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
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十年代初期俄国的形势极其严峻。
除开农村饿殍遍野，一九三二年那场饥荒还使大批农民迁徙到了城市。这又导致了城市住房过度拥挤，必需品短缺，以及流氓无赖横行。而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即使是最健壮的工人也会因为长时间的劳动而精疲力竭；艺术家们也面临着能想什么与不能想什么的各种限制。教堂要么已被关闭，要么被改作其他用途，要么被夷为平地。革命英雄谢尔盖·基洛夫遭到暗杀之后，国家又借机整肃了一大批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
然而，紧接着，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召开的首届斯达汉诺夫全联盟大会上，斯大林亲口宣称：我们的生活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同志们，生活更幸福了……
是的，这番话倘若是从一般政客嘴里说出来，人们只会把它当成地上的灰尘和碎线头。可当它从“索索”的嘴里说出来时，人们便觉得没有理由不去信它。因为，这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常会在次要的讲话中用次要的表述，发出他的思想已经改变的信号。
事实上，在发表这一讲话的前几天，“索索”在《先驱论坛报》上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位健康的布尔什维克女孩，她们站在工厂的大门前，都身穿共产党员最喜爱的短束腰上衣，头上扎着方巾。看到这样的图片，他通常会觉得无比温馨。然而，这一次，党中央的总书记却突然醒悟过来，从西方新闻界的角度看，这样一身简单的服饰也许是在向世界表明，俄国在实行了十八年共产主义制度之后，女孩们至今过的仍是和农民一样的生活。因此，那句意义重大的宣言便被塞进了他的讲话，而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因此改变。
因为，从《真理报》上读到人们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之后，细心的共产党官员便会明白，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既然革命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现在到了党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多一点个人魅力、多一点奢华、多一点欢声笑语的时候。不出数星期，此前一直被禁止的圣诞树和吉卜赛音乐便隆重回归了；外交部部长的夫人波利娜·莫洛托娃，担起了推出第一款苏联香水的重任；新光厂（借助于进口机械）接到了每天生产一万瓶香槟的任务；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脱下了身上的将军制服，换上了量身定制的西装；勤劳的女工们走出工厂大门后，也不再打扮得像农民似的，而是跟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女孩子一样。
所以，和《创世记》中那位开口闭口要有这个，要有那个，然后就果真有了这个和那个的家伙一样，当“索索”开口说“同志们，生活已经改善”时，生活就真的改善了。
举个例子吧：此时，两位年轻女士正沿着库兹涅茨基地铁站漫步，她们都穿着颜色鲜艳，突显腰身，下摆到小腿的裙子。其中一位甚至戴着一顶非常惹眼的黄帽子。斜斜的帽边底下，是一双有着长睫毛的美丽眼睛。在她们的脚底，一条崭新的地铁列车正在隆隆的轰鸣中繁忙地运转着。她们走到楚姆百货商场的三扇巨大的玻璃橱窗时，停下了脚步。橱窗里陈设的帽子、手表，还有高跟鞋，堆得像金字塔一样高。
当然，这些女孩仍然住在拥挤的公寓里，仍然在共用的水槽里洗她们漂亮的衣裙。可她们往商店橱窗里张望的时候是怀着满腔的怨恨的吗？丝毫也不是。她们也许带着羡慕，也许会好奇地睁大双眼，但绝不会带着怨恨。因为楚姆百货商场的大门不再对她们关闭。该店长久以来只对那些外国人和党的高级官员服务，而从一九三六年起，该店开始向全体公民开放，只要你能用外币、银子或黄金付款就行。事实上，楚姆百货商场的最底层有一间设施齐全的办公室。在那里，一位老谋深算的先生会将你祖母的珠宝首饰按半价折成店里的购物积分给你。
你看，生活更幸福了不是？
所以，她们对着橱窗里摆设的货物称羡良久，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拥有一套能在壁橱里像这样摆下很多帽子、手表和鞋的公寓。然后，我们这对迷人的姑娘才继续向前走，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聊起了那两位和她们约好一起吃晚饭并且颇有些背景的小伙子。
到了特维尔区，她们在路边等着穿过车流间隙，再快速过了街，走进对面的大都会酒店。她们走过礼宾服务台，直奔广场餐厅而去。她们所不知道的是，一位相貌出众、头发微白的先生一直在用仰慕的目光注视着她们……
“啊，春天都已经过完了。”伯爵对正在整理晚餐预订名单的瓦西里说，“从姑娘们的裙子就看得出来。我敢打赌，一直到晚上七点，特维尔大街上都还会有21c。再过些天，小伙子们便会到亚历山大花园里偷花送给他们心爱的姑娘了。埃米尔也会开始在他做的菜里头加豌豆了。”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瓦西里用一种图书管理员与大学者交谈的口吻答道。
事实上，那天早些时候，入季以来的第一批草莓已被送到了厨房。埃米尔还特意塞了几颗给伯爵，让他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吃。
“绝对没错。”伯爵说，“夏天已经到了，接下来是悠长且无忧无虑的日子。”
“亚历山大·伊里奇。”
伯爵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转过身来。只见自己身后站着一位年轻女士，只不过，这位穿的是长裤。她大约五英尺半的身高，一头笔直的金发，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外加一份少见的从容。
“尼娜！”他不禁叫出了声，“真没想到会是你。我们都好久没你的消息了。你什么时候回莫斯科的？”
“我能和你谈一会儿吗？”
“当然。”
伯爵意识到尼娜的来访可能跟她个人有关，便跟着她离开了礼宾服务部，走到了一旁。
“是关于我的丈夫——”她开口说道。
“你丈夫，”伯爵插嘴道，“你都已经结婚了！”
“是的，”她说，“我和里奥结婚六年了。我们俩都在伊万诺沃工作——”
“啊，我记得他！”
伯爵的打断让尼娜有些无奈，她摇了摇头。
“你不可能见过他。”
“你说得没错。我们是没正式见过面，但你离开这儿之前，有一次他和你一起来过酒店。”
一想起那天那位英俊的共青团队长支走其他人，一个人留下来等尼娜的神态，伯爵不由得笑了起来。
尼娜使劲想了想，还是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和丈夫来过大都会酒店。她只好挥了挥手，意思是说他们有没有一起来过酒店并不要紧。
“拜托了，亚历山大·伊里奇。我没多少时间。两周前，我们从伊万诺沃被召回来参加一个关于未来农业规划的会议。可开会的头一天，里奥就被逮捕了。我经过一番努力，查到他被关在克格勃的卢比扬卡大楼，但他们不许我见他。我当然就害怕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可昨天，我得到消息说，他被判了五年劳改。他们今晚就要用火车把他送到谢夫沃斯特拉格去。我得跟他一起过去。可我在那边安顿下来之前，需要有人帮我照顾索菲亚。”
“索菲亚？”
伯爵顺着尼娜的目光朝大厅对面瞥去，那儿有个五六岁大的女孩正坐在一张高背椅里，漆黑的头发，乳白色的皮肤，一双腿搭在椅子边上，离地面好几英寸远。
“我现在没法带她一起过去，因为我得先找到工作和住的地方。这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但一安顿好，我就会马上回来接她。”
解释这些情况的时候，尼娜仿佛是在汇报一系列科学成果，一系列和万有引力定律及其他运动定律一样令我们恐惧与愤怒的事实。然而伯爵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震惊和恐惧，尤其当这些特殊的字眼一个个接踵而至：丈夫，女儿，逮捕，卢比扬卡，劳改……
尼娜看见伯爵脸上的表情，还以为他在犹豫。于是，尼娜——这个天底下最独立自主的人——一把抓住了伯爵的胳膊。
“没有别的人能帮我了，亚历山大。”她顿了一顿，说，“求你啦。”
伯爵和尼娜一起穿过大厅，来到那个五六岁年纪，有着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孩子身旁。倘若在别的场合下被介绍给索菲亚，伯爵兴许早已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孩子身上很明显地打上了尼娜粗犷的实用主义印记：索菲亚穿着简朴，头发剪得和男孩一样短，就连她怀里的那只布娃娃身上穿的也不是裙子。
尼娜在女儿跟前蹲下来，盯着她的眼睛，并把手搭在她的膝盖上，开始用一种伯爵从未在她身上听过的口吻说起话来。一种格外温柔的口吻。
“索菲亚，这是你萨沙叔叔，我跟你讲过许多关于他的事。”
“就是送你那副漂亮的双筒望远镜的人？”
“是的，”尼娜微笑着说，“就是他。”
“你好，索菲亚！”伯爵说。
尼娜接着跟她解释说，在妈妈把新家安顿好之前，索菲亚得在这个可爱的酒店里住几周。尼娜还告诉她要坚强，要有礼貌，还要听叔叔的话，直到妈妈回来接她。
“然后我们就坐上长长的火车到爸爸那儿去。”女孩说。
“没错，我的宝贝儿。然后我们就坐上长长的火车，到爸爸那儿去。”
索菲亚尽她最大的努力，表现得像妈妈一样坚强。可她毕竟不能像妈妈那样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尽管她没有发问，没有恳求，也没有流露出一点沮丧，但当她点着头表示自己听懂了时，泪水仍然从脸颊上滚落了下来。
尼娜伸出拇指，帮女儿把一边脸颊上的泪水抹去，索菲亚则自己用手背擦拭着脸的另外一边。尼娜紧盯着索菲亚的眼睛，直到她确信泪水已经止住。然后，她点了点头，在女儿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扯着伯爵往旁边走开了几步。
“给，”她边说边递给他一只有肩带的帆布包，可能是哪位士兵背过的，“这些是她的东西。还有这个，你也拿去吧。”尼娜递给他的是一张小照片，没有镜框，“这个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决定吧。”
尼娜再次抓住伯爵的胳膊，紧紧地握了握，然后便朝大堂迅速走去。显然，她不想给自己反悔的机会。
和八年前一样，伯爵目送着她出了酒店，朝对面的剧院广场走去。等她走得远了，他才低头看了看手中那张照片。这是尼娜和她的丈夫，也就是索菲亚父亲的合影。从照片上尼娜的面容看得出，这是好几年前照的。他还看得出，先前他只说对了一半。多年前他的确在大都会酒店的大堂里见过尼娜的丈夫，可她并未嫁给那位帅气的队长，她嫁的是急着帮她去取外套的那位戴着水手帽的倒霉小伙。
整个交接，从尼娜叫出伯爵的名字，一直到她走出酒店大门，只用了不到十五分钟。所以，伯爵根本没时间认真考虑这一承诺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的，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不必为她的教育，为培养她的品德或者宗教信仰操心。可她的健康和精神上的安慰呢？哪怕他只需照顾她一个晚上，他也得为这些负责啊。给她吃什么？她在哪儿睡觉？而且，尽管他今天晚上正好没班，那明天呢？明天晚上他得穿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制服去上班，那她怎么办呢？
让我们再想象一下，假如在承下这门差事之前，伯爵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个问题做出全盘考虑，预估好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和困难，充分意识到自己缺乏经验，而且承认自己无论如何都是全莫斯科城最不合适、最没有条件、处境最艰难的育儿人选，那又会怎样呢？即使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权衡这一切，难道他就会拒绝尼娜的请求吗？
他甚至不会试图阻止她。
他怎么可能那么做呢？
在这个女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她便径直从广场餐厅的另一头走过来，成了他的朋友；也是她，领着他看遍了这座酒店里每一个隐蔽的角落，而且，还把那把可以开启酒店无数秘密的万能钥匙送给了他。当这样一位朋友找你帮忙时（更何况她从不轻易开口求人），能被接受的答复也只有一个了。
伯爵把照片塞进口袋，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他转过身，发现那位刚被托付给他的小人儿正仰视着他。
“嘿，索菲亚。你饿了吗？你想吃点什么吗？”
她摇了摇头。
“那我们不如上楼去？那儿更舒服。”
伯爵扶着索菲亚从椅子上下来，领着她穿过大堂。当他打算走楼梯时，他忽然注意到她正盯着电梯门。电梯门刚打开，从里面走出来两位酒店的客人。
“你坐过电梯吗？”他问。
索菲亚搂着布娃娃的脖子，摇了摇头。
“既然这样……”
伯爵扶着电梯门，示意索菲亚往里走。她带着一脸的谨慎和好奇走进了电梯，并给伯爵留出了站的地方，然后看着门慢慢合上。
伯爵郑重其事地在五楼按钮上摁了一下，同时嘴里念了一句“说变就变”。电梯猛颠了一下，然后便开动起来。索菲亚站稳了脚，然后往右边倾斜过去，这样便可以透过电梯栏杆看见外面经过的楼层。
“到啦！”片刻之后，伯爵开口说道。他们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伯爵领着索菲亚沿着走廊进了塔楼。他冲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继续往前走。可看着那一级级狭窄弯曲的楼梯，索菲亚顿时把身体转过来，冲着伯爵，双手往空中一举。这是全世界通用的“要抱”的姿势。
“嗯。”伯爵说。尽管已经一把年纪了，他还是把她抱了起来。
她打了个呵欠。
进入房间后，伯爵把索菲亚放在他的床上，而她的背包则搁在大公的办公桌上。他对她说，他要离开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他来到走廊那头，从他的皮箱里取出一条冬天盖的毯子。他打算在自己床边的地板上给她收拾出一张小床，然后借她一只自己的枕头。只是夜间醒来的时候，他得留神，千万别踩到她才好。
但是，伯爵怕踩到索菲亚的担心委实有些多余。因为等他拿着毯子回到自己屋里时，她早已爬到他的床上，钻进被子里睡着了。
调整
从来没有什么钟声会如此受欢迎。莫斯科没有，欧洲没有，全世界都没有。即使是法国拳击手卡尔庞捷在同美国人登普西对阵，听到第三回合结束的钟声时，他的心情也不如伯爵听到他的座钟敲响十二点的钟声时舒畅。布拉格的公民们在听到腓特烈大帝宣告对他们的围困已结束的钟声时，其兴奋之情亦不能与伯爵的相比。
这孩子究竟都干了些什么，竟然让一个成年男人感到度日如年，让他不得不数着钟点，直到午餐时间的到来呢？她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还是在屋里蹿来蹿去，笑个不停？还是动不动就眼泪汪汪地哭个没完，或者使性子，发脾气？
不，正好相反。她非常安静。
安静得叫人不安。
早上醒来之后，她便起床，穿好衣服，然后整理好床铺，整个过程中一句话也不说。伯爵把早餐摆上桌，她便像特拉普派的修道士一样轻轻地嚼着她的饼干，然后，一声不响地将盘子清理干净，便爬到伯爵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双手垫在屁股下坐着，默默地望着他。那是一种怎样的目光啊。她眼里的虹膜是那么漆黑，那么不祥，那么深邃，让人看上一眼便会觉得不安。它既不是羞涩，也没有不耐烦，似乎只是在问：现在该干什么了，亚历山大叔叔？
还真是的。现在该干什么呀？床收拾好了，饼干也吃完了，他们俩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十六小时。九百六十分钟。五万七千六百秒！
想想就令人发怵。
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是什么人呀？经验最丰富的健谈者。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是参加人家的婚礼还是参加“取名日”的庆祝仪式，他都少不了被主人安排在那天宴会上最难伺候的宾客旁边。无非都是些迂腐守旧或目中无人的叔叔阿姨，或是一些沉闷抑郁、尖酸刻薄、胆小害羞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他身边的宾客是什么性格，他都会有办法让他们加入生动热烈的交谈。
倘若他在聚会中被安排坐在索菲亚身边，或者说，他们被安排在穿越乡村的火车车厢里，他会怎么办呢？他当然会问起她的情况：“你从哪儿来，我的朋友？”“伊万诺沃。”她会说。“我从来没去过，但一直都很想去。”“什么季节去那儿最合适呢？那里有哪些地方最值得一看呢？”
“嗯，跟我说说……”伯爵微笑着开始了，索菲亚顿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但话尚未出口，伯爵就改了主意。因为此刻，他和索菲亚并不是在晚宴上，也不是坐在火车车厢里。她只是一个孩子，一个没有任何缘由和解释便被迫从自己家搬到这里来的孩子。这种时候去问她一连串关于伊万诺沃的风光、景致、气候，或者关于她和她父母日常生活的问题，都无疑会勾起她的伤心事，她的思念和失落感只会越发严重。
“嗯，跟我说说……”他又说了一遍，他觉得头已经开始发晕。而她瞪着他看的双眼则睁得更大了。可就在这一瞬，他的灵感忽然来了：
“你的布娃娃叫什么名字？”
这绝对是个高招，伯爵心想，他不由得暗暗地自夸了一把。
“布娃娃没有名字。”
“为什么？没名字？你的布娃娃肯定得有个名字才对啊。”
索菲亚盯着伯爵看了片刻，然后像乌鸦一样歪过头来。
“为什么？”
“为什么？”伯爵重复了一遍她的话，“为什么？因为那样别人就可以叫它了呀。别人就可以邀它一起喝茶，可以从屋子对面跟它打招呼。即使它不在，别人交谈的时候也可以提到它，甚至在祈祷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包括进去。这些都是有名字的好处。”
趁索菲亚正琢磨他的话，伯爵把身子向前倾了倾，准备进一步阐述下去。但只见小女孩把头轻轻一点，说道：“就叫布娃娃好了。”然后，她睁着那双蓝色的眼睛望着伯爵，仿佛在说：“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接下来干吗？”
伯爵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他在脑子里搜寻着所有用于闲聊的问话，却又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说来也巧，他忽然发现，索菲亚的目光悄悄转移到了他身后的某样东西上。
伯爵小心地回头看了一眼。
那是一头用黑檀木雕刻的大象。领悟之后，他笑了。这孩子生下来就一直在农村，她也许从没想到，世界上竟然存在这样的动物。这个神奇的动物是什么呀？她一定在想。是哺乳动物还是爬行动物？是真的还是只存在于寓言故事里？
“你见过这个吗？”伯爵笑着移动了下身体，往后比画着问道。
“你是说大象？”她问，“还是灯？”
伯爵窘得赶紧假咳了几声。
“我指的是大象。”
“只在书里读到过。”她略带遗憾地承认道。
“好吧，这动物可漂亮了。简直是造物的奇迹。”
这番话激起了索菲亚的兴趣。伯爵便开始给她详细描述这种动物的不同类别，每讲到一类，他都要手舞足蹈地为她形容一番。“它们原产于非洲大陆，一只成年象的体重超过一万磅。它的四条腿和树干一样粗，它洗澡是用自己的长鼻子把水吸进去，然后再向空中喷洒出来——”
“这么说，你亲眼见过？”她欣喜地打断他道，“在非洲？”
伯爵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
“不是在非洲。”
“那是在哪儿？”
“在不同的书里。”
索菲亚“哦”了一声。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便就此打住，其效率之高，动作之利索，如断头台一般干脆利落。
伯爵沉思了片刻，想看看还有什么是自己亲眼见过而又特别神奇的东西，也许会令她感兴趣。
“你想听公主的故事吗？”他建议道。
索菲亚立刻坐直了身子。
“贵族时代已经让位于普通大众的时代了，”从她的口气听得出，她为自己能正确背诵出这个时代的口号而骄傲，“这是历史的必然。”
“是的，”伯爵说，“别人也这么跟我说过。”
“你喜欢画吗？”他拿起一本卢浮宫的旅行指南问道，这东西是他从酒店的地下室借来的，“这里面的画够你看一辈子了。我要去洗个澡了，你不如看看这些画？”
索菲亚动了动身子，在身边挪出些地方来放布娃娃，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书接了过去。
伯爵退到洗手间里，他觉得这儿安全多了。他脱下衬衫，把上身冲了冲，又在脸上打上肥皂。整个过程中，他嘴里一直在嘀咕着那个已让他琢磨了一整天的不解之谜：
“她体重不足三十磅；身高不到三英尺；她背包里的所有物品一只抽屉就能全装下；除非别人跟她讲话，她也很少主动开口；她心跳的声音不会比小鸟的响多少，那她怎么会占掉那么大的空间呢！”
这些年来，伯爵一直都觉得，他这几个房间的面积已经足够用了。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他都要做二十个下蹲，二十次伸展，悠闲地吃顿早餐，再仰坐在椅子里读一会儿小说，这几个房间已经足够他完成所有这些活动。晚上下班之后，他也可以在这几个房间里，任凭他的思绪信马由缰，回忆往昔的旅行，沉思过去的历史，最后在甜美的梦乡中睡去。可不知何故，这位只带了一只小背包和一个破布娃娃的小客人来了之后，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似乎发生了改变。因为她，天花板似乎变低了，同时，地板却在升高，四面的墙壁也在往里挤；无论他准备去屋里的哪个地方，她都已经捷足先登。伯爵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本想打起精神做早操，却没想到她早已占据了他做操的地方。早餐的时候，她吃掉了大部分草莓；接着，当他准备把他的第二块饼干伸进他的第二杯咖啡里蘸着吃时，她又用一种极其渴望的目光注视着那块饼干。他别无选择，只好问她想不想要。而最后，当他准备坐到他的椅子里，好好看一会儿书时，她却抢先往椅子里一坐，然后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伯爵朝镜子看了一眼，发现自己手拿剃须用的刷子，正冲着镜子里的自己使劲挥舞。他赶紧停了下来。
好家伙，他想，这难道是真的？
真的成这样啦？
才四十九岁呢？
“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你是不是太封闭了？”
年轻的时候，伯爵从不会因为身边有人而觉得不自在。那时候，只要醒着，他就会忙着呼朋引伴。
只要是坐在椅子上读书，无论什么声响也干扰不了他。事实上，他更喜欢在嘈杂的背景下阅读。比方说，街头商贩的叫卖声；从隔壁公寓传来的钢琴声；最妙的莫过于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先是飞快地跑上两截楼梯，接着突然停下，然后你便听见有人一边使劲敲门，一边气喘吁吁地解释，说有两位朋友的马车正在街边停着，让他赶快下去。（人们在书中印上页码不就是这个用途吗？不就是为了在中断了一段时间后，能马上找到先前看过的那页吗？）
至于财物，在他看来更是不足挂怀。但凡有熟人要借书或是借伞，他总是头一个出手相助（尽管所有找他借过书和伞的人事后几乎都没有归还，只有亚当除外）。
日程安排呢？那时候，他从来没有所谓的“日程安排”，他也引以为豪。他常常是今天在上午十点吃早餐，明天却是在下午两点。即使在他最喜欢的餐馆，同一道菜他也从不会在同一个季节里点两回。正好相反，他会像探险家利文斯通穿越非洲大陆或者麦哲伦横渡七海一样，把菜单里的菜式一道道尝个遍。
不会。在二十一岁的时候，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从来都不会觉得不自在，害怕被打扰，或者感到心神不宁。不管是什么意外，不管别人如何评论，也不管出现了什么变故，他都会坦然接受，他都会把它们当作夏日天空中燃放的烟花，就好像它们是一件令人惊喜、值得欢呼的事一样。
但很显然，那时的他已一去不再了。
这件重达三十磅的包裹不期而至，终于把挡在他眼前的那层面纱彻底撕去。在他未曾留意的情况下——没得到他的认可、投入或准许的情况下——他的生活中已自行建立起了一套流程。很显然，如今他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吃早餐。很显然，他喝完咖啡之后马上就会吃饼干，中间不会有任何间断。阅读的时候，他也得坐在特定的椅子上，椅子朝着特定的角度倾斜；而且，任何声响，即使那声响不比鸽子踱步的声音大多少，也一定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连刮胡子他也必须从右边刮起，再刮左边，最后才刮下巴。
此刻，伯爵正往后斜仰着头，手里举着剃须刀。随着视角转变，他一眼便看见，镜子那头两只没被肥皂泡挡住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自己。
“天哪！”
“画我全都看完了。”她说。
“哪些画？”
“所有的。”
“所有的！”这回轮到伯爵惊讶得睁大了双眼，“好吧，这些画是不是很棒？”
“我想这是给你的。”说着，她拿着一只小信封，走过来递给他。
“这是哪儿来的？”
“从门底下塞进来的。”
伯爵拿起信封，他感觉里面是空的。信封上没写地址，只是用柳枝般纤秀的字体写着一句话：“下午三点？”
“啊，是的，”伯爵边说边把它塞进口袋，“生意上的事情。”然后，他谢过了索菲亚，并暗示她可以走开了。
她虽然回答了一句“不用谢”，但她似乎没有走开的意思。
于是，当中午十二点的第一声钟鸣响起时，伯爵双手一拍，立刻从床上蹦了下来。
“好啦，”他说，“去吃午餐吧，怎么样？你肯定饿了。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广场餐厅的。广场餐厅可不仅仅是餐厅而已，他们把它当作城市的延伸——城市里的花园、集市和街道。”
伯爵正历数着广场餐厅的各种好处，他忽然发现，索菲亚脸上带着奇怪的表情，正盯着他父亲的座钟看。在他们走出房门，准备下楼梯时，她又回过头看，犹豫着停下了脚步。她心里有个问题，似乎就要脱口而出了：这台无比精致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发出那美妙动听的声音的？
好啊，伯爵边关门边想，如果她真想知道这台双响座钟的秘密的话，她算是来对地方了。因为伯爵不仅对计时法略知一二，还对眼前这座别具一格的座钟的一切了如指掌——
“亚历山大叔叔，”索菲亚的口气比刚才温柔多了，但这种口气通常只会用在传达坏消息时，“我觉得，你那台座钟怕是出毛病了。”
伯爵闻言，不由得一惊，握在门把上的手也松开了。
“坏了？不，不会，我向你保证，索菲亚，我这台座钟的时间准得很呢。它可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钟表匠制作的。”
“它的计时装置没问题，”她解释说，“是报时装置出问题了。”
“刚才它不是响了吗？声音挺正常的呀。”
“是。中午十二点是响了。可九点、十点、十一点都没响。”
“哦，”伯爵笑着说，“如果是普通的钟，你刚才说的都对，亲爱的。可你看，这是一个双响钟。这是很多年前按照我父亲的要求定制的，它每天只响两次。”
“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的朋友，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会告诉你这是为什么的。不过，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到广场餐厅再说吧。点完菜，舒舒服服地坐下之后，我再把我父亲这座钟的来历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如果你想享受一顿既文明又高雅的午餐的话，没有什么比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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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十分时，广场餐厅还不太忙。因此伯爵和索菲亚得到了一张很好的桌子，以及马丁提供的敏捷的服务——马丁是新来的一位非常能干的侍者。他替索菲亚把椅子抽出来时，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一股令人肃然起敬的礼貌和风度。
“我侄女。”伯爵说。索菲亚则一脸惊奇地朝餐厅四下打量着。
“我也有个侄女，今年六岁。”马丁微笑着答道，“我可以多给您一点时间。”
尽管索菲亚对大象的熟悉程度并非伯爵以为的那么幼稚，但像广场餐厅这种地方她的确从没见过。让她惊奇的不仅是餐厅的宽敞和高雅，还有它那一个个看似有违常理的内部结构：透明的玻璃屋顶，室内的热带花园，大厅正中央的喷泉。
打量完谜一般的广场餐厅，索菲亚似乎本能地意识到，这样的场所对人的举止应有更高要求。因为她突然把她的娃娃从桌上拿下来，并摆在她右边的空椅子上；见伯爵从餐具下面抽出餐巾铺在腿上，索菲亚也学着他的样子照做，还特别注意不让刀叉碰在一起，发出声响。把点完的菜单交还给马丁时，伯爵说：“非常感谢，伙计。”索菲亚也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然后，她瞅着伯爵，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现在？”她问道。
“现在怎么啦，亲爱的？”
“现在可以跟我讲讲那架双响座钟了吧？”
“哦，对，现在正好。”
可从哪儿讲起呢？
当然是从头讲起啦。
这架双响座钟，伯爵解释说，是他父亲委托最负盛名的宝玑钟表公司制作的。宝玑早在一七七五年就在巴黎开设了专店，从那以后，它不仅以精准的计时驰誉世界（也就是说，他们的钟表走时很准），在一天之中钟点的变化和更替方式上更是别具匠心。他们制作的钟有的会在每小时结束时放一两段莫扎特的音乐。还有的钟不仅会整点报时，在一刻钟或者半个钟的时候也会响一次。还有的钟能根据月相的不同、季节的变迁以及潮汐的更迭来显示时间的变化。可一八八二年，当伯爵的父亲去他们的店里参观时，他给这家公司出了个不同寻常的难题：制作一台每天只响两回的钟。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伯爵问（估计这位年幼的听众最想问的也是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伯爵的父亲一直认为，人应该密切关注生活，而不应该过多地关注钟表和时间。作为斯多亚学派和蒙田的信仰者，伯爵的父亲相信上午是造物主留出来让我们辛勤工作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晚于六点醒来，稍微吃点东西，然后专心致志地开始工作，那么，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就应该已经把一天该干的活儿全都做完了。
所以，在他父亲看来，中午十二点是个总结的时刻。当中午的钟声响起时，勤劳的人会因为充实地度过了上午的时光而备感自豪，他们会心安理得地坐下来享用午餐。而那些不务正业的俗人，也就是那些把一上午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床上，或者只用来吃了一顿早餐，看了三份报纸，或者只是在客厅里闲聊一通的人，在中午钟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去寻求主的宽恕。
那下午呢？伯爵的父亲认为，一个男人不该被他马甲口袋里的钟表操纵，即不该把生活中的事情当作火车到站时刻表一样，精确到分分秒秒。相反，因为在午饭之前他已经从事了适度的工作，所以下午的时间他应该享有充分自由。也就是说，他应该到柳树林中去散散步，读一本经典著作，在凉亭下和朋友谈谈心，或者面对着壁炉里的火安静沉思。总之，他应该去干一些不受时间规定和限制的事，一些能够自己决定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事。
那第二响呢？
按照伯爵父亲的想法，人们是不应该听到这第二声钟响的。如果一个人充实地度过了一天——工作、休息、自由、上帝全都顾及了的话——那么在午夜十二点到来之前他就应该睡着了。所以，这第二次钟响绝对是一种劝诫。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呢？这是钟在问你：是不是白天大把的时间都浪费了，到深夜才想起来还有事情没做？
“您的牛肉。”
“谢谢你，马丁。”
马丁非常得体地把第一只盘子摆在了索菲亚面前，然后才将另一只放在伯爵面前。接着，他往桌子前凑了凑，可又凑得太近了些。
“谢谢，”伯爵又礼貌地说了一句，意思是他可以离开了。说完，伯爵把刀叉拿了起来。索菲亚的提问，让他想起了当年他和妹妹在十二月最后一天的深夜坐在那台双响座钟的旁边，等待新年钟声响起的情景。这时，马丁又凑近了一步。
“什么事？”伯爵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马丁似乎有些犹豫。
“需要我……替这位小姐把肉切开吗？”
伯爵朝桌子对面的索菲亚看了过去。只见她拿着叉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盘子。
“哎呀！”伯爵心想。
“不必了，我的朋友。我来吧。”
马丁鞠了个躬，退开了。伯爵绕到桌子对面，只需几下，便利落地把索菲亚的牛肉切成了八块。而在她刚要放下刀叉时，他又把那八块牛肉切成了十六块。而等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其中四块已经进了她的肚子。
进食让索菲亚重新活跃起来。她开始向伯爵扔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午的时间适合工作，下午更适合去接触大自然呢？为什么人要读三份不同的报纸？为什么人要在柳树下散步，而不是在别的什么树底下？还有，什么是凉亭？这些问题又引出了更多关于艾德豪尔山庄、老伯爵夫人和海伦娜的问题。
一般来说，伯爵会觉得像审讯一样连续向别人发问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谁，什么事，为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这些字眼本身并不能构成任何对话。可当伯爵开始回答索菲亚接连不断的发问时，他用叉尖在桌布上粗略地绘出了艾德豪尔山庄的布局，并将他家里每位成员的性格都介绍了一番，还谈到了他们家的各种传统。他逐渐意识到，索菲亚已完全、彻底和绝对地参与到这场谈话中来了。先前靠大象和公主没能达到的目的，现在只需聊聊艾德豪尔山庄的生活就达到了。就这样，她的牛肉一会儿就吃完了。
空盘子被收走以后，马丁又出现了。他问他们是否想再来些甜点。伯爵微笑着看了看索菲亚，以为她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她却咬着下嘴唇，摇了摇头。
“你肯定吗？”伯爵问她，“冰激凌？饼干？或者来块蛋糕？”
但她在椅子上挪了挪身体，接着又摇了摇头。
这真是新时代的人，伯爵心想。他耸了耸肩，把甜点单递回给马丁。
“那看来，这顿饭我们已经吃完了。”
马丁接过菜单，却和上次一样，仍然站在一旁不动。只见他转过身，背对着桌子，然后朝伯爵倾过身来。很明显，他想跟伯爵耳语几句。
看在老天的分上，伯爵心想，又怎么啦？
“罗斯托夫伯爵，我觉得您的侄女……可能得去了。”
“去？去哪儿？”
马丁有些犹豫。
“去厕所……”
伯爵抬头望着侍者，然后又瞅了瞅索菲亚。
“别说了，马丁。”
侍者鞠了一躬，便退开了。
“索菲亚，”伯爵犹豫地问道，“我们是不是需要上一趟女洗手间啦？”
仍咬着嘴唇的索菲亚点了点头。
“你需要我……陪你一起进去吗？”他领着她来到走廊尽头，问道。
索菲亚摇了摇头，便消失在洗手间的门后。
伯爵一边等一边骂自己反应迟钝。他不仅没想到去替她切牛肉，没想到要带她上洗手间，他甚至忘了要帮她把背包里的衣物拿出来，因为她此刻身上穿的还是昨天那身衣服。
“还老吹自己以前当过侍者呢。”他对自己说。
过了片刻，索菲亚出来了，看样子她感觉舒服多了。尽管她很喜欢刨根问底，但此时似乎在为有个问题该不该问而犹豫不决。
“怎么啦，亲爱的？你在想什么？”
索菲亚又犹豫了片刻，然后鼓起勇气说道：
“我们还可以叫些甜点吗，亚历山大叔叔？”
这样一来伯爵倒放心多了。
“没问题，亲爱的。当然没问题了。”
起起落落
下午两点，玛丽娜忽然听到有人在敲她办公室的门。她把门打开，只见站在门口的是伯爵。他身边还有个小女孩。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布娃娃的脖子被她紧紧抓着。这一幕差点把玛丽娜惊成了对眼。
“啊，玛丽娜，”伯爵意味深长地扬着眉毛，说道，“你还记不记得尼娜·库利科娃？让我给你介绍：这位是她的女儿，索菲亚。她要和我们一起在酒店住些日子。”
玛丽娜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即使伯爵没给她介绍，她也看得出，这个孩子的生活一定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故。同时她也已经看出，小女孩对屋子那边传来的转动声很好奇。
“很高兴见到你，索菲亚，”她说，“我和你妈妈很熟，那时她也就比你现在大几岁。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以前见过缝纫机吗？”
索菲亚摇了摇头。
“那好。来，我带你过去看。”
玛丽娜把手伸过去让索菲亚牵着，然后领着小女孩来到屋子的另一头。她的助手正在缝一条品蓝色的垂帘。玛丽娜低下身，让自己变得和索菲亚一样高。她指着机器上的各个部件向她解释起它们的用途来。然后，她又让年轻的女裁缝把她们收集的所有面料和纽扣拿出来给索菲亚看，她自己则面带询问的神色回到伯爵身旁。
伯爵把昨天发生的事很快地低声讲了一遍。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困难了吧。”伯爵说。
“我知道索菲亚的确很困难。”玛丽娜纠正他。
“是，你说得对，”伯爵后悔地承认道，然后，刚想接着往下讲些什么，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如此具有创造性，此前他竟从未想到，真令人难以置信，“玛丽娜，我来是想看看，过一会儿我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开例会的时候，你能不能帮忙照看索菲亚一小时？”
“当然可以。”玛丽娜说。
“我本来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可就像你刚才说的，索菲亚才是真正需要我们支持和照顾的人。刚才我一直看着你和她在一起的样子，你发自本能地对她那么温柔，和你在一起，她马上变得特别放松，所以我突然觉得，她需要的——尤其是现在——显然是母亲的感觉，是母亲的方式，母亲的……”
可玛丽娜立刻把他的话打断了。她用发自心底的口吻对他说：
“别要求我做这些，亚历山大·伊里奇。要求你自己吧。”
我能行，伯爵一边跃上楼梯朝博亚尔斯基餐厅跑去，一边对自己说。说到底，他只是需要稍微做个调整——把家具换个摆法，改变某些生活习惯。另外，因为索菲亚年纪太小，不能一个人待着，所以他早晚还得找个人陪她，尤其在他上班的时候。今天晚上，他则干脆请一天假。至于他负责的餐桌嘛，他会建议分摊给丹尼斯和德米特里。
伯爵赶到“三巨头”开会的地点时已经迟到了几分钟。伯爵觉得，是好朋友才会无须对方开口便知晓对方的需求。只听安德烈说道：
“你来啦，亚历山大。埃米尔和我刚刚还在说，今晚要把你的桌子分给丹尼斯和德米特里负责呢。”
伯爵身体往椅子里一坐，长长地松了口气。
“太好了，”他说，“我明天一定得想出一个长久之计来。”
主厨和主管不解地看着伯爵。
“长久之计？”
“你让他们俩分摊我的桌子，不就是因为我今晚来不了吗？”
“今晚来不了？”安德烈惊得倒吸一口气。
埃米尔大笑起来。
“亚历山大，我的朋友，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三周。你说好十点要去黄厅的。”
我的老天，伯爵心想。他把这事从头到尾给忘了。
“更重要的是，七点半红厅还有高尔基汽车厂的晚宴。”
为了纪念建厂五周年，这个全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的厂长今晚将在此举办晚宴庆祝。除了厂方的主要工作人员，赴宴的还将有主管重工业的政治委员，以及三名福特汽车公司的代表，后面这几位一句俄语都不会讲。
“由我来负责吧。”伯爵说。
“好，”主管说，“德米特里已经把大厅布置好了。”
说完，他把两只信封放在桌上朝伯爵推了过来。
按照布尔什维克人的习惯，红厅里的桌子摆成了一个长长的u字形，椅子则摆在桌子朝外的一侧。这样，所有人就座之后不用伸脖子就可以看见参加宴会的领导人。检查完毕，伯爵对餐厅里的布置非常满意，他这才把注意力转到安德烈交给他的两只信封上来。他先把那封小一点的信拆开，从里面抽出今晚的座位安排图，这张图应该是克里姆林宫的某个部门制定的。然后，他又打开了大一些的信封，把标有客人姓名的席次牌倒了出来，然后照着座位图示将席次牌在桌上摆好。伯爵又围着桌子绕了一圈，把自己的活儿重新检查了一遍，这才把手里的信封卷起来，往裤口袋里一塞。他这才发现，口袋里面还塞着另外一封信。
伯爵拿出第三只信封，皱着眉在想这是什么东西。直到他把它转过来，看到信封上杨柳般纤柔的手写字体。
“哎呀！天哪！”
墙上的钟显示，现在已经三点十五分了。
伯爵立刻从红厅里冲了出去。他跑到走廊尽头，飞快地爬上一层楼梯，来到311号套房的门口。他见门是开着的，便悄声进屋，把门在身后关上。他穿过客厅，来到卧室。一个身影正站在窗前，她闻声把身体转了过来，同时，衣服唰的一下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伯爵轻咳了一声作为答复。
“安娜，亲爱的……”
注意到伯爵脸上的表情，女演员开始把衣服往肩膀上拽。
“非常抱歉，今天同时发生了好几件意外的事，我今天没法履约了。事实上，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可能还得求你帮我个小忙。”
在他们认识的十五年以来，这是伯爵第一次开口求安娜帮忙，而且，他所求之物还不到两盎司重。
“当然，亚历山大，”她答道，“什么事？”
“你外出旅行的时候一般带几只箱子？”
几分钟后，伯爵从员工的专用楼梯匆匆下了楼，手里拎着两只巴黎旅行箱。他忽然想起了格里沙和根尼亚，还有他们所有的前任行李员：忽然间，他对所有这些人肃然起敬起来。因为，安娜的箱子尽管在做工与用料上都十分讲究，它们的设计却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到人们该如何搬它们。那个皮革提手是如此之小，甚至容不下两根手指。可在箱子的尺寸上，设计者又如此大方，以至于搬运者每走一步，箱子都会撞一下楼梯栏杆，继而撞到人的膝盖。可那些酒店行李员怎么就能拎着这样的箱子健步如飞呢？并且，他们搬东西的时候，一只箱子上通常还有一个帽盒。
来到酒店底层，伯爵穿过几道员工专用门，径直来到洗衣房。他往第一只箱子里塞了两条床单，一个床罩，还有一条毛巾。而在第二只里塞了两个枕头。然后，他提起箱子，爬了整整六层楼，回到楼上。在通过塔楼的楼梯时，每一次拐弯，箱子都会重重地磕到他的膝盖。终于，回到房间后，他把拎回来的床上用品从箱子里取出来，然后又来到走廊的另外一头，从那间弃置不用的屋里找来了一只床垫。
刚想出这个主意的时候，伯爵认为这绝对是个好办法。但床垫自己似乎很不乐意。因为当他弯下腰，想把床垫从弹簧床上抬起来时，它却从他的胳膊里挣脱开，展现出它原本的宽度，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当他想方设法地把它立起来时，它却像快要从他的头顶上翻过来一样。最后，他终于沿着走廊把它一直拖进了自己的房间，等他砰的一声把它放在地上后，它便把四肢百骸全都摊开，占领着地板上的每一寸地盘。
这样肯定不行，伯爵双手撑在自己的髋部，心想。如果床垫就这么放在那儿，那他们还怎么在屋里走动呢？他肯定也不想每天都把床垫在屋里拖进拖出。忽然，十六年前早上的一幕如电光石火一般在他脑中闪现了出来，给了他灵感。他自我安慰道，这个房间总比旅行时坐的火车要舒服。
对，他心想，就是这样。
于是，他把床垫立起来，斜靠在墙上，并且警告它说：识相的话，就给我别乱动。然后，他提着安娜的箱子，走下四层，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食品储藏室，所有的罐装西红柿都在此储存。这些罐头盒高约八英寸，直径六英寸，用作这个目的最合适。所以，他费力地把它们拖回到楼上之后（当然免不了要先喘会儿粗气），就马上开始了一番堆叠、码放、抬举和拖拽，然后才又停下来。房间收拾完毕。他把安娜的箱子还了，然后飞奔下了楼梯。
伯爵来到玛丽娜的办公室时（他已经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他看见女裁缝和索菲亚正坐在地板上亲热地聊着什么，这才放下心来。索菲亚见他来了，一下从地上蹦起来，将她手里的娃娃伸出来给他看。布娃娃身上新添了一条品蓝色的裙子，裙子前面还钉了一排黑色的细纽扣。
“你看我们给布娃娃做了什么，亚历山大叔叔？”
“好漂亮啊！”
“她还真是个干裁缝的料。”玛丽娜说。
索菲亚拥抱过玛丽娜，然后带着她那位刚刚换了新装的小伙伴走到走廊。伯爵正准备跟出去，却被玛丽娜叫住了。
“亚历山大，你今晚去上班，索菲亚怎么安排呢？”
伯爵咬了咬嘴唇。
“好吧，”她说，“今晚我陪她。但明天你得另外找人。你可以找酒店打扫客房的女服务员。比如说娜塔莎。她还没结婚，方便带孩子。但你得付她合理的报酬才行。”
“娜塔莎，”伯爵感激地重复了一遍，“我明天一早就去跟她说。合理的报酬，那是绝对的。太谢谢你啦，玛丽娜。七点左右我会让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人把你和索菲亚的晚餐送来。按昨晚的经验，九点之前她应该就睡着了。”
说完，伯爵刚要转身离开，又转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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