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道良从北京回老家过年，他带回了许许多多吃的，富强粉、挂面、白糖、糖果、饼干、酱牛肉、酱猪头肉、水果罐头，有的三斤有的两斤，有的五斤有的十斤，真是重得不得了，此外还有穿的用的，给父亲买的棉鞋和暖水袋，还有手电筒，给家里买的暖水壶，剪指甲用的指甲刀，给孩子们买的《三打白骨精》小人书，洗衣服用的灯塔牌肥皂。
1963年，史永年第一次用暖水袋代替了手烘炉。
暖水袋，这个东西比起烘炉，简直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它干净，一点灰都没有，它又轻又便利，把滚水冲进去拧紧，你就放心搁进被窝里吧，不用担心它把被褥烧个大洞。这种被子上的窟窿哪家没有？到冬天，谁能不靠烘炉取暖，实在是太冷了，“冻得耳朵都冻落了”“冻得牙齿磕磕儿的”穿上棉衣也不管用——只有用烘炉。除了小孩，大人是人手一只，用竹子编的，像个小小的提篮，它把一只小小的瓦盆编在底头，瓦盆里放上炭，盖上灰，提在手上就能烤火了。手冷就烤手，脚冷就烤脚，胸口冷就捂在怀里。去串门手上也不离烘炉的，碰到哪家主人热情，她会问你，烘炉的炭烧尽没？给你加一块，她就从灶台边的一只瓦罐子里夹上一块大大的炭放进你的烘炉，那是年前烧树根留下的炭呢。男人们聚在一起烧烟说话，女人们聚着纳鞋底，腿间是人人一只烘炉。到了晚上，烘炉就要去暖被窝了，被窝又湿又冷，它为什么会湿呢？不知道，反正它在冬天就是湿的，或者，空气都是又冷又湿，被窝又怎么能暖和？烘炉放在被窝里要特别小心，洒一点灰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它翻倒了，通红的火炭倒在被子上，它先阴燃，接着冒烟，如果抢救得及时，被子不过是烧出一个窟窿而已。在冬天，在灰屑乱飞的屋子里，一只暖水袋，那真是要比一头肥猪更让人羡慕。
灯塔牌肥皂，那是最好的肥皂，如果道良不带肥皂回来，家里洗衣服就只有用三样东西：皂角、茶饼、稻草灰。这是新世纪的人们再有想象力也想不到的。
——皂角这种植物它长在皂角树上，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树枝上长着粗刺，春夏它就开花了，到秋天它结了果，它的果子是一只只豆荚，挂在树枝上随风摇晃。你摘下它放在屋角里，洗衣服的时候就带上一只，用刀削掉皂头的一点皮，它硬梆梆的，好就好在它硬，在粗布衣服上使劲蹭，两样都是粗的硬的，真是旗鼓相当，这两个就蹭出了沫，沫不大，也是结实的，足够洗干净衣物。茶饼跟任何豆饼一样，是圆的，杂着许多杂质，是榨完茶油之后的茶麸渣，它也是植物变成的洗衣皂，它从油茶树长出茶籽，茶籽榨出油，剩下的渣压成饼状。如果要洗衣服，那就把它敲一块下来吧，它硬得跟石头一样，要让它出一点黄沫，你要在土布衣服上使劲蹭。
那些从地里长出来的棉花，经朱尔们纺成棉线，经二妈们织成粗布，又在靛桶里染成黑色，再经大姨表姐们做成衣服，穿到了金禾银禾仁良朱尔和爷爷们的身上。如果是白色的衣物要洗，怎么办呢？那就用稻草灰，你一定要用稻草灰，别的草一烧就成了末，化在水里，是一盆黑水，谁洗谁？只有稻草灰是硬朗的，你绕成一把放进灶里烧，烧尽后用铁钳夹出来，它是一根还一根的，半点都不散，放到水里，泡一会儿，它还是不散。好了，用一只筛过滤掉，草灰水非常清，再白的衣物也不会染脏，洗完了，晒在太阳底下，洁白耀眼！
1963年，道良一个人守着七八只旅行袋在火车上过了一天一夜，然后他在武昌站下了车。那时没有电话，就发电报吧。他就在武汉给父亲发了电报，发完电报再坐火车到黄石，从黄石坐船渡过长江到南溪，再从南溪坐汽车到浠川县城。从县城到家就没有汽车了：三十里路，需要步行。
真是艰难的旅程。他在黄石下了火车，要把一大堆行李运到江边码头，扛也扛不完，拎也拎不动，真是难坏他了。只好把这堆东西分成几拨，一次拿几件，走上几十米，放在地上，再回去拿第二拔，来回倒腾，总算弄到江边乘上了渡轮，过江到了南溪。还要坐汽车呢，在一面大山坡上排长队，硬着头皮，两边肩扛上，后背驼着，再每只手拎上三两件，队真是长，人真是多，人人都是一堆一堆的行李。
好歹到了县城，已是黄昏。道良在旅社开了个房间，把行李放里头，自己空着手走回家。太阳正在落山，河水亮闪闪的一片片金色动荡着，河边有人在捞沙，人在河里吃力地挑着一担沙往岸上走。
熟悉得像血管一样的河，它闪着光，道良甩着手快快行走，一下走出了县城三四里地。他一边走一边盘算时间，按正常速度，大概十点钟左右就能到家。走啊走，走啊走，一抬头，迎面碰上了大哥和二哥，仁良和义良，他们一人一条扁担来接他们的三弟了！他们这天上山打柴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吃饭呢，父亲是刚刚收到电报。
——电报的速度你们也是想像不到，它比裹了小脚的老太太也快不了多少，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武汉，电报只能发到县里，到了县里再急的电报也只能按信件走了，它在邮局那只绿色的帆布口袋里等着，等到乡村邮递员上班了，把帆布口袋挂到他的自行车横杆上，然后他骑着自行车一路送信，顺着他辖区的大路小路，一路叮叮当当送过去，邮递员是个有点天真劲的半大老头，他特别喜欢按车铃，1963年，有自行车可是件了不得的事，车铃叮铛响，那样动听那样炫耀，让人心里生着光彩。他一高兴，或者一无聊就要按车头铃的，他按给自己听，有时路上没有一个人，他就更要按了，他吹一阵口哨，然后按一串车铃，仿佛是给自己鼓掌。他是招人喜欢的，到了一处，送了一封盼望许久的信，这家人感谢他，让他坐下来吃一把生花生，他就坐下了，吃花生，扯闲话，一耽误就是半晌。
就这样，道良的电报在路上走了一天半，到史永年手里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两个儿子一人挑了一担柴回来，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就赶来接道良。三兄弟折回县城，退了房，一大堆行李弄成两挑，挑起来，真是挺沉的，扁担压得两头直闪。天已经黑了，三个人摸黑一路走，半路上，遇见一只灯笼在前面晃，光影越来越大，是父亲，提着灯笼来接他们了。
为什么是灯笼？
也许是马灯，但在道良的记忆中是一只灯笼，他甚至记得清楚，灯笼上还有毛笔书写的一个“史”字。那只1963年的灯笼，定是湾口的最后一只灯笼，也许是整个浠川县的最后一只。道良回到家，他带给父亲一只手电筒，这只灯笼就消失了。
关于灯笼，它是长的和圆的，底下是一块圆木板，中间竖起两根铁线，外围用竹弓绷起一种白色半透明的绢纸，圆板上挖一只圆孔，用来插蜡烛。风从底部吹上来，吹不灭，风从四面吹，也吹不灭，风再大，只能看见火苗在晃动，它忽左忽右狂跳不止，但就是不灭。要吹灭这只灯笼，你得从上方的孔对准它，使劲一吹。1963年，道良给父亲捎了一只手电筒，从此以后，我们的灯笼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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