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桐花季节 李国文 第1页,共2页

这位声称要死的老前辈,口碑不算十分地好。其实,他没有害过谁,甚至,除了自身安危不得不为之外,也给人家打招呼,这说明他心地不坏。纯粹为整人而整人,如同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他也不干的。

但中国人,有个毛病,自己倒霉,而对别的不倒霉的人,有种悻悻然的不满,这大概也是多年养成的平均主义的后患了。

我一点也不想为这位忘年交辩解,他既没委托我,我也没这义务。不过,凭良心讲,要都是像他这样一个无害的人,不怎么收拾人的话,第一,天下太平得多,第二,人间悲剧能少三分之二,第三,事后落实政策的麻烦,也会相对减少。但大家背后说起他时,摇头的多,点头的少。

智者明白这些对他的不佳舆论,他回答得也很俏皮,“人,比较害怕凶神恶煞,越是面目可怕,人,越是敬服。人,还有另外一个缺点,怕硬欺软,你对人无害,人,本应该庆幸,至少可以多一份安全,但是,人有不安于位的本能,不会满足这安全,反过来,还会产生一种对弱者施虐的欲望。”

别人对他的评价,他也不在乎,一个人,能一辈子平安快乐,无灾无难,在中国这几十年来,实在是为数不多的,不是这次运动,就是下次运动,迟早会摊在头上的。他能远离中国的一切的人为的政治灾难,能比别人相对地少受到折腾,除了有福气,有运气之外,也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人,才能巧妙地周旋,不使自己卷入漩涡里去。哪怕马上要身陷囹圄,也能从狱卒的手下奇迹般逃生,这真是了不起的头等聪明的超人,直到他年逾古稀,仍看不出他的一丝昏聩。他那在《麻衣神相》上,都能说出名堂的眼睛,鼻子,耳朵,始终处于一种可怕的清醒程度之中。

吃一辈子政治,吃成了精。

有一次,我们这些他的朋友,在帘子胡同他家聚会,都承认,一个人难得不倒霉,而对他老先生说来,最伟大的是一辈子不倒霉,这简直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特例。将来要写《第二十八史》的时候,好像应该给他立一个吃政治的传。

他一边饮酒,一边微笑,“诸位别恭维我了。”

那天我多喝了两杯,我没有他永远不醉的高水平,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从我一九四八年认识你起,在阜平西寨那山沟里,我就不怎么佩服你的,白涛老兄!但几十年交往下来,我又不能不赞成你了。因为你活得不但比我们哪个人都好,而且聪明到共产党拿你没办法的程度,了不起。”

他笑笑,根本不把我的讽刺当回事,因为我是晏波带到解放区去的关系,他跟我不甚见外。“大家只是个印象而已,其实比我春风得意些,左右逢源些,沾共产党的便宜多些的,大有人在。老实说,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只顾自己的聪明人,不是很多的,那些不但聪明而且会整人的人,害人的人,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才是真正吃政治的英雄呢!”

大家轰然叫绝:“对极了!”

“喝酒吧!”他端起杯子,“没有必要为无谓的事情伤脑筋!”

我是他府上的常客,因为我们相识太早,记得进入解放区后,第一个用枣子酒把我灌醉的就是他。

他还为我写过一首诗:

“阮伶不戒酒,

李白诗丰收。

人生常苦短,

何故不自由?”

那时,我们这些新去的知识分子都吃大灶,领六斤小米的补贴。他其实早去不多日子,也是晏波通过封锁线,护送到根据地的。但他是诗人,又到联大去讲了几个月的新诗运动,竟混上了中灶伙食,营级干部。可护送我们这些大学生到解放区去革命的,那个风风火火的晏波,经常出生入死的城工部的人,也不过和我们一块啃窝窝头,享受大灶待遇,我们替她打抱不平,要找领导去说理。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种赤诚的职业革命者了,她好像除了动员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如同播火那样,把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热情鼓动起来外,她对于自己的一切一切,都无所谓。她阻止了我们,“干什么?干什么?”走到半路上,被她追上来,赶我们回驻地去。

后来,也知道,她不是没有想法,不过,她觉悟高,不去想而已。也许因为这点历史因缘的关系,我和智者这几十年倒没断了来往。

他就这样渐渐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诗人以他不官不民的特殊身份,上见大官,下见平民,就这么一个自由自在,但又很有分寸的态度。他不去讨人喜欢,也不特意地讨谁不喜欢,他让人觉得他无野心,可信任,不戒备,可又是有本事,很努力,有分量的人物。他的诗,经常见报,他的画,也有水平,他在文化人中,像官员,可在官员眼中,又是一个从老区来的属于我们自己范畴的文化人。身体又不好,经常住医院,也就不把他太当回事,又不能完全不当一回事的对象。所以解放后,这次运动,那次运动,在劫难逃者众,他能安然无恙,而且并不比别人吃亏,就是沾了这种不即不离,和不使得强者十分戒意他的便宜。

“这老小子,该捞的全捞到了。”这也是有些人不肯恭维他的原因。

一九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潦倒落魄。那一次,晏波也险几给戴上这顶桂冠,亏了加农炮保护了她,这位将军进城后官做得很大,说话自然算数,也就把她下放拉倒。因而,剩下一个白涛,总是他把我找去帘子胡同,到他家陪他,有时小酌,有时赏饭,倒不怎么嫌弃我脑袋上那顶帽子。因此,我固然不甚喜欢他,但也不像别人那样讨厌他。虽然心里也不甚平衡,我倒霉因为我写了小说,晏波倒霉因为她说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而白涛,比我们俩更加言不及义;可刚一开始整风,他就因胃溃疡住进了医院,他三教九流的人认识得多,医生总不让他出院,躲过那场暴风雨。

“别喝闷酒哦!”

我借酒盖脸,故意问他:“我弄不懂,怎么她有事,而你没事,她下放,而你安然无恙?”

“你以为是我把我老婆推上断头台的嘛?”

我说:“但愿不是!”

“当然不是!”

后来,没有很久,晏波下放结束,又回来了。我们谈起来,对于她先生这平安无事的岁月,使我不能不相信命运这一说,不知为什么,上帝总给他笑脸。我从来也不敢跟上帝作对过,但上帝却总是惩罚我。

他当着晏波大发宏论:“那是因为你们太执着,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有时候执着,有时候就不能执着,要知道,脚上的泡,全是自己磨的。”

我说:“我其实是很现实的,我怎么不想适应?我讨好过,我改变过,我服帖过,我低头过,我甚至求饶过,但上帝仍旧不允许我适应呀!”

智者一笑,“这说明你适应得还远远不够,适应是一门学问。有主动的适应,有被动的适应,有适应中的不必适应,也有作出不适应的样子,而实际的适应,有大适应而小不适应,也有半适应的半不适应……”

晏波不耐烦地截断了他:“算了,别贩卖你的庸俗哲学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滑头——”

“不是滑头,而是聪明,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生存,都有一个态度。有人要硬碰硬的改造这个世界,有人只想以柔克刚地适应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分歧!”

晏波也不客气:“这也就是你永远是你,我永远是我的缘故。鸡和兔固然不能同笼,鸡和鸡,兔和兔也未必能在一个笼子里共同生活下去。”

一提到这个古老的话题,白涛哈哈大笑。笑归笑,但从那开始,这两口子实际上也就分道扬镳了。所以,那位百分之百的女布尔什维克,忍受不了造反派对一位清白无辜的同志,那种诬陷不实之词,才愤而突围牛棚,一走千里,踏上她自己的寻求伸张正义之路,也许是对他这种适应生存学说,最后的弃绝吧?

也许,她终于悟了去寻找她错过的爱?人家越是要揭发那尊加农炮,她倒越是觉得自己当年的弃绝,是多么的错误了。于是,她走了,留下了白涛在牛棚里做一群被管制的走资派的头。

从我认识白涛那天起,他就是一个天生应该当头的人。如果你和他一起沦落到一座孤岛上,那他准是鲁滨孙,而你却非是礼拜五不可。他这一生,组长,队长,部长,会长,主任,常委,成员,书记,没有他没干过的职务。他是我们国家里常见到的,一个永远动嘴,而不动手的人物。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家,不必一定身体力行,只管原则领导,只管掌握方向,只管画圈拍板,只管给下面精神,指示,和红头文件就行。坐在主席台的位置上,能够到时候说上几句提纲挈领式的意见就行。

当然,在主席台上,还得有一个自己的用塑料丝织成的套子裹住的茶杯,有一个塞在耳朵里的助听器,有一副看文件的老花镜。其实,他听力和视力,都好得异常,那位德国医生给他查过的。

我时常替他扮演的角色担心,“万一,你说出一些不在行的话来呢?你不可能是万能和全知的上帝。”

“阁下,以后请你不要向我们这些成熟的老同志,提这些幼稚的问题好不好。领导只抓原则,而原则是虚的,是纲,是精神,是形而上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怎么能外行呢?”

有一年,他到新疆和田地区去了。回来,给我捎来一块石头,说是和田玉。

“你到那儿干什么?挖掘古文物?”

因为他是文化人,而且在文物收藏上有点名气。

他告诉我:“我去是抓棉花生产。”我差点笑穿肚子,他也笑,当然是奸笑,然后正经地说:“我还担当两州八县的消灭二代棉铃虫的总指挥呢!”

“你可是连大麦和小麦,玉米和黍子都分不清的主——”

“这一点也不奇怪的,你还记得吧,老兄,大炼钢铁那时,我搞土高炉群,烧红了半边天,还向全国介绍过经验。”

他在这方面,简直是多才多艺,花样百出。点子多,名堂多,所以,哪儿热火朝天,那儿准有白涛。他这一生干了多少光辉业绩呀,说来简直可怕。将来给他写悼词,还真是难以下笔呢!诸如大放卫星,化肥开花,全民食堂,土地深挖;诸如戏剧改革,全民诗歌,英雄人物,样板歌曲,他都参与领导过,兴风作浪过,火上浇油过,天翻地覆过,最后弄得一塌糊涂过。这位老人家,跟着党一块儿成功过,也跟着党一块儿犯错误过,但是,成功的时候,处处见他的身影,错误的时候,就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算了算了!”我也懒得和他说了,凡是我们党头脑一热,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大呼窿运动时,他就来劲了,共产党说一,他准是要加番成为二,共产党说二,他准要搞到十,不过头,不罢手的。

这人,就这么神!

所以,上头看他是文化界的砥柱,底下看他是艺术界的栋梁,外行人看他是专家,专家又觉得他是内行。搞美术的看他是鉴赏家,搞国画的认为他是收藏家,搞音乐的当他是个知音,搞京剧的相信他是一个不错的票友,在诗人眼里,他的五言诗,也算独具一格,在作家眼里,他要品评一篇小说或是散文,那一个个新名词迸出来,也让人头晕的。在艺术家协会里,他被视作一个超脱的领导,活得潇洒的人物,是与广大群众不摆架子,和蔼可亲的首长。因为大家对那些在位置上喜欢指手画脚的头头脑脑,不免反感,而对他另眼相看。可惜他身体状况不佳,否则,他要主持经常工作的话,也就是大家的福气了。

“人是一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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