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作家的光荣，感到了文学事业的神圣和崇高。
第二次经历是在四天后。其时大会已经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与代表们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那天我们的座位比较靠后，因为看不清楚，前面又有空位，大家便向前去。一去，我便坐到了离总书记不过十几米的前排。开始，总书记边看节目边与同桌的张瑞芳、才旦卓玛、骆玉笙等亲切交谈。轮到自己上台时，他先是讲起了上小学时唱那首《祖国歌》的情形，把歌词朗诵了一遍，而后与王昆、吴雁泽、鼓丽媛一起放开了歌喉。在杂技《心灵感应》表演时，总书记愉快地与演员配合着，亮出了一只银碗。在最后的大合唱中，本来歌声已经结束，总书记却打着拍子，又一次把歌声推向了高潮。总书记与作家、艺术家的交流可说是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那使大家再次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作家艺术家的信任和鼓励。也就在这次晚会结束，大家带着满心的喜悦返回住地时，我又一次看到了京西宾馆的哨兵们面色肃穆、右手举起的身影。那身影使我心中的喜悦，也顿时变得凝重和深沉了。
时光可以流逝，生命可以衰败，作代会期间两次近乎相同的经历，却定会鲜花般地在我心中长久开放。
台北的两次聚会
从高雄一路向北，阿里山、日月潭，接下就是台北了。那天上路早，但一路走一路看，到台北已是傍晚时分，数不清的霓虹灯和车灯已经点起了一城华彩。与颇有几分南国风味和新兴大都会气派的高雄相比，台北更像是一位被时代推着走进灯红酒绿中的老者：楼没有那么高那么新，路没有那么宽那么长，尤其是那些多得不可胜数的商业街，一色的五六层和触目皆是的广告牌，流光溢彩中展示的是一种难得古香古色的气象。据说那为台北所独有，即使走遍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也难得再找出第二处来的。
到台北的活动集中在两次文学聚会上。一次是在到达台北的当晚，主人是陈映真和他的夫人。陈映真是台湾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小说《将军族》、《夜行货车》等被海内外读者所熟知。1968年他被台湾当局以“意在颠覆、叛乱”的罪名逮捕，一关就是七年。在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反对文学全盘西化的倾向，主张建立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学，主张文学要关心民众的痛苦，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出发时中国作协外联部负责同志介绍说，陈映真在台湾的出版社很不景气，家境也困难不少，但他听说这次去访的都是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知名作家，非要请大家吃一顿饭，尽一尽地主之谊不可。由此，对于这次聚会，大家已是期盼已久的了。
陈映真六十多岁的样子，其身也伟、其貌也堂，一身花格布衫、一头花白的浓发，令人越发觉出风采难挡。他与大家见过面儿，便召呼大家进到一个餐厅。餐厅没有什么特别，几排桌子拉开，双方人员入座后餐叙会便算是开场了。好象是陈映真和陈建功先致了几句词，说的全是欢迎和感谢的话，接下便自由了，愿讲的讲，愿吃的吃，愿喝的喝。因为是第一次与陈映真见面，席间我特意走到他的座位前，与他攀谈起来。先是我问了他几个问题，都是与他坐牢和写作有关的。他回答得很实在。接下他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大陆作家到底有没有创作自由，写什么和怎么写到底有没有限制？二是大陆的稿费高不高，你们这个一个长篇小说那个一个长篇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哪儿来的时间？我告诉他过去大陆的创作自由确实是假的，受政治因素干扰太多，现在则确乎是真的，只要你不违背根本大法，没有谁管你写什么和怎么写；大陆的稿费不高，但作家们都有工资，衣食饱暖不成问题，写长篇小说也就成了一件很正常很从容的事情。陈映真听后拍着我的手说：“你们真是太幸福了！台湾这儿，你像我吧，一天到晚为生计奔忙，写长篇小说，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
陈映真的话让我感慨不已，回来后说给几位同行听，同样引发了一番议论和感慨。
台北的第二次聚会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那是一座六层大楼，墙上喷着国民党党徽，门前挂着国民党党旗。尽管其时国民党已处于下野地位，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纠葛和情感因素，走进大楼的那一刻，我还是觉出了震撼：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竟然让我们这些自小视国民党为人民公敌的大陆作家，堂而皇之地成了这儿的客人！
参加座谈的台湾作家都是著作等身、声望颇隆的老作家，如司马中原、陈若曦、朱秀娟等等。其时，由于陈水扁当局正在推行“法理台独”，台湾文学界也涌动着一股“文学台独”的浊流，大家围绕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繁荣两岸创作，反对文学台独等话题，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陈映真也来了，是专为我们这些大陆作家捧场来的：为着当年被关的原因，他与国民党和拥护国民党的人士一向没有来往。那充分体现了他顾全大局和反对文学台独的精神。只是座谈会结束之后他便离开了，没有参加接下来的餐会。
台北的两次聚会使我对台湾文学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台湾朋友，至今想起来犹自感慨良多。聚会是短暂的，两岸文学的纽带和作家之间的友谊却是长存的。
匈牙利作协的那次座谈会
到匈牙利访问，是受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派遣，其中也有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邀请，这是一开始就听说了的。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交予的任务是参加布达佩斯国际图书节中国年的活动，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为什么发出邀请，大家心里就揣着一个谜了。
从北京出发，途经法兰克福时本应立即转机去布达佩斯，但由于我和江西省文联主席陈世旭的公务护照没有签证——中国与匈牙利是免签国，谁知欧盟国家并不买帐——在机场困了一夜不说，第二天又被迫转道苏黎士。这样到达布达佩斯已是第二天傍晚，原定的欢迎酒会取消，那个谜团也就一直在大家脑子里盘旋着。
好在第二天中午，在游览过多瑙河，参观过城堡山上的王宫，品尝过匈牙利的鹅肝和土豆烧牛肉——顺便说一句，土豆烧牛肉本来是匈牙利的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后来被赫鲁晓夫借用才成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代名词的——之后，我们终于见到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刘参赞。刘参赞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匈牙利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对文化界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说，匈牙利作家协会几次找到使馆，希望能够与中国同行进行一些交流，因此我们的活动安排里，就有一项去匈牙利作家协会访问和座谈的内容。
匈牙利是欧洲最为古老的国家之一，匈牙利的文学也在历史上放射过不朽的光芒。诗人裴多芬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缘可抛”的诗句早已传遍世界，成为鼓舞千千万万革命者为自由和独立斗争的号角。带着对匈牙利文学和作家的崇敬，那天我们在刘参赞和匈牙利华人作协主席张执任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了匈牙利作家协会。
那是一座临街的三层小楼，与中国驻匈使馆不过百米之遥。从外面看，小楼朴素大方，一道铁门围起一座相对独立的院落。进门后才发现，院内除了几丛绿荫和花树并没有多少空间。沿着盘旋的楼梯上到二层，出现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宽大的客厅。客厅里铺着厚厚一层地毯，里间摆着一圈桌椅，桌子上摆着几瓶矿泉水、几盘面包；墙上挂着一张裴多芬的画像，屋角摆着几尊雕塑：看起来颇觉优雅气派。刘参赞告诉说，这里原先是苏欧时代的官方作家协会，曾经很是兴盛了一阵子，苏欧解体后作协变成民间社团，但小楼和小楼里的东西，还是那时候被留了下来。
出面接待和与我们座谈的是匈牙利作协的两位主席：一位前任一位后任。前任主席满头银发，现任主席看起来也六十几岁了。只有陪同的一位外事负责人看起来还比较年轻。首先是互相介绍本国的文学状况。接下谈的就是两国的文学交流了，说到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下一千部，中短篇作品更是无可计数，匈牙利每年的长篇小说也不少于几十上百本，互相翻译和介绍的作品却难得一见，两国作家都禁不住一阵唏嘘感叹。得知匈牙利作协不过几百会员，经费完全要靠自筹，而中国作协会员多达八千，每年单是国家下拨的经费就有几千万，双方作家又是一阵议论感慨。
再接下谈的就是语言危机了。两位匈牙利作协主席说，随着英语的强势进攻和蚕食占领，匈牙利语这样一个小语种，已经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说不定那一天就要被消灭了。因此如何捍卫匈牙利语种的独立和生存，已经成了摆在匈牙利作家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但细细想起来，却不得不为匈牙利的同行们增添了几份忧虑。
座谈会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将近十一点时，大家便赶紧收起话题，告别下楼了。下楼后，刘参赞和张先生才告诉我们说，匈牙利作协穷得可怜，根本管不起我们一顿饭，为了不让他们为难，是只能选择早早结束和离开的。
站在楼下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那座曾经辉煌一时的米黄色的三层小楼，我和同来的几位中国作家真有说不出的悲哀和伤感。文学是社会的良心、大众的良心，一个连“良心”也难以容身的社会，会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匈牙利作家协会的一次座谈，确乎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啊。
郁郁葱葱《人之树》，《奇异的蒙古马》真奇异
说起《人之树》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生疏。其实这是一部名著，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派特利克·怀特的代表作，正是因了她，怀特才捧走了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怀特和这部作品的评语是：“由于他史诗与心理，叙述艺术，并将一个崭新的大陆带进文学中。”
说《人之树》是史诗无可争辩，但这里的“史诗”与原本意义上的史诗有着很大的不同。“史诗”自从引入小说，似乎不外乎两种：一是正面地、大跨度地、多层次地表现某个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展现特定时代的生活全貌和风云变幻，如《残争与和平》等等；二是以一个特定的家族的几代人的历史为线索，纵向地，主要是纵向地表现一个特定的村镇或地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风云变幻的史实，如《百年孤独》等等。《人之树》却不是这样，她既没有写什么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也没有写什么大家族的几代人，而是写了一个普鲁通通的村镇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一生。
小说的主人叫史坦．派克。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岁月尚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刻纹”的史坦．派克，带着一只不知名的狗，坐着一辆普普通通的马车，来到一片普普通通的荒林，并在那里搭起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帐篷。不久他领来了一位名叫艾梅的、瘦瘦的姑娘；他迎来了第一个客人——那客人住了一夜竟然便偷走了主人家的一台肉豆寇压碎机；不久又见到了距离最近的两里外的邻居奥杜大太和新来的邻居归格雷家；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不久又有人加入到垦荒的行列，成了他们的邻居；不久他们遭受了洪灾；不久又遭受了火灾；不久战争也强加到他们头上；不久妻子艾梅与另一位男人有了私情；不久儿子有了儿子、女儿有了女婿；不久……小说就是这样，从史坦．派克童年时扎根荒林开始一直写到他的死。而他的死也就是小说的结束。
从以上简要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真正写人的小说，写人的一生的小说。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语确有道理，《人之树》果真可以称作史诗的话，这无疑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关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史诗，关于普普通通的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史诗。这里没有政党纷争，没有家族仇杀，有的只是艰辛与血汗、笑声与眼泪，爱情与新生，有的只是人与自然的碰撞、融合和开创、造就，有的只是人类代代相因的生老病死、繁衍生息。这是史坦．派克的一生，不也正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们的一生吗？
小说末尾，史坦．派克的孙子光辉，“他要写一首生命的诗……关于所有的人的，甚至于那些封闭（即死亡，本文作者注）了的人的”。而全书最后一段话更是令人深思：“因之最终有树。那孩子从树间走过，随着他的成长而低首。青嫩的思想抽芽。因之，最终是无终。”
一首所有人的生命史诗；一个人的生命终结了世世代代的人的生命是没有终结的——这就是怀特为我们创造的史诗，一部关于生命和生活的真正的史诗。这样的史诗，是不是更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呢？而作为一名作家或文学爱好者，尤其是特别看重史诗、一心要写出史诗、读到史诗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在领略了《人之树》之后，胸怀和眼界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开阔一些呢？
这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小说写的是普普通通的人的一生，写得却并不平淡干涩。在我阅读这部作品时，书中描写的场景常常使我如临其境、感同身受：看到持续不停的大雨使水缸、桌椅长了绿毛时，我的身上仿佛也长了绿毛；看到大火烧焦了山林绿地、平野田畴，我的嘴唇、额头也情不自禁地生出了阵阵滚烫灼热。一部以文字编织起来的作品，能够给人以这等的感受，其水平和魅力是可见一斑的。
与《人之树》相比，《奇异的蒙古马》带给我们的是全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感受，那就是奇异、奇特、奇妙、新奇、惊奇、新鲜，还外加上喜悦、振奋。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用她特有的浪漫构思和生花妙笔，在这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绝妙的世界：一只名叫大基的蒙古马，被选送到英国自然保护区安家落户。为了使他能够安静和适应，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特意挑选了一只名叫皮帕的情侣与之相伴。然而大基还是思念家乡的草原，带着皮帕一起逃离自然保护区，开始了向遥远的故乡的进军。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寻我，狩猎者的围追堵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救援和搜索，雪山和沼泽地的层层阻隔……在闯过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历经了血雨腥风、九死一生之后，皮帕倒下了，大基却终于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内蒙古大草原。
作品的主人翁是一匹马这已属少见，而这匹马竟然如此挚爱自己的家乡，如此顽强坚韧，如此神奇和富有灵性，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只有拍案叫绝的份儿。我们总说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总说文学作品要弘扬主旋律，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固守已往的和既有的思路和手法呢？读一读《奇异的蒙古马》，我们是不是会感到汗颜呢？
我还要说的是，《人之树》和《奇异的蒙古马》是曾经对于我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我的长篇小说《羊角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就得益于这两部作品的启发不少。有谁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找来一读——这已经超越本文的题旨了，就此打住吧。
冰虹十五问
冰虹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生导师，2008年初，为着一部学术著作的撰写出版，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笔谈。
问：您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是什么时候？对您以后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我第一篇发表的东西是一篇杂文，发表在县广播站的播音和一份县里自编的打印材料里。当然那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算得上文学作品的是一个短篇小说，写的是夏收时发生在麦场上的故事。大众日报发表时叫做《共产党员》，济南日报发表时叫做《共产党车战生》。那是1971年，据说是文革期间大众日报和济南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今天看起来肯定令人失望，但那时对我鼓励很大，因为毕竟自己的名字和作品被印到省报和市报上。仅此而已。对后来创作的影响似乎也仅限于此。
问：您最看重自己哪些小说、散文？能否说一下偏爱它们的原因？
答：小说最看重的是《过龙兵》、《骚动之秋》、《羊角号》和《海猎》。前三部是长篇，后一部是中篇。看重《过龙兵》的原因是它基本上实现了我对长篇小说理想境界的追求，也就是我在齐鲁晚报发表的访谈中谈过的“小说中既有严酷的现实生活描写也有崇高的理想主义闪光，既有浓烈的传奇色彩也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在艺术手法上也达到了融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写意等于一体的境地。”对《骚动之秋》的偏爱主要来自于小说中所描写的生活的历史感和真实性，来自于主人翁的丰富性和艺术魅力。对《羊角号》则更看重于它的那种超越于历史与现实之上的大写意手法。《海猎》写的是渤海湾对虾大会战的生活，其中的场景和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刻——这不是我说的，是那年编选济南五十年作品选时，几位同行一致的评价。散文我写得不多，最满意的当属发表于《中华散文》、先后转载于《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和由中国作协创联部编选的《1995中国散文精选》中的《星条旗为谁而降》和《穿越生死线》。这次四川抗震救灾，举行全国悼念日和下半旗致哀感动了国内外不少人，而那恰恰是我十几年前，在《星条旗为谁而降》那篇散文中发出的呼唤。
问：《羊角号》的写法比较奇特，开篇即叙述了2018年的一次会议，然后又回到1998年的发现，紧接着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去寻根问源，通过时空结构、情节调度上的交错梳理民族精神脉络，您为何采取这种跨越式的叙事结构？能否就此谈一下您当时的意图和观念？
答：在《骚动之秋》之后的另一部以反映农村变革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构思里，羊角号和老白果树的故事只是其中富有灵性的一部分。因为出了《白鹿原》，无奈中放弃了原有构思，才把这一部分独立成篇的。因为要用有限的篇幅写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苦难与坚韧，大写意的手法和跨越式的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写一棵中国所独有的老白果树的生命史，用以赞颂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和蓬勃兴旺。可惜作品中世俗的东西写多了，与年代又扣得太紧，没能完全实现原有的设想。
问：写乡村题材融入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是当代乡村书写的常见模式，但您的几部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却立意于农村变革的缩影，而非地域文化的重建，能否谈谈基于怎样的考虑？
答：您说得很对，乡村题材的小说总要融入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的内容，我的小说也是如此。从《骚动之秋》到《羊角号》、《过龙兵》、《海猎》、《不肯逝去的岁月》，无不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的内容，比如老白果树，比如羊角号、雾号，比如海上生活和乡村情趣，等等等等。但乡村题材的作品也应该多种多样，都把主题放到描写乡村文化的重建上岂不太过单调？说我关注的是农村的变革是对的，但如果换个说法或许更符合我的本意，那就是：我更关注的是农村（农民）生活或者说农村（农民）文化的重建。这在《过龙兵》中得到了更多展示。
问：《羊角号》中您以人类学溯源的方式建构羊角号的神话系统，使用了神话叙事、“大写意”手法，《骚动之秋》如您所言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过龙兵》则在真实复现近六十年农村的变革景观的同时，交错着传奇故事与意象隐喻，您为何没有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纪实笔法凸现社会生活的“真”，而是设置了诸多的传奇意象？能否谈一下您对小说形式变革的观念？
答：这个问题我在几次专访中都说过了。小说形式的变革我是在不断地学习和创作实践中摸索前进的。《骚动之秋》因为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过于传统，遭到不少非议。为了突破，我读了不少外国现代派的作品，确是打开了一扇文学和心灵的窗户。由此出现了《羊角号》。《羊角号》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也遭到另一部分读者的拒绝，说是走得太远了，拉长了与多数读者的距离。于是我开始把现代意识、现代手法，与传奇、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相结合视为长篇小说的理想境界。这能不能被认同、能够被多少人认同我不知道，但我认定随着时代的前进小说形式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变成古董，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向主张作家既要“甘于寂寞”又不能“甘于寂寞”：前者指的是深入生活和创作时的心态，后者指的则是创作观念和艺术上的追求。“不甘寂寞，标新立异”应该成为一名好作家的品质。
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骚动之秋》选取肖云嫂与岳鹏程、岳鹏程与岳赢官的冲突和矛盾作为情节推动的线索，折射出农村发展变革中不同的理念和路径，岳鹏程则是这一变革中的“悲剧色彩的英雄”，这一定位寄予着您的什么理念？《过龙兵》中回乡的鞠姓大干部对年传亮一段评价，则从另一角度肯定了年传亮这类农民企业家、投资者对社会的贡献，这是否意味着您在思想上的变化？
答：非常对。从《骚动之秋》到《过龙兵》，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对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的许多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骚动之秋》主线的设定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当然包括我个人的观念）决定的，《过龙兵》中对年传亮等人的肯定性的评价，也是当前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同样包括我个人的观念）的产物。这是一种变化也是一种进步，是中国社会前进必然经过的一种痛苦而又现实的转变。需要说明的是，写《骚动之秋》时我就清醒地认识到，所谓“悲剧色彩的农民英雄”只是一种道德评价，并不是历史结论或生活逻辑，像岳鹏程那种悲剧性的英雄将会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且会由乡村进入城市，成为历史的主角。《过龙兵》中即得到了证明。这是生活和历史的现实。作为相隔十几年的两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能够反映出这种变化，应该说既是一种生活的赐予也是一种文学的责任。
问：您曾说：“作家笔下的历史与文学家笔下的历史不同，原因就在于作家是从人和人性切入。”但由于作家从人和人性切入，是否会使笔下的历史过于主观化，从而造成对历史的误读？
答：不，我不这样认为。所谓文学纪录历史只是从大的、长远和宏观的概念上说的，即使描写某一具体时期的历史小说，也还是小说，不能当作历史教课书去读，这应该是常识。小说家笔下的历史当然具有主观性，但聪明的读者是会自己做出判断的，我们完全不必为此忧虑。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出现了两部长篇杰作，一部是《汤姆叔的小屋》，一部是《飘》，作者的观念和对生活、历史的看法完全不同，甚至于根本对立，可非但没有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反而丰富了我们的视野。这实在应该算是一件幸事才对。
问：无论是岳鹏程、年传亮、还是卓守则，他们都是当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个人诉求上有所差别，您通过分层叙述展示了他们各自的保守、冒险、奋斗，展示了他们作为封建家长和当代企业家的行为、意识。您对他们怀着怎样的情感？
答：从作家的身份说，我喜欢那些丰富而又具有独特性格魅力的人物，无论是岳鹏程还是年传亮、卓守则，都是我所喜爱的人物。从个人情感而言，我对他们往往怀有一种既理解、敬佩又惋惜的心态。但生活就是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我们只能认识、反映、评价，而不能歪曲或改变。不是吗？
问：《过龙兵》叙述了近六十年的农村发展变革中家族、政治、官场、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冲突，出现的各类问题。丑陋与圣洁的比衬是其重要的主旨，比如年华云这个人物，每每在重要时刻出现，以人性、正义、无私战胜了阶级斗争、家族仇恨、违法乱纪、金钱诱惑等导致的邪恶，而暖冰矿同样被寄予了化育人心的蕴涵。这是否意味着您把圣洁的人性作为社会发展中堕落、邪恶的制衡力量？华云是具有浓郁理想主义色彩的形象，您能否谈谈这一人物的塑造？
答：您说得很对，的确，在《过龙兵》中我是把圣洁的人性作为社会发展中堕落、邪恶的制衡力量的。如您所知，社会发展与堕落、邪恶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不仅仅是在当今中国，几千几百年的历史以及五大洲四大洋，无不如此。但凡是有堕落和邪恶的地方就有圣洁和崇高，作家不应该只看到堕落和邪恶而看不到圣洁和崇高，更不能只向读者传达堕落和邪恶，忽视了对圣洁和崇高的传达和礼赞，使读者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华云是生活中的太阳，也是小说中的太阳，她的身上寄托了作者诸多的理想和期待。与她同时的还有小说中的第三代，也即晨玉和智新。这两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华云第二”，他们的形象在小说的修订版中得到了明显提高，因而使整部小说中正义和人性的光芒得到了辉扬，您读一读就知道了。
问：神话是您小说中一个重要因素，《羊角号》中的羊角号，《骚动之秋》中的秃尾巴子老李，《过龙兵》中的海牛、雾号，其中是否承续着您的早期作品《八仙东游记》的浪漫主义思想？
答：不能否认这种存在。神话是小说的重要起源，从古希腊神话到女娲、后异无不如此。小说中如果失去了浪漫主义的因素就会魅力大减，甚至于味同嚼腊。《八仙东游记》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有客观的原因，就是当时有人邀我写《八仙过海》的电视剧本，构思完成后，出版社提出能不能先写成长篇小说，我就写了，用了整整一个月。但也有主观的原因，就是我自小就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听着神话和传说故事长大的，对神话和传说故事有着一种本能的衷爱和痴迷。我甚至于认为只有弥漫着神话和传说故事的土地才算得上丰沃的土地，只有弥漫着神话和传说故事的小说才算得上优秀的小说。至于《八仙东游记》那部小说对于我后来创作的影响，倒不一定排得上主要位置。
问：您曾创作了报告文学《东方奇人传》，勾画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传奇，受到广泛好评。而当前报告文学发展则出现了瓶颈，在实录事件、人物塑造与诗意精神、主旨升华上存在诸多矛盾，您能否就此问题谈谈您的经验和建议？
答：报告文学的体裁决定了它的“真”：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但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的“真”与生活中的“真”是有区别的；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就应该把生活中的“真”变成文学中的“真”。但近年这类作品越来越少，我猜想与报告文学的奴性化和功利化有关。一方要的是业绩和赞颂，一方要的是金钱，报告文学成了奴性十足的代言者，其文学性也就大打折扣了。报告文学要提高文学性，从选材和选取描写对象时就必须有所抉择。此外就是细节和氛围。文学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细节的描写和氛围的营造上，在保证主要内容和情节真实的前提下，报告文学完全可以借用小说中细节描写和氛围营造的手法。而现在许多人偏重的是叙述，庸长的、既缺少情趣又缺少起伏跌宕的叙述。至于诗意精神，我觉得那是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种体裁、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缺少的，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亦不能例外。
问：您创作了很多电影、电视剧本，您能否谈一谈这方面的创作情况？您认为当下非常红火的小说作品的影视改编对于文学发展有何影响？
答：电影、电视剧本的创作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我最初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现在也说不太清楚了。但我认为剧本创作是作家的一项本领，对于写小说或其他作品有益无害。把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我从来都认为是好事，因为可以扩大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是任何作家都不会排斥的。问题在于这种改编存在多种可能，可能为原作增光也可能使原作失色。根据《骚动之秋》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没有成功就是证明。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影视审查制度和创作中不成文的“铁律”，许多好小说根本无法进入改编的视野或者虽然改编了也很难与观众见面。《白鹿原》喊了多年，至今还是“但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过龙兵》被许多人看好却无人敢于接拍，原因就是影视作品要求一号人物可以有缺点但必须是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否则即使拍了也难以通过和播出。而我们知道，文学上真正有价值的、可以传之于久远的艺术形象，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正面”不“正面”、“英雄”不“英雄”，而是典型不典型、丰富不丰富、深刻不深刻、复杂不复杂。“正面”和“英雄”的划定既造成了影视作品的类同化、庸俗化，也对小说创作的类同化、庸俗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从短时间看，要改变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因此，对影视的改编及其对小说创作发展的积极影响，不可有过高的评估或期待。
问：对您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能否谈一下您心目中好小说或优秀小说的标准是什么？
答：对于我说来，写作既是职业和生存的本领，也是纪录生活、抒发内心情感、干预生活的方式。我心目中好小说的标准是好读、耐读。好读当然指的是情趣和可读性，最好能让人放不下手来。耐读说的则是要有较为深厚和丰富的内涵，让人读后能有所感、所思、所得；当然也包括艺术上的感悟或补助益。
问：您曾说要转向城市题材的写作，不知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能否透露一下？
答：因为我在济南已经生活了近四十年，远远超出了我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写一部反映城市生活（包括官场、文坛）的长篇小说是我多年的期许。但目前这部作品尚在酝酿之中。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把主要精力放到《山东竹枝词》的创作上。那写的是一部民歌体的山东风俗史，希望能够在发掘和传播山东地域文化方面起到积极作用。顺便说一句对于地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我是近几年才有所认识和感悟的。中国太大，世界太大，能够在全国甚至于世界独领风骚的人是不存在的，再有成就的人也只能一闪而过。地域文化却要长久得多。你看一看各地的名人册和纪念性陈列就知道了。哪怕只是为了给家乡和自己留下一点具有纪念性的东西，我们的作家也应该有意识地去做点什么。眼下这部作品已经完成，至于下一步是写城市生活的长篇还是先写点别的什么，眼下还没有确定。
问：作为山东省文联副主席，您对山东文学的现状有何评价？对山东文学的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答：山东文学历来有自己的传统，而且从来都不缺少为此而奋斗的有志者，这是山东文学最大的现状，也是山东文学最大的希望和未来。说山东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大师级的人物或作品我不敢苟同，但说山东文学在当代文学中没有产生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我同样不敢苟同。我把山东文学的希望，寄托在众多执著于创新的中青年作家身上，相信他们一定会登上更高的文学山峰，创造出让前人和来者敬畏的业绩。为此我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文学的传奇、创新与色彩
——答《济南日报》记者逄金一问
问：2005年第4期《中国作家》杂志，以整期的篇幅发表了你的长篇小说《过龙兵》，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作为重点作品推出，引起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这部作品题材非常重大，但大家普遍感觉好读、耐看。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作品，有人用了三天三夜便读完了。一位老省委书记三个小时没动一动，连喝水上厕所也忘了。至于一家人或者一个办公室里的人争着看抢着读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是好多年难得一见的情景，这是为什么呢？
答：好看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基本要求，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好看，人家读了一两页还没读出兴趣或者感觉，情况就不妙了。现代的生活节奏，现代的阅读心理，不好看一条就会把读者拒之于千里之外。好看的种类很多，《过龙兵》突出在一个传奇上。小说发表前，有人说“这整个儿就是一个大传奇！”发表时编辑部将其称之为一部“勾连纵横的人间传奇”，对此我是认同的。
问：传奇好象是一个挺古老的词儿。
答：一点不错。小说最初就是被叫作传奇的，《一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大多具有传奇的特点。文学作品是供人们阅读的，人们的生活大多平平常常，渴望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另外的体验或满足是再正常不过的。此外，眼下传媒和小报已经达到无奇不有无缝不入的程度，小说如果写不出非同凡响的东西有谁会有兴趣？这对于作家不可谓不是一种挑战，传奇或许是应对挑战的一种选择。
问：但传奇往往会流于浅薄，比如坊间不少云山雾罩的武侠小说……
答：我这里说的传奇更多的是一种感受。传奇并不等于武侠，更不等于浅薄。传奇可以是在故事上，可以是在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上，也可以是在生活的空间和色彩上。我特别强调的是传奇与厚重和深刻的结合，因为只有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艺术效果。《过龙兵》从构思时就把传奇视为目标，也把厚重和深刻视为目标。这当然有难度，但做不到这一点就写不出真正的好作品。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和人物，都是在我脑子里经过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的过滤依然鲜活和难以忘怀的。当这些鲜活和难以忘怀的情节、人物与重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融为一体时，作家所追求的“传奇”和“深刻”、“厚重”就变成了艺术魅力。当然这还只是一部分读者的感受，更多读者的感受还有待于验证。
问：这部作品气势恢宏地描写了三个家族几十个人物的命运波折与精神历程，你试图通过作品告诉大家些什么——特别是好多人习焉不察的东西？
答：这部小说写的是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衍变和人生遭际，就主题而言，有社会的也有道德的，有形而下的也有形而上的，不同的读者完全可以从中找到不同的答案。已有的几篇评论文章也正是如此，有的说作品写的是历史，有的说作品写的是人性，还有的说作品写的是政治文化；有人说第八章、第十章是最华彩的篇章，有人说第二十八章才最为精彩和感人，如此等等。这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至于作者想告诉读者些什么，不如问读者从中感受到了什么更有意义。
问：从艺术上说，《过龙兵》与你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比如《骚动之秋》、《羊角号》、《八仙东游记》、《海猎》等等。这是不是说明你的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有了更高的目标和追求？
答：艺术贵在创新，艺术的创新一旦停止作家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过去总讲要甘于寂寞，这用来说作家的心态是对的，如果说到创作本身我就不敢苟同了。创作创作，创新之作、创新才作，甘于寂寞、不敢标新立异怎么行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先后涉猎过神话题材、古代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尝试过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大写意等多种手法。在经过了这一切和有感于每部作品、每种手法留下的缺憾之余，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部长篇小说应该和可能达到怎样一种境界？《过龙兵》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
问：这样说，《过龙兵》已经实现了你多年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
答：可以这么说又不能完全这么说。可以，是小说确是达到了预期的主要目标；不能完全，是作品离既定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为了缩小这个距离，小说发表后我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又作了四次修改。这次出版的单行本，离既定的目标和境界应该说是更近了。
问：从单一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到多种艺术手法的融汇贯通，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儿，这其中你经过了不少甘苦吧？
答：这是肯定的。坦率地说这条路我摸索了二十多年、跋涉了二十多年。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包括外国现代派的代表性作品，也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这里有唇干舌燥、满嘴血泡的时候，也有坐立不安、焦头烂额的情形。好像是略萨说过：创新，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意味着受尽煎熬。此言是也！
问：具体到《过龙兵》的创作，也有不少曲折吧？
答：《过龙兵》从最初设想到现在十几年了。1994年前后已经有了一个构思，准备开笔时一部《白鹿原》横空出世，我自知超越无望只得放下了。经过七八年的学习积累，三年前再次构思时，走的就是一条与《白鹿原》全然不同的路子。同是写阶级斗争、家族斗争，陈忠实写的是解放前五十几年，我写的是解放后五十几年，但人物、故事、风格、思想内涵都截然不同。
问：不少读者说《过龙兵》中有一种色彩斑烂、令人陶醉的感觉。电影电视剧中有色彩好理解，小说中也有色彩就引人遐思了。
答：道理其实简单，凡是艺术都有色彩，没有色彩的艺术算不上好艺术。《英雄》、《十面埋伏》很大程度上玩的就是色彩。可谁又能说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散文没有色彩呢！“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那是一幅多美的画。《泰山日出》、《荷塘月色》带给读者的又是多么绚烂的感受。小说也是如此，只是小说的色彩更多地体现在生活的斑烂独特，空间的辽阔高远，人物和性格的丰富鲜明上。就《过龙兵》而言还多了一个声音，即书中神秘莫测、可以直达人们心灵深处的雾号。
问：的确，过龙兵中的雾号的确挺有感染力和味道。
答：小说是由文字组成的，文字可以组成色彩当然也可以组成声音；声音的重复、灵化就会形成特殊的艺术符号。这就是读过《过龙兵》的人大多对雾号留下印象的原因。这自然也还是色彩的一部分。《过龙兵》以黄海之滨一个小渔村为中心，纵横千万里，绵延国内外，从普通渔民直到中央的大干部，从日常生活直到东方神话……这样读者打开小说，面对的就是一个丰富绚烂的世界。所谓色彩斑烂就是这么来的。
问：你曾经说过：独特的生活画面和立得起来的人物形象是长篇小说的两个基本要素，并认为“作家靠作品，作品靠人物，人物靠性格”是一个千锤百炼的真理。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有些评论家在评价一部作品时喜欢用“人性”这个词儿，你认为“人性”与性格之间有一种切实的联系吗？
答：真理什么时候也是真理，一部长篇小说没有独特的生活和立得住的人物、性格，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但那还不是全部，艺术形式的完美和创新也应该包融其中。这也许要算是我的新体会。至于“人性”和性格我看是分不开的，比方华云坚持要生下凯华，为此不惜远走天山的情节写的不就是人性吗？在人性光辉展示的同时，华云的坚韧与顽强不也出来了吗？
问：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过龙兵》中的好多语汇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有些却是经过打磨的文学性比较强的。在这方面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答：语言之于文学如同色彩之于绘画。小说中的语言有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叙述语言当然应该文学性强一些，对话语言则越接近于生活越好。让叙述语言具有超越平凡的准确和精彩，让对话语言具有超越雕琢的通俗和生活化，这应该成为我的方向和目标。
问：你曾经说过渴望写出《骚动之秋》的第二部、第三部，渴望拉长镜头全面深入地透视中国的改革大业。那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就像一团熊熊的内火会把人的胸膛照亮，把人的生活和前方的路照亮。时过多年，这团内火还健在吗？
答：当然健在，只要我这个人健在这团火就会健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随着生活的前进和眼界的拓展，那火应该变得更加明亮更加持久。比方原先我关注的更多的是改革自身，现在我关注的就要深入得多、广阔得多、长久得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过龙兵》也可以说是《骚动之秋》的续篇。
问：你一定是读了不少书，从中外名著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并在自己丰富的知识积累下才写出这部书来的。
答：前面说到，除了一般的名著，近十多年来我特别研读了外国现代派和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至于知识积累，可以说《过龙兵》差不多把我几十年的库藏给掏空了。
问：我听说你在个人生活中过得很不轻松，很清苦，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人物。
答：不不，千万不能这么说。轻松不轻松、清苦不清苦要看愉快不愉快。我的生活还是蛮愉快的。至于创作上的辛苦，也应该算是愉快的一种。一个愉快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与苦行僧划等号的。
问：较之诗歌、散文、随笔、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更像是一艘航空母舰，它需要一个宏大、精巧、复杂的结构，《过龙兵》是怎样一种结构？
答：结构的核心是人物关系及其主题思想的展开，三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纠葛，就是《过龙兵》的结构，如此而已。
问：你如何看待山东作家群体？它的优点和缺点？
答：对自己之外的作家我从不妄加评论。我希望山东作家有更大的胸怀、更高的眼界，不要陶醉于所谓的山东作家群云云。
人间传奇的魅力与生命体验
——答《齐鲁晚报》记者倪自放问
问：这部小说的名字叫《过龙兵》，你能说说其中特别的意蕴吗？
答：过龙兵是胶东沿海的一大景观。许多年以前，每到春天，海上都会有大群鲸鱼经过，老百姓称之为过龙兵。那是鲸鱼洄游，是一种自然现象，但过龙兵的气势非常宏大，场面十分壮观，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就带上了神秘甚至于神圣的色彩。小说以此为题，除了展示海域特色之外，更多寓意的是生活的气象万千和浩渺磅礴。
问：《过龙兵》面世后，大家的普遍感觉是好看耐读。这样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作品，很多人都是几天之内读完的。一位画家说，这是他多年来读完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有的人因为读得入迷忘记了下公共汽车，还有的人甚至于因此而导致痔疮复发。这种情形多年难得一见，个中奥秘在哪儿呢？
答：小说的经典性集中体现在好看耐读上。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好读，或者读过之后品不出什么滋味来，就很难说得上成功。有人把小说的好读耐读说成是通俗和水平不高的一种标志，这实在是一种偏见或者悲哀。依我个人而言，好看耐读应该成为判断一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好坏优劣的首要标准。
问：有人认定《过龙兵》是一部人间传奇，你怎么样看待这种评价？
答：人间传奇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不过应该强调的是，《过龙兵》不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或者一般性的人间传奇，而是当代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发生过并且正在发生的人间传奇。这样的人间传奇，更具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也更具有文学的意义。
问：考察近一二十年的中国长篇小说，我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被称为史诗的作品，都是以中国近几十年、上百年社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为着眼点的，比如土改、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等等，围绕这样一些大事件去写几个人或者几个家族的恩怨情仇。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样的史诗作品未免简单化了。现在有的评论家把《过龙兵》称为“源于生命深处的乡土史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干脆将作品说成“一部地覆天翻、惊人魂魄的雄奇诗史”。你认为《过龙兵》与那些简单化了的史诗作品有哪些区别？
答：你说的这种情形的确存在，一段时间内，在文坛上甚至于形成了一股“主潮”，没有人能够逾越。《白鹿原》在这方面应该说有重大突破。《过龙兵》最初构思时，我寻找的就是一种更新更合适的路子，当时就搞得非常苦闷。一次登上济南南郊的龟山，面对无边的旷野和茂密的市区我问自己：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最重大最深刻的变化在哪儿？答案是人、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五十年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五十后大多成了受人尊敬的社会精英；而五十年前被视为神圣崇高的某些观念、行为、人物，五十年后却成了人所不齿的笑料。看一个社会表层的变化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能够真正反映社会本质的变化的还是要看人、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与同类作品不同的是，《过龙兵》从一开始就避开了重大历史事件，而选择了从人和人性切入，着力于通过人性的细节构筑小说的情节、人物，构筑属于自己的宏大叙事和艺术世界。《过龙兵》中虽然也写到解放战争、文革、改革开放，但都是作为背景出现的，都是为小说中的人、人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化创造条件和氛围的。你看，作者并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史诗”，评论家和出版家们却从作品中读出了“史诗”和“诗史”。这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吗？王蒙说：作家是吃人性这碗饭的。作家写的历史与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不同，原因就在于作家是从人和人性切入，而历史学家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切入。
问：从艺术上说，《过龙兵》与你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比如《骚动之秋》《羊角号》《八仙东游记》等等。这是不是说明你的创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先后涉猎过神话题材、古代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尝试过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大写意等多种手法。《八仙东游记》是神话，纯浪漫主义；《骚动之秋》写农村变革，是纯现实主义；《羊角号》勾连古今，却因为现代派气味太重，以至于不少读者感到不解。在经过了这一切和有感于每部作品、每种手法留下的遗憾之余，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部长篇小说应当和可能达到怎样一种境界？《过龙兵》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小说中既有严酷的现实生活描写也有崇高的理想主义闪光，既有浓烈的传奇色彩也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在艺术手法上也达到了融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写意等于一体的境地。
问：如果把你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骚动之秋》，与现在这部《过龙兵》加以对照，你会怎么说呢？
答：《骚动之秋》是我五十岁前的代表性作品，《过龙兵》是我五十岁后的代表性作品；五十岁前是五十岁后的铺垫，五十岁后是五十岁前的继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八仙东游记》《羊角号》《海猎》《岳飞》等是铺垫，《骚动之秋》也是铺垫。自然了，换一个说法会更恰当一些：《骚动之秋》是一棵大树，《过龙兵》则是一棵更大的树。
如果敞开来说，《过龙兵》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长篇。这当然不是说到此为止，不再有新的追求了，不，不是这样的。就总体而言，《过龙兵》所达到的水平和境界决不是轻易可以超越的。这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评论家说的，不是我说的。就我而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具备超越的雄心和能力。
问：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近一二十年在胶东这片土地上成长起一批很有影响的作家，除你之外，还有王润滋、张炜、矫健、衣向东等，这批作家用很多成功的作品反映了胶东的乡土生活。你怎样评价这一现象？
答：其实不仅仅是这一二十年，胶东很早就有一批成功的作家，如老一辈的曲波、冯德英、峻青等。这些作家用自己的笔描写自己熟悉热爱的土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那里隐藏着他们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是成就一部好作品的基本要素。说实话，创作最缺的不是好故事，而是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你看现在报纸上、网络上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没有？那其中就不乏好故事。可单凭好故事是写不出好作品尤其是大作品来的。以新近上演的两部电影为例，《无极》故事玄而又玄、场面大而又大，但空洞乏味得要死；《千里走单骑》故事平平常常，作品中的情感和人性的展示却打动了不少人；这背后起作用的就是编导的生命体验。小说则更是如此。《老人与海》看起来没多少东西，读者为什么从中能够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海明威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拨动了亿万读者的生命琴弦的。同样的道理，《过龙兵》中如果没有融进我的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无论如何是写不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问：能否谈谈你下一步的打算？你还会把眼睛盯在农村题材上吗？
答：完成《过龙兵》后，我的农村生活积累差不多掏光了，下一步要盯到城市了。十九岁离开农村，三十多年的部队、机关、文艺圈中的生活可以说是积累丰富、体验深刻。但生活和体验并不等同于作品，关键还是要找到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和构思。而这是急不得的，需要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过程。
我不赞成简单地用农村题材、城市题材来划分作品。有的人一说农村题材似乎就是种地、打鱼，顶多再加上一个打工什么的。其实农村早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有的比城市还要城市化了；那里的人们，无论观念、眼界、工作、生活都早已超出了家门、村门甚至于国门。比如《过龙兵》写的是一个渔村，可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草原、太平洋彼岸，从普通渔民到镇、县、市乃至中央级的大干部，从传统的渔耕生活到缤纷绚烂的都市景观纷至沓来，用一个农村题材如何概括得了？而这又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说农村题材、城市题材不是挺可笑吗？何况决定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欢迎，能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迹的并不是题材，而是作品的成就和影响。
作者“刘玉民”的其他小说
《骚动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