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桃笑着说：“女学者办事，就是不一样，凡事都有板有眼。”

乔姗姗立即怼了过来：“学者就是学者，还分男学者、女学者?”

巫桃说：“看到了吧先生，我又说错了。”

乔木先生和起了稀泥：“学者嘛，确实不分男学者、女学者。何为先生也常这么说。可姗姗你是研究女性问题的，说你是女学者，是夸你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乔姗姗说：“爸爸是批评我好辩?”

乔木先生说：“好辩不是缺点。孟子就好辩。你说他好辩，他还要跟你辩论一番呢，‘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乔姗姗说：“知女莫若父。予亦不得已也。”

乔木先生笑笑，说：“应物，你留下，我也正好有话对你说。”

然后，乔木先生就带他上了楼梯，在书房里坐下了。

乔木先生笑着说：“姗姗好辩，但好辩之士，其实都是单纯的人。孟子就比孔子单纯。有人说，孔子说话如春风沂水，你自然也就如沐春风。孟子呢，那是吹风机，如秋风扫于舞雩。孔子善对话，孟子好辩论。对话是我听你说，你听我说。辩论是我说你听，你还得听懂。你装作听懂，不就得了?”

哦，先生还是来和稀泥的。

他正想着如何答话，乔木先生却好像只是要点到为止，并不求他回应，已经顺势提到了另外一个人。乔木先生是这么说的：“姗姗好辩，但不是最好辩的。最好辩的是谁?校园之内，张子房要算一个。我以为，子房今天会露面的。我今天去那里三鞠躬，当然是为了跟何为先生打个招呼。其实人都死了，去不去，她也不知道。她就是知道，也不会在乎。这位大姐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我知道她不在乎。我是奔着子房去的。我以为他会去的。这个张子房，就是天下最好辩之士。七八、七九年的时候，济大公厕还多是旱厕，每日早起，一排人蹲坑。蹲着坑，他也不忘辩论。那真是舌辩滔滔。辩论什么呢?看不见的手。手当然看不见，都夹在膝窝下面呢。不不不，也不是夹在膝窝下面，你得提着裤子，随着换坑，否则那些摞成宝塔的粪便就顶着屁股了。你拎着裤子，半蹲着，就像空投。这时他也要跟别人辩论。辩论什么呢?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来一拨，他辩走一拨。时间一长，难免双腿发麻，脑部缺血，有一次他差点栽入粪坑。他这次该露面的，却没有露面，要我看，这也是一种辩论。你们都以为我会来，可我就是不来。”

哦，原来是要谈张子房。

应物兄一时有点感动。

乔木先生显然知道，何为先生曾说过，须由张子房先生来致悼词。乔木先生现在提起张子房，其实还是因为关心何为先生的后事。

何为先生的后事该如何处理，身为治丧委员会主任的葛道宏，并没有发表过意见。具体负责此事的，是新上任的哲学系主任，此人就是那个著名的“风衣男”。如前所述，这个人长得有点像电影演员陈道明，说话阴阳怪气的，除了夏天，任何时候都穿着风衣。“风衣男”评职称时，拿出来的著作竟是自己的写真集，只是在每张照片旁边都写上一段话而已。那些话大都摘自经典作家的著作，但他却声称那就是他的“哲思”。这天，“风衣男”虽然没穿风衣，但衫衣下摆过膝，也基本上穿出了风衣的感觉。对于何为先生的后事，“风衣男”拿不出一个主意。他把何为先生的遗像从墙上取下来的时候，别人问他，追悼会还开吗?这么简单的问题，他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风衣男”平时说话从来不用口语的，都是书面语。但这天，“风衣男”慌乱之中竟来了句济州土话：“我被老太太骑驴了。”济州方言中，“骑驴”是被骗的意思。他说他去看过老太太，委婉地问过老太太还有什么要交代的，老太太说她都安排好了，不会让系里为难的。大概觉得，这种场合声称自己被骗实属不宜，就又补充了一句：“我说的是，骑驴看唱本，只能走着瞧了。”

下台阶的时候，有人嘀咕道：“这哥们还是会说人话的嘛。”

不到万不得已，“风衣男”怎么会说人话呢?

这只能进一步说明，事情非常棘手。

这会，乔木先生问道：“那只黑猫，还给子房先生了吗?”

乔木先生看来也已听说，何为先生还有一句遗言，她死后，把柏拉图还给张子房。如前所述，张子房先生重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译后记《再论“看不见的手”》，在八十年代曾经风靡经济学界，所以何为先生习惯以亚当称之。何为先生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柏拉图还给亚当。它本就是亚当的。”

他说：“应该没还吧。我听说，哲学系的人去找经济系的人，要他们带着去找张子房，经济系的人说，张子房先生早就离开经济系了，不属于他们的人。所以，直到今天，好像还没有和张子房先生联系上。”

乔木先生说：“你知道吗，当年张子房先生与双林院士也吵过架的。后来双林院士每次来济州，除了想见双渐，就是想见子房。”

这些天来，他留意了一下双林院士的相关资料。他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双林院士和他的同伴们，都是这个民族的功臣。他们在荒漠中，在无边的旷野中，在凛冽的天宇下，为了那蘑菇云升腾于天地之间而奋不顾身。他觉得，他们是意志的完美无缺的化身。与他们当年的付出相比，用语言对他们表示赞美，你甚至会觉得语言本身有一种失重感。

最难能可贵的是，双林院士拒绝将自己和同伴们的生活神圣化。与北京木樨地一所中学的孩子们对话的时候，他提到，那时候他的梦大都是关于吃的。“空中成群地飞着脆皮烤鸭，扑棱棱地飞向你的嘴边。”双林院士说。

双林院士随后提到了一件小事。

关于当年全国人民勒紧裤腰，举全国之力去造原子弹，确有一些专家反对。一直到八十年代，还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当时，他和同伴们可能有些不理解，有些人还觉得有些委屈。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他也理解了他们：

有个朋友是经济学家，友人都叫他亚当。他既单纯又善良。举个例子，他很少去参加告别仪式。他不能去。只要一听见哀乐，他就会哭，哭得止不住。哪怕那哀乐是为一个与他不相干的人播放的。他就当面对我说过，他反对造原子弹。他给我算过一笔账。从1956年到1964年，按八十年代的物价，八年间花了128.6亿。抗美援朝花了多少?也依八十年代的物价，花了62亿。造原子弹，等于打了两次抗美援朝。根据他的研究，1962年的时候，中央曾经讨论过是否下马。花销实在太大了。第一颗原子弹，就动员了20个部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这些材料，现在已经解密了。听他这么一讲，我都蒙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只知道埋头干，不知道这些啊。他说，这个代价太大了。要是考虑到这期间，还有大跃进，还有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人饭都吃不饱，代价太大了。从感情上，我接受不了他的观点。我们足足吵了两天。后来，我听说他为自己说过的这番话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那是几年之后的事了。有人把他当时私下说的话写了出来，引来了批评，说他污蔑核科学家的劳动。那篇文章也引用了我的话。我为此而感到惭愧，因为他的不幸也有我的原因。其实他只是说出了事实，说明自己的观点不该受到责备的。因为科学家首先是要面对事实，要找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去年我听他一个哲学家朋友说，他的想法变了。他现在研究经济史，已经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点、任何一件事，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背景有着无限的牵连。

这样的话，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能说出来的。他再次为双林院士而感动。

这会儿，他向乔木先生提到了双林院士这个谈话。他问乔木先生：“双老所说的哲学家，应该就是何为先生。听双老转述的意思，张子房先生好像并没有疯掉。疯子怎么能研究经济史呢?”

乔木先生的说法，让他吃了一惊：“我从不认为，子房疯了。”

“你是说，他只是装疯?”

“他这个人，怎么会装呢?”

“我记得曾在街上见过他。见他在垃圾箱里翻啊翻的。”

“谁知道呢，他或许认为，垃圾里面也有经济学。”

“不会吧，我记得他的嘴唇都变厚了——”

“或许是摔倒了，在什么地方碰伤了呢?”

“那您知道他住在哪吗?”

“我不知道。还是上次办书法展的时候，看到过很像他的身影。”

当时，乔木先生曾吟诵了一首诗。这会，乔木先生又将它吟诵了一遍：“州亦难添，诗亦难改，然闲云野鹤，何天而不可飞’?”和上次一样，乔木先生好像还是在赞颂子房先生，有着闲云野鹤般的自由。

乔木先生又说：“上次我路过皂荚庙，看到一个人，有点像张子房。我还想，子房信佛了?再一看，不是。当然不可能是。他这种人，是不可能信佛的。巫桃说，子房先生若信佛，倒是可能成佛。这就是妇人之见了。自古以来，杀人如麻、如砍瓜切菜者，佛家倒是鼓励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连一只猴子，都能成为斗战胜佛。那些行善的人，那些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成佛的机会反倒很小。这就像老师带学生。坏学生经常不交作业，偶尔完成一次，老师赶紧发个奖状给他。那些规规矩矩的好学生，老师顶多口头夸上两句。”

乔木先生的话，是不宜细品的。

稍微一品，也就知道，那好像也与程先生归来伊始，便尽享荣华有关。

乔木先生又顺便问道：“风闻释延安要去皂荚庙做住持?怎么样，德行高远的释延源只能苦苦念经，调皮捣蛋的释延安倒是什么也没耽误。”

接下来，乔木先生又提到了乔姗姗。他本以为乔木先生又要再和一遍稀泥的，不料，乔木先生突然说道：“姗姗这次回来，说她也开始研究儒学了。好啊，她可能是受了你的影响。这就是志同道合了。我不想放她走了。就让她去太和?”

如果说，他对此没有一点预感，那显然是不确切的。从巫桃告诉他乔木先生想让乔姗姗回来那一刻起，他就担心会有这么一出。他只是不愿承认，这会变成真的。哦，其实相当于另一只鞋子掉了下来。

跟乔姗姗一起工作?

不，不，不！他立即有一种窒息之感。当然，他尽量不让乔木先生看出他的情绪变化。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坐姿不变，手势也不变。当然，和乔木先生说话，他其实是没有手势的，因为他的两只手通常平放于膝盖，就像在给自己的膝盖按摩。但乔木先生似乎还是捕捉到了他的内心变化。乔木先生的眼睛突然变冷了，有如义眼。乔木先生说了三个字：“怎么样?”

他小心地问道：“姗姗也有这个想法?”

那双义眼好像有点温度了：“先别管她。先说你。”

他说：“她说过她不愿在国内待的。她每次回来嗓子都要发炎。她说过，只要想到要回来，嗓子就会提前发炎。”

乔木先生拿起了通条。那银色的、有如绾发的簪子似的通条，透着寒意。乔木先生把它捅进了斗柄。乔木先生说：“我知道，你们以前常闹别扭。不闹别扭的夫妻，我还没见过。关于夫妻关系的论述，比世上所有的经文都多。但谁都没有我们那个女道士说得好：至亲至疏夫妻。‘至亲至疏’四字，道尽了婚姻的甘苦。别在意。年龄大一点就好了。夫妻嘛，就是个有限责任公司。”

“先生，我是想和她把日子过好的。”他听见自己说。

“婚姻幸福的关键是什么?我送你四个字：记性要差。记住了?”

“我一定记住，记住记性要差。”他尽量保持郑重的语调，重复说道。

“你那个太和，尽心即可，不要想那么多。听说你们盖的那个院子，外面看上去稀松平常，但里面用的水泥钢筋，都可以建个太和殿了。那个章学栋说，他求的是永恒。哎哟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处理好你们现在的生活就行了。永恒这个东西，是老天爷说了算，不是你能说了算的。以前的高门大户，哪家门前没有两株歪脖树，哪家屋后没有一株蟠龙槐?现在都在哪呢?树犹如此，人何以堪?麦荞先生的情况，你知道吗?编一套没人看的文集，也声称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这倒好，文集还没出版，人却不行了。起落架和发动机都失灵了。我明天还得去看他。”

乔木先生也引用起小工的话了。

“您代我问个好?”

“当然会代你问好。人生无常啊。”

“先生，双老和何为先生的死，可能让您伤心了。别想那么多。”

“我才不想那么多呢。我只想着，让闺女回来。怎么样?就让姗姗进去?”

“我没意见。只是，为什么要进太和呢?”

“你还不知道她?自以为讲课很受欢迎，其实人家恨不得把她轰下讲台。坏就坏在她那脾气！竟会和学生在课堂上吵起来。进了太和，她就安心做她的研究，能做到哪一步是哪一步。她不焦虑了，不发火了，你也就不必再当烟囱了。”

“这事——程先生知道吗?”

“就是程先生建议的嘛。程先生提到姗姗，说了四个字：秀外慧中。”

“那姗姗的意思呢?她若不同意呢?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啊。”

“你出面请他，她扭捏一阵，就答应了。”

“她能来当然是好的。我只是担心，有人会说，太和怎么成了夫妻店。”

“我的姑爷啊。你又不是院长，开什么夫妻店?姗姗得回来。我想闺女了。我知道，她那个臭脾气，可能让你受了伤。”

“没有，没有。”他听见自己说，“没有受伤。就是有，伤口也结了痂。”

“结了痂，就要脱皮了。不管在家里受了什么委屈，都不要出去说。如今网络发达，小保姆每日也用手机上网，又哭又笑。要我看，每日上网者，都有嗜痂之癖，都是拿别人的苦，当自己的乐。太和大事已定，波儿不在家，你们夫妻二人，每日静坐读书，少管闲事，敦伦理，屏嗜欲，必有所成。我哪天就是走了，跟双林这个老伙计抬杠磨嘴去了，这边也没有要担心的了。回去吧。”

哦，敦伦，敦伦理！

乔木先生用语极雅。这其实是委婉地提醒，乔姗姗在家等着他呢。

这天，乔木先生还戴上贝雷帽，拄着手杖，罕见地送他下了楼。出了电梯，乔木先生又陪他走了几步。乔木先生突然说：“我们这代人，终于要走完了，要给你们挪地方了。”

不用说，双林院士和何为先生的死，还是让乔木先生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他当然立即劝乔木先生要保重身体。“以后，我会多来看您的。”他说。

乔木先生动了动贝雷帽，让它好看地歪着，说：“死嘛，我有九个字：不想死，不等死，不怕死。不想死，是因为活着挺好。不等死，就是该说什么，还说什么。不怕死呢?人人如此，怕有何用。”

见《中原人物周刊》（2011年第15期）载《与中学生谈谈当代科学史》一文。

〔唐〕李冶《八至》：“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