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这一切而哭。
事情已经不对头，我一下就想到了精神病人和精神病院。高仓健在《追捕》里被人灌药片的情景立即在屋子里膨胀变形……
道良要马上送海豆到安定医院，“不送怎么办，他会吓着泱泱的”。我不愿意，海豆跟高仓健的角色可不一样，他一个比老鼠强不了多少的人，只有老老实实吃药，人家给多少他就吃多少，直到精神完全被摧毁。
也许还将受电击，被束绑，不但变胖，更会变成一截木头，面目全非。
我不忍他就此到医院去，同时对他患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想他等哭过、嚎叫过，他的情绪渲泄干净，就会自动变好。
但是一两天内海豆越来越混乱。
他从早到晚像一个哲学家似的发问：“我是不是人？”“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干什么？”
一片混乱中我找来陈青铜给海豆作心理疏导，告诉他这是陈老师。
陈老师翻山越岭来，
他真不专业——
让海豆回忆打人那一刻，一点不漏地把它复述出来，但海豆记不起来了，即使刚刚去过天安门他也忘记了。谈话的结果是，海豆认为自己见识太浅，他在本子上越写越乱，第二天就开始在家里小跑，并且，认为自己既是烟囱又是月亮又是小鸡。
他说：我是小鸟，人人都是小鸟。
我是外星人。我是三岁的小孩。
我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我要返回这个世界，就得想办法，走出这个房间。
我给他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让他清理自己的思想，我总觉得，他脑子这么乱，只要他一条一条地写下来，人就能变清晰。
但我完全想错了。
不写则罢，越写越乱。他的脑细胞异常活跃，一天之内就把一个厚厚的本子写满了，犹如一个神灵附体才思汹涌的狂人作家。
本子开头字比较小，后来越写越大，思维混乱而跳跃，十足的狂人日记。“窗外的东西都想打我，”他写道“我是那烟囱吗？”“让我看看中间的椅子骂不骂人？”还写道：“我向着姐夫的转椅采访，转椅啊转椅，你的右边是毛泽东挂历，左边是马克思挂历，我跪在椅子上低头向门，我问门：婚姻的意义何在？”
道良建议他用毛笔写字，他就写道：姐夫让我用毛笔写，什么意思？明明是把我看作那对小鸡。
他光着脚站在地板上，用手在地上划了一道线，然后他站在这道谁也看不见的线里说，我怎么也出不去，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出去。
到最后，他开始在狭窄的房间里跑来跑去，他仿佛忘记怎样走路了，仿佛他从来就不会步行。只要把自己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他便小跑着实施。他一溜小跑地从饭桌跑到旁边的沙发，又一溜小跑着到几步之遥的卫生间去。
我想起电影里见过的疯子，那些以同样姿势在屋子里小跑的人。这些人，他们是掉进了一个精神的黑洞里吗？他们不得不跑，他们奔跑着要挣脱这个黑洞，当你要逃离一个可怕的地方你总是要跑的。不管房间有多么狭窄，他们逃离精神黑洞的过程是漫漫长途。
那个黑洞也会吞噬你吗？海红，你在2010年的大街上乱走，越走越快，仿佛也是要挣脱什么。
傍晚我给母亲打长途电话，母亲说，她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返回这个世界”，她说海豆这话跟柳青林当年真像，她说不去医院不行了。“柳青林当年就是这样说的……”，母亲重复着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喃喃自语。如果我不挂电话，她可能还会说到“右倾”“党不信任”“心情永远不好”等字眼。
我头脑一片混乱。
看来海豆是千真万确出了问题，啊他会拿菜刀乱砍吗？他会半夜把春泱扔下楼吗？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夜里睡不着，我把海豆的本子拿来看。翻到他正在写的那一页，上面写着：
如果我是希特勒，不是，我是黄金龙，不是，毛泽东的继承者（市长、书记、秘书），我不是。问问月亮先生：月亮，你是我吗？不是。有人说柳海豆怎么了，但海豆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间屋子外的人声我知道是谁说话，外面很摇荡，我的空间感一下从这间屋子到了外面的空地，另一个我（在圭宁）不断地出去，每一步动作前都有一物帮我阻止可怕的事情发生（喷嚏）。
天亮之后我拿着海豆的本子去安定医院挂了门诊，我把本子给医生看。我的陈述刚刚开头，医生就打断了我的话，她说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不要耽误时间，马上送来住院，现在还来得及，发展下去就不好办了。
回到家已经十一点，我担心海豆不愿去看病，因为所有精神病人都坚信自己没病。我骗他说，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有树有草地，我带他去散散心。
他正在发愣，我担心他没听见我的话。他将信将疑地看看我，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对了！我应该去！我替他收拾东西，他似乎明白自己是要去住院，先把自己的毛巾带上了，出门的时候又把房门钥匙交给我。真是神秘，他如何知道自己用不着钥匙了？
听说精神病人力气特别大，我担心自己和道良两人弄不了，事先叫来了陈青铜。
我们一行四人前往安定医院。
先坐地铁到积水潭，再步行一段路到安定医院门诊部。路上海豆很安静，没有想要跑掉，也没有大闹，更没有忽然给谁一拳。一切都算得上顺利。医生问了海豆一些问题，一边听我陈述一边就写满了两大张病历，然后我去交住院的押金。
我到住院处去，心里开始轻松起来，最令人发愁的事情已经过去，海豆一住院，一切就会好起来。医生说不要把精神病院想象得跟监狱那么可怕，这里的条件是很好的，在国内是一流的，是开放给外国人参观的，现在床位空得很。但是住院处的老头说得不一样，他说总院没有床位了，见我发愣，他就问，昌平分院去不去？
这样我们就拎着东西，拿着老头给的一张油印的路线图，交错着乘公交和步行，一路跌跌撞撞摸到昌平去了。
海豆在昌平治够了三个月的疗程，医生给他开了一张“精神恍惚”的病假单，然后我请假把他送回遥远的圭宁县城。
那时候，我的旅行袋里装着一堆药，盐酸苯海索片、氯丙嗪、氟哌啶醇片、安度利可——它们是一些兵士，步步为营，押守着我们的每一个活跃的细胞，使它们安静、变凉、死去。我们的小镇少有人知道这些药，根本就不会有。我请医生行个方便，多开一些安度利可针剂，这样每个月打一针即可。我已经认识这种药，它跟氟哌啶醇是同样成份，一种是针剂，一种是片剂。我问清楚了万一没有这两种药，可以用氯丙嗪代替，两种药的转换要有一个过渡期，一种慢慢增，一种慢慢减，在一周内完成。我用纸仔细记下来交给母亲，让她督促着。
母亲遵医嘱，从来没有让海豆停过药。他现在跟一个正常人完全没有两样。他重新娶妻生子，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但你为什么要让他再次到这里来？
2010年初春，海红第二次失业后，弟弟海豆的事总是一再浮到她的跟前。这些阴影重重叠叠。
根据创伤心理学的理论，最要紧的是对创伤不回避，就像面对一个伤口，不要捂着，要尽可能让伤口暴露，身心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适应，接受事实。所以，面对创伤，最关键的是要让当事人讲出来，反复讲。
也许海红认为自己是一名潜在的精神病患者，为了阻止自己滑向深渊，她需要从海豆的经历中获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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