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哈尔的遗孀东奔西跑，求亲告友，但是到处碰壁。有的亲友连对她丈夫的死表示一下难过的话都不敢说，生怕得罪了政府。她有时还碰到这样的情况：女仆从窗口探出头来，没好气地朝她喊道：“你找谁呀？哦！主人不在家。”……

她四处碰壁，受尽了种种冷遇，回家后愈感悲戚。她对着一幅幅丈夫的遗像失声痛哭。陪伴她的只有一个幼小的儿子和一个聋女仆。聋女仆说话声音很大，总是喋喋不休地对那个孩子说：“父亲的爱最重要，其余都是空的！”家里还有一只鹦鹉，一天到晚学着人说话：“漂亮小鹦鹉，身穿绿衣裳，家住葡萄牙，没人给钱花！小鹦鹉，把爪子伸给我！早上好，律师！小鹦鹉，把爪子伸给我！老鹰进了洗衣房，一股子煳味烧了衣裳。赞美神龛上的至圣吧！圣母本无瑕，神赐身有孕！！……嗳唷呀，嗳唷呀！……”她曾经带着一份恳求总统允许领回她丈夫尸体的申请书出去征集亲友们的签名，可是，她走到哪里也没敢开口，人们对她的接待是那样冷淡，那样勉强，不是几声干咳就是死一般的沉默……她只好把那份除了她本人外并未增添一个签名的申请书藏在黑色外套下面，回到自己家里。

人们看见她时都板起了面孔，不愿跟她打招呼，他们只是在门口接待她，连“请进”这句最起码的客套话也不说。他们的态度使她感到自己似乎染上了某种隐疾，这种疾病比贫穷，比黑死病，比黄热病更可怕。然而，匿名信却像雪片似的飞来。她家的那个聋女仆每次从厨房的一扇小门底下捡到一封信，总要说：“又是匿名信。”那扇小门通向一条阴暗的、很少有人走过的胡同。这些字迹潦草的信件是趁着天黑塞进来的，信中都把她不幸的丈夫推崇备至，并向她详尽地叙述了帕拉莱斯·松连特上校犯下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此外，还把她也称之为“圣女”、“烈妇”、“无辜的受害者”。

这天清晨，门底下又出现了两封信。女仆怕自己的湿手会把信弄湿，便用围裙包着拿了进来。第一封信中写道：

“夫人：您的丈夫堂阿维尔·卡瓦哈尔是位值得尊敬的公民，他的形象使我深受鼓舞，谨向您和您不幸的家庭表示我深切的慰问。虽说这样的表达方式并不适宜，但是为了谨慎起见，请允许我这样做，因为有些真相是不便白纸黑字写出来的，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告诉你。我的父亲也是被帕拉莱斯·松连特少校杀害的。这个坏蛋死了也要在地狱里受到严惩，他的罪行罄竹难书，总有一天要昭告天下。如果有人要把它编写成书，只有蘸着蛇毒才能写出。我的父亲就是在许多年前独自一人在路上行走时被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杀死的。正像事先就已预料到的那样，调查不出丝毫结果。要不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写来一封匿名信，将那次可怕的谋杀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家里的人，恐怕这桩罪行永远会成为一桩无头案。你的丈夫堪称楷模，是位已在他的同胞们的心中树立了丰碑的英雄。但我不知道是否确实是他替那些惨死在帕拉莱斯·松连特手里的人报了仇，雪了恨（关于这件事，流传着各种说法）；不过，我认为，不管怎样，我都应该向您表示慰问，并向您保证，对您丈夫的被害，我们和您同样感到万分悲痛。他为祖国除掉了一个恶棍。就是这伙身穿军服、靠美金豢养的恶棍把祖国置于血泊之中，使它蒙受屈辱。吻您的手。格鲁斯·德·卡拉特拉瓦。”

她感到凄凉和空虚，万念俱灰，接连好几个小时像死人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她只是在伸手到床头柜取必要的东西时，身子才稍微动弹一下，只是当有人进来扫地或在她身边弄出响声时，她的神经才会本能地牵动一下。有时候，她直挺挺地躺着，完全像一具僵尸。昏暗、寂寞、肮脏，正适合她凄凉的心境，她希望带着自己的痛苦离群索居。她觉得，随着丈夫的死去，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已经终结，接下来连自己整个肉体和灵魂也将一点一点地消失。

“敬爱的夫人，”她开始大声朗读另一封匿名信，“我从几位朋友处得知，您丈夫被枪杀的那天夜晚，您就站在监狱外面，耳朵贴在围墙上听着。您当时要是听见了并且还数过枪声的话，一定会知道一共是响了九枪，但您无法知道究竟是哪一枪使卡瓦哈尔律师——愿他与上帝同在——离开了人世的。我犹豫了很久，深恐勾起您的悲伤，但终于决心借用假名（当今之时，写在纸上的东西很难预料会引出什么后患）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此事的全部情况告诉您，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走在您丈夫前面的是一个瘦瘦的、肤色浅黑的人，他那几乎已经全白的头发覆盖在宽阔的前额上。我始终未能打听出他的姓名。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里虽然噙着泪水，但流露出一种十分仁慈善良的表情。从他的目光里可以看得出他有着高尚和伟大的心灵。律师脚步踉跄地跟在他后面，两眼茫然望着地面，额头上汗珠涔涔。他一只手捂着胸，好像是怕自己的心会跳出胸膛。一走到院子里，看到前面站着一排兵士，他便用手背揉了揉眼睛，想把眼前的一切看得真切些。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衣服，显得很小，上衣的袖子刚过胳膊肘，裤腿勉强遮住膝盖。所有的犯人都是穿着这种又皱又脏、破旧不堪的衣服，因为他们不是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了长年关在地牢里的难友，就是为了贿赂狱吏们办点事而把衣服换给了他们。律师穿着一件条纹衬衫，衬衫上只扣着一颗骨制扣子，没有穿鞋。他一看到那些和他一样衣不蔽体的难友们，便恢复了镇定。听完宣读死刑判决书后，他抬起了头，用痛苦的目光扫了一眼那些枪口上的刺刀，说了句什么话，但谁也没有听见。他身边的那位老人也想说话，可是，那些军官挥舞军刀威胁他，不准他讲。刺刀映着晨曦在兵士们颤动的手中闪着寒光，像是酒精燃烧时发出的蓝色火焰。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声音高呼：“为了我们的民族！”呼声在狱墙里回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连九声枪响。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掐着手指计算的，只是从此以后，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好像多出了一个手指头。那些受害者闭上眼睛，扭动着身子，好像要在黑暗中躲开死神。硝烟像一层薄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这一小群人倒下去时都竭力想抓住旁人，不愿独自一人倒下。结束他们性命的枪声听起来好像是受了潮的爆竹声，既缓慢又低沉。您的丈夫很侥幸，只一枪就结束了生命。头顶上是高不可攀的蓝天，耳边听得见隐隐约约的钟声，鸟啼声和流水的潺潺声。据我所知，由军法官负责埋葬死者尸……”

她焦急地把信纸翻过来。“……死者尸……”可是，后面没有下文了；这页信纸上没有，其他几页上也没有，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她迫切想知道她的丈夫埋葬在哪里，把信反复读了好几遍，仔细检查了信封，又在床上乱翻，枕头底下，地板上，桌子上，也都找遍了，找了一遍又一遍，结果一无所获。

院子里，鹦鹉在叽叽喳喳地学舌：

“漂亮小鹦鹉，身穿绿衣裳，家住葡萄牙，没人给钱花！嗳，律师先生回来了！乌拉！美丽小鹦鹉！骗子说真话，我不哭，记住了！”

在军法官家的大门口，女仆把卡瓦哈尔的遗孀撇在一边，忙着去打发两个在门房里大吵大嚷的女人。

“好吧，你听着，”其中一个说道，“你就告诉他，我不等他了。哼，我可不是他的印第安下人，犯不着让这张石凳坐凉了我的屁股，他的那张丑八怪脸也跟这张石凳差不多！你告诉他，我来找他是想问问他准不准备乖乖地把他从我手里抢走的一万比索退还给我，那是我从新院买下一个女人付给他的一笔钱。可是这个女人没有派上半点用场，我把她弄到手的当天就已经病得不省人事。告诉他，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打搅他，我这就要到总统那里去告他。”

“我们走吧，琼太太，别生气了。犯不着跟这个老婆子怄气。”

“这位小姐……”女仆想说什么，但那位小姐打断了她的话：

“没你的事，真是的！”

“把我对你说的话都转告他，回头别怪我没有预先打招呼。你就说琼太太和一位姑娘到这儿来找过他，没有等着他，就走了，给他留了句话：想占我的便宜，没门！”

卡瓦哈尔的遗孀心事重重，没有注意周围发生的一切。她穿着一身黑色丧服，活像一个躺在装有玻璃小窗的棺材里的死人，只露出一张脸。女仆用手指尖像碰蜘蛛网似的轻轻地在她肩上碰了一下，叫她进去。她们走进了大门。寡妇说起话来声音含糊不清，仿佛一个精疲力竭的朗读者，念到最后变成了含混不清的嘟哝。

“好吧，太太，你就把那封写好的信留在我这里，等他一回来，我就交给他。他快回来了，按说这会儿该到了。我跟他说说看，不知行不行。”

“那就拜托你了……”

卡瓦哈尔的遗孀刚走出门，一个身穿咖啡色平纹布衣服的男人，在一名肩上扛着美国雷明顿步枪，皮带上挂着短剑，腰间系着子弹带的兵士的押解下，走了进来。

“对不起，”来人对女仆说，“法官先生在家吗？”

“不，他不在家。”

“能在哪儿等一会儿吗？”

“那你就坐在那儿，当兵的也可以坐下。”

犯人和押送他的兵士都一声不响地在女仆很不情愿地指给他们的那张石凳上坐了下来。

院子里散发着野马鞭草和秋海棠的芳香。一只猫在房顶上走来走去。关在柳条笼子里的模仿鸟扑棱着翅膀，在练习飞翔。远处，听得见喷泉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淙淙水声。

军法官关上了大门，随手拔出钥匙，放回衣袋里。他向犯人和兵士走过来，这两个人赶忙站了起来。

“你是赫纳罗·罗达斯？”他问道，一面翕动鼻翼，嗅了又嗅。他每次从外面回来，总觉得家里有股猫屎臭味。

“我就是，先生，听候您的吩咐。”

“这个卫兵懂西班牙语吗？”

“不太懂。”罗达斯回答说。他转过身去又问那个兵士：“怎么样，你听得懂卡斯蒂利亚语吗？”

“懂一点点。”

“那你最好还是留在这里吧。”军法官吩咐说，“我要和这位先生谈一谈。你在这里等着他，他很快就回来，他要找我谈话。”

罗达斯在书房门口站着不动。军法官命他进去，同时把自己身上携带的左轮枪、短剑、护手和棍子等各种武器一一解下，放在那张堆满了书籍和文件的桌子上。

“想必他们已经把判决告诉你了。”

“是的，先生，已经……”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判了六年零八个月。”

“不过，先生，我不是卢西奥·巴斯克斯的什么同谋。他干的事根本与我无关。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时，那个佩莱莱已经浑身是血，从教堂门廊的台阶上滚了下来，快断气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能怎么办！那是上头的命令，据他说，是上头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