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德路的命名，与一首诗有关，虽然诗中并没有出现“仁德路”三字：

句子治水整三年，一心为民解忧难。三过家门而不入，废寝忘食沥肝胆。滔滔洪水化甘露，万亩田畴皆承欢。河道疏通水患灭，大禹转世在民间。

这是汪居常出示的第一份材料，它是由季宗慈的图书公司的总编段人先生提供的。段先生是《国学辞典》的主要撰稿人，是个残疾人，据说他的腿是在三十年前被轧断的。应物兄怀疑，段人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真名。不管从哪方面看，段人都是个奇才：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手表、电唱机、手机，也是手到病除。闲来无事，段人在办公桌面上挖了个槽，装进去一堆零碎玩意，竟是一台收录机。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春熙街旁边那个养生餐厅。季宗慈为了配合《国学辞典》的宣传，搞了一个国学知识竞赛，获得一等奖，拿到五万块钱奖金的，是季宗慈的一个朋友，那天的饭局就是获奖者宴请朋友的。他们正喝着玉米须泡的茶，谈论着玉米须泡茶对治疗高血压的作用，段人来了。段人坐着电动轮骑，由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在后面推着，膝盖上搭着藏青色的毯子。段人把新修订的《国学辞典》送给了他。封面上印的是汉代画像石，它本身也如画像石一般又厚又重，他必须双手接住。

那个中年妇女提醒段人：“给应先生签上名字啊。”

他就把书又还给了段人。段人没签。段人用大拇指扣着书，哗啦啦地让书页自己翻着，说：“所有跟国学有关的知识都收录进去了，最关键的一个词却没有收进去，那个词就是‘国学’。”

好像带着深深的遗憾，又好像在做自我批评。

菜单递到了段人手上，段人说：“我只点一条黄河鲤鱼。三人行，必有我师。三鱼游，必有我食。”随后段人继续说道，“有一个词条，叫房中术，我足足写了几页。应物兄，我有一事不明：‘房中术’若算国学，那么印度的‘房中术’该算什么学呢?”

“段先生，你问我——”

“还有个词条叫‘月宫’，我也顺手写了三千字，只为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月亮就是比外国的圆。”

哦，原来不是表达遗憾，也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刻骨的自嘲与反讽。

现在，听汪居常提到段人，我们的应物兄想起来，段人确曾参加过《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的编撰。全国的古城市、古县名，段人不仅能说出它们的历史沿革，而且能报出它们的主要风物。对于眼下以企业和楼盘名称冠名道路、街道和社区的做法，老段自然是深恶痛绝，认为这割断了历史。但是，段人紧接着又会说道：“他们要不这么胡闹，老段怎么能赚到这笔钱呢?”

汪居常说，根据段人先生提供的资料，仁德路最早只是一条小巷，在元朝时被扩宽了，有了第一个名字：二马胡同，是说它可以并排走过两匹高头大马。一直到明代嘉靖年间，它还叫二马胡同。嘉靖三年，黄河泛滥，死人无数，黄河倒灌济河，济州城内也是房倒屋塌。朝廷当时派来治水的人，名叫句号，后人尊称其为句子。句子当时就住在二马胡同。句子在济州待了三年，夜以继日清淤疏导、修堤筑坝，终于治住了水患。前面那首诗，其实就是当年流传于济州的民谣。老百姓将句子比作治水的大禹。

和很多有功之臣一样，句子后来也遭人陷害。当然，这方面句子本人也失之于察。他曾收购了不少胡椒，为的是给下河查看水情者发汗御寒。人们送给他的胡椒，有的装在金罐子里，有的装在银罐子里。胡椒不值钱，但罐子值钱啊。他被告发之后，百口难辩。就有人故意问他，是否后悔?句子说：“求仁得仁，有何怨乎?”句子后来被发配到了宁夏，并死在那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黄河再无泛滥，人们记起了句子的好，给他竖碑立传，并将他当年住过的二马胡同改名为得仁巷。但是老百姓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仁德巷，这个名字当然更好，说的是句子是个仁德之人。它当然就是后来的仁德路。

现在的问题是，仁德路到底在哪里?

汪居常说：“从上次开会到现在，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因为仁德路遍寻不着，我和在座各位一样，也曾怀疑程先生是不是记错了?但我又提醒自己，可能性不大。别人可能记错，程先生怎么可能记错呢。一来，他本人记忆力惊人，二来谁会忘了小时候的事?你们看，济世先生记得多清楚，大院有两道门，正门开在仁德路，后门开在帽儿胡同。仁德路上有个军马场，军马场里堆着草料，也堆着喂马的豆饼。军马场里面有一片烟田，种出来的烟叶，好闻极了。他也记得，穷孩子们经常去偷豆饼。军马场离他家有多远呢?坐在他们家的院子里，不仅可以听见马叫，连马儿打喷嚏的声音都能听到。这些细节，没有亲身经历过，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

看来课题组已经把程先生关于仁德路的谈话，全都查到了。

葛道宏插话道：“这部分材料我也看了。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程先生任何时候都不忘替中国人说话。比如说到马儿打喷嚏，他说，西方人总是嘲笑我们，擤鼻涕的时候只捏一个鼻孔，猛一使劲，把鼻涕从另一个鼻孔喷出来，喷得到处都是。程先生说，他们倒好，双管齐下，跟大牲口打喷嚏似的。这话讲得多好。所以我说，开会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温故而知新。汪主任，你接着讲。”

居常兄说：“程先生说，骑马从军马场到济河岸边，只需要一袋烟的工夫，从军马场到他家，还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一袋烟工夫是多大工夫?这是个问题。这里我得感谢应物兄。应物兄提到，程先生认为，儒家文化中的时间观念，是与月亮的阴晴圆缺和农事的周而复始有关，看上去比较模糊。鸡鸣报晓，日上三竿，掌灯时分，一炷香工夫，一袋烟工夫，一泡尿工夫，这说的都是天地人和谐共处。孟子说，不违农时。要适时而作。‘适时’二字提醒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这就提醒我们，所谓的一袋烟工夫，可能不止一袋烟工夫。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程先生当时还年幼，是不抽烟的。我已经查出来，程先生到了六十年代，才开始抽烟，抽的是纸烟，不是烟袋。所以他所说的一袋烟工夫，很可能是他后来的感受，而且是抽纸烟的感受。这里我们就必须考虑下列几个因素：纸烟的燃烧时间和一袋烟的燃烧时间，有多大差异；童年的时间观念和空间概念与成人之后的时间观念和空间概念，有多大差异。我说这些，只是举个例子，意在说明我们必须让现实语境和历史语境展开对话，在对话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葛校长要求我们沿济河一线，将寻找范围扩大、再扩大，是极有前瞻性的。”

董松龄说：“所以，我反复强调，要拉网排查。”

汪居常看着葛道宏，说：“依我对葛校长指示精神的理解，这个拉网排查，可以分为两部分：既指实地搜查，也指资料搜索。这不，一查就查出了线索。这里我得感谢《地方志》郜扶先生。在郜扶先生帮助下，我们在济州地名委员会资料库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军马场所在的道路，不叫仁德路，而叫育德路。说到这里，我们得感谢唐风先生。唐先生上次提醒我们，‘育德’二字，出自《易经》：‘君子以果行育德。’唐先生说，育德育德，所育何德?不就是仁德吗?这个解释太重要了。也就是说，程先生所说的仁德路，很可能就是育德路。唐先生，您要补充一下吗?”

唐风随口吟道：“得其所当行，决而不疑，谓之果行。信其所自有，养而不丧，谓之育德。”

出于对知识的敬仰，他对唐风立即刮目相看。对不起，唐风，我以前总觉得你是装神弄鬼。当然，与此同时，一个念头生起：莫非程先生真的记错了?把育德路记成了仁德路?

汪居常说：“但是，《地方志》上的说法，还只是个孤证。众所周知，历史学研究有一个重要原则：孤证不立。在逻辑学角度看，如果只有孤证，那么这个结论是不可接受的，它在逻辑学上被称为弱命题。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郑重感谢葛校长了。葛校长曾主编了一套书，是历史学家们的回忆录。因为是葛校长写的序，所以我把这套书买了下来，其中有山东大学教授徐凤良的一部回忆录。徐凤良本人已经作古，书是由他口授，由学生执笔，但又经过他的审校的。他在书里提到，小时候曾在育德路上拾过马粪。为什么要跑到育德路上拾粪呢?因为育德路上的马粪最臭，肥效最足。为什么那里的马粪最臭呢?因为路过那里的马都是军马，除了吃青草、干草、麦秸等粗饲料，还吃豆饼、谷子和玉米。他说，育德路上的马粪，历来是人们争抢的对象。运气好，你还能从马粪中拣出没有消化完的豆饼、谷子和玉米。徐凤良教授在书中还写到一个细节，有一次为了抢到一抔马粪，几个小伙伴竟然扭打了起来。这时候从旁边一个大院里出来一个人，骑着马，挥鞭将他们赶散了。鞭梢抽到他妹妹的脸上，把他妹妹的耳朵都打聋了。徐凤良特意提到，这个挥鞭的人，就是程会贤。”

葛道宏说：“凤良此言，传出去不良，传出去就成了风凉。汪主任跟他的家属联系一下，再版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要去掉。”

汪居常说：“我回去就打电话。好，这是第二个证据。当第三个证据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所谓的仁德路就是育德路。这个证据就是程先生老家程楼村人在‘文革’时期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在墙上的《三字经》。这份材料也是郜扶先生提供的。郜扶先生与程楼村的一个民办教师是高中同学，这份《三字经》就出自这个民办教师之手。”

郜扶先生说：“不是他一个人写的，是民办教师的集体创作。”

汪居常说：“大家打开资料袋看一下。现在，资料袋里装了两份《三字经》，一份就是原来贴在墙上的那份，另一份是郜扶先生改写过的《三字经》。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最早的那份我们看完之后就要销毁了。”

它的标题非常刺眼，名为《程贼会贤批判书》，是程楼村“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成果”。郜扶已在一些句子下面画了红杠，并且写下了较为详尽的批注。郜扶的毛笔字不错，学的是舒体：

人之初，性本善。说这话，真操蛋。

阶级分，胎衣辨。民族恨，父子传。

本草程，晋人后。明万历，大槐树。（本草程氏皆明万历年间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民间称为大槐树移民。）

拴着手，拉着走。骑着驴，牵着狗。

到本草，兄弟俩。程楼村，老大家。（落户程楼村的是程氏兄弟中的老大。）

代代传，贫与下。迄作辈，整十仨。（“贫与下”指贫下中农。“作”字辈是程楼村程氏的第十三代。“十仨”，本草方言。程会贤的父亲是“作”字辈，名程作庸。）

程作庸，好人缘。会看病，善诊断。（程作庸是济州有名的中医。）

攒俩钱，置家产。育德街，盖大院。（此育德街，当为育德路。）

戊戌年，娶了亲。资本家，老丈人。（程作庸于1898年成亲，夫人即济州灯泡厂某股东的女儿。）

从此后，忘了本。恩义绝，本草根。

冬月里，生狗娃。貌虽憨，还属狼。（程会贤将军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冬月三十日，即1899年，属狗，乳名就叫小狗。）

七岁上，就打架。不读书，净挨骂。

及弱冠，当了兵。又怕死，又贪生。

谁的话，都不听。只听谁?蒋中正。

走起路，小碎步。见了官，就磕头。

升了官，楼上楼。坐的是，四轱辘。

无廉耻，枉姓程。名会贤，实奸雄。

气死了，程作庸。捎个枣，算送终。（程作庸死后，程会贤将军没有回家奔丧。只寄回了一些丧葬费。本草方言中，“仨核桃俩枣”形容寄回来的丧葬费数量不多。）

真孝顺，真日能！睡窑姐，下野种。（“真孝顺，真日能”皆为反话。“日能”系本草方言，意为“有出息”。“睡窑姐”自然是对程会贤将军夫人的污蔑。“野种”则是对程济世先生的污蔑。）

回济州，当大官。百姓们，尽遭难。

该死的，程会贤。枉为人，不要脸。

育德街，养犬马。济河上，弹琵琶。

小日本，打来了。国难财，可劲花。

楼外楼，松外松。镶金牙，吃长生。

大白天，点着灯。炕上睡，狐狸精。

……

这个“三字经”一直写到程会贤将军败走台湾为止。他草草地又看了几行，越看越觉得荒唐可笑，荒诞不经！他理解了葛道宏的说法，这些资料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带出去。他看了一眼资料袋上的拉链，那把锁。拉链是黄色的，锁是黑色的。他刚才还觉得很难看。而此刻，他对它们满怀感激之情。金圣叹的一句话跳了出来：“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这么想着，他已经掏出了打火机，手指一抖，火苗一下子蹿了起来，差点烧着他的眉毛。他草草地向后翻着，突然又看到了一段文字。原来，那是郜扶根据上面的“三字经”撰写的程会贤将军小传：

程会贤，1899年1月11日生于济州本草程楼村。1923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1926年应蒋介石之邀赴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1929年回南京，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技正（相当于工程师）。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济州行营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1940年任济州市长。1941年10月1日，日军进攻济州，时任市长的程会贤进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商量抵抗事宜。1942年任济州市军政长官。1944年4月17日，日军调集六万余人再次入侵济州，因寡不敌众，程会贤不得不率部转移。1945年日军投降后，程会贤回到济州，兼任济州大学校长，为期一年零三个月。1947年首次赴台湾，随台湾省军政长官陈仪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政权。1947年底回济。1948年解放军接管济州，程会贤率部弃城南下，后栖身于广西桂林明月寺。1949年去台湾，曾出任台湾“中央文化书院”市政系主任。1962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考察。1970年后，历任华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央文化书院”市政研究所副所长、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1992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3岁。

这段文字后面，就是郜扶修改过的版本：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一方人，水土连。同根生，不相煎。

本草程，晋人后。明万历，大槐树。

拴着手，拉着走。骑着驴，牵着狗。

到本草，兄弟俩。程楼村，长兄家。

代代传，皆友善。迄作辈，整十三。

程作庸，好人缘。会问切，善诊断。

娶娇妻，戊戌年。人贤惠，美名传。

育德街，风尚好。邻里间，皆礼貌。

你让梨，我让桃。父子亲，妯娌孝。

冬月里，会贤生。垂肩耳，印堂明。

过三岁，礼仪行。读四书，读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