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冬日的小阳春，我从报上得知，琉璃厂海王村的中国书店在出售一批旧书，遂去到那里。翻了半日，凡想买的书，定价都偏高；便宜的书，又不值得买。这样，乘兴而去，兴尽而返，因为空着手，而且时间富裕，便信步往虎坊桥走去。
自打两广路修成以后，一年有余，尽管有时坐车路过，匆匆一瞥，未暇细品，常以为憾。趁着雪后新霁，空气清新，便迈开老腿，打算一步步地体味一番。俗话说“走路”，大概只有走，安步以当车，用自己的脚问候大地，才能找到这条路的具体感觉。
真是变化万千啊！
说老实话，走在这条极其敞亮、极其光鲜、展得特宽的新马路上，恍若来到陌生地界。如果不是一些老字号的牌匾，一些公交车路的站名，提醒我这是原来的骡马市大街，原来的果子巷，原来的米市胡同，几乎不敢认了。尤其，沿途有不少旧房子拆掉，新房子未盖，已经面目全非的工地，站在那里，难辨东西，焉知南北，举步迟疑，不觉踟蹰。
由此可见，北京市在旧城改造方面，决心之大，魄力之大，动作之大。因而，城市面貌变化也着实非常之大。不知不觉间，明代权奸严嵩题写牌匾的中药店“西鹤年堂”四个大字，映在眼前，金碧辉煌，阳光灿烂，自然，这就是菜市口了。
菜市口，可是一个拥有特殊历史的地段。
其特殊，因为它曾经是近代史上，拥有很大知名度的秋决场所。由于春夏季节，草木萌发，而到了秋冬季节，则万物肃杀，所以古代行刑，选择秋天，也是适应天时的这种变化。明朝秋决的刑场，在今西四牌楼一带，而清朝则改在菜市口，因而成为京城一景。清人和邦额《夜谭随录》：
适过菜市口，值秋决，刑人于市，阻不得进。
但眼前焕然一新的菜市口，已是繁华喧闹的商业区，没有当日刑场肃杀的气氛。
然而，谈大清朝，不能不谈杀人；谈杀人，不能不谈菜市口。这些年来，电影、电视剧中的清宫戏，长篇小说中的清代帝王题材，用得上“泛滥成灾”这句成语来形容，这也给菜市口做足了广告。于是，这个原来矮趴趴、拥挤狭窄的丁字街，借着秋决的血腥镜头，闻名遐迩，世人皆知。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口塔桥旁那座16世纪的监狱，成为东西方世界两处酷刑文化的重要遗址。
我记得1949年秋天来到北京，住在国会街老北大的工字楼。有人告诉我，出宣武门，一路往南，就是当年戊戌维新六君子殉难的刑场。于是，我想起六君子之一的湖南浏阳人谭嗣同，被慈禧太后抓起来，关在大牢里，写在狱中墙壁上的一首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诗中的张俭、杜根，都是东汉名士。张俭因党锢之祸，被迫逃亡，但人们景仰他的高风亮节，都冒着危险收留他。杜根因为触怒邓绥太后，被命摔死，但行刑者出于同情，虽摔而不死，活了下来。谭嗣同的诗，反映戊戌维新失败以后，他之慷慨就义，以鲜血和生命唤醒麻木国人的牺牲，与康有为、梁启超所采取的流亡海外、重图再起的策略不同。他诗中的张俭、杜根，正是这些维新党人失败后的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这位湖南汉子，所以要去留下肝胆，化为巍巍昆仑，也是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贡献。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次改良运动，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这次康梁戊戌变法，因前后历经一百零三天，而又被称为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便接连发出开学堂、停科举、办实业、练新军的新政。西太后对他们迫不及待发出的一系列未经她首肯的改革措施，当然不满，而被种种改革措施所触动，害怕失去一切的保守派、顽固派，尤为不满。6月14日，住在颐和园的慈禧，禁不起这帮守旧势力的哭诉、告状、小报告、咬舌头，老太太第一手，赶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第二手，安排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9月18日，谭嗣同走了一着险棋，与袁世凯密谈，某种意义上是寄希望于这位手握新军实力的将领，实施政变。袁世凯是什么东西，他马上向荣禄告密，荣禄又是一个什么东西，马上向西太后报告。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就是理想加幻想，就是自信加轻信。老太太当下软禁了光绪，这回岂止是不满，而是愤恨。9月20日逮捕新党，康有为逃脱，梁启超避难日本公使馆。9月21日西太后“临朝训政”。维新变法宣告终止。
谭嗣同本有逃脱的机会，不知因何，他以承担一切的大无畏姿态，9月25日，于浏阳会馆被抓。
三天之后，9月28日，他与林旭、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六君子”，押赴菜市口刑场，未经审讯，直接砍头，英勇就义。据民国姜泣群《朝野新谭》：
圣旨下，将六人从狱中提出，上堂点名，并不讯供。饬令登车，刘光第曾任刑部司官，知事不妙。亟询承审官为谁，我至今未曾认得康有为，尚可容我申辩否？众曰不必言矣。乃径解赴菜市口。由提督衙门派来哨弁兵役二百人护之行，抵法场三下半钟。先杀康广仁，次谭嗣同，次林旭，次杨深秀，次杨锐，次刘光第。事毕已薄暮矣……菜市口距广东会馆最近，康广仁死后，粤人竟莫敢过问。谭嗣同、林旭殓俱迟……谭嗣同死不瞑目，李铁船京卿慰之曰：“复生头上有天罢了。”
康广仁便衣无服，被杀后刽子手将其首抛之极远，林旭穿补服未挂珠，余均便衣。杨锐血最多，刘光第至死呼冤，杀后点血俱无，但觉有白气一道冲出。刽子手曰：
是实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气上冲，其神上升于天也。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壮飞。湖南浏阳人，生于北京。其父为湖北巡抚。因为童年患时疫险死得活，又号复生。他的妻子李闰在他就义后，以其《狱中题壁》之“忍死须臾待杜根”句，自号“臾生”，其悼亡诗，极悲怆。
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
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
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
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临刑时，谭嗣同从容慷慨，激越豪壮，只说了十六个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我在想，当谭嗣同戴着枷锁，在槛车里，向围观者大呼时，希望得到觉醒的回应，希望听到愤怒的反响，希望看到同情的眼光，希望他的血没有白流……然而这班一脸亢奋的观众，会有什么呼应吗？他们只对马上就要砍掉的头颅感兴趣，而对这位革命先驱的豪言壮语，绝对是无动于衷的。本意以一死令国人警醒的这位革命者，其最大悲哀，莫过于他脑袋被砍掉时，京城市民的无动于衷了。
19世纪40年代末，这座城市还叫北平，南城一带，居民稀疏，街市冷清，破房旧院，路窄巷挤，很难想象清末百姓的民谚，“到菜市口看杀人去”时，那万人空巷的场面，竟堵塞在这样仄隘湫陋的地段，不免为烈士临终场面之局促、之龌龊，感到窝囊。对好看热闹的中国人来说，戏文是主要的，角儿更为主要，至于戏园子的好赖，是无所谓的。京剧翻译成英文，叫作“beijingopera（北京歌剧）”，尽管北京歌剧出现过梅兰芳等许多名演员，而大清朝历经三百多年，民国又历经三四十年，这座城市从来没有一间像点样子的戏院。这就是北京人既能穷讲究，又能穷凑合的习性了。
几百年来，他们很满足这份厂甸庙会式的看杀头的娱乐，这份不花钱、不打票的血淋淋的真实场面，这份可供好些日子里，饭后茶余，对被杀头者或褒或贬的说话由头。挤就挤吧，挤着热闹，杀就杀吧，杀头好看。至于杀谁？谁杀？为什么杀？为谁而被杀？这些看戏的老百姓们，是不去想的。
谭嗣同一生觉悟追求，力主挽危图强，锐意改革维新，誓志献身中华，哪怕砍头，也死不瞑目。这最后一句令其闭上眼睛的抚慰之语，告诉冤魂“头上有天”，其实在那个昏天黑地的王朝末日里，上既无天，下也无地，那些看热闹者的浑浑噩噩，其实倒是对革命者苦心孤诣的暗讽。不过由此倒也证明，作为先知先觉者，与那些后知后觉的民众之间，确是存在着不被理解的鸿沟，这才是他九泉下无法排遣的寂寞和苦恼呢！甚至，一个世纪过去，又有多少人在菜市口时，会想起封建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这场百日维新，士子们最后的孤注一掷呢？
然而1898年，六君子之死，清廷的丧钟随之敲响，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从此，菜市口作为行刑开杀的法场历史，也就结束。但是，回顾三百多年的大清王朝，那刽子手的大刀片儿，到底在这里砍下了多少人头，恐怕是永远也统计不出的数字了。
194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为了寻找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竟无人指点得出杀场何在？而更多的人颇讶异我的好奇。也许那时革命成功，建国在即，对于改良主义的失败者，懒得提它，不屑提它，大家竟十分生疏起来。颇费几分周折，才打听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掉脑袋的地点，已无任何标志，更甭说纪念物了。
想到那些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康、雍、乾三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的。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说得太过头的大话。
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位皇帝，在奠定中国的一统局面，划定国土的疆域版图上，是做出巨大贡献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们头上的。
第一，在经济上，并未达到汉代孝文、孝景年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丰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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