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古，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胜。
又云：
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那时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园里，左拥佳人，右列美姝，谈笑鸿儒，往来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会，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员慕名来访，商绅络绎于门，门墙桃李攀附，造请座无虚日；书商靠他挣钱，刻局赖他赐活，名流借他增光，诗坛由他主盟。他可以说是乾隆年间中国文人的风流魁首，引导时代潮流的浪漫先锋，那时，既无文联，更无作协，但他却成为众望所归的不具领袖名位的实际文坛领袖。
他称自己：
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
可这世界上，最是文章不值钱，好风雅，无一不需要大批银两来开销打发。特别是那座园林，是要有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上规模，成气候的。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以他的随园为蓝本的。我们都知道那荣、宁二府，为迎接元春省亲，将“银子花得像淌水似的”。由此，我们对于这位随园老人，就像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一样，活得磊落与行为的苟且，讲得好听与心里的龌龊，想得达观与性格的卑下，看得清高与欲望的强烈；乃至于文章道德与声色犬马，诗情画意与庸俗无聊，正直不阿与低三下四，铁骨铮铮与软弱缺钙，都可能合二而一，并行不悖。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那个封建专制社会里面一个文人，不准备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还想活得长久一点的处世哲学。心里想的，嘴上说的，身体力行的，绝对不可能三点成一线，像小胡同赶猪那样直来直去的。在中国，有几个文人，不多好几个心眼儿呢？
对袁枚的评价，鲁迅先生持苛刻的态度，认为他不过是位清客。清客，即帮闲，一帮闲文人而已。不过，他也认为，清客，还是要有清客的本钱的，虽然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字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能做得出来的。而胡适先生的看法，则比较肯定得多，也能理解之所以这样，乃性情之故，他统评乾隆朝三位才子，袁枚、赵翼都是绝对的天才，性情都很率真，忍不住那种矫揉的做法和法式的束缚，故多能成大家。蒋士铨以《临川梦》为最佳——知道他是一个第一流文人，不愧他的盛名。
其实，人之一生，就是一根直线和一根曲线并行的轨迹。直线是本真的我，曲线是社会的我。社会的我随客观世界的变化而生出适应的曲曲弯弯，本真的我虽受天性和本能的支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曲线的影响。智者之智，在于曲线虽曲，不致太曲而扭曲，在于直线应直，不致太直而愚直。这位随园老人，自是智者无疑，不过，他的这两条平行不悖的线，为了他的愉悦，曲得有些过头；同样，也是为了他的愉悦，直得显然不够。历史，大概就是这样定位没有被乾隆捉进文字狱的袁枚。
于是，无论在他健在，还是身后，他都是议论分歧、众说纷纭的人物。
随园生前，才名遍海内外，高丽琉球，争购其诗。其实借名诗话，以结纳公卿，招致权贵，颇有一种狡猾手段。当时同辈如赵瓯北等，已多诋哄之。至其身后，诟之者犹众。袁之门生某，尝私刻印曰：“随园门下士。”后受舆论攻击，乃复刻曰：“悔作随园门下士。”张问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其诗集曰《推袁集》。袁殁后，更名《船山诗抄》。
民国佚名《慧因室杂缀》
当然，生前追捧，死后唾弃，忽然觉悟，划清界限，是无可厚非之事，也是这么多年来，“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那些聪明人事所难免之举，已是大家司空见惯的花头精了。袁枚终究是位智者，聪明就在于他看穿一切，而且知道历史是一面筛子，一过性的闲言碎语，过眼烟云，花花草草，污泥浊水，会被淘汰出局，而有斤两的，有价值的，抹杀不掉的，诛灭不了的东西，会长时期地传承下来。
在他的《随园诗话》卷一里，有这样一则故事，表达出来他的这层意思：
予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唐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予诗册。予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呵责，予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予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居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
我不大相信袁枚会如他所说的那样，正言厉色地与一品尚书辩驳，但是，他所坚持用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还是很有道理的。同样，虽然袁枚这位江左才子，可诟病之言，之行，之诗，之文，很多很多；但他在乾隆年间，那高压的政治气氛，那低迷的文化环境，那恐怖的镇压手段，那无望的帝国统治之下，能发出一点来自性灵的心声，并且靡然成风，将这位皇帝的四万余首诗，给挤到角落里去，成为人们不闻不问的文化垃圾，不也是一种消极抵抗吗？
一个文人，赤手空拳，能对皇帝做些什么？在严酷的、严密的、严厉的精神控制，文化钳制，意识形态压制下，存活下来，让弘历逮不着把柄，捉不住破绽，而且，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还相当程度的愉悦着，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清人陈康祺在其《郎潜纪闻》里，对他的评述，还是较为公允的。这是由他的一幅《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说起。此老时年已八十有一，但春心犹在，找了一位画师，定要将这些名媛仕女，画在图上，团团围住这位恩师，衣钗裙带，国色天香，他在姹紫嫣红的女弟子中，享受着那一种只能算是柏拉图式的满足。这大概是当时许多正经人对他最不以为然的德行了，可他，这位愉悦主义者，堂而皇之，张而扬之，才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郎潜纪闻》的作者，对此倒无异辞，而是说：
康祺以谓随园风流放诞，充隐梯荣，诗格极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唯骈体文差强人意，余无足观。其攀附公卿，提倡骚雅，志不专在猎名。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赵云松虎帐蛾眉之檄，同时隽彦，都已窥破此老心肝。唯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昭映，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
但是同为清人的刘声木，在其《苌楚斋随笔》的《论袁枚出游》一文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完全愉悦，并不绝对愉悦的随园先生。
袁简斋明府枚，以诗文小慧，当乾嘉全盛之时，坐享山林之福者数十年，后人羡慕之者众矣。实则随园当日广通声气，肆意逢迎高位，以为己用。下材又奔走其门，以为间接之光荣。随园遂借此为渔猎之资，收为点缀山林，放浪霰骸之用，其用心亦良苦矣。观其后半生，大半出门遨游，在家时少，实为避难而起。不知者，以为真好山水也，殊为所愚。细审随园之出游，皆在刘文清公任江宁府时，欲实行按治驱逐之后。当时虽有人为之关说，未能实行，然随园知不容于众议，是以终年出游，以避他人指摘；且恐又有人实行案治者，终难漏网。随园虽自言于诗集，明示不怍，实因其事早已道路喧腾，不得不自言之，以示光明磊落，计亦狡矣。予观其诗集，检其出游之岁月而始知之。其出游系出逼迫，非出心愿，是以随园心终不怿。临终诗有云：“我见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红尘。”在他人方羡其遇，在随园深知当日之行为，已苦其艰，但难为不知者道耳。不然，随园果何所不足意，而欲不再生人间世耶？其故可思矣！
他愉悦吗，这位随园先生？我不禁想问一声。
所以愉悦对于文人来说，的的确确，是一种奢侈品。
作者“李国文”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