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天，一个晚上，正读二年级的应物兄，随着辅导员芸娘第一次来到姚鼐先生家里。姚鼐先生当时住在苏联专家当年援建的楼房。楼梯嘎吱作响，楼顶经常漏雨。从廊上能看到被分割成不同形状的天空。有时候能看到老鼠搬家。它们拖家带口，以小分队的形式溜着墙根疾速前进。

一个姑娘在楼梯口等着芸娘。

她就是谭淳，本来学的是外语，由于对历史感兴趣，她准备报考历史系的研究生。她也写诗，经常把自己的诗拿给芸娘看。芸娘自然鼓动她考到姚鼐先生门下。这也是她第一次来见姚鼐先生。她很漂亮。“漂亮”这个词用到女人身上，是最无力的，基本上等于什么也没说，但除了“漂亮”，他还真的找不到别的词。也就是说，她的漂亮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漂亮，眉眼、脸盘都没有什么特色，但组合到一起，却给人一种漂亮的感觉。她穿着讲究，比一般的大学女生要讲究得多，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灰色风衣。她一头长发像溪流一般。她显然知道自己的漂亮，这从她那摆动头发的动作就看得出来：好像摆动的只是头，只是头的后半部分，颈部以下是不动的。她高傲得就像女王，哦不，是公主。

她对芸娘说：“我还没决定，考还是不考。”

芸娘说：“报考时间还早着呢，不急着定。”

她说：“我一直没告诉你，父亲想让我去香港。”

芸娘说：“你自己决定。”

她显然是个大胆的姑娘，因为她谈到了在内地还属于禁忌的名字：邓丽君。她说，她前段时间去香港探亲，发现在那里可以大大方方地听邓丽君的歌。这么说的时候，她随口哼了两句《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芸娘说：“如果为了父亲去香港，我可以理解。但如果只是为了一首歌，那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她说：“我离开香港时，父亲放了这首歌。”

芸娘没再接话。

现在看来，那天她来到姚鼐先生家里，其实是想找到一个理由：留在大陆的理由，或离开大陆去香港的理由。

姚鼐先生的客厅里已经围坐了七八个人。这些人都是姚鼐先生的弟子。有的弟子已经四十多岁了，是姚先生“文革”前的弟子。

姚鼐先生正在讲述闻一多先生。那是追忆，是深情的缅怀，但口气却是轻松活泼的。当然，如果仔细听下去，你就可以感觉到，作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姚鼐先生，其实辞约而义丰。前面是怎么讲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关于闻一多先生的胡子。

闻先生公开声明：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是山羊胡子，下巴上有，别的地方没有。不对，别的地方也有，即上髭，又浓又黑，像个“一”字。都看过闻先生那张木刻像吧?就是口衔烟斗的那张?他回头侧身看你，目光既冷且热，如同他的内心世界。

闻先生上课，总带着一个笔记本。笔记本很大，像小案板，像画夹，毛边纸做的。闻先生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丝不苟。不是因为他是恩师，才说他的字一丝不苟。真的是一丝不苟。闻先生写字，用的是别人用秃的笔。秃笔写小楷，如纸上刻字，那字如铭文显于珠黄。

他夹着笔记本进来，点上烟斗，立即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战国之后，最适合讲楚辞的，即是闻先生。这一点，乔木先生也是认的。乔木先生说，闻先生是不发牢骚的屈原。闻先生是太阳吟，屈原是月亮赋。太阳可以照亮月亮，月亮不能照亮太阳。这话讲得好。

闻先生讲《湘夫人》，缓缓吟诵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先是满面愁容，而后双目悲戚，随后举目四望，心驰神往。闻先生的视野，非一般人所能及也。讲晚唐的诗，闻先生能联系到西方印象派。闻先生说李贺的诗，最像印象派。闻先生曾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画，他的画也受印象派影响，用各种颜色代替阴影，用粗壮的笔调大勾大抹。闻先生之死，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现代中国与中国传统和西方的对话，暂时搁浅了。

闻先生喜欢晚唐的诗。但说到最喜欢的唐诗，闻先生却首选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闻先生说，那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乔木先生说，张若虚就这一首诗，所以他是名诗人，不是大诗人。闻先生不这么看。闻先生说，只要有这一首名诗，就是大诗人。呜呼！孤篇压全唐！满天星斗多而不够，孤灯一盏少而足矣。然而，《春江花月夜》又是一首虚无的诗。闻先生如此喜欢，大有说头，但后人少有提及。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这虚无中，又有积极。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一轮孤月徘徊中天，大江急流，奔腾远去。一种相思，两地离愁。闻先生说，落月摇情满江树。“摇情”二字，情韵袅袅，最是摇曳生姿。

应物兄注意到，谭淳似乎被打动了。

谭淳把风衣脱下，叠好，放在膝上，对芸娘说：“好，我不走了。”

姚鼐先生说，闻先生受他的老师梁启超影响甚巨。对梁启超先生，闻先生向来直呼其名：梁任公。闻先生讲，梁任公给弟子们讲乐府诗《公无渡河》，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微闭双目，摇头晃脑，吟道：“公、无、渡、河——好！”然后又是“公、无、渡、河——好！”然后再吟：“公、竟、渡、河——好！”然后又吟：“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众人虽没见过梁任公，但经由闻先生，梁任公音容宛在。

姚鼐先生说，闻先生此时就是梁任公。梁任公就是闻先生。梁任公有多么陶醉，闻先生就有多么陶醉。梁任公有多少伤悲，闻先生就有多少伤悲。闻先生说，梁任公虽无半句解释，众人却无不身临其境。尔后，闻先生模仿梁任公先生喊道：“谁上来?擦黑板！”众人愣神片刻，方知此时身在教室，而非大河之畔。大师授课，即是如此。只述本事，境界已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矣。闻先生授课，如重写古文、重雕玉器、重烧彩陶。

谭淳把头靠着芸娘的肩膀，说：“谢谢你带我来，我真的不走了。”

芸娘说：“你也得能考上啊。”

谭淳立即说：“怀疑我考不上?”

芸娘说：“考的人多了，你得下大功夫。”

应物兄直到现在还记得，他完全被姚鼐先生吸引住了。在那一刻，姚先生即为闻先生，即为梁任公。他也由此知道，那么多学习考古学和历史学的青年学子，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投奔到姚鼐先生门下。

姚鼐先生那狭小的客厅，此时极为安静。在姚鼐先生讲完的那一刻，他听见人们长吁了一口气。刚才，因为全神贯注，听者无不屏声敛息。斯是陋室！那脱了漆的木地板，受过潮的木墙围，本来给人衰败的感觉，但此时却突然有了另外的含义：它们是为奏响这历史韵律而特意准备的。

他觉得，那盏老式吊灯也有了贵族气息。

那时候姚鼐先生的夫人还健在。她是姚鼐先生就读西南联大时的学姐，一个清清爽爽的老太太。她担心姚鼐先生过于激动，就端出一碟大白兔奶糖要发给每个人，也给姚鼐先生剥了一颗糖。如果不是有弟子在场，她肯定把奶糖塞到姚鼐先生嘴里了。姚鼐先生快速地把糖嚼了，咽了，说：“历史重新开始了。一切都耽误得太久，但为时未晚。历史从来不会浪费，历史从来是得失相偿。”

那时候的姚鼐先生，沉默时是老年人，一说话像中年人，吟起诗来就成了青年人。姚鼐先生随后吟诵了闻先生的《太阳吟》。哦不，想起来，吟诗的姚鼐先生既是老年人，又是中年人，又是青年人，或者还像个孩童：

太阳啊，也是我家乡的太阳！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乡，

便认你为家乡也还得失相偿。

太阳啊，慈光普照的太阳！

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

我的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但是接下来，姚鼐先生又对弟子们说了一段话：“公无渡河！这首乐府诗，我也送给诸位。乱流不渡，危邦不入。屈平沉湘不足慕，复生引颈诚为输。”

屈平自然是屈原，复生指的则是梁启超的同仁谭嗣同。

姚鼐先生这么说，当然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

这时候，一个细节发生了。谭淳突然站了起来。她侧着脸，冷冷地追问道：“先生，那两句诗是梁任公说的，还是闻一多说的，还是你说的?”

姚鼐先生这才注意到她，问道：“你是芸娘带来的吧?”

她说：“我是慕名而来。”

姚鼐先生说：“第一句诗是李贺的，第二句诗是我说的。”

她说：“‘复生引颈诚为输’，是你觉得他‘输’了，还是你觉得他觉得他‘输’了?”

姚鼐先生说：“他没觉得自己赢了吧?”

她说：“他唤醒了中国人，怎么能说输了呢?”

那个上了年纪的学生站起来说：“谭嗣同要是不死，会怎么样呢?梁任公、康有为倒是没死，后来也没干出像样的事来。”随后，那个学生继续发表看法，“姚鼐先生是提醒我们，我们都只能生活在历史中。个人只能是历史的人质。你选择反抗，那是人质的反抗，你是反抗的人质。你选择合作，那是人质的合作，是合作的人质。对历史而言，我们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

谭淳追问姚鼐先生：“你说，他说得对吗?”

姚鼐先生看着她，说：“孩子，我要对你说，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

姚鼐先生话音没落，谭淳就抓起风衣，一抖，穿上了，然后就夺门而出了。姚鼐先生的夫人用埋怨的目光看着姚鼐先生。

芸娘追了出去。

那天，芸娘倒是在镜湖边追上了谭淳。1983年的济大校园，镜湖比现在大得多。它不像个湖，倒像一片野地。湖岸杂花生树，湖里长着芦苇。枯死的树倒在水中，像一个又一个独木桥伸向湖心。因为树梢淹没于湖中，所以它们都像是断桥。镜湖岸边的几只路灯也大都闪掉了，只有微弱的光。她们挽着胳膊走着。应物兄没有靠近，只在后面跟着。后来，谭淳突然又跑开了。应物兄将永远记得她在昏暗的光线里奔跑的姿势：她的胳膊夹着，当一只脚落在身后的时候，脚往外撇，偶尔亮起来的灯光，有时候就照在那只脚上。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她穿的是那个时代少见的靴子。

她就那样跑啊跑，从春天跑到了夏天，从济州跑到了香港，然后在一天晚上，与程先生相遇了。然后，她接着跑，跑到了日本。奔跑成了她的基本姿势，奔跑的影子成了她留在大地上的影子。而在这个夏天，她又从日本跑回了济州，跑到了姚鼐先生的客厅。然后呢，然后她又跑掉了。

关于谭淳与程先生的相遇，芸娘显然是知道的，但他从未听芸娘讲过。

芸娘似乎不屑一谈。

那么，后来他是从哪里知道的呢?从他的朋友蒯子朋那里。蒯子朋这样做，倒不是搬弄是非。某种意义上讲，蒯子朋是替程先生辩解。他相信蒯子朋讲的都是真的。因为其中一些细节，与他在姚鼐先生家里看到的细节，惊人地相似：它只能属于谭淳，而不可能属于第二个人。

那是在1984年，即谭淳到香港之后的第二年。

这一年，程先生在香港出席新亚书院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新亚书院，是儒学大师钱穆、唐君毅等人创办的，其教学宗旨即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对照这个宗旨，还有比程先生更合适的嘉宾吗?程先生当时应邀做了一场学术演讲，题为《和谐，作为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程先生是用英文演讲的，担任翻译的就是谭淳。程先生在香港停留了一周。离开香港之前，程先生在下榻的浅水湾饭店设宴，答谢了谭淳和蒯子朋。蒯子朋当时已经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负责全程陪同程先生。

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这是蒯子朋当年对谭淳的印象。

谭淳告诉程先生，自己正在写的一篇论文是关于谭嗣同的《仁学》的。她问程先生对谭嗣同的看法。程先生其实当时就怀疑她跟谭嗣同有什么关系，但谭淳说，他们只是碰巧都姓谭，五百年前是一家而已。程先生就说，他认为谭嗣同是近代中国建构哲学体系的第一人，《仁学》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佛道为表，儒家为里。谭淳说，她不这么看。她说，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逃跑了，跑得比兔子都快。康有为跑的时候还带着小妾，日后更是声色犬马。唯有谭嗣同谢绝了日本友人的安排，坚拒出走。这其实是佛陀式的割肉喂鹰，投身饲虎。谭淳说：“谭嗣同不是佛道为表、儒家为里，而是外儒内佛。”

程先生让了一步，说：“半儒半佛吧。”

谭淳说：“他若是儒，断不会走上断头台。儒家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儒家太爱惜自己了。他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体现的是‘有一小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精神。”

程先生再次让步了：“待我重读了《仁学》，我们再讨论好不好?”

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外国朋友，他们也是应邀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好客的程先生将他们一并请来了，其中就有应物兄多年后在感恩节那天见到的那个东方学教授。东方学教授关心的是男女问题，说，儒学好是好，就是只讲修身，不讲身体；只讲仁爱，不讲做爱。程先生说：“谭美人刚才还说，儒家因为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不能做到舍生取义，这会儿你又说儒家不讲身体。”

程先生说道：“夹板气不好受啊。”

“夹板气”一词，很难译成英文。谭淳在“sufferwrongfromtheboards”和“bebulliedfromtwoside”两种说法之间来选取，都觉得不满意，突然造出了一个生词：“squeezedmiddle”。

程先生觉得，谭淳真是个天才。

讨论从饭店持续到海滩。程先生认为，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儒家确实是爱惜身体的。但爱惜身体，不是爱自己，而是一种孝道。儒家并不排斥身体，儒家其实更愿意用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孔子讲“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这是不是身体?六十而耳顺，讲的是不是身体?孟子讲养气、讲正气、讲浩然之气，强调从自然转化为文化，是不是讲到了身体?荀子讲教化，讲virtue，讲化性起伪，强调以文化矫治自然，是不是涉及身体?儒家所说的身体，既是真理的感性显现，也是处世的礼仪之道。它沟通天人，承续族类。

东方学教授说：“我说的是，儒学排斥肉体快感，所以影响了它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这话把程先生给惹急了。尽管谭淳在场，程先生还是讲了一下儒学与性爱的关系。因为它属于学术讨论，所以谭淳当时好像并没有感到难堪。在将程先生的话逐字逐句译成英文的过程中，由于海涛阵阵，谭淳还相应地提高了嗓门，像是在高声朗诵。

程先生当然是半开玩笑地说，儒学的核心观念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甚至都可以用在男根上面。中国有一本书，叫《素女经》，早就讲过，夫玉茎意欲施与者，仁也；中有空者，义也；端有节者，礼也；意欲即起，不欲即止者，信也；临事低仰者，智也。程先生说：“这是世界上最早论述人的道德观念与身体快感相同一的著作。”当然，谭淳的翻译再次让程先生大吃一惊。程先生认为，谭淳是他见过的最适合将中国典籍译成英文的人。当然了，程先生也由此怀疑，谭淳的性爱经验一定非常丰富。谭淳那朗诵般的语调，无疑也增加了程先生的错觉。程先生随后就悄悄地向蒯子朋打听谭淳的情况。他对蒯子朋说，看来谭淳不仅性爱经验丰富，而且就像一座自由的港口，像一个买票就可以进去的剧场。

随后，程先生邀请谭淳到房间喝茶。

谭淳说：“喝茶的人喜欢谈过去，喝酒的人喜欢谈未来。”

程先生问：“那你喜欢谈过去，还是谈未来?”

谭淳说：“我喝咖啡。喝咖啡的人只谈现在。”

蒯子朋说，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程先生显然也是。这个说法，好像有点道理。当然，它也进一步增加了程先生的误解。随后的事情，好像就水到渠成了。这天晚上，他们就住到了一起。程先生和谭淳都是单身，所以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似乎也不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所有的问题只在于，程先生的身体太好了，谭淳当天也刚好排卵了。

只有这么一次，谭淳竟然就怀孕了。

程先生返回美国之后，谭淳曾寄去过一封信，说她可能会去美国留学，还说自己最近身体不适，大概跟香港常年潮湿有关。她其实是向程先生暗示，自己怀孕了。程先生不仅回信了，而且还写得很认真，完全是站在她的角度看问题。程先生说，你是研究历史的，应该知道，美国的历史比兔子尾巴都短，爷爷的烟斗就是文物，所以他们研究历史的时候，从来不善于把具体的历史事件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只考虑眼下。程先生建议她去英国留学。对于她所说的身体不适，程先生也是关心的，程先生劝她，不妨回内地看看中医。

谭淳好像被说服了，没有再写信。

七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秋天，程先生再次来到香港讲学。程先生这次演讲的内容，某种意义就是上次谈话的延续，题目叫《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与中国当代社会状况》。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这次演讲后来引起了持续的反响，被认为是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开端。程先生说，谭嗣同竟然认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这完全是置中国文化于死地。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谭嗣同的激进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虚无主义。谭嗣同又说，儒学所说的“五伦”当中，只有“朋友”一伦涉及自由平等，可以保留，其余“四伦”都应该扔进垃圾堆。这是什么话?你受了后娘虐待，便恨天下的母亲?你挨了父亲的棍棒，便恨天下的父亲?程先生的感慨是，谭嗣同以一己之私看天下，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数典忘祖至此，却被后人视为英雄，岂不谬哉?谭嗣同这个人，就是孔子所批评的好直、好勇、好刚，却不好学之人。此人冒失急躁，引颈就义，成就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对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或有意义，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却无可取之处，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反思。

程先生说：“这个谭复生！非佛家，非儒家，非墨家。”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程先生说：“非驴非马，非僧非俗，不伦不类，不三不四。”

不少人扭头去看坐在后排的一位女士。那个人就是谭淳。他们都知道谭淳是研究谭嗣同的，想看看她的反应。谭淳身边坐着一个男孩。她正在给那个男孩翻书，那是一本卡通画册。程先生其实没有注意到她。而谭淳呢，发觉很多人回头看她，似乎在期待她的回应，她就站了起来。起初她还是轻言细语，但随后便激烈了起来，说，她以为先生身为海外名师，定有高论的，不承想竟是人云亦云。又说，她有一言献于先生。潜身缩首，苟图衣食，本是人之常情，倒也无可指责；舍生求义，剑胆琴心，却唯有英雄所为，岂是腐儒所能理解。说了这么一通之后，不等程先生说话，就坐了下去，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替孩子翻着那本卡通画册。那个孩子当然就是谭轻，也就是后来的程刚笃。

程先生的反应其实不失儒学大师的风度：“‘腐儒’就‘腐儒’吧。历史上很多鸿儒都被称为‘腐儒’。‘腐儒’也要有自信，要相信自己是‘豆腐乳’，有益于人。”然后又说，自己之所以讲到这个话题，只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的八十年代，是一个processofradicalization，radicalism也需要reflections，就像人到中年，会反思自己年轻时做过的荒唐事一样。

坐在程先生身边的蒯子朋，悄悄提醒道：“那位女士名叫谭淳。”

但程先生没能想起谭淳是谁。

蒯子朋又提醒道：“她是谭嗣同的族人。”

程先生朝谭淳所坐的方向微微鞠了一躬，说：“知道维护先辈名声，说明这个人重视人伦，是个儒家——”

按蒯子朋的说法，程先生的记忆好像突然被唤醒了，突然不说话了。就在这时候，热心的听众拥了上来，要与程先生合影留念，或拿程先生的著作请他签名。程先生的目光从人缝中看过去，寻找着记忆中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美人。他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了，因为她领着孩子正向门口走去。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黄兴。如前所述，黄兴当时还是那个海运大王的马仔。黄兴在等着程先生，要把他送往浅水湾。在那里，海运大王将宴请他。

就在程先生收拾完讲义要走的时候，一个人走了过来。

随后，这个人跪在了他面前。

这个人就是郏象愚。郏象愚当时刚被那个叫彩虹的女人赶出家门。他双手递上了在慈恩寺求来的那个卦签，祈望程先生为他指点迷津。

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程先生曾通过蒯子朋联系过谭淳。谭淳曾经答应见面，但最终却没有来。程先生看到的是蒯子朋捎来的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