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参加完世界语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回来才得知鲁迅先生一家来过。我和萧军懊丧不已，连忙去信致歉。鲁迅先生回信说那天是他“预料失败”，以为午后一两点钟我们不会外出，并且风趣地说，回到北四川路就“请少爷看电影”了。海婴仍在幼稚园，认识了几个字，认为“婴”下边有“女”字，不满意，要换掉！怕我俩失望，他说一定要再见见，不想昨夜患了重伤风，等好一点，再约时间、地点，大致定在下月初。
我和萧军又充满了期待。
刘兄、悄吟太太：我想在礼拜三（十一月六日）下午五点钟，在书店等候，你们俩先去逛公园，然后到店里来，同到我的寓里吃夜饭。
那天，我正自己动手设计《生死场》的封面，萧军带回鲁迅先生这封短简。第一次到先生家里作客，今天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收起信笺，我指着桌上未完成的图案征求萧军的意见。棕红色的纸上画着一条斜线，“生死场”三字已用双钩字体描了出来，斜线以上，一部分涂成了黑色。他觉得如果全部涂黑，恐怕太呆板，不如将书名部分涂成黑色即可，就像一个未完成的样子。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生死场》的封面就这样大致定了下来。
鲁迅先生家是一幢二楼一底的普通弄堂房子，一楼是客厅，二楼是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客厅靠窗摆着一张黑色长桌；一只带有双耳的灰蓝色大瓷瓶站在上面，里边种着一株绿意盎然的植物；一张可以躺卧的藤椅摆在桌旁。
饭桌上十分轻松，我观察到鲁迅先生比较喜欢北方的面食。饭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佣收走碗筷，迅速将桌子抹净。许先生托着茶盘，端来四杯绿茶。闻着淡淡茶香，我们围在桌旁喝茶闲聊。
我似乎也能清晰感受到先生那深沉的家国情怀背后的寂寞，听他说一些日常琐屑更是别具情调。我喜欢听他谈妈妈，谈海婴，谈北平，谈绍兴，谈花草……故乡的冬天见不到一丁点绿色，瓷瓶里的那株植物让我十分好奇，便问那叫什么，屋里不生火炉，竟然也不会冻死。先生吸着纸烟，烟纹升到他那斑白的发梢处慢慢飘散。弹了弹烟灰，纸烟露出火红的烟头，只听他悠然道：
“这花名叫‘万年青’，永久这样！”
万年青，我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而令我永生难忘的，还有鲁迅先生的那份闲适与松弛，让周围人感到平和放松一个男人家居状态的好样子，也是一个理想的父亲的样子。我忽然想到父亲，那个时刻让家里变得紧张不安的父亲，遭遇他是我童年的悲剧，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此刻，坐在先生面前，已然二十四岁的我，似乎变成了一个孩子，缺憾有了代偿我是那么喜欢听他说话！
“‘生死场’这书名，很好！”他面带微笑。
我一怔，赶忙说：“是胡先生的主意！”
“光人的见解独到，你们要多跟他接触，听听他的意见。”鲁迅先生的神情和语调，如同在谈论一个让自己骄傲的孩子。
怕他忘了，我重提《生死场》序言的事，他却说自己一人写了两篇，再写怕不好，已经跟胡风说好，让他来一篇。我一听，有些发急，音调也高起来：“同是‘奴隶丛书’，《丰收》《八月的乡村》都由您作序，《生死场》可不能另眼相看。我也要！”话没说完，眼泪就涌了出来。
“那，我就再写一篇。光人那篇也收进去！”
我松了口气，满眼是泪地笑起来。
“真是个孩子！”鲁迅先生微笑道。
见他有些倦怠，我指着藤椅说：“周先生躺一会儿。”
“不用，”他起身说，“我得添件衣服。”
已经十点了。我对许先生说：“周先生累了，早点休息。我们该走了。”
她朝楼上看了一眼，略带忧虑，说：“周先生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伤风一个多月刚刚好转。今晚难得说话兴致这么高，你俩就多陪他一会儿。”
添了件皮袍子重又回到桌旁，鲁迅先生点燃一支烟，面色沉郁：“不知‘满洲国’的情形怎样。”萧军说伪满政府正出动大量宪兵、便衣、密探，随意抓捕认为可疑的人施以酷刑，许多朋友被捕，有些最近也流亡到了上海。
“上海也好不到哪里去。有时候，他们对待同胞的手段更狠毒。”先生的神色变得严峻，吐了口烟，伤感地说，“柔石他们被秘密枪杀，一晃快五年了，自那以后，开始了对我的通缉。我老了，没什么好在乎的。只是年轻人还要生活在这样的国家！”
他在怀念另一个优秀的孩子。我们不敢触动他那心底的哀痛，四个人都沉默下来。窗外下着小雨，偶一回头，瞥见窗玻璃上淌着一股股小小的水流。我意欲告辞。鲁迅先生看出了我的意思，微笑道：“再坐会儿，十二点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
我和萧军只好安定心神，继续听他说话，直到墙上的时钟指向十一点四十，我们起身告辞道：“周先生早点休息。我们得回去了。”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鲁迅先生和许先生将我俩送到弄堂的铁门外。弄堂口有一块灯箱招牌，毛玻璃上写着一个大大的“茶”字。临别，鲁迅先生指着“茶”字对我俩说：“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茶’的隔壁。”又指指自家门牌上的“9”，“还有，这‘茶’旁的‘9’号。”
我将《生死场》的封面图案重新画了一遍，审视一番，自感比较满意。
收到鲁迅先生十五日的信，里边有他为《生死场》写的序言。信中说校稿看过了，发现了几个错别字，还订正了几处格式，并交给了胡风。
那篇序言，我读过之后，让萧军也看了一遍。我问那句“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描写”是不是表扬的话，他表示也拿不准。拿起封面图案的定稿，萧军问怎么没有作者的署名，并提醒我们的书是非法印行，不能再用“悄吟”，要另起个名字。说完，回到自己的桌旁。注视着萧军的背影，我忽然有了主意，提笔在“生死场”的左下方写下“萧红著”，然后拿着封面图案定稿来到他身旁。
“萧……红……你的新笔名？”
“是啊！日后咱俩的名字会永远关联在一起，并称‘二萧’，永不分开！”
“很诗意的想法！”萧军站起身双手抚着我的肩头，轻声说，“咱们永不分开！”
我记得《八月的乡村》序言下边有鲁迅先生的亲笔签名，萧军说是利用序言手稿上的签名制版印上去的，而我收到的《生死场》序言却是许先生的抄稿。
“我得朝他要手迹。”说完，坐回桌旁给鲁迅先生写信。
“你什么都要跟我一样！”
“就要！”
萧军的话音刚落，胡风推门进来，拿出《生死场》的校稿，还有他为之写的评论交给我，说前天鲁迅先生嘱他写篇文章推介推介，有先生的序言在前，他这篇就只能是“读后记”了。
见萧军走过来，我得意地说：“《生死场》有‘读后记’，《八月的乡村》没有。”
他撇撇嘴：“你又赢了，悄吟太太。哦，不，萧红女士！”
信发出去了，除了索要签名，我还不忘问问那句话的意思。第二天等我买菜回来，萧军正倚在桌旁读鲁迅先生的回信。我急忙接过第一页信笺，映入眼帘的便是：“‘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作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得弯曲一点。”
见我有些沮丧，萧军说：“天天受表扬会骄傲的。”
我没理他，赶忙问：“签名呢？”
“那还用问，有求必应！”萧军接着念道，
我不大稀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生死场》终于印出来了！
长桌上放着茶点和几册《生死场》新书，鲁迅先生衔着烟嘴，满脸喜悦地翻着：“真不错！萧红女士多才多艺，自己设计的封面也很不赖。”
我有些脸红，说：“以前短期学过绘画，胡乱涂鸦。多谢周先生、胡兄大力推介。”
胡风放下手里的书，对萧军说：“萧红的写作才能似在三郎之上。”见萧军不作声，又接着说，“你是靠刻苦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萧红则凭着个人感受和天分在创作。”
“是啊，我也很重视她的创作才能，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
“都不错！都不错！”鲁迅先生弹了弹烟灰。
聊着聊着，夜深了。许先生说反正过了十二点，电车没了，就再坐一会儿。鲁迅先生似乎想到了什么，举着象牙烟嘴陷入沉思中。胡风朝我和萧军看了一眼，轻声说：“咱们走吧！”
鲁迅先生神情一怔，对许先生嘱咐道：“付钱让他们坐小汽车回去。”
弄堂里的灯全熄灭了，送至街口，许先生说鲁迅先生写文章多是后半夜，刚才一定是想起了什么。我们三个不等她叫车，就大步朝前走了，只听许先生在后边嗔怪道：“你们真是！”
三人一路说笑地走在寂寥无人的大街上。我突发奇想要跟胡风赛跑，他亦兴致高涨地接受挑战，叮嘱萧军当裁判不要偏心。随着萧军一声令下，我们拼命向前奔去，直到坚持不住才停下来，然后看着彼此，大笑不止。平素不苟言笑的胡风，居然也有孩子气的时候。我们的交往越发随意，多数时候称他“老胡”。
8
《生死场》的印行，完美地结束了我的一九三五。不料一九三六却是多事之秋。
元月中旬由聂绀弩主编，鲁迅先生幕后主持的《海燕》创刊了。我和萧军都应邀写了文章。十九日下午，叶紫推门进来，告诉我们《海燕》首印两千册当天卖完，先生非常高兴，请大家晚上在梁园吃饭。好事连连，我们三人都喜不自禁。
还是鲁迅先生第一次请客的那间包房，桌上摆满菜肴，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喜悦。除了鲁迅先生一家和我们三个外，还有胡风、梅志、聂绀弩、周颖、黄源。
胡风对我和萧军小声说，上次从大陆新村回家后的第三天，就收到了鲁迅先生的信，他严厉警告：不要在马路上赛跑！萧军指着我，对老胡说：“就是她‘告密’的！”
这时，鲁迅先生面对众人含笑举杯道：“聊备薄酒，请大家来同贺《海燕》问世，并当日售出两千部。谢谢各位支持！”然后看着胡风、聂绀弩，“特别是光人、绀弩，一个负责组稿，一个负责付排，辛苦了！新年伊始，祝愿大家诸事顺遂！”
众人一起举杯，然后边吃边聊，气氛热烈，只有黄源有些落落寡欢。鲁迅先生端着酒杯对他说：“河清，去年编稿子在人事上引出一些不快就让它过去，不必在意。夫人在日本，你要照顾好自己。”
黄源端起酒杯，站起身：“谢谢周先生关心！”
看着聂绀弩夫妇和叶紫，我不禁想起一年前在这里吃饭的情景。
老聂站起身对众人说：“各位，我提议一杯。”
大家都安静下来。
“今晚坐在这里，我觉得没有谁比萧军、萧红更有感触的了。一年前，就在这间包房，周先生将他俩介绍给我们；一年后二萧成了上海滩知名作家、文坛伉俪。来，咱们一起祝贺他们！”
从老聂口中说出的“二萧”，让我的内心顿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那隐秘的心愿得以实现，相信日后会有更多人这样称呼我们。面对众人纷纷举杯，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萧军眼里也泛着泪光。我们一起回敬：“谢谢在座每一位的帮助！”
杯中酒一饮而尽，我们再次将酒杯斟满，单独敬鲁迅和许先生，发自内心连声说着谢谢。跟许先生碰杯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趴在她的肩头轻声啜泣。许先生轻轻拍着我的后背。萧军拿掉我手里的酒杯，对众人说：“这人天生就好哭。眼泪就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拧就来。”
大家笑起来，我在许先生身旁坐下。
梅志高声说：“你俩出名后，萧军先生在哈尔滨英雄救美的往事，在上海滩广为流传。今晚就请男主角亲口说说，让我们一饱耳福！”
众人起哄：“就是……说来听听！”
萧军清了清嗓子，正欲开口，我接过许先生递给的手绢，边擦眼泪边说：“别听他胡说！”
潮湿阴冷的冬天终于过去，江南的春天如约而至。
萧军的社会活动多起来，少有在家的时候。一些刊物向我们拉稿，发表作品再也不用鲁迅先生推荐。我想从容地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王亚明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我想写写那双手的故事。铺开稿纸，细细写来十分顺畅。
萧军穿着我给他新买的那件米色风衣，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边脱衣服边埋怨最近老是被几家杂志主编拉去参加各种活动，写得少了。听得出，他嘴里虽有烦言，但还是十分享受人前的风光。他接着告诉我《作家》即将创刊，主编孟十还邀我们过些天到杭州游玩。
傍晚，我和萧军带上肉馅到大陆新村包饺子。胡风正好也在，萧军上楼跟聊天去了，二楼不时传来鲁迅先生那爽朗的笑声。我和许先生站在长桌旁忙碌着。她切韭菜，调肉馅，我擀着饺子皮儿。韭菜买多了，我准备再煎几个韭菜合子，给大家尝尝。
“你也太能干了，写文章、裁衣服、做饭，样样精通。”许先生说。
我有些脸红：“哪里！以前什么也不会，离家之后，生活一逼就都会了！”
“想想你走过的路，真是不容易！”
“许先生在北平、天津求学，不一样也经历了许多磨难？”
“跟你比，那算得了什么。”
许先生刚说完，海婴跑过来，拿起一张饺子皮儿说“我要做一只船来”，然后到一旁捏面皮去了。许先生小声说别理他。过了一会儿，海婴回到桌旁，将小面船举给我们看。许先生拿眼睛示意我，我们一声不吭地包着饺子。将面船放在桌上，海婴自言自语说“再做一只小鸡来”，又拿走了一张饺子皮儿。我不禁想笑，许先生说要是赞美两句，他会做得更起劲。
“看你气色不太好，写文章累的吧？”过了一会儿，许先生关切地问。
我说倒也不是，就对她说起身上的妇科宿疾。她问我吃药没有，我说服了很久的“中将汤”始终不见好。她于是告诉我“一?二八”的时候，一家三口都病倒了，她疲劳之极患了白带，在医院治了两个多月没什么效果，后来偷偷买了几粒白凤丸服下竟治愈了，至今没有复发，建议我也试试。我不解为何要偷偷地买，她说因为鲁迅先生从来不信中医。后来见到的确有效果，才打破对老方子的成见。光顾着说话，眼看饺子没有包多少，我们赶紧加快了手里的动作。书房又传来鲁迅先生的一阵大笑。
晚饭好了，桌上摆着几个小菜、两大盘饺子，还有一盘切好的韭菜合子。鲁迅先生夹起一个饺子送到嘴里，边咀嚼边点头称赞味道不错，然后催大家赶快尝尝。胡风吃了一个，说这口福他早就领受了。
“哦，是吗？”鲁迅先生面露惊讶。
“去年夏天他俩请我和小屠吃过一回。打那以后小屠就一直感慨萧红是个好主妇。”
“我也这么认为。”许先生放下筷子，“萧军先生真是好福气，可得好好珍惜啰！”
“包饺子是东北女人与生俱来的技能，没什么稀奇。”萧军一脸不以为然。我朝他白了一眼，低头吃着饺子，心想这男人就是如此不会说话。
“做漂亮礼服也是？”许先生笑着问。
萧军尴尬地咧嘴笑。
鲁迅先生将筷子伸向韭菜合子，看着我：“这是？”
我连忙解释：“这叫韭菜合子，一种东北家常面食。一般用韭菜和炒鸡蛋做馅。”
“哦，我尝尝！”他夹起一块送到嘴边。
许先生小声对我说：“周先生欢喜油煎或较硬的食物，但胃肠不好，不敢让他多吃。”
“好吃！好吃！”先生的目光转向老胡，“这个，你没吃过吧？快尝尝！”
“上回只有饺子。我尝尝！”
“你也尝尝。”他又示意许先生。
“她做的时候，我就尝过了。再吃一块。”
见大家吃得香，我很是满足。
这时，鲁迅先生举着筷子，看着许先生：“我再吃一个吗？”
许先生不好意思地笑笑。
“下次再做葱油饼让您尝尝！”我说。
鲁迅先生又夹了一块韭菜合子，正往嘴边送：“哦？比韭菜合子还好吃？”
“那可是她的拿手绝活！”萧军这次似乎懂事儿了。
“是吗？我等着一饱口福！”
海婴来到我身边：“姐姐，陪我搭积木去。”说着，伸手拉我的辫子。
许先生赶忙将儿子拉到怀里，做生气状：“不许胡来！”
“他看你梳辫子，跟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鲁迅先生笑着对我说。
“为什么喜欢她，不喜欢别人？”许先生笑着问。
“她有小辫子！”海婴又伸出了小手。
我站起身拉着他的手，说：“吃好了，走，搭积木去！”
天气很好，满目烟柳，西湖边上到处是踏青的人们。沐浴着和畅的春风，挽着萧军的手臂在断桥上漫步，回想往日的贫寒、饥饿，眼前一切如在梦中。
离开前，我在湖边一家店铺买了一罐白菊花茶和一根精致的白色小竹棍。萧军瞥了一眼小竹棍：“小孩玩的东西，你也稀罕？”我说：“就喜欢！”
回到上海，来到鲁迅先生家，楼里一片寂静。
许先生表情焦灼，接过那罐菊花茶，轻声说：“谢谢！周先生下午突然气喘得很，须藤医生来注射了一针，刚刚睡去。”
我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萧军赶忙说：“让周先生好好休息，我们明天再来，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回家路上，我和萧军都沉默不语。没想到先生身体这么不好，萧军想搬到大陆新村附近，免得他经常给我们写信，而且可以帮帮许先生。我非常赞同，让他明天过来看望的时候，顺便在附近找找，看是否有合适的房子。
第二天上午萧军正准备离开，听见敲门声，我走过去拉开房门，站在门口的竟是程娟。听见她喊“廼莹姐”，萧军闻声赶过来，尴尬地将她让进屋内。
我有些发蒙，拉开一把椅子，淡然说“请坐”，然后沏了杯茶递给她。程娟接过茶杯，说了声“谢谢”，坐在我和萧军对面。萧军的神情极不自然，问她什么时候回上海的。程娟说上个月初带着孩子从哈尔滨回来，住在哥哥家，就在这条街的16号。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孩子？你结婚了？”
她有些诧异，说去年五月在哈尔滨举行的婚礼，当时收到我和萧军的祝福、贺礼十分高兴；并说回东北不久，家里就来信说有哈尔滨的朋友来找，她就知道我们到了上海，去年六月收到萧军的信，得知我们跟她哥哥住在同一条街上。我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努力平静着自己，问孩子都好吧。萧军没话找话地问她在东北住久了，跟孩子是否适应上海的湿冷。
三人一时也找不到更多的话，程娟抿了口茶，说：“今天顺道来看看，隔得这么近，欢迎你俩来坐坐。”放下茶杯，起身准备离开。送至门口，我让萧军送送，他就跟着下楼了。
站在窗前，我的感觉非常不好，眼前浮现出那两次我进屋后，萧军信没写完慌张收场的情景。原来，一到上海，他就背着我找到了程家，打听到程娟在东北的地址，背着我写信，以我们两人的名义送贺礼。每次搬家，他除了写信告诉鲁迅先生，还得告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友。
过了很久，萧军才推门进来。我恼怒地看着他：“怎么那么久？”
“人家要我送她回家，怎么好拒绝？”
“哼，拒绝？求之不得吧！”
“别酸了，她都结婚有孩子了！”
“我可太了解你了！这些对你来说，都不是障碍。”
“你没理智，简直胡搅蛮缠！”
“我没理智？我胡搅蛮缠？在哈尔滨，背着我给她写信；到了上海仍然如此。我赶着给你买布料做衣服，你在家给她写信；我出门买菜的工夫，你也是给她写信。
“萧军，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为什么隔段时间就要伤害我一次？”
“不可理喻，不跟你说了，我看望鲁迅先生去！”
他走到门边，我大声说：“留心北四川路的房子，我要马上搬家！”
萧军一出门就是一整天。
写累了，我放下钢笔已是夜里十点多。他是否看了鲁迅先生之后就找程娟吃饭去了？巨大的不安弥漫在心底。
萧军面色如常地开门进来，说下午胡风也在，鲁迅先生比昨天好多了，须藤医生诊断并无大碍。我的心稍稍放下，问他晚上是否吃了，他回说跟几个朋友吃过了。我直觉他在赤裸裸地撒谎，便装作不经意地问：“都有谁呀？”他支吾说：“孟十还新介绍的几个作家朋友。”见我不作声，愣了一下，“你呢？”
“一直在等你，既然你已经吃了，我就懒得做，也不饿。”
我再次拿起笔。只有面对自己的文字才能平复内心，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两天后，我们一起来到大陆新村。鲁迅先生正躺在书房的躺椅上吸烟，面庞消瘦。我问是否好些，他弹弹烟灰说好多了，转而爱怜地看着我们，问都在忙些什么。萧军一阵脸红，我看了看他没言语。片刻过后，我说等找好房子，也搬到北四川路。
“吃葱油饼就方便了。”他吐了口烟，悠然道。
我感到一丝轻松，跟着笑笑。
午后，萧军又开始收拾自己。洗头，打发蜡，对着镜子梳了又梳，再换上一身崭新的衣服，说：“我出门一趟。”
放下手里的书，我半开玩笑道：“收拾得这么光鲜，去16号吧？”
“想哪儿去了！去趟内山书店。”
“干吗？那么远的路，过些天咱们不就搬过去了吗？”
“买本书，会会朋友。”
昨天从鲁迅先生家出来，离内山书店那么近没想到买书。他的谎言太不高明。我不想再说什么，问他晚上是否回来吃饭。他摇摇头，让我不用等。
“自打程小姐来过，你在家吃晚饭的时候越来越少，衣着打扮倒是越来越讲究。”我还是禁不住“酸”了一句。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呵，还急眼了。别当我是傻子！”
他红着脸，没言语，走到门边，朝我摆摆手：“我走了！”
听着他下楼的脚步声，我换了身衣服，跟了出去。来到街上，只见萧军径直朝16号走去，我远远跟在后边，见他走进弄堂。我等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不一会儿便看见萧军和程娟并排来到街上，直到身影完全消失，我才噙着眼泪往回走。
那一晚，我静静等他回来，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夜深人静，萧军推门进来，面带微笑，边脱外套边问：“还没睡？吃了吗？”
“三郎，我们谈谈。”
他一怔，将衣服挂在衣帽架上。等他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我淡然道：“三郎，我知道下午和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板起面孔，正欲争辩。
“别抵赖了！三郎，你的确是个‘有故事没秘密’的男人。撒谎不是你所擅长。老实说，有时候我宁愿你把谎言说得完美一点。出门前，我说的并不是玩笑话，程小姐来过之后，你自己想想，你在家吃过几顿晚饭？”
他没进屋前，我数百遍地告诫过自己，要平静，不示弱，不流泪，但还是做不到，见他低头不语，我无法掩抑内心的哀怨：“三郎，你知道每晚我是怎么过的吗？
“下午，我跟着你下楼，看见你去了那里。我的玩笑话都没有说错。三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已为人妇、为人母，你俩的交往，对她丈夫、对我，都不道德！”
“我们……只是普通交往，并不涉及其他。”他嗫嚅道。
我没接他的话，平静地说：“为了眼下这份日子，我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你也知道。什么样的苦都吃过，如今刚刚安定，写作上稍微有点起色……三郎，我们应该珍惜，不是吗？”
他低下了头。
“三郎，看着我。”
他抬起头，我盯着他的脸，恳求道：“收收心，到此为止，好吗？”见他不言语，我说，“明天，我跟你一起到北四川路找房子。”
“好吧……”他无可奈何地站起身。
三月下旬，我们搬至北四川路底永乐坊，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大陆新村。萧军还是忙于应酬，基本上不着家，我每天都要到鲁迅先生家看看。
二十三日午后，萧军从外边回来，让我陪他去大陆新村。进到一楼客厅，正好碰见鲁迅先生陪着茅盾从楼上走下来。送走客人，他对我俩说：“咱们上楼。”
鲁迅先生在书桌旁坐下，我好奇地问他在忙什么。他点燃一支烟，拍拍桌上那叠书稿清样，说忙着校对秋白先生的《海上述林》，吐了口烟，感慨道：“真是好文字！”这时，楼下传来许先生的声音：“周先生！”
鲁迅先生起身说有人来。我和萧军跟着一起下楼。客厅里站着一对外国人，各自手捧鲜花，见鲁迅先生走下楼梯，便迎上前献花。鲁迅先生怀抱鲜花跟他们握手交谈，许先生从他手里把花接过来，插在那株万年青的花瓶里，红绿相间格外漂亮。
鲁迅先生指着那个外国女人对我们介绍说：“这是史沫特莱女士，”转而又将我们介绍给对方，“作家萧军、萧红！”
“哦，《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的作者！”史沫特莱面露惊讶，“我正打算将你们的作品介绍到美国。”
“太荣幸了，谢谢您！”我握着她的手说。
周六下午，我一个人再次来到二楼，鲁迅先生仍在伏案校对《海上述林》。我站在门口问：“周先生，周末也不歇歇？”他转过身子，边点头边对我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我十分诧异，心想午后我和萧军不是还来过吗？他起身坐到桌旁的躺椅上，点燃一支烟，自己笑起来，我这才明白他在跟我开玩笑。聊了几句，楼下一片嘈杂，他自语道：“他们来了……”
“三先生一家？”
他点点头，接着眉毛一扬：“三郎呢？晚饭后咱们到融光戏院看电影去！”
“好啊！我喊他去！”
进入四月，鲁迅先生的身体渐渐转好，我的心情也轻松许多。惦记着先生想吃葱油饼，于是买了一点配菜，跟萧军一起来到大陆新村。许先生手里织着毛衣，迎了过来。得知先生在家，萧军径直上楼了。
我将买来烧汤的鸭架还有黄豆芽放在桌上，围上围裙，小声对许先生说上次听了她的推荐，回去就买来白凤丸服了一段时间，这个月到了日子肚子真就不痛了，身体也好了很多，解决了大问题。她听后也为我高兴。
晚饭摆在桌上，每人面前一碗鸭架豆芽汤，中间放着一大盘金黄的葱油饼。海婴举着筷子，皱皱鼻子，大声说：“真香！”
我赶紧夹了一块，放在他面前的盘子里。
“盼了多时，尝尝。”鲁迅先生举着筷子说。
许先生说：“他俩从杭州回来，你正好在病中。口福推迟了些。”
鲁迅先生咬了一口，说：“又香又脆，果然名不虚传！”
放下筷子，喝了一口汤，赞叹汤也别有风味，真是不错。见他表情享受，兴致高涨，我更是高兴。吃完第二块葱油饼，他放下筷子，微笑道：“萧红女士让我对新女性有了新认识，可谓‘坐得书房，下得厨房’！”
萧军嚼着葱油饼跟着笑。我说这算不得什么本事。见我放下筷子，鲁迅先生起身拿来一叠裁成方块的纸分给我们擦手。我拿在手里一看，竟是他的手稿，惊讶道：“这怎么可以？”
“去年，你们来信说我的《死魂灵》译稿包了油条，景宋很生气，我倒不以为稀奇。自己也用来擦桌子。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他毫不在意地说。
“周先生十分不看重这些。自你们来信后，我就留心保存了一些。”许先生有些无奈。
我说：“这手稿本身就是艺术品，真应该保存好。”
鲁迅先生不以为然地说：“过奖了，没什么价值。”
十三号那天是周一。
黄昏，鲁迅先生又带我们去上海大戏院看电影。他吸着烟嘴，跟萧军并排走在前面；我挽着许先生跟在后边。前晚我们在光陆戏院看了《铁血将军》，我对许先生说，今天周一，周先生难得放下手里的工作出来放松。她说除了周末看看电影，鲁迅先生平时极其舍不得花时间休息，但今晚的电影他却期待了很久，连海婴也不愿带上。我诧异地问是什么片子。
“《夏伯阳》！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片。”许先生说。
上海大戏院快到了，萧军扭头看了我一眼。
我有所会意加快脚步，径直朝售票窗口走去，许先生也疾步跟了上来。萧军见状急切地说：“这次由我们买票吧，老作家请十次客，青年作家也该请一次了！”
鲁迅先生马上说：“等老作家请完十次，青年作家再请！”
萧军一时语塞，许先生已赶到我前面买好了票。我非常过意不去，对鲁迅先生说：“每次看电影都是许先生买票，实在过意不去！”他微笑道：“谁叫我的稿费拿得比你们多。”
我们坐在楼上第一排。正片之前的新闻片，正在放映苏联军民在红场欢庆“五一节”的场景。
鲁迅先生轻声感慨：“这个，我怕看不到了……”
9
下着小雨，到处弥漫着一股霉味。
萧军应酬饭局去了，我的心情一如这阴暗潮湿的天气，郁郁的，正想找个人说说话，白朗来看我。问起他们还有舒群的近况，她说最困难的时候总算挺过去了。自从罗烽、舒群接上了组织并加入“左联”，文章有了出路，生活安定多了，她自己准备过段时间辞掉打字员的工作安心写作。我很是为她高兴，说前几天还读到罗烽发表在《作家》创刊号上的文章。白朗告诉我大家看了同期上的《手》都说写得真好。我感叹回想起哈尔滨的生活真是亲切，她也说一想起关外的亲人就想哭。
“不知什么时候能回去看看。”白朗自言自语道。
沉默了一会儿，她告诉我舒群的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下个月在《文学》上重点推出，让我和萧军关注一下。
“那可真不容易！”我说。
白朗说：“来上海的东北作家越来越多，大家都以‘二萧’为荣。”
我说自己和萧军不过先行一步罢了，且有幸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大家一起努力，东北作家作为一个群体不用多久会更加引人注目。她点点头，说三十号晚上几个东北老乡想请我和萧军在一起聚聚。我答应一定去，看看窗外，雨停了，天色已暗，便说：“莉，光顾着说话，咱姐俩吃点东西去！”
来到老靶子路的茶食店门口，我告诉她鲁迅先生一家跟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白朗好奇地跟着走进店里。顾客不多，我俩随意选了一个座位坐下来。点好东西，我将菜单递给站在一旁的女招待，无意中朝左前方靠门边的座位瞟了一眼，只见程娟正坐在鲁迅先生上次坐的那个位置上。由于靠背的遮挡，只能看清她的半张脸，坐在她对面的那个人，则完全看不见。女招待送上两杯咖啡，我心不在焉地品着。程娟对面的那人将一包东西推到她面前，接着，便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这是你要的二十元钱，收好！”程娟收好钱说了声“谢谢”。
“回哈尔滨的日子定了？”对方问。
“定好了，五月一号就走。”
白朗循着声音扭头看了看：“好像听见三郎在跟人说话。”
我极力掩饰内心的慌乱：“你听错了，他今晚在法租界。”
“哦！”
女招待将两份牛排和意大利面放在我们面前。
我催促道：“莉，一定饿了，吃吧！”
我边吃边心神不宁地跟白朗说着话，注意到另一个女招待朝程娟的座位走去，将手里的单据和找零交给了她对面的那个人。片刻过后，程娟起身穿好衣服，拎着手袋朝门口走去，跟在身后的果然是萧军！他大步上前，拉开店门，两人很快消失在门外。
我无法形容跟白朗吃这顿饭的心情。她发觉了我的异样，关心地问怎么了，我掩饰说没什么。分手后，回到住处脱去外套，正往衣帽架上挂，萧军推门进来。我冷冷看了他一眼，他走到衣帽架前，边脱外套边问：“你也出门了？”
我没理他，走到桌旁，拧亮台灯，努力平静着自己，问：“你不是在法租界吃饭吗？”
“是啊！”
“都跟谁呀？又是新认识的朋友？”
“怎么？跟熟人吃个饭，出门前作了请示，回来还得汇报？”
“萧军，你一个大老爷们居然撒谎！”我彻底被他激怒，但还是极力控制着自己，压低声音说，“要我告诉你，你跟谁在一起吗？别告诉我，你们是偶然碰见。”
他将外套往衣帽架上一挂：“就是跟她在一起，咋的了？”
“无耻！”
“谁无耻？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万分诧异：“告诉我什么？”
“七月十二号，在东兴顺旅馆。”
“‘爱便爱，不爱便丢开’，是吗？”
他双手抱着脑袋，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语。
“三郎，你是说不爱我了，还是仅仅‘拯救’了我，从来就没有爱过？”
他起身走到我跟前：“对不起，一时气急，话赶话。不是那个意思！”
“我什么都可以忍，但这个忍不了。如果不爱我，就直接对我说。你别太骄傲，我不是你的附庸！”
“你听我说……”
“说什么？说你俩无数次的幽会？”
“她下月一号回哈尔滨，丈夫寄来的钱花光了，跟我借点路费。”
“二十块，出手还真大方！萧军，你才过上几天不愁吃穿的日子。”
他抚着我的双肩，温和下来：“别那么狭隘。我爱的是你，她过几天就走了，我不过尽尽朋友之道。”
他的话不觉化解了我所有的哀怨、恼怒还有屈辱，转身趴在他的肩头啜泣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接过他的手绢，擦擦眼睛：“三郎，你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好不好？”
“你想多了。经历那么多，你应该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些害怕……”我低声说。
“有我，怕什么？”
脱开他的怀抱，眼前是大上海的夜。
“自从咱们的书印出之后，关注的人越多我越害怕。好像一切都不真实。”我茫然望着窗外。
“别胡思乱想。书，是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你不可能明白我的感受。”我说。
午饭后，我正收拾碗筷，见萧军又在梳头换衣服准备出门，便记起晚上东北老乡聚会的事。他埋怨我没有早说，昨天跟几个杂志主编约好下午有个见面会，晚上要一起吃饭，不好不去。他让我一个人去，说过两天我们张罗一次，请舒群、罗烽、白朗聚聚。我迟疑地点点头。临出门他又嘱我一会儿去大陆新村看看。就是萧军不说，我也准备去，两家在一起看电影，还是半个月前的事儿，不知鲁迅先生的身体近来怎样。
因晚上有应酬，洗完头发，我特意收拾了一下，大红颜色的上装，搭配咖啡色格子长裙。许先生正忙着修剪万年青，见我进来愉快地说：“上楼吧，周先生好多了，午睡刚起。”
书房的窗户开着，先生新理了头发，修了胡子，穿着白色棉布褂，正戴着老花镜坐在躺椅上悠闲地翻书。我喜欢他那周正整洁的样子。
我在他斜对面坐下，先生坐起身，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一个白色的烟听，抽出一支纸烟装在象牙烟嘴上，划了根火柴点燃，惬意地抽了一口，将那个白色的听子放了回去，关上抽屉。桌上那个绿色的烟听，让我想起萧军曾对我说过，鲁迅先生备着两种纸烟，绿听子是便宜的，放在桌上，白听子里的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放在抽屉里。来了客人他将那听烟带到楼下，等客人走了又带上楼放回。今天，他把自己当作客人，抽上一支前门，定是遇到了什么可心的事儿。他捏了捏烟嘴上的卷烟：“天气越来越闷，梅雨天要来了。”
我希望他瞅瞅我，注意到我的打扮。我十分得意于上衣那火红的颜色、宽大的袖子还有新奇的式样。吐了口烟，他仍然没朝我身上看。我有些失望，便问：“周先生，我的衣服漂亮吗？”
他这才朝我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我尴尬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说：“裙子颜色配得不对。并非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关键在于搭配。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就不好，放在一起，混浊得很。”吸了口烟，接着说，“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把红上衣也衬得不漂亮了。”
许先生走进来，将果盘放在茶几上，然后在我旁边坐下。鲁迅先生用牙签叉起一小块菠萝放进嘴里，取下老花镜饶有兴致地继续说：“人瘦，不要穿黑衣裳；胖，就不要穿白的。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得穿白鞋子。方格子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好点。胖子要穿竖条子的，显得长……”
这一大段穿衣经从先生嘴里说出来，着实让我感到新奇。尴尬即刻消释了，我半好奇半捣乱地问：“周先生怎么也了解女人穿衣服？”
“看过一些书。”
“什么时候看的？”
他仰头回想着：“大概……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来的书？”
“倒不一定，可能从什么地方抓到，随便看看。”
“看这书做什么？为了追女朋友？”
我就像一个越发胆壮的孩子。他有些窘迫，自顾自吸着烟，没有回答。许先生连忙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
虽然自觉有些放肆，但我知道先生不会见怪。他吐了口烟：“你以前常穿的一双短靴，也不太好。军靴样子，跟你的气质不相宜。”
我立时想起他所说的那双靴子，便说：“那靴子我穿了那么久，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我已经不穿它了。”
“不穿我才说；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我冲他扮了个鬼脸。一缕夕阳照进屋内，先生那张清瘦庄严的脸，在光线里有了明暗，指间的香烟升起一炷细细的烟缕。他面色沉静，若有所思。我觉得，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张男人脸。我不时盯着他看。
男人的好相貌有很多种，只觉得眼前的鲁迅先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本：清峻分明不失随和，犀利深邃而又发散着温煦。房间格外安静，书桌上站着一盏带绿灯罩的台灯；书籍码放整齐，写好的书信、稿子各自分开，用镇纸压着；一方小砚台，一块墨，笔架是一只烧制的粗瓷乌龟，背上有几个洞，毛笔就插在上面。桌上还有一个方形的白瓷烟灰缸，一只茶杯。这夕阳里的静物，让我想象着面前这个男人后半夜坐在桌旁，一直工作到长夜退去曙色渐明的情景。
回过神来，我拢了拢蓬松的头发，说：“晚上有个饭局，一会儿得走了。”
“我给你找根绸条束一束。”说着，许先生起身找来几根各色发带让我挑。挑来挑去，还是觉得米色最适合。许先生朝鲁迅先生瞟了一眼，然后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将那根桃红色的绸带放在我头上，故意提高音量，赞叹道：“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很得意，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不停拿眼睛瞟鲁迅先生，期待他看过来。他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耷拉下眼皮，沉着脸，对许先生说：“不要那样装饰她！”
说完，戴起老花镜接着翻手里的书。许先生赶忙将绸带拿下，脸色通红。三人都不说话，片刻过后，我起身告辞，许先生将我送到一楼。
“周先生生气了？”临出门，我不安地问。
许先生笑笑：“没事儿！北平教书的时候，周先生从不发脾气，一生气，就像刚才那样，将眼皮往下一掠。对海婴偶尔也这样。不要因为这个影响了心情，难得跟朋友在一起高兴高兴。”
一轮半圆的月升在中天。
我远远跟着脚步歪斜的萧军向前走。家在我们相反的方向，我不知道他要到哪里，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只是这样无助地跟着。明天是程娟离开上海的日子，一如三年前她离开哈尔滨，今夜，前边这多情而可怜的人又要醉酒忘归。刚才电车站旁的一幕，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回放。
晚上的聚会，除了舒群、罗烽、白朗，还有戏剧家塞克、俄文翻译家金人、小说家李辉英。大家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一起怀念哈尔滨，憧憬重回白山黑水的那一天。我只是静静听着，对于那块土地，还有那块土地上的人们，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十点多跟白朗分手后，我一个人朝电车站走去，前边的咖啡店里走出一对男女，男的脚步踉跄，右手拿着酒瓶，一仰脖子往嘴里灌了一大口，紧接着那女的上前抢酒瓶，大声说：“三郎，求你别再喝了！”
我一惊，紧走几步，看见两人正是萧军、程娟。我即时想起今天是四月的最后一天。萧军挡住她的手，大声说：“我没醉。你明天走了，我就不喝了。从明天起，我就不再喝酒了，为了你的缘故，这最后一口让我痛痛快快喝了吧！”
说完，将瓶里的酒一饮而尽，随手将空酒瓶掷在路边。程娟搀着他慢慢朝电车站走去。跟在后边，我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白朗刚才坚持要送我到电车站，我庆幸自己执意不让。电车还没到站，他俩站在街边，我站在街树的阴影里。
电车叮叮当当来了，只听程娟说：“三郎，我走了，你多保重。”
不等她说完，萧军一把将她揽进怀里，吻着她的脸。程娟似乎挣扎了一下，两人接着拥吻在一起。直到电车进站，程娟才挣脱怀抱上了电车。孤零零的萧军目送电车远去，愣了一下，跟着往前走。我不自禁地跟在后边。不知走了多久，在一家戏院门口，程娟跟一个年轻人正并排往回走。萧军迅速躲在电线杆后边，我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
程娟对那个年轻人说：“等了很久吧。被一个朋友缠着，好不容易才脱身。刚才话没说完，咱们回老靶子路喝点什么，好好聊聊。”
“好的！”年轻人答应一声，跟着她往前走。经过电线杆时，萧军脚步歪斜地冲到程娟面前，惨厉地狞笑了几声。程娟有些发蒙，随即说：“三郎，听我解释，这是一个朋友的弟弟，他哥哥被抓入狱，他来送行，话没说完我就被你拉了出来……”
不等说完，萧军冲她摆摆手，消失在夜色里。程娟扭头看了一眼，对年轻人说：“我们走。”
寂静无人的长街，我独自留在树影里，如同置身荒野，过了很久才茫然地往回走。我可怜着自己，上天赐予我的快乐总是如此短暂。这个城市此刻让我感到陌生，我不知道该回到哪里。我意识到，对于萧军，爱是最廉价的东西。“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虽然他在四年前就已明确告知，但我仍然怀有期待，今夜却得到了确证。我默默往回走，跟着我的只有头顶那半圆的月。
进门拉开电灯，看着被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家，我蹲在门口号啕大哭。胸中的闷塞有所缓解，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对着墙上孤零零的身影发呆。
萧军推门进来，轻声喊：“廼莹！”
我回身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他扬起右手，正欲挥下，却又停在半空。
愤怒难遏，我大声说：“有种，你打呀！”
“别以为我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大街上将人家有夫之妇抱在怀里接吻！”
“你跟踪我？”
“我才没那么下贱！是上天故意折磨我，偏偏每次都让我撞见。我恨不得自己是个瞎子。”
他一时语塞。我的胸脯剧烈起伏着：“萧军，你有病！”
他恼怒地大声说：“是，我是有病！可我早就告诉过你！”
“告知了，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我，是吗？”我指着他，大声说，“这就是你的逻辑？你说呀！”
“玛丽、王丽、程娟……萧军，你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你当我是木偶？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能扛？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停顿片刻，我继续说，“我受够了，如果早知道跟你在一起，真的要忍受这无休无止的折磨，我宁愿死在一九三二年的大水里！”
他低头站在那里不说话。
“说呀！你这个伪君子！”我揶揄道，“对不起，我说错了！萧军，你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虚伪，更不是君子。对一个热爱你的可怜女人，都伤害得坦坦荡荡。你太野蛮！我宁愿你是个能守住自己秘密的伪君子！”
我切实感受到了什么是心痛，双手抚着胸口，趴在被垛上放声大哭。
10
五月是冷战之月。
每天两人一言不发地吃完早饭，萧军便披挂出门了。我一个人剩在这无尽的梅雨天里。天空中飘着细密的雨丝，无边无际，犹如我的烦恼与哀怨。这完全有别于东北的雨，绵长得如同折磨。我写下一首首《苦杯》，往往一首还没有写完，便禁不住掷笔恸哭，字迹被泪水浸渍、漫漶……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泪到眼边流回去，
流着回去浸食我的心吧！
哭又有什么用！
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
哭也是无足轻重。
半个月过去了，早晨做了几个小菜，盛上稀饭，摆好筷子。萧军在穿衣镜前忙碌着，穿好衣服，梳好头发，朝饭桌看了一眼，径直走了。我一个人扒着稀饭，眼泪滴在碗里。
桌上堆着他的一篇小说草稿，拿起来翻翻，怨恨早已消释，心疼他太忙，我坐下来开始替他抄录、整理。白朗来看我，看着桌上的抄稿和原稿，不解地问：“替萧军抄稿子？”
“他应酬多，小说完成了来不及整理，我就替他边抄边整理。”
“廼莹，大家都认为你是很有前途的作家，时间宝贵，你不能做这样的牺牲。”
“牺牲点时间和精力倒没什么，只要值得！”话没说完，眼泪就上来了。
“怎么了？半月不见，你憔悴了许多，脸色也不好。身体不舒服？”白朗诧异地问。
我扭头擦掉眼泪，挤出一丝笑容：“没什么。”
“廼莹，有什么不愉快，说出来好受点。”
我怕她再问，哽咽道：“莉，真的没什么。都已经过去了。”
她不再问。沉默了一会儿，我强作笑颜，问：“你们都好吗？”
“我们都挺好！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反响不错，文章出路很好。罗烽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两天前我把打字员的工作也辞掉了，在家里专心写作。”
“真好！”我欣喜地说。
白朗拉着我的手：“我们倒是放心不下你。”
我低声哽咽道：“莉，真的没什么事儿。”
白朗叹了口气：“唉，问你也没用，太了解你了，一贯心里有事一个人心里苦着，从不对别人说。”
见我不言语，她起身说：“对自己好一点！我走了，你多保重！”
一听说她要走，我又拉着她的手，急切地说：“莉，陪我多坐一会儿！”
她又坐了下来。即便不说话，有白朗在，我便感到自己并不孤独。只是，跟萧军的关系是我讳莫如深的心痛，真的无法说出口。我们在一起吃了午饭，分手后我又想起很久没见到鲁迅先生，便朝大陆新村走去。
许先生十分憔悴，告诉我鲁迅先生病了，喘得厉害。跟着她一起上楼看看，在二楼楼梯口就能听见他那急促沉重，如同风箱般的喘气声。进到书房只见他闭眼坐在躺椅上，自然垂放着两手，眉头紧皱，面色十分晦暗，胸部一起一落。他微微睁开眼睛，轻声说：“来了！”我“嗯”了一声，心里十分难过。
“不小心……着了凉……喘气儿困难。”他断断续续地说。
见他说话吃力，许先生轻声告诉我，鲁迅先生昨天到三楼藏书室找书，那屋子长年没人住特别凉，出来后气喘的老毛病就犯了。海婴朝楼上跑来，楼梯踩得“咚咚”直响，边跑边喊：“妈妈，我要买铅笔、皮球，还要吃花生糖……”
许先生大惊，在楼梯口一把拉住儿子，我跟着下到一楼。
她将海婴拽到一边告诉他爸爸病了。那孩子稚气地看着妈妈，小声说要吃花生糖，还有牛奶糖。许先生拿出一张纸币递给站在一旁的女佣，叮嘱不能由着他多买。
客厅安静下来。许先生问：“大半个月不见，你和萧军都好吗？”
我不由眼睛一热，低声说都好。她接着说我的气色比半个月前差多了，问是否身上不舒服。我勉强笑笑，说一直在坚持服白凤丸，好着呢。她说鲁迅先生常惦记着我，三号那天回答斯诺的提问，特意强调“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我噙着眼泪说：“周先生太抬举我了。”
“他一直非常看好你。好好写！”
我十分难过，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多月来，我一个字也没写。萧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主宰了我的生活，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一个女人的“弱”！
进入六月，晴天多起来。
鲁迅先生的病却越发沉重，许先生说他坚持了几十年的日记也不得不中断了。怕打扰他休息，我不敢上楼。跟萧军的冷战在不断升级，争吵完毕，他可以一走了之，依旧风光人前，而我，大陆新村是唯一的去处。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了暴风雨，
让我怎样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写完两首《苦杯》，情绪更加低落，记不清度过了多少这样的日子。江南已经“出梅”，但窗外那灿烂的阳光，却难以驱走我心头的阴郁。我的生命就在伤感与哀怨中一天天空耗。天热起来了，鲁迅先生家客厅的门窗都开着，门外小小的花园里，夹竹桃在阳光下盛开，一只麻雀停在上面，叫了两声又飞走了。海婴和小伙伴们叽叽喳喳玩耍着。
胡风和黄源从后门走进来，许先生准备给两人沏茶，我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暖瓶，楼上传来鲁迅先生跟须藤医生的日语交谈。
接过我递给的茶杯，胡风看着许先生问：“周先生好点了吗？”
“还是老样子。”许先生说着，眼里满是泪水。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流眼泪。她掏出手绢，按着鼻子不让自己哭出来。
“周先生又不大好？”黄源表情凝重地低声问。
许先生努力克制着自己：“没有，是我心窄。”
“景宋……”
楼上传来鲁迅先生虚弱的喊声。擦干眼泪，许先生连忙上楼。胡风、黄源和我站在那里低头不语。一会儿，许先生拎着须藤医生的药箱跟在老医生身后从楼上下来。我们三人还有两个女佣站在楼梯旁，敬重地看着日本老医生从面前走过，对他寄予着重大期望，期待先生经他之手，能够迅速好起来。
须藤医生站在门口从许先生手里接过药箱：“周先生必须静养，不能工作。”
许先生虔诚地点点头，然后做了一个手势：“送您到门外。”
胡风、黄源也离开了，许先生屋里屋外忙碌着。海婴在门口搭积木，来了两个小伙伴，他放下积木说有好东西给他们看，起身从客厅捧出一只纸盒，打开后骄傲地说：“你们看！”
纸盒里装着一堆黄色的小药瓶，海婴神气道：“你们有吗？”见另外两个孩子露出艳羡的表情，他拍着手大声说，“没有吧，没有吧！”
许先生冲过来，制止道：“不许喊！”
海婴赶忙收声，一脸无辜地看着妈妈。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一天下午，黄源请我在老靶子路喝茶。
坐下后，他极力称赞《手》是一篇才情卓越的小说，可以看出我的写作在走向精致成熟，并问近期是否有新作问世，《文学》非常愿意刊登。我窘迫地说最近什么也没有写，但我知道他今天并非为了向我约稿。果然，品了一口咖啡，他欲言又止，但还是说了出来：“约你出来，有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
“河清兄，有什么话就直说，不用客套。”
“你跟萧军之间无论发生了什么，是你俩的私事，作为朋友不便过问。不过，我、鲁迅先生、许先生、胡风都看在眼里，很为你着急，更为你惋惜。你已成名，应该有更多作品问世，取得更大成就。每天这样苦闷、抑郁，浪费了大好时光，甚至……”黄源迟疑了一下，“打扰了周围人的生活。”
我鼻子一酸，低声说：“河清，谢谢你的好意。这些天我也意识到自己长时间待在周先生家，打扰了许先生。”
“她忙着照顾鲁迅先生，又要陪客，实在不能兼顾。”他说，“有件事她一直不让我告诉你。”
“什么事？”
“其实，鲁迅先生这次伤风就因为前天中午，她陪你在客厅说话，忘了上楼关窗户，鲁迅先生午睡着凉，伤风刚刚好又犯了。”
我惭愧极了。其实，在大陆新村并不需要许先生陪我，我只想有个地方待待。一个人在家，我便在抑郁与哀伤里沉落难以自拔，而在许先生面前，我也没法将自己跟萧军的矛盾说出来，她和鲁迅先生从不打听别人的隐私，即便是最熟识的朋友，除非是自己说出来。我能想象自己带给许先生的困扰，噙着眼泪说：“真是惭愧……”
“也不要过于自责，许先生也能理解你。”
我哽咽道：“在上海文坛，虽然‘二萧’并称，但我终究是个女人，周围的朋友都以萧军为交际核心，茫茫大上海除了周先生家，我又能去哪里？事实上，看见周先生的样子，我心里更难受！”
黄源说萧军这一个多月，每每见到也是垂头丧气。他觉得我们与其在一起相互消耗，倒不如分开一段时间，有了距离，心态或许有所改变，此前放不下的，也许就慢慢放下了。我自己也不是没有这样想过，但能去哪里？黄源建议可以考虑去东京。见我满脸疑虑，他解释说，东京距离上海不算太远，生活费用也贵不了多少，但环境幽静，既可以休养也可以专心读书写作，还可以学日文。一旦掌握了日语，日本出版业发达，很方便就能读到一些外国的文学作品，视野也会变得开阔。之所以是东京，还因为他的妻子桦姐正在那里，我去了有个照应，不会太寂寞。他说桦姐去了不到一年就能翻译一些短文，跟鲁迅先生也有合作。
黄源的话让我十分心动。从咖啡店出来，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北四川路上，心想再这样下去，周围朋友都会厌烦。如今稿子不愁出路，我的写作却全然荒废。我得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任何人都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是时候调整自己了。
那个家，虽然不愿意待，但还是得回去。很意外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寄自日本的信。以为自己看错了，拆开一看竟是秀珂写来的。他告诉我正在东京念书，并说了一些别后的情形，拿着信笺的手在颤抖，一晃分别五年了，很想见见他。
晚饭后，一个人静下来读小说。似乎很久没有看书了，白天的经历让我沉静了许多，看书真是一种享受。萧军回来后，我说了去东京的想法，不想再计较谁对谁错，只想分开一段时间各自调整一下，重新开始。他点头赞成，片刻后也有些动容，说近期过得太浮躁，也准备离开上海去青岛待上一段时间。
我们很快商量好，他去青岛两个月，我去东京一年，到时候再在上海重聚。可能因为即将要来的分别，夜里，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冷战终于有所缓和。
第二天我正在给秀珂回信，萧军进门拿出一包钱对我说，刚从书店结算回《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代售款三百元。我们离开上海的旅费和生活费也有了着落。我去的地方远，他让我多带些。
一周后就要离开了。我找到一家裁缝店定做了两件旗袍。自上次跟黄源谈过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大陆新村，走在大街上，想去看看。我的心情好多了，也不会影响许先生。进到客厅，她笑容满面地招呼着我。
“周先生……”
不等我说完，她便面带喜悦地说：“这两天好多了！刚才还念叨你呢。”
一个月没见过鲁迅先生了。轻轻上楼，我内心莫名怯怯的。他刚刚理了头发，面色比较红润，披着一块大毛巾坐在躺椅上，指间燃着一支香烟，见我进屋，轻松招呼道：“来了！”
不知为何，我拘谨不安起来，不知该站在哪里，也不知该坐在哪里，呆呆立在一旁。许先生端进两杯绿茶，放在桌上，对我说：“喝茶。”
我似乎没听见她的话，只是局促地盯着鲁迅先生，像是第一次见他。
“坐呀！”他慈祥地看着我，指着躺椅旁的凳子说。
我这才坐下来。他朝我脸上看了一眼：“瘦了。这样瘦，不成的，多吃点。”
我慢慢找回往日的感觉：“多吃就胖了，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
他爽朗地笑了，我完全松弛下来，说了去东京的行程。鲁迅和许先生面露惊讶。片刻后，鲁迅先生说：“到国外看看也好。东京不像上海这样浮躁，对写作有好处。”
“走之前，我们给你饯饯行。”许先生说。
几天后，我穿着新做的旗袍再次来到大陆新村，辫子也剪掉了，烫了卷发。担心鲁迅先生会批评我的新样子，不免忐忑，随即想到，即便不满意，他今晚也不会说。
许先生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解掉围裙在桌旁坐下。鲁迅先生拿着一瓶白酒，商量道：“喝点酒？”见许先生点了一下头，他拧开瓶盖，边给我们斟酒边说，“小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叮嘱我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酒，从来没醉过。”
我低声说：“真孝顺！”
三个人轻松地喝酒聊天。鲁迅先生饶有兴致地说起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些往事，虽然在他的文章里读到过一些，但听他亲自说更觉亲切。饭后，许先生对我说：“后天就要离开了，周先生有些事情要提醒你，你上楼坐一会儿。”
海婴好奇地问：“姐姐要去哪里？”听妈妈回答说日本，他便说，“没人陪我搭房子了。”
鲁迅和许先生笑起来。我的眼睛有些酸楚，说：“姐姐现在就陪你搭房子。”
他答应一声“好哇”，赶紧去搬积木。玩了一会儿，许先生便让女佣照顾海婴洗漱。她跟我一起来到二楼。
鲁迅先生坐在书房的躺椅上，静默了一会儿，抽出夹在腋下的温度计，许先生接过来，拿到台灯下，说：“三十八度五分。”接着，看了一眼腕表说刚好九点。甩了甩温度计，收好，对我说：“虽然好了一些，但热度始终不退。”
“倒也没什么大碍。”鲁迅先生吸了口烟，轻松地说。
这时，海婴牵着女佣的手从门口经过，冲鲁迅先生大声说：“爸爸，明朝会！”
“明朝会，明朝会！”鲁迅先生一脸慈祥地看着儿子。
整栋楼安静了下来，他吐了口烟，对我说：“到了日本，每到一个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自己，跟着的茶房，往往会慌张地喊‘验病的来啦’，别慌张，配合对方，大大方方地应对就是……”
我专心地听他叮嘱过海关，还有在日本生活应注意的细节，眼泪在眼眶里不停打转，祈祷等我一年后回来，先生已经彻底健康起来，不再咳嗽，不再低烧，再尝尝我做的韭菜合子、葱油饼。
次日晚，黄源请我和萧军吃饭。从饭店出来，萧军提议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在照相馆里，萧军居中，两手搭在我和黄源肩上，摄影师按下快门。
我无从想见，数月后我们三人的命运，会以那样的方式牵连在一起。
11
七月十七日下午，客轮缓缓离岸。
码头上密密麻麻地站着送行的人们。那一只只挥舞的手臂，不一会儿便在我眼前模糊一片。上海固然是异乡，但此行的目的地却是与祖国关系日趋紧张的异国。此刻，站在岸上的那个人让我又爱又怨，如果不自欺，自己这一个人从异乡远赴异国的旅程不过是一种逃避，一种无法面对的面对，是以难以想象的大寂寞，驱赶眼下的郁闷与心痛。
船头犁开宽阔海面，驶向大海深处。强劲湿热的海风吹干了脸上的泪水，困乏与感伤潮水般袭来。回到客舱，胃肠开始翻搅，捂住嘴，干呕几声，赶紧服下晕船粉，躺在铺位上。黄昏时分，一个人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湛蓝的海面一点点变成黑蓝。我想，如果自己被放置在这四顾茫茫的一片大水上该如何渡过？立时想起很多：东兴顺旅馆逃出的那个早晨，三郎牵马送我去医院的那个黄昏，还有前不久跟在萧军身后的那个月夜……
离开上海，原本为了忘掉这一切，包括萧军，然而，仅仅几个小时的分离，我就开始想他了。那些伤害随着这条船的远离渐渐模糊、淡化，不值一提，内心弥漫着悠远绵长的思念，在心底默念着“三郎”。时间和空间具有多么不可思议的魔力，此刻，内心因思念而生出的倾诉冲动，彻底扫除了所有的哀怨和郁闷。
桦姐带着跟她同住的沈女士来码头接我。在趜町区富士见町她已替我租好住处。一间六张席的居室，位于二楼，十分规整，地板上铺着干净素雅的草席。房东是位中年妇女，有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隔壁住着她婆婆。屋子稍稍布置便是一个温馨的小家，简单洁净。感叹萧军没跟着一起来，如果见到这如同画中一般的小屋，他定会孩子气地在席子上打个滚。寂静的夜，趴在小桌旁给萧军写信报平安。我更关心他的状况，一开头便急切地问：身体怎么样？吃得舒服吗？睡得好吗？
向房东打听了一下，秀珂住的地方离我很近，赶忙去信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本来可以让桦姐带我直接去找，但考虑到跟弟弟已不是一个国度的人，直接见面怕给他带去不便，于是写信约在第三天下午六点，在一家饭馆见面。那天，我特意穿上那件红上衣，不到五点就等在饭馆里，然而七点过了仍不见秀珂来。我只好失望地离开，心想他可能来过，怕是没认出自己。
第二天，我找到他所在的神田町住处，一个穿着灰色大袖子上衣的老太太告诉我秀珂月初就离开了。他住的那间屋子放着竹帘，里边静悄悄的，好像有人在里边睡午觉。
几个月后，秀珂在上海告诉我，那天他就在竹帘后边，只因当时正被日本刑事盯上不敢见我。
东京全然是别人的城市。
四周一片寂静，我坐在席子上，呆呆地注视着窗外。不绝于耳的木屐声，时刻提醒着我身处异国。桦姐每天忙着到图书馆查资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想到街上走走却又不认识路，也没法与人交流。到书铺看看，满屋子的日文书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心情一坏，满街的木屐声也让我生烦，感到自己就像是独自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比跟萧军初到上海时还要难受。那时，毕竟有他陪在身边，每天还有鲁迅先生的信值得期待。整整十天，不见萧军寄来只言片语，给他写信的热情也减弱了。听不见他那“咚咚”上楼的脚步声，于我，是莫大的缺憾。
落寞与沮丧难以排遣，能做的还是写信。写了个字，却发现笔胆里没有墨水，将笔尖伸入墨水瓶中，努力了几次，墨水就是进不了笔胆。最后一次，原以为墨水已经吸入，然而拧上笔杆，又从笔尖淌了出来，手上、纸上满处都是。烦躁地团起被墨水弄脏的信笺扔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写给萧军的第一句话便是：
“三郎，现在，我很难过，非常想哭……”
终于有了萧军的消息，信中说八月初到了青岛，在山东大学任教的友人周学普回南方了，他就住在周的单身教员宿舍里，开始了新的写作计划。我也渐渐熬过最初的枯寂，而振作自己的最好方式便是写作。我开始写点小文章，身处异国的孤寂慢慢消释，只是一个人的时候竟也学会了抽烟。得知萧军在青岛的情形很不错，我不甘示弱，回信说了自己近期的写作计划。给国内的编辑已寄了一个短篇小说，两篇散文，往后就不写这些零碎了，我要写长篇的东西！我嘱他每天吃两个鸡蛋补充营养，他回信说已“遵命”。我为此十分高兴。他故意描述在青岛的种种幸福，我调侃说：“不用羡慕你，明年阿拉自己也到青岛去享清福，把你遣到日本岛上来。”
一个月后，我有了上街逛逛的兴致，虽然不过三五里，但已是很大的进步。神保町书铺很多，街市热闹非凡，然而一个人走在街上，还是兴味全无，似乎一切都与己无涉，一无所获地又沿着原路走了回来，边走边感受着东京与国内都市的差异。然而，看见那条被污染的黑色河流，停靠在岸边的破旧木船，还有船上衣衫褴褛的女人和孩子，便想起上海的徐家汇。当晚给萧军写信说说内心感受，惦记着他的小伤风，怕他大意，催他赶快吃点阿司匹林，而想到他在青岛的生活起居，我特意提醒道：
现在我庄严地告诉你两件事，在你看到之后，一定要在回信上写明！首先：买个软枕头，见信后就去买！硬枕头损害脑神经。你若嫌麻烦，来信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了给你寄去。其次：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单子，有毛的那种，就像我带来日本的那样，不过应该还要厚一点。你若懒得去商店，也来信告诉我，为你寄去。
信发出了，我心里才安稳，第二天自己却病倒了。一连数天低烧，浑身骨节酸痛，一点精神也没有。一个人躺在屋子里，盼着能收到一封萧军的信，却落空了。窗外的雨更让人平添孤寂，无以排解，便点上一支烟，抽起来。
桦姐来看我，问我一个月来的感受，我说刚开始十多天实在孤寂难熬，现在好多了，开始为国内的一些刊物写稿。她说一般都这样，适应之后读书、写作会很有效率。听说我在这里计划待上一年，她便建议最好学学日语，附近就有一家东亚补习学校，专门针对中国人培训日语。学习日语不仅可以让每天的生活更加充实，而且熟悉了语言，活动范围也会扩大，生活不至于那么孤寂。我有些心动，准备过两天就去报名。
桦姐接着告诉我，她在这里的开销都由黄源支持，最近他老父病重，经济出了状况，没法支持下去，她已定好二十七号的船票回上海。我大吃一惊，心想马上一个熟人也没有了。见小桌上阿司匹林的药瓶，她惊讶地问：“你生病了？”
我说没什么，前些天可能水土不服，身子不舒服，这两天又有些发烧，吃了两片阿司匹林也不见好。她郑重告诉我可不能生病，虽然来东京一年多，找医生看病她也不行。愣了一下，她说自己有个朋友是女医学生，明天带我去找她，领着检查一下，过两天她一走我更为难。
心怀感激地送走桦姐，回到小桌旁，听着窗外的雨声，心情茫然。多日后萧军了解到我的苦境，回信说：“如果坚持不住，就别太逞强，早点‘滚’回来吧。”他不知道我早已沉浸在《家族以外的人》的创作中，在写记忆中的有二伯。长时间不动笔，在东京我却找到了写作的快感，每天写满十页稿纸，一连写了五天。这部《生死场》之后最长的小说令我十分满意。收拾好稿子，点燃一支烟，给萧军回信时轻松调侃道：
“你要我滚回去，是想我了吗？我可不想你，我要在日本住十年！”
九月十一日到东亚补习学校报名、缴费，领了教材，四天后开始上课，时间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让我满怀憧憬。次日一早却被房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将纸门拉开一条缝，只见她身后跟着一高一矮两个身穿制服的刑事，房东说他们要找我谈谈。不知发生了什么，我努力镇定自己，请房东转告我还没有起床，让他们下楼等等。房东转身交涉着，高个子刑事表情坚决地摇摇头，房东对我说他们现在就要问我一些问题，而且要检查房间。压抑着愤怒，我请他们稍等，让我穿好衣服。
一进门，高个子就收了我的护照。我站在一旁看着两个神情倨傲的日本男人，在小屋里四处翻找。秀珂一定也遭遇了这些。翻完之后，高个子又对我讯问一番，诸如为何来东京，什么时候离开之类。想起鲁迅先生叮嘱的话，我沉着应对着。他俩对视了一下，扬长而去。小屋凌乱不堪，到处是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书籍、手稿、衣物。我骂了句“王八蛋”，然后坐下来抽支烟解解气。
不知类似的骚扰还会不会有，如果他们再来，我就只能回国。因为这个上火了，喉咙很痛。桦姐走了，跟她同住的沈女士也搬到了郊外，周围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只要开始写作，有没有熟人也无所谓，但是来这么一遭，我那刚刚安稳的心又乱起来。想到来这里是为了创作，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它，于是告诫自己心境不能乱。
刑事走后，房东送来一封萧军的回信，他当真以为我待不下去了，等着我去青岛，然后两人一起回上海。夜里回信的时候，心情已然安妥，说了早晨的情形，虽然心情被来自这个国家的不友好弄得特别坏，但还是决定忍耐一段时间再说，青岛我是不会去了，让他不必等。
东亚学校开学了，刑事再也没有来。
傍晚，抱着书本回到住处，窗台上放着一盒用花纸包好的方糖，还有一盆菊花，上边吊着一张小卡片，用中文写着：“祝张女士心情愉快！”拉开房门，草席上躺着一封萧军的信，心情立时大好，将书本和信放在小桌上，然后将窗台上的礼物搬进来。
入夜，四周寂静无声，坐在桌旁，点燃一支纸烟，愉快地看着窗外。纸烟燃尽，提笔回复萧军这寄自青岛的最后一封信，除了跟他分享乘坐高架电车的感受，还抒发了对东京的喜爱：
我很爱夜，这里的夜，非常沉静，每夜我要醒几次的，每次醒来，总是立刻又昏昏睡去，特别安静，又特别舒适。早晨也是好的，阳光还没晒到我的窗上，我就起来了，想想什么，或是吃点什么。这三两天之内，我的心又安然下来了。什么人什么命，吓了一下，不在乎了。
十月中旬萧军回到上海后又来信劝我回国，我说现在很平安，不愿意来回乱跑。朋友们不断给我寄来书报杂志和约稿信，《家族以外的人》在《作家》上分两期登了出来，孟十还来信说读者反响很不错。除了约稿，黄源还寄给我一本上个月由生活书店隆重推出的《东北作家近作集》。在异国他乡读着舒群、罗烽、白朗、塞克等八位老乡的作品倍觉亲切，同时感到这是东北作家在上海的一次集体亮相。
除了他们，黄源介绍说在《文学》发表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的端木蕻良，来自辽宁昌图，近来势头也很好。那篇小说，上个月读的时候印象较深，那个名字怪怪的作者竟也是东北人。萧军告诉我，黄田和淑奇也即将带着孩子来上海，我想象“小蒙古”到上海后定会缠着萧军问我的情况。由他们俩，我也想起当年教我们的俄文先生，特意让萧军问问。看电影的时候，银幕上居然出现了北四川路和施高塔路，那一刻我既激动又不安，给萧军写信说“我想到了病老而且又在奔波里的人了”，心里祈祷着鲁迅先生能完全好起来。
下午，购物归来又收到了萧军的信。
放下手里的袋子，心情十分轻松，开始收拾布置房间。在西墙挂上一幅镶有镜框的小画片，小方桌上放着一瓶红酒、两只金色的高脚酒杯。试试新买的衣服，西装上衣，毛线裙子，都令我十分满意。萧军又劝我回去，可能也是朋友们的主意。秋雨连宵，提笔给他回了一封信：
均：
我这里很平安，绝对不回去了。胃病好了大半，头痛的次数也减少了。我的生活简单，出入很规律，警察跟了些日子，后来也不跟了。所以，还是按照咱俩离开上海前的约定住到明年，暂时不回去了。
想告诉你，我今天，花六元钱买了一套洋装，试穿了一下，非常满意；另外花五元钱买了草褥，折起来可以当沙发。下午将房间收拾装点一下，心情非常愉快。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待在这里。
哦，对了，本地报纸上说，鲁迅先生近期要来东京。你问问先生，是这样吗？如果在东京能见到他，那就太好了！
不跟你多说，我洗澡去了。
次日早晨，雨仍在下。发了信，到住处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早饭，不断有穿着高高木屐的男女走进来。一个嘴里镶金牙的女服务员来回招呼着顾客。放下碗筷，我拿起邻座的一张日文报纸看起来，头版有个醒目的标题：鲁迅的偲。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正文那大块的日文字符里，频频出现汉字“逝世”。我的心跳加速，不安地放下报纸，从小饭馆走出来。雨越下越大，看着伞翅上不住往下流淌的雨水，我茫然问着自己：谁逝世？难道是鲁迅先生？我不敢往下想。木凳似的雨鞋、女服务员的金牙齿、早餐顾客的眼镜、雨伞……不停在眼前错乱呈现。
总有东西拽着我，怎么也进不了房东家的格子门。我有些气恼，玻璃窗后的房东正在瓦斯炉旁切萝卜，放下手里的刀，指着雨伞大声说：“伞……伞……”我这才明白自己雨伞没收就往里走，被门框卡住了。回到小屋，不知为何，一整天都空空落落，心神不宁，书都看不进去，更不用说写文章。只好给萧军写信，好奇地问淑奇的女儿长什么样儿，她那可爱的儿子小明在我们离开哈尔滨不到一年后竟然夭折了。
二十一日早晨，天已放晴，坐在小饭馆里喝稀饭，邻座一个中年女人正拿着一张报纸在看。瞥见日文字符里频繁出现“鲁迅”“逝世”“损失”“陨星”之类的汉字，我的心再也无法安宁。走在大街上，不安裹挟着我。一个熟人也没有，日文看不懂，该问谁呢？沈女士是唯一认识的人，我只能到城外找她。
电车向市郊开去，车上零零落落坐着几个男女，我站在车厢里，脑子里不停闪现报纸上的那几个汉字：鲁迅、逝世、陨星、损失……车窗外的远山、近树，还有人家，一晃而过。车厢里有座位，我无心坐下，恨不得立刻见到沈女士。
沈女士颈上缠着纱布，正蹲在走廊上刷鞋子，见我神色紧张地站在门口，费力地扭动着脖子，招呼道：“啊，来得这样早！请进。”
听我说完，她便自信满满地说：“不可能，鲁迅先生怎么会逝世？”
我的心稍微放松了些：“但愿不是真的，有报纸吗？你日文好，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起身到长桌旁，翻完桌上的报纸，面带歉意地说：“近来病得连报纸也没订。这些都是以前的。”说着，拿了一本日文字典，坐回我身边，指着日文的“偲”字说，“你在报纸上见到的这个‘偲’字，是‘印象’‘面影’的意思。估计是有日本人到上海访问鲁迅后，回来写了印象记之类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
“真的会这样？”
“别担心，一定是这样！”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舒坦多了。下午有日语课，我赶忙起身告辞。在门口换鞋子的时候，沈女士倚着门框，说：“你这个人啊，不要神经质了！我最近在《作家》《中流》上还读到鲁迅先生的文章呢。可见他的身体在复原中。”
“是吗？”
“那还有错。你刚才进屋时的样子，我看都慌张得有点傻了。”
接下来三天是靖国神社的庙会，学校放假。我始终有些神思恍惚，回到家里，草席上放着一张日文报纸，头版赫然刊登着鲁迅先生那形销骨立的遗容，旁边写着一行汉字：鲁迅逝世于十月十九日。扫了一眼报纸，一阵晕眩，鞋子也来不及脱，就坐在席子上号啕大哭起来。
没有开灯，坐在小桌旁一夜啜泣到天明，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嘴唇起了水泡，一块一块被烧破。看看窗外从此再也没有鲁迅的人世，不禁回想起那晚跟他的最后一面。
“到了日本，每到一个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
他的话犹在耳边。我不停想象着海婴十八日夜最后一次站在门口跟爸爸说“明朝会”的情景。
窗外忽然传来烟花的炸裂声，空中弥漫着白色的烟雾。隔壁的老太婆头上束着一条红色的绳子，站在走廊上对着烟花炸裂的方向举起双手，高呼：“万岁！万岁！”
过了一会儿，房东家的小男孩端着一碟寿司站在门口，我接了过来，声音嘶哑地道谢。那孩子看了我一眼，惊恐地转身跑下楼去，除了脚步声，还有碟沿不停碰撞楼梯扶手的声音他被我的样子吓着了。
一闭眼，便是鲁迅先生的遗容。两天后心情稍稍平静，想到这个时候最难过的还是许先生，便写信叮嘱萧军要想个法子好好安慰她，最好的办法就是别让她静下来，多多与她来往，并让他转告许先生，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地哭。真想一步踏回去，没人能理解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胡思乱想的此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跟他们的混在一起。
靖国神社的庙会结束了。
日语课上，教员们喜欢讲一些在他们看来十分有趣的故事，如庙会上那些下女的表现。台下的学生对此十分好奇，不时爆出哄堂大笑。我的心痛难以言说，周围所有人好像都不知道鲁迅先生已经死了。同桌问我三天庙会都玩了些什么，我没心情搭理他。抬头看见黑板上还有几行陈旧的笔迹：鲁迅大骂徐懋庸……引起文坛风波……茅盾出来讲和……
年轻的男教员站在讲台上，看了一眼黑板上的文字，朝我们挥挥手，整间教室顿时安静下来。他朝我和同桌看过来，用汉语提问：“鲁迅这人，你们怎么看？”
我骤然紧张，正在犹豫，面相老成的同桌站起来答道：“先生，鲁迅这人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就是一个骂，而且人格也不好，尖酸刻薄！”
男教员点点头，同桌得意地坐下后，我气愤地朝他瞪了一眼。
“还有人说吗？”
话音未落，一个戴着四角帽的大个子男生站了起来：“我来自‘满洲国’……”
我不禁期待他往下说。
“听说，鲁迅不是反对‘满洲国’吗？”
“嗯。”男教员抬抬肩膀，笑了一下。这时，教室的门被推开，一个小个子女生穿着一套黑衣服站在门口，面带歉意地对他说：“对不起，迟到了。”
“有什么事儿吗？”
“参加鲁迅先生的追悼会回来。”
班上就爆出一阵嘲笑。那女生踮着脚尖，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满洲国”男生继续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只感到一阵彻骨的悲凉。这些麻木的同胞无从了解刚刚逝去的是怎样一个伟大的人。有一天我要写写鲁迅先生的样子，向世人呈现那可触可感的民族魂。
我也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但理性总归是理性，情感上却难以接受，何况鲁迅先生死于一个作家最好的年龄。想到自己和萧军刚到上海，除了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当初那段难熬的时光，就是靠着他给我们不厌其烦地回信支撑着。在那寒冷孤寂的亭子间，捧读先生回信的情形历历在目，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和萧军。每天不经意间回想起跟他在一起的情景，我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多么想像萧军一样，跪在先生床前，握住他那瘦削、没有温度的手，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鲁迅先生一死，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安全感，要萧军尽快寄一百元钱来，起码留足回国的路费心里才踏实。写作完全停止。我无法接受鲁迅先生已然离开我的事实。上海的一些杂志约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不愿勉强自己，也都推却了。
萧军寄给我他刚刚发表的小说《为了爱的缘故》，里边叙述了一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青年，憧憬到磐石参加人民革命军打游击，却在哈尔滨遇到了一个等待拯救的有才华的女子，那青年最终为她放弃了打游击的想法，为此遭到周围人的批评甚至讽刺。小说中的“我”和“芹”对应的显然是萧军和我。他以小说的方式重提那段哈尔滨往事，意在说明，是我导致他选择了并不想要的生活。
看了之后，我心里很不舒服。这篇小说流露出他将对我的拯救，看作不能打游击的唯一原因。芹简直跟幽灵差不多，我都快认不出那是自己。我想到自己跟萧军之间所有矛盾的根源或许就在于，他所说的在“为一个人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上，因我之故，他做出了违心选择。我回信说：“从此，我可就不愿再那样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
整整一个月过去，我才慢慢从鲁迅先生逝世的哀痛里走出。
萧军来信说《商市街》出版后大受欢迎，卖得很好，一个月后就再版了。我倍感振奋，出门买了几张画片回来装饰小屋，让自己换换心情。早晨地震来袭，我还在梦里，只听见房子“格格”地响，壁上的挂钟不停地摇摆。我懵懵懂懂地穿上件衣裳就冲了下去。老太婆好心地来叫我，发现我已经站在楼下，大家相视大笑。
窗外纷纷扬扬下着大雪。生了一个小火盆，架起一口小锅，菜肴在里边咕嘟着。给自己斟上半杯红酒，夹了菜送到嘴里，却无比落寞。于是，放下筷子，站在房门口朝楼下喊了声“太郎”，不一会儿小男孩便跑上楼来。邀他陪我吃晚饭，他朝屋内好奇地看了一眼，欣然接受我的邀请。
晚饭后，收拾好屋子，雪停了，四壁、草席上洒满皎洁清冷的月光。关掉灯，坐在窗前，我默默问自己：
这不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陡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甚至怀疑自己犹在梦中，伸手摸摸桌布，再摸摸身子底下的草席，然后将双手举到眼前。放下双手，朝窗户看去，透着月光的窗棂线条纤细，图案优美。远处，月辉里的房屋和树木清清朗朗。我这才感到自己当下所拥有的一切，都如此真实：在异国，舒适、宁静，没有经济压迫，没有精神苦痛，书卖得很好，文章不愁出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养活自己……这一切，无不预示着我的黄金时代已然到来。我应该为此而满足，但我又马上不满意于眼前的境况这困在笼子里的生活这是困在笼子里的黄金时代。
我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怕失去它。
回首过去，即便已然来到的幸福，也一样让我没有安全感，平安总是那么有限，似乎此刻享用，彼时便不再拥有。我常有潜在的惶恐，我对自己也很无助，似乎什么事情一来到我这里便不对，也不是时候。
我就这样常常陷于对平安的爱与怕之中。想倾诉焦虑，然而把这个写给萧军，又担心会引起他的误解。随手记下了一些短句，准备寄给黄源看看。萧军看了一定又会说我整天就唠叨着寂寞寂寞他一向把我看得很弱。
秀珂不久前才回国，取道东北到了上海，跟萧军住在一起。十二月初，黄源来信说，萧军近期大开酒戒为的是报复我抽烟。我便给他写信说：
均，这就不应该了。你不能跟一个草叶来分胜负。真的，我孤独得如同一张草叶。我们刚到上海时的那种滋味，你是忘记了，而我又重新品尝着。
月中，萧军再次郑重地催我回去，劝我不要迟疑。我解释过多次并没有回去的打算，不知他为何再次重提。于是回信说：“我没有迟疑过，我一直没有回去的意思，以前那不过是说着玩的。至于有一次真想回去，那是外来的原因，而不是我自己的本意。”
坎坎坷坷的一九三六终于过去。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给萧军寄出了几句话，生发感慨的同时，亦报平安：“军：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现在头亦不痛，脚亦不痛，勿劳念念耳！”
失去的已然失去。新的一年别无所求，只求上天赐我安宁。
新年第二天，同时收到萧军和秀珂的来信。秀珂向我描述了他眼中的萧军，赞赏他的豪爽和正义感。萧军则在信中坦承前次催我回国的真正原因他爱上了桦姐。这件事已是朋友圈公开的秘密，大家的一致意见就是让我回去。
了解到这些，我实在无法可想，《家族以外的人》发表后，我曾催萧军代领了稿酬，去买件好点的衣服；半个月前我还叮嘱他：
你的被子比我的还薄，不用说是不合用了。连我的夜里也感到凉。你自己用三块钱去买一张棉花，把你的被子带到淑奇家，请她替你把棉花加进去。如若手头有钱，就到外国店铺里买床新被子，免得劳烦人。我告诉你的话，你一样也不做，虽是小事，就总让我放心不下。
这滥情的男人让我无话可说。那些原本寄给黄源的《沙粒》组诗有了新内容，我不会给任何人看。我的诗永远只写给自己：
今后将不再流泪了，
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
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
我本一无所恋，
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
这烦乱的情绪呀！
我诅咒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