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嘉莉没有参加散场以后的游乐。她一直赶回家去，念念不忘没有回家吃饭的事情。赫斯渥已经睡了，但是，当她走过他床边到自己床上去时，醒过来望了一眼。

“是你吗？”他说。

“是我，”她回答。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她想表示歉意。

“昨天晚上我来不及回家了，”她说。

“呀，嘉莉，”他回答，“说这话又有什么用呢？我不在乎。不过，你不必对我这么说。”

“我来不及了，”嘉莉说，涨红了面孔。然后，发现他的神情好像在说“我明白”，她就嚷起来：“嘿，好吧。我也不在乎！”

从此以后，她对于这个家更其漠不关心了。他们之间仿佛已经不存在互相交谈的共同基础。她一定要等他开口才拿出开支的钱来。可是他却不高兴开口。他宁愿在肉铺子和面包铺子里拖延付账的日子。他在奥斯拉格那里欠了十六块钱的食品账，储存了一批主要食品，这样他们可以在一个时期里不必再买这些东西。然后他换了一家食品铺子。对于肉铺子和别的几家铺子，他也这么办。嘉莉从来没有听他直接说起过这些事情。他只要求他可以得到的东西，双方愈来愈疏远，达到了只可能有一个结局的局面。

九月份就这样一天天快过去了。

“你的朋友德雷克先生快要开办旅馆了吗？”嘉莉问了几次。

“是的。不过他要到十月份才开办呢。”

嘉莉产生了反感。“这样一个家伙啊，”她心里常常想。她越来越喜欢去看朋友了。她把多下来的钱大部分购置衣服，这笔钱的数目到底也并不惊人啊。终于她在另一家剧团找得了一个位置。这是因为她所参加演出的歌剧在四星期内要到外地去演出了。在她采取行动以前，在所有的海报牌和报纸上都登着：“喜歌剧杰作最后两星期演出……”云云。

“我不参加巡回演出，”奥斯本小姐说。

嘉莉和她一起向另一个经理去求职。

“演过什么戏吗？”是他的问题之一。

“我正在卡西诺戏院演出的剧团里工作。”

“啊，是吗？”他说。

谈到结果订了每周二十块钱周薪的合同。

嘉莉大为高兴。她开始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个位置。人们对才能是赏识的。

她的地位大大变化了，竟使她觉得这公寓里的气氛难以忍受。家里只有贫困和烦恼，或者看上去是这般模样，因为这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它成了一个避之惟恐不及的地方。可是她还是住在那里，做相当多的家务活，把家里收拾整齐。这里终于成了赫斯渥老是坐着的地方。他坐在那里摇着，摇着，看看报，沉溺于自己悲哀的命运之中。十月过去了，随后是十一月。他还没有觉察，就已经到了严冬，而他还是坐在这里。

嘉莉的处境在改善，这他是知道的。现在，她的衣服已有改进，甚至可以说是很精美的了。他看她进进出出，有时候在自己心里想象她升发的光景。因为吃得少，使他消瘦了一些。他的胃口不好。穿的也是穷人的衣服。说什么要找事情干，对他说来已经是陈词滥调，而且是可笑的了。所以他抱着双手等待着——等待什么呢，他也无法料想。

精神上这般冷漠，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这事例是适宜于对之进行科学探索的。可以根据他对尊严的某些先入之见如何在他的没落中起着作用，写一篇出色的论文。我们知道，某种生物只能在某种条件下生存，一旦暴露在别的条件下，就会立即死亡。一般的金丝雀在被捕时是相当坚强的，但是在镀金的鸟笼里关了几年，就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家狗倘使舒舒服服地养到中年，再把它赶到丛林里去自寻食物，就会饿死。家狗，要是一生下来就被赶出去，就会变成狼，或者是十分像狼，只是在外形上有些不同而已。所以，一个人无忧无虑、丰衣足食地生活到中年，就会忘记谋生和工作的技能。技能和才智都萎缩了。他似乎是个有些作为的人，可是看吧，这可怜的头脑坚持说必须做到那么有作为地生活，否则就是丧失了体面。没有勇气来证明这种情绪是错误的。只能坐着出神，等待出现能够干的事情。几乎不能改变自己到足以适应事态的需要的程度。

赫斯渥就是这样。肉店老板来敲门，他借故推托。食品店老板也来敲门。还是借故推托。在这样一次不愉快而尖刻的交谈以后，他会回到自己的椅子里，心想他必须向嘉莉要些钱。当她只给他他通常要的那一点儿钱时，他就想过些日子再给肉店老板付款。当时不存在的麻烦总是最容易对付的。

可是，这些麻烦终于来得太频繁了。债主的追索、嘉莉的冷淡、家里的一片寂静和冬天的来临，全都联合起来促成一次危机。而奥斯拉格亲自上门来讨债，刚好遇到嘉莉在家，终于成了导火线。

“我来讨欠账，”奥斯拉格说。

嘉莉只是略微有些吃惊而已。

“多少钱？”她问。

“十六块，”他回答。

“啊，那么多吗？”嘉莉说，“这数目对吗？”她回头问赫斯渥。

“对，”他说。

“可是，我从没听说过这笔账呀。”

看她的样子，好像她以为他花了些不必要的费用。

“哦，他讲得很对，”他应道。然后他走到门口。“我今天付不出一文钱，”他和气地说。

“那末，什么时候能付？”食品店老板说。

“总之要等到星期六才行，”赫斯渥说。

“嘿！”食品店老板回答，“说得倒好听。我非要钱不可。我要钱用。”

嘉莉站在房间深处，听到了全部谈话。她感到很烦恼。事情是这么糟糕，这么无聊。赫斯渥也恼火了。

“喂，”他说，“现在多讲也没有用。倘使你星期六来，我会付你一些的。”

食品店的老板就走了。

“我们怎么付得出呢？”嘉莉问，对这笔欠账感到吃惊。“我付不起。”

“哦，不用你操心，”他说，“他收不到的账，总是收不到的。他非等待不可。”

“我不懂我们怎么会欠这么许多钱，”嘉莉说。

“嘿，是我们吃掉的，”赫斯渥说。

“奇怪，”她回答，还是半信半疑。

“你现在站在那里，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呢？”他问，“你以为是我一个人吃的吗？听你的口气，好像我在从中取利似的。”

“不过，总之是数目太大了，”嘉莉说，“不应该一定要我付这笔欠账。现在，我自己也入不敷出啊。”

“好吧，”赫斯渥回答，默默地坐了下来。他已被这事折磨得够苦了。

嘉莉出去了，他坐在那里，决心要干些事情。

这一阵报上登着布鲁克林有轨电车即将罢工的风声和通告。工人对于工作时间长、工资少普遍感到不满。按照惯例，并且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理由，工人们选在冬天逼资方摊牌，要求解决他们的困难。

赫斯渥早已看到了这些新闻，琢磨着随之而来会引起的大规模交通堵塞。在和嘉莉发生这场争吵的前一二天，罢工开始了。在一个寒冷的下午，一切都呈现着灰暗的颜色，天快要下雪了，报纸上宣布各条线路上的工人都已停止了工作。

赫斯渥因为百无聊赖，心里充满着人们关于今年冬季将缺少工作和金融市场发生恐慌的种种预测，很有兴趣地读着这些新闻。他看到罢工司机和售票员们提出的要求，说他们过去一直领取两块钱一天的工资，但是一年多来，雇用了“临时工”，这样就减少了他们谋生的机会的一半，而且增加了他们上班的时间，从十小时加到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这些“临时工”是在乘客最多或者高峰时间雇来开一次车的工人。开这么一次车的代价只有二角五分钱。一过高峰或乘客最多的时间，他们就无工可做。最惨的是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可开。他必须一早就到车场，不管天晴落雨都要在那里守候，直等到用着他的时候。等这么久，平均有开两次车的机会——三小时多一些的工作，可得五角钱。等待的时间是不计酬的。

工人诉苦说，这种制度正在推广，要不了多久，七千雇工之中只有少数人可以保持两块钱一天收入的固定工作。他们要求废除这种制度，并且除了无法避免的耽搁以外，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十小时，工资二元二角五分。他们要求资方立即接受这些条件，可是每家电车公司都拒不接受。

赫斯渥起初很同情工人们的要求——事实上，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始终同情他们到底，因为他的行动可能与此不一致。他是差不多什么新闻都看的，起初为《世界报》报道罢工新闻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所吸引。他从头至尾都看了，包括七家电车公司的名称和工人的数目在内。

“他们在这样的天气罢工真是傻啊，”他心里想，“话虽如此，倘使能够，但愿他们胜利。”

第二天出现了更大的新闻。《世界报》说：“布鲁克林区居民徒步上街。”“劳动骑士团中断了过桥的电车线路。”“大约七千人罢了工。”

赫斯渥看了这些新闻，在自己心里盘算着事情的结果会怎么样。他对公司的力量是非常信任的。

“他们无法获胜，”他说，这是指工人而言。“他们没有钱。警察会保护公司的。他们非保护不可。大众必须有车子乘坐。”

他并不同情电车公司，但是力量在它们那一边。产业和公用事业都在它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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