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进士，任淮南判官，知鄞县，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点。嘉祐三年（1058年）入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要求“改易更革”。任直集贤院，知制诰。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年），拜参知政事，力主“变风俗，立法度”，为年轻而极想有为的神宗所接受。于是实行变法，设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熙宁三年（1070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先后推行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用王韶发动熙河之役，取得对西夏作战胜利。熙宁五年（1072年），永乐之役复大败于西夏。又改革科举，整顿学校，训释《诗》《书》《周礼》为《三经新义》，遭到司马光、文彦博、吕诲、吕公著和“二程”等人反对。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进行反驳。由于新法在推广应用过程中，粗糙行事、强迫命令、与民争利、引发骚动，遂出现市场凋敝、商业萎缩、百姓出走、农田抛荒等现象。加之无良官吏，苛税牟利，无耻小人，从中鱼肉，以致民众不堪新法之扰，有逃亡者，有自伤者，有背井离乡者，形成强大的反对声浪。曹太后（宋仁宗皇后，即慈圣太后）、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即宣仁太后，神宗生母），出面干预，神宗动摇。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复相。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死后，先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所以又称“王荆公”。
在中国历史上，再无比他更能引发争议，而褒贬不一的人物了。对其评价，从南宋以后，至元代编《宋史》，评价一路直下；而从民国以后，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神，丑化者差不多将他描画为鬼，如此各走极端，强烈反差到天渊之别，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传统史书的影响，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导致北宋败亡，而他死硬不改为“拗相公”形象，一直是民间相当主流的观点。
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也是历来为王安石辩诬正名的专家、权威、名流、教授最深恶痛绝的书籍。其中某些名列廊庙的扛鼎人物，对于邵伯温这本小册子，那不可容忍的切齿之恨，那口出不逊的骂詈之声，简直到了好笑的程度，实在有失学者风度。
邵伯温活了七十八岁，这一辈子可未得安生。早年赶上王安石变法，中年经历元祐党争，晚年又遭到靖康之祸，南渡以后，衰迈年暮，回顾以往，不胜唏嘘，遂有写作此书之志。他说：
伯温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
看来，这不过是他个人的一部回忆录，自然也是他自己所经所历、所感所想的人生总结。因此，后人没有理由要求他必须写成一部准确无讹的正史，而他也没有义务扮演毫无个人色彩的史官角色。他说得很清楚，由于他父亲邵雍的缘故，他得以与司马光、韩维、吕公著、富弼相过从，那时，他才十二三岁，“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因此，前辈身影，先贤言行，时事世故，宦海浮沉，便是他这部回忆录的主要内容。由于他“闻见日博，而尤熟于当世之务”，不可能不涉及熙宁变法，元祐党争，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受其父，以及诸位前辈的影响，而持反对变法的立场，随后又因入党籍遭到迫害。据说，凡入党入碑者，连开封的城门都不准进，他遂成为一个王安石的铁杆儿反对派，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本来，知其人，读其书，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是读书人应有之义。但邵伯温这部书厉害的是，在他笔下是悉为难能可贵的第一手材料，便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竟能起到左右历史的作用。以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脱脱的《元史》，涉及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也多沿用此书的说法和见解，一字千钧，遂为定论，这也是那些为王安石辩诬正名者最为恼火的事。说到底，邵伯温只是尽后死者之责，记录下他所知道的事实，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你信即是，你不信即不是，与邵伯温无关。
但值得人们玩味的是，为什么他的这本小册子，竟成为一段信史？因为与当时对这场大失败进行寻根究底的大趋势合拍。北宋灭亡以后，痛定思痛的中国人（自然也包括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老百姓），不得不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从河洛中原的世居故土，来到长江以南的水乡泽国，或走投无路，流离失所，或依人篱下，羁旅江湖？于是，从亡国之恨推溯上去，必然就是靖康之耻；而靖康之耻，又是赵佶、蔡京贻祸中外的结果；而蔡京和童贯之流得以肆虐天下，又与元祐党争正人被斥、好人被逐、坏人当道、小人得势是分不开的；接着继续上推，元祐党争正反两面贴烧饼式的恶斗，又是熙宁变法中支持与反对双方较量的延续；再往上，还有什么好找的，我相信南宋当时大部分臣民，会一致得出结论，国难家祸之源，皆因王安石的强推新法而起。谁的心里都明摆着一本账，从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澶渊之盟起，至宋仁宗，至宋英宗，至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实施变法止，六十六年的太平日子；而推行新法，世乱便随之而来，不唯王安石是问，还有其他发泄怨恨的渠道吗？
宋钦宗时的国子祭酒杨时的奏章中所述，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了。他说：
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
这对王安石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变法，宋乱，而后亡，不变法，宋也乱，而后同样会亡。邵伯温此书当著于杨时的奏章以后，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宋亡之过在于安石，但他话里话外，却是有这层意思的，否则他就觉得有负后死者之责的内疚了。在这本书里，固然他说了王安石的长处，如好学不倦，廉洁勤政，不近女色，兄弟友于，但也认为他偏执、奸诈，是一个“外示朴野，中怀狡诈”的人物，对其“变乱祖宗法度”“祸害国家”“劝人主用兵”“推行新法者皆新进险薄之士”的批判，与杨时持相同看法，是毋庸讳言的。但这部书能留存下来，成为解读那一段历史的重要资料，一是它第一手的史料价值，二是它符合了人心民意。我想这也是簇拥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追随者，以及他退出历史舞台后的那些精神上的党羽，没有什么史料记载得以存世的缘故。从至今尚能读到的蔡絛之《铁围山丛谈》来看，证明这类书不是没有，而是曾经有过，不过，统统湮没无闻。
老百姓虽然永远是无声的一群，然而他们的唾弃，却是最可怕的惩罚。
在这部书里，邵伯温说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其精彩的论断，通常不大为人提及而忽略，或以为是老生常谈而一笔带过。其实，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凡着意变法改革者，都是必须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事的大问题。
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写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资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荆公之法行于一邑则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
行之一邑则可，行之天下不可，这就是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道理所在。
二
在被王安石辩诬者视为“恶意虚构”和“无耻谰言”的《邵氏闻见录》中，有一则关于苏东坡被王安石排挤出开封，继又遭遇诗狱的记载，大概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介甫与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
这里提到的吕惠卿、李定，还有曾布、章惇、舒亶、邓绾等被王安石起用的新法支持者，无论在当时或是后代，都被视作声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虽然，近年来经过不断地漂白、不断地洗刷，诸如吕惠卿的出卖告密，诸如李定的匿丧不报，诸如邓绾“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当之”，都有了新的说法。看来，元人所编的《宋史》，囿于南宋士大夫对于熙宁变法的成见，受到反映民众心理的话本《拗相公》的影响，因而将其中部分人物纳入书末的《奸臣传》中，也许将来重新编写北宋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可能恢复历史本来面貌。
其实，现在把王安石重新定位于历史伟人的时候，连同他的这些雇佣军也一一扶上尊位，实在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因为王安石为改革家，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抱着改革的理想；王安石雄才大略，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高瞻远瞩，纵横古今；王安石道德高尚，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律己甚严，廉洁奉公。王安石与他们只有工作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王安石未尝不希望司马光、韩琦共襄盛举，未尝不盼着苏轼、苏辙为其羽翼，然而，道不同不相与谋，这就是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性格悲剧了。那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于是，他不得不在干部的物色选择上，舍本逐末，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求其次之又次。连他两个亲弟弟都弃他而去，可以想见当他儿子王雱，唯一支持他新政的骨肉，不幸早逝，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了。
因此，他与他的助手和支持者的关系，说白了，就是老板和伙计。他们所以投奔王安石，因为他们在司马光、韩琦、富弼、吕诲、欧阳修那些资深政治家眼中，怎么能有苏氏兄弟那样的前景呢！所以，当这些王安石的雇佣军有条件实施反攻倒算的时候，拿苏轼祭刀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林语堂说过，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调任途经南京，与王安石见面时，是有过交锋的：
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借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成立用以侦察批评朝政者的特务机构。
林语堂还写到了王安石对于苏东坡公开反对新政，而给予的报复，那是这位诗人平生第一次差点吃官司的细节：
苏东坡（因反对变法，三次给神宗）上书以后（这是颇让王安石不开心的事情，不过，因为苏东坡职卑位微，王安石可以不必在乎他），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间，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这触怒了王安石（这当然是一次对他权威的公开挑衅），苏东坡立遭罢黜。
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送其父灵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
后来查无实据，此案遂告寝息。但谁都知道，谢的发难，与王的授意分不开。在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载有此事。
景温与王安石联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
卷二百十四纪
谢景温天资奸佞，素多朋附。熙宁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为知杂御史。是时，苏轼方忤安石，景温迎合其意，辄具弹奏，谓轼丁忧返蜀，乘舟商贩，及朝廷下逐路监司体量，事皆无实。
卷四百二十一纪
谓范镇举苏轼为谏官，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以谤语力排之，事不实，士论薄之。
《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三《神宗任用安石》
轼有外弟，与之不叶，安石召之，问轼过失，其人言，向丁忧，贩私盐苏木等事。安石大喜，未有以发也。会举谏官，范镇以轼应诏，谢景温恐轼为谏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
卷二十五《苏轼立朝大槩》
政坛的事，官场的事，这种钩心斗角，机关算尽，都是属于司空见惯的正常活动。道德再高尚的政治家，绝对不蹚浑水，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还是将这位官不算大，文章声名却比他响亮的同行，逼出了京师。看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耳朵边，没有少给这位政敌，加油添醋，造谣生事。
司马光奏对垂拱殿，上谓：“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光曰：“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盐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之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长编》卷二百十四纪
然而，惹不起躲得起的苏轼还是到杭州为太守去了。不过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乌台里坐着的御史，王安石提拔起来的爪牙，又将他拘押在大牢里。
在神宗强烈支持下，王安石变法诸多措施，终于一一出台。他大概没料到舆论大哗，天下大乱。因为他作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这是当时和后来所公认的。但从来没有一位研究他的学者，认为他是具有行政能力，具有管理经验，具有灵活机智，应变圆通，能够从容进退，周旋回转。他连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谈其他？这样一位高智商而低能力的学者型干部，适合做领导者的智库，出谋划策，可以，运筹帷幄，则不行。不要说北宋时期的那种因循保守的政治体制，也不要说北宋时期那种颟顸臃肿的官僚架构，更不要说几乎不跟大宋王朝的老百姓打一声招呼，简直让人吓一个跟头的改革大计，像雷阵雨似的倾盆而来。
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是经不起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苟且生存下来，连小鲜那样还保持着一条鱼的形状都说不上，只能说是即将散架，还没有马上散架的，快要箍不住的一只漏水不止的木桶。你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补的保守疗法，而是大卸八块，这只桶不完蛋，焉有他哉？王安石先生充满自信，伸出两只手，对神宗皇帝讲：“你看，每个手有五根手指，从理论上讲，一下子按住十个跳蚤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是笑话，然而也是熙宁二年的真实。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觉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赞成王安石这样的改革。
你是在进行改革，而不是在进行革命。革命允许暴力，暴力可以摧枯拉朽，反对派敢龇牙，只要手里有枪杆子，二话不说，马上摆平。这只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只新桶，这就叫革命。而这只桶再坏再破，也不能一脚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颜悦色，就得和风细雨，就得由点而面，由局部而全体，润物无声地细致工作。没有二十年、三十年一切都做到家的扎实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这样的冒失行事，不失败才怪？
有论者说，他是一只叫得太早的公鸡。其实，说准确点，他是一只想自己下蛋的公鸡，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三
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从玉兰花的绽放开始的。这一天，光绪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戊戌变法”正式出笼。康有为显然考虑过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教训，很大程度上在于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于是，他对光绪建议：
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
急于改革的光绪皇帝，第一个行动就是废科举八股。当时，维新派第二号人物梁启超，对此举动兴奋得不能自已，说：
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
问题在于清光绪犯了宋神宗的同一个错误，从五月起，他迫不及待地发出一道道诏书，下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短短三个月，其颁发的新政谕旨，比神宗还要神宗，达二百八十多件。结果，颐和园内那棵开得稍晚一点的辛夷，也就是紫色的玉兰花，还未落尽，在满地花瓣的颐和园的漪澜堂里，老佛爷像捏死一个臭虫似的，使这场百日维新，胎死腹中。虽然，她是主刀者，但她身后却是绝对不许触犯其利益的保守派所组成的铜墙铁壁。
改革派有时想得十分单纯，以为天下人都如同自己一样，大旱之望虹霓一样期盼着他们举起义旗，来挽救这只已成破木桶似的政权。孰料朝廷内外，举国上下，拥护者甚少，反对者甚众。王安石所碰到的，也是康、梁所碰到的。光绪只有一位太后，而神宗却有好几位太后。这位理想主义者，列宁誉之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却没有任何高招可以应对女流之辈。老太太们一流眼泪，王安石只好卷铺盖走人。
变法之初，得到神宗绝对信任的王安石，意气风发，确实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来估计到可能的反扑。所以，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可以想见他那怒不可遏的样子。有一个叫作吕陶的官员：
其初应制科，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对策言，愿陛下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场之事。安石读卷，神色顿沮，神宗使冯京竟读，称其有理。而卒为安石所抑，仅得通判蜀州。
可以想象王安石彼时气急败坏的样子。接着，他又犯了一连串策略性的错误，树敌过多，全面出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不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也不放下身段去说服那些不同意见者，甚至下手打击其实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听不得任何相反的声音。
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缜，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结果，如刘述、程颐、刘挚、刘琦等御史，如范纯仁、李常、孙愈等谏官，如欧阳修、富弼、文彦博、曾公亮等名臣，也都被王安石排挤出朝。这样一个人皆为敌的刺猬型的人物，要能混得下去，岂非咄咄怪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保守派也非铁板一块，当司马光复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时候，苏轼并不认同这种绝对的做法，曾与之争辩，新法该去者去之，可不去者留之，可去可不去者也不必一笔勾销，择其善而去其恶，为此与司马光争辩，而获罪于当局。现在，回过头去看苏轼在熙宁二年《上神宗皇帝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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