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法，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
重点放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并非全部否定变法，只是新法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皆不与治同道”，过于与民争利，层层盘剥，法令峻急，求速伤民，从老百姓身受其害这个角度，而持有异议罢了。
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可见实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
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而蛊惑之。
本来，春季借给农户的小额低息贷款，秋后还款付息，农民国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成诓骗农民的一个局。譬如《保甲法》，老百姓为了逃避摊派的军费和被抓壮丁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多起自残事件；再譬如《保马法》，分户领养军马，平时自用，战时军用，王安石想得太天真，他以为马是水牛，有青草吃即可，但是，当时大半江山都在长江流域一带，根本不适合马的生存，而把马养瘦了，养病了，或者养死了，饲马户便要受到责罚。诸多事实证明，苏轼才三次上书神宗，亟论此法之弊。
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先是上欲光置两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
《长鉴拾补》
看他在神宗面前嚼的这顿舌头，第一，量小非君子；第二，绝对容不得反对派；第三，把所有可能争取的同盟者，都推向对立面，势必要成为孤家寡人。我想，“拗相公”的“拗”，显然是从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维易走极端而来。我始终相信，想将苏东坡送上断头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不完全因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恶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脱。从这里看到，他尤其在意苏轼，一举一动，全在眼中。因为苏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间，惺惺相惜者少，相轻相嫉者多。如果仅仅是文友的话，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现在这两个人，既是同行，又兼政敌，那就如同荒野里两条狼相遇，必有一场较量发生。
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
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
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荡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的二流作家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但冲他起劲儿反对的那些政敌，如司马光，如欧阳修，如苏轼，都是在文学上有建树的大手笔。我又不禁政治大义之外的小人心胸。因为文人，通常不能宽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无疑义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还是存在某些质素上的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的下作了。
王安石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写道：
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
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王才渐渐得志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牵线人抛到一边。再后，青云直上的他，连曾经鼓吹他的欧阳修，也要排挤出政坛，断情绝义。这就颇令时人为之不齿了。
这期间有人建议应该留下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王安石却说：
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
于是把欧阳修逐出开封，回安徽滁县去筑醉翁亭了。
所以，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是文学家；苏相反，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才是政治家。政治家允许自己无耻，而文学家至多允许自己风流。
王安石最后终于凄惶地回到了金陵，回顾他为相八年，权势达到顶点，也只是把所有他的政敌，统统逐出开封而已，说到底，还是他是个文学家的缘故。而作为一流文学家的苏东坡，确实风流倜傥一辈子，作为二流政治家的苏东坡，也“为小人忌恶挤排”了一辈子。
还是那部《邵氏闻见录》，说到他们两人在金陵相见的情景。
子瞻曰：“某欲有言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
他以为苏还放不下元丰二年（1079年）被关进大狱，他的那些党羽李定、舒亶是如何要判以死刑的事情。但苏子瞻并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说：
“某所言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兴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耳。介甫又曰：“人须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常失败的苏对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虽空间有限，但时间无穷，政治总是短期性的，而文学则长在不败，表面上的苏败了，精神上的苏并不败。显赫过的王对苏就看不大透，虽然眼前这个手下败将，曾经将他扳倒过，时过境迁，竟连一点赢的感觉，也找不到，显得拘谨而戚戚，惶惶而不安。看来，清人王夫之著《宋论》一书，在神宗的这一章，将王安石定位在“小人”这一格上，也许不是诛心之论。
四
据宋人陈善《扪虱新话》：
王韶在熙河，多杀伐。晚年乃出知洪州，颇多悔恨，栖心空寂，冀有以洗涤之。
据宋人李昌龄的《乐善录》，也说过：
王韶晚年频悔取熙河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五年、六年，王韶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与西夏的熙河之战，获胜，拓边两千余里。因此造就了王韶，更膨胀了王安石，由此而鼓动起动武狂热，导致元丰四年（1081年）的灵州之战，宋军遭到惨重的损失，接下来，元丰五年的永乐之战，西征宋军基本覆灭。熙河之役的获胜捷报传来，宋神宗亲自解下龙袍的玉带，赏赐给这位“大军事家”王安石；但轻启兵端，小胜以后的大败，却是这位将领永远也不能释怀的懊悔，多少将士死在了那干旱无水的沙漠孤城啊！
一则宋人笔记，洪迈的《夷坚志》里讲了这样一个神怪故事，读来令人不胜恐怖：
王厚，韶长子，位至节度使。一日家集，菜碟内萝卜数十茎，忽起立，须臾行案上。众皆愕然。厚怒，悉取食之。登时呕吐，明日死。
而王韶之死，更怪异，死于疽，疽腐烂到洞见肺腑，那就更离奇了。
王韶是一位优秀的将领，若生在汉、唐，是大有可为的。而生在弱宋，你就不得不考虑收复这块失地之后，如何守得住？那些桀顽不逊的吐蕃、西夏异族，如何管得住？你出其不意地打赢了第一回合，在以后的交手中，你还能屡试不爽吗？整个国家不给力，主张动武者王韶也好，怂恿动武者王安石也好，纵使三头六臂，也是回天乏术的。
王夫之在《宋论》里说：
王韶请击西羌，收河湟，以图夏，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之。诚奇矣。唯其奇也，是以进无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祸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济之，可以暂试，不可以常用，可以脱险，不可以制胜，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御强敌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后可奇也。
接着，这位史学家批判王安石：
舍正用奇，而恃奇以为万全之策，此古今画地指天之妄人，误人家国者所以积也。
王韶也许至死都未明白，他的熙河之役，只不过给王安石解围而已。神宗熙宁四年、五年、六年，正是王安石实施新法，遭遇强大阻力之际，他需要进行一场冒险的战争，胜了，证明他一切的一切是对的，败了，也怪不得他，如同推广新法所引起的抵抗，全归罪于朝野上下反对派彻头彻尾的不合作上。
然而，王夫之却断然结论王安石是个“妄人”，何谓“妄人”？说白了，就是嚣张到不进油酱的得志小人。
王夫之对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有着精彩的分析：
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
为，就是做，就是行动，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怎么为，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他认为：君子做事情，一、有绝不可做的事情；二、没有绝对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则不同了，在他们看来，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手；二、而且没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什么后果都不在话下。这就是说，君子有能够约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坚决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而小人当道得志的话，他们就无顾忌，无制约，无法度，无规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不可做，不该干的，也敢去做去干。
也许因为王船山是太重要的史学家，这个着实不客气的结论问世之后，三百多年，没有一位为王安石辩诬者出来质疑或者反对过。
一个有分量的人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王安石最后被丑化，应该说，很多皆为过甚之词，不足为凭。但驳诘的异议终于被这位大师的盛名远誉，给盖住了。
中国文人要是神化起一个人来，涂抹脂粉不够，还要遍体贴金，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这其中，以梁启超嘴巴最大，调门最高，言词之夸张，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1908年，梁启超著文赞美王安石：
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所以如此推崇王安石，为尧、舜、禹之后的唯一完人，一是引为改良派的志同道合之荣，二是同为失败者惺惺相惜之亲，三、应该说是大人物心里不甘寂寞的自况。这位饮冰室主在提醒各位，别忘了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史称“戊戌变法”的一百天里，他和康有为，或康有为和他，在光绪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与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说一不二的架势，是画等号的。因此，王安石有多伟大，他就有多伟大。而王安石被鼓吹得多么了不起，他也水涨船高跟着了不起。历史的最深刻之处，就是不厌其烦地让人类犯同样的错误，上一个人挖坑，掉了进去，下一个人接着挖坑，仍旧掉了进去，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继续如此，这是最令人哭笑不得的。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被光绪视为“国师”的康、梁二位维新派领袖，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的维新派，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等人，其雷厉风行，其迫不及待，以光绪的名义发出一道道诏书，连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自愧不如。这几位新贵，暴得权力，浪得大名，就忘乎所以，就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维新派脑袋一热，不但忘了可能的友军洋务派，也忘了退缩到颐和园里，围着老太太转的保守派。其行事之急峻，处置之仓促，决策之轻易，政令之草率，以致诏书频出，一日数通，国策废举，莫衷一是。与王安石和他的变法大本营三司条例司，不停地颁布变法措施，不停地制造社会混乱，简直就是一对暹罗双胞胎。如此肆无忌惮、毫无顾忌的大动作，实际上也是将自己推上宣武门外菜市口的断头台。
王安石这个政治人物，在宋以后，一直延至清末，从来是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读物里面，也是差不多是所有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共同观感。虽然，王夫之也说过“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宋朝的敝与用不用王安石没有什么关系，北宋王朝的最后灭亡，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所推出一系列的让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诸如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经义、保甲、免役、保马……还不包括轻启边衅，动兵打仗，收复失地，进行军事活动。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都不敢一个早晨起来，立刻实施全面彻底的变革，马上进行简直是颠覆性的剧变，并要求立竿见影，万象更新。
因此，我们在评断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就其动机之善良，愿望之真诚，初衷之美好，言辞之动听，而做出他伟大或者了不起的结论，而是看其实践，观其结果，察其后效，视看其对于历史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才能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准确看法。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处。何况，王安石离伟大尚远，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王夫之对他的定位，还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姑且不论王安石的新法，其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群众接受，其推广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参数，其实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认知可能，其组织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实效治理，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就匆忙地在数年间，简直来不及地颁布全国，强制推行。这对积弱的北宋政权来说，犹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经禁受不起峻急的药石、剧烈的手术，越是折腾得厉害，越是不停地为之开肠破肚、切肺换肾、割胃易心、搭桥支架，这个王朝也就灭亡得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安石之所必为者，以桑弘羊、刘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尧舜之道。则固自以为是，斥之为非而不服。其必不可为者，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穷濒死而必不为者也。乃安石则皆为之矣。抑岂不知其为恶而冥行以蹈污涂哉？有所必为，骨疆肉愤，气溢神驰，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则荆棘生于腹心，怨毒兴于骨肉；迨及一踬，而萎缩以沉沦，其必然者矣。
接下来，王夫之谈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强推新法之败因：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违者天之时，任民之忧，而不能拂者民之气。思而得之，学而知其未可也；学而得之，试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犹以为疑则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如是犹不足以行，反己自责，而尽其诚之至。诚至矣，然且不见获于上，不见信于友，不见德于民，则牵身以退，而自乐于天。唯是学而趋入于异端，行而沉没于好利，兴罗织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则弗待迟回，而必不以自丧其名节。无他，求之己者严，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胜也。唯然，则决安石之为小人，非苛责之矣。
王安石之败，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个缓慢渐进、徐图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水滴石穿的过程，也是一个面对最顽固、最保守、最害怕变化的小农经济，需要说服和示范，需要等待和耐心的过程。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来推动社会变化的。通常，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话便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暴力的因素，强迫的因素，专政的因素，武装的因素，是少不了的。但改革，虽然也不是请客吃饭，但对被改革的普通群众而言，得不到实惠，尝不到甜头，也就是王夫之所说“人犹以为疑”，那就“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
在王夫之看来，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强行变法，属于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法、改良、改革，从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谭嗣同止，未获成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重要一条，这些领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国才能和足够的人格魅力，坐而论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所以，一个个挖坑不止，明知是坑，也往里跳，精于谋划的张居正如此，乱来一气的王安石尤如此，至于康梁，那就更不足道哉，所以，王比张的政治寿命更短。几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团糟以后，回南京赋闲去了。
南宋的朱熹感慨系之：
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财利兵革为先，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而祸滋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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