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是海红最焦虑的年份，这一年，单位解散重组，海红成为下岗人员，虽然每月还能领到基本生活费，但仅为原工资的五分之一还不到，这钱只够买大米青菜，连水电费都紧张。
道良已经退休，退休之前他鬼使神差调到了一家事业单位，结果退休工资比大学的同事少了三分之一。春泱只有七岁，她没有像同龄孩子那样报很多辅导班。也并不是报不起，是没这根弦，海红和道良，两人都不知道那些英语班和奥数班与升学之间的直接联系。正因为如此，春泱就输在了所谓起跑线上，初中高中大学，她只能上烂学校，根本进不了那些重点学校的门。烂学校的师资实在差，照海红看，春泱从小到大就没碰到过一个像样的老师，北京烂学校的老师还不如广西圭宁县的好学校。春泱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每次家长会上都只谈同一本书：《明朝那些事》，海红疑心他只读过这一本书——春泱后来离父母的愿望越来越远，实在是早有端倪。
1999年，道良已经退休几年，他清高、自尊、愤世嫉俗，事事看不惯，再加上文化界山头林立——左的呢，嫌他右，右的呢，又嫌他左，于是他两头不靠。
以前除了在学校里教书，他还写文章发表，算是一名文艺理论家。但后来，忽然间，同志们就疏远他了，原来是他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观点与他们大异，他们认为，这个史道良无疑是投靠了对立的阵营，家里再也没有了他们打来的电话。后来他们发现没有所谓投靠一说，就对史道良说，你欠同志们一个解释——意思是，解释清楚，照样欢迎你。道良却不领情，他心想，解释什么，当初没时间，现在没必要。
结果，音信两隔恩义断，形同陌路。
他一个人冷在了家里。
衮衮诸公总是热闹的，研讨会、策划会、论证会，川流不息，电视上的文化新闻，不是这个晃过来，就是那个晃过去。道良不用到现场就能看到昔日同志指点江山的样子，开会、发言，有人总是滔滔不绝，没半小时决不收嘴，有人惜字如金，三言两语；有人总是要东拉西扯的，有的人一上来就切中要害，一针见血；有的人实在是不会脱稿发言，再大的腕，竟也有掏出稿子来照念的。
签到的时候会领到一个红包，啊这是车马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三百到五百，这个世纪头十年，涨到了一千到三千。这是应该的，谁说不是呢——读一本书，厚厚的，点灯熬夜啊，熬的是精血，而且精血有时会熬到一本不堪卒读的垃圾上。所以啊，算是辛苦费吧，当然。
没有会议邀请道良。
道良就看透了，他说，扯什么蛋啊！
他没有了额外的收入，不但没有外快，他也孤独了。所以他就更加看透了。他终日只是守着春泱。
五一或者十一，大学里的老同事给他打来电话，对方很是兴致，有几年不见了，邀道良一起喝酒。但是今非昔比，对方当上了副校长，知名大学里的副校长，不得了，他还兼着当博导，带的博士都是在职的干部，不是市长，就是书记，令人咋舌。他说五一过后他就要到青海去走一走，西宁那边有个市长是他的学生，邀他好几回了；或者，十一过后他要去苏州，有个书记是他带的硕士，让他带全家去玩。
这样的酒道良就不怎么想去喝。
每到年终，单位慰问老同志，先要请大家吃一顿饭，道良不去，坚决不去。他说：“扯什么蛋！没什么意思，都是假的。”
然后单位会派出一辆面包车，办公室主任在城里东南西北转一圈，给退下来的老同志每人送一箱水果和几百元慰问金。从一家出来，给下一家打电话，几个人轰隆隆地上来，抬一箱橘子，或者苹果，啊辛苦了请坐喝茶，不喝了不坐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行了还有三家呢，轰隆隆，三分钟，人就消失了。水果拖到阳台存放，屋子里一点喜气都没有，因为道良从来不吃水果，他胃寒；春泱呢，也不吃，这个孩子，她爱吃巧克力和方便面。
阳台上的水果在纸箱里不见天日，只有海红想起来的时候会偶尔揭开箱盖，拿出最上面的一个。
——这种椪柑，皮很好剥，它厚厚的癞蛤蟆似的皮天生就是让人剥开的，剥它有一种快感，金黄色的颗粒裂开了，迸出汁液，一阵橘香升起，令人愉快。但它的瓤总是不饱满，松懈，像棉絮，这还不算，橘子的甜酸一涌上牙根，海红牙齿上稀疏的釉质就被它伤着了，酸汁从牙根细小的管道奔向牙髓深处的神经，啊太痛了，她立即倒吸着凉气。
水果在纸箱里无声无息地腐烂。隔了一段，海红打开纸箱一看，有一大半都不能要了，金黄色的橘皮有了泥黄色的斑圈，手指一戳就冒水。最底下的几只烂得更彻底，它们发了霉，你不碰它犹可，一碰，一股黑色的霉烟直冲鼻子。
真是暴殄天物。
道良更觉无趣。
每年重阳节，单位还会组织老同志到郊区秋游，只有这时候，道良才会到人群里去。他本来不去，因为他在单位里还没来得及交上朋友就退休了，他在一群熟悉的陌生人中觉得别扭。
海红是要劝他的。
她自己时常灵魂发飘，却也知道天天闷在家里不好——她说：郊区的天会很蓝的，她又说：树叶变红了啊。农家饭最新鲜啊红鳟鱼肯定是从门口的河里直接捞上来放进锅里，还有采摘呢，大苹果，砀山梨（这家人只认砀山梨），你看哪只顺眼就摘哪只带回家，多好玩！
道良去了一天，下午晒得红红黑黑的回到家，到郊区去了一趟果然不错，见了阳光，蔫掉的草叶伸展开了。他果然带回了两大口袋亲手采摘的水果，苹果又大又圆透着红润，拿来一闻，香喷喷的；梨子呢，正是砀山梨，底部是平的，像只称砣。立即削一只尝，肉质酥松，梨汁顺着手腕流下来！
新摘的苹果和梨，一只一只的，全都鼓鼓实实闪着光，这光照着房间，房间也喜气洋洋的。道良这一趟，仿佛把一个结实明亮的秋天带回了家，连向来不吃水果的春泱也雀跃起来。
海红难得心情好，问他：好玩吗？他像孩子似的笑了：好玩。
一年只有这一次，这个沉沉滞滞的家吹进一丝新鲜的活气，这是一年之中，道良唯一的一次社交活动。
之后没几天，他又沉入了枯索苍茫之中。
他越来越苍茫，灰扑扑的，他所到之处，也都变得灰扑扑的。他的书桌，本来有好看的木纹，一派天趣，但海红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们沉在了一片僵灰中，变得容颜模糊。连他的风衣，明明是军绿色，挂在门厅里还是军绿色的，他一穿上身，立即就变成了灰扑扑的颜色。他的黑皮鞋，从不擦，一层灰，他的西服外套，早就过时了，是八十年代托人到上海买的，是毛料，那时候，他开会或出差，凡有重要场合就穿上这身西服：他往镜子跟前一站，用一点摩丝往头发上一打，他扬着头，一下一下的梳着，他饱满的前额更加饱满了，整个人变得明亮起来。年轻，舒爽，朝气蓬勃。
但道良的西装早就过时了——这是从前难以想象的，连年轻的农民工都嫌它土了，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穿这个。道良这件当年象征了改革开放的西服，到了新世纪，忽然变成了一件古怪陈旧的破烂，它变了形，后面是翘的，像一只秃尾巴公鸡。
不但翘了尾巴，你定眼看，天哪怎么有这么多小洞洞！
是虫蛀的，衣鱼，那种扁扁的、灰灰的、椭圆的的虫子，它身子两边伸出几条细细软软的触须，在道良的剪报和旧书中爬来爬去，它爬到了他的毛料西服上，哧哧哧地啃了起来。
关于衣鱼，春泱最知道，
它也叫白鱼、壁鱼、蠹鱼和书虫，最喜欢涂过浆糊的旧书堆、毛料衣服，喜欢潮湿和阴暗，怕阳光，白天躲着，晚上出来蛀书和衣服。它有药用价值的呢，用干衣鱼十个，湿者五个，加乳汁研匀，据说可以治小儿天吊（即眼向上翻）；治小儿舌疮，则要把衣鱼烧成灰，撒在舌上；还能治眼翳，研成粉末，直接注于翳上。
简直无奇不有，不知是真是假。
春泱愿意和衣鱼玩，她蹲在地上，用一根小棍子放在衣鱼跟前，诱它爬上来，这是她最有耐心的时刻。她撅着屁股，几乎是趴在了地上，同一个姿势半天不动。衣鱼可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只有在爸爸倒腾旧书报的时候，它受到惊扰，一逃就逃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好了，一只灰色的小虫子，它在春泱的眼里，五光十色。
道良家粘着浆糊的剪报和旧书之多，简直就是衣鱼的乐园，再加上旧毛料西服，衣鱼们更加尽兴。它们几乎是列队而来，兴致勃勃地从旧书架爬到不远处的衣架上，犹如一群骏马，又找到了一片丰美的草场。
卟卟卟，嘎嘎嘎，在深夜里，它们爬行和蛀食的声音交错参差，嚓嚓声越来越来鼎沸，就像天边飞来密密一片蝗虫，也许是从河南飞来的，它们乌云一样来到北京的天空，然后，降落在这幢楼的楼顶，呜呜地往这家窗口钻。
啊没有这么夸张，人在失眠时难免夸大事实，尤其是海红这样的人。其实要治衣鱼不是没有法子，用一块纸板，把土豆切碎撒在上头，晚上等它们出来啃，一早起来，或者扔垃圾里，或者用开水烫。但春泱不让，她认为衣鱼把爸爸的西服蛀满洞洞是很好玩的事情。
在春天，道良就这样穿着他的过时加虫蛀的西服在家里走来走去，衣服灰扑扑的，不过，你定眼一看，还能看出原来的驼色。
道良没有地方可去，他走出家门，往北折到东直门，来到护城河边的一处小山坡，那里散着一些老头——他们半眯着眼，袖着双手，晒太阳。每人跟前铺一张塑料布，或者旧报纸，上面摆着些跟他们一样陈旧苍老的杂物，旧印章、旧杂志、旧钱币、旧邮票，有时候会有几块石头，挠背的竹爪，几只核桃，也有人摆着一只铁丝笼，里面一只鸟，伏着不动。
道良每个摊子看一遍，他也想蹲下来，但他面前是空的。于是他略站一时就回家了。
他从小街一路走，也不乘公交，也不骑车，这路常常是开了膛的，不是这段就是那段，两边永远有工地，暗绿色的围幕上积了一层土灰，灰尘们也是喜欢道良这样的人，它们成群结队跟着他，熟门熟路，从东直门一路跟到家，就像这灰尘本来就是长在他身上的。
他竟变肮脏了，不修边幅，常常不洗脸，胡子更不刮，早上起床，点一支烟，泡一杯茶，然后发一时呆。时间有的是，但他就是不洗脸。
想当年，他和海红刚结婚的头几年，在他意气风发的年代，每次出门，他总会把自己收拾光鲜。如果要到外地出差，他就像一只公鸡，昂首亮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一样一样往旅行箱里放东西，衬衣、手帕、内裤、香烟、护肤霜，一样样都叠得齐整，他有一只多格的盒子，能放下一块小香皂、一把刮脸刀以及一小包刀片，多年的单身生活锻炼了他，再细碎的东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不像有些男人，一离开老婆就找不着袜子。他的羽毛真是轩昂，闪着亮，一股遥远的气息来到这个房间，他一低头，往箱子里放上了一瓶香水。他也没忘了家人，他对海红说，要给她带回一包桂林漓江的沙子，给春泱呢，买一条小裙子。然后他就出门了，手一扬，消失在电梯口。
而现在，他简直成了一堆破烂，一个人成日不洗脸，不是自甘沦为垃圾又是什么？
他的同学、同事陆续过世，差不多走光了，有时人去世了一两年他才听说，他放下电话，也不悲戚，他神色平静，似乎刚刚听到的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个世界给了他一个巨大的背影，连背影也早已不是他所熟悉的，模糊而陌生，越走越远。
他说：我为什么还不死呢！
他没有病，看上去能活到一百岁。
这个春天，四月份，海红成为了下岗人员，生活骤然耸起了一座大山。怎么办呢，再就业？过三年就四十岁了，谁要！写作又如何？文学的梦想越来越遥远，写过的东西发表不出来，再写，又还能写出点什么？
一个水塘，经不起老是舀，支离破碎的写作差不多把水舀光了——啊那个日渐干涸的水塘在海红眼前晃来晃去，剩下的一点水晃成了泥浆，过不了多久，就会连泥浆都没有。
变干、枯竭、龟裂。人生的大旱之年即将来到。
跟道良商量，这个人早就不能指望，他背对了世界，世界更加背对了他。
他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上山打游击！
打游击，这都是什么年头了，难道还能出来一个切．格瓦拉——步枪、蚂蝗、毒蛇、帽子上的五角星，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这跟玻利维亚的丛林一样遥远。不过打游击这个词还是像烟花一样照亮了道良的脸，在长年灰扑扑的生活中，他实在是需要这样一朵烟花，
是啊烟花，他消失已久的精气神升起来，聚集到了这朵烟花里，他在空中看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好比那大松树冬夏长青……鲜艳的红旗在蓝天上招展，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道良昂着头，如沐春风。
但很快，他的头耷了下来。俱往矣。
烟花熄灭了。没有工作我们怎么生活呢？海红问。道良就说：活不下去我们就要饭去！
海红在北京有几个联系松散的朋友，包括陈青铜，包括已经出国的俞明雪，还包括写作的一两个笔友，个别编辑。前部长夫人呢，丈夫一去世，她就皈依了佛教，不再问世事。
她没有自己稳固的社交圈——几个知已，各自占有资源，没事常打电话，传一传小道消息，攻击同行，调侃自家，互相戴个高帽。再骂一骂正炒得热火朝天的影视和得奖的小说，轮流作东，喝点小酒，互相取暖。海红没有这样的几个，她实在不是一个适合社交的人——一株南方的植物，长在边远小镇，本是有些婀娜多姿的，到了北方，哪堪水土凛冽。加上京城在高处的势能，紧紧压着了小镇的营养——心虚还需要努力克服，哪里能够谈笑风生。那些饭局，女士都是花枝招展的，顾盼生辉，妙语连珠，端起酒杯来，话说得俏皮，一昂脖子，酒下去了，酡红洇上了双颊，微醺中，个个都像杨贵妃，把个饭局升腾得像一台戏，男男女女，人人都像打了荷尔蒙。
有时也有人拉海红出来吃吃饭。她却丝毫不懂风情，吃饭，就埋头吃，吃完了她干坐着，瞪着眼睛看人，看完这个看那个，谁说话看谁。喝酒，不会，那你干什么呢，抽支烟吧，也不抽。人人都在给饭局添一把火，她呢，是一块烧不着的冷石头。甚至说笑话她也不笑，大家都笑翻了她只是疑惑，看样子是没听懂，简直令人怀疑她智商有问题。饭局刚刚到高潮，酒正酣，情正浓，她却提出要回家，因为家里有孩子。事实上，她是惦记着道良的冷脸。
道良的时间概念总是和饭局上的概念大不同，道良是个夜猫子，夜里上床睡觉一般要到一点多，但海红超过十点半到家他就会觉得很晚了，他觉得晚上出去吃饭是无聊的，所以更觉时间漫长。
北京地大，八点钟，人才刚刚到齐，点完菜就八点半了，菜慢慢上来，吃吃喝喝聊聊，再发一轮烟点上，有人开始说段子，是新编的，大家侧耳听得起劲。海红一看表，十点了！她要赶紧撤，宿舍楼是中央部委所属，管理严，十一点就关大门。她要等那人把段子说完，那人却偏偏要卖关子，磨蹭半天，说完了，人人都笑，海红不笑，她起身走了。
每次海红出门总是很紧张——回去晚了道良就会很不高兴。
他不说话，冷着脸，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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