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这就不应该了。你不能跟一个草叶来分胜负。
1
远远便看见停靠在码头上的那只日本客轮，船身漆着三个白色大字：大连丸。
前天从商市街出来，顺着中央大街往南走了一段，为了防人盯梢，我和三郎装作上街买东西，然后来到道里西十五道街，躲进金剑啸的天马广告社。晚上老金、罗烽、白朗为我们饯行，在那里待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们便离开了哈尔滨。到了大连，三郎化名“刘毓竹”，托友人王福临买了两张去青岛的船票。
临上船，王福临拿出一对枣木镟成的小棒槌送给我，然后挥手告别。进入位于船底的三等舱，一股难闻的气味冲过来。整个船舱闹哄哄的，地上到处铺着行李，三三两两衣衫破旧的男女坐在上面吃东西、说话。见左侧有块空地，三郎走过去，将手提箱、柳条箱放在地上，对我说就坐在这里。
我蹲下来，从柳条箱里拿出一张毯子，三郎正准备帮我把毯子铺在地上，一个身穿“满洲国”警察制服，斜挎手枪的中年矮胖男人走过来。身后跟着四个年轻男子，两个穿警察制服，斜挎手枪，两个着便衣，手拿警棍。
“去哪儿？”矮胖警察来到我们跟前，一脸傲慢地问。
三郎扭头看了一眼，迅速立起身，我也跟着站起来。
“去青岛！”三郎有些紧张。
两个便衣立即上前，一个用手捏了捏包袱，另一个打开两个箱子仔细察看着；两个挎枪的警察开始搜查三郎的衣袋。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矮胖警察右手摸着手枪柄，始终狐疑地盯着三郎。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其余四人停了下来退到两旁。矮胖警察走上前：“从哪里来？”
“哈尔滨。”三郎从容答道。
“叫什么名字？在哈尔滨是什么职业？”
“刘毓竹。《国际协报》副刊部办事员。”
对方语速突然加快：“上司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纪？”
三郎愣了一下，冷静应对道：“姓裴，名馨园，大概五十岁。”
“大概？”
矮胖警察圆睁着小眼睛，故意提高了声音，另外四人神情紧张起来，或摸摸手枪柄，或颠颠警棍。我能清晰听见自己的心跳，同时，一种被异族奴役的屈辱油然而生，而眼前肆意刁难我们的却是自己的同胞。三郎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一定能应付这些走狗。他的神情越发镇定：“他去年下半年过的五十岁生日，今年虚岁五十一。”
“去青岛干吗？”矮胖警察瞟了我一眼，“是你什么人？”
“妻子。一起回家！”
“你是山东人？就你这口音骗得了我？”
“不，我们是满洲人。”
“那，去青岛怎么是回家？”
“老父在青岛。”
“在青岛做什么？”
“做买卖！”
“什么买卖？”
“钱庄！”
“什么字号？”
“广发。”
“在青岛哪儿？”
“观象路。”
“为什么要回家？”
“新婚，回家看看老人。”
“新婚？请的长假还是短假？”
“长假！”
“将名片、假单，拿出来看看！”
三郎看了一眼对方伸到面前的那只肥厚的手掌，从容道：“没有！”
“什么也没有？”
“都没有！”
船舱霎时安静下来，船底传来海水冲刷船壳的声音，阳光从轮船左侧圆形舷窗照进来，落在三郎脸上。他淡定地解释自己不过是报社临时聘用的办事员，没有带名片的必要。矮胖警察重新打量着他，目光从面部挪到双脚，又从脚上移到脸上：“仅冲你这双眼睛就不像好人。好人没这样儿的眼睛。”
说完，打了一个手势：“这边来。”
三郎的从容淡定给我些许安慰，可一旦看到警察要带走他，我的心即刻如同擂鼓般咚咚直跳。矮胖警察将他带到右侧舷窗边继续盘问，两个挎枪的制服警察分别站在他身旁；两个便衣站在左侧舷窗边随便问了我几个问题便离开了。回到行李跟前，我紧张注视着三郎那边。矮胖警察要带他到岸上继续讯问。
我的脑子霎时一片空白，随即想到辣椒水、橡皮鞭等折磨人的方式。要死就死在一起，想到这里，我跟在他们后边走了两步。靠近舱门，矮胖警察突然改变了主意，伸出右手，对走在前边的三郎说：“这边来”
他们再次朝行李走来，命令把两个箱子都打开，挎枪警察、持棍便衣又围上来。三郎打开箱子，矮胖警察半蹲下去，仔细检查着每件衬衫每双袜子。箱底的一本空白稿纸，也拿起来逐页翻了一遍。柳条箱一角露出两个苹果，三郎拿起一个旁若无人地啃起来。
“哼，倒开心得很！”一个挎枪警察很不友好地看了他一眼。
矮胖警察最后放下手里的东西，直起身子招呼同伙：“我们走！”四人紧跟其后，走到舱门口，他忽又回头盯着三郎看。身后那个挎枪警察催促道：“大哥，走吧！味道太难闻。一箱子破烂儿，两个穷鬼！”
“那小子，我总觉得不像好人！”矮胖警察恨恨道。
2
轮船航行在夜的海上。白天上船后的那一幕始终盘踞在我的脑海里。甲板上只有我和三郎。双手抓着栏杆，靠在他的怀里，沐着凉凉的海风，闭上眼，十分享受这一刻的安宁。有他在，我什么也不怕。过了很久，问明天什么时候能到，看着黑漆漆的海面，三郎说十一点左右。
渐近正午，一抹青色的山峦和一片红屋顶出现在眼前。我指着远方，高声说：“快看，到了！”三郎朝那片红屋顶看过去，欣喜地说：“总算又回到了祖国，不会再碰到昨天那样的狗骨头。”
轮船向前疾驶，这个名叫青岛的城市越来越近。
舒群来码头接我们，见面后指着身边那位表情沉静、衣着朴素的年轻女子介绍道：“倪青华，我俩在蜜月中！”离开哈尔滨才三个月，他就在这里成了家。
天气好极了，风和日丽，天光澄澈。街道整齐洁净，我很快对这个海滨城市充满好感。舒群夫妇已租好了房子，我们四人同住。明日端午，倪青华要我和三郎在她家过完节再一起搬过去。
观象一路一号是一幢石砌二层小洋楼，位于观象山山梁上，海景尽收眼底。我们四人分住一楼的两个房间，共用一个厨房。
傍晚，云霞满天，海风拂面，我和三郎趴在小院的石栏杆上远眺大海，心情十分放松。这里背山面海，地势高迥，任一角度看去都海景如画。我不由感叹：“青岛真漂亮！”三郎目光柔和地看着我：“再也不像在哈尔滨，天天担惊受怕，你可以安心静养一段时间。”他的话让我感到无比甜蜜。见舒群和倪青华沿着山间小道走上来，我们迎了过去。
夜里，四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聊。舒群说已跟孙乐文接洽好，明天三郎就可以到《青岛晨报》上班，做副刊编辑。三郎感激地说难得有如此够意思的朋友，管吃管住还管工作。舒群的朴实诚挚的确让人感动，我举杯敬他，说去年如果没有他的那一大笔资助，《跋涉》绝不可能问世。他拿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说帮我们的不是他。我疑惑不解，三郎用手肘碰了我一下，意识到不便问，我就不再说什么。
抿了口酒，舒群说：“没料到一本小册子就让你俩在哈尔滨待不下去，变故因我而起，我自然要负责到底。”他接着建议三郎明天上班换个名字，免得将《跋涉》的影响又带到这里。三郎自己也想到了，说名字都已想好，就叫“刘均”。舒群又说等三郎稳定下来，再来安排我的工作。手里有在哈尔滨就已开头的长篇要写，我忙说不急。他会心地看了倪青华一眼，然后对我们说明天下午下班后，四人一起逛逛四方台公园，他们往后可能不常回来。犹豫了一下，舒群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们罗烽前天被捕了。我和三郎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但他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暗自庆幸跟三郎出走得及时。丈夫在狱中，还要照顾罗烽的老母亲，我想象着白朗的艰难，同时也替老金担心起来。下一个被捕的很可能就是他。
青岛给了我一段明亮沉静的日子。经过日后无尽的辗转流徙，我常常怀想那里的蓝天碧海，还有那些从心底流出的文字。
三郎按时上下班，工余开始创作他那描写磐石人民革命军游击生活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我则全身心往下写《麦场》。没有饥饿，没有寒冷，也没有恐惧，写累了放下手中的笔，极目远眺大海，顿时神清气爽。傍晚站在门前看海，等着三郎出现在上山的小路上。
周日上午，我们正各自伏案忙碌，三郎的同事张梅林来访。三郎介绍说张先生是广东人，发表过很多作品，他边跟我握手边谦虚了一番。坐定后，他说这两天读完了三郎送的《跋涉》，刚刚又看了我发表在晨报上的《进城》就想来聊聊。他的感受是，三郎的文字粗豪，我的笔触纤细但也大胆。
“是不是女性气味很浓？”我赶忙问。
“相当的！但有什么要紧？女性跟男性不同，有独特的感觉，自然而然体现在文字里。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就喜欢你的坦白率真！”
“谢谢你用心的阅读，还有鼓励！”
“这不是礼貌的恭维话，是我真实的感受。”梅林说，“悄吟，坚持下去，你会成为一个很有风格的作家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家！”
虽是初次见面，梅林举止随和，说话直率，是个真诚的人。我们很快相熟，称他“阿张”。两个男人不一会儿便在那里打趣，你说我不错，我说你了不起。有人来聊，时间过得飞快，十点多了，我便说：“就别互相恭维了，你们男人真迂腐。”起身准备出门买菜，他俩兴致很高，要跟我逛逛菜市场。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从一块破旧的天蓝色绸布上撕下一条，将头发随便一束，西式裤子，外罩布旗袍，再蹬上三郎那双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就往外走。扭头看看三郎，他头戴一顶边檐较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上身穿着淡黄色俄式衬衫，束着一条皮腰带，下穿短裤，足蹬草鞋。跟斯斯文文的梅林比起来，我们这两个东北人实在粗野得可以。
商市街的家庭生活早已将我逼成一个自认为不错的厨娘。午饭是大菜汤送葱油饼。尝了一口汤，梅林高声赞叹味道不错并生出好奇。我解释说这是俄罗斯人常喝的索波汤，做法简单，就是将土豆、牛肉、西红柿放在一起煮。他又尝那饼，更是连连称赞，说没想到我能写文章还厨艺绝佳，羡慕三郎好福气。我忙说都谈不上好。三郎大口嚼着饼，在一旁一本正经地说，这都得益于他的指导，并重提我当年被炉子欺负得哭鼻子的往事。见我不服气，梅林赶忙提议天气实在太好，吃完了游泳去。
午后的汇泉海水浴场没有什么人，我和三郎叫喊着冲进海水里。他朝大海中间游去，而我海水漫至胸部，便不敢再往前走。梅林在一旁问是否会游泳，我自信满满地说当然会。然后，右手捏着鼻子，闭上眼睛沉到海底，用力爬蹬一阵，憋不住了猛地抬起头来，闭着眼睛呛咳着，大声问：“阿张，我是不是游到很远了？”
“仍在原地啊！”他指着远处的三郎说，“应该学刘兄那样，像条大鱼般往前冲。”
摸了一把脸上的海水，我摇摇头，不以为然：“他那样子也不行，毫无法则，只凭蛮力，拖泥带水瞎冲一阵。我还是琢磨自个儿的游法。”
海里玩累了，上岸看看水族馆。
渐近黄昏，一轮血红的太阳在水天交接处慢慢沉落。当最后的霞光在水面上消失，无边的寂静令人陶醉。站在栈桥上，我感到自己已与海天融为一体。三郎不语，将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梅林则对着空寂的海面唱道：
“太阳起来，又落山哪……”
九月初，《麦场》接近尾声。
夜阑人静，三郎仍在奋笔疾书。我催他早点休息，他停下来整理着手稿，心满意足地说今晚状态不错，写了三千字。我问进度如何，他说白天要编稿子没时间，全部完成得到十月底。我劝他不要急，慢慢来，并感慨第一次写这么长的东西非常吃力，结构把握不好，总算快写完了。他说等我写完，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我心想青岛将是我俩各自第一部长篇的诞生地。两个多月的写作让我如此充实。从书架上抽出那个硬纸夹子，三郎将今晚完成的一叠稿子加了进去，然后拍拍厚厚的一摞稿子，骄傲地说：“我得一天一天往前推进！”
一周后的上午，初秋的阳光洒满书桌，我在稿纸上写下最后一行字：“羊声在遥远处伴着老赵三茫然地嘶鸣。”将钢笔往桌上一扔，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又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下“1934年9月9日”。
梅林成了《麦场》的第一个读者。几天后，他将手稿送回，一进门我就急切地问：“怎么样，阿张？”他说感觉还不错，就是全书结构似乎缺少有机联系。我信服地点点头。三郎听后放下手里的笔，从书架上抽出《八月的乡村》的手稿册子，拍了拍，翻翻纸页，得意地说：“哼！瞧我的！”
梅林问能读读吗，三郎回说不忙，还没誊清呢，又插了回去。梅林转而对我说，他的感觉也不一定对，如果能得到权威人士的指点，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三郎说他也是这么想的。
找谁指点呢？如今境况还好一点，在哈尔滨可是连本新鲜的书也不容易看到。梅林说起他在烟台做葡萄园管理员的时候，周围文友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大多视其为精神导师，创作上有了苦闷就想写信求教，但都只是说说而已，没人真的那么做。他觉得以鲁迅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只要去信很可能会得到回应。
“是吗？阿张？”我眼前一亮。
三郎说如能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无疑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梅林极力鼓励我俩不妨试试。我不敢相信这能变成一个切实的想法。比起哈尔滨，在青岛感受上海明显不一样。上海似乎并不是那般遥远。梅林在沪上待过一些年，对上海文坛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去内山书店买书、坐聊，给他的信只要寄到那里就可以转到他手上。
我朝三郎会心看了一眼。昨天傍晚我们在广西路上散步，恰好碰见荒岛书店老板孙乐文从上海进货回来，指挥伙计们从车上搬运新书进店。三郎与他早就相识，寒暄几句，孙乐文兴奋地说，此次上海之行除购进一批好书外，还碰到了鲁迅先生。当时的情形就是，他在内山书店挑书，正好鲁迅先生来取书报，在内山老板引荐下，交谈了几句。
梅林走后，我更加坚定了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想法，想象他能看看我的《麦场》。三郎也被这一想法激动着，说《八月的乡村》快接近尾声，虽然积累了一些写作经验，但始终被一些问题困扰，冀望得到高人指点。沉思片刻，我们决定明天找孙乐文更多了解一下鲁迅先生还有上海文坛的情形再说。
关了灯，三郎没什么动静，海涛声清晰传来，远处的灯塔照进模糊的光亮。我全然没有睡意，脑子里不停回放着王老师讲解《野草》《伤逝》的情景，没想到鲁迅先生跟我如此切近！
“你说，鲁迅先生会给咱回信吗？”我推了推三郎。
他侧过身子，迷迷糊糊地说：“谁知道呢！我都睡着了。别胡思乱想，早点睡吧！”
“我睡不着……”
“行了，行了！等明天打听清楚了，咱就写！你得先让我把觉睡好。”
三郎话音刚落，鼾声又起。
一整天我什么也做不进去，就等着三郎下班回来带我去荒岛书店。
黄昏时分我们再次来到广西路。荒岛书店是个一门一窗的小铺面，店里两排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杂志，《呐喊》《彷徨》《野草》放在最为显眼的位置，紧邻的架子上则摆着《文学》，还有刚刚创刊的《太白》以及别的一些杂志。向一个伙计打听孙乐文是否在店里，对方冲里间喊了声“孙老板”。孙乐文站在门口见是我俩，赶紧让了进去。
里间是个小小的会客室，窗前摆着小沙发和茶几。沏好茶，孙乐文在我俩对面坐下，听三郎说完，他抿了口茶兴奋地说我们的想法很好，鲁迅先生素来看重有为的青年，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他还听说找到鲁迅家里，让帮忙上街修皮鞋的都有。我讶异于竟然有这样的事。孙乐文说虽是传闻，但足见先生对年轻人的爱护与宽容，我和三郎请教写作上的问题，大可不必疑虑，况且我们描写的是关外沦亡国土上的情形。
孙乐文也说给鲁迅先生的信可以通过内山书店代转。他起身朝外间看了一眼，确认没有别的顾客，压低声音提醒说最近风声紧，国民党特务在青岛十分猖獗，鲁迅先生也长期被监视，安全起见，寄信地址最好也落在荒岛书店。即便出了什么问题，书店可以推说不知，是顾客没经同意随意留下的，千万不要使用真实的姓名和地址。我和三郎紧张地点点头。孙乐文将我俩送至门口，挥手道别时，仍小声叮嘱注意姓名和地址。
主意已定，但给鲁迅先生写信，对我们来说是件庄严的大事。我和三郎反复酝酿着要说的话，不敢轻易动笔。中秋节的下午，三郎正埋头写作，我替他誊清原稿。舒群推门进来，邀我俩一起去倪家吃月饼、赏月。三郎婉谢了他的好意，说不好意思打扰倪家人的团聚。我知道他也是珍惜整晚的大块时间。舒群仍旧坚持，他只好说我已经准备了丰盛的中秋夜饭。舒群便说：“那我就不打扰你俩琴瑟相和的二人世界了，等我们回来，尝尝青华亲手做的月饼。”
所谓“丰盛的中秋夜饭”不过是谎言，三郎沉浸在文字里，几块韭菜合子便觉丰盛。起潮了，涛声雄壮，他放下钢笔宣布今晚的工作告一段落。我拉开窗帘，如水月光流泻进来。我邀他到院子里看海赏月，正准备往外走，扫了一眼墙上的时钟，惊讶道：“咦，舒群、青华怎么还没回来？”
“惦着月饼？”三郎微笑道。
我提醒他看看都几点了。他朝墙上看去：“还真是，都十二点了。”
话音刚落，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他俩回来了？我赶紧拉开房门，站在门口的却是神情焦灼的孙乐文。不等我和三郎开口，他一言不发地进到屋内，转身关好房门，面色严峻地说：“组织内部出了叛徒，舒群和倪家三兄妹都被警察抓走了。你俩要注意安全！”
我和三郎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孙乐文低声说了句“我得走了”，转身消失在门外。三郎锁好房门，拉上窗帘，听了听门外的动静，这才稍稍放松。我感到万分恐惧，扑进他的怀里。
关了灯，躺在黑暗里，全然没了睡意。不知舒群、青华会怎样，同时想到千里之外的罗烽。我问他们是否会受苦，三郎认为很难说。他接着说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情形。舒群在哈尔滨就加入了共产党，以《五日画报》作掩护传递情报，资助《跋涉》的那四十块钱实际是组织提供的活动经费。他平时舍不得花，一点点攒了起来，本已交给家里度日，听说我们要出书，又狠心从老父手里要了回来。那几乎是他们一家人全年的花销。
我这才明白，刚搬来的那晚，三郎为何阻止我继续往下问。在青岛，舒群同样在从事地下活动，倪家三兄妹都是革命者，大哥倪鲁平是青岛市政府劳动科科长，秘密身份是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长。因为共同的信仰，舒群和倪青华结合在一起。青岛的地下组织遭到过严重破坏，新任市委书记高嵩决定重建，利用未被暴露的外围组织荒岛书店承租下《青岛晨报》展开活动，因为缺人手，舒群于是写信邀我们前来。
听三郎说完，我想到自己对周围朋友了解太少。别的我也不太明白，只是祈愿他们不要吃太多的苦，更庆幸今晚我俩没去倪家。三郎如果也被抓走，我不敢想象自己该怎么办。他说青岛形势眼看又非常紧张，不得不考虑转移。才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能去哪儿？在哈尔滨，小日本子抓人；来青岛，原以为摆脱了做亡国奴的命运，却又有国民党特务抓人！三郎分析，荒岛书店和《青岛晨报》都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既然内部出了叛徒，很快就会被波及，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跟鲁迅先生取得联系。
直到凌晨，我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第二天中午三郎就回来了，说整个报社人心惶惶，梅林告诉他昨晚被抓的还有高嵩，这届青岛市委成立才二十天。
给鲁迅先生的信，三郎终于写好了。他说既紧张又拘谨，怕措辞不当引起误会，让我看看。仔细读了一遍，我觉得说出了我们在创作中的困惑，措辞也得体，便说放心吧，没问题，相信鲁迅先生一定会被我们的诚意打动。
注意到信的落款署名“萧军”，我便心生好奇。他解释说倒也没什么深意：“萧”是因为他非常喜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军”则是纪念自己曾是个军人。
“萧……军……”
我暗暗默念，三郎那有些自得的神情，让我明显感觉到他对这个名字的喜爱。我无从预知这封信会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个名字会开启我俩一个全新的人生阶段，但我莫名地接受并喜欢上了“萧军”这个新笔名，并在日常生活里以此称呼他。
半个月过去，不知鲁迅先生是否收到了那封信。
傍晚，我和萧军茫然地走在大街上，一阵风过，法国梧桐的叶子纷纷飘落。他心事重重地告诉我，一个外勤记者下午在编辑部突然被警察带走，梅林私下传给他一张纸条，告知报馆的刘经理也走了。报纸眼看撑不了几天，我们的生活又没了着落，不知该去哪里。见我低头不语，他安慰说总会有办法，在哈尔滨什么样的日子没碰到过？想想也是！不觉来到荒岛书店门口。
书架上零零落落摆着几本书，一个顾客也没有。鲁迅以及左翼作家的那些书籍、杂志都不见了。孙乐文走出来轻声招呼了一声，转身回到里间，我们跟了进去。关上门，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正准备找你们，鲁迅先生回信了！”
我和萧军同时惊叫道：“真的？”
他做了一个压低声音的手势，将信递给萧军：“这还有假？”
拆开信，萧军拿着那页竖行信笺的手在轻微颤抖，我凑了过去。快速浏览了一遍，萧军将信笺递给孙乐文。他看完后还了回来，感叹鲁迅先生真不愧是青年导师。
“全赖孙兄指点、鼓励。我俩发自内心感谢你！”
“哪里！哪里！二位都是大有前途的作家，好好写。有你们这样的同龄人，我也感到骄傲！”孙乐文接着低声提醒我们晨报随时会停刊，得做好离开的准备。考虑到过两天就走，他将报馆停业后的一些接洽工作托付给了萧军。
萧军放下了，我又拿起来；我放下了，他又拿起来。回到住处，鲁迅先生那封短信，就这样在我俩手里传来传去，不知多少个来回。那几句话我都能背下来。针对我们在创作中的困惑，信中说：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鲁迅先生的话简单明了，切中肯綮。我们一下子豁然开朗，对往后的写作充满信心。更令我高兴的是，他虽然自谦“恐怕没有工夫和本领来批评”，但还是愿意看看《麦场》，并提供了邮寄地址。犹如迷航途中突见灯塔，前路立时明晰起来！萧军拥我入怀，说我们应该分头紧张起来，他尽快写完《八月的乡村》，好让鲁迅先生早点看到；我得将《麦场》重抄一遍寄往上海。我们的下一站就是上海。
“对，有鲁迅先生的上海！”我说。
《麦场》终于抄好。劳累，加之天气陡然变凉，我不停地咳嗽，一下子病倒了。萧军将《麦场》抄稿和一本《跋涉》放进纸袋，嘱我再躺一会儿。很想跟他一块儿去给鲁迅先生寄书稿，但实在撑不住。萧军抬腿准备出门，我将他喊了回来，从床头的一本书里拿出那张离开哈尔滨前的合影，说：“将这张照片也放在里边，好让鲁迅先生了解给他写信、寄稿的是两个什么样的年轻人。”
书稿寄出后，我们又有了新的期待，即便外边风声鹤唳，我俩却心静如水。一天比一天凉，咳嗽始终没有痊愈，我披着一件绒衣，坐在窗前看书静养。萧军出门忙着替报馆跟印刷厂还有别的主顾解除合同。梅林推门进来，垂头丧气地说报纸散伙，生活成了大问题，十分怀念三人一起喝索波汤、吃葱油饼的日子。问他下一步怎么办，他说看样子青岛是待不下去了，至于去哪里，心里很茫然，并说仅就写作环境而言，上海当然最理想。我更加坚定了去上海的想法，怂恿他也一起去。他欣然同意，然后说过几天就得走了，报馆没人管，可以将宿舍里的桌椅拉到街上卖了，再吃顿索波汤、葱油饼。我一听，催他现在就去。
“你能行吗？”
“全好了，别磨蹭，走吧！断炊两顿了。”
我们将两副木床板、两张木凳搬出来码在一辆独轮车上。梅林迟疑道：“木床，还是不要了吧！”
“干吗不要？至少可以卖它十块八块！”看着门窗，我说，“要是能拆下，也好卖的。管它呢！”
梅林笑道：“好吧。咱们走！”
中午，我们每人面前一大碗索波汤，桌子中间放着一大盘葱油饼。梅林边喝汤边问《八月的乡村》什么时候能完稿，萧军说就这两天。梅林深深佩服我和萧军的刻苦自律，感叹我们在青岛各自完成了一部长篇，而惭愧于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闯世界，一定要有战斗的姿态！”萧军嚼着葱油饼，骄傲地说。
“又来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当过兵似的。”
“我说错了吗？”
梅林倒是十分认同，说在上海滩立足更不易，没有战斗姿态还真不行，就凭萧军这股子闯劲，说不定立地成名也未可知。萧军一听更来劲了，豪气冲天地说：“管它天堂还是地狱，闯闯去！”
《八月的乡村》终于脱稿，我们特地到海边摄影留念。风声越来越紧，几天后的深夜，孙乐文离开前将萧军约到栈桥尽头的大亭子后边，交给他四十元路费，叮嘱我们早点离开。萧军次日给鲁迅先生发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即将去上海，千万不要来信。
夜里，当我和萧军赶到码头，梅林早已等在那里。在“共同丸”塞满咸鱼、粉条的四等舱，三人席地而坐，谈笑间开始了去上海的旅程。
3
在浦泊路上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来，梅林独自找朋友去了。
我和萧军忙着找房子，注意到一爿名叫“永生泰”的小杂货铺门前贴有招租广告，后边二楼有一个大亭子间要出租。进去一看，比较满意，南北向，面积较大，有单独的侧门直接进出。美中不足的是，只在东墙上有两扇窗户。我们决定租下来，交了九元租金，并坚持要二房东开具收据。在哈尔滨和青岛的时候，常常听说上海人如何小气、刁狡，不好打交道，所以处处防范着。回客栈取行李时，萧军用钢笔画了一张地形图，标注着建筑物、方向、路标、弄堂以及拐弯的记号，最后指向拉都路283号。出门前将地图交给前台，以便梅林拿到。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手里余钱不足十元，萧军买回一袋面粉，一只小炭炉，还有木炭、平底锅、碗筷、油盐。茫茫大上海，我们就这样安下一个小小的家。比起哈尔滨还是强多了，何况口袋里还有鲁迅先生的那封信！
未经细刨的粗木板拼在一起的地板，被我擦得一尘不染。累了，起身看看窗外的菜园，欣赏那片赏心悦目的绿色。这是冬天的哈尔滨不可能有的景致。萧军正忙着挪动家具，布置房间。梅林径直走进来，站在窗边“赞美”道：“真不错，小屋还带花园！”
我站起身，右手拿抹布，左手撑腰，傲然地说：“是不是有点诗意？”
萧军站在一角，抿着嘴，几根黄胡子不停颤动。梅林诧异地看着我，再瞅瞅他：“呵，仅仅一晚不见，就骄傲得让人不认识了！真是‘人一阔，脸就变’。”
我和萧军禁不住爆出大笑。萧军走过去，说：“眼前没点儿绿色，写作难有灵感。”
“那，你就对着这‘花园’作诗吧。”梅林揶揄道。
萧军看了我一眼，然后朝梅林挤挤小眼睛：“首先得由发现诗意的人来一首。”
我站到他面前：“别以为我不会写诗，过两天就写两首给你看！”
“嘿，好凶啊！早晨油饼吃多了？”萧军侧着脑袋，斜乜着眼睛。
我不理他，接着擦地板。
“我住的地方也不错，法租界花园别墅，出门就是公园。”梅林踱了两步，一本正经地说。
这男人又在“装”，我扭头瞥了他一眼：“‘花园别墅’是不错，但你住的恐怕是没窗小屋，那公园也只能从篱笆外瞧瞧。”
“你也忒狠了，想吹个牛都不行。”梅林叹了口气，满脸愁苦，“是啊，跟中学同学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花园别墅倒真是不假，但我们住的亭子间小得可怜，暗得如同灶房，空气不流通，霉味重，想写作简直做梦。”
“那就搬到我们这里来。”萧军命令道。
梅林担心三人在一起指定整天开座谈会，萧军说可以定下规则，如同军人一样约束自己。梅林觉得说起来容易，到时候就没法管住自己。我嫌他事儿多，有布尔乔亚的臭习气。地板干干净净，小屋经萧军一布置更是大变样。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张木椅，西墙正中挂着离开哈尔滨前金剑啸匆忙中为萧军创作的油画肖像，另外，一张八寸大小的西洋美人月下抱琴画片，钉在两窗中间的木柱上。面粉、木炭、泥炭炉、平底锅放在墙角，梅林连连感叹我们的效率之高，一个上午就齐活儿了。
“这些物件儿一个也不能少，置办齐了，踏实！”萧军指着面粉、木炭说，“粮草支撑半个月没有问题。”
我掏面粉准备午饭，梅林说别掏了，要请我们下馆子，好好庆祝安家上海滩。我大声说：“拉倒吧！”
“你这是浪费！”萧军俨然训诫手下的士兵，“咱们将自己的战壕扎稳最要紧。要知道这是上海！”
梅林不再坚持：“好！好！稳扎稳打。这是上海！”
中午，买回一斤牛肉，熬青菜汤送烙饼，三人饱餐一顿。
饭后，梅林带我们逛南京路，见识见识上海。在永安公司门口，他笑着问：“二位，不想进去瞧瞧‘环球百货’？”
“看看还能咋的！”萧军抬腿就往进走。
货架上摆满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我只觉得那些东西离自己非常遥远。在一个卖外国香水的柜台前，随意看了一眼价格，便赶紧将目光移开。萧军一脸坏笑，指着昂贵的巴黎香水，对我眨着小眼睛：“买它三瓶五瓶吧！”
我立时觉得脸皮发烫，涌起一种莫名的气恼：“我一辈子也不会用这种有臭味的水！”然后扭头朝门口走去。
夜里，我和萧军躺在小床上沉默不语。
“三郎，咱们就这样来到了上海！”好一会儿，我碰碰他。
“受了‘环球百货’的刺激？”
我没理他，心情确实十分复杂。常听人说上海既是天堂又是地狱。以前不太明白，才来两天便有了切实体会，不禁低声问：“三郎，咱能待下去吗？”
他从背后抱着我，说不要想那么多，既然来了就闯一闯，即使待不下去，见上鲁迅先生一面也甘心！我惦记着早晨给鲁迅先生的信不知收到没有，他笑我也太性急了。萧军沉沉睡去。我又担心像鲁迅那样大的人物是否会见我们。
我们整天待在亭子间。萧军着手修改《八月的乡村》，我坐在床沿上，趴着桌角，用美浓纸帮他抄写修改好的原稿。抄一段就得放下钢笔，搓会儿手。南方真是奇怪，屋内屋外一样冷。门缝里塞进一封信，萧军赶紧起身拾起来，瞟了一眼，冲我大声说：“鲁迅先生回信了！”我急忙凑过去。信笺上只有短短几行文字：
刘先生：来信当天收到。先前的信、书本、稿子也都收到的，并无遗失，我看没有人截去。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时再说罢。专此布复，即颂，时绥。迅上十一月三日令夫人均此致候
我拿过来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跟萧军拥抱在一起。没料到寄出的信当天就能收到，更没想到鲁迅先生会见信即复。不过，他对见面请求的拒绝，还是让我有些失望。萧军说我总是太急躁。他再也无心修改小说，酝酿给鲁迅先生写信，问我有什么要问的。我记起曾在哈尔滨的报纸上读到鲁迅患脑膜炎的消息，就想问问是否痊愈。五日一早，萧军寄信的时候，顺便给《文学》《太白》投寄了两篇小说。第二天便收到了鲁迅先生五日当晚的回复。
从此，鲁迅先生的回信成了我们的精神支撑，每一封都要反复看上多遍。
在潮湿阴冷的小屋伏案一天，傍晚，我们沿着拉都路慢慢向南走，见路边有个零食摊，我跑过去掏出几枚铜板，买了两小袋花生米，递给他一袋。走到野地边上再转身往回走，萧军的花生米就吃完了，当着他的面，我故意伸出两根手指从纸袋里夹出一粒，缓缓送进嘴里。他瞥了一眼，径直往前走。我追过去，将一粒花生米高高举到他眼前。他赌气似的不理，我便坚持要送到他嘴边，他这才接过去。花生米一粒不剩，将纸袋丢进垃圾箱，拍拍手，十分满足。
车辆、行人渐少，从口袋里拿出今天收到的回信，抽出信笺，正欲展开，萧军却抢了过去，展开，默读，看完后再还给我。虽然看了多遍，但我还是想看，且每次都觉得新鲜。鲁迅先生说所谓患脑膜炎，“完全是上海的所谓‘文学家’造出来的谣言”，并提醒他们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而见面的请求还是被他婉拒。萧军说既然先生一时半会儿没时间见面，我俩就通过写信请教一些问题。
第二天散步回来，萧军提笔一口气问了八个问题。每次写信都是以他的名义，先生的回复也是回给他，前两信不是在日期之后附上一句“令夫人均此致候”就是“吟女士均此不另”，捎带提到我。想到这里，我便对萧军说鲁迅先生竟也有男女偏见，还有称我“悄吟女士”，布尔乔亚气太浓。他说这就代为转达“悄吟女士”的抗议。抄了几行字，我忽又想问问鲁迅先生当了十八年教授，如今是否还有“先生”的架子，凡事得讲规矩，威严得让人害怕？还有，为啥字写得那么漂亮？萧军让我放心，会作为第九个问题加上去。
不知为何，在我的想象里，鲁迅始终就是个可亲的普通人，令人敬爱但并不畏惧。
信发出之后，新一轮的期盼随即开始。四天过去仍不见回复，我们不免忐忑，除了我抗议鲁迅先生称“女士”，萧军也抗议他称“先生”，事后想想都是无理取闹。
美浓纸快用完了，得知为了买纸，我当掉了一件毛衣，萧军上前拥抱着我，说天这么冷没有毛衣怎么成。我说没事，扛扛就过去了，只是这种纸只在内山杂志公司有售，如果坐车就没钱买纸。他坚决地说不用坐车。
屋内的光线渐渐暗淡。我不时跺跺脚，搓搓手，再往下抄一段。萧军推门进来将一叠美浓纸放在桌上，一瘸一拐地走到床边。我惊讶地问：“怎么了？”
“皮鞋不跟脚，后跟打破了。”他坐在床沿，咧着嘴，表情痛苦地说。
我上前帮他脱下皮鞋，只见那脚后跟又红又肿，淌着鲜红的血。我很是心疼，他满脸不在乎地说：“没事，一点皮外伤，”转而心疼地说，“抄累了吧，歇歇！”
梅林再次到来，扫了一眼墙角那瘪瘪的面粉袋，问投出去的文章是否有消息。我说连封退稿信也没收到。他说这就是上海，杂志势利得很，不经人介绍，新人很难被注意。
“面粉袋子再瘪下去，怎么办？”梅林问。
“有办法！”萧军用力摸了一下自己的脸，诡秘地说。见我和梅林都面露讶异，他接着说：“先到第一流大菜馆点最好的菜，尽力吃一通，然后抹抹嘴走出来。”
“大菜馆，自家开的？”梅林揶揄道。
萧军眯着一只眼睛，紧握拳头，举到面前，故作轻松地说：“有了它，管他哪家开的！”
以为他又要耍横，我立刻紧张起来。
“那是电影里的场景，我和悄吟胆小，不要表演了。”
“前途永远是乐观的！”萧军背着手，踱了几步，语气坚定地说。
打趣完毕，梅林起身认真地说，以萧军的闯劲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改观，他过两天就要回烟台了。临出门，他说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我和萧军在上海文坛崛起的消息。
“等着吧！决不会让你失望。”萧军半玩笑半认真地说。
关上门，我撇撇嘴：“大言不惭！”
十三号那天散步归来，拉开电灯，只见一封信躺在门边。我立即拾起拆开，抽出两张写满文字的信笺。萧军凑到跟前，迫不及待地一起看：
中国的许多话，要推敲起来，不能用的多得很，不过因为用滥了，意义变成含糊，所以也就这么敷衍过去。不错，先生二字照字面讲，是生在较先的人，但如这么认真，则即使同年的人，叫起来也得先问生日，非常不便了。
“称你‘刘先生’，你就非要较真，害得他老人家解释这么大一通，浪费他的宝贵时间。真好意思！”见我这么说，萧军面露惭愧，抢过信笺，说我也懂事不到哪儿去，接着念道：
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在提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瞧瞧你这抗议！”
我大笑起来，泛着眼泪，掏出手绢擦擦眼睛。萧军将第一页信笺给了我，接着看第二页，看完递给我，说：“你那抗议果然生效了，信尾的问候不再是‘吟女士均此不另’，而是……”
“是什么？”
我赶忙接过来，只见信尾写着“此复，即请俪安”，并在“俪安”旁画了一个小箭头，写了一行小字：“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
我心生惭愧，同时弥漫着感动，鲁迅先生真是心细如发，抗议生效不仅仅体现在这里，信头称呼也变成了“刘、悄两位先生”。而在对我俩那捣乱般的抗议进行了一番风趣的解释之后，他更有慈父般的提醒：“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当晚，萧军伏案写信。我终于抄完了《八月的乡村》，搓搓手，有说不出的轻松。萧军又停笔征集我的问题。记得在北平读书时，听周围人说鲁迅喜欢蝎虎，就想问问是否有这回事。萧军指着我的鼻子说，谁又在捣乱？我一本正经地说没有捣乱。以往说起鲁迅总觉得遥不可及，如今跟先生同处一城，每天读着他的回信，真切感到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想知道他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妈妈在哪里。
“真拿你没办法！”
“我呀，对你们男人关心的那些大问题，谁谁谁转向了啦，文学与革命啦，统统不感兴趣。我就想问这些！”说着，又想起读书时听说鲁迅夫人是个交际花，于是又让萧军问问是否确实。
“这个，恐怕不好吧。太没礼貌！”
见我执意坚持，他拗不过：“好，好！给你添上。”
“说不定，先生被我问烦了，嫌笔谈麻烦，就会决定早点儿见我们。”
萧军边写边说：“吟女士，你这良心可是大大的坏！”
“呵，你竟变成了小日本子？”
萧军提笔迟疑了一会儿，说向黄田告借的信发出去几天了，始终不见回音，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挠挠头，嘀咕道：“吃饭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说要不向鲁迅先生借二十元解解燃眉之急。他为难地说刚才还请他帮忙介绍工作，这个真不好意思说出口，但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说那就也写上试试。
几天后鲁迅先生回信说，十三号的信早收到了，因病了十多天，刚刚好起来，才有了一点做事的力气。我和萧军不由担心起来，赶忙寄信问候。返回时，走在霞飞路上，两排法国梧桐的叶子已然落尽，三五成群的俄国男女从身边谈笑而过。这条街让我自然想起中央大街来，萧军也有同感。
不愿两人都陷于感伤，我故意刺激他：“佛民娜教的那几句俄语都忘光了吧。”他不服，马上说怎么会呢，其实他学得挺不错的，俄文先生不过就是偏爱我。我故意说人笨就别不服气！他说“你等着”，拦住迎面走来的一对俄国男女，用俄语交谈了几句，然后骄傲地问咋样，我说还行。
短暂的兴奋过去，萧军神情落寞地说：“老金、白朗他们不知咋样。”
老金、白朗好歹还自由，我真担心罗烽、舒群在监狱里会受苦。挽着他的手，默默往前走。
当晚，又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两天后收到回复，开头便说：“十九日信收到。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那时我的病该可以好了，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清楚些。”
“他老人家果然中了你的‘奸计’。”看到这里，萧军停了下来。
我大为不满：“说话能不能好听点？”而信里后边的话，让我顿时紧张起来，念道：
现在，我要赶紧通知你的，是霞飞路的那些俄国男女，几乎全是白俄，你万不可以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
萧军自言自语说原来是这样！上海的环境复杂，我说往后真要小心为好。离月底只有几天，想到马上就能跟先生见面，我俩还是无比激动。
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那书店，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短短几句话，在我和萧军手里传阅了好几遍。
整整一个月，一步步走近鲁迅先生，也是我们两个流浪的人，慢慢被上海接受的过程。明天去内山书店，连乘车的钱都没有，萧军毫不在意地说早饭后就出发，走过去！我将桌上抄好的《八月的乡村》放进纸袋里，提醒他别忘了带上。
4
午后，看见内山书店门头上的那四个大字，顿生亲切，长途步行的疲累顷刻消散。
在我的意识里，这个地方始终跟鲁迅先生关联在一起。书店共有三间门面房，东边两间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插满了书，中间的大桌子上也摆满了各种开本和不同装帧风格的书；西边那间被玻璃门窗隔成两部分，前边是账房，后边是一个小小的会客室。两个男人正坐在榻榻米上，用日语交谈着。
书架前只有零零星星几个顾客。我和萧军站在大桌子旁边，各自拿起一本书漫不经心地翻着。鲁迅即将出现在眼前，我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激动，脑子一片空白，静等那一刻的到来。玻璃门后的日语交谈停了下来，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矮个子男人，径直朝萧军走来，轻声问：“您是刘先生吗？”
萧军低声回答：“是！”
我的心跳加剧，一时无法将那人跟鲁迅联系在一起。他说了声“我们走吧”，又返回会客室。我那近乎空白的脑子，这才记起在书报上无数次见过的那张面孔他就是鲁迅！
鲁迅先生腋下挟着一个深紫色底子印有白色花朵的包袱走出来，回头跟那个日本人招呼了一声，昂首大步走了出去。我和萧军不远不近默默跟在身后。
天气阴沉湿冷。少女时代就发自内心崇拜的那个伟大的人，此刻就走在我的前边。没戴帽子，也没有围围巾，上身穿一件黑色短长袍，下边是一条窄裤管藏青色西服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橡胶底网球鞋，走路利落迅速。盯着那矮小而庄严的背影，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刚才短短一瞥中所烙下的他那大病初愈的样子，心情一如这阴晦的江南冬日，沉重而忧伤这个写出无数好文字的人，竟如此瘦弱苍老！
他带着我们走过一条东西横贯的大马路，来到老靶子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前，径直推门进去，一个犹太特征明显的中年秃顶男人从柜台后走出来，很熟识地跟他打着招呼。拣定靠近门边的一个座位，他对我们打一个手势说“二位请坐”，然后在我们对面坐下。咖啡馆的厅堂不大，客人很少，座位靠近门边更是僻静。座椅的靠背高耸，如同一间小屋子，邻座间也难看见彼此。我急切地问：“怎么，许先生不来吗？”
“他们就来！”鲁迅先生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介绍说这家咖啡馆靠后边的舞场为生，白天少有人来。说话间侍者送上一壶茶，几只杯子，一盘点心，便转身离开了。
我将杯子分放在三人面前，正往里边倒茶的当儿，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上海话，蹦蹦跳跳走进来，后边跟着一个气质沉静的妇人。我和萧军连忙站起身，等他们走近，鲁迅先生起身指着我和萧军介绍道：“这是刘先生、张女士。”转而，指着妇人对我们说，“密斯许。”不等介绍，小男孩便离开了桌子，找咖啡店侍者玩耍去了。不用问，他便是先生信中所说的那个“淘气得可怕”的孩子。许先生冲我微笑道：“你看我像交际花吗？”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坐定后，鲁迅先生悠然吸着纸烟，眯缝着眼睛，若有所思地听萧军讲述东北的情形。完了，轻吐了一口烟，说：“总算对东北同胞的苦难与抗争有了一点了解，当局控制得很严，这是书报上看不到的，太难得，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他又看着我说：“悄吟的文字让我看到了东北乡村民众的生存，图景之黑暗令人震惊。如今的上海文坛，满是才子佳人的脂粉气。你们的作品，我想一定会带来新鲜的东西。当下迫切需要对苦难的写真，而不是瞒和骗。”
默默点头的同时，我盯着他看：森森直立的黑发，两条浓密而平直的眉毛，一双眼睑微微浮肿的大眼睛，突出的双颧，深陷的两颊，在一片苍青面色的映衬下，上唇那道浓黑的髭须格外醒目，被香烟熏黑的鼻孔，因极度消瘦而显得特别大。他的语调平和，目光睿智而威严。这是一副令人想接近，并油然而生敬仰的好面孔！他放下即将燃尽的烟蒂，喝了口茶，问稿子是否带来了。萧军将纸袋递到他面前，说里边写了父老乡亲对侵略者的武装抗争。他用手轻轻拍了拍：“很好！都是十分庄严的工作。等我看过了再说。”
“周先生恐怕会失望，文字太粗糙，我自己都不满意。”萧军不安地说。
“不要紧，二位如此年轻，慢慢写，经验多了就会好起来。关键要有一颗关注现实的心！”
他的目光温和可亲，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威严，以及传说中的睚眦必报。他又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神情略带沮丧：“你们有所不知，当前一些很有前途的年轻作家，遭到当局压迫、逮捕、杀害，另一些精力却不在创作上，拉帮结派，乌烟瘴气得很。年轻人里专靠出卖人头过日子的也不在少数。你们日后要注意！”
“咱们不能只做驯服的绵羊，由着他们要抓就抓要杀就杀，每人准备一支手枪吧！”萧军的脸涨得通红。
“做什么？”
“对付他们呀，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还有赚的。不能白白牺牲！”
萧军又开始宣扬他那拼命哲学。我在一旁替他急。
鲁迅先生微微一笑，吐了口烟：“上海的作家们，只能拿笔写，不会用枪。”
萧军孩子般搔了搔头发，没言语。鲁迅先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到萧军面前：“这是你们所需要的。”
我盯着那双消瘦得如同竹签般的手指，心里一阵难过。萧军哽咽道：“谢谢先生！”
四人站起身，准备离开卡座。萧军尴尬地说：“我俩……没有坐车的零钱。”
鲁迅先生“哦”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银角子和铜板放在桌上。萧军将零钱装进口袋，然后将《八月的乡村》的抄稿递给许先生。
出门前，许先生从手袋里拿出一本《两地书》送给我。等电车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有些不舍：“见一次不容易，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见我和萧军面露不解，鲁迅先生说：“他们通缉我四年了。”
天色已然昏暗，电车缓缓启动。我和萧军朝窗外的鲁迅先生一家挥手道别。鲁迅先生直直站在那里，目光柔和地看着我们；许先生频频挥动手帕；小男孩靠在妈妈身边，也朝我们摆着小手。
电车在加速，我扭头看向前方，泪水滚落下来。鲁迅先生的样子始终映现眼前。这个江南最常见的冬日，将令我永生难忘。
人与人的遇合是如此不可思议，那个直立街边目送我们的人，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是在那么深的北方的一个小城，直到十六岁才对他的文字由喜爱而生出深切的理解；见到他，我已经二十三岁。如今，他的年龄比我和萧军的加起来还要大。他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生命里！
回到亭子间，我和萧军心情既沉重又兴奋，鲁迅先生自然是最核心的话题。
“大冬天还穿着胶皮底的鞋子，脖子上连条围巾也没有。袍子的颜色也黑得不正，看起来那样单薄，不合身……”我絮絮地说。
萧军接着说先生的脸色那样不健康，病弱得如此不成样子，如果不认识，会疑心是一个长期吸食鸦片的人，然后又为自己身强力壮，居然还用他的钱而羞耻。《麦场》和《八月的乡村》的字都抄得太小，又是油印纸，先生一定要吃苦头，我后悔没把字写大一点。
夜里，萧军给鲁迅先生写信陈述我们的心情并致歉意；我则随着《两地书》的文字而更多了解到他和许先生那高尚的爱情。下午忘了问那个小男孩的名字，《两地书》也让我生出一些好奇，一并让萧军别忘了问问。
几天后，鲁迅先生回复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并宽慰我们，他的身体其实并不坏，在外闯荡三十年，虽然辛苦，也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但是精力总觉得不如从前，人过了五十总不免如此。读着这样的话，我难掩感伤，对于无上敬仰的人，总希望他长命百岁才好。他还特地告诉我，儿子名叫海婴，《两地书》里提到的“阿菩”是三弟的女儿。信尾，他又对萧军一番宽慰：
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的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收好信笺，萧军对那些造谣中伤鲁迅先生的人恨恨不已，并说如果有人凭空诬陷自己，就一定要找他决斗。我感到害怕，大声说：“你又要干什么？总是那么冒失。动不动就想到动粗。”
见他低头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我接着说：“先生处处想着我们，生怕咱俩尴尬难堪，极力安慰宽解。我们得好好努力才是。在青岛完成的两部稿子都交给了他，往后一段时间吃饭不成问题，得尽快杀下心来创作。”
萧军默默点头。
午后，我完成了一个短篇，轻松地收拾着纸笔。门外传来萧军那“噔噔噔”上楼的急促脚步声，一进门就急切地喊着我的名字。我问什么事那么急。他面色通红，跨到床前，将手里的信丢到我面前：“自己看！”展开信笺，还是鲁迅先生那熟悉的字迹：
本月十九日，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
“鲁迅先生请我俩吃饭？”
“怎么样？高兴吧。”说着，萧军将信笺拿了过去，轻声念道，“梁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地近。”
放下信笺，他不停念叨着“广西路三三二号”，并迅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上海市地图铺在桌上，然后趴在上面寻找起来：“广西路在这儿……”接着，伸出两根手指，神情专注地量来量去。
“三郎”
他似乎没听见。过了好一会儿，他的表情轻松下来，扭头，才发现我站在身后。
“你这是要带兵打仗吗？”
“咋的啦？”
“跟你说话，竟装作没听见，一个劲儿在那张破地图上瞎琢磨，比比画画的，装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小日本子还没打到上海呢。”
“哦！我总得把方向、地点确定下来，心里有谱才行，不能事到临头瞎摸乱撞……”
我就知道他后边要说的话，不等他开口，便说：“要知道，这里是上海！”
“你真了解我呀。”愣了一下，“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想说……”
我伸手扯了扯他那罩衫的袖管：“脱了外套，你难道就穿这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
“那，穿什么呀？我又没有第二件可穿的衣服。”
“我想，新做一件”
“没必要！”
我有些气恼，愣在那里。他见状补充道：“上次见鲁迅先生一家，不也是穿这件吗？”
“这回，有客人！”
“信上不说是几个可以随便谈天的朋友吗？他们不会笑话我的罩衫。”
“你这个人……”
我抓起床上的大衣，冲了出去。
两小时后当我拿着那个刚买的布卷回到屋内，萧军正趴在桌旁写着什么。见他用的是信笺，我随便问了一句：“给谁写信？”他没接话，我也没有在意，拿布卷在他头上打了一下，“装啥？没听见我回来了吗？”
他将纸笔收进抽屉，故意慢慢转过脑袋：“没听见什么也没听见呀！”
我骂了一声“坏东西”，然后将那块黑白纵横方格的绒布展开：“看，我给你买了一块衣料！”
他眼里满是恐慌，没好声气地问：“买它干什么？”
“我要给你做一件赴宴的‘礼服’。”说着，抖抖手里的布料，“喜欢吗？”
他瞥了我一眼，无可奈何地将“喜欢”两个字挤了出来，转而神情紧张地问：“你该不会把剩的几块钱都花了吧？如果再向鲁迅先生讨钱乘电车，不如找个地缝钻进去。”
“猜猜这块布得多少钱？”
“猜不着。”
“七角五分！”我得意地说。
“谢天谢地，那几块钱可是未来几天的生活费和车钱。”
“我有那么傻？告诉你吧，正赶上一间铺子‘大拍卖’，就捡了这块绒布头。”
我命令他站起来，让我比量比量，看够不够。他机械地配合着。放下布头，我又命令他脱掉罩衫，拿出一根毛线当尺子，在他身上继续丈量一番。然后打开手提箱，将他那件高加索式立领绣花大衬衫找出来，用方格绒布比了一下。布料足够，我彻底放心下来，搓搓手，准备大干一场。
“我得提醒你，明天下午六点以前，咱们必须赶到那家豫菜馆！”萧军狐疑地扯了扯那块布，“你难道让我像个印度人似的，披着这块布头儿当礼服？”
“谁让你当‘印度人’了？等着瞧吧，明天下午五点以前一定让你穿上新衣服！”我晃晃手里的缝衣针，“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神针’手艺！”
“好好好！我的‘神针张’！”
屋子暗下来，我趴在床上，开始动手裁剪。没有称手的工具，就用普通的剪刀将就。裁剪好了，便开始一针一针地缝。时间太短，要完成这件样式复杂的衬衫，是对意志的考验。然而，一想到萧军明天将在鲁迅先生和朋友们面前有一个好形象，我就觉得无论怎样辛苦都值得。我将自己对这个男人的一腔爱意，寄寓在那一针一线里。
夜深人静，他一觉醒来，揉揉眼睛催我睡觉，我支应一声“这就睡”，他翻身又睡着了。我在他的鼾声里继续穿针引线，全然不知疲倦，不觉天光大亮。直到午后，这件高加索式立领、套头、掩襟大衬衣终于完工。收好针线，我将全新的格子衬衣拿在手里，抖掉针头线脑，对坐在桌旁的萧军命令道：“过来！试试看”
他起身顺从地穿上新“礼服”。看着心爱的男人穿上自己亲手为之缝制的新衣，我有说不出的欣慰骄傲，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的疲累立时消失今夜，三郎有了新形象！我拿出一根小皮带，还有佛民娜绣有萧军俄文名字“印度嘎”的那条米黄色软绸围巾，来到他跟前，替他扎好小皮带，围上围巾，然后俨然一位教官命令操练的士兵：“走开，远一点，再远一点！”
萧军朝屋角走去，机械地转过身子，以标准的立正军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走到他跟前，从正面、侧面、后面审察一番，又退回原地，拉开距离仔细打量“礼服”非常合身，皮带、围巾的搭配近乎完美，围巾上那行暗绿色俄文字母也点缀得恰到好处。轻松地吁了口气，四目相对的刹那，我雀跃到萧军面前。他将我一把揽进怀里，我们几乎融为一体，一如东兴顺旅馆初识之夜那深长的拥吻！
赶到梁园豫菜馆，许先生正站在二楼楼梯口张望，看见我们点头致意，然后领着朝西南角一个临街的包间走去。屋子里坐满了人，烟雾缭绕，萧军走了进去。许先生揽着我的肩头，朝隔壁房间走去，海婴从包间里跑出来，跟在我们身后。许先生跟我简单说了说今晚来吃饭的都有谁，现在就差胡风夫妇。
回到包间，一个女招待跟进来，问客人是否来齐，许先生抬腕看了一眼，低头看着鲁迅先生轻声问：“快七点了，还等他们吗？”
“不必。大概没收到信，我们吃罢。”
许先生转身对女招待说：“给我们‘开’罢。”
“好嘞！”女招待答应一声，欠身退了出去。许先生对众人解释说这儿生意好，希望饭客们快吃，快走，好腾房间。众人于是起身开始入座前的谦让，相持不下，在鲁迅先生的指定下才纷纷落座。
正对面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脸型瘦削，下巴略尖，戴着一副角边眼镜，梳着整齐光亮的背头，身穿一件湛蓝色半新罩袍，卷着袖口，露出一圈白色的衬衣袖头。他的左首是一位瘦高个男士，头发蓬乱，面部瘦削，一双小眼睛似乎总在讥笑什么；旁边是一位约三十岁，方圆脸盘，肤色较黑的女士，身穿一件深绛色洒满细花的窄袖半旧旗袍。鲁迅和许先生背对着房门坐下。许先生旁边是海婴，然后是我和萧军。鲁迅先生另一侧坐着一位身穿淡紫色西装，有些拘谨的年轻人，他旁边的两个位子空着。
上了四个凉菜，许先生从桌底拿出一个黑色大玻璃瓶，启开瓶塞，给每人倒了半杯黑紫色的汁液，说是一个朋友从国外带给周先生的葡萄汁，太浓了，得掺些冷开水。接着，拎起一只暖水瓶，边往每人杯里加冷开水边说这也是从家里带来的，怕饭馆里没有。
我不禁叹服许先生的细心。鲁迅先生又拿出一瓶白酒和一小坛绍兴黄酒放在桌子中间，对众人说：“能喝白酒、老酒的自己斟吧，别客气。不会喝酒的就喝葡萄汁。”
话音未落，那个瘦高个，有些驼背的人，伸出一只长胳膊，将白酒瓶抓了过去，满满斟了一杯，送到嘴边，旁若无人地呷了一口。
许先生起身朝门口张望了一下，然后朝楼梯口走去，片刻后返回包间，在鲁迅先生耳边轻声说：“没！”
鲁迅先生点点头，仰着脸，以主人身份向我和萧军介绍在座的客人。他指着正对面那个戴眼镜的男士说：“这是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对方欠欠身子，面带微笑，轻轻“嗯”了一声。另外几位似乎跟他非常熟识，都会心地笑笑。接着，鲁迅先生指着那个又在抿白酒的男人说：“这位是聂先生。”我和萧军向他点头致意，他连身子也没欠一下，咽下嘴里的酒，“哼”了一声。旁边是他的夫人周女士，我们彼此点头致意。对坐在身边的那位西装男青年，鲁迅先生只说了句“这是叶先生”。转而，指着我和萧军，向众人介绍道：“这两位是刘先生、张女士，新从东北来。”然后，看着那两个空位子解释道，“今晚本是为胡先生的儿子做满月，他俩大概没接到信，上海这地方真麻烦！”
菜已上齐，满满一桌子佳肴，一大盘烤鸭放在正中间。大家边吃边聊，除了我和萧军，其他人都十分熟悉热络。鲁迅先生举杯道：“旧年将尽，新年将至，祝大家来年生意越来越好！”
众人一起举杯：“祝周老板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萧军端着酒杯，正疑惑，我用手肘轻碰了他一下。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表情稍微松弛下来，夹了一块烤鸭，埋头吃着。那位聂先生频频帮周女士夹这样那样的菜，周女士则坦然领受。萧军也开始学样，从离我较远的盘子里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我面前的碟子里。
“形势不佳，生意越来越难做。”聂先生抿了口酒，红着脸感慨道。
鲁迅先生抽出一支纸烟，捏了捏，塞进烟嘴，送到嘴边，点燃后抽了一口，有些落寞地说：“一群人窝里斗得厉害。造谣、中伤、放冷箭，乌七八糟，让人失望。”
萧军又夹了一块肥瘦相宜的鸭肉放在我面前，他正欲再次伸筷子，我在桌子底下拉了一下他的左手制止，他这才放下筷子。海婴在一旁不停地问我哈尔滨在哪儿，冬天有多冷。
我装出儿童的表情，告诉他哈尔滨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上海得坐好几天的火车、轮船，一年有四个月下着雪，冬天地上一片白，江里会结很厚很厚的冰，能走汽车。他睁大眼睛，瞅着我。桌上的人都微笑着看过来。吐了口烟，鲁迅先生悠然道：“对于未知，孩子永远充满好奇，大人就不同，心智多用于权谋。”
众人点头称是。我拿出那两只醉红色的核桃放在桌上，对海婴说：“这个送给你！是祖父传给我的。”他新奇地拿在手里把玩，我又将那对小棒槌递给他。放下核桃，他又惊喜地拿起小棒槌。
抿了一大口酒，聂先生兴奋地看着萧军：“早就听说‘东北八大怪’，不知其详，正好向你打听打听。”
周女士瞟了丈夫一眼：“怎么，你也对未知充满好奇？”
鲁迅先生爽朗地笑起来，众人跟着笑。
萧军介绍说：“‘东北八大怪’说法不一，不过大同小异，比较流行的一种是：百褶靰鞡脚上踹，不吃鲜菜吃酸菜，窗户纸糊在外，火盆土炕烤爷太，提妖降魔神仙舞，烟囱砌在山墙外，姑娘叼个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
聂先生又说“愿闻其详”，萧军于是分别进行解释。讲解完毕众人表情释然，聂先生放下酒杯，说：“长见识了！”
大家又聊些别的见闻，不知不觉杯盘狼藉。许先生看了一眼腕表，鲁迅先生便对大家说：“咱们散吧。谢谢各位赏光。”众人纷纷起身，向鲁迅和许先生道谢。叶先生走过来，递给萧军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地址。”萧军连忙拿出纸笔，将我俩的住址也留给了他。
我挽着萧军的胳膊，脚步轻快地走在大街上。问他桌上的几个生人是否都记住了，他说他们多数时候故意用暗语，始终不太明白。我便告诉他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位“一道开店的老板”就是茅盾先生。他有些不相信那就是《子夜》的作者。我接着说那位聂先生，名叫聂绀弩，夫人名叫周颖。萧军问跟我们交换地址的叶先生是否就是《小小十年》的作者叶永蓁。我说不是，那人是叶紫，并告诉他空位子是给胡风和夫人梅志留的。萧军对许先生开席前的举动也有些不解，我说那是为了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或特务之类盯梢。他这才明白众人为何多用暗语，并感慨鲁迅先生真是不易，跟朋友吃个饭都这么难。
下了电车，我们朝拉都路走去，不远处的万氏照相馆还亮着灯。我提议说：“三郎，咱们照张相吧。”
他深表赞同，指着上衣说：“就为这礼服，也应该照一张。”
摄影师帮我们摆好坐姿，正准备拍摄，我让他稍等，起身从道具箱里捡出一只烟斗，右手拿着送到嘴边，装出抽烟的样子。摄影师打了个手势，随着镁光灯一闪，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便定格下来。
5
两天后，叶紫带萧军出门走走。
回来后，萧军懊恼地坐在床沿上一言不发。我放下钢笔，问：“这是咋的啦？”他叹了口气，仍不说话。我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子过，就说：“有事儿说事儿呗，干吗垂头丧气的！”
他这才说叶紫出于好意，带他到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看看，认识认识人，日后好打交道。然而，这一趟下来，叶紫委婉告诉他，黄源还有别的编辑都觉得他身上有股大兵劲儿，匪气太重。他就因这个受了打击。我听后想笑，过了一会儿心平气和地说：“你想想，咱俩在东北出生、长大，跟江浙一带的人自然不一样，况且……”
“你想说什么？”
“况且，你本就行伍出身嘛！”
“会不会唠嗑？不安慰也就罢了，还说风凉话。”
这一刻他全然变成了一个受不得委屈的孩子，我连忙宽慰道：“有点匪气也不是什么坏事啊。不信，你问问鲁迅先生。”
“这个也问他？”
萧军的话音刚落，有人敲门。我赶忙过去开门，只见聂绀弩、周颖夫妇站在门口。萧军也迎了过来。聂绀弩说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只有一把椅子，我和萧军十分尴尬，不知如何招呼他们坐下。周颖见状走到窗前，注视着窗外的菜园。聂绀弩朝屋内扫了一眼，对萧军说：“怎不写点稿子卖钱？换个大点的地方。”
萧军挠头道：“一时写不出满意的，写出来也没地方发表。”
“找老头子啊。他总有办法。”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聂绀弩说，“私下里我们都习惯称鲁迅先生‘老头子’。”
萧军嗫嚅道：“写得不好，怕给他添麻烦。”
“总得要生活！老头子介绍出去的文章，如果不是太差，他们总是要登的。太差的文章，他也不肯介绍。不过，按惯例，老头子介绍新人的文章给杂志，得陪上一篇自己的东西。”
聂绀弩的话立马给我和萧军指明了方向，送走他俩，萧军说这两天就去找找看，换个大点的房子，好各自沉下心来创作。叶紫今天告诉他，鲁迅先生前晚请客，名义上是为胡风儿子做满月，实则担心我们在上海人地生疏，一时难以适应，就想法子介绍给周围的朋友。我不禁为鲁迅先生的良苦用心而感动，对萧军说先生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得拿出像样的作品才行，不辜负他的期望，同时也能挣点稿酬。不等我说完，萧军说元旦过后就搬，接着，又自信满满地说：“他们说我匪气重，也是看不起人。言下之意我不是写文章的人，等作品出来让他们瞧瞧！”
这男人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不过，当晚他还是就自身的“匪气”问题，给鲁迅先生写了封信。发出之后，几天不见回复，我们担心他又生病了，萧军接着又写了一封，二十七日终于收到鲁迅先生对前两信的回复。
萧军捧信而读，我忙着整理文稿，问先生是否生病了，他说没有，只是这两天比较忙。听我又问信上说了些什么，他轻声念道：
“不过，此后所遇的人们多起来，彼此都难以明白真相，说话不如小心些，最好是多听人们说，自己少说话，要说，就多说些闲谈……”
鲁迅先生真的把我们当成了两个没长大的孩子，听着内心暖暖的，我笑着说：“这是老耗子教小耗子躲避猫的办法。”
萧军乜了我一眼，不再往下念。我记起他写信求教的问题，便问：“他老人家关于塞外大兵与江南才子有评价吗？”
“有啊！”萧军得意地念道，“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
“别高兴太早，他虽讨厌江南才子，但也没有明确说喜欢北方大兵。”
“看吧，我会继续问个明白。”
“我的《麦场》有消息吗？”
“还在书报检查官手里审查着呢！”说着，萧军将信笺递给了我。
元旦前一天，我们搬到靠近拉都路南端的福显坊。
二房东住亭子间，将二楼一间临街正房让给了我和萧军。屋子朝南，凭窗远眺可以看到成片的柳林，还有稀稀落落的人家。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东北角上一张单人床，房间布置妥当，冬日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屋子大多了，而且我们有了各自的书桌，我说如果再有张小床，即便他睡得再晚，也不会影响我。萧军说知足吧，然后拿出纸笔给鲁迅先生写信告诉新家地址。我让他问问，快过年了先生会不会想妈妈，是否会到北平看望。
“尽问些不着四六的问题。先生又不是孩子。”萧军嘀咕道。
“咋不着四六？鲁迅先生不是孩子，但也是儿子啊，有妈妈多幸福！”
“说不过你，给写上，行了吧！”
第二天下午，我买菜回来，萧军已将一张小铁床在屋子西南角安放好，拍拍手上的灰尘：“如你所愿，从此不用挤着睡了。”我忙问哪来的小床，他说寄完信跟叶紫一起打着鲁迅先生的旗号，找木刻家黄新波借的。拍拍床沿，我说今晚就睡这儿，便打开柳条箱，拿出棉被开始铺床。
半夜，写累了，我们互道晚安各自躺下。
一觉醒来，眼前一片漆黑，两年前一个人睡在东兴顺旅馆储藏室的情形，即刻回到眼前。再次掉进无边的恐惧和无助里，我轻声喊“三郎”，却只能听见他的鼾声。又想起一个人躺在医院小铁床上的那些夜晚，越来越害怕，不禁抽泣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萧军被我的哭声惊醒，拉开电灯，奔到床前，伸手摸摸我的前额，惊慌地问：“怎么啦？哪儿不舒服？”灯光填满房间的刹那，潮涌而来的恐惧即时退去，感受到他手掌的温度，我侧过脸不知说什么好。他又拉过我的一只手，要摸我的脉搏。我抽回来，说：“去睡吧。我啥事儿也没有！”
“那，哭什么？”
我泪眼婆娑地笑起来：“离你太远，我害怕！”
明白虚惊一场，他用指节在我的前额啄了一下：“拉倒吧！别逞能了，还是回来睡吧！”
取材于青岛时的生活，我想写个题为《小六》的短篇。屋子大了，有了阳光和自己的书桌，却怎么也开不好头，不时团起一张稿纸，丢进纸篓，后来索性把钢笔一扔，独自生闷气。萧军坐在那里正在看鲁迅先生的回信，忽然笑起来。
“人家小说开头怎么也写不好，烦死了，你还笑。”
他看过来：“我可没有幸灾乐祸，谁叫你有那样‘精彩’的比方？我读给你听！”
我赶忙走过去，想将信笺抢过来，他一扬手，高声念道：“吟太太究竟是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精确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话，怎么会是耗子躲猫的方法呢？”
“好啊！你连这个也告诉鲁迅先生？”
“又没冤枉你，既然敢说，还怕别人知道？”
拿过信笺，我也禁不住笑起来。先生说最近忙着翻译文章，为了追求平易，不用难字，“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乱做梦，哪里还会记得妈妈，跑到北平去呢？”
没想到鲁迅先生也有犯难的事儿。读完信，见萧军拿出纸笔，连忙问他又写什么。他说给鲁迅先生回信，顺便将两篇写好的小说稿寄过去。他都完成两篇了，我却一篇也没有写出来，心中不免沮丧，说：“你让先生拿鞭子抽打抽打我。不督促，真是啥也干不了。”
“放心，一定转告。”
叶紫敲门进来。坐下后对我说往后直呼其名就是，叫“叶先生”太别扭。感受着他的朴实与平易，我说难怪鲁迅先生对他评价那么高。叶紫两眼放光，赶忙问先生说了什么，我便模仿起鲁迅先生的神态和语气，说：“叶这人是很好的！”
他俩都笑起来。叶紫转而关切地问给先生的文章寄了吗，我沮丧地如实相告，一旁的萧军却难掩得意。他安慰说不用急，慢慢来，一旦心情沉静就能找到感觉，又对萧军说：“文章给了先生，一般不会落空。况且他对你俩如此赏识。”
萧军更是得意。愣了一下，叶紫说最近馋得很，又没有余钱，想让鲁迅先生请个客打打牙祭，吃顿小馆也行。我立即嚷嚷着要萧军把这个加上。他说：“我可没有那么大脸，先生最近忙着译书，哪有工夫？”
“那，我自己写信提。”我看着叶紫说，“等我的消息！”
《小六》终于写完，寄给鲁迅先生后，紧接着又开始下一篇。似乎真的找到了感觉，趴在桌上不停地写。萧军推门进来，埋怨邮差真是可恶，信件不及时投递让人苦等。一听说有先生的信来，我起身急着要看。萧军将手里的两封信朝我扬了扬，拆开其中一封，站在屋子中央读起来，见我凑近，瞥了一眼，脸上带着坏笑。我拿过信笺，只见上边写着：
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的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
收起信笺，我坦然地说：“都是老皇历了。《小六》他指定已经收到了，发表的速度可能不比你慢。”急于想知道请客的消息，我赶紧拆开另一封信，上边说：“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这是我和悄吟太太主张不同的地方。但是，什么时候来请吧。”看到这里不免失落。萧军见状，装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怎么？《小六》也像《麦场》没有消息？”
我乜了他一眼：“才不是，《小六》已寄给了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只是……”
“‘只是’什么？”
“请客……”
他顿时明白了：“真没见过像你这样蛮不讲理的恶人，居然逼着人家请客。换谁都会拒绝。”
“谁拒绝了？”我回到自己的桌旁嘀咕道，“装正经，到时候吃得比谁都多！”
转眼已是三月。
江南的春天来得特别早，窗外的垂柳一片嫩绿。
文章有了出路，我和萧军的创作劲头高涨起来。五日下午叶紫一进门便冲我们喊道：“别写了，晚上鲁迅先生请咱们吃饭！”
我放下钢笔：“真的？”
萧军又在那里撇嘴角：“瞧那高兴样儿，就知道吃！”
“我刚从先生家出来，他让通知你俩，并捎来这个……”叶紫将手里的杂志递给我，稿费单给了萧军。
见我翻开《太白》，叶紫问：“第一次在上海发表文章吧？”我兴奋地点点头。这时萧军惊叹：“这么多！”
我一把抢过那张由《文学》社开出的稿费单，一看金额三十八元也被惊住了。叶紫说上海的纯文学杂志，《文学》影响最大，稿酬也最丰，千字三元，在上边发表作品，被新人视为登龙门。萧军这回倒是谦虚起来，说全赖鲁迅先生推荐。我当即表示不服，说等着瞧，我也要在上面发一篇。
“怎么样，二位？三喜临门。真心为你俩进入上海文坛而高兴！”
说完，叶紫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桌旁，说有事儿要跟我俩商量。等我和萧军在床沿上坐下，他说自己的长篇小说《丰收》因题材敏感，辗转多家书店没有结果，即便有书店愿意出，也无法通过当局的审查，就打定主意自费印行，为了让书看起来像个合法出版的样子，虚拟了一个名叫“荣光书局”的发行者，地址含糊定为“上海四马路”，但还没想好一个出版者，因此建议不如我们仨组建个出版社，方便日后印书。
萧军一听十分赞同，想了想：“就叫‘奴隶社’！”
“印的书就叫‘奴隶丛书’！”叶紫兴奋道。
我的《麦场》还在争取合法出版，对这个虚拟的出版社我没什么兴趣。他俩商定一会儿再听听鲁迅先生的意见。
在桥香饭店，一桌精致的广帮菜摆了上来。除了鲁迅先生一家和我们三个，还有曹聚仁先生和《文学》社编辑黄源。介绍黄源时，鲁迅先生说萧军的稿酬就是由他开出的。黄源与萧军同年，又名河清，戴着眼镜，文文弱弱，我心想不知什么时候他也能给我开出一张稿费单。
席间，萧军一改上次的拘谨，吃得有些旁若无人。嘴里不停咀嚼着，抬头刹那，发现我正在看他，便收敛了一点。我想笑，努力掩饰着，问海婴想吃什么。叶紫停下筷子瞅了瞅萧军，大概是想他提出版社的事儿。鲁迅先生吸着烟，爱怜地催促道：“小叶，吃呀！”
叶紫一愣神，伸出筷子：“在吃，在吃！”边说边朝萧军使眼色。萧军这才有所会意，终于放下筷子，对鲁迅先生说：“周先生，我们仨想办个出版社。”
“哦，名字想好了吗？”鲁迅先生笑着问。
萧军赶忙说：“准备叫‘奴隶社’。”
“很好啊！奴隶比奴才强，奴隶会反抗。”先生端着酒杯，对黄源、曹聚仁说，“三人年龄不足三十，文章都做得好，充满热情，跟那些只玩点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东西大两样！往后，请你们多关注。”
两人举杯回应：“一定！一定！”
“你俩搬家后，周先生始终惦记着要来看看！”许先生小声对我说。
“真的？带海婴一起来呀！”
“等忙过这段再说。”
饭局散后，叶紫跟着我和萧军回到福显坊。我给他俩各倒了一杯热茶，然后对满脸通红、薰着酒气的萧军，说：“要先生请客，叶紫提议，我写信，你反对。最后你吃得最多。瞧你那狼吞虎咽样儿！”
“是啊，你俩合起来，也没我吃得多！”
喝了口茶，叶紫微笑道：“难怪河清说你野气太重！”
“野气，不好吗？我得问问鲁迅先生。”萧军有些沮丧。
“别人一句玩笑话，你倒是在意了。”我说。
“不是玩笑，黄源以前也说过，刚才从饭店出来又这么提醒我。”
叶紫想转移话题，说：“先生居然支持我们的想法。《丰收》马上就可以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印出来了。”
我和萧军都为他高兴。萧军随即想到《八月的乡村》涉及抗日，不可能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也决定索性作为“奴隶丛书”之二印出来。叶紫很是赞同，认为一来可以让关内民众了解东北，二来也可以扩大“奴隶丛书”的影响。我关心的是自费印书是否要很多钱，叶紫说钱不成问题，他在民光印刷所有熟人，印刷费和白报纸只需交部分定金，余额可以赊账。
鲁迅先生已为《丰收》写好了序言，萧军要他为《八月的乡村》也写一篇。《丰收》的封面和装帧由黄新波设计，叶紫建议《八月的乡村》也交给他，并说先生素来看重书籍的装帧，由黄先生亲自操刀，他老人家定会满意。越谈越兴奋，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就这样把出书的事儿给定了下来。想到《麦场》的面世遥遥无期，我很是失落，问：“我的可怎么办啊？”
“你呀，就等着吧。等官老爷们检查通过了再说。”萧军故意大声说。
萧军说干就干，劲头十足。鲁迅先生已答应为《八月的乡村》作序，他又让叶紫领着去找黄新波。
上午收到一封先生的回信，正拆开捧读，两人气鼓鼓地回来了。一坐下，萧军就责问叶紫在黄新波屋里为何踢自己一脚。
“你这个‘阿木林’！”
叶紫骂了一句，然后对我解释说，黄新波满口答应了萧军的请求，当时屋子里还有另外几个聊天的年轻人，萧军竟然当众公布了自己的地址。
“这有什么关系？不都是进步青年吗？”萧军一脸委屈。
叶紫严肃地说：“他们并非全部、永远可靠！”
萧军恍然：“这样啊！”
“尽快换个住处。搬家吧！”
叶紫接着说年轻人易变，靠不住，一旦出事就会牵连一大片。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鲁迅先生多次吃过这样的苦头，所以现在跟年轻人接触十分谨慎，对我和萧军如此信任，且不遗余力地提携却是例外。
他还告诉我和萧军，一开始先生没答应见面的原因，就因为不清楚底细，托胡风一番打听之后，觉得没什么党派背景，才决定面谈。那天晚上他主动跟萧军交换地址，也是受先生之托，做我们的“监护人”，怕我们人地两生出什么岔头。听叶紫一说，我和萧军都满心感动，临出门，他再三叮嘱以后遇事细心一点，别让先生担心。
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黄大约看惯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觉得你有些特别……普通人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为古怪，这成见必须跑过许多路，见过许多人，才能够消除。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
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假装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
叶紫走后，我把手里的信递给萧军。关于让他多少有些受伤的“野气”，鲁迅先生的尽力宽解，让我们都十分感动。
收起信笺，萧军默然良久，然后说：“过几天咱们就搬！”
6
拉都路351号是一条比较高级的弄堂，门口有铁栅门，一列三幢三层西式楼房。萧军在青岛时认识的一个李姓朋友，跟几个年轻人合租下第二幢，将三楼的一间让给了我们。三月底，我们便搬了过来。安顿停当，萧军环顾室内，说这也太“资产阶级”化了。我不免生出隐忧，说白住恐怕不好。萧军说都是熟识的朋友，如果不来，人家会觉得我们瞧不起人，不过已说好分摊房费，每月五十六元，如果觉得不合适，随时可以搬离。代价虽大，但他觉得为我写作商市街系列散文提供一个好点的环境也值得。
感动之余，我嘱他熟人之间别闹出什么不愉快就好。他急着写信告诉鲁迅先生新家地址。十七日先生曾单独给我回过一信，说原本要来看看，不想海婴被开水烫伤了脚，得半个月才能好，到时候再来。我始终惦着这事儿，让萧军顺便问问。
商市街系列散文还有几篇就写完了。身处千里之外，回想当年安家商市街的哈尔滨往事不禁感慨万千。我和萧军的创作越来越顺遂，他远比我勤奋，经鲁迅先生推荐，作品频频发表。
五月二日上午，我俩各自伏案写作中。有人来访，开门一看，竟是鲁迅先生一家！我失声惊叫：“周先生、许先生！”
萧军闻声跨到门口，将他们迎了进来。
先生看了看房间，不停点头道：“不错，不错！”
四人对面坐下，海婴在一旁玩自己的。先生边抽烟边问《八月的乡村》的进度，萧军回说在印刷中。他转而冲我微笑道：“《麦场》还没有回音，悄吟太太不会泄气吧，最近写了什么？”
让萧军在信中提问，我很放得开，不知为何，一旦跟先生对面就十分拘谨。我红着脸，低头不语。萧军代我回答：“人家在写系列散文，回忆我们离开哈尔滨前的一段生活。”
我抬起头，只见先生眉毛一扬：“是吗？不一定等到全部写完再发表，拿出一两篇给杂志试试。”
《文学》始终是我的情结，便鼓起勇气说：“我想让您也推荐一篇到《文学》试试。”
“哦，哪天等我看过了交给河清！”鲁迅先生表情轻松地说。
许先生加进来，四人再聊些家常。第一次发现鲁迅先生其实很爱笑，而且是那种富有感染力的爽朗大笑。快到中午，他带我们一起下楼找地方吃饭。
我牵着海婴的手，边走边听许先生教我如何适应上海的生活。鲁迅先生大步走在前边，萧军如同卫士伴在一旁。回想先生每次回信时对萧军的宽解、鼓励还有帮助，我不禁为他俩的忘年情谊而动容。虽然相差二十六岁，但鲁迅先生显然还是将萧军视同知己，跟他诉说母亲即将南来的焦虑，建议他更换笔名，甚至代领稿酬。为了不让先生失望，萧军最近格外勤奋，每每写到深夜。这一点我自愧不如。
鲁迅先生领我们到一家名叫“盛福”的西餐厅吃了午饭。有了几次近距离接触，越发印证了我此前对他的想象一个爽直而温情的人。
送走鲁迅先生一家，回到住处，萧军那位朋友早已等在二楼楼梯口，问上午来的那位老人是不是鲁迅。迟疑了一下，萧军说“是”，对方马上面色不悦：“你知道，我们都崇敬先生。机会难得，应该替大家介绍一下呀！”
萧军说等下次来，如果鲁迅先生愿意再介绍，那人冷笑一声回屋了。
关上房门，萧军说这帮人不讲理。我说可不是，再说先生也不一定愿意见他们，怎么好贸然介绍，既然不愉快了，就别跟他们共住。
六月初，我们又搬到萨坡赛路190号唐豪律师事务所。
唐豪是萧军的朋友，将二楼租给了我们。这是一栋中等以上的英式建筑，有宽大的正间，后门临街，环境很不错。搬家不久，《八月的乡村》就印出来了。我拿起一册样书，翻开封面，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鲁迅先生在序言里所引的那句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我和萧军已是彼此的见证。我最清楚他为这本书的付出，合上书页摩挲着封面，内心洋溢着喜悦，对站在一旁的萧军表示祝贺。他将我揽进怀里，感叹先生对自己和叶紫的推介真是不遗余力。他忽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稿费单，祝贺我如愿以偿。商市街系列散文中的《饿》在《文学》上发表了！接过那张纸，我骄傲地说：“我也有了稿费收入！”
在为萧军高兴的同时，我的失落也越发沉重。鲁迅先生将《麦场》也推荐给了《文学》希望连载，不知他们是否愿意。叶紫和萧军的书都印出来了，且都由先生作序，我的却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看出了我的心思，萧军安慰说不要急，总会有办法。
上海的夏天潮湿闷热得几乎让人喘不上气儿。
一早，趁凉快上街买好蔬菜和早餐。萧军正趴在桌上写什么，见我走近，立即翻过那页写满半篇文字的纸，将钢笔放在空白信笺上。放下菜篮，我随口问给谁写信。他支吾说一个朋友，我心头掠过一丝不安，没有多想就催他来吃早饭。拿出用纸包着的油条，不禁“呀”了一声。萧军走过来问怎么了，我让他看包油条的纸，原来是《死魂灵》的译稿。这很可能是从《译文》编辑部流出来的。那些编辑太可恶，居然将鲁迅先生的手稿当废纸卖。
饭后，我们各自伏案忙碌。
听见有人敲门，萧军拉开房门便冲我大声喊道：“廼莹，你看谁来了！”
我朝门口一看，便起身奔了过去，跟萧军一道将舒群、罗烽、白朗迎了进来。我和白朗相拥而泣；萧军分别跟舒群、罗烽拥抱了一下，男人们眼里也都噙着泪水。
罗烽消瘦了很多，虽然疲惫，但看起来精神还好，他说：“三郎，祝贺你！没想到你俩这么快就实现了梦想。”
“我的书还没有消息。”
不等我说完，舒群便说：“也没问题，说不定反响更大！”
“都得感谢舒群兄，没有青岛那几个月，我和廼莹都不可能完成创作。”
舒群谦虚了一番，然后高度评价着《八月的乡村》。萧军连忙转移话题：“不说这些，我和廼莹一直惦记着你们，受苦了吧！”
白朗满脸憔悴，低头擦着眼泪。我默默拉过她的手很是心疼。舒群说他在狱中还好，跟高嵩关在一起，身份始终没有暴露，特务们也问不出什么，前不久放了，目前跟塞克住在一起。我和萧军转而看着一旁沉默不语的罗烽。
“甭提了。内部出了叛徒，送走你俩不到一周，我就被抓了。在监狱里关了十个月，吃尽苦头。得亏莉和周围朋友多方营救，好不容易才获得保释。这不，无路可走，投奔你们来了。”
我不禁对白朗说：“莉，真苦了你。还有老人要照顾，换了我真不知怎么办。”
“好在都过去了。”她凄然笑笑。
聊完别后，萧军让罗烽、白朗跟我们挤着住一段时间再说。他俩很是感激，说给我们添大麻烦了。想起在哈尔滨时，朋友们对我们的好，我便不让他俩再说那些见外话。但他们仨想通过我们的引荐，跟鲁迅先生见面，令我和萧军有些犯难，只得如实说会给他写信提这个要求，不过先生见生人十分审慎，怕是一时办不到。
见三人有些失望，萧军便说先不问别的，埋头写出作品来，我们这些流亡上海的东北作家慢慢会形成一个群体，凭借作品引起别人的注意。罗烽、舒群听后十分认同，我对萧军建议，不妨先介绍大家跟胡风认识认识。萧军很是赞成，决定过两天请胡风夫妇来家里吃饭。
因着鲁迅先生这层关系，我们跟胡风早已是未曾谋面的熟人，发出夜饭邀请，他欣然答应前来。
傍晚，萧军揉面，我和白朗擀皮儿，罗烽、舒群包饺子。萧军擦着脸上的汗水，埋怨道：“这鬼天，真他妈热！”
胡风夫妇来了，萧军停下手里的活儿去开门，我们都迎了过去。胡风中等个子，发际线很高，站在门口对萧军说道：“刘兄，你好！在下胡风。”进屋后，又指着身边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子介绍道，“内子小屠。”
这就是朋友们经常说起的梅志，我不禁赞叹道：“屠小姐真漂亮！”
她立时红了脸，萧军接着将舒群、罗烽、白朗一一介绍给他俩。
说不了几句，男人们的话题便宏大起来。我便对萧军说：“你们男人一边聊着去吧，余下的活儿交给我和莉。”
我揉面、擀皮儿，白朗包饺子。梅志自告奋勇过来帮忙，朝白朗观察了一会儿，也学样儿包起来。我边擀皮儿边对她说：“咱俩早该见面了。”
她瞅着白朗的双手，笨拙地动着手指：“是啊。去年鲁迅先生请客，请柬寄到了我娘家，妹妹第二天才转给我们。错失机会，我跟胡先生都懊恼不已。”我说原来是这样。她费劲地包好一个怪模怪样的饺子，再看看白朗的，面带歉意，说只包过上海的菜肉馄饨，对北方的饺子一窍不通，实在不成样子。我让她在一旁歇着，她却有些不服气，又拿起一块皮儿，舀了一匙肉馅儿包起来。
桌上摆满炒菜和两大盘煮好的饺子。招呼落座后，萧军给大家斟满了酒，男人们很快热络起来。举着酒杯，我敬梅志：“欢迎屠小姐光临！”她面颊通红，说哪里是小姐，都是孩子他妈了，说完一饮而尽，尔后又跟白朗喝起来，将杯中酒一口倒进嘴里，很快便显醉态，高声说：“这酒，我不吃，会醉的。我要喝香槟！”
没有准备香槟，我有些犯难。白朗笑着说香槟也能醉人的。梅志没言语。这时，胡风端起酒杯起身对众人说：“我敬大家一杯。萧军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我想，上海不久就会出现一个‘东北作家群’。”
我们都站了起来，罗烽、舒群回应说：“向萧军、悄吟看齐！”
萧军颇为自得，但也还是尽力表现出谦虚来：“哪里，哪里！还望胡兄多多关注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
四个男人将杯中酒一口喝下，胡风放下杯子，对面红耳赤的梅志说：“咱们得走了，孩子等着喂奶。”
梅志一惊，跟着起身。我说既然要给孩子喂奶就不便留她，欢迎以后常来。临出门，梅志有些意犹未尽，看了我和白朗一眼，跟在胡风身后下楼了。
为了实现三人的愿望，萧军特地给鲁迅先生写信。七月二十七日先生回信说：“你的朋友南来了，非常之好，不过我们等几天再见罢，因为天气热，而且我也真的忙一点。现在真不像在做人，好像是机器。”
我和萧军都觉得这是婉拒，不好勉强。一个多月后罗烽、白朗搬到美华里的亭子间，不久白朗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罗烽也通过周扬接上党组织关系并加入“左联”。生活有了着落，他们也开始了各自的创作。
7
炎夏终于过去，风里带着丝丝凉意，秋天也是上海最好的季节。
八月底，鲁迅先生来信说《麦场》亦被《文学》社退了回来，认为“稍弱”，打算方便的时候让胡风拿到《妇女生活》试试，如果登不出来就只好搁起来了。我不免气馁，只好再等等胡风的消息。
一早，萧军腋下夹着本书就出门了。每晚来找他坐聊的读者和年轻作者多起来，地板上满是脚印、烟头，起床后我就扎着花围裙，蹲在地上擦起来。听见门口有人喊，抬头一看，是胡风和梅志。吃力地直起腰，我赶忙招呼他俩进屋。
“你一个人？三郎呢？”胡风问。
“人家呀，一早就到法国公园看书用功去了。一会儿回来，你看吧，定会责怪我不看书。你看这地板，不擦行吗？我是看不过去！”我边解围裙边说。
将抹布、盆子收拾停当，在他俩对面坐下来，梅志瞟了胡风一眼，说：“男人都这样，可不管这些！”
胡风有些尴尬。
我看在眼里，连忙说：“一天比一天凉，眼看冬天又来了。南方的冬天真难熬，冷死了！”
梅志十分好奇，瞪着漂亮的大眼睛：“北方冰天雪地，比南方好过？”
我告诉她，东北屋内有火墙、热炕，十分暖和，不用穿棉衣。梅志意犹未尽，想继续打听，胡风脸一沉：“别问个没完，我跟悄吟有正事儿要商量！”
梅志收回要说的话，冲我扮了个鬼脸。胡风从提包里拿出《麦场》抄稿说《妇女生活》也退了回来。我说实在写得不好，还让他和鲁迅先生大费周章。
“不是稿子的问题，是编辑的趣味作怪。你的文字深深打动了我，如果不能面世，委实可惜！”
胡风的话又让我有了一些信心，便说索性也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印出来，没想到他正想建议我这么做。
“麦场”仅是第一章的标题，全书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我想听听他的意见。翻了翻抄稿，胡风思忖片刻，低声说道：“写的多是东北乡民糊糊涂涂的生，乱七八糟的死……”接着眉毛一扬，“‘生死场’，你看如何？”
我顿时觉得这是个能够点亮全书的好名字，打心眼里佩服胡风的敏锐。他说书名很重要，要我问问鲁迅先生再定。我接着想请他写篇序言，他一听有些犯难，建议还是请鲁迅先生作序为好。
这时，萧军穿着那件短大衣，头戴压发帽，悠然走进来，跟胡风、梅志热情招呼过后，拉了把椅子在我旁边坐下，板着面孔说：“你呀，就是不用功，不肯多读点书。”拍拍手里的书，“你看我，一早晨读了大半本。”
我很是气恼，垂下眼帘，冷冷道：“人家一早到公园用功，我可得擦地板，还好意思说！”
萧军尴尬地笑起来，胡风、梅志也跟着笑笑。见俩男人有别的事儿要说，梅志便陪我在厨房说说话。她说那天见到我就像见到往日同学随便了些，回家路上，胡风就批评她失态，说别看悄吟梳着辫子，一副中学生打扮，要知道人家都是小说家了，她那样会遭人笑话。我赶忙说自己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怎么会笑话呢！
“今天老胡来，我特地跟着，就是想对你把这些说出来，那晚，老胡说完一个人自顾自朝前走，我跟在后边懊丧极了，心想你们一定会把我看作一个无知的傻女人！”
我笑着说她多虑了，这时听见胡风喊梅志离开。
他俩一走，我就赶忙给鲁迅先生写信，问他对“生死场”这个书名的看法，并请他作序。怕他推辞，我强调说既然给叶紫、萧军都写了，我的也不能例外。另外，萧军和我都觉得很久没有见到先生了，便提出想见见他。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二十日便收到了回信。先生也感慨的确有太长时间没见面了，说最好在本月内设法抽出时间来谈谈。对我那作序的请求也没有拒绝，嘱咐给他看排印的未校稿就好，或许顺便还可以改正几个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