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戒烟者，有戒酒者，当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于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说。
然而戒诗，则似是闻所未闻。诗是天籁，诗是灵感，诗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华，诗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音乐，为什么要戒呢？岂非太荒唐了吗？
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独独有这样一个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苏轼。这位大诗人，就因为吃了他自己写的诗的苦头，他的家人，他的老前辈文彦博，都奉劝他戒诗，不要再为诗惹无妄之灾了。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中写：
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
句下自注：
邦直屡以此为戒。
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画竹的文与可，得知他从开封到杭州来做官，送了他一首诗，其中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句，也是提醒他切莫作诗了。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朋友们，都不愿他再为诗而身陷缧绁了。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载：
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以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言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这是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间事。大概是最早向苏东坡提出来戒诗、戒文、戒言的有心人。苏轼“得书耸然，竟如其虑”。然而，这最初的劝告，对他虽有惊悚的效果，但好像他并未引以为训。到了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据刘克庄回忆，有一位叫梁师孟的苏轼的挚友：
劝坡戒言语时，诗祸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逮赴御史狱，坡聪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独先知之，可谓见远察微之士矣。
由此可知，一下子会有这么许多朋友、家人，一起来劝苏轼戒诗，连同戒文章、戒语言，肯定事出有因的。
中国有文字狱的历史，却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劲儿做这种事情。但苏东坡这次入狱，虽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边的人不放过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亲，还在为他大说好话。这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宫廷审查官，对他的剧本挑剔备至一样，甚至在被枪毙了的剧本手稿上，写上“小心自己脑袋”诸如此类警告他的话。与宋神宗相似，伊丽莎白女王和继位的詹姆士一世，对这位剧作家倒相当宽容，优礼有加，那位来自苏格兰的瘸腿国王，还曾因《麦克白》的成功演出，给了他三十英镑赏金。那时的英镑，可比今天值钱多了。最后，宋神宗还是没有按照御史的意见杀苏东坡的头，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谪放黄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荡的事。如果这位皇上一时糊涂，对臣下上报的处置意见，随随便便画了个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怕读不到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了。
回忆这一段多少有点类似的东西方历史事实，是饶有兴味的。应该看到，英国的这两位君主，是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鉴赏力很高的女人，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出喜剧，某种程度上说，是她启迪莎士比亚写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的只会威胁杀头的宫廷审查官，就是一群饭桶了。而坚持变法的宋神宗，也是个比较有头脑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这个案子由御史处理改由内廷更亲信的人责办，这才使苏东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亏南宋的陆游，还有一位朋九万，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从中也看到那些反对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权，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发起劲儿。但唯其脑细胞缺乏，才有种种低劣的发难、愚蠢的中伤、笨拙的攻讦和没有多少水平的责词。他们兴高采烈地抓住了他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和其他一些叙述民众苦难的诗，以及奏章里的只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儿去，控他一个大逆不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什么罪比反对皇帝的罪还大呢？别看这些人智商极低，但在关键时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纲到极限，又显得很有天才。“龙就是陛下您啊，蛰龙，就是恶毒攻击陛下您已经入土为安了呀……”这时，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满腔义愤，还要有眼泪鼻涕和满脸忠诚。所以，无限上纲和隐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牵强附会过去，便是所有低能儿，用来打倒对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质上，要高于他朝。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曾巩、梅圣俞，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的弟弟苏辙，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诗文大家。在中国当皇帝的几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级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级的南唐中宗和后主，应该是懂得作家和创作规律的皇帝，但他们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样给作家这么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请出来当他的当朝宰相，这在别朝别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没有，不过绝大多数是当个消闲解闷儿的玩意儿罢了，不会在政治上多么重用的。南朝的谢灵运就是一个例子，皇帝对他亲近，不过是闲时想同他谈谈诗文而已，但谢诗人却想染指权力，给他一个官当又不好好干，结果，皇上一不开心，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像宋朝这样起用文人，在政治上的信任，在工作上的支持，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罕见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这位宋神宗，接英宗位后，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变法，很想发奋图强一番，来扭转积弱之势；另一方面，也很欣赏保守派苏轼的才华，表明了一个皇帝的文化品位，决定了他对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赵顼每次读到苏轼奏章的文采处，便对臣下赞不绝口，而读到他反映民间疾苦的词章，连吃饭都不香的。
他当然不能相信这个诗人会反对朝廷，用诗文来诽谤他。但是，现在控制朝政大权的那些官员，很害怕苏轼从地方回到开封的中央政府里来做事。只要他回来，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碍他们的仕途，也许外调，也许落职，使他们存在这样的危机感，必然要抱成团地置苏轼于死地了。于是，告他反对皇帝，便是让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计，这也是历来一部分文人求诸最高权力来收拾同行，简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绝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围，一旦有一批这样的小人，而且他们又联合起来，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势力。他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凌厉攻势，竟使得宋神宗也无法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把苏轼抓起来押解京师审问。曾参的母亲，听到有人告诉她儿子杀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还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纺车上坐不住了。赵顼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因为被重复灌输的信息，而改变观点的，至此，能不将信就疑吗？
苏轼在写给这位文彦博的一封信里，说起过他家人对他写诗而受牵连的恨绝心情，读来令人心酸：
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遗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
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写诗：“你可别再写诗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写诗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写诗，哪会来抄家呢？”看起来，“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无非一是收集罪证，二是掠夺财富，三是打倒威风。对苏东坡这个一介书生来讲，一无油水二无威权，不过想从他的诗文里，再多找些证据，可置他于死地罢了。
社会公众对于天才，从来就是两途，一种是希望他成为巨人，一种则是努力把他践踏，化为乌有，而无其他。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专门为他做了一场法事，祷祝平安。当他关在牢房里，狱卒敢替他把写好的诗，偷偷传递出来，可见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不会孤独的。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加之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动用全部花花肠子，想出一切办法，费尽吃奶力气，来整苏东坡的话，也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跟他站在一条战线雪上加霜的。甘心为狗的作家，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没有，但这种败类在作家队伍中终属少数，大部分作家的良知，还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断，他也许会沉默，但绝不苟从，更不会阿附。
几百年后，我们重读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取读轼（即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这几句话，是多么让人感动啊！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前辈的礼让之情，爱重之心，击节赞赏之意，而且，还看到一种保护精神。前辈司马光在苏轼出守钱塘，临行来向老先生辞行的时候，说：
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
这番叮咛，言外之意，劝他别再为诗惹祸了，难道不是爱护他吗？另一位资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彦博，同样劝他戒诗，虽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无非让他以后在诗文里，切记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霉了。这些政治家，久经宦海，深知苏轼的对手，抓不住他别的把柄，自然要从他的诗文中找碴儿挑毛病，置他于死地的。
但那些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小人，出于对才华的嫉妒，出于对巨人的畏惧，也出于一种职业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非常人所能防范的卑污手段。而对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从字里行间，望文生义，找出破绽，然后，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在封建社会里，骂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也就从这里向苏轼开刀了。
由于这些无耻文人，更多是不学无术之徒，他们深知要在艺术上和大师较量出一个高低的话，是很费力气的。不如用告密的办法来得快捷，只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头根子，或者在奏折里诬陷一笔，或者递一份无头帖子，也就是匿名信什么的，或者说里通外国，与番邦来往，有间谍之嫌，等等。于是，对手给抓起来，关起来，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吗？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找碴儿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机会，简直比比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文学家是关在自己的象牙之塔里，对世事不闻不问呢？尤其苏东坡是位十分关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办不到的。他在《次子由诗相庆》里写过：
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
因此，从一个正直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他们认为反动的东西，还不容易吗？只要他们想找的话。
尤其当时那场变法斗争，苏轼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那么，在“乌台”里坐着的那些御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结王安石的一帮小人，自然更要加紧收拾这位大诗人了。如今，他们咬住了这首咏古柏的诗定罪，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告他一个影射和恶毒攻击了。那不罪该万死？苏轼即使浑身长嘴，也难以辩解。而且所有这类文字狱，从来都是检察官兼法官，被告只有等待宣判的权利。看来上纲上线这一招，发明权也不是后来人的专利，倒是古已有之的。纲已经上到了皇帝这儿，除了皇帝说话，苏轼也就只有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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