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张票，一张也没有浪费。

没错，这次讲座，只印了七十二张票。这当然是程先生的要求。进场之前，应物兄已经听到了人们对这个数字的不同解释。一种解释是，程先生给在场的七十二人讲课，是要用这种方式说明，他就是当代孔子。另一种解释与此相反。有人数了一下，加上程先生，才是七十二人，也就是说，七十二人中也包括程先生自己，程先生其实是向孔子执弟子之礼。吴镇认为，程先生这样做，是以身作则，阐明中庸之要义。

葛道宏听到了这些议论，悄悄问道：“应物兄，你怎么看?”

应物兄回答说：“人们常说，微言大义。程先生无须微言，只用一个数字，就让听众置身于儒家文化的仪式当中了。”

葛道宏说：“我也是这么看的。”

栾庭玉说：“这就叫举重若轻。治大国若烹小鲜。”

他们提前十分钟进场，台上有人正调试麦克风。葛道宏和栾庭玉都认为，这个讲堂不怎么样，四处漏风，麦克风的保真效果也不好，还有杂音，嗤嗤啦啦的，丢人啊，总之与巴别不能比，总之对不起程先生。在中国所有高校的学生中，北大学生是最爱母校的，不能听见别人说它不好。栾庭玉虽然只读过北大法学院的在职硕士，但也继承了这个传统。现在听葛道宏这么一说，就笑着回应道：“北大嘛，北大嘛，谁也不尿。”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可以不尿克林顿，但不能不尿程先生啊。细节问题确实应该抓一下。”又问，“道宏兄，要是把你弄到北大校长的位置上，你觉得——”

葛道宏说：“别的不敢吹，至少要让它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

正说着，程先生在北大校长陪同下，从前门进来了。北大校长让程先生在前面走。程先生伸手，示意校长先走。校长看见程先生伸手，立即握住了程先生的手，并且迅速把脸朝向了一丛镜头。在简短的寒暄中，程先生特意提到了林中那些灰喜鹊。不过，程先生把灰喜鹊看成了寒鸦。

程先生说：“富家之屋，乌所集也。寒鸦翔集，让人顿生欢喜之心。”

北大校长说：“生态环境嘛，我们一直在抓的。”

程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儒教与中国的“另一种现代性”》。这虽是他多次讲过的话题，儒学界对此已有很多共识，但人们听起来还是很新鲜。因为它们是从程先生嘴里说出来的，而且是在北大最重要的讲台上说出来的，所以还是引起了很大反响。程先生说，经过海内外儒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已经从冷战时期的红色中国，被重新定义为儒教中国。现在，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七种文明的划分，还是贝克的“当代文化空间分布的构型假说”，都认为儒教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标签。随着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中国对其自身价值的抒发成为可能，也成为必须。中国，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即举世瞩目的“中央之国”。

栾庭玉说：“我听得血脉贲张。”

栾庭玉又对他和葛道宏说：“我很自豪。我希望你们也是。”

血脉贲张的人，自豪的人，多了去了。他瞥见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人，一边听演讲一边往嘴里塞着药丸。应该是预防高血压或者冠心病的药丸。他们显然事先就预料到自己会激动不已，所以才做了防备。关于什么叫中国崛起，程先生在说出了一些数据之后，举了个小例子。让他吃惊的是，程先生说的就是《体味》中那个例子。程先生说，几十年前，当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狗一看见他就要狂吠不已，好像要吃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没有西方人那种强烈的体味，使狗鼻子感到了陌生，好像中国人不属于人类。现在不同了，美国狗一看到中国人，立即摇头摆尾，因为中国人现在有钱了，舍得扔骨头给它们吃了。连狗的玩具，拴狗的链子，狗吃的罐头，都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的。中国人要是从这个市场上退出，那些狗都得饿死，饿不死也会变成疯狗，不疯也会得病。

程先生问道：“什么病?”

程先生自己回答了：“气结，郁思，离梦！也就是depression！忧郁症！”

程先生以包饺子为例，讲到中国的现代性与美国的现代性的不同。他说，哈佛的一个神学教授，特别喜欢吃中国饺子。吃过几次之后，就尝试着学习包饺子，面多少，水多少，问得清清楚楚。他就告诉神学教授，其实主要是凭经验，面硬了就加点水，软了就加点面。那个教授不乐意了，说，刚才说要加面，怎么又要加水了?因为经验不足，神学教授的面团越来越大，很生气。

程先生说：“别生气，吃不完了可以放进冰柜，下次再吃。”

神学教授说：“中国人做事，处理的都是变量，不是定量。没有价值观。”

程先生说：“这就对了，我们处理的就是变量嘛。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道，就是价值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怎么能说没有价值观呢?”

接下来是关于饺子馅的，神学教授问什么可以做馅。

程先生说：“什么都可以。”

神学教授又生气了：“什么都可以?icecream可以吗?”

程先生说：“我只好说no，no，no！但那位朋友说，既然什么都可以，那么icecream当然也可以，钢镚儿也可以。如果狗肉也可以，那么人肉为什么不可以?”

他听见栾庭玉对葛道宏说：“这就叫鸡同鸭讲。”

葛道宏说：“先生脾气不错，很耐心。好。”

程先生接下来说，神学教授有一句话说得对，就是中国人处理的是变量，而西方人处理的是定量。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不会变化的。如果有变化，那就是从原来的价值观上大幅度下滑，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

程先生又讲到，他的几个学生参加了阿富汗战争。那是在1998年。对美国人来说，那是伪善的一年，在东欧剧变之后，在恐怖主义来临之前，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办公桌上搞了实习生莱温斯基，办公桌上就放着他宣誓就职时手按的《圣经》。虽然《圣经》中明白无误地讲了，看到一个妇人就想贪恋她的，就已经在心里奸淫了她，但克林顿总统却认为，“fellatio”不算性行为。

程先生说，这一年，他的几个学生到阿富汗作战的时候，身上都带着《圣经》。但是在阿富汗，美军当中却发生了大量无意义的破坏行为，那些行为并非出于战术的必要，而是因为他们失掉了价值的基准。他们变成了野蛮人。在他们身上，上边盘旋着虚无主义的情绪，下边盘踞着野蛮人的本能。程先生说，他们攻击中国人都是二元论者，好与坏，敌与友，善与恶，连市场经济也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但他们，才是真正的二元论者。这种二元论思想，甚至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典籍的认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著名汉学家，翻译老子的《道德经》。第一句就弄错了，先不说翻译得好坏，断句就断错了。程先生说：“‘道可道，非常道’，硬是断成了‘道可，道非，常道’。”

台下大笑。但程先生没笑。

“‘名可名，非常名’，硬是断成了‘名可，名非，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