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一条虫。
懂得辩证法，
一生便从容。”
他的这首五言诗，倒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玄机。
他才不会事必躬亲呢！他没这么傻，他就在这抓与不抓之间，才得猎取人心，不抓不行，太抓也不行，只有这样，一可偷懒，二可少负责任，三也省得和那些抓权的人，增加矛盾。
这首题在画上的龙虫诗，还挂在集雅画廊里出售，那些虚无缥缈的龙，和支棱八岔的甲壳虫，看不出多好，也看不出多坏，和他当领导的本事一样，什么都有一套，但不能深究。不过在中国，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跟长官过不去，要探根寻底的呆子，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只要沉得住气，能唬住人就行。
谷玉经营的这家集雅画廊，和艺术品公司，其实是捣卖文物的一个黑窝点，推销这种龙虫图，和莫名其妙的现代绘画，纯粹是门面。你要有工夫在那坐一会，准会听到那女人给来光顾的人介绍，“这位老画家深受马蒂斯野兽派的影响，还与西班牙的戈雅的画风，多少有点近似，所以，这是西化的国画，也是中国画风的西洋绘画。中国独一，西方无二。”那个成熟的桃子，与其说介绍作品，还毋宁说是展览自己，那流溢出的色香味，能让顾客情不自禁要咽下口中的唾液的。
漂亮女人兜售商品的一个优点，就是容易使顾客产生人和物的错位感，使他认为那个女人的天生丽质，也就等于所买东西的货真价实，就来不及地掏出钱包了。每当我在集雅画廊里，看到那些冤大头们，居然相信她说的这些鬼话，居然买这些鬼画，我除了惊叹这个世界没法讲得清的无可奈何外，不能不赞佩这个尤物，那种要把整个世界摆平的雄心壮志。
有时，我也纳闷，“谷小姐，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干嘛不正经找个女人的归宿？在这里混得这样开心？”
她笑了，那眼波飞来，令人眼晕：“你不愧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可太过实际，就俗了。你要知道，一个漂亮女人的黄金时间是很短的，我倒要试试，能做到什么份上？然后也不枉此一生。”
这个早先艺术学院的一个三流学生，能够巴结上白涛，能够跟一位比自己父亲还年纪大的老头睡觉，也真是够胆气豪迈的。“我非常感谢老头儿，他正好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
我心想，小姐，你别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了，我会不了解你缠着老头不撒手的底蕴？
这个女人很聪明，她说我想错了她：“第一，我不愿随便嫁一个男人，糟蹋了我的本钱。第二，女人不全是为做爱活着的，我有我自己的十年计划。第三，白涛虽老，但他风流，至少我还未遇上一位超过他的，能够与我旗鼓相当的男人。老，我不怕，只要有功夫。”
谷玉这番话，也许是实情。白涛对于女人，应该承认是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且，大概懂得一点房中术。连晏波，那么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人，几乎为他牺牲了一切，差不多毁了自己。如果是一个不过尔尔的家伙，这两个女人恐怕不屑一顾的。
我认识晏波在先，接触白涛在后。一九四七年，我还是个高中生，她来发展我们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抗先，有了来往。她父亲是大学者，住在帘子胡同一座前后两进的四合院里，到他们家，满坑满谷，都是线装书，还有许多书画古玩之类，好像进了琉璃厂一样，现在这些都成了白涛作为学者化艺术家的本钱了。
可第一眼看到白涛时，已经到了解放区。也许因为他听晏波提到过我，非常亲切，非常热情，而且来了一个在解放区很少见到的洋礼，拥抱我，一连三次。
我很尴尬，他很自然。
老实说，他能在当时那种相当清教徒的，相当禁欲主义的空气里，自行其事，也着实令人佩服他的勇气。譬如，大家都穿二尺半的军服，戴八角帽，他偶尔还穿起西装来，戴过毛主席去重庆的巴拿马帽，招摇过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革命队伍中的个别死角现象，有的人，他就可以被允许，被默认，不必一定拘束在规矩方圆之内，稍微出点格，不太伤大雅，人们可以容忍，可以视而不见，也颇是很令人费解的。
我想这和加农炮的性格有关系，他喜欢有才华的部下，虽然他是红小鬼出身。
那时，宋加农是我们五分区的一号首长，绝对的一个大老粗，脾气大得厉害，绰号也是由此而来的。按照一般规律，他应该不大喜欢文化人，但也怪，很宽容白涛那种名士风流的行径，也许在他眼里，多少有点属于稀有动物似的好玩吧！他很少有说有笑的，但白涛经常到他那儿去喝酒聊天，给他讲北平的所见所闻，所以，司令部出出进进，独他是很随便的。
大凡领导人聚在一起，并不都言必马列，也是需要一些轻松话题的，他就经常制造一些绯闻啦，浪漫啦，笑话啦，洋相啦，让人们在那清苦的日子里，至少嘴上不那么单调。尤其他的诗，不晦涩，很上口，那些文化不甚高的首长，看得懂，读得通，对他还很欣赏。加之白涛这个人，别看他有时装疯卖傻，其实很聪明，说他颇有心计，也不为过。他即使出点格，过点头，冒点炮，也不会走得太远，总是适可而止，差不多便收。有时让头儿伤点脑筋，可也不至于为之大动肝火。闯一点小祸，屁股也好擦。所以对这位基本上识相，不给领导造成大麻烦的他，优礼有加，因而破例地不怎么严格要求他。我们出操的时候，他可以睡懒觉，我们学习的时候，他可以在他的屋子里写诗，我们帮老乡收割庄稼，汗流浃背，他可以背着手，在那里“悠然见南山”，构思什么宏篇巨著，这就使别人眼红不得的了。
可在大会上，只要加农炮在人群中一眼瞥见他，必然会站起来招呼：“我们的大诗人，不当场来一首诗助兴嘛？”
偏他有这种说来就来的捷才，记得我到解放区的第二天，正碰上一次祝捷大会，司令员话音刚落，他跳上台去，即席朗诵了一首诗：
“日头天上挂，
人间大变化。
小米出真理，
枪杆打天下。”
这首诗，好是说不上的，但有点气势，行伍出身的宋老总马上高兴了，他是个粗人，但有时——那是不发脾气的时候，是个可爱的将军，因为他的脾气讲求痛快，连声说：“好！白涛的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那时的白涛，人长得帅，要个子有个子，要文才有文才，尤其令人钦服的地方，笙箫管笛，无不在行，唱戏演讲，慷慨激昂，提起画笔，像模像样，作曲指挥，当仁不让，那时，时兴木刻，他操起刀来，也是一个行家里手。若是谈文学，谈诗歌，就更难不住他，而他的五言诗，对不起，说起来都能把人吓一跳。
“诸公，我写五言诗的本源，如长江，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一样，是从这儿起始的——”
于是，他拿出一把折扇来作为佐证，你一看，不得不肃然起敬了！
扇倒无甚稀奇，竹骨纸面，制作粗陋，但却是毛主席的墨宝。那扇面上龙飞凤舞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诗句。我未考证过，白涛自成一格的五言诗，是否受主席这首诗的影响，抑或他自己的攀龙附丽？但那笔主席的手书，是毫无疑问的。我刚到解放区，认识他不久，就看他经常放在手边了。我很惊奇，他竟然对毛主席这把具有某种文物意义的扇子，不怎么当回事，至少，在表面上，他是这样子的。一谈起来，很无所谓的样子：“早先，求主席写两个字，不是太困难的。”
这也许是事实，不过足以说明，他资格比我们老。接近重要的人物比我们多，他说，他写过一些诗，送呈给毛主席过，遂有了这把扇子。这故事不知真伪，但他出版过一本《新五言》诗集，倒是不假。其中有一首：
“初到解放区，
天地顿时阔。
滴水注大海，
小我成大我。”
诗下自注曰：“在平西，呈毛主席。”
日理万机的毛主席，那时忙于进城，成立共和国，是否有空一阅，待考。但他送上去，大概也是千真万确，这也算是他一生中的殊荣，也是他终生享用不尽的政治资本。
他也会调侃：“不是谁都可以吃政治的，除了有吃政治的聪明，还得有吃政治的本钱。”
我斜着眼打量他，表情虽然平淡，但那暗中得意的劲头，也不是看不出来，因为能有这份本钱可以骄傲者，并不多。
他不大在乎别人怎么的看他，除非到了一定的临界线，再不在乎下去，会给他带来灾难时，他才会收敛。否则，该拿的拿，该要的要，该伸手的伸手，该脸皮厚时，也够厚颜无耻的。他知道我在腹诽他，反过来问我：“你肯定没有送过，即使你有这份心思，连往上递的门也找不着的。别不服气，命也运也。”
他对我说这话时的神态，满足之情，溢于言表，这时候的他，便是神采飞扬的白涛了。
服了！虽然，我嫉妒得恨不能骂他王八蛋，但我不得不宾服他，因为他活得比谁都好。但是，忽然之间告诉我，说他想死了，我不讳言心胸里的阴暗，坦白讲，真有点幸灾乐祸的快感呢！就像希望一个不败的拳王，也有倒下被人数十的时候。
谷玉在电话里，听我说到他不怎么想活，虽然认为可能是白涛的故伎，喜欢耸人听闻，并不太当回事。她说她和这位老板谈完调拨头寸的业务以后，就过来帘子胡同。不过她一再申明，如果老头真活腻歪了，不是她惹的，而是其他什么缘故。
“你估计，因为什么事触动了他，才想到死亡上的。”
她说：“反正他从不提晏波的，这倒是有点蛛丝马迹的意思！”
等我到了帘子胡同，那座磨砖对缝的四合院里的大枣树上，老鸦在呱呱地噪着，很有点不吉祥的气氛，我以为我来晚了，没准先行一步，到上帝那儿去报到了。推门进去，看到他面前几盒录像带，正对着电视机那一片雪花发愣，我放下了心。
“哦，你还有心思看三级片，大概还不至于马上涅槃？”
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讪之意。“老兄，不要用这种腔调同一个命在旦夕的老同志说话，我找你来，正是要和你商量这件事的。”
“行了，老先生，你离死神十万八千里，别制造新闻了，我拜托你！”
“我真的觉得我快要死了，不哄你！一个人不会拿死来开玩笑的。”
我站在那里，怔住了。因为自打在根据地那山沟里的西寨村，和他交往以来，无数次地听他这样那样当回事的，甚至赌咒发誓的语言，我都是在信和不信，或疑信参半地听着的。但这一次，我望着这位老朋友，不能不相信他大概真的遇上了什么难以解脱的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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