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悦，从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从使命感的神圣角度来看，对文人而言，是一种可得而不可常得，可有而不能常有的奢侈品。
当然，一个文人，在一些事情上，快活得不行；在一段日子里，压根儿用不着忧虑和恐惧；在一定范围中，甚至连顾忌、戒备、防范、紧张，也是无须乎在意的，从而获得相当程度，或一定程度的愉悦感受，是绝对可能的。但是，终其一生愉悦，从头至尾愉悦，无日无夜不愉悦，无时无刻不愉悦，这种福星，中国没有，世界也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古人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古人还说过，“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说明生活本身，其实是并不愉悦的。因此，作为文人，愉悦难得，不愉悦却常得，是太正常的事情。
不过，乾隆年间，江左三才子之一的袁枚（1716－1797年），这位随园老人的一辈子，是几乎接近于上述福星水平的愉悦文人。
在中国历史上，在那个很难愉悦得起来，文字狱大行其道的年代里，袁枚的出现和存在，应该说是一个奇迹。这位老人家，不但他自己感觉到愉悦，享受着愉悦，同时代的人也都认为他，即使不算百分之百地愉悦，也足够百分之九十九的愉悦了。很有一些同行，不但羡慕得直流哈喇子，还嫉妒得恨不能咬他一口。所以说，如果只是自己感觉到愉悦，也许是作不得数的，谁知你是强撑着的，还是假装着的？唯有众人都一致认为，那才是货真价实的愉悦。
因此，不管你对袁枚的评价，是好是坏，他这种能够获得全天候愉悦的结果，有值得中国文人为之深思的地方。
其实说白了，袁子才的愉悦或不愉悦，与别人是并不相干的，愉悦是他，不愉悦也是他，干咱屁事？为什么人们要将他的愉悦当回事呢？因为这位老先生的一辈子，基本也是乾隆皇帝的一辈子呀！如果袁枚是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三流诗人，是个作品不多、废品不少的末等文人，也则罢了，皇帝不会把目光投射到这班文坛小虫子身上。可他却是领袖群伦、左右诗坛、引导潮流、众望所归的庞然大物，乃举足轻重之人、非同小可之辈啊！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一个大脑袋，在这位皇帝铁腕文化政策的统治下，既没有受过被摸顶的荣耀，也没有挨过吃凿栗的疼痛，细想想，该是多么不容易了。那是一个“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年代，是一个死了以后应该入土为安却不能安的年代。结果，袁老先生在他的随园里，优哉游哉，风花雪月，得其所哉地吃喝玩乐着，既没有警察半夜敲门，也没有便衣盯梢尾随，能够安然无恙地，逍遥自在地，甚至还是大摇大摆地，风风光光地度过一生，这岂不是奇哉怪哉，值得刮目相看的事情！这其中的蹊跷，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全都纳闷儿：为什么他在乾隆当政期间，居然成了个特例，难道这位老先生在陛下眼中，竟然成为一个隐身人吗？
弘历（1711－1799年），比袁枚早生五年，晚死两年，是位厉害的皇帝，也是位爱挑剔到吹毛求疵程度的皇帝。随便举个例子，乾隆十三年（也是袁枚辞掉公职再也不做朝廷命官的一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贤皇后的冬至祭文，这本是一篇例行的应景文章。但文中出现了“泉台”这样的字眼儿，弘历一看，挑起刺来。“泉台”二字，加之常人尚可，岂可加诸皇后之尊？皇后归天，只能去西天极乐世界，哪有进十八层地狱之理？简直混账至极！也许，九五之尊，不会出此粗口，但他心里会这样申斥的：什么混账东西，你们以为朕是草包蛋，是外行领导内行，想蒙我、唬我吗？
结果，张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为此俱着罚本俸一年，连基本生活费也不给。由此来看，这样一位咬文嚼字的皇帝，必然也是一位特别爱好收拾文人的皇帝。这一点，与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曾祖父顺治，同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到他在位，大清江山，已经坐稳一百多年。然而，一个人的根，扎在血脉之中，非一朝一夕形成，也就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如果不幸这根是劣根的话，那就成了劣根性。清朝历代皇帝，那种发源野蛮的讳莫如深，文化落后的耻于齿及，满汉大防的不可逾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盘根错节，无力挣脱，遂造成这个种族最后的没落，这个国家最后的衰败。所有出身于草根阶层的头领，莽原部落的渠首，即使登上权力巅峰，都难免这种抱残守缺的愚执。有什么法子呢？试为乾隆以及其父其祖着想，统治着人数、地域大于自己，文明、文化高于自己的汉民族，如何不被同化，如何不致淹没，戒备防范都来不及，忌虑抵制还来不及，焉能有将国家、民族进入世界之林的宏图大志？所以，这些整日疑惧不安，心理复杂变态，充满过敏反应，深感危机叵测的帝王来说，面对汉族精英分子，在清洗上之不择巨细，在铲除上之不遗余力，在屠灭上之不留死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而弘历在这方面，可以称作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一位。据故宫博物院早年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顺治在位十八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雍正在位十三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加在一起，共计一百五十二年，清代的中央政府一级，或政治运动式的大规模，或消防灭火式的中规模，或追查扑杀式小规模，先后共制造了一百六十余起的文字狱案件，平均不到一年，也就是十个月的光景，对汉族文人开刀问斩一次。在这种皇帝钦批的诏狱里，坐大牢的，掉脑袋的，株连九族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地方政府一级的扩大战果，层层加码，法外行刑，斩尽杀绝，恨不能挖地三尺，人人过刀，以邀功求赏，用这些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全中国到底关、杀、流、坐、立决、凌迟、斩监候多少文人，恐怕是个统计不出来的巨大数字。
所以袁枚生活在每隔十个月，就得收紧骨头一次的年代里，不但毫发无损，皮毛未伤，而且相当愉悦地活到了八十一岁，寿终正寝，能不教人吮牙花子，啧啧称羡吗？能不令人视为奇迹，呐喊叫绝吗？要知道，乾隆如果想修理的话，是绝对来得及的，因为袁枚咽气之后两年他才咽气。但这位陛下，百密一疏，竟让这位“倡性灵说，天下靡然从之”的大文人，在文网罗织、诗狱频仍的年代里，逃脱那一双鹰隼般捕获猎物的眼，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我特别钦佩这位老滑头，头大且滑加之老，俗话说“老了的兔子不好拿”，他就属于这种让乾隆没辙的老人家。
说实在的，他的名气，大得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注意有加，他的行状，其招摇，其响动，其出格，其影响，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置之不理。据李元度《袁枚事略》：
所作随园诗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重之，海外琉球至有购其书者，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享文章之名，未有及先生者。
这份张扬，这份排场，这份气势，这份声誉，尤其不可能不让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诗产量最高的乾隆皇帝，漠然视之，心不为动。然而也怪，他快活欣喜一辈子，舒畅自在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风流潇洒一辈子，相对于他同时代的那些愁眉苦脸，焦虑恐惧，担惊受怕，坐卧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同行，那天壤之别，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弘历好作诗，这是这位皇帝的毛病，做你的皇帝得了，干吗非要挤进诗人队伍里来？乾隆十四年（袁枚辞官后的次年）六月，他的处女作，《御制诗初集》问世，共四十四卷，收其自元年起到十二年的诗共四千一百五十首。此后，越写越多，欲罢不能，到了咸丰年间，他当太上皇了，还在写，一生写诗达四万多首，超过《全唐诗》所录的唐人诗篇总量，这实在是惊人可怕之多。一位如此强烈喜好写诗的皇帝，对文人来讲，我相信，福的可能性很小，祸的可能性反而很大。固然，皇帝爱好文学，马屁文人得以施展其溜舔功夫，但那些非马屁文人，拍不上马屁的文人，马屁没有拍好拍到了马脚上的文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大学士张廷玉，因为一纸祭文，用了“泉台”二字，罚俸一年。由此可以了解弘历，必是一位非常精细，非常尖刻，非常不容人，非常挑鼻子挑眼，非常具有侵略意识的人。如果他不是帝王，是个普通人的话，第一，不能共事；第二，也不能交友；第三，当他的上级可以，做他的下级，你就没命了。因为这种唯我独尊的强人，几乎不能容忍超过他，胜过他，对他不敬，对他的存在构成威胁的另一个。在太庙历代清帝的肖像之中，乾隆这张脸，是最不面善的。
袁枚辞职，未必受到北京城里乾隆对于张廷玉五大臣罚款影响，但下决心打报告自炒鱿鱼，他肯定了解这位懂诗的皇帝，对于诗人的存在，绝不是什么福音。果如其料，第一，对钱谦益，乾隆三十四年下令销毁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四十一年汇辑《四库全书》时发布上谕，“钱谦益等人，实不足齿，其书自应概行焚弃”。同年，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收入钱谦益，将其彻底搞倒搞臭，打入另册。第二，对沈德潜，乾隆二十六年，将这位老夫子由苏州招至北京，因为陛下正处于诗歌创作热潮之中，急需一位捉刀人为其大量制造诗篇。归愚先生虽年近古稀，但乾隆对他破格提拔，恩庇有加，授编修，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官至礼部侍郎，以年老乞休。乾隆许原品致仕，并赐诗送行，作为御用文人，得此殊荣，可谓登峰造极。然而，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楼集》诗案起，乾隆以其曾为作序的罪名，尽管已死多年，也不轻饶，“扑其碑，夺其谥”。其实，大家都明白，沈老先生告老还乡之后，管不住自己的嘴，透露他为陛下代笔的秘辛，这才招来刨坟掘棺之灾。就这样两位诗人的下场，能不让袁枚不寒而栗吗？
现在，弄不懂袁枚是一种自觉行为，万万不能跟作诗的皇帝玩文学，那可是一种危险的游戏；还是袁枚下意识的本能规避，似乎总是躲着这位陛下，形成他的生存准则。所以，他做官，也只做江南的官，如溧水、江浦、沭阳等小地方的县令。偏偏两江总督尹继善，器重他的行政能力，赏识他的诗词才华，虽一为上司，一为下属，但同为斯文，倒也相处得不错。从袁枚的《随园食单》里，可以看到他在总督府里，吃过鲟鳇鱼、风猪肉、鹿尾等诸多大菜的记载，可证他们除了诗词上的唱和，文字上的投契外，还是一对很对胃口的食友。随后，尹继善就“剧调”他到江宁就任，以示倚重，也算擢用。江宁是个大县，是官员们仕进南京的跳板。因为南京是清朝政府控制江南的重地，为乾隆所关注，后来，他六下江南，都落脚于此。但袁枚却不领情尹两江的这种安排，很快就请假，“引疾家居”。
吴敬梓著的《儒林外史》中有一句名言：“南京是饿得死人的地方。”同样，在袁枚眼中，南京的官场，也是能整得死人的地方。乾隆十三年九月，两江总督尹继善与两广总督策楞对调，这场权力角斗，使袁枚看透了，政治这玩意儿，文人还是不宜沉溺其中为好。如果你不是玩家，而且你也玩不过人家，浅尝辄止，也就够了。况且，尹文端赴岭南就任，他在这个能饿得死人的南京，就不大好待了。尽管尹继善不是他的保护伞，但“朝中有人好做官”，可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遂生顿悟，拉倒吧！索性连官也不要做了。不做你的官，不端你的碗，自然也就不受你的管。这时，吏部下文起复，要调他到陕西去任职，他就借口“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而致仕。
这位乾隆四年的进士，到乾隆十三年就辞官了，那年他应该是三十二岁。袁枚的举动，确有惊世骇俗之意义。试想，如今那些耳顺之年的官员，挣扎着不肯让位，那些古稀之年的干部，扑腾着发挥余热，更甭说那些四五十岁仕进得意之辈，干得正热热乎乎，怎能金盆洗手？那些五六十岁求得大发展之人，还打算继续峥嵘一番，岂能归隐山林？所以，袁枚为彻底不受羁束，离权力中心远一点，再远一点，离是非旋涡远一点，再远一点，实在极明智、极清醒的选择。于是，急流勇退，退出政治，躲开乾隆皇帝。老实说，不是所有考得进士出身的读书人，都舍得抛弃前程，做得到这一点。据《清史稿》：
年十二，补县学生。会开博学鸿词科，海内学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
这正是登高望远、前途无量之际，学而优则仕，不就等着这个阶梯吗？但他“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饬池馆，自是优游其中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从此，他的活动范围，足迹所至，始终囿限于长江下游、江浙两淮一带。
不做到这点决绝，他也不能获得他想要的愉悦。果然，他辞官以后，一心经营他的随园，广造声势，广结善缘，广交朋友，更以他的《诗话》，广为扩大影响。据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云：
作者“李国文”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