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海红看来，她异峰突起的婚姻、兀促的爱情、她高低起伏的易变情绪，以及节节败退的生活，无一不与她的幼年有关。
九岁之前，海红被频繁辗转托养：圭宁县城、外婆家乡下，以及父亲的老家陆安县乡下。一个地方少则三两月，最多半年。常常是，刚刚把一张陌生的床睡踏实，把一个地方的饭菜吃惯，把周围小伙伴的脾气摸清楚，母亲就托人来接她了——把她送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
人在深井里，沿着井壁一点点往上爬，湿滑、黑暗、没有依靠。好不容易见到了井口的亮光，不知从哪来的一只手，毫不讲理，捉住她，“咚”的一声，把她扔进另一个井。
即使是在圭宁县城，居所也是不停变换的。
周岁前寄养在一个姓潘的婶婶家，吃不着奶，只能吃米糊和黄豆粉；潘婶出门就把她锁在家里，屎尿拉在床上，人呢，泡在屎尿中。
两岁多，送进镇办托儿所日托，和许多大哭大叫大闹的孩子们关在一起，没有游戏和唱歌，也没有滑梯。到了饭点，阿姨用一只大木盆端来一大盆白粥，她把木盆架在腰上，另一只手端了一只粗瓷碗，满满一碗炒咸菜，用猪油炒得亮汪汪的。饥饿的孩子们高兴坏了——抢得稀里哗啦。海红人弱，抢不过，常常半饥饱。
母亲的单位不停变动，合并，分散，再合并，再分散——公家的宿舍散落在县城的东南西北，人也随之颠荡。灯笼桥、俞家舍、沙街、水浸舍、旧车站，以及火烧桥，当年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太多了。
陌生的地方令人不安。
灯笼桥没有灯笼，是一条青石板的小巷子。一个房间，没有窗，屋里是暗的。一张大床隐没在微薄的光线中。孩子自已吃饭，在食堂里开半碟菜，五分钱，半份。亲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永远不在。父亲柳青林，他在柳州；母亲章慕芳，她到一个边远的公社出差工作。弟弟海豆呢？他刚满月，就送到了外婆家。
孩子自己打水洗澡。木柴在灶里熊熊燃烧，大铁镬里热水蒸汽腾腾，炊事员——一个退伍的小伙子，他帮海红舀上两大杓沸水，哗哗两下倒进桶里，海红摇摇晃晃，拎着小半桶沸水进洗澡房，她用一只木杓接凉水，一趟趟运送，兑进沸水里。然后洗澡。衣服呢——她五岁就会自己洗。
沙街在河边。大河流淌，码头热闹。船只从远方到远方。卸下盐和松木，装上粗瓷瓦缸和大米。木头堆在码头上，老人和孩子，赶集一般奔来。一堆蚂蚁，围住一根骨头，兴高采烈。他们叮叮当当，把原木的树皮剥下来做柴。一只蚂蚁站在近处，她不动手，不吭声，我们的海红，她家不开火，她吃食堂。而且她也没有家，她孤零一人，回到一所幽深寂静、空无一人的房子里。
这所房子是旧时代的盐仓，底层是盐仓，楼上是客栈。1949年后收归国有。这个时候，母亲的单位是一个小单位，小如细胞，一共只有五个人，全部是妇女。她们常年下乡，计划生育、妇幼卫生。房子幽深窄长，像一根细细的肠子，三进天井，一重又一重。天井用来采光和晾衣。
阳光照进天井几乎要到正午。到下午两三点又没了。屋子里常年是潮的，有时有一层细细的水珠。空气中总有一股咸味，低头一看，墙皮剥落的旧砖上，渗出盐一样的白硝。
青苔长满了天井的四周，惟有中央一小块是白的，其余皆是暗绿。青苔的潮气在夜晚里浮动，阴影隐隐。细碎的声音是鬼在说话么？鬼的传说在新时代里难以泯灭，它们像泡沫也像石头，生长在小镇的日常生活中。
若隐若现的阴暗影子，在阴气浓重的青苔上浮动，一路飘到空无一人的阁楼上，楼上没有安电灯，是厚厚的灰尘和浓重的黑。那上面的鬼和天井的鬼是不是同一个？海红想像它身穿宽大的黑色衣裳，在上面走来走去。因为她真切地听到了阁楼上的窃窃私语。
孩子独自一人到外单位搭伙吃饭，再独自回来。独自生病，做恶梦。她无师自通，自我抚摸，安慰自已饥饿的皮肤。一寸又一寸的身体，寸寸都是饥饿的，她一点都没想起来，母亲什么时候抱过她。
在黑暗中，她紧紧抱住自己。她把自己小小的乳房抓得紧紧的，仿佛那就是她至亲的亲人。
街上还有农业局和林业局，很大的院子，新盖的砖房间有枇杷树杨桃树，还有扶桑树和甲壳虫。有孩子，是她的同学，于是她有了玩伴。玩白毛女跳下娘娘庙的供台，台子有一米多高，女孩子们把辫子散开，一个个往下跳，气流把她们的头发冲起，她们大笑，大叫。
孩子们玩“农业学大寨”，在院子里用瓦片挖土，然后种上草，啊没有水浇灌，于是要修水利，从水龙头那里划一道线，众人用棍子或者瓦片，挖的挖，戳的戳，开出了一条两指宽的浅沟。水龙头一开，水从中间泛滥了，流了一地，人人踩一脚烂泥。
刚刚玩上兴致，又搬了。
搬到了旧车站，谁又知道外公就在这里当过站长呢？这里门廊是方的，有两尊青石的方蹲，颜色青黑润泽，年深日久。四十年之后，海红才知道，这是外公让石匠做的。
窗外就是公路，卡车隆隆，震得窗玻璃嘎嘎响，而屋子里常年一层灰尘。这是省会南宁至广州的必经之路，在繁忙的季节，运货的卡车川流不息，昼夜不已。
俞家舍，是父母亲共住的短暂时光，那时候海红尚未出生。
父亲犯了右倾错误之后搬出了俞家舍，他们开始各住各的，各吃各的。自海红出生，就再也没有过一个像样的家。
2，
外婆陈碧薇，她永远穿一件黑色的大襟衫。在地坪上，站起来是喂鸡，坐下去是做女红：勾枕头套、缝衣服。她不甚说话，看上去，一半是安详，另一半，谁知道呢，也许是隐忍。
外婆家在一个叫竹冲的村子里。从圭宁县城坐汽车三个小时，之后步行两小时。1950年土改，陈碧薇躲过一劫，没有被打成地主分子。在旧政权当车站站长的丈夫1949年春天病亡——适时而逝，恰到好处，否则，有两种情况他定然是逃不掉的：陪绑，再打成地主分子。从此祸及妻儿后代，永不得翻身。丈夫的长兄是旧政权的县长，1950年被镇压。就在圭宁县城北的松石坡大印地，枪毙了。大印地后来成为县体育场，海红中学时到那里练自行车，她对历史一无所知。
六十年代的那些日子，四岁的海红来到外婆家。
外婆陈碧薇坐在地坪上，穿一件黑布大襟衫，身上沾着鸡毛和柴草。
地坪上晒着的柴草铺满了一地，简直无边无际。海红从柴缝间走进地坪的中央，四面看过去，就像是在海上，一浪一浪，房屋远着哪，太阳在头顶，气浪从柴草上热烘烘地升起，令人眩晕。
地坪上整日晒着柴草，最多的是狼蕨草和松毛。松毛棕黄色亮着油光，散发出松脂好闻的气味；狼蕨草从山上挑回来的时候叶子是张开的，晒一两天，细长的叶尖卷起来，像菊花的长花瓣。茎杆最奇妙，折断它，把中间的那根芯扽出来，茎杆就成了一根细长的吸管。
海红用它来吹泡泡。
不是用肥皂水——肥皂在六十年代的乡下是珍贵的东西。用皂角吧，皂角树就在后山上，枝繁叶茂，满树的豆荚在树上摇晃，随便捣烂泡在一只竹筒里，那皂角水就能吹泡泡。阳光下鲜艳晶亮的皂泡升起在头顶，又落在泥地、水塘、草丛中。落在五色花上的时候，泡泡也像一朵大大的五色花，黄紫金红明灼灼的；泡泡落到母鸡的冠子上，母鸡警惕地一摔头，泡泡破了。
母鸡喜欢在地坪晒着的柴草里爬梳，扒着扒着就会咕咕咕唱起来，它还会脸红呢，眼睛眨着也是双眼皮。有一只鸡懒洋洋趴在窝里不爱动，羽毛耸着，看上去头不梳脸不洗。这种懒惰的抱窝鸡舅舅们是不容的！于是，懒鸡的鼻孔里，被插上了一根羽毛。
有时候，舅舅会把不下蛋的母鸡扔进水塘里。他一把抓起鸡翅膀，几步走到塘边，手臂一挥，只见空中掠过一道黑线（这是只黑花鸡），母鸡像一发猛烈的炮弹，从塘岸飞到塘中央，“嘭”的一下，它从空中掉了下来，水塘击起一道水柱。不过谁也想不到，这只鸡不愿沉塘，它奋力扑腾，在这片冰冷陌生的水里，母鸡英勇顽强死命扑腾，谁听说过鸡会游泳呢？但它真聪明，在茫茫的水塘里知道往家的方向使劲。母鸡在塘里游了十几米，它竟上了岸，全身湿淋淋滴着水，羽毛紧贴，体积骤然缩小一半。
外婆把这只母鸡抱在怀里，胸前湿了一片，宛如一名哺乳期妇女。
海红学会了用竹壳做鞋垫。竹壳满地都是，拣几张大的厚的，泡在洗澡用的大木盆里，用几块砖头压着，压一整夜，压平了，在阴处晾干，比着鞋底，一剪，就成了。
她还会染袜子，小小的人儿，在柴草里捡到了一只黄罂果，她用一只石臼把它捣烂，再放进外婆熬药的瓦罐里，加上水和自己的一只袜子，放在灶头上煮。是真的，白袜子就染成了姜一样的黄色！一只袜子黄一只袜子白，海红就这样穿着。红色的木薯杆，小舅舅编成了一顶小小的红轿子；竹篾呢，编成一只蚂蚱。小舅手巧得很，玩耍的东西简直无穷无尽。
还有蚕，生产队在祠堂里养了蚕。地上摆满了圆圆的簸箕，簸箕上蠕动着一些像针那么细的蚕蛆，绿油油新鲜的木薯叶摘来了，铺到簸箕上，这些蚕不是吃桑叶的，它们吃木薯叶！叫木薯蚕。但它们跟桑蚕并没有什么两样，叶子啃得沙沙响．日生夜长，也变肥，也吐丝，也结茧。祠堂屋顶的亮瓦漏下两束光，一束正照在一只蚕的身上，啊，它是半透明的，刚吃下去的叶子变成了汁液在它身体里微绿着。
年轻人唱歌，《英雄儿女》，“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有大海的海字。蚕结茧了，回乡的女知青，把蚕蛹弄出来用油炸，焦黄的一盘，她招呼大家到她家尝新鲜，人人吃得一嘴油。歌呢，“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已经唱得烂熟，他们开始唱一首新歌，《珊瑚颂》，不知谁搞来的歌词歌谱，各人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大家就唱起来了：“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
但是海红被舅舅抱起来放进了箩筐里。原来是要送她回县城交给母亲。外婆往箩筐拍了一巴掌，她感到箩筐一升，身子晃荡起来，不一会儿，地坪变远了，在地坪边站着的外婆越来越小。一下坡，外婆不见了。再一拐弯，水塘也不见了。
4
1971年海红九岁，八月底，眼看就要开学，家里却来了柳海燕。这个生于1949年的大姐，比海红大十三岁，是柳青林在陆安老家的前妻所生，同父异母。海燕在乡下长大，却是一个读书的材料，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全地区八个县最好的高中：玉林高中。玉高是天空中明晃晃的一面大锣，威振八方，它的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整个家族都坚信，海燕定会考上清华，或者北大。
文革改变了一切。1968年，柳海燕和同学们串连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她激情澎湃，一路从北京回到玉林，又从玉林到圭安县城看望她的后母和弟弟妹妹。
一个胸怀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宽广的——海燕一见章慕芳就叫妈妈，那时候，她的生母还在，但她叫慕芳叫得亲，仿佛这也是她的生身母亲。
在走廊，她拦住了慕芳单位的领导，劈头就问：这里的运动搞得怎么样？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红卫兵小将……领导被这样严肃的问题噎住了。海燕呢，进一步问道：我想问问我妈在运动中的表现，她没有什么问题吧？领导再一次愣住了，谁是“我妈”？
一个中学生，就这样和后母慕芳的领导交谈了十多分钟。之后她对慕芳说，她跟领导谈了，妈在运动中表现不错，问题是要彻底划清地主家庭的阶级界限。
那时候，海红终日坐在角落里啃手背，海燕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到海红的前襟。像章是从北京带回来的，全圭安县都没人见过。拇指大，小而圆，亮闪闪的红色底子上金色浮雕的主席侧面头像。
海燕捏捏海红的耳垂说：咱俩都长得像爸爸。
爸爸？谁的爸爸？这显然是一个令海红困惑的问题。
海燕笑起来：我的爸爸就是你的爸爸，你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咱俩同一个爸爸啊！
那我妈妈也是你的妈妈吗？
海燕笑而不答。海红想起来问：那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海燕大笑。
她教海红念语录，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也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而是：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她的声音清脆、激越，朗朗响彻在幽暗潮湿的青苔上，带着青春的亮光，仿佛老旧的庭院里猛然长出一株木棉树，而树上木棉花艳红灼灼。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滂礴走泥丸。”她又教海红唱毛主席诗词。她的嗓音是高亢的，犹如对着山川大河；头呢，昂着，又仿佛是对天而唱。
她把自己在北京天安门照的相拿出来，是黑白两寸，遥远的天安门，地上用粉笔划了一个圆圈，她就站在圆圈里，穿一件格子上衣，戴了袖章，胸前握着语录红宝书。风把她的留海吹起来了，更显意气风发。她跟慕芳说，她要组一支长征战斗队，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然后她就消失了。如同一只海燕，冲进了雾蒙蒙的灰色雨幕中。
1971年，父亲柳青林去世已经两年，海燕再次出现在海红家，她这时已经是回乡知识青年，在老家陆安县乡下当了三年农民。在海红看来，她完全是个大人了，稳重、沉静；也黑，稍胖。她收到慕芳的信，让她来圭宁县城接她的妹妹弟弟回陆安乡下老家。
作者“林白”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