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半，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屋檐上的雨水声惊醒。他睁着惺忪的睡眼，掀开身上的被子，从床上爬起来。他穿上睡袍，蹬上拖鞋之后，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只小罐子，舀出一勺咖啡豆放进研磨机，然后握着曲柄使劲摇起来。
尽管他正一圈一圈地摇得起劲，屋里仍笼罩在一片沉重的睡意中。无论是视觉还是知觉，形式还是方式，说过的话还是该做的事，所有这些在睡意投下的阴影跟前，统统落了下风，也显示出它们各自的脆弱。可当伯爵把研磨机上的小抽屉一打开，整个世界以及其中包含的一切顿时因为它而改变：那是连炼金术士都歆羡不已的刚磨好的咖啡粉发出的香味。
在那一刻，黑暗与光明，海水与陆地，天与地都分隔开来。树枝上挂起了果实，森林里有鸟兽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动物在忙碌，发出沙沙的声响。眼前，窗外的挡雨板上也有一只鸽子正耐心地拖着步子踱来踱去。
伯爵轻轻地把小抽屉从研磨机里拉出来，将里面的粉末倒进壶里（他头天夜里就已经精心备好了一壶水）。他点燃炉火，然后摇灭了火柴。趁着煮咖啡的工夫，他一连做了三十次下蹲，三十次伸展，外加三十次深呼吸。他从角落里的小橱柜里拿来一小壶奶油，两块英式饼干和一份水果（今天是一颗苹果）。然后，他给自己倒上一杯咖啡，开始享受起清晨的滋味来：
新鲜苹果的酸味。
热咖啡的苦味。
饼干里香甜的薄荷味和里头的黄油味。
所有这些味道加在一起是那么完美，以至于伯爵吃完之后，还想再摇一摇那曲柄，弄一颗苹果，取来些饼干，从头到尾地再回味一遍他的早餐。
可时间和机会从不等人。所以，倒掉咖啡壶里的残渣之后，伯爵又将盘子里的饼干屑拨到窗台上，给他那位身披羽毛的朋友吃。然后，他把小壶里剩下的奶油倒在一只碟子里，朝门口转过身去，打算把碟子放在走廊里。这时，他才看到地上有个信封。
这肯定是谁昨天夜里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
伯爵把碟子放在地上，给他那位独眼的朋友享用，然后把信封拾了起来。他立刻有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仿佛信封里装的根本不是信。信封背面印着深蓝色的酒店的名字，而它的正面，既没有收信人的名称，也无地址，只有一句话：“四点？”
伯爵坐在床上，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接着，他把水果刀的刀尖伸到信封折角下面，从这个角一直划到那个角，然后冲信封里定睛一看。
“我的天哪！”他说了一声。
阿拉喀涅的艺术
所谓历史学，就是舒舒服服地坐在高背椅里对某些重要的事件加以评点。占有时间之利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时常会以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指着地图上的河湾发号施令的架势，指着某个重要的日期说：就是这天。它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之后的一切都因它而发生了根本改变。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标志着俄国开始从一个十九世纪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二十世纪的工业强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这一天，尼古拉·布哈林，开国元勋，《真理报》的编辑，农民们最后一位真正的朋友，在同斯大林的较量中落了下风，并被赶出了政治局。这为专制有实无名的回归扫清了道路。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则是《刑法》第58条草拟出炉的那天。它编织的那张网终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吞噬。
还有五月七日，或者十二月六日，又或是某个早上八点或九点。
就是如此，他们说。就好像在歌剧舞台上，幕布已经掩上，杠子被拉了起来，一组布景被转移到屋梁上，与此同时，另一组布景下落到舞台上。片刻之后，幕布重新拉开，观众们会发现舞台已经从富丽堂皇的舞厅转换到了树木葱郁的河岸。
然而，莫斯科并未因那几天发生的事陷入混乱。因为当那一页日历被撕去时，人们卧室的窗户并不会立即闪烁起一百万只电灯的光辉！那天父的凝视也不会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书桌前，然后出现在每个人的睡梦里；那一百辆黑色囚车的司机也不会立刻拧动钥匙，发动车子，然后一阵风似的冲上阴暗的街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布哈林的失势，以及增补后的《刑法》允许对任何持异见人士进行逮捕，所有这些都只是苗头、征兆和铺垫。要完全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得等到十年之后。
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并没有那么多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相反，那些年就像万花筒一样转眼就过去了。
在那只万花筒的底部，随机排列着一些有色的玻璃片。在阳光照射下，由于镜面的相互反射以及对称的神奇魔力，当你眯着眼往里看时，会发现里面的图案是那么多姿多彩，错综复杂，它看上去像是谁精心设计的一般。可接着，随着你的手腕轻轻转动，玻璃片开始移动，并构成一个新的图案。这个图案有另一套对称的形状，另一套错综复杂的颜色，以及另一种设计诀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莫斯科就像一只万花筒。
大都会酒店也一样。
事实上，在一九三〇年春天，即使是莫斯科的老居民，他们从剧院广场穿过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大都会酒店与记忆中的样子有太大差别。
在台阶正前方，身穿大衣的看门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看上去和以往一样健壮（尽管碰上有雾的天气，到了下午他便会感觉到髋部不适）。旋转门的另一边，小伙子们仍是那么热情，他们戴着同样的蓝帽子，随时准备将宾客的行李箱搬上楼（尽管现在他们的主管换成了格里沙和根尼亚，而不再是帕夏和彼佳）。对所有人的行踪都了如指掌的瓦西里仍然主管着礼宾服务台；他的正对面则是随时准备拿起登记簿并给顾客递上一支签名笔的阿尔卡季。在经理办公室里，那张一尘不染的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仍是哈利茨基先生（尽管他那位带着牧师般微笑的新助理经常会为了一丁点违反酒店规章的事，就跑过来打断他的白日遐想）。
广场餐厅里汇聚着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人（至少是那些能搞到外汇的人），他们来这里喝咖啡，见朋友。而在宴会厅，昔日在此举行的集会已被国宴所代替，然而不变的是庄严肃穆的发言和姗姗来迟的宾客（只是不再有喜爱黄颜色的间谍躲在阳台后面朝里窥探了）。
那博亚尔斯基餐厅呢？
才两点，厨房里的人便已经忙得热火朝天了。年轻厨师们正围着木桌子紧张地切胡萝卜和洋葱，副主厨斯坦尼斯拉夫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熟练地给鸽子肉剔去骨头。主炉上，八个炉膛全生起了火，上面热着各种酱、汤和炖菜。糕点师傅看上去和他手中的面团一样，浑身沾满了面粉，他正要打开烤箱门，从里面抽出两盘烤好的奶油蛋卷来。而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是主厨埃米尔·茹科夫斯基，他手拎一把切菜刀，同时审视着每一位助手，指挥着每一道菜肴的制作。
如果说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厨房是一支交响乐队，那么埃米尔就是它的指挥，他的切菜刀则是那根指挥棒。那把刀，宽两英寸，从头到尾足有十英寸长。他总是刀不离手，刀即使不在他手上，也是在随时够得着的地方。尽管厨房里配有削皮刀、餐刀和切肉刀，可埃米尔却能用他那把十英寸长的菜刀完成需要其他刀才能解决的任务。他能用它剥兔子皮，削柠檬，甚至削葡萄皮，并且把葡萄切成四份。他还能用它翻煎饼，或者搅拌汤水，甚至还能用这把刀的刀尖来掂量一匙糖或少许盐的分量。然而对他来说，这把刀最重要的用途是用来比画。
“你，”他会挥着刀尖对调味汁厨师说，“你不把那锅汁煮干不罢休是吧？你煮这锅东西打算干什么呢？是用来铺路，还是用来写路标啊？”
“你，”他会对厨案最远端那位做事一丝不苟的新学徒说，“你在那儿干吗？你切这点香菜的时间别人用来种香菜都够了。”
而在春天的最后一天，他用刀尖指着的人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那天，埃米尔原本在剔羊颈脊肉上的肥肉，突然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朝厨案对面望去。
“你！”他用手里的刀指着斯坦尼斯拉夫的鼻子说，“那是什么？”
这个身体瘦高的爱沙尼亚人，对他师傅的一招一式都做过精心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把目光从手中的鸽子肉上抬起来，看上去像被吓了一跳。
“哪个是什么，先生？”
“你吹的是什么调儿？”
说实在的，当时斯坦尼斯拉夫的脑子里的确响着一段旋律。那是昨晚他路过酒店的酒吧时听来的，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用口哨把它吹了出来。现在，面对眼前挥舞的刀尖，他却怎么也想不起那段旋律的名字。
“我说不准。”他坦承道。
“说不准？刚才吹口哨的是你，不是吗？”
“是我，先生。刚才应该是我在吹口哨。我敢向你保证，那只是段小曲而已。”
“只是段小曲？”
“一首很短的歌。”
“我知道小曲是什么意思！但谁给你资格在这里吹口哨？中央委员会派你担任小曲吹奏委员会的政委了吗？你胸前挂的是吹奏小曲得的勋章吗？”
埃米尔甚至不用往下看，便将手里的刀往厨案上一劈，羊排被剁成两半，仿佛同时把那段旋律从斯坦尼斯拉夫的记忆中永远地斩离了出去。接着，主厨又抬起他的刀，刀尖冲外，但还未等他开口，那扇把埃米尔的厨房和外面整个世界隔离开的大门被人推开了。是安德烈，他一贯准时，手里拿着本子，眼镜则架在头顶上。埃米尔像刚刚打过一场仗的强盗，把手里的刀插在腰间的围裙结后，期待地往门口看去。片刻之后，门果然又开了。
再轻轻转一下万花筒的底部，玻璃片就能翻出一个全新的图案。行李服务生的蓝帽子，这个小伙子戴完，又交给那个小伙子接着戴；金丝雀一样耀眼的贵族制服被搁到箱底藏了起来；红色的旅游指南标上了新建起的街道的名称；而从埃米尔那扇双开弹簧门外走进来的则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他的胳膊上搭着一件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制服。
一分钟后，埃米尔、安德烈和伯爵三人一起坐在俯瞰厨房的那间小办公室的桌子旁。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三巨头”每天两点一刻都会在这里碰面，决定这家餐厅的员工、顾客、鸡或是西红柿的命运。
安德烈宣布开会的习惯性动作是把他的老花镜往鼻尖上一搁，然后翻开他那个小本子。
“今晚没有人预约包间，”他开始说道，“但外面的每一张桌子都订满了，每桌都是两位客人。”
“啊，”埃米尔像一位酷爱以寡敌众的指挥官一样狞笑着说，“你总不至于催人家快点吃完吧，嗯？”
“当然不会，”伯爵说，“但我们会确保他们能尽快拿到菜单，并且尽快开始点菜。”
埃米尔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伯爵冲餐厅主管问道。
“没什么特殊的。”
安德烈将本子转了个个儿，让他的领班自己过目。
伯爵指着订座客人的名单逐个看了一遍。正如安德烈所言，没什么特殊的。运输委员会的委员最讨厌美国记者；德国大使又最讨厌运输委员会的委员；而没有人不讨厌“格别乌”的副局长。更棘手的是，第二轮订座的人当中有两位政治局成员，他们同时请客。这二人都刚刚进入政治局，所以即使不把餐厅里最好的桌子安排给他们问题也不大。关键在于，他们两位受到的待遇在任何方面都必须完全一致，甚至两张桌子的大小以及离厨房门的远近也必须一样。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让他们坐在餐厅正中花饰（今晚摆的是鸢尾花）的两侧，一边一桌。
“你觉得呢？”安德烈拿着笔问道。
伯爵把他的建议说了出来。正说着，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接着，斯坦尼斯拉夫端着一碗汤和一盘菜走了进来。
“你们好，先生们。”副主厨带着友好的微笑冲安德烈和伯爵说，“除了我们惯常的菜式外，今晚我们还有黄瓜汤和——”
“是，是，”埃米尔阴沉着脸说道，“知道了，知道了。”
尽管埃米尔挥着手让他出去，斯坦尼斯拉夫仍带着歉意地把碗和盘子放在了桌上。他一走，主厨便向他拿来的那些东西做了个手势。“除了我们惯常的菜式之外，今晚我们还有黄瓜汤和羊颈脊肉蘸红酒酱汁。”
桌上有三只茶杯。埃米尔把汤舀到其中的两只杯子里，给他的两位同事品尝。
“很好。”安德烈说。
埃米尔点了点头，然后冲伯爵转过身来，抬了抬眉毛。
去皮黄瓜熬成的浓汤，伯爵心想道。有酸奶，当然。少许的盐。小茴香放得没他想象中那么多。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东西同样能给人以夏天的感觉，只不过似乎味道更突出。
“薄荷？”他问道。
主厨脸上露出了甘拜下风的微笑。
“太棒啦，先生。”
“吃羊肉用的作料嘛。”伯爵赞赏地补了一句。
埃米尔再次点了点头，然后，他抽出插在腰间的菜刀，从羊架上利索地切下四片羊肉，各放了两片在他两位同事的盘子上。
羊肉外面用迷迭香和面包屑裹着，味道又香又嫩。主管和领班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赞叹。
如今，大都会酒店的酒窖里又能找到带标签的葡萄酒了。说起来，这还得感谢中央委员会的某位成员，因为在一九二七年，有一次他想替新上任的法国大使买一瓶波尔多却未能如愿（毕竟谁都知道，除了体积庞大，龙在暴怒时扭起脖子来跟小毒蛇没什么区别）。所以，安德烈朝伯爵转过身来，问他吃羊肉该喝什么酒。
“如果有钱的话，一八九九年的拉图堡葡萄酒。”
主厨和主管都点了点头。
“如果没那么多钱呢？”
伯爵想了想。
“那可能得喝罗纳山庄的了。”
“太棒啦。”安德烈说。
埃米尔又把刀拿了起来，他指着羊架上的剩余部分，郑重地对伯爵说：“告诉你手下的那帮小子，我做的羊肉从来都是三分熟，谁想吃七成熟的，让他到食堂吃去。”
伯爵表示理解并愿意照办。安德烈合上他的本子，埃米尔也把他的刀擦干净。当他们推开椅子打算起身时，伯爵却待在原地没动。
“先生们，”他说，“散会之前，我还有一件事。”
主厨和主管见到伯爵脸上的表情，把刚推出去的椅子又拉了回来。
伯爵透过窗户往厨房看了看，确定所有人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这才把那个从门下塞进他屋子的信封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来。他将信封里的东西往埃米尔那只没用过的茶杯里倾倒，泛着红色和金色光泽的细粉连成丝倾泻出来。
三个人沉默了片刻。
然后，埃米尔重新坐了下来。
“太棒啦！”他又称赞了一遍。
“我看看，可以吗？”安德烈问道。
“当然可以。”
安德烈拿起茶杯，先把它来回晃了晃，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瓷碟上，动作轻得几乎没发出任何声响。
“够了吗？”
全程盯着它从信封里倒出来的主厨根本无须看第二眼。
“绝对够了。”
“我们还有茴香吗？”
“储藏柜最里头还有几蔸。把外面的几层叶子扒掉，剩下的还能用。”
“橙子的事有回音了吗？”伯爵问。
主厨阴沉着脸，摇了摇头。
“我们需要多少？”安德烈问。
“两个。也可能是三个。”
“我想我知道哪儿能弄到。”
“今天就能弄到？”主厨问。
安德烈从他的马甲兜里掏出怀表，握在掌心里看了看。
“如果走运的话。”
这么短的时间里，安德烈上哪儿去弄三个这样的橙子呢？别的餐厅？只收硬通货的特殊商店？还是哪位官居高层的餐厅老主顾？好吧，既然如此，那么伯爵那一盎司半的藏红花粉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这样的问题从好几年前开始人们就不再问了。只要说一句，藏红花粉已经到手，橙子也唾手可得，就够了。
三位“密谋者”相互看了一眼，然后把椅子往后一推。安德烈把眼镜又架回到头顶，埃米尔转过身来对伯爵说：“你就尽可能快地把菜单递到他们手里，然后立刻帮他们点菜，做得到吧？”
“做得到。”
“那好，”主厨最后说道，“我们十二点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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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伯爵手上搭着白色制服从博亚尔斯基餐厅离开的时候，他的嘴角带着微笑，步子也格外轻快。事实上，他浑身都透着欣喜。
“你好，格里沙，”经过行李员身边，伯爵问候道（前者正抱着花瓶往楼梯上走，花瓶里插着一束两英尺高的卷丹）。
“您好。”他又对一位身穿淡紫色衬衣的年轻可爱的小姐说道（她正在等电梯）。
伯爵的心情这么好，肯定与温度计上的读数有关。在刚过去的三周里，气温升高了2.5c。大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进程被重新启动。而这些进程的高潮便是，黄瓜汤里有了薄荷的清香，电梯门旁有淡紫色的衬衫，大中午的有人送来两英尺高的卷丹。他的脚步如此轻快，还因为他下午与人有约，而且半夜要与另一个人幽会。可让他今天心情如此之好的最直接原因却是埃米尔给他的那两句“太棒啦”的称赞。这种事在过去四年中也就发生过一两回。
伯爵路过大堂时，邮件室新来的伙计从窗口里朝他挥了挥手，伯爵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对方，又同刚放下电话的瓦西里打了声招呼（他准是又替谁弄到了两张早已被抢购一空的演出门票）。
“下午好，我的朋友。我看你忙得很啊。”
瓦西里冲着大堂的方向用手比了一下，算是默认了。此刻的大堂人头攒动，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战前的那段鼎盛时期。可突然，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他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行李值班台上也传来了三阵铃声，还有一个人在大喊：“同志！同志！”
哦，同志，伯爵心想。好嘛，这个词可有些年头了。
伯爵年幼时生活在圣彼得堡，那时，人们还很少听到这个词。即使有人说，也是偷偷摸摸地，要么在工厂厂房的后面，要么在小酒馆的桌子底下。你偶尔也能在刚印刷出来但还堆在地下室等着晾干的传单上看到它。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它却成了俄语中最为常用的词语。
“同志”这个词可谓词义效率上的奇迹，它既可以用来问候，也可以用来将人划分派别。可用来祝贺，也可以用来警告。可用来号召行动，也可用来抗议。它还可以被用来在人来人往的豪华酒店大堂里吸引某个人的注意。正因为有了这一语义丰富的词，俄罗斯人终于能抛掉所有的繁文缛节、陈腐过时的头衔、无聊透顶的习惯用语，甚至他们的名字。区区一个词语便能称呼所有国人，无论男女老少，敌人还是朋友，你还能在欧洲别的地方看到这种事吗？
“同志！”有人又叫了一声，这次的口气显得更加急切。接着，他拽住了伯爵的衣袖。
伯爵吃了一惊。他转身一看，发现是邮件室窗口里那位新来的伙计。
“哦，你好啊。有什么事我能为你效劳的吗，年轻人？”
这位老兄听了伯爵的问话有些不解，他一直以为说这话的应该是自己才对。
“您有一封信。”他解释道。
“我的？”
“对，同志。昨天寄来的。”
年轻的伙计往身后的邮件室窗口指了指，意思是信在那儿。
“哦，那好，请带路。”伯爵说。
于是，服务员和顾客二人便走了过去，在小窗口旁按照职责和身份各站一侧。
“在这儿。”找了一会儿，他说道。
“谢谢你，伙计。”
伯爵拿着信封。他原本以为收信人落款会是“同志”二字，没想到那上面（在两张好像印的是列宁头像的邮票下方）却写着伯爵的全名。那字体有些漫不经心，甚至有些离群索居，却又忍不住自我彰显的意味。
从博亚尔斯基餐厅下到大堂的时候，伯爵本打算到娇羞可爱的玛丽娜的办公室去讨一条白色的细线，因为他的夹克上有颗扣子松了。可他几乎已有半年没同米什卡见过面了。在他认出老友笔迹的那一刻，在几株盆栽棕榈树之间，一位带着哈巴狗的女士刚好从他最喜欢的那把椅子上起身。伯爵这人最信命，所以他决定把找女裁缝的事往后推一推。他过去占了座位，接着打开了信。
亲爱的萨沙：
今天早上四点，我无法入睡，便索性到老城去了一趟。那些痛饮狂欢地度过不眠夜的人已跌跌撞撞地回了家，电车上检票员还没来得及戴上帽子。我在涅瓦大街安静的春色中漫步，感觉这一切像是从别的省份，或别的年代偷来的。
涅瓦大街，和这座城市一样，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十月二十五日大街。一个颇有意义的日子将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变成了自己的领地。可此时此刻，我的朋友，它仍是你记忆中的样子。我漫无目的地穿过了莫伊卡河和丰坦卡运河，从那些店铺、那些昔日富丽堂皇的豪宅的玫瑰色外墙前经过，最后来到季赫温公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都埋葬于此，二者相距不过几英寸。（你还记得吗，我们为了争论他们俩谁更有天赋，一直吵到深夜？）
我忽然意识到，把涅瓦大街从头走到尾就等于把俄国文学全都走了一遍。在这条街的开端，也就是紧挨着莫伊卡河岸的路边，那幢房子是普希金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的住所。而几步开外就是果戈理开始写《死魂灵》时住的房屋。然后就到了国家图书馆，托尔斯泰曾在这里查过资料。而这里，在公墓这道墙的后面，躺着我们的老朋友费奥多尔，长眠在樱桃树下的他是人类灵魂永久的见证。
我站在那里，想着想着便走了神。这时，太阳已升上公墓的墙头，把光芒洒在整条大街上。此情此景，让我忽然想起了那句伟大的断言、那句宣言、那句承诺：
永远都要发光，
照亮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
直到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1930年6月14日
于列宁格勒
在把老朋友的信翻到第二页之前，伯爵不自觉地抬起了目光，他已经被深深打动。
打动他的并非那些有关圣彼得堡的回忆，或年少时他在朱门豪宅里的生活，或和米什卡合租时住在补鞋匠楼上那间公寓的时光，他也不是被米什卡对伟大的俄国文学进行感情真挚的回顾所打动。真正打动他的是，这位老友在漫无目的的情况下拔腿便走进了那偷来的春意中。
米什卡和卡捷琳娜一起搬去基辅已四年有余；而她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开他也有一年了；自他回到圣彼得堡，重新把自己锁在书堆里也已经六个月了。后来，在一个春天的夜晚，凌晨四点，无法入睡的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来到涅瓦大街，正走在他和卡捷琳娜一起走过的那条路上。正是在那天，她第一次牵住了他的手。后来，当太阳开始升起，那情景让他突然想起了那句断言、宣言和承诺——“永远都要发光，照亮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直到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刻。”而这，正是人们祈求从爱里面得到的。
那当这些念头在伯爵心里翻来覆去时，他有没有因为米什卡至今还对卡捷琳娜朝思暮想而替他担心呢？他有没有因为他这位老友，在深夜病态般地追索一条已经消逝的爱情之路而担心呢？
担心？米什卡这辈子都会对卡捷琳娜念念不忘的。不管他们给涅瓦大街重新起了个什么名字，只要他再次踏上那条街道，他就无法摆脱那股难以承受的茫然和失落。这才是正常的。这种茫然和失落正是我们有所预见与准备的，并且会珍藏在心里，直到生命尽头。因为，只有我们内心的悲伤，才能最有效地反驳那些爱情短暂易逝的论调。
伯爵拿起米什卡的信正欲往下读，在他翻页时，三位刚从广场餐厅出来的年轻人在其中一株棕榈树的一侧停下，开始严肃地谈起话来。三人中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帅气小伙，看上去是共青团员。另外两个都是年轻姑娘——一个金发，一个黑发。他们三个显然即将被派往伊万诺沃省，而那个小伙子是他们三人中的队长。他正在提醒他的两位女同胞，他们此行将不可避免地面对物资匮乏的问题，同时，他也向她们保证，这项工作意义非凡。
小伙子话刚说完，黑头发的姑娘问他，伊万诺沃省有多大。没等他开口，金发姑娘就代他答道：“面积有三百多平方英里，人口五十万。尽管该地区以农业为主，但它总共只有八个拖拉机站和六座现代化加工厂。”
帅气的队长看上去并未因为年轻的同志越俎代庖而有丝毫不悦。相反，从他的表情能明显看出，他对她十分尊重。
金发姑娘刚结束这场“地理课”，他们中第四位成员也从广场餐厅那里一路小跑了过来。来人比队长更矮，也更年轻，他头上戴着一顶水手帽。自从战舰“波将金号”事件发生以来，这种帽子一度深受内陆地区的青年的喜爱。他手里拎着一件布夹克，走到近前时，他把夹克朝金发姑娘递了过去。
“我刚才去拿我的衣服，顺便也帮你拿了外套。”他热情地说。
金发姑娘点了点头，接过外套，连个“谢”字也没有。
连个“谢”字也没有？
伯爵不由得站起身来。
“尼娜？”
四个年轻人全都朝盆栽棕榈树的这一边转过身来。
伯爵把他的白色外套和米什卡的信往椅子上一放，便从树叶的后面走了出去。
“尼娜·库利科娃！”他叫了一声，“真没想到啊。”
这句话对此刻的伯爵来说真是恰如其分：真没想到。因为他已经有两年多没见到尼娜了。有许多次，从棋牌娱乐室或者宴会厅路过时，他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想：她如今会在哪儿，又在做什么呢。
可就在同时，伯爵突然觉得，他此刻现身对尼娜来说并不合适。也许她并不想跟她的同志解释，她怎么会认识像他这样的“前人民”。也许她还从未跟他们提起过，她年幼时住过这家豪华的酒店。也许，她只想和她那些目标明确的朋友把那场有意义的谈话继续下去。
“我失陪一会儿。”她对他们说，然后走向伯爵。
分别了这么久，伯爵本能地想给他的小尼娜一个大大的拥抱，但她的肢体语言似乎在阻止他实现这一冲动。
“看见你真高兴，尼娜。”
“我也是，亚历山大·伊里奇。”
两位老朋友互相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尼娜指了指那件搭在座椅扶手上的白色西装。
“看样子，你还在替博亚尔斯基餐厅打点那些桌子？”
“是的。”他微笑着说，尽管她那公事公办的口吻让他不确定这话是褒是贬。他很想（带着戏谑的眼神）反问她一句，刚才在广场餐厅她是不是又点了一份“开胃菜”，可他想了想，觉得还是不问的好。
“我听说你马上又要出门冒险了。”他说。
“我想是会有些冒险的成分，”她答道，“但主要是有很多工作要做。”
她解释说，明天一早，他们四个人就要和另外十名本地的共青团员一起，动身前往卡德地区——位于伊万诺沃省心脏地带的古老农业中心——去帮助那里的乌达尼克，即“生产突击队员们”，在该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一九二八年年底，伊万诺沃省仅有百分之十的农场是集体化经营，而到了一九三〇年年底，几乎所有的农场都是集体化运作了。
“世代以来，富农们都是自己耕种土地，同时，他们也会根据需要来组织和使用当地没有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可现在时代变了，用公有的土地来服务公共利益的时代到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她不带丝毫感情地补充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难道当教师的就只教自己的孩子，当医生的只照顾自己的父母吗？”
尼娜滔滔不绝地开始了她的演讲，她的口气和她使用的术语，包括她对富农苛刻的评论以及“集体化不可避免”的判断，很让伯爵吃惊。这时，见她把头发往耳后拢了拢，他才醒悟过来：其实他不该为她如此高涨的热情大惊小怪。她只不过是把利西茨基教授在课堂上对数学的热忱和她对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她对工作的爱上。尼娜·库利科娃从来，并且永远都是，一个对严谨的思想和严谨的思考孜孜以求的严谨之人。
尽管尼娜刚才跟她的同志们说只需要“一会儿”，但一谈起他们的工作计划来，她便似乎把棕榈树那边等她的同志给忘了。
伯爵心里在暗笑。他从她肩膀上方望过去，发现那位帅气的队长已经把其他人打发走了，而他自己却留下来等尼娜。在任何年代，这都算得上极高明的手段。
“我该走了。”结束了长篇大论，她终于说道。
“是，当然。”伯爵答道，“你肯定有很多事要忙。”
她冷静地与伯爵握了握手表示感谢。她转过身去时，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已有两位同志先行离去，而她似乎对帅气小伙子的耐心等待习以为常。
伯爵目送着两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走过旋转门，出了酒店。他见小伙子对帕维尔说了句什么，帕维尔便冲出租车打了个手势。出租车开过来，年轻人打开车门，尼娜却朝对面的剧院广场指了指，意思是她要去不同的方向。而帅气的队长也同样指了指，大概是要陪她一起去。尼娜却像刚才和伯爵握手时那样非常冷静地和他握过手，再穿过广场，朝历史的必然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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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更像是奶白，而不是珍珠白吧？”
伯爵正和玛丽娜一起，盯着她刚从抽屉里取出的一只线轴。抽屉里装满了白线，各种程度的白色这里面应有尽有。
“真抱歉，阁下，”玛丽娜答道，“您这么一说，我便觉得它更像是奶白，而不是珍珠白。”
伯爵把目光从线轴上抬起来，直视着玛丽娜那双一动不动、充满担忧的眼睛。可她恍惚的眼色里似乎充满了笑意。然后她像个小女孩一样大笑了起来。
“哦，把它给我。”他说。
“这个嘛，”她用和解的语气说，“还是让我来吧。”
“绝对不让。”
“得了吧。”
“我自己能行，谢谢你。”
伯爵确实不是在使性子，他有把握自己做好这件事。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餐厅侍者，你必须把自己的外表收拾得当。这很合情合理。你必须干净、整洁和优雅。同时，你还得穿戴整齐，绝不能穿着领口和袖口磨烂了的衣服在餐厅里逗留。还有，你绝对不能连衣扣都不扣，敞着衣服去替客人端茶送水，因为你会发现，敞开的衣襟很快会晃荡到客人的土豆浓汤里去。所以，在正式成为博亚尔斯基餐厅员工三周后，伯爵便来向玛丽娜请教这门“阿拉喀涅的艺术”。一开始，伯爵保守地为这门课程留出了一小时的时间。可后来的四周，他总共花了八小时才全部上完。
谁会知道竟有这么多种不同的针法呢？倒针，十字针，跳针，对针，包边缝针，等等。即使是亚里士多德、拉鲁斯和狄德罗，这些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对各种现象进行划分、归类和定义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物，恐怕也不会想到竟有这么多种针法，而且，每一种都有不同的用途。
伯爵拿着那根奶白色的线，在椅子里坐了下来。玛丽娜把她用来插针的针垫递给他。他仔细打量着它，就像一个孩子打量着一盒巧克力。
“这根。”他说。
他舔了舔线头，然后眯着一只眼睛（像玛丽娜教他的那样）穿起针来，那速度比圣徒穿过天堂之门还要快。他把线绕出一个双环，打上结，再把线从线轴上剪下。然后，他便坐直身子，干起活儿来。旁边的玛丽娜也忙起了她自己的活计（缝补枕套）。
自打有针线活儿以来，人们便习惯了一边缝东西一边聊天，而此刻的二人也不例外。这类闲聊大多会得到对方一句“嗯”或“是吗”这种不至于中断工作节奏的回答。偶尔碰上大家都关心的话题，手里的针线活儿便会因此停下。而眼下，聊了几句天气和帕维尔漂亮的新大衣之后，伯爵提起了遇见尼娜的事。玛丽娜闻言，手中刚推进去的缝衣针顿时僵在了半道。
“尼娜·库利科娃？”她惊讶地问。
“除了她还有谁。”
“在哪儿？”
“大堂。她和三位同志在一起吃午饭。”
“你们聊了会儿吗？”
“聊了几句。”
“她说了自己的情况？”
“他们好像马上要到伊万诺沃去搞富农合法化和拖拉机集体化之类的事了。”
“谁问你这些啦，亚历山大？她怎么样？”
伯爵手里的针线停了下来。
“和从前一样，”过了片刻他才说，“还是那么充满好奇心，充满激情和自信。”
“真好啊。”玛丽娜微笑着说道。
伯爵看了看她，见她又开始缝起来。
“只不过……”
玛丽娜又停了下来，回视着他的双眼。
“不过什么？”
“没什么。”
“亚历山大，你心里肯定有话。”
“只不过，尼娜讲到这趟即将开始的旅行时，是那么激动，那么自信，那么一心一意，似乎一点幽默感都没了。她就像那些无畏的探险家，唯一的念头就是把她的旗子插到极地的冰盖上，再以历史必然的名义将它据为己有。可我由始至终地怀疑，真正属于她的幸福也许都在另一个纬度等着她。”
“得了吧，亚历山大。小尼娜都快满十八岁了。我敢肯定，你和你那些朋友在她这个年纪也讲过同样慷慨激昂、充满自信的话。”
“那当然，”伯爵说，“那时候我们是坐在咖啡馆里慷慨陈词，不到店里开始拖地、关灯的那一刻我们是不会起身的。”
“看，没错吧。”
“我们也的确为各种主义争论过，玛丽娜，但我们却从没想过要把它们拿来真正地付诸实践。”
玛丽娜的眼睛转动了一下：“你可千万别去搞什么主义呀。”
“不，我是说真的。尼娜太执着了，我担心那种信仰会把她作为年轻人应有的快乐剥夺掉。”
玛丽娜把手里的针线活儿放下来搁在她的腿上。
“你一直都很喜欢小尼娜的。”
“我当然喜欢。”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她是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
“的确。”
“那你就该相信她。即便现在她一心奔着错误的方向去，你也要相信，她迟早会找到她生命的归宿。因为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宿。”
伯爵揣摩着玛丽娜的话，不由得点了点头，然后重新干起了手里的活儿。他把线从扣眼里穿过去绕了几圈，缠在扣子下面的铁钩上，打上死结，再用牙咬断。等把玛丽娜的针插回针垫上时，伯爵才发现已经下午四点过五分了。事实又一次证明，当你沉浸在愉快的工作当中，并且身旁有人可以愉快地交谈时，时间就会过得飞快。
等等……伯爵心想。
已经四点五分了？
“我的天哪！”
伯爵一边向玛丽娜道谢，一边拎着自己的夹克跑到大堂，然后一步跨过两个台阶地朝楼上冲去。他赶到311号套房的门口时发现门是开着的。他先往左右瞄了一眼，然后溜进去，并把门关上。
紧靠着墙镜的桌子上摆着早些时候他无意中见过的那簇两英尺高的卷丹。伯爵迅速往四下打量了一下，便直接穿过无人的客厅，走进了卧室。卧室里面，在一扇高大的窗户前，立着那个杨柳般婀娜多姿的身影。听到他走进屋的声音，她转过身来，衣服唰的一声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午后幽会
伯爵迅速往四下打量了一下，便直接穿过无人的客厅，走进了卧室。卧室里面，在一扇高大的窗户前，立着那个杨柳般婀娜多姿的身影。听到他走进屋的声音，她转过身来，衣服唰的一声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上回写到这一对是在一九二三年。当时安娜·乌尔班诺娃把伯爵赶出屋，不是特意吩咐他“把窗帘拉上”吗？而当他出门以后听见门在身后“咔嗒”一声关上时，他不是觉得自己像个孤魂野鬼，所以后来才满腹辛酸地上屋顶去了吗？此刻，她正钻向床罩。这个曾经无比高傲的人脸上正挂着微笑，那微笑里饱含着耐心、温柔甚至感激。而所有这些，在伯爵这个她曾经的对手和敌人的笑脸中也能一一找到。他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晚礼服往椅背上一搭，便开始解开他的衬衣扣。
究竟发生了什么，居然让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重新聚在了一起？是怎样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又把他们带进了311号套房，重回彼此的怀抱的呢？
好吧，错综复杂的那条道路并不是伯爵的。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走过的路不过是从他的卧室到博亚尔斯基餐厅，然后再回来。他只是沿着大都会酒店的楼梯来回跑而已。所以，那条错综复杂，又弯又绕，不但有转弯，而且沿原路返回的路不是伯爵的，而是安娜的。
一九二三年，当我们第一次在大都会酒店的大堂里遇见乌尔班诺娃女士时，伯爵便发觉了她身上的那股傲慢劲儿。其实，那种傲慢并非毫无来由，而是她作为一位名人的附属品。一九一九年，伊万·罗索托斯基在敖德萨郊区的一家地方剧院里发现了她，从那以后，她便成了他接下来两部电影的女主角。这两部电影都是历史爱情故事，歌颂的是劳动人民纯洁善良的情操，同时也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家伙进行了批判。在头一部影片中，安娜扮演的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厨房女佣。一位年轻的贵族为了她宁可放弃宫廷的诱惑。在第二部里，她扮演的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女继承人。电影里的她抛弃家产，嫁给了一名铁匠学徒。罗索托斯基为他的故事植入了昔日宫廷的背景，用灯光营造出梦幻般的朦胧气氛，用柔焦镜头拍出怀旧效果，然后影片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幕里几乎全是这位初入影坛的玉女的特写镜头：春心萌动的安娜，心烦意乱的安娜和终于收获了爱情的安娜。两部影片都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且得到了政治局成员（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他们也希望适当地转移话题，给人民一些喘息之机）的首肯。于是，我们这位年轻的女演员轻而易举地收获了荣誉和声望。
一九二一年，安娜成了全俄电影联盟的成员，也因而有了进出联盟成员特许店的资格；一九二二年，她被授予了彼得霍夫附近的一处别墅的使用权；一九二三年，他们又把一位前皮毛商的豪宅给了她，宅子里有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以及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子的梳妆台。这些东西本身就可以用作罗索托斯基任何一部电影的道具。正是在这幢豪宅中举办的聚会上，安娜学会了从楼梯上逐级而下的古老艺术。她手扶栏杆，身后拖着一袭长长的丝绸礼裙，一步步地从楼梯上款款而下；而楼梯脚下，画家、作家、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都在众星捧月般地等着她。
然而，对任何政权而言，艺术是它所有的奴仆中最不真诚的那一位。不仅因为创造艺术的都是些异想天开之辈，也不仅仅因为那些人不喜欢仰人鼻息，或对简单地重复他人深恶痛绝，重要的是，有时候艺术的含义含混得令人头疼。一段经过精雕细琢的对话原本可以明白无误地传达出说话者的用意，但这时，稍微加上些嘲讽的语气，或者将眉毛轻轻一挑，它便会立刻前功尽弃。事实上，它有时会给人一种与说话人的本意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当局为什么要时不时地对艺术的导向进行重新考虑和调整也就很好理解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它们自己能保持一致也得这么做。
果然，当安娜主演的罗索托斯基的第四部电影（她在该片中扮演一位被误认为孤儿的公主，而她爱上了一位被误认为王子的孤儿）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首映式的时候，一些坐在乐队席里的精明人士已注意到，年轻时如此招人欢迎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索索”的总书记，今天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边看着银幕一边露出会心的微笑。于是，他们本能地把自己的热情也强压下来。这样一来，首先是夹层楼的气氛受到了影响，接着这种受到影响的氛围很快就蔓延到了包厢里，最后，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首映式后的第二天，有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组织成员给《真理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该党组织成员那天晚上就坐在“索索”身后几排的一个位置上）。他承认，这部电影非常有趣，可是，我们从罗索托斯基这些接二连三回归到公主和王子时代的电影中又能学到些什么呢？华尔兹、烛光和大理石台阶？我们难道从他对过去的痴迷之中嗅不出一点可疑的怀旧情绪吗？而且，个人奋斗和个人胜利难道不是又成了故事的中心吗？他对特写镜头的过分偏爱和依赖在这部片子里难道没有变本加厉吗？没错，我们又有了一位身穿长袍的美人，可历史的紧迫感呢？集体奋斗呢？
此信在《真理报》上登出后的第四天，“索索”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之前特意提到了这篇影评，并且对作者的措辞风格表示了赞许。全体会议召开之后的第三周，这封信的精神（以及信中所提到的几个名词）又分别得到了另外三家报纸和一份艺术期刊的响应。尽管这部影片在二级影院的发行量极其有限，它还是赢得了一些微弱的掌声。而到了那年秋天，不仅罗索托斯基的下一部影片还没着落，他本人的政治可靠性都开始遭到怀疑。
现实生活中的安娜远不像电影中的她那样天真无邪。她很清楚，罗索托斯基的失势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会把她一齐拖入深渊。于是，她不仅开始避免同他一起公开露面，而且开始公然赞扬起其他导演的美学观点。要不是大西洋对岸创造出了一个很不幸的新发明，她的这一策略兴许能为她开辟出一条新的成名通道。这个新发明就是：有声电影。尽管安娜那张脸仍旧是银幕上最令人着迷的面孔之一，但那些多年来以为她的声音也同样迷人的观众却完全无法接受她男人般沙哑的嗓音。因此，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二十九岁的大好年华里，安娜·乌尔班诺娃便成了美国人口中的那种过气明星。
唉，钉在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底下的铜牌或许能让某些好同志安安心心地睡个好觉，但所有按照序列号码在分类账本中登记下来的物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只要登记的笔轻轻一动，它们就会被其他人要走，或者被拿去用在别的场合。未出数月，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梳妆台全没了，包括皮毛商的那座豪宅，以及彼得霍夫附近的那幢别墅。安娜拎着两只装满衣服的大箱子，被赶上了街头。当时，她钱包里的钱足够买一张回到她位于敖德萨城外的家乡的火车票。相反，她和那位年已六旬的服装师一起搬进了一套只有一间房的公寓，因为安娜·乌尔班诺娃根本没有返乡的打算。
伯爵第二次见到安娜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也就是她被赶出豪宅后大约八个月。当时，他正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往一位意大利进口商的杯子里倒水，却看见她穿着一袭红色的无袖晚礼裙，踩着高跟鞋从门外走了进来。伯爵一边朝进口商道歉，一边用纸巾替他揩干洒到腿上的水，他还隐约听到女演员向安德烈解释，她约了一位客人，对方随时会到。
安德烈领她去了位于角落里的一张双人桌。
然而，她那位客人过了四十分钟才来。
博亚尔斯基餐厅正中间布置着许多花卉（那天摆的是向日葵）。伯爵从花卉装饰台另一侧的有利位置看得出，女演员和她的那位客人此前应该只是互有耳闻，未曾谋面。那人的长相还过得去，年龄应该比安娜小几岁。虽然他身穿手工剪裁的西装，但伯爵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粗鄙之人。因为入座之后，他虽然嘴里在为迟到道歉，可他的眼睛却一个劲儿往菜单上瞄。她还在大度地对他说不要紧时，他便已经打着手势叫侍者过来了。安娜看上去还是无比迷人。她讲自己的故事时，眼中充满神采，而听他讲故事的时候，她又会适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每当有人走到他们的桌子前，恭维他新拍的电影因此打断了他俩的谈话时，她总是摆出一副耐心的姿态。
几小时过后，博亚尔斯基餐厅已经空了下来，厨房也关了。伯爵正要从大堂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安娜和她的那位客人正从夏里亚宾酒吧出来。客人停下脚步，打算穿上自己的大衣，安娜却冲电梯指了指，显然是邀请他上楼去再喝一杯。可他继续将手臂伸进袖子。“今天很荣幸能与您见面，”他一边向她表示，一边瞥了一眼手表，“可是不凑巧，我跟别人还有约。”说完，他便径直朝门口走去。
在年轻的导演穿过酒店大堂时，伯爵觉得此刻的安娜和一九二三年的她一样光彩夺目，动人心弦。可一等到导演的身影消失在外面的大街上，安娜脸上的笑容和她的肩膀便立刻耷拉了下来。她抬起手，无奈地按住了自己的眉头，然后从对着门的位置转过身来，却迎头碰上了伯爵关切的目光。
在那一瞬，她的肩膀不由自主地往后一缩，然后高抬起下颌，朝楼梯走去。尽管仪态大方地走下楼梯，走向众多崇拜者这门技术她早已练得炉火纯青，但独自上楼的技术她还未掌握（也许根本没人能掌握）。才上了三级台阶，她便停了下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接着，她转过身，按原路下楼，穿过大堂，来到伯爵站着的地方。
“每次我和你同时出现在这个大堂里，”她说，“我都免不了被人羞辱一顿。”
伯爵看上去非常惊讶。
“羞辱？我觉得你根本没有理由觉得受到了羞辱啊。”
“我想你大概是眼瞎了吧。”
她看向那张旋转门，仿佛它还在为导演的出门而转动。
“我邀他睡觉前再一起去喝一杯，可他说他明天需要早起。”
“我倒是从来都不需要早起。”伯爵说。
她笑了，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微笑。她用手指了指楼梯上的台阶。
“那你上去得了呗。”
如今，安娜住在428号房间，它在第四层楼的房间中说不上最好，但也不是最差的。套房里有一间小卧室，卧室旁边有个小休息区，休息区里摆了一张小沙发、一张小咖啡桌，旁边还有两扇小窗户。从窗户往下看，正好能看到特维尔区纵横交错的电车轨道。这种房间里住的都是那些想让人对自己另眼相看，又住不起更大房间的人。咖啡桌上摆着两只玻璃杯、一盘鱼子酱，还有一瓶放在冰桶里的伏特加。
他们俩打量着这一幕精心布置的场景。她摇了摇头。
“这些可花了我不少钱呢。”
“那我们更不能把它浪费了。”
伯爵把酒瓶从冰桶里拎出来，给两人各倒上一杯。
“为逝去的旧时光。”他说。
“为逝去的旧时光。”她笑着附和道。他们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当一个原本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的人突然遭受重创时，他会有很多选择。有的人因为耻辱感，可能会试图遮掩所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已发生改变的迹象。所以，在赌场上输光了全部积蓄的商人会留下自己那些极其考究的衣服，直到穿破为止，并且，他会时不时向人讲起昔日在私人俱乐部里发生的逸事，尽管他在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早已作废。而有的人则会自哀自怜地从他们过去的幸福生活中退缩出来。所以，受尽婚姻煎熬的丈夫在社交场中遭到妻子的公开羞辱之后，有可能会抛弃家业，离家出走，躲到城市另一边的一套又小又暗的公寓里容身度日。还有人，比如像伯爵和安娜这样的人，则可能直接加入“谦卑者同盟”。
和互济会一样，“谦卑者同盟”也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虽然它的成员平日里并不佩戴任何标识，但互相碰面时，他们一眼就能识别出对方来。由于同盟里的这些人都经历过由盛转衰的巨大变故，他们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们深知美貌、权势、名望和特权这些东西全都好景不长，绝不会永远属于你。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会轻易让他们折服。他们不轻易羡慕别人，也不会轻易发怒，更不会孜孜不倦地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自己的名字。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生活在同类中，对外人的奉承和谄媚非常谨慎；当外人同情他们和表现出优越感时，他们则在心底窃笑。
女演员又倒了些伏特加，伯爵则在屋里四处打量。
“狗怎么样？”他问。
“过得比我舒坦。”
“那为狗干一杯。”他举起酒杯说。
“对，”她赞同地笑着说，“为狗。”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安娜隔几个月就会来大都会酒店一次。来之前她会事先和她认识的某位导演联系好。这时，她终于接受了自己不可能再拍电影的事实。她只是请导演作为客人陪她一起去博亚尔斯基用餐。有了一九二八年的那次教训之后，她学乖了。她不会先到餐厅等着，而是给在衣帽间当差的小女孩塞点小费，后者会确保安娜在客人抵达两分钟之后准时现身。在晚餐过程中，她向导演敞开心扉，说自己对该导演仰慕已久，并且能回忆起他电影中的好多片段，甚至抓住其中的某个镜头——那种只有次要角色，台词不多，容易被人忽视，导演却下了一番苦功夫拍摄的镜头——大谈特谈。饭后，安娜会陪她的客人走到酒店大堂，而不会建议他到夏里亚宾去再喝一杯，更不会邀请他去她的房间。相反，如今的她会对他说，很高兴见到你。然后跟他道过晚安后便离去。
而导演会一边穿着外套一边不由得停下动作。眼见电梯门缓缓闭上，他突然觉得，尽管安娜·乌尔班诺娃已不再处于她的演艺巅峰，但第二幕中的一个小角色让她来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而此时，安娜已回到自己位于四楼的房间。她会换上一身简单的衣服（但还得先把她那件贵重的晚礼裙在衣柜里挂好），然后一边舒舒服服地看着书，一边等待伯爵的到来。
在同某位导演朋友共进晚餐之后，安娜终于得到了一个镜头的机会：扮演一位在工厂里完不成工作指标的中年妇女。在离季度结束只剩下两周的情况下，工人们聚在一起，集体给党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详细叙述了没能完成生产指标的原因。正当他们在逐条列举面临的各种困难时，头上戴着方头巾，头发拢在脑后的安娜却站起身来。她发表了一番简短却慷慨激昂的讲话，鼓励大家完成生产任务。
随着镜头被拉到这个无名无姓的人身上，人们看得出，这是一位不再年轻，不再动人，却仍旧充满傲气的倔强女人。还有她的声音？
啊，她的声音……
从她讲出第一句话起，观众便知道这绝不是一个未经世事的人。因为她的嗓音透露出，她曾吸入过未铺好的小路上的尘土，曾经历过分娩时的尖叫，曾在工厂的车间里高声召集过她那帮工人姐妹。换句话说，她的声音就是我的妹妹，我的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朋友的声音。
不用说，因为她的讲话，那些女工干劲倍增，最终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更重要的是，在影片的首映式上，观众席的第十五排坐着一个长着圆脸，头发已有些脱落的家伙，他曾极其崇拜安娜。一九二三年，他曾在夏里亚宾酒吧与安娜见过一面。当时的他还只是莫斯科电影艺术局的主任，如今已成了文化部的高级官员。而且，据说他极可能会担任下任部长。他被影片中她在工厂演讲的那段表演深深打动，所以他回去之后，每碰见一位导演，都会问对方有没有看过她那段精彩的表演；此外，只要他知道她在莫斯科，他就会订一束百合花派人送到她的房间。
你也许会心领神会地笑着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她就是这样东山再起的啊……可安娜·乌尔班诺娃是一位真正经历过舞台打磨的表演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作为“谦卑者同盟”的一员，她还是一位从不迟到，将台词拿捏得恰如其分，而且从不抱怨的模范女演员。于是，当官方的偏好开始向反映现实主义、体现坚韧不拔的精神上转移时，影片中便会经常出现一位成熟美丽但嗓音沙哑的女性。换句话说，安娜之所以能东山再起，完全在于她把握住了许多内外的有利因素。
也许你还是半信半疑。那么，你自己呢？
毫无疑问，有时候你的生活的确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飞跃。回首那些时刻，你的内心会充满自豪和骄傲。可是，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人值得你感谢吗？比方说，为你提供过建议，鼓励过你或赞扬过你的导师、家人、朋友或者同学？
好啦，我们不要在原因和方式的问题上分析来分析去了。我们只需要知道安娜·乌尔班诺娃又当上了明星，而且她还在丰坦卡边上有了一幢房子，她的家具下面也钉上了椭圆形的铜牌。只不过现在，有客人前来拜访的时候，她是站在家门口迎接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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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五颗星的海豚座突然在伯爵的眼前旋转了起来。
如果你用手指沿着它最底下的两颗星画一道直线，然后沿着这道线经过整个天际，你便能找到天鹰座。而如果你连起它最上面的两颗星画出一道线，那你就能找到飞马座，柏勒洛丰骑的那匹飞马；可如果你沿着相反的方向画一条线，你找到的可能是一颗新的星星，一颗为了给地球上疲惫的旅行者、寄居者或者冒险家指引方向的星星。这颗像太阳一样的星球也许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在燃烧，直到现在，它的光芒才抵达北半球，继续在下一个千年为人们指引着方向。
“你在干什么？”
安娜朝伯爵这边滚了回来。
“我觉得你又长了一个雀斑。”他说。
“什么！”
安娜试着往自己的肩膀上看。
“别担心，”他安慰她说，“它很好看。”
“它长在哪里？”
“往海豚座东侧偏一点的位置。”
“海豚座？”
“你知道的。海豚星座。你的两个肩胛骨中间有一个。”
“我身上有多少雀斑啊？”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你就有多少。”
“我的天哪。”
安娜的身子又一滚，仰面躺着。
伯爵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
“你不知道海豚座的故事吗？”他边问边把烟递给她。
“我为什么会知道海豚座的故事呢？”她叹了口气，答道。
“因为你是渔家的女儿。”
“那你给我讲讲呗。”
“好吧。从前有一位富有的诗人，叫阿里昂。他不但弹得一手好里拉琴，而且是酒神颂歌的发明者。”
“酒神颂歌？”
“古代的一种诗歌。有一天，在他从西西里岛回来的途中，他的船员们决定抢劫他。他们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自杀，要么被他们扔到海里。阿里昂一边掂量着这两个都不怎么诱人的选择，一边唱起了悲伤的歌曲。他唱得那么优美，那么动听，竟然吸引来了一群海豚在船的四周听他唱歌；最后，他投身跃入大海，其中一只海豚把他驮起来，平安送上了岸。作为对它们的嘉奖，太阳神阿波罗把这些善良动物排进了星座，让它们永远闪耀。”
“这故事太棒了。”
伯爵点了点头。他把烟从安娜手里拿回来，然后仰面躺在了床上。
“该你了。”他说。
“该我什么啦？”
“讲一个与大海有关的故事。”
“我不知道什么大海的故事。”
“哦，讲一个吧。你父亲绝对给你讲过一两个。信基督教的渔民不可能不会讲与大海有关的故事。”
“萨沙，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
“坦白？”
“我不是在黑海边长大的。”
“那你父亲呢？你不是说黄昏的时候你会跑到岸边去帮他补渔网吗？”
“我父亲是波尔塔瓦的农民。”
“可你为什么要编这样一个荒谬的故事呢？”
“因为我当时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你。”
“你觉得你当时是这么想的？”
“对啊。”
伯爵沉吟了片刻。
“那你剔鱼刺的手艺是哪儿来的呢？”
“我从家里跑出来之后，在敖德萨的一家酒馆干过活儿。”
伯爵摇了摇头。
“真令人扫兴啊。”
安娜侧过身来，面对着伯爵。
“那你不是也跟我讲过下诺夫哥罗德的苹果那种荒谬故事吗？”
“那可是真事！”
“哦，得了吧。苹果长得和炮弹一般大？还像彩虹一样各种颜色都有？”
伯爵沉默了片刻，然后把烟掐灭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
“我该走了。”他边说边从床上爬了起来。
“好吧，”她一把拉住他，说道，“我记得一个。”
“一个什么？”
“大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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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