发，却也陡然生出难言的空落。这又是一个人的孤旅！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对萧军的思念随即漫过心田。拿出纸笔想将沿途所见，还有离开上海后每时每刻的心情都告诉他，然而火车摇晃得厉害，几乎写不成字，只好作罢。窗外，尽是光秃秃的树，益觉烦躁无聊，什么兴致也没有。
第二天早晨醒来，明媚的春光里，平原上远远近近的村落炊烟袅袅，一派安详。两大片梨树林迎面而来，朝雾里白色的花朵时隐时现。并行的另一条铁轨上，不时可见运送东北军的专列，一排排士兵面无表情地站在货车车厢里。唐官屯一带，农民正忙着下种，随处可见黑牛、白马拉着犁杖，缓缓走在一望无际的平地上。
北平正是风沙弥漫的季节，尘土几乎迷住了双眼。在中央饭店住下，上街寻找几个熟人的住处皆无所获，当年流浪哈尔滨街头的破落滋味立时浮上心头。茫然中记起当年常来二龙坑聊谈的老乡李镜之是汇文中学的职员，于是找了过去。镜之已儿女成群，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他告诉我洁吾仍在北平，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
黄昏时分，敲开小院的木门，洁吾诧异地看着我。我上前拉着他的手，大声说：“洁吾，不认识我了？”
他回过神来，惊叫道：“廼莹，是你！”
正在厨房里擀面条的女人朝我们看过来。
进屋后，脱掉大衣，我疾步走到洁吾跟前，张开双臂跟他拥抱在一起。洁吾十分不自在，刚才那个女人站在厨房门口正盯着我们看。他尴尬地将我介绍给他的妻子。我边喊“嫂子”边伸出右手，对方却没有握手的意思，我便默默收回，意识到刚才的拥抱引起了误会不免懊恼。见到洁吾的这份欣喜的确发自内心，他让我想起六七年前在北平所经历的困窘，还有他所给予的温暖。他是我永存感念的异性朋友，加之白天在街上奔走了一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最重要的熟人，激动之情便难以自控。没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早已不是那个单身时代。我和洁吾都尴尬地站在那里，嫂子冷冷道：“你们唠吧，我做饭去。”我赶紧说：“我来帮你。”她头也不回，说：“不用。”
跟洁吾简单聊了一下别后。我和萧军的书他基本都看过，且从报刊上了解到我们的行踪。晚饭后，将我送至胡同口，他叫了洋车拉我回饭店。我想在北平长住，上车前托他帮忙看房子，洁吾满口答应，约我明天上午再来家里详聊。
给萧军写完信已是次日凌晨。上午先找邮筒发出，再赶到洁吾家都快十点了。他有些焦灼，担心我又像几年前那样不辞而别。出门前我将头发用一根丝带束在脑后，穿了一套毛织西装套裙。他打量着我，说看上去像个日本女人。
午后，嫂子抱着孩子串门去了。我们坐在院子里从容地聊着自六年前的春天在北平分手后的种种。回想过去，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挺过来的。洁吾叹息我真是什么苦都吃过，我却不愿说自己眼下的遭遇。谈到鲁迅先生，洁吾面露崇敬，说还听过他的演讲。而听我说完我和萧军跟先生的交往，他面带感动地说：“鲁迅先生对你真好，就像慈父！”
我感伤地纠正道：“不，如同祖父，没那么好的父亲！”
我和萧军的“故事”他也了解一些，称赞说真是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冷暖自知，愣了一下，我说：“萧军人很好，我十分尊重他，爱他。就是他当过兵，脾气太暴躁，有时真受不了。”
洁吾有些吃惊，我不想往下多说。感觉嫂子今天的态度似乎好了一些，便跟他商量，在没找到合适的房子之前，想在这里暂住几天，中央饭店每天两元，实在太贵。他听后，欢喜地说，昨晚就想让我搬过来，只是担心条件差，怕我不习惯，东屋一直空着，我一个人住没人打扰，可以安心写作。
院心的两棵梨树，正开着繁茂的白花。洁吾的小女儿在摇篮里甜甜地睡了。我坐在树下茫然地抽着烟，有太多话想跟萧军说。
早晨醒来，洁吾正在打扫庭院，我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一处小院，过一份安稳的日子，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嫂子收拾得利利落落径直朝院外走，洁吾追上去问她去哪儿。她头也不回，冷冷说去看一个朋友，洁吾问上午有课，孩子怎么办。她高声说：“家里不是住着你从日本回来的女朋友吗？”又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我难堪得无地自容，恨不得立即搬走。怕洁吾难过，装作不知，等帮他看完了孩子再说。出门前，我嘱他下课后打听一下附近是否有便宜点的公寓。他一愣，匆匆上课去了。
拿出纸笔，我禁不住对萧军发感慨，中国的家庭怎么都是如此隔膜，这真是一个发疯的社会。洁吾的生活，我也不再羡慕。中午他带回北辰宫有空房的消息，我决定这就搬过去，他亦不再挽留。房费每月二十四元，我不再在乎钱，只要安宁，不想再看任何人的脸色。安顿之后，一个人静下心来想想，自己都为自己感到可怜。下午，洁吾跟我说了一些家长里短，苦闷不已，原本想散散心，到了北平反倒老大姐般地听他倾诉，给他安慰。离开上海，我放不下淑奇和萧军。“小蒙古”跟黄田的婚姻也处于破裂的边缘，同为女人，我知道她的坚强不过是一种表象。我不在身边，萧军又会大量饮酒。随即，我又觉得自己的担心很可笑，即便在上海，又如何阻止得了他？才几天，我又开始想念上海那间小屋，提醒萧军不要忘了给窗台上的花浇水。
还是无法进入所期望的工作状态，白天有时到洁吾家坐坐，但已没有更多可说的话，时间稍长，我越发感到他们夫妇生活的沉闷。周末，一个人到电影院看《茶花女》，次日写信告诉萧军自己的观感，离开上海十多天了，不见只言片语寄来，我却给他写了四封信。
五月四日终于收到他的第一封信，开头指出我竟将上海住处的门牌号写错了，256写成了257。萧军让我不要惦记他，说最难的那几天已经挺过来了，如今他已懂得接受痛苦，并处理它、消灭它，心情安稳多了，酒不再喝，偶尔抽一两支烟。他还摘录了送我离沪当晚日记里的一段话：
这是夜间的一时十分。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那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
几句话我含泪看了多遍，等到心绪渐渐平复，拿笔给他回信。几个月来极力回避的话题在我心里次第打开。我希望他能了解我真实的内心，了解我的伤痛与无奈；想让他知道，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我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坚强，相反，因为爱他，因为害怕失去而脆弱无比。我告诉他居然记错了自己住处的门牌号，足见因为别离，我是怀着怎样的恐慌，昨天寄出的信写的仍然是那个错误的数字。回国那么久，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告白：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我的心也会被淹死。我知道这不对，我时时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并不长久，过了炎暑就是秋凉。但明明知道，却又做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刹，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向萧军坦承内心的无助，并非不想原谅他。我只是实在无法克服，那随近乎宿命般的伤痛而来的浓重虚无。这些天一个人躺在旅馆里，再次体味着当年在东兴顺旅馆的感觉。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我怀疑自己是否能承受得住萧军所给予的爱与伤痛，难以相信两年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真实性。在事实面前我实在难以说服自己，不断追问：还有比正在经验着的更真切的吗？太爱和太恨在内心争战，想诉说却又找不到启齿的对象，我只好在信中说：“我哭，我也是不能哭，失掉了哭的自由。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早已看不清从笔底流出的辛酸字句，墨水变成了有颜色的泪水。不断涌出的眼泪滴在信笺上，浸渍了大片文字。去年远赴东京为了独自疗伤，如今再来北平同样如此，但现在的心情却明显不比东京。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自己无法面对，亦无处躲藏。我绝望地呼告：“上帝！什么能救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将我建设起来的手，将自己打碎吗？”
信发出后，一个人到北海公园坐坐。明媚的阳光难以照进我那晦暗的内心，觉得这人世间的一切都与我没有关联。回来后又给萧军写了一信，太多的眼泪滴在上面，想到他看了也不好，就没有发出，权当写给自己看，如同面对虚空的自诉。
明知道萧军的回信不会那么快，但还是每天到洁吾家看看。
推开院门，嫂子正在梨树下做针线活儿，一见是我起身相迎，沏了一杯茶递到我手上，面带歉意地说自己一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前些天对我有所误解，让我别往心里去。我颇感安慰，忙说没什么。问是否有信来，她说没有。正在失望中，有人敲门，进来的竟是舒群。嫂子诚恳地留我们吃午饭，将孩子交给我，出门买菜去了。
舒群上月初就到了北平，住在沙滩北京大学学生公寓，前天收到淑奇的信，嘱他一定要来看看我。淑奇真是令人感动，我也一直惦记着她，来北平后给她去过一信，她回信尽是些安慰我的话，不知道实际情形怎样。舒群说很不乐观，转而感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在他看来以前都是多好的夫妻。他的话显然别有所指，我低头不语。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廼莹，不仅淑奇，大家都惦记着你！”
我哽咽道：“谢谢大家！”低头擦眼泪的时候，想到自己真是自私，整天生活在无助与哀伤里，很少关心朋友。
嫂子买菜回来，喂好了奶，舒群接过孩子，对她说：“让廼莹帮你做饭，下午我们逛北海去。”她欣然同意，我的心情也一下子畅快很多，跟嫂子一起进厨房忙碌。
从北海公园出来，舒群便回北大，我陪嫂子回家，心里暗自惦记着下午或许有萧军的信来。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拿到那封信，便急着赶回旅馆。
信写于五月六日，萧军先介绍了周围朋友的近况：许先生忙着整理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秀珂的世界语学习已结束；黄田加入了一个剧团并有了自己的角色；罗烽母亲去了汉口，白朗辞掉了职业……他自己心绪也不像前几天那样烦乱，虽然还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却有了创作冲动，正着迷于《安娜?卡列尼娜》，觉得渥伦斯基好像是在写他，虽然他没有那样漂亮。
萧军还让我分享他那如何摆脱烦乱的经验，那就是早晨一睁眼就对自己说“我要健康，我要快乐，我要安宁，我要生活，我要工作下去……”，再果断地开始一天有计划的读书和工作，临睡再将起床前的话说一遍。他强调这“不是迷信或扯淡”，并说：
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予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予，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记录下来。这是有用的。
读完这段带有训诫意味的话，我对他那霸道的逻辑顿生感慨。看不到这个男人的一点愧意，相反，他认为所带给我的伤害是一种上天的赐予，是难得的经验，对写作有好处！回味他所说的，或许并非全无道理。无论何时，他总是葆有一以贯之的坦荡与率真，但真未必都是善。他何曾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带给我的是什么。他这充满豪霸之气的真实，对于一个热爱他，敏感而自尊的女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灾难！他也丝毫不考虑我看了这些会作何感想；他真的认为我是那种可以也应该经受得起任何苦难的女人。我明白，这一切都源自五年前那个东兴顺旅馆之夜：他目睹了我当时正在经历的，而我接受了他的告知。他哪里知道，我可以与家族抗争到底，但在自己深爱的男人面前，却脆弱得如同一张发脆的草叶，早已经不起任何搓捏。
萧军计划七月十日之前北上，一起在北平过冬，让我租一处好点的房子，雇一个佣人。还告诉我他有时躺在大床上，静观窗外的天空和黄杨树，心里很是安宁，而报上说女人每天看天一小时，一周后会变得美丽如婴儿，要我也试试。临了，他说自己正在学习足声舞，两月毕业，学费十五元，将来好好教我。
想看到他的一声“对不起”竟是那么难，更不用说哪怕一点点语言上的安抚。从洁吾家跑回来，哭着给他写了回信，字里行间有我的怨愤，怕影响他，还是不准备寄出。天完全黑了，情绪归于平静，拉亮电灯，重新铺纸提笔，告诉他每天看天一小时变美人于我做不到，说起来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直到现在还喜欢看，也没能变成美人，如果真是那样，我又何必在红尘里东奔西走？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怕他误解，我特地在括号里注明这是开玩笑的话。
放下钢笔，重读他信中的原话：“还不足两月，我们又可以再见了。注意，现在安下心好好工作罢，那时我要看您的成绩咧！”刚刚平息的怨愤又涌了上来，回想在东京读《为了爱的缘故》时的感受，再联想萧军当时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我看穿了他的虚伪。我不吐不快，急切地要让他知道我心里的话，于是提笔无所顾忌地写道：
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就是忘了性命也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
停笔想想，又将最后一句涂掉，但字迹仍清晰可辨。我在括号里解释说：“这一句似乎有点特别高攀，故涂去。”信写好了，心情畅快很多，是否寄出，明天再说。
次日下午我还是将它寄了出去。天热了，回来路上，又一个人来到北海公园。逛公园的大多成双结对，我一个人坐在那里，进进出出的人左一眼右一眼地看来看去很不自在，不大一会儿便出来了。回到北辰宫，舒群正在门口张望。两人能聊的还是萧军，寄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我不愿意再谈这些，于是让他带我出去逛逛，有个男人陪着，不至于让人觉得异样。
站在一座高大的白石牌坊前，仰头看着上边的四个大字，我轻声念道：“公理战胜。”听舒群讲完这四字背后的故事，我说自己对政治斗争极其外行，也不感兴趣，只觉得应该永远站在弱者一边，而孙中山先生是我唯一崇拜的政治家。他说我们来对了，这里原为清室社稷坛，后改名为中央公园，中山先生逝世三年后，为纪念他更名为“中山公园”。我感慨自己很无知，他说那是因为我不喜欢出门之故，常出门走走看看有好处。这些年来自己的生活里几乎只有萧军，且动辄陷于哀怨中，真的应该有所改变。见我的兴致渐渐高涨，舒群笑着说：“这两天，我就替你安排了，晚上去富连成看戏，明天咱们游长城！”
听着舒群的鼾声，我怎么也睡不着。
从戏院出来，他再回住处，已经过了公寓关门的时间，我只好让他在房间的地板上将就一宿。屋里睡着一个异性朋友，我很是发窘，几乎一夜未眠。
第一次登上长城，极目四望，那如同海洋般绵延起伏的群山深深震撼着我。这旷古的雄伟工程顿时让我的心灵变得厚重，在这已然存在了数千年的人工风景面前，个人的一生显得如此短暂，而置身于群山之巅，更发现自己是那么渺小。
薄暮时分，大风起于山间，声音一如惊涛骇浪般动人心魄，夕晖下的群山和这蜿蜒其上的雄伟砖墙，让我想起小时候大伯父教读的《吊古战场文》里的句子：“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下山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烦恼都已随风而逝。跟舒群分手后，回到公寓已是夜里十一点多，加之昨晚失眠，实在困得不行，夜里睡了个好觉。
四日那封信，终于得到回复。信很长，拆开展读，信头称呼由“吟”赫然变成了“孩子”，我的眼前不停跳荡着满篇规训的字句：
对无论什么痛苦，你总应该时时对它说：“来吧！无论怎样多和重，我总要扛起来。”你应该像一个决斗的勇士似的对待你的痛苦，不要畏惧它，不要在它面前软弱了自己，这是羞耻！人生最大的关头就是死，一死便什么全解决了。
我不想在这里说我的道理，那样你又要说我不了解你，教训你。你是自尊心很强的人。你又该说你的痛苦，全是我的赠与，现在反来教训你等等。
我用了诸种方法，试着减轻我的痛苦，现在很成功了。我希望你不要“束手无策”，要做一个能操纵、解决、把捉自己一切的人。不要无力！要寻找，忍耐地寻找力的源泉。神经过度兴奋与轻躁，那是生活不下去的，要沉潜下自己的感情，准备对一切应战！
萧军的词典里早已没有“道歉”二字，更不可能看到他关于自身行为的反思。一开头，他自信我这个“孩子”看完信后“情绪一定会好一些”，而结尾仍不忘告诫：“不要使自尊心病态化了，而对我所说的话引起反感！”他重提我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爱他的人，但这份爱，在他看来却是他和我痛苦的根源。我不太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却也陡然丧失了深究的兴趣。
我难以想象一个男人能将霸道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他始终把我当作一个孩子，一如导师般指导我的人生，但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在拜他所赐的苦难中早已长大。我无话可说，甚至觉得连哀怨都是多余，看过之后便放在一边那些恶劣的文字再也不想看第二遍。两天后，我简单说了说跟舒群一起游长城的情景，信尾告知那些规劝的信都收到了，并强调道：“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
他应该知道这是一句反话。
随后几天，心情彻底平静，买来笔墨纸砚，一个人在旅馆里练练大字，写累了看看书。洁吾抽空带我去看房子，有一处相对比较满意，只是要跟人家共用一个院子，不是很方便，是否立合同得跟萧军商量。
言辞凄苦，引来萧军的规训，而上封信里，我那些反唇相讥的话又可能伤了他的骄傲，不久便收到催我南归的寥寥数语：“来信收到。我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如你愿意，即请见信后束装来沪。待至六月底，我们再一起去青岛。”
不知是真是假，但到底担心自己不在身边，萧军的生活起居成问题，犹豫了两天，我还是决定起程返沪。离平头晚，舒群来旅馆看我，得知我因为萧军的一封短信便急着离开，便说：“看得出，你的确是发自内心爱着他。”
我没接话，从手提箱里拿出鲁迅先生校改过的《生死场》手稿送给他作纪念，并感谢他这些天的陪伴，不然真的孤单死了。舒群犹豫地接了过去，说：“情谊太重，我一定好好珍藏。”
他带我到王府井吃点东西。从一家小饭馆出来，凉风习习，我催他早点回去，迟了怕没车可搭。他坚持要陪我逛逛再送我回去。在这条人头攒动的大街上，我陡然有些伤感，站在一家卖小孩衣服的店铺门口，盯着里边五颜六色的小衣服出神。
“进去看看？”舒群在一旁提议。
我一怔，马上说不用。两人朝前走了一会儿，我告诉他刚才让我想起在哈尔滨送人的那个孩子，不知是否还活在世上，如果活着快五岁了。舒群安慰说有机会回哈尔滨好好找找，一定能找到。我叹息说不知是否会有回去的那一天。他说我太悲观，我却冥冥中觉得，一旦离开，那块土地对我来说就已经回不去了。默默走到北辰宫门口，我们握手道别。
列车缓缓启动，我朝洁吾一家三口挥手道别。嫂子抱着小女儿跟洁吾一起朝我挥手说：“秋天再来啊！”
刚才东西装得太满，怎么也合不上手提箱的盖子，我只好将一件薄蓝呢大衣、一个油画夹子和一个长方形的嵌装着西洋画的小镜框取出来交洁吾保存，说秋后来取。
谁承想，我就此永远离开了这座少女时期的梦想之城，那几样东西也永远留给了洁吾。不同于六年前的不辞而别，今天，我跟洁吾，也跟这个城市有了一次从容道别。
4
萧军所谓睡眠不好恐旧病复发，果然不过是骗我回上海的由头。
放下行李，拥抱在一起，他在我耳边轻声说，咱们再也不争吵了！一次别离，似乎让我们又回到了从前，旅途的疲惫顷刻消退。当晚，萧军请来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为我接风洗尘，我暗暗告诫自己，放下所有一切好好爱他。
然而，时光终究不能穿越，被人称作“三郎”“悄吟”的时代一去不返，“二萧”貌似一个整体，但心头的裂痕只有我俩自己最清楚。说过的话也很容易抛在脑后，几天后争吵又多起来。当我有了自己的见解、立场而又不愿意附和，跟一个自傲而不自知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争吵或许便成了一种常态。况且那些过去我想放也放不下，那些伤痛我想忘也忘不了，如同寒光闪闪的利刃，横亘在我俩内心的幽暗地带。
又是梅雨季，窗外的雨如飘飞的丝线。
靠在沙发上，我被《海上述林》里的精彩文字吸引，萧军推门进来，丢给我一本书，口气平淡地说：“我新出版的散文集。”漫不经心的背后，分明透出几分得意。我拿起那本名为《十月十五日》的小册子正翻着内页，他端着一杯水走过来，颇为自得地说从书里收录的几篇文章来看，他运用文字的能力有了很大进步，内容也更充实。那几篇东西，我此前在杂志上读过，真心觉得乏善可陈，于是重又拿起《海上述林》，淡然说这几篇我都不喜欢。
话一出口，我也为自己竟如此不能掩饰内心而吃惊。萧军的表情由失望转为恼怒：“你这是嫉妒我！”
我没看他，目光流连于秋白先生那深刻典雅的文字间，轻声反问：“有那个必要？”
萧军的自负令我反感，眼前的好文字让我觉得无论是他还是我自己，都跟人家差得太远，他的膨胀源于狭隘。
“别人都认为你散文写得好，我擅长小说。我出了本散文集，你就觉得一定不如你！”他仍不自知，面红耳赤地说，“你这是自尊，但也是自卑的表现！”
拿开书，我说：“你的揣度未免太可笑了！你应该记得，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写信告诉你，我对自己的散文集《桥》还有你的小说集《绿叶的故事》兴味都不高！就是对自己的东西，我也有评价低的时候。一个人写作多年，应该知道哪里写得不错，哪里还有待修炼。”
说完，我将《海上述林》再次拿起来。
萧军默然站在那里，说：“自打从北平回来，你好像变了一个人，说话常爱扯歪理，变着法子维护自己。我看，你这是没能力跟别人展开有条理的论争，就故意捣乱。”
他转身回屋，我不觉提高了音量：“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你也太自信了。我不会无条件地附和你。你我都是独立的，我有我的观点。你既然问到，我就只好说出来：《十月十五日》是我不喜欢的书！”
“别说了！”他彻底恼羞成怒，重重关上里屋的门。
冷静下来想想，他出了新书，即便看不上，礼节性地赞美两句亦是人之常情，我不知道自己刚才为何要那样说。
我们又开始一天天疏远，发展到几乎无话可说。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每晚都要把当天的日记写完才上床。夜里，我洗漱完毕，站在台灯的暗影里，无意中瞥见他刚刚写下的一句话：“少与吟作没必要的争吵，我们每天就这样彼此疏离着。”目光好像被那些方块字烫伤，急忙移开，随即想到我又何尝不是作着同样的自我告诫不愿再争吵了，只想相安无事地过下去！
然而争吵想躲也躲不了。从梅志口里得知，桦姐如今一个人过，境况很不好。我说不清自己的内心，怨恨、同情似乎都不是，只是不想再见到她。萧军无疑跟她仍在交往，只要不发生在眼前，我也不想过问，但桦姐还是找来了。
那天午后，屋里十分闷热，萧军在里间忙碌，我跟池田坐在外间轻声闲聊。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只见桦姐面容憔悴地站在门口。我一言不发，转身重又坐回池田对面，桦姐跟着进到屋，问萧军是否在家，有件急事想找他帮忙。见我不理，她只好尴尬地站在那里。
萧军突然冲出来，站在她面前，大声说：“我跟萧红马上就要分开了。你跟她也不存在友情。放心，只要是你的事，我一定尽力去做，明天上午，你等我！”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不用你帮……”桦姐含泪默默转身离开。
“萧军，你想好了，分开是吗？放心，我不会缠着你！”我站起身，指着他高声说。
“都是你逼的！”
池田幸子站在我和萧军中间，孩子般地哭起来：“你们不要这样，我不想看到你们分开。一旦分开，你俩都不可能再找到像对方这样的人。如果性急地各自去找另一半，将永远不会幸福！”说完，拉着我和萧军的手，放在一起，“互相原谅对方吧！”
我不怕分开，但见到桦姐流泪，心里非常难过，不该那么对她。我哭着说：“为了爱，我没法讲同情。”
“你太狭隘了。她现在并不是你的敌人，即使是，她眼下的处境远不如你，你应该大度一点，不要再这样伤害她。这是人类基本的同情。”说着，萧军竟也哭了。
就是这样的时候，他仍不忘规训我。那些话听起来格外刺耳，我禁不住咆哮：“不要在这里教训我。我受够了！我不是孩子！你应该知道，我和她的痛苦，都拜你所赐！”
萧军和池田都愣在那里。
冷战随即持续了多日。早晨，等我买菜回来，萧军已经出门，桌上的日记本忘了合上，刚写的一段文字，赫然映入我的眼帘：
她，吟因为嫉妒和自己的痛苦，捐弃了一切同情（对桦是一例），从此我对于她的公正和感情有了较确的估价了。原先我总以为她会超出普通女人的范囿，如今我知道自己的估计是错误的，她不独有着其他女人一般的性格，有时还甚些。
意识到这是一段他有意让我看到的话，既已走到今天，我也就不再在乎他的看法，正如我对他，看法都在心里。我原本就是一个普通女人，知道如何爱人，但也自私；想坚强，却常常感到骨子里的软弱无依。知道看别人的日记不道德，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手指打颤地往前翻了几页，只见上边写道：
吟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为了吃醋，她可以毁灭所有同情。我们每天冷嘲热讽地生活在一起。此后，我不再奢望爱情，爱情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吟，也是如此，她乐意留就留，乐意走就走。
不想多看，连忙翻回刚才那一页，不再有目光被灼伤的感觉。萧军这不无用心的告知已伤不到我。我仅为自己偷看了别人的隐私而不安，同时对爱情生出浓重的虚无。如果真的到了分手那天，我不知道此生是否还会爱上别人。
进入七月，越来越紧张的时局冲淡了我们之间的冷战。整个国家被异族虎视眈眈，危如累卵，个人的爱恨情仇又算得了什么？
早晨买菜回来的路上，报童边挥舞手里的报纸边喊：“看报看报！卢沟桥事变……”买了张《申报》，扫了一眼头版，便看见黑体大字标题“华北形势突变，日军炮轰宛平县城”。回到家里，萧军看了报道也大吃一惊。日军从东北又打到了华北，我担心政府故伎重演不作抵抗，他却认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很可能就此爆发。我惦记着洁吾，给他写了一封信。十多天后，收到了他的回信：
廼莹：“七七”事变直到现在仍很混乱。日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当局却仍然不断放送和平有望的空气。前几天，交通都断绝了，老百姓逃也没法逃。自从平津恢复通车，搬家的车络绎不绝涌向车站，行李都堆到屋梁上了。这些天生活很闷，日间睡午觉，夜里听炮声，想着一旦战事爆发该怎么办。
廼莹，你借给我的两本书，因担心它们的命运，今天寄还给你了。和土地比起来，书自然很微小，但我们能保卫的，总不要失去。洁吾七月十九日
我将这封信发表在《中流》上，想让更多人对华北的情形有所了解。秀珂决定到陕北参加红军，我说可得想好了，那里净吃黑馍，他听后满不在乎。见他主意已定，我只能支持他，萧军给在红军中任职的讲武堂同学写了一封信让他带上。我陡然十分不舍，拉着他的手，叮嘱一番。
他同样不放心我：“心里不舒服，多跟三郎哥沟通，你俩别再吵架了。”
不知如何回他好，我强颜笑笑，祈祷此生还有我们姐弟再见的那一天。
战争一天天迫近。
八月十二日晚，萧军在里间写日记，我在外间看书。听见敲门声，我紧张地开了一条缝，只见池田幸子怀抱一只小猫崽站在门口。进屋后，她急切地告诉我日本跟中国即将在上海开战。问什么时候，她很肯定地说凌晨四点。我紧张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已是夜里十一点，扳着指头数数，还有五个钟头。
萧军将里间的大床让给我们，自己睡外间沙发。我和池田毫无睡意。小猫崽从床上跳到椅子上、窗台上。过了很久，远处似乎传来两声枪响，接着便是一片寂静。我问池田如果真的打起来，鹿地能跑出来吗？她不无忧虑地说大概能，也不确定。
天亮后，我们都不敢出门。萧军说我和池田紧张过度，报纸上并没有昨晚开枪的报道。地上铺着凉席，三人正坐在上面吃西瓜，鹿地推门进来。白衬衫、黄色短裤，他迈着典型日本式的步子走到竹席旁，很自然地脱掉鞋子，坐下来，接过我递过来的一块西瓜，嘴里蹦出一大串日语，里边夹杂着中国话。见我和萧军听不懂，池田连忙替他翻译，说日本海军陆战队跟中国军队已经交火。
这时，胡风敲门进来，得知这一消息大吃一惊，立即跟鹿地用日语交谈起来。鹿地还画了一张草图，说明中日军队对峙的具体情形。交流完毕，胡风对我和萧军说确实发生了交火，不过鹿地认为中日上海争端会以和平方式解决。
“他明显错误估计了形势。”萧军不以为然。
“不，他是不相信中国政府有抗战的决心。”胡风接着说，“中日上海军事争端一起，战事势必由华北局部扩大到全局。”
见鹿地面露困惑，池田又将胡风的话用日语说了一遍。
太阳弱了一些，我提议到外边走走。在街边冷饮店喝了点东西，胡风找张天翼有事情商量便离开了。我们四个去看看许先生。上海一开战，中日双方都会将鹿地、池田视为间谍，许先生担心着他俩的安危，让我和萧军留他们一晚，待会儿她将三楼的房间收拾出来，明天就可以搬过来。
回到吕班路，四人正吃着晚饭，远处忽然传来爆炸声。我和池田睁大眼睛对视着，萧军和鹿地则侧着耳朵在听外边的动静。紧接着，一发炮弹呼啸而过。
“我当过炮兵，这是中国军队的还击！”萧军肯定地说。
池田放下碗筷，默默走到席子跟前跪下，一言不发。鹿地面露忧伤，自言自语地说着日语。池田对我和萧军解释说：“他说，日本这回坏了，一定会被打败，老百姓要倒霉了。那些军阀早点倒台就好！”
密集的枪炮声持续了一夜，四人坐在席子上随意聊谈到天亮。
萧军送鹿地、池田去霞飞坊，始终不见回来。枪炮声依旧，我不免担心起来。头顶突然传来飞机引擎的轰鸣，卷起窗纱，将头探到窗外，只见银色的机群疾速穿过灰色的云层，接着便听见东北和西北方向传来爆炸声。安静了一阵，又是机群轰鸣。听见楼上的邻居站在窗边说：“这是日本的飞机。”
此刻，全上海的人可能都盯着天空。楼上邻居的话让我有些失落。萧军开门进来，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定。他说鹿地、池田已平安送达，法租界还比较安全，不用担心，之所以迟迟没有回家，是因为到外滩看国军空战了。日军刚才出动大批战机轰炸杭州笕桥机场，中国空军首次奋力迎战，三架日机被击落。我听后十分解气，说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得记下来！
5
战事胶着，普通人的日子还得继续，街市渐渐太平。
走在霞飞路上，一阵风过，凉意袭人。萧军感慨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四个秋天，抬起头，自语道：“你看这天！”
“又要指导我看天变美人？”
“哪敢呀！你这‘独立女王’！”
天蓝云白，风干干爽爽。我的心头掠过一丝伤感。一年中江南只有这个季节与关外最相似。记得小时候，呼兰的秋天云彩如同大朵大朵的白花，点缀着深蓝的天幕，比起这里，天空还要高远得多。两人默默朝前走了一段，萧军提议到金人住处看看。
站在金人租住的亭子间门口，听见屋内一群人在热烈交谈着。敲开门，发现罗烽、白朗、塞克、舒群他们都在，众人见到我俩十分兴奋。我坐在白朗身边拉着她的手，依偎在一起。萧军挨着舒群坐下：“今天是什么风把大家伙儿吹到了一起？”
“思乡风！”塞克答道。
舒群说刚才大家还在议论，这回咱们有望打回东北了，报上传来好消息，一周前蒋介石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决心对入侵之敌以武力解决。罗烽补充说，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成立。
“只要蒋介石不打内战，国共团结在一起，指定能打败小日本子。”
“就是！‘九一八’坏就坏在不抵抗。大好河山白白送与敌手。”
男人们热烈议论着。白朗说：“打败小日本子，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众人听后都无比神往，纷纷想象着回家的情景。
“要是真的打回满洲，第一件事就是煮一锅高粱米粥。好几年没喝了。”塞克说。
“我呀，得先尝尝地豆子。咱家的地豆子这么大……”舒群边说边用手比画，“碗口那么大！”
金人说他家的珍珠苞米一尺来长，老得一煮就开花，好几次梦里就啃那苞米；罗烽说他最爱吃的还是高粱米粥就咸盐豆；萧军则说若真的打回东北，就三天三夜不吃饭，扛着大旗往家跑。
“跑回家，最想吃啥呀？”白朗问。
“还是高粱米粥就咸盐豆！”
大家都笑起来。
说着说着，众人由神往变得感伤。看着那一张张夹杂着喜悦与感伤的脸，我还是觉得什么到了我这里便不对。那块土地，在没被日军占领之前，家，对我来说就没有了！小屋陡然安静下来，忧伤写在我们这群异乡人的脸上。片刻过后，塞克轻声哼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大家一起跟着哼唱。
白朗掏出手绢擦掉脸上的泪水，跟着继续唱：“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唱到这里，几个人哽咽得不能发声。白朗趴在我怀里轻声啜泣，男人们也各自默默擦着眼睛。
思乡之情似乎将萧军那颗刚硬而骄傲的心柔软了许多。
回到住处，他仍问我最想看家里的什么。我那儿时后花园的记忆被点燃，我说想看园子里的蒿草，茄子枝上开放的紫色小花，还有爬满棚架的黄瓜……
不等我说完，他便冲我摆手摇头道：“不，你听我说：我家门前有两棵柳树，树枝搭在一起，形成一个门的拱形。前边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山……”
我有些气恼，也不等他说完便打断道：“我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
他看了我一眼，仍在那里自言自语：“我家后园也种着黄瓜、茄子，爬满石缝的牵牛花最好看！”
两人始终说不到一块儿去。他去写日记，我坐在外间看书。
第二天，我起好标题“天空的点缀”，正准备写写“八一四”空战那天的感受。萧军从外边带回一张地图，钉在大床对面的墙壁上，兴冲冲地说：“这回好了，让你看看，我家在哪里。”
不忍挫伤他的兴致，我起身来到地图前。那是一张“东北富源图”，黄色的平原上，站着小马、小羊，还有骆驼以及牵骆驼的小人儿；海面上画着大大小小的鱼；兴安岭和辽宁一带则是大片绿色的山脉。
他的手指在离渤海边不远的山脉中一点点移动着：“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
“河呢？不都是山吗？”
地图上确实没有标示河流，找了半天没找到河流，萧军有些沮丧，自己念叨着：“嗯，没有，这破图不完整，是个略图。”
“好哇！天天说凌河，河呢？”
“哼，你不相信？我给你看！”说着，他在书橱里找出一本地图册，翻开后，指着其中的一页，“你看，这不是吗？大凌河、小凌河！”
我凑过去，他手指的地方，果然标示着一大一小两条河。
“小时候，在凌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在石片上用火烤着吃。”他掠了一下垂到额前的发梢，又指着地图说，“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家二里地。”
“知道了，我婆婆家在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有大凌河、小凌河。”
“这还差不多！”他开心地笑了。
次日清晨，睁开眼，发现萧军正双手枕在脑后，两眼盯着对面墙上的地图发呆。我侧过身子，想继续睡一会儿。他抓住我的手说：“将来，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头驴。你一头我一头骑着，先到姑姑家，再到姐姐家，顺便看看舅舅。”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喃喃道：“姐姐很爱我，出嫁后，每次回来，临走都要哭。姐姐哭，我也哭，七八年不见，都老了……”
见他眼里泛着泪光，我受了感染，立时忘记了他的所有不好，起身偎在他的怀里，轻声说：“一回东北，我就陪你去看姐姐。”
说着，对面墙上的小鱼、小羊、小马，在我眼前模糊不清。
“驴身是黑色的，脖上挂着铃铛，走起路来叮当叮当地响。”他擦了擦眼睛，看了我一眼，“还要带你到沈家台赶集。”他即刻兴奋起来，嗓门也高了，“赶集的日子，呵，可热闹了。我们那儿，羊肉便宜。羊肉炖片粉，那家伙，老带劲了！多少年没吃那羊肉了！”接着便沉默不语，皱着眉头发呆。
“你家对外来的媳妇也一样吗？”我轻声问。
买驴子的买驴子，吃咸盐豆的吃咸盐豆。我呢？坐在驴子上，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仍是别人的家乡。想到这里，我有些难过，眼里满溢着泪水，将头朝萧军怀里偎了偎。
他醒过神来：“你说什么来着？”
我哽咽道：“没说什么……”
茅盾召集王统照、郑振铎、巴金等人将《文学》《文丛》《译文》《中流》四家刊物合在一起，改为《呐喊》周刊；胡风也在筹办一个战时刊物，八月底邀请我和萧军参加新杂志创刊前的筹备会。
扫了一眼会场，曹白、艾青、彭柏山他们正坐在那里抽烟闲聊。来到隔壁的休息室，我将沏好的一杯茶递给萧军，正准备给自己也沏一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走到萧军跟前，主动伸出右手，边握手边略带羞涩地自我介绍道：“在下曹京平，久闻二萧大名，幸会！幸会！”说完又跟我握手。我沏好茶递过去，他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曹京平？”萧军一愣，恍然大悟道，“哦，想起来了，鲁迅先生逝世前几天，我和黄源前去看望，正好遇见他给一个名叫端木蕻良的人回信。黄源告诉我，端木蕻良本名就叫曹京平。”
听萧军这么一说，我也立即记起在东京读过的《鴜鹭湖的忧郁》，面前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便是它的作者。我不禁朝他多看了几眼。他有些腼腆地说“端木蕻良”是他的笔名。我对这个名字有些好奇，正想问问，胡风走进来，微笑道：“端木蕻良也是你们东北人。一年来可谓成绩斐然，发表了十多个短篇，还出版了一部长篇。”
“你来上海一年了？”我惊讶地问。他微笑着点点头。
“老胡，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要不，我们早认识了。”我接着调侃道，“作家可不是你的私产哟！”
“过去一年，你呀，一时东京，一时北平，一时上海，见你都难，怎么介绍？”见我有些尴尬，胡风接着对我和萧军意味深长地说，“咱们都为抗战出力，一起做点事儿吧！”
会上，胡风说新杂志的出钱人已经有了，让大家就刊物的名字、办刊方针出出主意。说完，划了根火柴点燃纸烟，然后将香烟、火柴扔了过来。我和萧军还有艾青都跟着抽起来，会场顷刻间烟雾缭绕。对面的端木蕻良诧异地朝我看过来全场只有我一个女性，而且还抽烟。胡风说他琢磨了很久，刊物名字就叫“抗战文艺”。我一听，弹弹烟灰，毫不掩饰地说太一般。
“全面抗战因‘七七’事变而起，为什么不叫‘七月’呢？”
我刚说完，端木蕻良便赞许道：“‘七月’这名字，形象且诗意！”
“真不愧是大才女，我也认为‘七月’是契合时代的好名字。”吐了口烟，艾青说。
其他人亦纷纷赞同，我暗暗得意。
胡风说：“那好，就定名为‘七月’！”
经过一番商量，《七月》的创刊大致筹备好了。我们在座几位是主要撰稿者，曹白负责版面设计，彭柏山协助老胡编稿，九月十一日正式出刊，每周一期。时间紧，散会时，胡风叮嘱大家赶快写稿。
只是上海已难以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租界成了一座座“孤岛”。进入九月，萧军每天都带回新朋旧友已经离开或计划离开的消息。黄源参加了新四军，罗烽、白朗去了武汉，舒群到了延安，茅盾回了乌镇，艾青和妻子也回了金华，梅志带着孩子去了胡风老家湖北蕲春……
我们最终决定随大流也去武汉。船票还不难买，但日军控制了部分长江水道，不能坐船直达，只能由梵皇渡上车，经苏州到南京，再坐船去汉口。往后恐怕离开都难。
火车驶出车站的那一刻，我看了这个城市一眼，冥冥中在跟上海作着最后的告别。
6
九月十九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轮船终于在江汉关前的江心停了下来等待检疫。
甲板上满是头缠纱布的国军伤兵，还有大量来自上海、南京的难民，一个个神色疲惫。一阵昏天黑地的呕吐之后，我坐在柳条箱上，双手支着下巴，一点力气也没有。萧军双手叉腰地站在一旁。一条漆成嫩黄色的检疫船缓缓靠过来，船帮上写着“华佗号”。
当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口罩的检疫官来到我们面前，萧军意外发现那是他的一个熟人当年哈尔滨“蓓蕾社”的文学前辈于浣非。接着，于浣非将在“华佗号”上过夜的诗人蒋锡金介绍给我们。交谈了几句，蒋锡金匆匆下船给印刷厂送稿去了。说起哈尔滨文坛往事，萧军和于浣非不胜唏嘘，聊谈中得知孔罗荪也在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