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1年是慕芳最累的一年，她在县医院上班，助产士兼护士。这个时候，医院下放了一些员工到乡下去，剩下的还分出将近一半人组成几支医疗小分队，到边远山区搞巡回医疗，叫做“六二六”小分队，是为执行伟大领袖的“六二六”指示。医院只剩下了七十几个员工，一共有二百多病床，光产科就有五间病房，两间大的，三间小的，一共24张床。外科呢，是和产科在一起的，也有28张床，两个科加在一起共52张床，只有四名护士。真是忙得天昏地暗，接生、洗婴儿、输液、护理外科病人。供应室不给整理手套，要自己洗好手套，翻过来，叠好，放上滑石粉，装在饭盒里，再拿到供应室消毒。
上夜班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整手套、接生包、手术包，手术室只有一个专门护士，有时也抽调慕芳上手术台，当器械护士，帮着穿针缝针。碰到生孩子的，就更忙乱，最多的一次，一个夜班接了九个生。
上半夜的班一点半交班，到三点半才能睡觉，到六点半又得帮忙干活，不帮根本做不通，按道理，值出的人应该不用帮忙，但实在不行，又生孩子又做手术，经常要忙到十点多才能回家，下午本来可以补觉了，却又要开会，每天都要开会，只得边开会边睡觉。四个人轮流，一个星期要值上两次夜班。碰到医生出诊了，就顶上，干医生的活，医生是不教你的，要自己观察，插管插几个，手法如何。好了，她学会了刮宫术，做得比医生还好。
如果不是慕芳业务精湛人缘好，她定然是要有大麻烦的。
2，
生在旧时代地主家庭的人，谁不是惊弓之鸟。何况慕芳的亲伯父和叔父，都是被新政权镇压枪毙的，想起来都心惊肉跳。
慕芳的根系实在太庞大了，那些枝枝杈杈，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就说她的母系吧，陈碧薇，她的母亲，海红的外婆。她们陈家可是当地的一大望族，清朝的时候出过一个进士，当了官，家势就不可阻挡地发了起来。大地主，大乡绅，祠堂就有三进，十六根柱子立在厅堂里，有一个很大的庄园，里面有花园。后来家族又有人到梧州搞起了实业，更富了。很早就有留学史，庚子赔款的时候就有人去了美国，还出过一个大学校长。陈碧薇的一个堂兄弟，当过梧州市政府的秘书长，一个堂兄，医院院长，一个表兄，留学日本，后来回国办纸厂。
陈碧薇嫁到章家，算是下嫁。章家的规模远逊于陈家，不过呢，公公章修柏，也是一个乡绅地主，有一妻二妾，一共四儿四女。正房长子是抽大烟的，没出息，二儿子章绍甫是个人物，在民国政权中当了县长，后来又到全州做官。陈碧薇嫁的是三儿子章绍振，是二房生的，模样周正，温文尔雅，二哥给他谋了个车站站长的位置，陈碧薇当上了站长太太，家里有一个男工和一个女佣，她一个接一个生孩子，五男二女，到底也没出去做事。公公章修柏五十多岁的时候又讨了一个二十岁的小老婆，生了一个小儿子。
县长章绍甫有一妻二妾，正妻抽水烟，两姨太一胖一瘦，花枝招展。幼年的章慕芳跟大人去过二伯家，是一个大庄园，里面有两层楼高的火砖楼房，花园很大，慕芳第一次见到了鸡冠花、玫瑰花、牡丹花和茉莉花，家里佣人有十几个，有人专门浇花，有人专门炒菜。吃的东西令慕芳眼花缭乱，应有尽有，烧鸡烧鹅烤乳猪，还有蛋糕水果，慕芳在这里第一次吃到了苹果，这种红色坚硬来自北方的水果在她们本地的荔枝龙眼番石榴中像皇后一样夺目，她还吃到了一种叫做西贡蕉的香蕉，其香无比，本地也产香蕉，叫芭蕉，个大，甜中微酸，蕉心略涩，不香。西贡蕉小小的，慕芳吃了一只又一只。二伯的女儿慕梅走过来，问她要不要喝咖啡，慕梅生得美貌，慕芳见了她只知道咧着大嘴傻笑。
还有两条大狗，毛色光亮，半人高，威风凛凛。
这样的人，新政权不镇压他又镇压谁呢？所以枪就响了，枪声响在体育场，那时候还没有体育场，叫大印地，是圭宁县处决犯人之处。慕芳的二伯章绍甫，他从来都是穿西装的，身材修长，白衬衣，打领带。临刑前他请求让他穿西装打领带，军政委员会的军代表没答应，他说：地主阶级死到临头了，还想向人民示威吗？铁的子弹头呼啸着扑向前县长的头部，在他的脸上炸开了花。
大伯父逃到了香港，他的房产收归国有。三十多年后返还时，他已不在人世。这是后话。三叔父章绍兴1949年刚刚高中毕业，血气方刚，他上山当了土匪。山高林密，有众多藏身的洞穴，土匪们都是失去了天堂的富家子弟，他们负隅顽抗，袭击土改工作队。这些人，气焰真是嚣张，人人都是亡命之徒，把一个土改工作队一锅端，活埋、挖眼、剁手，手段凶残，令人发指。解放军可不是吃干饭的，来了一个团剿匪，秋风扫落叶，土匪死的死，伤的伤，章绍兴被打中了腿，活捉。于是他被拖到了大印地，与另外八个土匪一道，五花大绑，面朝圭江。枪一响，他们一头栽倒在野地上。
陈碧薇算是侥幸的，丈夫1949年春正好病亡。同年秋天，农历十月初九夜，解放军进城，旧政权灰飞烟灭，圭宁中学门口十几辆国民党军车熊熊燃烧，军车上的弹药发出连绵不绝的爆炸声，火光映红了整个圭宁县城的天空。解放军一来，陈碧薇就带着小女儿慕芳逃到娘家，躲在一个庙里。土改的时候有好心人劝她们赶紧回去，不然被戴上漏网地主的帽子麻烦更大。
她们回到竹冲村，正赶上退租退押，形势混乱，农会根本不讲政策，谁有点钱就把谁当成地主斗，把钱交出去就不斗了。陈碧薇没被定为地主分子，慕芳的姐姐慕兰这时候却被清退回乡，她在旧医院里做过药剂士，农会不分清红皂白，给她的名目是“反动职员”，给她戴了一只纸糊的高帽站在地坪上，围了一圈人。
慕兰不想活了，她喝来苏水自杀。来苏水一口喝下去，口腔、喉咙、食道，烧得一塌糊涂，人没死，救了过来。
亲戚们星散，飞鸟各投林。同辈中，男丁们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大多终身未娶。女孩子略好，有个堂姐，初中毕业就离家出走参加了地下党，跟家里几十年没有联系，所谓跟剥削阶级家庭彻底划清界限，几十年后才知道她其实就在柳州。有两个去参军，落在新疆和广州。命运最好的算堂姐章慕梅，她也参了军，嫁给一个师长，落在大连。
3
1950年慕芳十五岁，她也要参军。那时候正招女兵，史实是这样的：从战场上下来的解放军官兵开拔到新疆屯垦戍兵，官兵们年纪大了，要成家，于是，从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征来的女兵一批又一批远赴新疆的荒漠，长途跋涉，冰天雪地的地窝子，难以下咽的高梁米，年轻的女孩子们始料未及，继而她们被组织要求与比她们年龄大十几二十岁的男人结婚，他们都是为新中国的成立作过贡献的，谁敢不服从。根本就没有别的可能性。
谁又知道这些？
参军已经成了唯一的出路，也是最好的出路。部队就是一所大学校，旧时代的污泥浊水，旧家庭的印记，全都要靠它来荡涤。竹冲交通不便，山高路远，消息走走停停，传到慕芳耳里已经半个月过去了，招兵都要截止了。不过，截止的消息还没传到，慕芳只当是征兵刚刚开始。希望擦亮了她的双眼，她的心砰砰跳动，仿佛已经穿上了神气的军服。
消息是傍晚时分带到的，灶火呼的一下映红了她的脸，她像喝多了糯米酒，走着走着就跳腾一步，旁人的话她答不到准点上，只一味傻笑。晚上闭了一会儿眼，睡不着，睁眼一看，天大亮了，赶紧起床，走下台阶，只见天井里满满一地月光，白花花的，有点稠，仿佛用手一捧就能捧起来。月亮光，照地堂，阿妈叫我睇龙船。她想起小时候唱过的童谣，有一点不舍。不过她手一挥，这点不舍就像一只蚊子，被她捉住扔掉了。
招兵的人住在香坪。
香坪离竹冲二十多华里，步行，乡间小路，跨过一些土坎，涉过几道溪流，路两边是稻田，也有坟地，是用白灰拍得很整齐的，立了碑；也有老高的芒草，要倒着走。她走得急，石头踢疼了脚趾，路过村边还有狗追，她倒不怕，手里拿了一根打狗棍。到了香坪的乡公所，兴冲冲闯入门，却撞上一个女孩子，她抹着眼泪从屋里出来。
前一日刚刚截止报名，名额都满了。慕芳不甘心，她当机立断决定到县城撞运气，她是敢闯的，比哥哥们大胆，四个哥全都窝在了竹冲家里，低头干活，一辈子没有娶亲。从香坪到圭宁县城有六十华里，她走了一段，之后搭上了一辆进城运棺材的牛车。她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过县城呢，不过，想到要参军她就有了无限的勇气，她默念着“沙街口沙街口”，那是香坪征兵的人告诉她的地名，啊沙街口，这是她的灯塔，她迎着光亮走过去。马车停在了城边的棺材铺。棺材铺，简直就像一个隐喻。沙街口的军人正在吃晚饭，他们人人手执一只搪瓷缸，面上是热汽腾腾的豆腐白菜。那个军人，他吸着鼻子告诉慕芳，确确实实，报名已经截止。丫头，没办法，等到明年吧。北方口音，普通话，像一阵沙尘，灰扑扑罩住了她，仿佛也是一口棺材。
新政权成立了人民医院，大姐慕兰又回去当药剂士，她把慕芳带到县城，住在河边的高禾街，陈家的行馆，这行馆是陈氏祠堂出钱盖的，对河一面不知怎么没有封口，大水一来就淹进屋，刚刚收好地上的锅碗盆瓢，河水就呼呼涨到了桌子高。
慕芳穿上姐姐的衣服，到隔壁的利生纺织厂织布。这是一家民办纺织厂，要自带织机，慕兰慷慨出资购买。还好，有一个行业组织叫织布会，集中去买织机，由行会请师傅教。
织布刚刚熟练，转机就来了，慕兰所在的县医院办了一个妇幼保健初级班，十个名额，三个公费，七个自费。学期半年，五元学费。这时候慕兰已经结婚，生了孩子，付不出学费，另一个堂姐慕竹也在医院当医士，她亦慷慨，代付学费。慕芳总是这样运气好，关键时刻就有人出来帮她。她住在姐姐家的阁楼上，床上没有垫被，冷得根本没法脱衣服睡觉，裤子也是单的，上身只有一件卫生衣（即绒衣）。那个冬天实在是冷，但慕芳生机勃勃，她不怕冷，她年轻呢，十六岁，青春的热血在她身体里窜来窜去，像屋前的圭江，一浪跟着一浪。她的脸白里透红，扎着两根粗黑的大辫子。注册要交照片，她到西门口的照相馆照了一张正面的一寸像，她穿着姐姐的列宁装，庄严地抿着嘴唇。
每天早早起床，做家务，送姐姐的孩子上托儿所，然后小跑着赶到先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堂有十几级台阶，两边还摆着花草，她跑上台阶，喘着气，开始她的课程——生理卫生、药物学、护理学、新法接生、外科常见疾病。
也有课本，纸很黄，开本小，比巴掌大不了多少。谁来教呢？医院派来了章慕竹，长她十几岁的堂姐。慕竹生于1917年，1940年毕业于梧州医专，曾在苍梧县医院工作八年，学问和临床都扎实。另有一个吴医生，分头、眼镜、长白脸，眉毛边有一颗痣，他不年轻了，有四十多岁。
开始实习了，就在本院跟护士们做护理，打针、整理病床，病人有一大半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有零星群众。在几间病房之间有一处宽敞的过道，刚好摆上一张乒乓球桌。真是新鲜时髦！白色的小小球在桌上轻盈跳荡，发出清脆的得得声，慕竹常常和吴医生两人打乒乓球，一去一来，一来一去，两个人不说话，只打球，吴医生把球喂到慕竹跟前，她手一挥，球打到了对面那个人的脸上，真奇怪，两个人都脸红了。慕竹那年三十四岁，是不折不扣的老姑娘，她本来打算献身医学，永不嫁人。但吴医生丧偶，慕竹便跟他结了婚，给他前妻生的两个女儿当了后母。陈碧薇管这叫做填房。
慕芳呢，她奋力练习打针，她给萝卜注射，还专门缝了一只布娃娃，布里塞满棉花。她还给自己打，肌肉注射、静脉注射，定位、推液，可不能把针弄断了留在肌肉里。打什么药水呢，氯化钙、葡萄糖酸钙。氯化钙有腐蚀性，针头偏了，药液渗出，胳膊上皮肤烂了一块，留下了五分钱硬币大的一块疤。
慕芳是自费生，毕业后不包分配，不过她学习勤勉，每课必记笔记，年轻，未婚，没有家庭拖累，医院把她留下来，给农村接生员培训，讲授科学新法接生。一个月办一次班，她不再住姐姐的高禾街陈行馆了，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都是各乡选来的，均是结过婚的媳妇，慕芳呢，十七岁，她是小先生。她把生殖系统的挂图和模型摆出来，媳妇们嘶嘶笑着捂嘴，慕芳板起脸，讲生理解剖。她给学员看标准的接生箱：止血钳、酒精、红药水、龙胆紫、针、来苏水、手套、围裙、婴儿巾、木听筒。教她们消毒和孕检，用一只木听筒贴在孕妇肚子上，听胎心音。
她带学员外出接生，有一次是在圭江河的木船上，那个胎儿是臀位，他的脚先出来了，还好，顺产，新生的婴儿哇哇大哭，他的肺活量真是大啊，哭声震得一河江水都亮了似的，旭日初升，河面满是欲飞的金箔。她真欢喜真欢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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