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确定？”我问他。

“百分之百确定。他们根本没资格站在台上，应该朝他们屁股来一脚！但阿黛尔已经去世了！”

他从哪里知道雨果的女儿？我从来没见过他读书。

他毫不犹豫地答出每个问题：“蒙古国的首都？太简单了！乌兰巴托。”

“加里·库珀在哪部电影里扮演了林克·琼斯？很显然是《西部人》，1958年的电影。是不是把我们当傻子了！”

“海星？当然是海里的星星啊，可怜的蠢货！所有人都知道的啊！”

当我关掉收音机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切断了我的皇帝的意识。仿佛只有这个看不见的主持人发出的声音和观众审慎的尖叫声，让他和这个世界维持着联系。

“游戏结束了，”他说道，“正经事要开始了。”

他想说什么？

我得去学校了，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留给句号和他那个残暴的对手。

我关上门。

刚从约瑟芬娜家回来，我就把帽子还有我母亲的画一同给了亚历山大。看见帽子修补好了，他并没有太多的惊喜，只不过简单地把它戴到了头上，他看着那幅画沉默了很久，然后把它小心翼翼地收进了书包里。

“我会一辈子收好它。”他说，“你妈妈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你很幸运，只有艺术家才会让东西变成永恒的。”

接下来的一路他都没有再说话，我觉得他的心脏仿佛要爆炸了。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一直陪我到家门口。每次我们一分开，我就万分想要问他帽子上那两个字母“r.r.”是什么意思，但我担心这样显得冒犯，也害怕他的拒绝。

有一天，我邀请他进我们家。

“有人在等我。”他说道，后退几步，慢慢走开了。

我觉得他住在自己的秘密里，仿佛在监狱里一样。我想他会决定在合适的时刻分享他的故事，但这个时刻或许永远不会到来。

母亲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却经常随意地把她的笔记本放在什么地方。有天晚上，我发现那上面其中一页画着我从未见过的图案——各种各样的昆虫。只不过还是零散的线条，一些速写，但就像母亲每次对一个主题感兴趣的时候一样，她已经画了很多。

我问她。她说在某个晚上，她看见了亚历山大，是他那顶与众不同的帽子让她认出了他。和我一样，她也偷偷跟在他身后。母亲被他古怪而充满耐心的举动吸引了，她觉得感动，亚历山大在保护那些人们平时走在路上都不会注意的小虫子，她什么也做不了，唯独只能用刚买来的画笔将它们画下来。

她听见了，那是亚历山大对豆虫、天牛，或是甲壳虫绵延不绝的细小而响亮的回应。

“他和他保护的那些昆虫一样脆弱。”她对我说。

“诗意无处不在，”她又说道，“甚至在尘埃之中。”

母亲说得对。这种诗意或许也存在于拿破仑黑夜的出走之中。这些出走的旅途如此难以捉摸，又如此荒诞离奇，父亲和我都投入这场追逐之中，有些时候我甚至怀疑它们真的发生过吗。除了亚历山大，无论谁都会拒绝相信这样的说辞，只会对此横加嘲笑，或是完全不加理会。他如此迫不及待地想听到它们，带着热烈的激情，我的祖父仿佛成了一个让人无法忘怀的史诗英雄。

“你讲得太好了。拿个弹珠吧，啊，拿两个吧！”

春天到来时，电话总是在夜里响起。我习惯了这种呼唤，也能感觉到它们的到来。我穿着衣服睡觉。随后而来的是父亲匆忙的步伐。他出现在我的房间里，脸上带着忧伤。

“走吧。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

拳击馆、国道边的驿站、荒凉的服务站、夜间快餐店，拿破仑都去过。要么是在车站发现他的司机打来电话，要么是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拿破仑睡觉的卡车的司机、收费站的员工，还有在自己的母牛身上发现他的农夫、巴黎尽头拳击馆的教练、在候车厅发现他的车站站长，甚至是火车检票员打来的，说祖父拉响了警报。他是如何在轮椅上走过了这么多的路？无人知晓。拿破仑总是不认得我们，有天晚上，他还把我父亲认作以前的教练——乔·拉格朗日。

“乔，我的手套丢了！”他看着自己瘦骨嶙峋的拳头说道。

其他时候，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拿破仑在半夜喊有人绑架，引来注意，父亲不得不跟一群见义勇为的夜猫子（卡车司机、自行车骑行者、地狱天使飙车族，还有浑身汗臭的篮球队）解释，而大家只不过是借着这些没完没了的口角解闷。

“我跟你说了这是我父亲！”父亲在捍卫自己。

“根本不是，”拿破仑喊道，“这根本不是我儿子。你搞错了，所有人都搞错了。”

“我跟你们说这不是我儿子！”这句让人绝望的话穿过整个停车场，穿透了黑夜。

只要摆脱了那些都站在拿破仑一边的人群，我们就要一起努力让他平静下来，带他上车，然后他在前几公里仍然骂骂咧咧，随后就睡着了。他在车座上缩成一团，看起来那么弱小。

有时候，拿破仑会突然坐好，仿佛刚从一个深沉的梦中醒来，他问我：“小家伙，我在做什么？”

“我的陛下，你刚刚神游了一番……你是一条了不起的梭鱼。”

“梭鱼！”他又哼起了克劳德·弗朗索瓦的歌。

他抬起下巴指了指我父亲。

“nivenkospererozio!Ĉu?（我们耗尽他的精力！对不对？）”

“mitutcertas,imperiistomia!（没错，我的陛下！）”

“他说什么？”父亲问道。

“没什么，他说很高兴你在这里。”

后来，父亲难得地一个多礼拜什么事情也没做，唯独绕着拿破仑转。我害怕在半夜响起的电话铃声，但还是等待着它们，仿佛在等待征途的召唤。

有时候我们会在国道旁停下车，走进那些深夜还开着的肮脏小馆喝一杯咖啡，或者是问路。在这些显得不真实的地方，他终于跟我吐露了内心的疑惑。

“好几次我都在想……拳击和拿破仑……我有些怀疑……”

是的，这些想法也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但我总是像亵渎一般把它们抛开了。虽然有成摞的照片，但那上面只是一个打拳击的少年。那个少年看起来和我认识的这位老人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他用化名在打拳击，好比洛奇，而我们家的姓氏——幸福，从未出现在任何一份文件上。

要如何确定拿破仑的帝国到底是不是一个用谎言和纸张糊起来的巨大金字塔？

要问谁呢？约瑟芬娜？她从来没有看过他打拳击，根本并不比我们知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