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的心脏衰竭了吗？

时值二月，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心脏似乎正在衰竭，这是阿里在《冰岛晨报》上读到的头版新闻；要闻是一颗衰弱的心脏。南斯拉夫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大国，大约有一千万居民，但此时他们的命运却因为一颗衰弱的心脏岌岌可危。它是否意味着世界关注的终究还是生命的重要性？阿里喝着粥。今晚的电视上，新闻解说员博吉·奥古斯特松会带来关于铁托心脏，以及假如这颗心脏衰竭的话，南斯拉夫将面临怎样的命运的特别报道。南斯拉夫的首都是贝尔格莱德。

清晨。寒冷与黑暗覆盖着凯夫拉维克和这座小小的宅院，夜空中布满星星，就像一首乐谱，就像美好，就像我们的渴望，可是天太冷了，我们无法抬头，寒冷迫使我们屈服。阿里读着关于铁托心脏的新闻，接着浏览报纸，随意读读，最后翻到漫画和体育版，像那样翻读报纸，每周六天——周一没有报纸——一整年，三百多天，每个清晨都会翻读，迷迷糊糊，昏昏欲睡，喝着粥，快速翻阅，尽管他很少仔细地读，除了体育和漫画版，有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容也渐渐对他产生了影响，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就像从漫长的睡梦中醒来，坐在餐桌旁，粥凉了，他父亲雅各布已经吃完早餐，倒了一杯咖啡，点上烟，跷起二郎腿，把手肘支在桌边，他吃得很饱，咖啡和烟草很香，一整天搬砖盖楼的活儿还等着他去干。继母出门了，她每天早上七点上班，把粥和他们之间的沉默留在家里。阿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就像有人拉开一面幻象的窗帘——他看见了世界真实的模样。完全赤裸，毫无虚饰。他意外地感到他的世界观就在眼前。那些印刷在报纸上的文字和照片。多年以来他每天清晨翻读报纸，不自觉地接纳了里面的世界。一种世界观，集结稳固的观点、标准的形象，一切支配我们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主流观点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这是世界应有的样子和本来的面目，是我们对它的理解。

他又翻了翻报纸，发现真相属于雄性。不过第十三页有一张女人的照片，一位六十多岁的奶奶，住在华姆斯唐吉，她织了一双羊毛短袜，想把它们寄到南斯拉夫去，送给铁托，仿佛羊毛袜能治愈一颗衰弱的心脏，或是拯救南斯拉夫于水火之中。这当然是个善良的想法，不失亲切，但很幼稚。这就是女人的逻辑。另外，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将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举行会晤，商讨议程如下：核武器、导弹、冷战、坦克营和亚洲的经济利益。为别人担忧并不会被列入名单，羊毛短袜自然也不会。阿里把报纸翻到漫画版，那上面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一丝不苟的家庭主妇，而另一个即将被泰山拯救，她很脆弱，关心总是脆弱的。报纸背面是对三位年轻歌手的访谈，他们唱的都是情歌。勃列日涅夫和卡特，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个人，没有把爱提上议程，这显然不合逻辑。这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爱和幸福。为什么幸福不在《冰岛晨报》的头版？为什么你不能刊登分类广告，要求得到幸福，得到一点爱，最好赶在周末之前去做：我渴望幸福，谁能帮帮我，亲爱的上帝啊，我多么渴望被爱！

雅各布清清嗓子，阿里从报纸上抬起头，父亲迫不及待地想要读报，父子俩都喝完了粥，此刻他们之间只有沉默，报纸是由男人们撰写和出版的，但十三页到三十五页之间仍有留给女性的空间，仍有编织和爱情的空间。阿里把报纸，把由我们撰写的世界推给父亲。四年前，他们把家搬到南方，驾着他们的“莫斯科人”从世界背后的萨法米利的公寓楼开进冰岛最黑暗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从来没人提起他的母亲，阿里很多年都没有大声说过她的名字，仿佛名字也随之死去了，她的唱片和书存放在萨法米利的储藏室冰箱上方的书架中，他也从没问过原因；他还记得那四本书的书名：《快点，快点，小鸟说》《燃烧的木头》《永别了，武器》和《静静的顿河》。在储藏室被清空，他们搬去南方之前，这些书名就已经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渐渐变成重要的信息，在他读完这些书以后，这些信息才会挣脱束缚。当他准备好这样去做的时候，当他足够成熟的时候。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们跳上货车的事过后不久，他在读《快点，快点，小鸟说》，可什么也没读懂。书里似乎没有情节，没有明确的英雄，没有母亲给的确切信息，他想，等我长大后再读。我得再长大一点，先大量阅读其他的书再说。

他从不过问她的书和唱片，不需要问，也不敢问，害怕它们被丢弃。他看着父亲，他看报纸的时候面无表情，他看着他，心里明白，假如父亲扔掉属于她的东西，他永远不会原谅他，虽说“永远”还很久远。他看着父亲，透过将他们隔开的安静，他突然有一种渴望，几乎难以克制，渴望大声说出她的名字，她死去的时候快三十岁了，抛下一个婴儿，一个家，一些可能，她未读的书，未唱过的歌，未去过的城市。她的名字就挂在他嘴边，轻如鸿毛，重如铅块，他渴望把它扔在父亲脸上，当作一种惩罚，一种乞求，一座桥梁，一滴眼泪，一个拳头，一种绝望。

雅各布在头版读到铁托的心脏，当权者的心脏，一个男人的心脏，我们为它担忧，一个女人的心编织了羊毛袜，一个女人的心拥有美丽的声音，它唱着真正的流行歌曲。阿里一直看着父亲读报。假如一切突然逆转：报纸由女人撰写和发表；我们是否还需要翻到第十三页，去看第一张男人的照片，我们又会作何感想，以后的我们会和现在一样吗？我们的本质又会是什么，真正的观点是否还存在，难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装满主流观念和既定看法的容器——所以在生活中几乎没有独立思想，就算偶尔有所感知，它也会立刻被新闻、广告、电影和流行音乐所表达的标准观念消灭与扼杀？

这是一个二月的清晨，阿里被一种令人不快的猜疑，一种持久的感觉所困扰，他所看到的生活和世界只是别人做的结论，仅有一小部分世界观能够由他自己做主，仿佛已被预先设定好；可这又是谁设定的呢？

二月寒冷的清晨，我们走路时，他试图向我解释，他一边说，一边使劲打手势，找不出合适的词形容那种感觉或猜疑，他沮丧地跺着脚，仿佛他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星星在黑暗的夜空中闪烁，遥远的星光在高处闪烁，仿佛来自某种我们永远没有机会感受的生命。

和往常一样，我在上班途中顺道经过他家，在他所住的小房子门口的车道上等了片刻他才出门。他父亲在自己的拉达车车锁上浇了些温水，然后坐在方向盘后面想，假如第三次尝试能发动汽车的话，或许我们也能发动幸福。

我们步行去斯库利百万，尽管没走最短的路线；我们经常打旧城区穿过，感觉就像暂时从世界上消失了；我们走的路正是在凯夫拉维克的第一个星期六早晨和奥斯蒙迪尔一起走的那条路。阿里挥着胳膊，却丝毫没法帮他找到合适的词描述这伟大的错觉，描述对我们几乎没有独立思想的猜疑——我们头脑中的雷鸟太少，它们用白色飞行穿过错觉的黑暗。

我看着爸爸，阿里说——不，他说的当然不是“我看着爸爸”，因为有两样事物阿里没法大声地说出来：“爸爸”这个称呼和他母亲的名字。他说，我看着这个老人想，他究竟是谁？为什么我对他一无所知，为什么早上我和他一起坐在厨房里喝粥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为什么我们之间只有沉默？我不由自主地想，难道这种生活就是儿时住在东部的北峡湾的他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我们穿过旧城区。他父亲的拉达车差点把我们擦伤，红得像一颗淌血的心脏，可雅各布却表现得好像不认识我们，慢慢开车经过教堂，牧师站在台阶上，摆弄着大门想要打开，但不太顺利，门仿佛被寒霜冻住了，拒绝让他进入，仿佛上帝拒绝了他。他踢着门。暴力一直是教会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残酷、虐待、对权力的渴望、无情，然而教会理当成为我们对上帝的祷词，对人类的安慰，对地球和谐的夙愿：很不幸，我们失败了。

他又踢了一次门。

做个男人很难，当你一事无成，当安慰变成侵略，当门拒绝为你打开，当妻子不再爱你，当她每天早上一如往常给你泡咖啡，接着宣布，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她也许不再爱你了。要这样表达：也许不再。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滚烫的咖啡倒进他的杯子。接着开始指责他失去了激情和青春的火花。有那么一刻，她说，你觉得一切都有可能。看看你当时说话的样子：仿佛一切都有可能，你说得激情澎湃，让我情不自禁爱上你，身不由己。你说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区别在于是否拥有火花，并且能够让它保持活力。我们都有梦想：你想把世界和人们的生活送到离天堂更近的地方，我想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学习钢琴和法语，可现在我却在带孩子，给你煮咖啡，我十年都没去工作了，我的文凭就像过去的一种误解，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人从生活中删除了。你思考得更多的是推动你在教会的事业，跻身于凯夫拉维克的教会圈子，而不是让这个地方接近天堂。你曾有过火花；所以我爱过你。这火花似乎早就冷却了；这让我怎么继续爱你？怎么继续和你在一起？

他在踢门，它和幸福一样闭而不开。他转过身，看向大海，已经记不起自己最后一次想到幸福是什么时候，他太忙碌，而现在他被当头一击，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你已失去了自己不曾考虑过的东西，失去了不曾培育过的东西。他站在教堂的台阶上，看见我和阿里，他们还年轻，我应该过去告诉他们，劝他们不要失去我曾失去的东西。

可他哪儿也没去，反倒是坐下来，点了一支烟，那样子就像喝醉了，铁托的心在报纸头版上孱弱地跳动，我们穿过旧城区，经过我们表哥的房子，那座多年后我将住进的小木屋。他发动了汽车，备胎在后备厢里，但少了内胎，刚好腾出空间，能在中央放二十瓶左右的百威啤酒。他愉快地挥手打招呼，看上去总是那么开心，我们回应了他的问候，接着走上哈布那加塔街，下个星期四晚上新影院会上映一部丹麦情色片，两个袒胸露乳的女人装点着海报，她们在笑，乳头很坚挺，我们真想停下来看看那些乳头，好好看上一会儿，我们在寒冷中兴奋起来，阴茎向上勃起，指向天空，仿佛在对上帝表达敬意，表达感激，以权杖的模样。

斯库利百万冷冻厂，西班牙尤利

还有她，我们背叛的那个人

斯库利百万是凯夫拉维克一个重要的工厂，大约有五十名工人，他们的年龄介于十六岁至七十岁，有男有女，这五十个人从没住过旅馆，或是在高档餐厅吃过饭，这些东西都是洋玩意，电影，爱情故事，雷克雅未克，不属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只有鱼，鱼下脚料，捕鱼和港口的喧闹。

我和阿里走进斯库利百万，若说它的五十名员工没有一个住过酒店、下过馆子，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夸张的说法，因为尤利，拿他举个例子，他是开叉车的，去年夏天和女友一起去了西班牙，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虽说他实际上没什么印象。那是一九七九年夏天，冰岛啤酒合法化的十年前，没有购买啤酒的门路，除非从基地或者外国船只上走私，或是出国途中从机场购买。一个男人在登机前少说也要喝上三四杯啤酒，上了飞机还要继续喝，才算有种；在西班牙，一个男人假如能稳步走下舷梯，那么他几乎无法在男人堆里得到认可。尤利可不是懦夫——否则他就不会开叉车了。他沿着舷梯趴下，一个劲儿地傻笑，几乎站不起来，在烈日下整整三个星期，他都醉醺醺的，连做梦都是，他几乎什么也不记得，皮肤被严重晒伤，债台高筑，女朋友离开了他，或者说，她无所谓离不离开，她和一个该死的英国佬睡觉被他逮了个现行，她几乎不会说英语，并试图以此作为掩护，让他相信这只是个误会。但尤利没这么傻，当他走进他们的房间，发现英国佬正从后面干她，像一只发情的狗，女友脸上没有任何“误会”。尤利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他们，仿佛在恍惚中看见英国佬撞击着她的屁股，她的奶子不停地晃动，而眼前这个男人也没必要停下，或是放慢速度，尽管尤利正张着嘴站在这里。最后，尤利清醒过来，匆忙抓起一件衬衫、裤子和一沓钞票，大步迈出她的生活，她大声喊着他的名字，苦苦哀求，尖叫着说这完全是个误会，一个他妈的相当可怕的误会，他想，他大摇大摆地走出她的生活，旅行的最后两个晚上他在户外过夜，他的皮肤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严重晒伤的。他在一家妓院散尽剩下的钱，在那一年，除了“西班牙尤利”，他没有别的称号。

斯库利百万是由三兄弟经营的，他们是斯库利的儿子，斯库利在二十五年前建起这座冷冻厂，他是凯夫拉维克居民中的第一个百万富翁，从那以后，他就得到了“斯库利百万”这个称号。他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去世，活了七十多岁。当时，他正坐在棋盘边下棋，他走黑子，只剩两步就能将死对手，他展示了出色的棋技，这场精彩的对弈如今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悬挂在公司办公室的墙上，在那里，下棋比赛一场接一场，斯库利在比赛中的想象力和敏锐度成为众人的典范，只剩两步就可以击败对手，谁知他反被死亡击败。一位伟大的棋手，凯夫拉维克国际象棋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来曾赢得许多奖项——也因此无可否认，他得到一个高贵而美丽的结局。儿子们把他的棺材漆成一个折叠的棋盘，把他们的父亲变成了一枚永恒的棋子，马或者车。这的确令人难忘。然而真相并不总像我们讲述的故事那样美，有时它缺少魅力。这个故事一直在延续，拒绝离开，斯库利百万并非死在棋盘上，而是死在一个女人怀里，很不幸，这个女人不是他老婆，更确切地说，不是死在她怀里，而是死在她身上，被人捉奸在床，据说当时还硬着，几乎没人敢把这个故事公之于众，更别说写下来了——毫无疑问，我们也很难在这里记录下来，等我们下次去凯夫拉维克的时候，想必不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那个女人比他年轻得多，二十出头；斯库利正干得起劲，突然脸上现出了奇怪的表情，像一个沉重的沙袋倒在了她的身上。她用手杵杵他，说，斯库利，别玩了，你怎么回事？斯库利，嘿，你别吓我。但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在比赛中被淘汰，被死亡击败。接着她开始尖叫，大声呼喊，她的尖叫声传到外面，邻家的两个主妇跑过来，但是太迟了，斯库利躺在她身上断了气，他的右胳膊还放在她的肩胛骨下面，他骑着她，像是在奔赴一场重要的约会，可他迟到了，他把胳膊插在她肩膀下面，仿佛想把她抓得更牢，操控她，谁知竟这样死了。她无法抽身，死神牢牢压住她，所以她才尖叫着，大喊，当你正值青春，却撞上一个老人死在自己身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被死神牢牢压住。

似乎没人知道哪个版本才是真的：死于下棋还是捉奸在床，是死得其所还是荒唐可笑；那个涉事的女孩不久后搬去了北方的阿克雷里，在那里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再也没有回来过。若是现在问她有关斯库利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事情已经太晚——不过，我们当然能让自己对象棋的故事深信不疑。

我和阿里见过关于这场比赛的描述，在我们周五去领工资的时候，奥斯伦把工资单交给我们，她是三兄弟中小弟的老婆，小弟被员工称作“一克朗”，负责公司的账目和财务。说起奥斯伦的丈夫，人们没什么好话，可她不一样，有时候人们叫她“一千克朗”——因为她的亲切与美丽。她大概四十岁，所以在我和阿里看来年纪大了点，就算没有老透，她的青春也在迅速衰退，而且她已经做了祖母，尽管如此，她也许是我们曾经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像最美丽的形容词那样动人，像仲夏夜那样温柔，她很体贴，乐于和工人们聊天，甚至包括我和阿里这样的无名小卒，我们单调、木讷、笨拙且总是挨骂，她却饶有兴致地问我们生活的志向，她说我们应该接受教育，并且坚持下去，她说她很遗憾子女们完成义务教育后就辍了学。她说话的样子仿佛我们对她来说很重要，仿佛我们有能力贡献，而并非无用、平庸的人，最终泯然众人。

“一克朗”和“一千克朗”——这就是工人们眼中两个人的区别。和小弟不同，二哥受人爱戴，像一只胖乎乎的泰迪熊，他有工头的头衔，却喜欢和女人们厮混、胡闹，和她们聊天，缠着她们不放，谁也没有他懂得纠缠，他在这方面天赋异禀，但一旦轮到做决定的时候，他就溜之大吉；每遇这种场合，他就借口去买马球王子的巧克力威化饼，或是躲进奥斯伦的办公室。不过，大哥才是决策者，他虽然不管财务，但负责公司管理，一心扑在上面，早晨总是第一个到岗，傍晚最后一个离开。他很清瘦，牙齿很齐，从不高声说话，但总能让大家在闲聊和机器的嘈杂声中听见他的话。他不在场的时候，工人们叫他“铁人”，他疲惫的脸因为专注而显得僵硬，他似乎不需要任何休息，从不间断，从不落座，从不生病，也不请假，除去七月那三周，他和家人一起去了西班牙旅游。整个行程是他老婆安排的，他躺在酒店游泳池边的躺椅上，在烈日下喝得烂醉，连肌肉都纹丝不动，他老婆喝金巴利酒，读言情小说，和其他的冰岛游客一同观光、购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