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珠转动了一下。
“不，我是认真的。这是我祖母给我讲的故事。”
“海的故事。”
“故事里有一位年轻的冒险家，一座荒岛，还有一大笔金银财宝……”
伯爵不情愿地往枕头上一靠，示意她接着往下说。
安娜讲道，从前有位富商，他有自己的船队，还有三个儿子。年纪最小的儿子长得很矮。有一年春天，富商给两位年长的儿子一人一条船，船上满载着各种皮毛、地毯和细麻布，并且让他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去寻找新的贸易对象，拓展新的贸易疆域。这时最小的儿子就问，他的船在哪儿呢？富商和两个大儿子闻言哈哈笑了起来。后来，富商给了他这个小儿子一只摇摇欲坠的小破船，船上的风帆也破破烂烂的，水手呢，是帮连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头，而压舱之物只有几个空麻袋。年轻人问父亲他该往哪个方向航行。富商回答说，他应该一直航行下去，直到抵达那个太阳在十二月永不下落的地方。
于是，小儿子和他那些老弱病残的水手一起向南航去。在大海上航行了九个月后，他们抵达一片太阳在十二月永不下落的大陆。他们在那里下船，登上了一座岛屿。岛屿上有山，山上似乎铺满了皑皑的白雪。他们后来才发现，那漫山遍野铺的不是雪，而是盐。他的家乡盐产也非常丰富。在那里，家庭主妇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盐从她们的肩膀上抛过去以求得好运。尽管如此，小儿子还是吩咐船员们把船里的麻袋都拿出来，一只只全装满了盐，纵然没别的用途，也可以用作船里的压舱之物。
接下来的航行更轻松，也更快。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王国。国王在他的宫殿里接待了富商的儿子，并问他带来了哪些可供贸易之物。年轻人回答说，他带来了一整船的盐。国王说，他从来没听说过盐是什么东西，然后便祝他好运，想把他打发走。可年轻人却毫不气馁，他到国王的厨房里参观了一趟，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往羊肉上、汤里、番茄上，还有乳酪蛋糕上都撒了些盐。
那天晚上，所有的食物味道都好得出奇。国王惊讶极了。羊肉更好吃了，汤更好喝了，番茄也更美味了，甚至连乳酪蛋糕也变得更加好吃了。国王把他的厨师叫了过去，兴致勃勃地问他们又学到了什么新的手艺。厨师们也摸不着头脑，只得老老实实地答道，他们做菜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那位从大海中来的陌生年轻人今晚到他们的厨房参观过一次。
次日下午，富商的儿子便驾着船启程返航了。船上原来装着的盐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袋袋黄金。
“这是你祖母给你讲的？”
“是她讲的。”
“这故事很不错。”
“对，是很不错。”
“可它也不能开脱你说谎的过错。”
“我也觉得不能。”
结盟
五点四十五分，伯爵手下的五名侍者已在各自的岗位上站好，而他也开始了每晚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巡视。他从餐厅西北角开始，对二十张桌子逐一进行检查，以确保每张桌上的每个餐具、每个盐瓶、每只花瓶都摆在了恰当的位置。
四号桌的一把餐刀被重新摆到和叉子平行的位置；五号桌的一只水杯从十二点的方向被挪到一点的方向；六号桌上一只留有口红印的酒杯被换走；七号桌上一把残留着肥皂印的勺子被重新擦拭了一遍，直到勺子表面可以清晰地反射出餐厅的倒影。
看到这一幕，你也许会想，当年拿破仑之所以在黎明到来之前巡视士兵队伍，仔细地检查他们的子弹装备，甚至军装等，是因为经验告诉他，战场上的胜利需要从擦亮士兵脚上穿的靴子做起。
但拿破仑许多伟大的战役通常只持续了短短一天，而且都是毕其功于一役。
所以，拿戈尔斯基与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团来打个比方也许更恰当。在充分分析并领会了作曲家的意图之后，戈尔斯基会与乐团指挥紧密合作，对舞蹈演员进行培训，对服装设计和舞台布景予以监督，然后在战役打响前几分钟，也同样要对他的部队进行一番检阅。但是等舞台上幕布一落，观众一散，这里却没有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庆功游行。因为不出二十四小时，他手下的芭蕾舞演员、音乐家和技术人员又将重新集合起来，以同样完美的标准将同样的节目重新表演一次。而这正是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生活。这是一场对精确度要求极高的战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夜都会发生，虽然它常常给人一种毫不费力的错觉。
到了五点五十五分，在确保餐厅的一切都已就绪之后，伯爵便会把注意力，也许是飞快地，转移到埃米尔的厨房来。从厨房门上那扇小小的圆形窗口望过去，伯爵能看见主厨的助手们都穿着新近漂洗过的制服，一个个已就位。他还能看见，火炉上正煨着调味酱汁，用于添加的配菜也已准备好，随时可以摆到盘子上端出去。那位众所周知脾气暴躁的主厨怎么样了呢？还有几分钟博亚尔斯基餐厅就要开门迎客，他是不是还在对他手下的员工、他的顾客以及他所有的伙伴满腹牢骚呢？
事实上，埃米尔·茹科夫斯基的每一天都开始于最灰暗的悲观情绪。从掀起被子往外看的第一眼开始，不管看到的是什么，他都会皱眉，因为他知道，肯定又发生了一件冷酷而丑陋的事。读罢早报，里面的消息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和担忧。到了十一点，他会站在路边，等着搭乘拥挤的电车，然后一边不住地念叨“这是什么世道”，一边任电车一路摇晃地把他载到酒店。
随着新的一天逐渐展开，埃米尔的悲观情绪才会逐渐被另一种情绪替代：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被毁掉了。大约从中午开始，他一走进厨房，到他那些铜锅面前，他才觉得眼前的事物开始变得明亮起来。它们挂在一只只钩子上，因在昨晚被精心擦洗过而闪闪发亮，仿佛向人们暗示着一种无可辩驳的可能性。他走进冷冻室，把半只冻羊扛在肩上，然后走出来往肉案上一卸，发出“咚”的动听声响。在这一瞬，他的世界顿时增亮了一百流明都不止。就这样，到了下午三点，当埃米尔听到切根菜的声音，闻到煎大蒜发出的香味，他也许会略微承认，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令人慰藉之处。然后就到五点半了，假如这时一切都已就绪，他可能会允许自己品一品做菜时用的红酒，虽然只是为了把瓶子里剩的那点酒清理掉；“勤俭节约，吃穿不缺”嘛；“不借债，也不放债”。到了六点二十五分左右，当第一份菜单被送进厨房，埃米尔心灵深处那从清晨开始的黑色幽默基调便转变成了乐观和自信。
那么，六点差五分时，当伯爵透过窗户往里看的时候，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埃米尔正将勺子伸进一碗巧克力奶油甜点里，然后抽出来把它舔了个干净。经过了这一确认，伯爵便转过身，冲安德烈点了点头。只见餐厅主管将门闩一推，便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大门打开了，伯爵则已经站到了他的岗位上（一号桌和二号桌之间），做好了准备。
到晚上九点时，伯爵将餐厅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今晚第一轮订座的客人已经顺利离开。菜单上得非常及时，点菜也按部就班。有四份羊肉差点煮过头，最后因为发现及时而得以幸免；总共开了不少于五瓶拉图尔葡萄酒；两位政治局成员被分别安排到两张规格完全相同的餐桌，而且，给他们提供的服务规格也完全一致。安德烈刚把运输部的政治委员领到了餐厅另一边的桌子，好让后者离坐在这边的美国记者远一点。这时他突然苦着脸冲伯爵做了个手势。
“怎么啦？”伯爵走到主管身边问道。
“我刚接到通知，黄厅会有一个私人聚会。”
“多大的聚会？”
“他们没说，只说是个小型聚会。”
“那可以让瓦先科去。我替他照看五号桌和六号桌。七号桌和八号桌马克西姆可以替他看着。”
“可问题就在这儿。”安德烈说，“我们没法让瓦先科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指名要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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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厅的门前有个歌利亚般的大个子正笔挺地站在那里，即使大卫见了此人恐怕也要犹豫再三。伯爵径直走了过去，大个子却似乎对周围的情况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可紧接着，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看到了伯爵的情况下，他的身子突然往旁一侧，熟练地把门打开来。
大都会酒店的私人聚会的包房门前有大个子守门，伯爵对此并不觉得惊讶。他惊讶的是餐厅里面的布置：绝大多数家具都已被移到餐厅边上，正中央的巨大枝形吊灯下面只留着一张双人桌。一位身穿深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正独自坐在那里。
尽管桌边坐着的人比门卫的身材小得多，衣着也考究得多，伯爵却感觉此君于残忍和暴力并不陌生。他的脖颈和手腕与摔跤手一般粗，头发剪得很短，从而露出了左耳上方的一块疤痕。看样子从侧面劈他的人原本是想让他脑袋开花的。此刻，这人看上去很从容，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勺子。
“晚上好。”伯爵说着鞠了个躬。
“晚上好。”那人一边微笑着回答一边把勺子放回到桌上。
“我能给您拿点喝的吗？这样您可以边喝边等。”
“没别的人要来。”
“哦。”伯爵说完，打算把多出的另一套餐具拿走。
“这些你不用拿走。”
“对不起。可您刚才说您没有在等别的人。”
“我是没在等别人。我等的是你，亚历山大·伊里奇。”
两个人对视了片刻。
“来吧，”那人说，“请坐。”
伯爵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坐下。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以为伯爵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不知这位陌生人的来历，或者对他心怀恐惧。可其实，伯爵的考虑是出于礼数：他身上穿的是侍者的制服，就这么坐在桌子前似乎不合适。
“来吧，”陌生人友好地说，“你不会拒绝一位孤单的人邀你一同进餐吧。”
“当然不会。”伯爵答道。
尽管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伯爵还是没把餐巾铺在腿上。
轻轻的敲门声响过之后，大个子从外面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瓶酒，看都没看伯爵一眼地走到桌旁，让那位陌生人过目。
主人把身体往前倾了一倾，眯着眼睛审视着标签。
“很好，”他说，“谢谢你，弗拉基米尔。”
其实弗拉基米尔徒手也能把酒瓶盖拧开，但他还是从兜里掏出一把开瓶器，握在手里拧了拧，把瓶塞拔了出来。这一连串动作流畅得令人惊讶。接着，见主人冲他微微点了点头，他便把打开了的酒瓶放在桌上，然后退到了外面的走廊上。陌生人给自己倒了杯酒。然后，他举着酒瓶以四十五度角的位置停在桌子上方，望着伯爵，问道：
“你不陪我来一杯？”
“非常乐意。”
陌生人替伯爵把酒倒上，他们都举起杯子喝了一口。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陌生人把酒杯放回到桌上，说道，“圣·安德烈勋章获得者，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
“可我对您却一无所知。”
“这么说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只知道您是个能把博亚尔斯基的餐厅包下来独自进餐，而且在门外安排一位大个子为您站岗的人。”
陌生人笑了。
“很好，”说罢，他往椅背上一靠，“你还看出些什么来了？”
伯爵又仔细打量了这位东道主一番，他耸了耸肩。
“据我看，您应该四十岁左右，当过兵。我猜您当的是步兵，但战争结束时，您已经成了上校。”
“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上校？”
“作为绅士，判断出每个人的社会阶层难道不是他的应有之责吗？”
“好一个应有之责。”上校微笑着重复了一遍，仿佛非常欣赏这句话，“那你能猜出来我是哪儿的人吗？”
伯爵把手一挥，表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对瓦隆人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被别人误认为是法国人，尽管他们彼此相隔不过数英里，而且讲的是同样的语言。”
“我觉得你说得也对。”上校承认说，“不过，我对你的猜测能力还是很感兴趣。我保证，你猜错了我也不生气。”
伯爵又抿了一口酒，然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
“我几乎能肯定，你是东格鲁吉亚人。”
上校坐直了身体，一脸的喜不自禁。
“太棒了。难道我有口音？”
“从口音倒是听不出来。军队就跟大学一样，在那里，人的口音最容易变了。”
“那东格鲁吉亚是怎么猜出来的呢？”
伯爵冲着酒指了指。
“只有东格鲁吉亚人，才会在还没开始吃饭时就来一瓶卡斯泰利葡萄酒。”
“因为他们都是乡巴佬？”
“不，因为他们想念家乡。”
上校又笑了。
“你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这时又传来轻轻的敲门声，门开了，大个子推着一辆送餐车走了进来。
“啊，太好了。来了。”
见弗拉基米尔把车朝桌边推了过来，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作势要起身帮忙，可他的东道主却做了个手势，让他坐着别动。弗拉基米尔把圆餐罩揭开，从里面端出一只大浅盘子放在桌子正中间。放下之后，他便退出屋去，而上校则把刀叉拿了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啊，烤鸭。我听说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烤鸭是别处没的比的。”
“你听说的没错。尤其要记得尝几颗樱桃，还有鸭皮。”
上校给自己切了一份，包括樱桃和鸭皮，然后替伯爵也切了一份。
“的确美味！”吃完第一口，他便脱口而出。
伯爵低下头，代表埃米尔接受了这一赞美。
上校用叉子冲伯爵比画了一下。
“你的档案非常有意思，亚历山大·伊里奇。”
“我有档案？”
“对不起。原谅我糟糕的用词习惯。我想说的是，你的背景相当有意思。”
“哦，是啊。这么说吧，若要论丰富程度，生活对我还是相当慷慨的。”
上校笑了。接着，他开始用一种核对事实的口吻说道：
“你出生于列宁格勒。”
“我出生于圣彼得堡。”
“哦，对，当然了。是圣彼得堡。你年幼时父母便双双过世，是你的祖母把你抚养成人的。你先进了学园，后来又进了位于……圣彼得堡的帝国大学。”
“说得都对。”
“而且，你还去过很多地方，我猜。”
伯爵耸了耸肩膀。
“巴黎。伦敦。佛罗伦萨。”
“可一九一四年你最后一次离开这个国家时，去的是法国？”
“五月十六日动的身。”
“对。就是普洛诺夫中尉那件事过后几天。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拿枪打那家伙？他不是和你一样也是贵族吗？”
伯爵似乎有点吃惊。
“正因为他是贵族，我才开枪打他。”
上校笑了，又挥了挥手中的叉子。
“这我还真没想到。可是，没错，你的这种想法我们布尔什维克人绝对能理解。这么说来，革命爆发的时候，你人还在巴黎，可没多久你就设法回家了。”
“正是。”
“嗯，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急着赶回来：帮你的祖母逃到国外去。可把她出逃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你自己为什么选择留下呢？”
“为了这里的美食。”
“别，我是认真的。”
“因为我不想再过离开俄国客居异乡的日子。”
“可你也并没有和白匪一起拿起武器。”
“没有。”
“我觉得你并不像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
“但愿我不是。”
“那你为什么没参加那场战争呢？”
伯爵停了停，然后耸了耸肩。
“因为一九一四年离开俄国去巴黎时，我就发过誓，我永远不会再向任何一位俄国同胞开枪了。”
“你把布尔什维克人也视为你的同胞吗？”
“那当然。”
“你觉得他们算绅士吗？”
“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他们中间也还是有一些的。”
“我懂了。我从你的语气听出，你觉得我并不能算是个绅士。来，说说看，为什么？”
伯爵轻笑了几声，算是答复。他仿佛是在说，真正的绅士哪会问这样的问题。
“嘿，行了，”上校坚持说道，“你瞧，我们俩坐在一起，一边吃着博亚尔斯基的烤鸭，一边喝着格鲁吉亚的葡萄酒，这难道还不能表明我们已成了朋友吗？我真的很好奇，我身上究竟哪些地方让你觉得我算不上绅士呢？”
说罢，上校摆出一副鼓励的姿态，从桌子那边倾过身来，还帮伯爵把杯子的酒又给满上了。
“并非哪一件事，”过了片刻，伯爵才开口说，“是很多小细节综合在一起。”
“就像马赛克？”
“对。就好像马赛克。”
“那你给我举个例子，都有哪些细节呢？”
伯爵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把它放回桌上，杯子被摆在了一点的位置。
“作为主人，你用分菜的餐具给大家分菜是没有问题的。但真正的绅士肯定会先分菜给客人，然后才轮到他自己。”
上校刚吃了一口鸭子，听到伯爵举的第一个例子，他挥了挥手中的叉子，笑了。
“接着讲。”他说。
“绅士也绝不会手里拿着叉子冲别人比画，”伯爵说，“或者，在嘴里塞满食物时跟别人讲话。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同别人交谈之前，他会先自我介绍一下，尤其是在他对客人已经知之甚详的情况下。”
上校把手中的餐具放了下来。
“而且，我点的酒也是错的。”他微笑着补充了一句。
伯爵往空中伸出一只手指。
“那倒未必。每个人喜欢点什么酒，原因有很多，怀念家乡是其中最好的一个。”
“那好，让我来自我介绍吧：我是奥希普·伊万诺维奇·格列布尼科夫，前红军上校，现在是政府官员。童年在东格鲁吉亚度过，那时候一直梦想着来莫斯科，现在我三十九了，人也来到莫斯科，可又朝思暮想着回到东格鲁吉亚去。”
“很高兴认识你！”伯爵边说边从桌子那头把手伸了过来。二人握过手，又重新吃了起来。过了片刻，伯爵谨慎地问道：
“我能冒昧地问一个问题吗，奥希普·伊万诺维奇？作为党的政府官员，确切地说，您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这么说吧，我负责监控那些我们关注的人。”
“哦，如果是这样，我想，把他们软禁起来，不是更省事吗？”
“事实上，”格列布尼科夫纠正他说，“把他们放出来更省事。”
这一点伯爵倒是认可。
“我听说，”格列布尼科夫继续说道，“你似乎已经安于目前的境况了。”
“作为一个研读过历史的学生和努力生活在当世的人，我承认，我的确没花那么多时间去冥思苦想我的生活本该有多么不同，但我相信，被迫适应某种境况和安于某种境况还是有区别的。”
格列布尼科夫笑了一声，然后在桌上轻拍了一下。
“又来了。我就是因为你这一点才来找你的。”
伯爵也把手里的餐具放下来，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这位东道主。
“我们的国家，亚历山大·伊里奇，正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我们同英法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经快七年了。听说，和美国也快了。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我们扮演的一直都是‘西方国家的穷表弟’的角色。从思想到衣服，我们都对他们羡慕不已。而现在我们将要扮演的却是个完全不同的角色。用不了几年，我们出口的粮食和制造的钢铁将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也会超越他们。所以，我们离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应有位置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但必须听得懂，还要能讲。”
“你想学法语和英语。”
奥希普举起杯子，表示认同。
“是的，先生。可我不仅想学语言，还想了解说这些语言的人。我尤其想了解他们的特权阶层，因为掌权的全是那些人。我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心目中的道德规范都包括些什么；他们珍视的价值观都有哪些，鄙视的又有哪些。你可以说，这是为了培养外交技能吧。可像我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学习这种技能的时候……还是谨慎点好。”
“您觉得我该怎么帮您呢？”
“很简单。就在这个房间，每个月和我一起吃一顿饭。跟我讲英语和法语。跟我讲讲你对西方社会的印象和看法。而作为交换——”
格列布尼科夫故意把那句话拖得很长，他想暗示自己能帮伯爵的地方非但不少，而且相当多。
可伯爵把手一抬，打断了这段关于利益交换的谈话。
“只要您是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客人，奥希普·伊万诺维奇，我随时都可以为您效劳。”
苦艾酒
十二点十五分，伯爵刚走到夏里亚宾酒吧。这里平日安静得如教堂一般，甚至可以容人们在此祷告和反思，此时却传出一阵声响，这在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声响中有笑声，有各种混杂的语言，有小号声，还有交杯换盏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肆无忌惮的喧哗之声。
是什么带来了这种转变呢？在夏里亚宾，主要变化有三个。一是一种令人喘不过气的名为爵士乐的美国音乐又回来了。该音乐曾经因为其特有的颓废风格而遭到禁止，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人又开始支持它。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想好好研究一下什么思潮能成功地席卷全世界。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此刻，如泣如诉的尖啸声和低沉的砰砰声正不断地从酒吧最里面的小舞台上传来。
第二个新情况是外国记者的回归。革命爆发后，他们被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人直接赶出了国。可这帮记者一个个老奸巨猾。他们把打字机藏好，出国以后，立刻换上别的衣服，刚数到十，他们便又一个个溜到了俄国乡下。所以一九二八年，国际新闻办公室又重新开张了。它设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六层楼房的顶层。大楼的位置十分便利，正好位于克里姆林宫和秘密警察办公的大楼中间，而且刚好与大都会酒店隔街相对。因此，无论是哪天晚上，你都能在夏里亚宾酒吧里遇上十五六个国际记者协会的成员，他们缠着你，一聊就是好半天。而找不到听众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吧台前排成一排，像攀停在岩石上的海鸥一样，七嘴八舌地叫个没完。
紧接着，一九二九年又出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变化。那年四月，夏里亚宾酒吧突然来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名女招待，而且全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她们身穿黑色短裙，裙子下摆还不到膝盖。这些美丽动人的女孩在酒吧的顾客中间来回穿梭。她们苗条的身影，清脆的笑声，芬芳的香水味，为这里平添了一丝高雅的气息。如果说酒吧的记者更乐意说话而不是聆听，那么作为绝佳的共生对象，那些女招待则更愿意洗耳恭听，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当然，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工作有赖于此。因为她们每周都要去捷尔任斯基大街街角的那幢阴沉沉的小楼里做汇报。在小楼里头阴沉沉的小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阴沉沉的小个子。他会把姑娘们无意间听来的谈话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
那女招待的这项任务，有没有让记者们因担心自己随心所欲的言论被汇报上去就变得谨小慎微，或者缄口不言呢？
正好相反。外国记者团有个长期有效的赌局：他们中的任何人，只要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唤，便能获得十美元的奖励。为此，他们故意制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并把它们编进了谈话。一位美国人曾“一不留神”泄露了这样一条消息：在郊外某幢大别墅的后院里，一位心灰意冷的工程师根据凡尔纳小说里的规格和尺寸制造了一个大气球。另一位则接着说，有位不知名的生物学家正在用鸡和鸽子搞杂交试验，希望培育出早上能下蛋，晚上还能替人送信的鸟。总之，只要是在女招待们听得到的地方，他们就什么都说，甚至盼着自己说的那番话出现在她们的报告中，并被画上线。等报告交上去以后，它会砰的一声落在克里姆林宫的某张办公桌上。
来到夏里亚宾门口，伯爵便觉得今晚比平时还要热闹些。营造气氛的爵士乐队正在角落里忙活，以期跟上时不时爆发出来的笑声和鼓励声。伯爵从一片喧哗声中穿过去，来到酒吧不为人注意的另一头（这里，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立着一根条纹大理石柱）。过了片刻，奥德留斯倚靠在吧台上，身子朝伯爵倾过来说道：
“晚上好，罗斯托夫伯爵。”
“晚上好，奥德留斯。今晚这是在庆祝什么呢？”
调酒师把头转向其中一个美国人。
“莱昂斯先生今天被带到‘格别乌’的办公室了。”
“‘格别乌’！怎么会呢？”
“听说有人在佩尔洛夫茶馆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封莱昂斯先生写的亲笔信——信里有斯摩棱斯克周围军队的动向和火力部属的情报。可当‘格别乌’的人把信往桌上一摆，要求莱昂斯先生做出解释的时候，他却说，自己不过是把《战争与和平》中他最喜欢的那一段在纸上誊写了一遍。”
“哦，是的，”伯爵笑着说，“博罗季诺战役。”
“因为这一成就，他赢得了那笔赌注，这会儿正替在场的每个人买酒呢。但今晚，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伯爵在吧台上轻拍了两下。
“你这儿会不会碰巧有苦艾酒啊？”
奥德留斯闻言，抬了抬眉头。
这位调酒师太了解伯爵的喜好了。比如，他知道伯爵晚餐前总要喝一杯香槟或者干味美思酒来开胃；他还知道，晚饭过后，伯爵喜欢喝一杯白兰地；而当夜间平均温度降到4c以下时，他会改成喝威士忌或者葡萄酒。可苦艾酒？他们俩认识十年了，伯爵却从来没点过这种酒。事实上，伯爵从来都不喜欢像糖浆一般黏稠的利口酒，至于那种颜色发绿，据说喝了会使人发疯的酒，伯爵更不会沾了。
但颇具职业风范的奥德留斯除了动了动眉毛，并未有其他任何惊讶的表示。
“我想可能还有最后一瓶。”说完，他把墙上的一扇无缝门打开，然后钻进门里不见了。这个柜子是他用来存放那些更加昂贵或者行家私藏的烈酒。
在酒吧另一端的舞台上，爵士乐队正在演奏一首活泼的曲子。不可否认，第一次听到爵士乐的时候，伯爵并不觉得它有多么吸引人，毕竟他自幼只听那种情感细腻而幽微的音乐，越沉下心来越耐听，而且这些渐弱与渐强、快板与慢板结合的四段乐章是被极其巧妙而有艺术性地编排在一起，而不是被杂乱无章地塞进一个三十音节的曲子里。
可是……
可是，渐渐地他也喜欢上了别的艺术形式。爵士乐，它和那些美国来的记者一样，似乎天生就拥有一种社交能力。它有些任性，习惯将人们大脑里的第一反应和感觉表达出来，但它的表达方式通常是幽默和善意的。此外，它从哪儿来，将要去往何处，对这些问题它似乎毫不关心。不知何故，它身上兼具大师般的自信和学徒般的不谙世故。这样一门艺术居然不是起源于欧洲，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伯爵的遐想被酒瓶放在吧台上的声音打断了。
“罗贝特产的苦艾酒，”奥德留斯边说边把瓶子倾斜过来，让伯爵看清酒瓶上的标签，“里面恐怕只剩下一两盎司了。”
“好歹就是它了。”
调酒师把瓶里的酒全倒进了一只小高脚杯里。
“谢谢你，奥德留斯。请把这个记到我账上。”
“不必了。算莱昂斯先生请的。”
伯爵转身离开的时候，那位一直霸着钢琴不放的美国人弹起了一首节奏欢快的庆祝香蕉短缺的小曲。过了一会儿，所有记者都跟着唱了起来。换在别的晚上，伯爵或许会留下来看热闹，可今晚他还要参加自己的庆祝会。所以，他把那件极其珍贵的容器端在手里，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的人群，不让杯里的东西洒出一滴。
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二楼爬一边想，今晚，我们“三巨头”自己还要大肆庆祝一番呢。
其实，这个计划三年前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它始于安德烈一句沮丧的评论，却引起了埃米尔的响应。
“只可惜，那是不可能的。”主管叹了一声。
“是不可能。”主厨也摇了摇头，表示同意。
真的不可能吗？
需要的原料一共有十五种。其中六种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厨房常年都有供应。另外五种，只要季节一到，也很容易弄到；问题在于，尽管总的来说，如今物资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剩下那四种还是极其罕见的。
一开始时他们便一致同意，这件事要做就绝对不能凑合，既不能图省事，也不能用替代物。要么就来一整场交响乐，要么就干脆一个音符都不弹。所以，“三巨头”得格外耐心和谨慎。他们得去求人，跟人交换，与人商量或者串通，有必要的话，还得搞些欺骗。有三次，他们离实现梦想仅咫尺之遥，却都在最后一刻因为突然出现的意外事件（一次是出了个小意外，一次是模具出了问题，还有一次是被老鼠坏了事）而功亏一篑。
可从这周一开始时，所有的好运气似乎都凑到了一块。埃米尔的厨房里已备足了其中九样所需的原料；与此同时，本该被送到民族饭店去的整整四条黑线鳕和一篮子贻贝被阴差阳错地送到了大都会酒店。这样，第十和第十一种原料也一步到位了。“三巨头”马上聚在一起讨论了一番，最终决定：安德烈打电话找人帮忙，埃米尔去同别人交换物品，而伯爵呢，得去找一趟奥德留斯。这样，第十二、十三和十四种原料又都齐了。第十五种呢？那得到稀有奢侈品专卖店去才行，也就是说，得去那些为党内最高级别的干部提供服务的商店。伯爵向某位人脉颇广的女演员偷偷询问了一下。说来也怪，没过一会儿，一个没有署名的信封便从门底下被塞进了他的屋子。所有十五种原料都弄到手后，“三巨头”的耐心即将获得回报。不出一小时，他们便能重新体验到那繁复而精致的调味、绝妙的蒸馏，以及既浓郁又神秘的滋味，就像——
“同志，晚上好。”
一闻此声，伯爵的身体不禁僵住了。
他犹豫了片刻，才缓缓转过身来，只见大都会酒店的助理经理像壁龛里的幽灵一样冒了出来。
和棋盘上他的那位同行一样，大都会酒店的这位“主教”从来不走横线或者竖线，而是走斜线：沿着对角线从一个角走到另一个角，绕过盆栽植物，或者从门上的破洞里直接穿过去。你永远只会在视线外沿发现他，如果你真能发现他的话。
“晚上好。”伯爵答道。
才相互看了一眼，他们便怀疑起对方来。两人都满腹狐疑。“主教”把身体往右一斜，脸上露出一副闲得无聊的好奇表情。
“你这是在那儿干吗呢……”
“在哪儿干吗？”
“就是那儿，你背后。”
“我背后？”
伯爵把手慢慢地从背后挪到了身前，然后，他把手掌转过来竖直展开，表示手里并没有东西。“主教”那张笑脸向右上角抽搐了一下，微笑立刻变成了假笑。伯爵也同样朝他笑了笑，然后礼貌地点了点头，转身便要离开。
“去博亚尔斯基餐厅吗……”
伯爵停下脚步，又转过身来。
“是。说得对。是去博亚尔斯基餐厅。”
“不是已经打烊了吗……”
“是。我可能把笔落在埃米尔的办公室了。”
“啊。我们的大诗人把笔给丢了。现在它会在哪儿呢……嗯？假如厨房里没有，也许你该到你那件中国工艺品的蓝色宝塔里去找找。”“主教”脸上仍挂着假笑。他转过身，沿着走廊的对角线走远了。
伯爵一直等到“主教”从他的视线里消失，才急忙朝相反的方向走，嘴里同时喃喃自语：
“现在它会在哪儿呢？也许就在你那座蓝色的宝塔里……还挺幽默。他这么个连‘牛’与‘流’韵都不分的家伙，说话还吞吞吐吐的。”
自从“主教”被提拔后，他问别人话时似乎都会在句尾添上个省略号。可别人听了心里会怎么想呢……谁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就给谁一拳吗……这不是跟审问一样吗……他貌似是在提问，可他其实并不需要别人回答，因为他心里早就已经拿定了主意。
当然。
伯爵径直走进博亚尔斯基餐厅，安德烈特意没锁。他穿过空荡荡的大厅，推开那张双开弹簧门来到厨房。只见主厨正在厨案前将结球茴香切成细片，旁边的四根芹菜像斯巴达勇士一样整齐地排成一行，仿佛准备慷慨赴死。芹菜旁边是已经切好的黑线鳕肉片，还有一篮贻贝。炉子上搁着一只大铜锅，正像轮船一样突突地往外冒着蒸汽，让屋里人误以为自己正置身于大海之上。
埃米尔从茴香上抬起目光，和伯爵对视了一眼，他笑了。从这短短的一瞬，伯爵便看出主厨今天心情不错。下午两点，他就有了“毕竟我们还有些东西尚未失去”的感觉，而到了午夜十二点半，他更加坚信，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未来必是一片光明；他也毫不怀疑，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一颗善良而慷慨的心。说到底，无论什么事，终归会有最好的结果。
主厨顾不上跟伯爵打招呼。手里的刀没有丝毫停顿，他只是把头歪一歪，冲着旁边的小桌子示意。小桌子是他从办公室搬到厨房来的，正耐心地等人来收拾。
然而做事情需讲个轻重缓急。
伯爵小心翼翼地把那只小高脚酒杯从他的后裤兜里取出来，轻轻地放在了案台上。
“啊！”主厨边说边在围裙上揩了揩手。
“这么多够了吗？”
“意思意思就行。这个只是点缀。一种影射。只要是真货，那就应该足够了。”
埃米尔把小指在苦艾酒里蘸了蘸，然后伸到嘴里舔了舔。
“好极了。”他说。
伯爵从存放桌布的柜子里挑了一张合适的，啪的一声在桌子上方抖开，再让它缓缓落到桌面上。在他铺桌布的同时，主厨吹起了口哨。伯爵一听便笑了，因为他听得出，那正是昨晚他在夏里亚宾酒吧听到的那首歌。这时候，通往后面楼梯的门开了，安德烈用胳膊兜着一堆橙子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橙子多得都快从他的臂弯里溢出来了。安德烈走到埃米尔旁边，弯下腰，让橙子滚落到案台上。
橙子顿时像一群发现监狱大门突然敞开的囚犯，一个个在桌上狂奔起来，唯恐失去逃跑的机会。安德烈赶紧伸出胳膊围成一个圈，把橙子挡在中间。可还是有只橙子主管没能够着，它一下蹿到了厨案的另一边，直奔那杯苦艾酒而去。埃米尔见势不妙，顿时停住手里的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猛跃一步，一把将酒杯抢在了手里。而那只橙子，似乎越来越自信，它先是跑到茴香的后面，接着从案台上跳下来，砰的一声砸在地板上，然后朝门口逃去。可就在这最后一刻，那扇把埃米尔的厨房与外部世界隔开来的门被人往里推开了。橙子一碰到门，便沿着地板朝着与刚才相反的方向滚了回去。与此同时，“主教”站在了门口。
“三巨头”僵住了。
“主教”朝西北方向走了两步，仔细打量着现场。
“晚上好，先生们，”他的语气颇为友善，“都这时候了，你们还在厨房里干什么呢……”
安德烈急中生智，伸手指了指厨案上的那堆食物。
“我们在盘点库存。”
“库存……”
“对。每季度都得盘点一次。”
“当然，”“主教”脸上挂着他那教士般的微笑答道，“谁命令你们搞季度盘点了……”
随着“主教”和餐厅主管之间的对话逐渐展开，伯爵注意到，厨房门刚打开时脸色惨白的埃米尔现在脸上已慢慢恢复了颜色。一开始，“主教”刚跨过门槛走进厨房时，埃米尔的双颊略微现出了粉红的颜色。当“主教”问“你们还在厨房里干什么呢”时，粉红色已变成了玫瑰红。而当他问“谁命令你们……”的时候，怒不可遏的主厨已气得连颈部和耳朵上都变成了紫色。他此刻的神情给人的感觉就是，谁敢在他的厨房里用这种语气质问他，谁就是在找死。
“谁的命令？”主厨说道。
“主教”的目光这才从安德烈转向了埃米尔。他显然被主厨身上判若两人的变化惊呆了。他似乎在颤抖。
“谁的命令？”主厨又重复了一遍。
忽然，埃米尔一把操起他那口砍肉刀，目光却一刻也没从“主教”身上离开过。
“谁的命令！”
说着，埃米尔朝前跨了一步，同时，他那只砍肉的手高举过头顶。一见此状，“主教”那张脸顿时变得跟黑线鳕一般煞白。接着只见厨房门转动了一下。“主教”已经跑得没影了。
安德烈和伯爵把目光从门口收回来，朝埃米尔看去。安德烈睁大着双眼，满脸惊讶，他伸手指了指埃米尔仍高高举在空中的手。原来，主厨刚才一怒之下操起的并不是他的砍肉刀，而是一根芹菜。那根芹菜上的小绿叶子此刻正在半空中瑟瑟发抖。“三巨头”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
凌晨一点，三位“同谋者”都已就座。他们面前的桌上只摆着一支蜡烛、一条面包、一束插在瓶里的玫瑰，还有三碗法式海产什烩。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才把各自的汤匙伸进面前那碗炖菜汤里。可埃米尔耍了个心眼。当安德烈和伯爵把各自的汤匙举到嘴边时，埃米尔的汤匙仍停留在他的碗的上方，因为他想好好观察两位朋友尝完第一口之后的反应。
伯爵知道有人在盯着自己。他索性把眼一闭，专心去体会那种滋味。
怎么形容它呢？
你首先得尝尝那汤。那是用鱼骨、茴香和西红柿煨出来的，带有浓郁的法国普罗旺斯的味道。然后，你还得品一品那鲜嫩的黑线鳕鱼片和韧劲十足的海生贻贝。这两样都是从渔人码头买来的。你也许还会有些吃惊，因为你能从那里头品到西班牙橙子特有的热情和奔放，以及只有在小酒馆才喝得到的苦艾酒的滋味。所有这些不同的感觉以某种方式汇聚并被编排在了一起，然后藏红花又为之增色。你仿佛看见，从希腊丘陵上收获的夏日精华，由骡子运到了雅典，然后被三桅小帆船载着横穿了整个地中海。换句话说，只要尝上一口，你就能立刻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法国的马赛港——那个满街都是水手、小偷和漂亮女人，到处充满着夏日的阳光、鲜活的语言和生命的地方。
伯爵睁开眼睛。
“好极了。”他说。
放下汤匙的安德烈优雅地合上双手，无声地鼓着掌，以示对主厨的钦佩。
主厨眉开眼笑地冲他的朋友们鞠了个躬，这才开始享用这道他们翘首以盼的美味。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三巨头”的每一位成员都吃了满满三大碗法式海产什烩，此外，他们还各喝了一瓶酒，并且轮流说起了心里话。
这几位老朋友都在谈些什么呢？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谈的！他们分别谈起了各自在圣彼得堡、明斯克和里昂的童年；谈起了他们各自的初恋和第二次恋爱；谈到了安德烈四岁的儿子和埃米尔已有四年历史的风湿性腰痛；谈到了往昔，也谈到了憧憬和美好。
埃米尔很少在这个时间还醒着，此刻却正处于一种前所未见的亢奋状态。听着大家讲起各自年轻时的故事，他笑得前仰后合，原本用来擦嘴的餐巾大部分时候都被他拿来擦笑出来的眼泪了。
那最为精彩的部分呢？是凌晨三点时，安德烈说起昔日他在“大帐篷”的往事。本来，他只是随口一提。
“嗯？什么？在什么地方？”
“你是说‘大帐篷’？”
对。就是杂技团。
安德烈由父亲一人带大。一直鳏居的父亲醉酒之后常常对他拳打脚踢。十六岁那年，安德烈离开家，加入了一个巡回演出的杂技团。也就是和这个班子一起，他于一九一三年来到莫斯科。后来，他与阿尔巴特街上的一位书商的女儿坠入了爱河，然后便同杂技团“分手”了。两个月后，他被博亚尔斯基餐厅雇用，从此当上了餐厅服务员。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
“你在杂技团都干了些什么？”伯爵问。
“演杂技，”埃米尔启发他说，“还是扮小丑？”
“驯狮子？”
“我玩杂耍。”
“不可能。”埃米尔说。
像是对他的话做出回应一般，餐厅主管从桌旁站起来。他从厨案上取来三只还没用的橙子。他手里握着水果，身体站得笔直。应该说，由于刚刚喝过酒，他的身体还略微倾斜着，像是十二点过两分的样子。他顿了顿，便将那几只球状物抛了起来。
老实说，伯爵和埃米尔对他们这位老朋友的话还有些不信。可等他真的开始耍起来，他们心里别提有多惊讶了：以前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呢。安德烈的那双手简直是上帝特意赋予他用来玩杂耍的。他的动作是那么灵巧，几个橙子在他手中就像在自行运动。更妙的是，它们动起来时就像一个个受到某种引力的星球，那股引力在推动它们向前运转，同时不至于让它们逃到外太空去。而站在这些星球面前的安德烈，似乎只是把它们从既定的运行轨道中摘出来，又重新放回去，让它们顺着自然的方向不断追逐。
安德烈手上的动作是那么轻盈，那么有节奏，一旁观看的人甚至差点被他催眠。但事实上，埃米尔和伯爵都没注意到，“太阳系”里不知什么时候又突然多了一个橙子。只见安德烈的双手优雅地上下翻飞，四个橙子便全被他抓在了手里。他弯下腰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回轮到伯爵和埃米尔鼓掌了。
“我敢肯定，你在杂技团扔的肯定不是橙子。”埃米尔说。
“不，”安德烈一边把橙子小心地放回到厨案，一边承认道，“我扔的是刀子。”
伯爵和埃米尔嘴边的“不信”还没说出口，安德烈便从抽屉里拿出了三把刀，即刻耍了起来。这回可不是什么行星了。它们就像一台穷凶极恶的机器的部件，在空中旋转着。蜡烛照在刀刃上，反射出点点寒光，使得那台机器的冷酷感变得愈加强烈。然后，就像它们被催动时那般猝不及防，几把刀的刀柄眨眼间又被安德烈稳稳地抓在了手里。
“啊，这玩意儿你也能同时玩四把？”伯爵带着揶揄的口吻说。
安德烈一言不发，走回装刀具的抽屉跟前；没等他把手伸进去，埃米尔便已站起身来。他脸上带着小男孩被街头魔术师迷住的神情，害羞地从人群中走上前，把他那把切肉刀递了过去。十五年以来，除了他自己，还从未有第二个人有幸碰过这把刀呢。安德烈冲埃米尔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把刀接了过去。待他将四把刀全都抛起来之后，埃米尔仰坐在椅子上，眼含热泪，目睹着他那把钝刀在空中轻盈地翻飞。他一定觉得，此时此刻，世界已经变得至善至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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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半，伯爵摇摇晃晃地爬上楼，侧身进了房间。他穿过壁橱，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抖到书架上，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他一边满意地感叹了一声，一边往椅子里坐了下去。这时，海伦娜正从墙上的画像里，面带温柔地冲他默契地微笑着。
“是，是，”他承认说，“回来得是晚了点，我是有点醉了。可事出有因，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像是为了强调自己刚才说的话，伯爵从椅子里一跃而起，抓着衣服上的皱褶把他的夹克扯了过去。
“你看见这颗纽扣了吗？我想让你知道，它是我自己缝上去的。”说完，他坐回椅子里。伯爵端起白兰地喝了一口，沉思了起来。
“她说得太对了，你知道吗？我说的是玛丽娜。完全正确，绝对正确。”伯爵又叹息了一声，然后跟妹妹聊了起来。
他解释道，自从人类学会讲故事以来，死神都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降临的。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中，他总是悄无声息地摸进城来，要么栖身在旅馆的房间里，要么潜伏在小街僻巷中，或在集市上游荡。然后，就在故事的主人公从日常的繁忙中得到喘息之机时，死神就找上门来了。
伯爵承认，这样好是好，但有个事实却从来没人提过：生命之神与死神一样狡猾。他也可能会穿上带帽兜的斗篷，也可能摸进城去，潜伏在街边小巷，或是躲在小酒馆后面相机行事。
难道他不就是这样找上米什卡的吗？他不就是这样从书堆后面找到他，把他引出图书馆，然后在一个能俯瞰着涅瓦河的僻静之处牵住了他的手吗？
难道他不就是这样找到了家在里昂的安德烈，然后把他招到马戏团的大帐篷底下的吗？
伯爵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来。他想去拿白兰地的瓶子，可脚下一绊，撞在了书架上。
“对不起，先生。”
伯爵给自己倒了很少的酒，就一滴，甚至一口都不到，便跌落回椅子里。然后，他举着手指，在空中轻轻挥舞着，继续说：“公有财产全部集体化，海伦娜，富农被废除私有财产。很可能，这很有可能。甚至越来越有可能了。但这是历史的必然吗？”
“必然”二字刚一出口，伯爵便会意地笑了，不禁摇了摇头。
“让我跟你讲讲什么叫必然。生命之神迟早会找上尼娜，这才是必然。尽管她那股清醒冷静的劲儿和圣·奥古斯丁有的一比。可她太机警，也太活泼了，她几乎无法摆脱生命之神的手，然后独自走开。生命之神会跟着她上出租车，和她不期而遇，影响她的喜怒哀乐。为了达到目的，他会诉诸乞求、交换、勾结，有必要的话，还会使用包括欺骗在内的各种手段。”
“什么世道。”伯爵最后又叹了口气，然后在椅子里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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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他的视线尚有些模糊，头也还有点酸痛。伯爵给自己倒了第二杯咖啡，然后就在椅子里稳稳地坐着。他把身子侧向一边，伸手到他的夹克里去拿米什卡的信。
可信不在了。
伯爵清楚地记得，昨天从酒店大堂离开的时候，自己明明把信掖入了夹克的内口袋里。后来在玛丽娜的屋里补纽扣的时候，信都还在。
一定是在他把衣服挂在安娜家的椅背上时，信从衣兜里掉了出去，他想。喝罢咖啡，伯爵下楼来到311号房间。没想到，那里房门大开，屋里的柜子全都空了，连垃圾桶都是空的。
实际上，那封伯爵只读了一半的米什卡的来信并未遗落在安娜屋里。凌晨三点半，进屋之后，他把口袋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后来他又跌跌撞撞地去拿白兰地，结果那封信被他一碰，掉进了书柜和墙壁之间的缝隙，后来也一直留在了那里。
这也许倒是一个合理的结果。
因为，尽管米什卡在涅瓦大街的漫步，以及他那浪漫忧伤的诗句深深地打动了伯爵，可那些诗句并不是米什卡自己写的。它们是一九二三年马雅可夫斯基站在椅子上演讲时脱口朗诵出来的。米什卡引用那些诗句，其实与他和卡捷琳娜的第一次牵手没有关系。他之所以引用那些诗，以及给伯爵写那封信，是因为在四月十四日那天，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这位卓越的革命诗人，用一把道具手枪射穿了自己的心脏。
附
六月二十二日早晨，当伯爵正四处翻着口袋寻找米什卡的那封信时，尼娜·库利科娃和她的三位同志怀着满腔的干劲、兴奋感和使命感，登上了前往伊万诺沃的火车。
自一九二八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颁布以来，成千上万的同志不知疲倦地在城市中心赶建发电厂、钢铁厂和重型机器制造厂。随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的展开，生产粮食的地区能否跟上形势便变得至关重要。农业生产必须有大的飞跃才能满足城市对面包日益增长的需求。
为了给这一宏伟计划铺平道路，将多达一百万的富农流放到各个地区变得很必要。可这些被视为投机商和人民公敌的人恰好成了当地最能干的农民。而剩下的农户，他们用仇恨和怀疑的眼光看待新引入的农业方法与技术，哪怕很小的创新都会遭到他们的抗拒。同时，本该在新时代大显身手的拖拉机又供不应求。恶劣的天气使得这些困难雪上加霜。结果，农业生产陷入了崩溃。然而对农村地区来说，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是强制性的命令，于是，尽管农业歉收，但在枪口的威逼之下，缴纳粮食的配额和征购量依然有增无减。
一九三二年，在这些无法抵御的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旧俄罗斯境内的大多数农业省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仅在乌克兰就有数百万农民饿死。
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些都要等到不远的将来才会发生。当尼娜乘坐的火车终于抵达伊万诺沃的边远地区，跃入她眼帘的是田野上一望无际的小麦幼苗，它们被微风吹弯了腰。这美丽的风光令她陶醉，令她觉得，她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原文为法语：mondieu。
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科洛丰人伊德蒙的女儿，善织绣。
格别乌（ogpu）成立于1923年，它取代早前的“契卡”成为俄国秘密警察的中央机关。而1934年，格别乌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取代。到了1943年和195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又相继被国家安全部和克格勃取代。从表面上看这也许很混乱，但好在秘密警察与政治党派、艺术运动和时尚流派都不一样，后几个常常会被彻底地重新塑造，而秘密警察的风格和目的却永远万变不离其宗。——作者注
原文为法语：bravo，monsieur。
原文为德语：gutentag。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是10月25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前人民，特指俄国十月革命后失去地位和身份的贵族、军阀与官员。
在苏联最早期的数年中，布尔什维克人怎么能够容忍女演员家中有镀金的椅子和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梳妆台呢？他们又怎么能容忍这些物品同样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公寓里呢？很简单。他们在每件高档家具的底部都会钉上一块小铜牌，牌子上刻着数字。他们用这个数字来识别那些属于人民的巨额财产中的每一件物品。这样，一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豪华的红木大床上酣然入睡，因为他知道，那张床并不是他个人的；而且，尽管他公寓里摆的全是豪华贵重的古董家具，但他的真实财产比叫花子也多不了多少！——作者注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在神的帮助下捕获了飞马。
古希腊的一种七弦琴。
乌克兰东部城市。
光流强度的物理单位。
《圣经》故事里的一个巨人，他身形巨大，比牧羊人大卫更健硕高大，却被大卫杀死。
苦艾酒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被禁止酿造或在一般的酒类商店售卖，而仅限于医学用途，直到2000年左右才被欧盟解禁。这种酒私底下又被称为割耳酒。据传，美术大师凡·高生前很爱喝这种酒，尤其当他缺乏灵感时，他一定要去小酒馆喝这种酒。喝完后他便开始出现幻觉，并疯狂作画。有人说，他就是因喝下了这种酒才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是的，这张阴沉沉的桌子背后那位阴沉沉的小个子不仅要把女招待们收集到的信息都记录下来，而且还要保证她们愿意继续执行这项任务。他会不断提醒她们，这是对自己的祖国应尽的责任，以及若他要想让她们丢掉餐厅的工作，那真是太容易了。如果有必要，他还会做出一些更加不吉利的暗示。然而，我们还是先别急着谴责这个家伙。
因为他本人从没去过夏里亚宾酒吧，也不曾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用餐。他被分配的是一种间接体验到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他与各式各样的经历都保持着距离，并且他所有的感知都是二手的。他的生活里没有喇叭声，没有交杯换盏的声音，也没机会看见年轻女人裙子底下露出的膝盖。他就像是科学家的助手，他的全部任务就是把汇报人的原话记录下来，无须美化和发挥，然后把总结交给他的上司。
公平地说，他工作起来毫不懈怠，在他的部门里，人们甚至称他为“高人”。因为整个莫斯科都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写出他那样单调乏味的报告。几乎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他把那种不抒发己见，没有一句妙语、隐喻、明喻和类比（其本质就是想方设法地把语言中的诗意剔得干干净净）的文字完善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事实上，倘若那些被他尽心尽力记录在案的记者有机会一睹他的杰作，他们一定会向他脱帽致敬。他们会承认，只有他才真正把握住了“客观”的精髓。——作者注
位于莫斯科西部的一个村庄。1812年9月7日，拿破仑在这附近击败了保卫莫斯科的军队，但法军进占莫斯科后不久，又被迫撤退。
《是的！我们没香蕉了》是1922年的百老汇剧《干脆点》（imakeitsnappy/i）中的一首幽默歌曲。
原文为法语：magnifique。
原文为法语：piècederésistance。
原文为法语：excusez-moi，monsieur。
对众多和尼娜一样投身农村成为“生产突击队员”的有志青年来说，他们在农村的所见所闻让他们对党的忠诚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可在俄国绝大多数地区，乃至世界上别的地方，人们根本无从了解这场人为造成的灾祸。因为正如农民被禁止进城一样，城里的记者也被禁止到农村去；私人信件的投递已被中断；客运列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涂成了深色，人们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事实上，封锁这场危机的全部消息的努力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当乌克兰饿死上百万人的消息泄露出去之后，《纽约时报》驻俄国的首席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他也是夏里亚宾酒吧那帮记者的头儿之一）居然撰文表示，有关苏联爆发饥荒的谣言严重夸大了事实，而且它们很可能是鼓吹反苏的机构杜撰出来的。所以，外界也只能耸耸肩膀而已。而就在这场犯罪仍在持续之际，杜兰蒂被授予了普利策奖。——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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