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只长翅膀的鸟儿

的确，文学是一只长翅膀的鸟儿，要能够飞进人的心灵里去！

第一次说这个话是什么时间记不真切了，反正是在为一家报纸写的文章里。其间还引用了《逍遥游》里的一段名句：“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文章发表，编辑打来电话说：“写得真好！”

第二次是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记者也是诗人。诗人听了说了一句颇具专业性的语言：太富有诗意了！

接下就是台北了。那是在走过大半个台湾岛，终于在台北落下脚儿，带着一团热热暖暖的亲情，与十几位台湾知名作家会聚一堂时。那天要求每个人都说几句话。我就说了那一句。说过，台湾老作家司马中原隔着大半个会议厅，扬着手臂喊过一句说：“好！赞成！”

至此，这句话好像成了我的发明。然而仔细想想禁不住好笑起来：谁、什么时候说过文学不是一只长翅膀的鸟儿？谁、什么时候说过文学不要或不应该飞进人的心灵里去？

屈原说过吗？他的《离骚》、《九歌》经天纬地、汪洋恣肆，显然没有可能。

李白说过吗？他的《庐山谣》和《将进酒》骑鲸跨海、激越澎湃，当然不会。

曹雪芹说过吗？他的《红楼梦》起自于青梗峰下的一块顽石，了却于云游八荒的一个疯和尚，没有翅膀想得出来吗？

毛泽东说过吗？他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和“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吞虹吐日、浪漫无边，又岂止是一只长了翅膀的鸟儿比拟得了的！

那么是谁说过？总得应该有人说过才对呀！

雨果没有可能，一部《巴黎圣母院》已经飞遍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

莎士比亚当然不会，《奥瑟罗》、《李尔王》、《罗米欧与朱丽叶》从十七世纪翱翔至今，天知道滋润了多少心灵。

但丁越发可笑，如果没有翅膀他的《神曲》岂不早就跌落凡尘，变成遭人唾弃的膺品。

马尔克斯同样荒唐，《百年孤独》中那些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诡谲奇拔，如同天外之笔……

如此，答案只能到现实中找了。

金钱文学、马屁文学、时尚文学、垃圾文学、没有几个人看得懂的文学和根本算不上文学的文学……汗牛充栋、触目皆是；

私人写作、沙龙写作、身体写作、奶头写作、下半身写作……纷至沓来、惊世骇俗；

大史诗、大部头、大哲理、大境界、大新潮、大探索……让人一看脑袋就大，血压就要升高；

小圈子、小帮派、坐山为王、坐地分脏、党同伐异、枪打出头鸟……让人唯恐避之不及、逃之不能；

电视、网络、广告、小报……铺天盖地、如潮似涌，占据了几乎所有时间和空间，文学面对的早已不是饥不择食的人群，而是相当挑剔和不信任的目光了；

更重要的还是翅膀呢？我们还有翅膀吗？如果还有，我们的翅膀还能够飞翔吗？还具有穿云破雾和翻越重重关隘，飞进人们心灵的力量吗？

力量！绝对重要的是力量！足以穿越尘埃和屏障的力量！足以打开人们心灵、飞进人们心灵的力量！足以在人们心灵中占据一席之地，乃至于成长、生发的力量！真正美的、纯粹和纯洁的、文学的力量，是理应无坚不摧和超越一切的啊！

一部《西游记》从人间写到天上，从海底写到阴世，从凡人写到神仙，从佛祖写到妖魔，其想象之丰富形象之生动，可谓出神入化空前绝后。这样的作品如果不能飞进人们心灵，在人们心灵中萦绕缠绵，才是怪事呢！

一部《静静的顿河》尤其是第一部，写出了那样富有特色和魅力的生活和场景、人物和性格、爱情和搏杀，这样的作品如果不能征服读者，开创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作品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挂冠的先河，才是难以理喻的吧！

一部《斯巴达克思》写的是奴隶英雄，表达的却是人类平等、自由的祈愿，更加那超越阶级、社会、战争又与阶级、社会、战争命运相关的爱情纠葛，有谁能够不让读者去读，才是需要花费一点心思的哩！

一部《飘》反映的是南方奴隶主阶级在南北战争中的痛苦经历，却能够让北方的人们、世界的人们爱不释手；一部《奇异的蒙古马》写的是马，读者从中感受到的则是浓烈的民族、祖国、家乡的情怀。除了艺术的亲和力、感染力，还能有更好的解释吗？

可今天我们的《西游记》在哪儿？《静静的顿河》在哪儿？《斯巴达克思》在哪儿？《飘》和《奇异的蒙古马》在哪儿？

怨谁呢？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禁区、雷区、陷阱、泥沼，限制了作家的脚步和想象力。则今天禁区、雷区在哪儿？陷阱、泥沼在哪儿？我们的脚步为什么还如此蹒跚？我们的想象力为什么还如此委糜？

如果说三十年前许多观念、意识、思想、体制束缚了作家的思维和创造力，则今天那些观念、意识在哪儿？思想、体制在哪儿？我们的思维和创造力为什么依旧没有得到自由、酣畅地挥扬？

如果说三十年前生活的单调枯燥，文化交流的逼仄拘谨，影响了作家的选择和表现力。则今天有谁能够说生活不斑驳绚烂、风情万种？有谁能够说文化交流的渠道不通畅、内容不丰富？我们的选择和表现力，为什么还是没有开放出足以让世人惊撼和赞叹的花朵？

作家平庸作品怎么会不平庸呢！

作家不长出翅膀，作品怎么会长出翅膀来呢！

一部平庸和没长翅膀的作品，怎么会穿越时空、浮燥、隔膜、差异和许许多多关口隘道，飞进人们心灵中呢！

一部飞不进人们心灵的作品，怎么会设想在读者中留下温馨和瑰丽、激越和奔腾、回味和思索、悲伤和奋勇、凄惋和豪迈！又怎么奢望作家的名字也会像雨果和曹雪芹、巴尔扎克和罗贯中、罗曼罗兰和蒲松龄、海明威和鲁迅、卡彭铁尔和茅盾那样被人们长久地记忆和传诵！而让作品和名字长留人间，恰恰是亘古至今，作家们共同和最高的心愿与理想啊！

在经过了不算短的人生和文学思考之后，我知道那一切的答案，那最最重要和深刻的答案都在我们自己——自己！

的确，文学是长翅膀的鸟儿，是要能够飞进人的心灵里去的！

心仪泰山

四年前，当长篇小说《骚动之秋》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时，我感慨万千，挥毫写下了“心仪泰山神钟江汉”八个大字。那里有对已有作品和成绩的思考，更有对于未来的期许和瞻盼。泰山之高，傲世凌云，其险峻，其雄伟，其磅礴，千百年来不知为多少人们所折服和倾倒；江汉之阔，接地连天，其浩瀚，其悠长，其一泻千里、雷霆万钧的气势和神采，赢得了古往今来数不尽的惊叹和赞誉。人生在世，与天地原本一体，不羡泰山则难得泰山之高，不慕江汉则难得江汉之长。这是一个境界和层次，为人如此，为文亦是如此。

这里说的泰山当然指的是古今中外文学的高峰。我赞叹莎士比亚、雨果的瑰丽雄奇，赞叹罗贯中、曹雪琴的大笔如椽；我为《静静的顿河》、《斯巴达克思》、《飘》那样的作品激动不已，也为《老人与海》、《百年孤独》、《奇异的蒙古马》等拍案叫绝。文学从来都是长着翅膀的，有的“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有的“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有的盘旋贯通，能够一直飞进人的心里，在千千万万人的心灵里开出芬芳艳丽的花朵，有的却注定昙花一现，或者永远在荒野中与顽石杂草为伴。

现在，据说已经很少有人愿意面对文学的高峰了，我却不行。这或许真的与得过茅盾文学奖有关？或许真的算是一种过时了的“文学失恋症”？而我却只能是我，文学的高峰永远是我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的。在挂着“布衣暖，淡羹香，诗书滋味长”的条幅的书房里，在熙熙攘攘、乌烟瘴气的马路上，在或者花红草绿或者碧波万倾的原野和大海上，我不时地在想，在想……那想的最多的当然还是作为一个以写作为业、为生的“作家”，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生出有如垂天之云、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双翅？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品，才能真正飞进人们的心田，开出四时不败、千秋芬芳的花朵？

茅盾文学奖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和台阶，可对于我，需要攀登和获取的东西却还在前面。

发自孔府的惊叹

孔府、孔庙、孔林既然是山东乃至全国的一大名胜，又有国际影响，参观参拜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少。算起来十多年里去过不下五六次了。印象最深的有三次。一次是七十年代中期，“三孔”还处于封闭状态，我以写与孔子有关的作品为由，经驻军领导机关介绍，特许参观了孔府内的珍宝馆和衍圣公藏书楼。另一次是陪同首都文化界一位朋友，在圣迹殿看了许多石碑石刻，其中兴趣最大、感触最深的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孔子为鲁司寇像》。据导游的同志说，这幅石刻像属孔家世代珍藏之宝，千百年来，孔府中供奉的各种孔子画像、塑像的形态神貌，无不以此为本、为据。画像上的孔子身着官服，头戴旒冠，气貌轩昂，只是眼漏睛，耳漏膜，鼻漏空，嘴漏齿。这“四漏”不仅离美男子和人们可空见贯的杰出人物的形象相去甚远，即是对于平常人也是相当忌讳的。孔子是“天下文官之主，历代帝王之师”，是“大成至圣先师”和“万世师表”，可谓声名赫赫惊天动地，吴道子老先生就竟敢把他的见不大得人的真实形貌画出来刻出来，而做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子的后裔们，竟然也把这幅石刻像奉为珍宝，塑做金身，并公开展出，任随世人瞻仰评说，其胆其识着实让我惊叹了一番。联系到当前文艺创作中，尤其是反映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许多成文不成文、人为非人为的种种禁忌顾虑，我很是感慨了一番。此后在不少场合，我都把这做为例子加以发挥，力主文学创作必须勇于直面生活、直面人生，追求高尔基所说的“惊人的真实、力量和美”。应该说那次孔府之行，对于我的创作观念的更新和后来的创作实践，是起了作用的。

时光倏忽逝去几年，没想今年夏天有关方面组织“专家”疗养，中间又有一个游览“三孔”的内容。因为是集体活动，想逃也逃不掉的，去时我便有意要对珍宝馆、藏书楼和吴道子的石刻像来上一番仔细考察。但事情并不遂心，我把这个意思一说，导游——一位周身喷溢着青春光彩的小姐立刻告诉说，珍宝馆因为丢失了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已经关闭多年；藏书楼由于特殊考虑，也只接待中央来的部长以上的领导人，我们这些人是只能断了想头的。那么石刻像呢？圣迹馆呢？倒是都在，并且每天在接待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可我们要游览的是“三孔”，时间总共只有几个小时，集团运动又不允许单兵作战，墨迹馆竟然稀里糊涂地给漏过去了。及至发现只剩下了纳憾的份儿。好在进入孔府后第一个去处就是孔子故宅，导游小姐介绍说这并不是孔子当年的真正住处，是经历朝历代一百多次重修重建的象征性建筑。而孔子的真正住宅只有三间茅屋，是在几十里之外的尼山。孔子出生时面如黑炭、丑陋不堪，其父视为不祥，弃之于山林。孔子是靠天上的老鹰喂食，地上的猛虎护卫才长大成人的。成人后尽管身高八尺作为惊人，“四陋”却是结结实实伴随了他的一生的。我问导游小姐，关于孔子的这段经历，是纯粹的民间传说呢还是有什么档案记载。导游小姐莞尔一笑，说：“我可只会照本宣科，孔府档案上记载着，书上和许多材料上也都这么写着呢。”

撒开鹰喂虎卫的说法不论，孔子与生俱来的黑且丑、贫且贱，以及由此而遭受了诸多冷落苦难，是无可置疑的了。而这又恰恰来自于圣人的家藏秘籍，来自于供游人随意翻阅评点的书刊。“为尊者隐，为亲者隐”、“家丑不可外扬”，这可是中国的国粹，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惟其如此，吴道子才足以让人惊叹，孔府档案和有关书刊的编写者、宣讲者们（包括导游小姐），也才足以让人惊叹。

看看我们今天的某些拜倒在金钱和权力面前的作家艺术家吧，看看我们今天的某些善于文过饰非的企业家或者什么家吧。有机会的话，我真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孔子为鲁司寇像》，都去听一听孔府导游小姐的讲解。

陶然亭里莫“陶然”

北京有个陶然亭，可谓大名鼎鼎，心往神驰自非一日，几次晋京要去饱饱眼福，几次却都未能如愿。此次一下火车便拿定主意，非要领略领略陶然亭的风彩不可。那天公务之余，忙里偷闲，搭一辆公共汽车，不过一两个小时陶然亭竟然便出现到面前了。

入北门，一眼望去便知园子不大，与颐和园那种阔大、轩昂、豪华的皇家气派大相庭径。据介绍，陶然亭为清康熙三十四年所建，本是三间西厅，名字源于白居易的诗句：“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公园是解放后新建的，属于人民政府的一件有口皆碑的政绩。

园内一侧竖着一副平面示意图，花花绿绿很是吸引人的样子，哪知趋前略一搭眼，便不觉为之愕然：小小园子，竟然将中国三大名湖——西湖、东湖、南湖——集于一身，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或许园中真有些大名堂？我不觉长了精神，直奔湖边而去。先看西湖，眉头皱了几皱；继看东湖，脑袋一步三摇；再看南湖，心中已不觉有些忿忿然起来。湖小且浅不说，水发黑（多亏并不发臭），名之为黑湖或许倒还贴切些。像这种山水园林，如果处在山乡泽国，压根儿算不得一棵葱，位于京华闹市区，身份自然也就非比寻常，这是得天时地利之先，别人即使不以为然，甚或耿耿于怀也说不出什么来。繁华京都车水马龙，世声喧杂尘嚣甚上，拂翠柳以临波，戏碧水以自愉，确有无限妙处；取一雅号、大名，或借用一天下名胜之名不仅在常理之中，也可应天下游人之心，助八方来客之兴。然而以区区几个水塘似的池湾便囊括天下三大名湖，尽掠天下美名，则令人只有哑然失笑的份儿。西湖之秀美有乎？无。东湖之壮阔有乎？无。南湖之幽胜有乎？无。如此，意在豪迈乎？狂放乎？戏虐乎？也许，也许……但，陶然亭给予我的最初和最后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可笑——可笑而已！

由此我想到人和文学。一个人纵有包容天地之志，也不过是宇宙间的一粒尘埃，万物不会因其多、天地不会因其大。秦始皇为统一中国之第一人，不可谓不英武，不可谓不伟大，但刑天罚地，祭山拜海，留下的也不过是千古笑谈。一部文学作品，不要说是精短之作，即是大中型产品，又何倘可以包揽天下？不世名著《红楼梦》，写的也不过是四个家族（其中主要是贾姓家族）的兴衰败亡。设想地狱天堂，僧道儒法，古今中外，尽收一处；设想以一己之作尽收天下人之心，尽得天下人之愿，只能是狂想，狂想而己。眼大心空，贪多求全，漫天撒网，虚张声势，何如脚踏实地，执着如一，在别人不着意处和细小处多下些功夫，多收获些果实？如此可知，陶然亭之“陶然”非但不足称道，反倒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呢！

灵岩寺与中国的“神奇”

有些地方去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去了，有些地方去过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第三次。灵岩寺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实在说不清楚，因为算起来我已经去过三次了，但都是陪同外地来客，并非出于自发，也因为这次最初听说要去灵岩寺疗养我态度淡漠，而去后住了几天竟然便兴趣大增，收获颇丰。那除去学跳交谊舞之外，更多地来自于对于灵岩寺这片土地的了解和认识。

近年“风水”之说日渐盛行，有人说中国的风水宝地都被佛、道两家占去了。这种说法也许并不尽然，但起码说对了一半，那就是佛道圣地“风水”上都是占了先的。灵岩寺既然号称“天下四大名山之首”——从历史记载上看，确有那样一段相当辉煌的时刻，所谓“游泰山不游灵岩则不成游”就是一种证明——“风水”自然有其独到奇特之处。这最直接直观的物像，就是周围群山多缺水少树，显得光秃、荒凉，而惟有这一脉山冲，古柏入云，草木茂盛，泉水丰沛，从谷底到峰巅好一袭郁郁葱葱、云蒸霞蔚的景象。这还是从山下看，及至登上天门阁、一线天放眼四望，云松古刹、灰塔红楼、碧水银波，更有一条金丝线似的山路远去近来，真如仙山天国的境界。而当你漫步走入那仙山天国里面，“千岁云檀”，“千岁龙檀”，“千岁鸳鸯檀”等，又会给你带来说不尽的沧桑感和对于大自然神奇造化的惊叹。带着这种沧桑感和惊叹，那天饭前，我和同去的一位漫画家漫步于檀园庭前时，热心的服务员小姐又指点方山（灵岩寺所在的山），向我们介绍起“蹲狮、卧象、站骆驼”的奇观。那奇观初看有些模糊勉强，细细端详又确有几分类似于外国现代派艺术的神妙和动人。

自然这还只能算是外观形貌，更引人入胜的，还是做为“魂”的、与灵岩寺其地其寺气脉相关的故事和传说。在前殿的石碑上，你会看到法定法师当年建寺时为缺水所困，经神仙变成的樵夫指点，寻得双鹤泉的情景；在千佛殿，你会看到郎公祖师端坐讲经的身姿，而正是由于他的讲经打动得山顶岩石频频点头，这里才有了“灵岩”之称，有了山顶上那块老态龙钟、形象逼真的郎公石；在墓塔林，面对一座座或如晨钟或如暮鼓的碑石，你会听到当年渡海而来的东洋僧人击响的木鱼和引馨的余音……有什么能够概括这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这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给于我的最为深刻和强烈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神奇！只有神奇——神奇的历史！神奇的人物！神奇的故事！神奇的土地！这神奇是灵岩寺所独有的，又不是灵岩寺所独有的：在中国广袤辽阔的土地上，有多少这样的神奇的历史、神奇的人物、神奇的故事、神奇的土地啊！神奇，这应当是我们的国粹、国宝，这应当成为我们的财富和资源——无疑，我又要说到文学和创作上了。

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曾经和至今仍然风糜世界。“魔幻”是中国的翻译语言，据说拉美作家们最早提出和倡导的是叫“神奇现实”。所谓“神奇现实”正是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等一批不甘寂寞、不甘守旧的作家，对拉丁美洲神奇的山川原野、社会生活、心态习俗，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的结果。拉丁美洲是神奇的，中国不也是神奇的吗？当我们为拉美文学，为卡彭铁尔、马尔克斯惊叹不己的时候，不应当也想想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学吗？我们为中国的神奇历史、人物、故事和土地，到底做了些什么？

中国应当有自己的——决非抄袭和模仿的——“神奇现实”主义的文学！不少优秀作品中已经露出了曙光，我们还要加紧努力才是。

经受不住的诱惑

一部作品结笔，作者的任务大致就算完成了，更多的话难免就要变成饶舌和画蛇添足。《羊角号》似乎有些不同。

《骚动之秋》闻世后，荒煤同志和文学界不少前辈、朋友都希望我继续写下去，用自己的笔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为了完成这个心愿，几年里我一边读书一边下生活，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努力。构思始于1993年，经过一个闷热的夏天和一个清爽的秋天，未来的作品渐渐显出了雏形。那追求的是一种惊人的真实与空灵神奇的意境的统一。一棵作为象征的、历经岁月风霜的、神奇的老柏果树由此出现，并且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为了丰富我对那棵老白果树的理解和感受，那年秋未，我坐了整整九个小时汽车，进入沂蒙山深处的莒县。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只罕见的、远古时代的牛角号，看到了那棵闻名遐迩的、被称之为“树王”的老白果树。

那是山野中的一座古庙，绿水淙淙，青藤攀攀，但远离城镇，没有人家也没有招待所，多亏一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我才破例获准，顶替一位不值班的看护人员的铺位在庙中留宿一夜。与我作伴的是一位十七岁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爷爷是从部队遣送回乡的“右派分子”，他的当兵的愿望因此没能实现；告诉我，老白果树下是一个好大好大的湖泊，天再旱、地再干也没有枯竭的时候；告诉我，老白果树的根子一直伸到山外，伸到几百里之外的海边那儿；告诉我……他讲的都是村里百姓们的传说，却一下子打开了我心灵的翅膀，使现实中的这棵老白果树与我想象中的那棵老白果树，无形中得到了重合、生发、升华。从沂蒙山区回来，我文思如涌浮想联翩，作品构思也日近完成。也就在这时候，一个念头不知怎么冒了出来：既然这棵老白果树如此独特神奇和具有象征意义，能不能单独拉出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呢？这个想法最初只是灵机一动，随即却使我激动不已。几年前我曾有意读过一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外国现代派作品，认定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有所借鉴有所开拓，接受国外一些新的、进步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由此我几次有心尝试，几次都因没有找到适当的题材、构思作罢。如果能够把老白果树的故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无疑是一个突破。更主要的是无论从内容还是艺术上说，都是没有先例的。创作创作，讲究的就是一个“创”——创新。对于一位以文学创作为职业的人说来，创新的诱惑是远在其他诱惑之上的。我激动了大半个上午、大半个晚上，天近黎明时却又惶惑了：世界上何曾有过这种不是以人物而是以一棵老树为主人翁的小说？何曾有过这种时间跨度长达千年甚至于万年的小说？这种小说果真写得成吗？即便写成，果真还能被称之为小说吗？惶惑带来的是犹豫和动摇。我把犹豫和动摇说给了一位大学中文系教授，那位大学中文系教授在电话上为我唱起了“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哇——”

于是便大胆地往前走。走着走着，面前渐渐宽阔起来，渐渐地果真走出一条路，这就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了。故事形成，兴奋中依然带着几重忧虑，我又找到一位老评论家面前。本来做的是接受泼冷水的准备，得到的依然是热气腾腾的鼓励：“闯！值得闯一闯！”在这样的鼓励面前，原有的构思才被断然搁置，一条新生命才开始了艰难而又快乐的孕育、生产的历程：三次讨论，四次修改，在电脑面前我坐了一年有余。

一位外国文豪说过：创新，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受尽煎熬。《羊角号》的创作，使我真真切切地领略了一番“煎熬”的滋味，但也使我感受到了“煎熬”之后的幸福。有煎熬有幸福、先煎熬后幸福，这对于一个作家也就足够了。

有争议，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这样理解有人那样理解，是一开始就料到的。书稿讨论时如此，小说出版后也还会如此。但我觉得，那无论对于作者、作品还是我们的文学事业，都并不一定有什么不好。如果说到心愿，我最大的心愿无非是把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与国外最新的创作成果融会贯通，走出一条新路子，写出一部既渗透着民族文化精神又具有某种世界性语言的作品。至于能不能做到或者做到了多少，只有细听读者的评判了。

不少人不理解，《骚动之秋》的作者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以上就算是一个简略的回答吧。我还要说的是，农村改革依然是我关注的“热点”，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新的收获告慰于真正关心、帮助、爱护过我的前辈和朋友们。

附记：这是作者为长篇小说《羊角号》所写的后记。

且恨且爱

人们多用且恨且爱形容男人与女人关系，而我要说的却是我与剧本的情缘。

得知我的剧作选《呼唤阳光》、《四个女人两台戏》、《黄河之水天上来》即将出版，一位友人不胜惊诧地说：“你不是写小说的吗？什么时候写起剧本来的？”我笑一笑说：“这可真是官僚主义害死人。我是写小说的不假，但我也是一个写剧本的，而且写剧本的历史比写小说还要长。”

此言凿凿，一毫不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先后创作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骚动之秋》还得过茅盾文学奖；但同样凿凿其言、不虚一毫的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迄今，我还写过六个电影文学剧本、四个长篇电视文学剧本、一个多幕话剧剧本，其中，《原野风》还得过全国性的奖。

说起来，写剧本与我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几年有直接关系。那时我干的不是专业编剧，但文工团首长有意要发展我爱好写作的特长，我也有意要在这方面有所造就，于是便特别注重读这方面的作品。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剧作多是那时候读的。那时“文革”还没结束，那些书都是“禁书”，多亏了好心人的帮助才读到的。书读多了，心里痒手也痒，便试着写起剧本来。虽然写了两个小戏都没成功，文工团后来的首长也不认我这壶酒钱了。1975年全军开展模拟实战的大练兵时，我还是争取到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跟随主攻部队体验生活二十几天的机会。那次行动的结晶就是电影文学剧本《检验》。这是我写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一度被列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重点拍摄计划。这应该算是开始，从那以后或者心动手痒，或者禀承上命，断断续续一路而来，累积了不下一百几十万字的文稿。至于要把剧本结集出版，则是从一位朋友要帮我出作品集或全集时提起的。我说：以我的年龄和成就，出版选集或全集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能够把这些年创作的比较好的剧本推出来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这些剧本写的时候花费了大量精力，其中有几部，如《岳飞》、《郑板桥》、《呼唤阳光》、《原野风》等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其成就并不一定比《骚动之秋》、《羊角号》、《海猎》等小，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但那实在要算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成果。如果能够面世，无论对于我还是读者都会是一件有益的事。感谢朋友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剧作面世，我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有人说剧本是为舞台演出或者电影、电视剧拍摄而写的，不是写来阅读的，算不上纯粹的艺术形式。换句话说，写剧本的作家很难或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一流的作家。对此我不敢苟同。剧本是为演出或者拍摄而写的这是对的，但剧本如同小说、散文、诗歌一样，是文学形式的一种；既然是文学形式的一种，当然便有可阅读性。老实说，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包括郭沫若、曹禺、老舍的剧作我都是从书本上读来的，不是从舞台或者银幕、屏幕上看到的。而正是那些印在书本上的的剧作打动了我，激励了我，启发和提高了我，怎么能说剧本只是写来演出而不是写给人们阅读的呢？至于一个作家是否伟大，是否能够进入一流行列，更是与他们熟悉和使用的文学形式无关。有谁能够说，凡是写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一流的作家？有谁能够说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郭沫若、曹禺、老舍，不是伟大的、一流的作家？一部《红楼梦》使曹雪芹名垂青史，一部《窦娥冤》同样使关汉卿名垂青史。郭沫若的名字是用新诗垒起的，也是用新编历史剧垒起的。老舍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闻名中外，也因《茶馆》而中外闻名。所以，无论使用哪种文学形式写作都无需自傲或自卑，一部作品的成就、地位，从来都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水平和影响。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

有人觉得自己是写小说或者写散文的，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作品可以不读。我不这么认为。写剧本必须多读好剧本，但多读好剧本的结果就远不局限于剧本写作本身了。我的小说甚至于包括报告文学、散文之类作品，都特别注重可读性，特别注重情节、情绪、气氛甚至于语言的起伏跌宕，不能说与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影响无关。剧本强调悬念和情节，强调性格的鲜明性、复杂性、微妙性，强调“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在小说创作中同样重要。一部好看的、具有某种吸引力和震撼力的小说，离开这些戏剧性的因素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在我认为是不可想象的。有人主张小说要返朴归真，但返朴归真并不等于平实、寡淡，并不等于与戏剧性相互抵牾，并不等于不能够在融会贯通中放射出新的光彩。是不是呢？

除了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等人，给予我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当属雨果了。而雨果打动和影响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的戏剧性和生动性。我曾经说过，有的作品刚读时感觉不错，但读过之后很快就模糊甚至于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而有的作品读过之后，给予你的是震撼，能够一下子烙进你的心扉，即使多少年之后也还会记忆犹新，想忘都忘不了。所谓文学的魅力和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里。这与作品中的生活、性格密不可分，也与作品具有不具有戏剧性因素有着很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点好剧本，受一点好剧本的影响，无论对于写什么作品都是有益的。这当然只是我的一得之见。

有人问，有的作家一辈子固守一种文学形式，比方只写小说或者诗歌、散文等等，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首先我对这种说法，即一个作家一辈子只固守一种文学形式表示怀疑；因为据我所知，一个作家可能一辈子主要使用一种文学形式，或者只在某一种文学形式中成就比较突出，但一辈子仅仅固守于一种文学形式，对其他文学形式不感兴趣或者完全没有涉猎的作家，起码是我没有听说过。文学的基本精神和要素是相通的，形式不过是一道矮矮的篱巴墙，抬抬脚就可以过去。剧本的那道篱巴墙即使高点、厚点，也不是绝对不可攀越的。莎士比亚的剧作闻名世界，他的十四行诗同样流传久远。托尔斯泰以小说著称于世，但也写过剧本。蒲松龄的聊斋故事精彩动人，他的《墙头记》也感人至深。郭沫若、老舍等人也无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兼备剧本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倒是许多大家共有的特点。当然作家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长和爱好，切不可用一个标准要求和评判；只要是好作品，受到众多读者欢迎的作品，不管你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值得赞赏和鼓励。

这里要说到“触电”了，而一说到“触电”有人就难免心惊肉跳。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但对“触电”我是既怕又不怕。二十几年前，在写第一个电影剧本时，脑子里根本没有怕的概念。可眼看被列入拍摄计划的剧本，因为形势的变化被从拍摄计划中“开除”出去，那“怕”便不请自来了：那是将近两年的心血呢！正是由于怕，由于要避开变化着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我毅然退回八百多年，写起了《岳飞》。可没有想到《岳飞》写好，并且受到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同志和诸多电影界前辈的好评，却又由于经费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原因被迫搁浅。后来剧本虽然发表，却越发让人怕起来。而这一怕就是许多年，《骚动之秋》和几部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和生长出来的。后来写《原野风》完全是为了配合小说的出版和发行。剧本得奖了，小说出版并且受到了好评，电视剧、电影却被拍得走了样儿……如此反复，说不怕肯定是假话。可从1994年起，几位朋友和领导多次请我出山，我婉拒过、抵抗过，却又不得不一次次重操旧业。好在经过风风雨雨之后，现在我只是把剧本当作文学作品来写，至于拍不拍、怎么拍、拍到什么程度，因为说了不算、想也没用，干脆就不去说不去想了。这就是所谓又怕又不怕的意思吧。

有人把今天的时代说成是电视传媒的时代，这种说法准确不准确权且不论，但确是说出了电视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为一名作家完全顺应时代难能有所作为，但如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要有大的作为也难。电视剧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有着广阔的前途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的作家如果完全漠视，或者因为怕，远远地躲在一边是不可想象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成一时之盛，其创作成就和水平之所以形成高峰，与时代的呼唤、社会的发展，与作家的集体参与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我觉得，电视剧本的创作已经无可置疑地被时代和社会推上了前台，如果我们的作家都能够积极地参与进去，并且付出自己的那份艰辛与努力，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就完成可能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电视剧发展的希望所在，或者也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至于说到以后，我是以创作剧本为主还是以写小说、诗歌、散文为主，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能够说清楚的是：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即便是且恨且爱的剧本也是如此。

附记：这是作者为剧作选《呼唤阳光》、《四个女人两台戏》和《黄河之水天上来》所写的后记。

新松恨不高千尺

新年伊始，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消息刚刚传来，我又收到了荒煤同志的信，望着他那熟悉俊逸的笔迹，我心如潮涌，感慨万端。作为著名前辈作家和文艺界领导人，荒煤同志在这次作代会上当选为全国作协副主席，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我这样一位普通的青年作者。

1978年我在部队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上下集的电影文学剧本《岳飞》。1982年剧本在《中外电影》杂志上发表后，一位导演朋友建议让我寄给长期负责电影工作的荒煤同志看一下，争取得到他的关心和支持；我照办了，并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应当有自己的《罗马大战》，自己的《斯特凡大公》和《萨拉丁》的意见。荒煤同志是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当时又正在主持筹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我的本子长达八万字，他有没有时间看，就算看了会不会有什么意见或态度，我心里并不抱多大希望。然而出乎意料，荒煤同志收到剧本后很快便回了一封信，告诉我剧本正在请人先看，让我放心——由于我所在的部队撤销，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信是几经周折才转到我手里的。与此同时，著名导演林农也把荒煤同志请他看剧本《岳飞》的情况告诉了我。这已经使我大喜过望，没过多久，荒煤同志看过剧本后又写来一封长达数千言的信。信中对剧本给予了热情肯定，同时详尽而具体地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投入拍摄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并且征求我是否同意把剧本送国家民委有关同志再看一下。读着这封意重情厚的的信，我和我的朋友们无不为荒煤同志礼贤下士、提携后进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所感动。但是我们哪里知道，荒煤同志当时正患着病，他是带着病读完剧本写来长信的。不久他住进医院，但在病榻上，他还让秘书及时把国家民委有关同志对拍摄这部影片的想法转告给我，并且向前去探望他的李存葆同志关切地询问起我的情况。

1984年4月我因公晋京，荒煤同志当时出院不久，正在参加电影“政府奖”授奖大会。我打电话探问他的身体情况，他约我等会议结束后去他那儿谈一谈。但由于单位领导催我返济，我没能如约。直到同年六月，荒煤同志来济南参加电影“百花奖”、“金鸡奖”颁奖大会，在下榻的宾馆里我才见到了他。那天晚上，我同他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他询问了我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对我的创作设想提出中肯的意见，也谈到了他对济南的怀念和正在写作的文学生活散记——1937年他同荣高棠、张瑞芳等同志曾在济南演出过宣传抗战的戏。他像慈父一样和霭可亲，也像严师一样认真诚恳。他从古装影片拍摄的情况谈到电影事业发展的前景，从当时那股“清除”风讲到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使我仿佛面对一片渊深浩瀚的大海。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他对后代人的期望。他说：“我今年七十多岁了，该退位了，将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我说：“你们老一辈人不知培养了多少人，你们的功德是会铭刻在后人的事业中的。”

就在那次会议期间，荒煤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把他对文学创作的主张概括为“写人、感人、树人”六个字。他说：“我从解放以来就搞文艺工作，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左’的影响，不讲人学，一谈人情就是资产阶级人情论；一谈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艺术永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永远发展不起来。”我觉得他的主张对于当前和今后的创作实践都有着指导作用。

荒煤同志回京后，得知一位导演有心要拍《岳飞》，又特意来信嘱我把剧本改好，并让我把他提的意见转交给那位导演看。虽然时至今日，《岳飞》的拍摄仍在酝酿之中，但荒煤同志对于我的关怀和教育，荒煤同志那种“新松恨不高千尺”、“化作春泥还护花”的精神，却时刻地激励着我。为了繁荣文学事业，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我当加倍努力！

荒煤的“呐喊”

听荒煤同志说，因为小时候不愿意写毛笔字受到过父亲的打骂，他一生都很少拿毛笔，更少有用毛笔为他人题词的时候。我的书房里却真真实实地挂着一幅他的墨宝。

那是1990年8月，荒煤同志应邀到济南参加我的长篇小说《骚动之秋》研讨会。《骚动之秋》写的是农村变革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确定出版后，一次我给荒煤同志讲了小说中的两个情节，他高兴得咯咯直笑，当即答应要为小说写一篇序言。序言写好正赶上政治风波，荒煤同志得知有人不准他以后再发表文章的消息后，立即给出版社写信，说为了不影响作者和小说的“前程”，要把自己的序言撤回去。由于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坚持他才只得做罢。没多久序言在文艺报、大众日报和当代杂志上发表，使《骚动之秋》未经面世，便赢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小说出版要开研讨会时，大家都希望荒煤同志能够出席，可七月的济南遍地流火，荒煤同志又是七十七岁的老人，来得了来不了谁也说不准。然而当我找到他面前，向他转达了大家的期待，他二话没说便应下了，说：“好，去，我去！”

济南是荒煤同志的故地，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和张瑞芳等人曾在那里从事过进步文艺的宣传活动。在济南的几天里他访故地，会文友，观名胜，看农村，我一直陪同在身边。言谈中他讲的最多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意义和影响，是文学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是他在《骚动之秋》序言中提出的要我接着写下去，“期望看到《骚动之冬》，而最终迎来一个《骚动之春》”的心愿。他举欧阳山等人的例子说：“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够写出那样几部作品，是很了不起的。”那使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研讨会开过，荒煤同志离开济南前忽然提出要到我家里去看一看。那时我的家很小，又在四楼，便推说来不及了，以后再说。荒煤同志不肯，说：“我来了，怎么能不到家里去看一看呢？”我见如此，只得赶紧叫来了汽车。沿着狭长的楼梯，推开简宜的铁门，荒煤同志屋里屋外看过一遍之后，又特意对我爱人小孔说了一番意重情深的话：希望她能够支持我，尽快地把《骚动之冬》、《骚动之春》写出来。正是从我家回到宾馆之后，荒煤同志爽快地拿起毛笔，为我写下了这张“为骚动之秋呐喊盼骚动之春早临”的条幅，并且特意在条幅末尾加上了一行“玉民同志留念并请小孔多助谢谢！”的墨迹。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可以告慰荒煤同志的是我的又一部以农村变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过龙兵》已经发表和出版，新的作品也正在酝酿和构思之中，他的真诚和热忱、期待和瞩托，一定会浇灌出更加绚烂芬芳的花朵。

我的“天使”

那时候，我与王笠耘同志素昧平生。也就是说，1989年5月之前，我与王笠耘同志非但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自然，那是因为我初涉文坛且孤陋寡闻的缘故。

知道名字是在长篇小说《骚动之秋》终审通过之后。那时我应彭沁阳、于砚章两位责编邀清从济南来到北京，从两位责编嘴里听说了“王笠耘”三个字，知道是他完成了《骚动之秋》的终审，并且明确表态说：“这部作品应该出，不要考虑印数和经济方面的事儿。”

《骚动之秋》从最初构思到完成初稿花费了三四年时间，初稿完成后又经过两年多的补充生活和修改，才提上了出版议程。但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实行责任制，每位编辑都面临利润指标的压力，因此，尽管两位责编对作品多有偏爱，也还是不得不提出了如何确保印数和不赔钱的问题。那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一方面，好不容易写成的作品如果出不来就会前功尽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既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财富支撑的年轻作者，要想确保印数确乎是一件压得死人的难题。但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出于实现作家梦的心愿，我与爱人相约：宁可把家中仅有的几万块钱投进去，以后想办法卖书，也要把《骚动之秋》推出来。让我想象不出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资质甚深、声誉甚高的老编审，竟然慧眼识珠，一下子扫清了笼罩在我头上的阴霾——顺便说一句，《骚动之秋》第一版就实现了赢利，后来虽经两次盗版，犹自至今长销不衰。

带着满心的感激和敬仰，那天我来到王笠耘同志面前。

“好，这么年轻！”听过介绍，王笠耘同志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骚动之秋》是我这辈子终审的最后一部书稿。好，写得好。”他告诉我，他当了一辈子编辑，审读了很多书稿，但终审过《骚动之秋》他就退休了。他最看重的是《骚动之秋》中生活的原汁原味和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学作品不怕毛病多，就怕挑不出毛病来，一部什么毛病也挑不出来，可就是打动不了人的作品，就如同得了癌症一样。他把总结自己大半生经验的著作《小说创作十戒》送给我，并叮嘱我要始终保持与生活的联系，争取写出几部更好的作品来。他和颜悦色、细语慢言，没有一点居高临下和开导指点的样子，他的话却点点滴滴滋润到我的心里。

《骚动之秋》出版后果然受到了欢迎，经过修订再版后，先后被改编成广播剧、小说连播、电影、电视剧、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一九九八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前，我特意给王笠耘同志打电话，邀他一起坐坐以表谢意，但被他婉拒了。他说作品是属于社会和读者的，他只是尽了一位老编辑的责任，只要社会认可读者欢迎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与王笠耘同志只见过一两面，他的精神和品格，他的观点和见识，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近年来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述了上面这些经历和感受。有人说幸运者之所以幸运、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紧要关口得到了“天使”的眷顾。我想，王笠耘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慧眼独具、无私播洒雨露花香的“天使”，起码对于我是如此——永远如此。

星辰与花朵

有人说，每一颗星辰的下方都盛开着一片鲜花。我觉得，晓天老师就是这样一颗星辰，“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是一丛光彩耀目的鲜花，《骚动之秋》也是那鲜花丛中的一朵。

我与晓天老师相识于1990年11月召开的《骚动之秋》研讨会上。那次是在全国政协礼堂，到会的都是首都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因为邀请名单和请柬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开会那天又遇上交通堵塞，在我到达会场时与会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那使我诚惶诚恐，赶紧上前与各位前辈大家握手致歉。这样我认识了马烽、张锲、李希凡、屠岸、李准、郑伯农、张炯、曾镇南、顾骧、蔡葵、章仲锷、朱晖……也认识了晓天老师——一个寿眉高挑、瘦削而又矍烁的老人，一个声名四扬却又平和坦诚的智者。

那时晓天老师从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和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不久，与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保持着联系。他热情爽朗，一点架子没有，加之年轻时在山东工作过，夫人还是济南老乡，几句交谈之后便让我觉出了亲切和温暖。

那次会上晓天老师有一个发言，讲得十分忠肯精到，会后山东一家报纸有意发表，我便给他写去一封信征求意见，没想几天后便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骚动之秋》的看法和见解。

玉民同志：

十三日来信敬悉。大作，我是一天一个晚上一口气读完的，十分高兴！会上说的，全是读后直感，未加条理，当然更没有展开。若任远和你认为，尚可整理和发一下，我无意见，只希望在行文上加以理顺。我的中心意思是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典型——农民企业家岳鹏程。这些年写改革题材的作品不少，写城市的、国营工业改革的有乔厂长、花园街五号等等；写农村的报告文学居多，长篇也有些，如这次茅盾文学奖初选推荐的《苍生》、《平凡的世界》，主要是写土地承包，也写了所谓的农民企业家，巧得很，两书写的都是砖窑厂，但都比较单薄。写像岳鹏程这样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少见。天津附近的大邱庄，未见有取材于此的长篇小说。所以，用崭新的这个词是确切的。说它是典型，岳鹏程这个人物既是“这一个”，又有相当代表性和时代特色。最近听说大邱庄的那位总经理、书记比岳鹏程还要岳鹏程，个人年薪四万元，养两条狼狗，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班去参观，他都拿架子迟迟不见，对干部、工人粗暴、惩罚比岳鹏程还厉害得多等等。马烽说的那位山西农民企业家又是一例。称岳鹏程是崭新的艺术典型，并不言过其实。岳鹏程是中国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他在相当程度体现了这一时代大潮、“骚动之秋”的历史特点。任何一个历史大变革中的弄潮儿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革命战争、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都是如此。出头鸟只是敢于站出冲杀、冲闯，打破旧的秩序、传统、框框，他们的功绩往往只在于此，而缺点、毛病，甚至于罪过也同时发生。一等高潮过去，“骚动”平静之后，就明显看得出来了。这一次的改革，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性，搞商品经济。这在长期处于小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未经充分发达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农民来说是亘古未有的。整个经济改革，如何做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至今仍是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国营企业，原材料、产品的销售等全由国家计划供应调拨，尚无竞争能力，至今仍不敢实行破产法，平均主义的分配实际上很难真正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锅饭、铁饭碗并未彻底解决。对一个社队企业来说，要取得原材料，打开市场，只有靠钱——行贿拉关系，投机、偷税。为求生存发展，它要高度集中权力，以求生产销售运转迅速。恩格斯有篇《论权威》，说的是近代大工业生产要高度集中指挥、权威之重要。你可翻翻。所以我觉得，不能把岳鹏程的一些奖惩、作为，统通视为封建的个人专断、独裁。要分析。我以为他对石衡保父子的惩治，倒有点封建专治的色彩，其中宗族之见就明显。岳鹏程对党政官员，包括女记者，一些作为看来是不正派的，但是这种权与钱的交易，当今社会是很普遍的，从集体企业来说非如此不能生存。官大一级压死人，当官的对老百姓“一言九鼎”，大官一句话又推翻小官的决定；当官的为保乌纱难免要赶“潮流”，树典型、保典型，多年如此。岳鹏程倒卖钢材，偷税漏税，违法，公检机关要拘捕、惩治，市书记几句话，没事了。这情节很生动，很深刻。所以，我说了一句，小说同时也揭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亦即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小说三代人的情节设置和处理，我认为是好的，肖云嫂的五十多面奖旗、八百元遗产，岳锐父子之间的冲突，写得简洁也有特色。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止是两代人，也是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骤变撞击爆发的火花，表现虽多在传统、道德方面，但更深的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马、恩说过，一个社会观念的变化，都根源于社会生产、交换方面的原因。赢官，是作者理想的一种寄托，究竟农村社队企业怎么进一步完善发展，生活中没有出现，你也不能凭空想出来。这个人物不可能写得完整。岳鹏程和岳锐辩论的那段话：你们搞了几十年，农民还是不得饱暖，我搞几年，群众富起来了。三代人的中心是岳鹏程，通过他与岳锐的辩论，说明改革势在必行，尽管问题不少，但成绩显著；他与儿子赢官比，又说明社队企业的改革急需进一步完善。你把岳鹏程这个人物和盘托出来，活生生地刻划出来了，对他的历史是非功过，有态度，但不作简单地概括评价，让世人去思索、评估，更发人深思。所以，我说对这个主要人物“朦胧”一点，更是作品成功、深刻有力之笔。小说，描绘多方面的、富有地方、生活特色的社会环境、民性、习俗，发言中已说了。关于语言问题，我认为也是不错的，对话语言个性化，状物、抒情言语也妥切。整体风格，简洁、明快、生动、准确，不花梢、不铺陈，不拖泥带水。有同志说这部作品写得很有气势，当然也包括甚至于主要是语言方面。文学是语言艺术嘛。我赞成王笠耘的意见，不要连续二部、三部写下去。岳鹏程这个典型已经完成了，让他住进医院结得挺好。他不可一下改弦易辙，也不能继续走下去。他对秋玲的关系，看得出你意在表现一种新观念。“饱暖思淫欲”、“英雄爱美人”，这是中国传统说法，现代人性观，所谓性爱，或干脆就是性。我以为，岳对秋玲就是性关系。因此，他不必为此而有什么良心、道德上自责。如有的话，是他发现秋玲是儿子的恋人之后，倒可以。我说过，如结尾不让秋玲与贺子磊结婚，双双离开，或许更耐人寻味些。这意见希望不要整上了。

长期以来，我总是认为，长篇小说难免要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思考，需要一个过程：而生活本身，现象与本质有差异，需要个沉淀过程，才能看得清晰。《骚动之秋》打破了我思想上这个框框。说明你对生活的观察之锐敏、把握之深，而且满怀激情，迅速地写出来。实不易。

这些日子埋头看长篇，大作无暇再拜读，原拟再看后，深思一番的。接信边写边想，零乱拉杂地谈了许多，权作朋友间闲聊乱说而已。任远、张部长，请代致候！

握手！

江晓天

九零、十一、十七

一位年近七旬、受人尊敬的文坛前辈，在收到一个无名小辈的去信后立即写来这样一封长信，实在令人感叹不已。读过信，我和时任济南市文联副主席的、晓天老师的老同事任远同志，都觉得信中所谈比研讨会上的发言更集中也更有意义，因此干脆把信冠以《江晓天致刘玉民》的标题交给了那家报社。文章发表后果然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关注和好评。

晓天老师对我和《骚动之秋》呵护有加，却从来坦荡磊落。北京研讨会上一位文艺界前辈出于对作品的喜爱，说过《骚动之秋》具有流传于后世的“潜质”和很有可能会流传于后世的话。晓天老师在一次私下交谈中特别提醒我说：“这种话最好不要向心里去，一部作品能不能流传于后世要由时间去证明，并不是看现在的人怎么说。”后来，当《骚动之秋》遭遇非议时晓天老师则据理力争，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胆识和勇气。而当《骚动之秋》荣获茅盾文学奖后，他又语重心长，再三告诫我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争取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晓天老师以他卓越的才识和烛照千秋的精神，为中国文坛留下了不少佳话。对我和《骚动之秋》的关怀和呵护只是其中一例。我惟愿他与天上的星辰一样，光照永远。

从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两次难以忘怀的经历。一次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另一次也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

按照会议日程，开幕式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我们的住地京西宾馆到人民大会堂足有十几公里，正常行驶需要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因为有警车开路，满载代表的四十几辆大客车一路通行无阻，只用了十几分钟。江泽民总书记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了。接见，合影，随之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不是单纯念稿，而是充满了激情的演说。尤其讲到“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前进的号角。中华民族是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为人类文明画廊增加辉煌的民族，是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世界文化名人的民族，是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产生了郭沫若、茅盾、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民族”一段话时，总书记语调铿锵、神情激昂，充满了无比的自豪自信，赢得了作家艺术家们潮水般的掌声。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是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之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而据老同志说，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会见参加文代会、作代会的代表，集体出席文代会、作代会的开幕式，是前所未有的事儿，那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艺事业的关怀和重视，对广大作家、艺术家的信任和期望。

开幕式结束后，在返回住地途中，大家都沉浸在一种激情的旋涡里。京西宾馆到了，车队转向了，朝向宾馆院内驶去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宾馆门口的两名哨兵面色肃穆，右手举起，在向我们行着庄严的军礼。我心里猛地一跳，一种近似神圣的情流立时奔涌而出。如果说江泽民同志的致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接见和出席开幕式，还只是官方的态度，面前这些普通战士，我们共和国的保卫者，表达的又该是怎样一种礼遇和感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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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动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