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克朗”充分利用了大哥不在公司的时间，派工人们去修缮他的房子，陪他的孩子们踢足球，给他的私家车打蜡，我和阿里也分得了任务，去粉刷他的单户住宅，这座小房子是以公司的名义买下的，专门供他包养情人用，为了掩人耳目，不被他老婆发现，屋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他的情人只比我们大三四岁，长着棕色的杏仁眼，有一头乌黑的长发，优雅迷人又自信，在我和阿里粉刷房子的两周时间里，她没和我们说过一句话。在她棕色的眼睛里，我们压根儿不存在，为了她的懒觉，我们也不允许在上午十点半前露面，接着我们就要拼命干活儿，只在周五那天去冷冻厂领工资。从奥斯伦手里领钱，回答她诚恳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刚刷完房子的南墙，听完她丈夫和情妇欢爱时的呻吟。你今天话不多，她笑着说，今天她把一头棕发扎成马尾辫，看起来就像女孩一样，我们几乎不敢看她，不明白一个人怎能背叛这样的女人，去找别的乐子，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她笑得露出酒窝，眼角伸出三条淡淡的皱纹，阳光灿烂，天气温和，她穿着裙子和衬衫，她也许快四十岁了，并有了第一个孙儿，但依然很美。你们一直在刷墙，她说，不用打鱼，这倒是个不错的调节；你们刷了哪里，亲爱的？她看着我们问，用她明媚的笑容，用她的酒窝，用她晒黑的脸庞透出的亲切，我们该怎么回答呢？是的，你看，我们在粉刷你丈夫给他情妇买的房子，她十九岁，我们刷南墙的时候，他俩正在客厅的沙发上做爱，我们认为他丑陋至极，因为你如此善良与美丽，虽说你已经四十岁，当上了祖母。但遗憾的是，我们听着叫床声，很想从客厅的窗边偷看他们。我们都没和姑娘亲热过，你看，老实说，我们不太确定这种事要怎么干，也就是说，假如有机会，假如有人愿意和我们干点什么，我们也很怕闹笑话，但这不太可能，至少此生在地球上，在太阳系，在银河系不太可能，因为，好吧，看看我们的样子：乏味又笨拙的无名小卒！

她看着我们，右腿搭在左腿上，十分性感，像一只獐鹿或是某种庄严而骄傲的东西，她依然在微笑，手里盘弄着一缕棕色的头发，你们刷了哪里？我们太天真、太笨或是太愚蠢了，撒不了谎，因此我们缄口不言，一个字也没说，什么都没说，我们只是站在那里，像两条鳕鱼，我们看着她，一脸无助，当然，我们的表情无疑暴露出我们前面提过的东西，因为她的脸色变了，微笑消失了，死去了，随着她的亲切，她的明媚，她的少女气息，她在我们眼前迅速地衰老，她老了，屈服了，就像某种遭到这个世界背叛的东西。接下来的周五，二哥带着我们的工资来了，眼中带着古怪的表情，一言不发地把工资递给我们，我们两人看看对方，懂得了内疚也能啮咬一个没有过错的人。

我记不起曾经见过

哪个人脸红得这样美丽，可为什么

修复生活这样困难？

请记住：现在依然是二月，夏天还要很久才会到来，我们并无任何过失，却背叛了，背叛了一个美丽的女人，看着她的生活垮掉，太阳裂开，世界变成一片人们称之为背叛的黑暗。现在是二月，她对这个住在小房子里比她年轻二十岁的情人一无所知，她也许猜疑过，账簿上一个神秘的条目，她丈夫难以捉摸的目光，他身上那股她闻不出的气味，都带着某种预兆，但她又把它推开，出于本能，这种本能就像有人去游泳却淹死在海里，有人点起灯却发现自己身在黑暗中；她压抑着这种猜疑，免得世界毁灭。生命缺乏公正，因此生存本能和懦弱之间的差别并不总是很明显。这是二月的一个早晨，铁托的心脏岌岌可危，微弱地跳动在《冰岛晨报》报纸的头版，在凯夫拉维克的某一个地方，雅各布搅拌着混凝土，他加了一些树脂来黏合混凝土，防止它们开散，防止它们被涂上墙以后或是用来固定护墙板后塌滑，这样它们就能保持完整，从而得到一个意义。他铲了很多沙子和水泥，混以定量的水，制成混凝土，只需加入少量树脂就够了，还不到一帽子混凝土的量，但是是黏合混凝土，保证它们上墙后不剥离、滑脱，只要一帽子树脂。雅各布把树脂丢进混凝土，有些犹豫，他看着这些原材料不断旋转，合为一体，看着树脂在混合物中消失。为什么把水泥、沙子和水合成一体，一个整体、一个单位、一个目的，竟如此简单，只要一帽子的量？这不公平，因为生命似乎很难协调，无论你去向何处，身在何地，这一生都将伴随着你。雅各布拿着树脂罐，想喝上一杯，也许他想到了阿里，想到自己喝粥看报纸时儿子脸上的神情，他抽着烟，假装去看别处。我的儿子，我的亲骨肉，我的儿子。他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抱着儿子的时候内心的喜悦，他看着他清澈的蓝眼睛想，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我第一次理解了生命。而此刻，我第一次意识到万物都有其命定的轨迹。他记得自己当初的想法，我正站在这里，怀抱生命的目的。还有，生命如此美丽！从那以后，很多年又过去了。

大约三千年吧。

他抽着烟，假装去看别处，却通过眼角的余光仔细观察阿里的脸，他想，我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压根儿也不明白他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意思，不明白他的感受和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倒空烟斗，突然想哭，这当然很荒谬，对他们父子来说都很尴尬，他急忙地把烟斗重新装满，表现出一副迫不及待想看报纸的样子，好像他真在乎那上面写了点什么似的，他一直在订阅那份该死的保守派报纸，这当然很滑稽，幸好他父母生前没有机会去读，但是论体育，没有哪份报纸能比它提供的报道更好、更详尽，阅读体育新闻，沉浸于数字、比赛结果和赛事描述的感觉好极了，甚至是如释重负，毫无疑问，在体育世界里从来不存在幸福或不幸的问题，只有胜利和失败。阿里把报纸推给他，那张报纸穿过他们中间的餐桌，他们中间的大西洋，穿过将他们分隔开来的太阳系。之后不久，他们两人都外出了，雅各布开车超过阿里，就在凯夫拉维克教堂前，人行道上有很多积雪，我和阿里沿着马路走，雅各布也不得不放慢车速，必须在结冰的路面上慢慢开，他在转弯的地方超过我们，离我们只有半米远，可他没和我们打招呼，没按喇叭，也没有微笑，没有摇下车窗，伸出脑袋说，嘿，祝你今天过得愉快，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一些带着积极和慈爱的话，因为言语能够轻易改善世界，改善生活。他沉默地开过去。也许幸好他没有摇下车窗，祝我们一天愉快或是说一些类似的话，他们晚上又会见面，会因此感到非常尴尬和担忧。此外，他正忙着调收音机，收听《美国佬》，对我们这些凯夫拉维克居民来说，这个节目简直是恩赐，因为有时候你迫切地需要听一首劲爆的流行歌曲，或是别的，总之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国家电台的语气生硬尖刻，广播员播报着埃夏山上的积雪、天气、冰岛克朗的价值和失控的通货膨胀，仿佛在这样寒冷昏暗的清早，这些东西能有什么法子帮你似的，当你开车经过儿子身边，车身差点擦到他，可父亲和儿子谁也没有挥手，谁也没有看对方一眼；这种时候，你绝对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通货膨胀、埃夏山上的积雪或者关于多春鱼捕捞禁令的消息。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美国佬》，雅各布想，他终于调好了收音机，可以收听节目了。美国广播员正坐在米涅斯荒原高高的荒地上，在风的疆域里，在潮湿和寒冷的国度里，冲着麦克风大声播报一些趣闻，仿佛他的工作职责就是专门展现自己的精力旺盛、激情四溢、无忧无虑、喜气洋洋，以此来抵消从这片荒野上吹向士兵们的消沉和难以忍受的单调，无论春夏秋冬。寒风暴雨似乎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打来，要么就是暴风雪，盘旋在公寓大楼之间，像白色诅咒一样扑来。

米涅斯荒原和地狱有何不同？——美国人给新来的居民出了一个谜语，或者提了一个问题，随后他们才扬扬得意地说出答案，那些下了地狱的家伙真够幸运的，他们已经死了！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生机勃勃的《美国佬》，雅各布想。麦克风里播报员一边笑一边说，和一个漂亮姑娘跳舞真是愉快。有不愉快的时候吗？雅各布想，他笑了，跟随正在播放的歌曲哼唱，艾米·斯图尔特的《敲敲木头》，引爆纯粹的快乐：

你爱我的方式让人害怕

你最好敲敲，敲敲木头，宝贝。

敲敲木头，宝贝宝贝。这种东西完全不同于通货膨胀、埃夏山上的积雪、渔民关于多春鱼捕捞禁令新闻的愤怒，以及仿佛儿子是个陌生人似的开车经过他的身边所带来的沉重感。来吧，给我流行音乐，给我热门排行榜，来吧，哦宝贝宝贝，带走我心中的痛苦！

雅各布开车经过教堂，看见牧师在踢门，仿佛门让他受了伤，他有什么可抱怨的？他这样一个全心全意信仰上帝的人，也因此信仰生命的目的，信仰死后美好的生命，信仰爱情；这是多大的享受，多好的福分，更不用说他在室内工作，这样轻松，只需从《圣经》里引用几个段落，事实上一切都为他编写好了，没有脏乱，也从不需要冒着严寒，顶着刺骨的冷风和大雨在室外干活儿，永远都待在舒适如家的环境里，但就算这样他还是踢了教堂的门；人们究竟得索取多少东西才能生出一丝感恩之心？

雅各布把舌头伸进树脂里。他在工作中从不犯错，是个吃香的泥瓦匠，人很勤劳，所有他经手的工程都很完美，没有东西崩落、散架，似乎只是生活中的一切出了问题。他把舌头伸进树脂里；要是只用喝杯酒就能凑合过去，就能把握住一切就好了，要是快乐能从深渊中升起就好了，这样你就会因为活着而感到幸福。为什么，他一边想，一边把混凝土倒进独轮车，修复生活居然这样困难？假如一辆车抛锚了，你只需要打开引擎盖，检查一下发动机。但假如生活抛锚了，你能打开什么检查呢？

假如生活抛锚了，假如铁托的心脏衰竭了。我和阿里已经换上了工作服，工作日忙碌极了，加工室太吵了，我们没法过多地交流，也根本无法谈论铁托的心脏，更别说今天早上阿里喝粥的时候，在父子二人的沉默中做出的令人不安的发现；有关一种猜疑，我们是一个个容器，装满着标准化的思想。

九点三十分，咖啡时间，“西班牙尤利”和人称“功夫埃利”的埃利开着叉车差点三次把阿里撞倒，当时他正站在那里盯着地板，想找到合适的词形容翻腾在他心中的猜疑，它在体内抓挠着他，不让他有片刻安宁。他忘了时间和地点，忘了一切，忘了尤利和埃利正用他们最快的速度来来回回地开着叉车，也许开得还要再快一些，货叉上的大桶盛满了沉甸甸的鲑鱼。他们把车开出大门，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门都敞开着，寒冷的北风畅通无阻地吹进来，他们从货车上取下盛满鲑鱼的水桶，再冲进大门，车开得真像飞起来了一样，他们的身体贴着车喇叭，大家必须让路，他们有权占用这条路，不容置疑，他们的势头很猛，带着叉车和鲑鱼的重量和速度。阿里差点被车撞了三次，撞到了脑袋，我及时把他拉了回来。尤利冲着阿里大声叫嚷，我们听出了几个词，比如，“蠢货”“鳕鱼”，但埃利没出声，他只是贴着车喇叭。“功夫埃利”在凯夫拉维克以练习中国武术多年而闻名，他渴望开叉车，用货叉干活儿，那样仿佛是在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疯狂地斗争。

差点被撞倒三次。在冰岛，那些思考的人，想要弄清事实真相的人，常常被视作碍事的人。我们冲他们大喊大叫，经济利益将他们撞倒。差点被撞倒三次，第三次之后，又被三兄弟中的“铁人”大哥狠狠训斥了一顿，他在公司四处走动，暗中巡查，带着严厉的表情、憔悴的面庞和冷酷的目光，他很瘦削，背挺得很直，乌黑的眼睛光芒闪烁，让我和阿里想起多年前在童书中见过的印第安人：脚步轻快，像栖落的老鹰，飞翔的乌鸦，悄无声息地潜行，眼睛像鹰一样锐利。“铁人”像它们一样，没有什么逃得过他的法眼——谁在怠工，谁的活儿干得不够精细，谁的假休得太长；他什么都看见了，只有弟弟在账目上的疏忽与放纵他看不见，就算看见也晚了，等他有所意识的时候，公司的债务已经难以控制。不过幸好，事情最终有了解决办法；斯库利百万被一把火烧了，因为在冰岛，债务总是一流的燃料，只要数额够大就行。所有物品都付之一炬：机器、家具、叉车、挂在公司墙上镶了框的棋盘、工人们的橡胶靴子、咖啡机和橱柜里的饼干。但是请稍等，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现在是一九八〇年二月，上午九点三十分，工间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我和阿里尽量坐在靠近暖气的座位上，让我们冰凉的身体吸收一点热度，我们坐在不显眼的地方，却一直在观察、倾听。很难断定究竟男女哪种性别的人讲的荤段子更下流，空气中有一丝紧张感，某种东西在浓重的烟草气里颤抖，烟草气中还混有鱼下脚料的腥气。这里有七八个二十岁左右的机器操作工，平时他们会把鱼送去加工室，给女工们处理，或者取走加工好的鱼，他们把冷库里冰冻的鱼块分好类别，出口之前再拆分开，码放在货箱里。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几个都很威风，坐在最大的桌子旁边，散发出自信和荷尔蒙；他们是公司的贵族，“西班牙尤利”和“功夫埃利”算得上是加工室主要的大人物，可他们也不得不屈尊坐在机器操作工旁边；操作工们说起话来声音很大，不管你坐在哪里，他们都会向你发问：居尼，昨天你家的老婆娘让你爽了吗？埃利，你操格蕾塔的时候是不是用上了功夫？埃利，给我们亮亮你的功夫。埃利总是乐于展示自己的拳脚；他站起来，抬起右腿，仿佛它是个独立的器官，不连着身体似的，他对着空气踢腿，他的腿像棍棒一样摆动。在场的年龄十七岁以上的女人们，和男人们一起笑起来，咯咯地笑出声，摇头晃脑，或者让他们闭嘴，把自己的事拿出来逗乐，毫无保留：那你呢，居尼尔迪尔？今天感觉好吗？想不想坐我大腿？居尼尔迪尔，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有着一头红发，她又点了一支烟，呼出一口气回答道：“算了吧，亲爱的，谢谢你的好意，我的西迪昨晚喂饱了我，足够我消化两天了——你还是周四再问我吧。”

我和阿里坐在暖气旁边，在汹涌而来的冷冰冰的脏话里锤炼自己，打着瞌睡，轮流听着，不再因为怕被问到而惶惶不安，因为我们刚在这里工作不久；你们中间应该有个人，一个技工对加工室的女工们说，来调教一下这两个菜鸟；他们俩实在太嫩了，没操过姑娘，没抽过烟，没打过架，总之，从没做过任何带有“扌”的事——你们中总该有谁表示一点同情，趁休息的时间把他们带出去，教他们一两手，这是件好事儿，我敢肯定，时候一到，你们就跟上天堂一样爽。我和阿里坐在暖烘烘的散热器旁边，整个休息室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技工和年轻女孩们咧着嘴笑，女工们在微笑，尤利在窃笑，埃利发出一声嘶叫。他们肯定知道怎么脸红，其中一个女人最终说道，她的声音因为骆驼牌香烟变得有些嘶哑；他们是那方面的专家，她补充说，接着又点了一支烟。这话不假，她的朋友说，我想不起来还有谁的脸能红得这么好看。

我和阿里像囚犯一样坐着。我们的脑袋像着了火一样。大脑嗡嗡作响，甚至听得见突触在慢慢地烧断。我们的后背汗津津的，还有腋下、脸和脚趾。我们伸手去拿咖啡壶续杯，想借此掩饰隐藏自己的不适，但胳膊抖得太厉害，咖啡壶被一把拉过来，我们像受惊的动物，真想钻到桌子下面躲躲。所有目光都凝聚在我们身上。我们真想逃跑，让地板把我们吞掉，想站起来，跑到室外，在寒冷的空气中醒醒脑子，免得它变得更烫，免得它被烧化，我们想带着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记忆和所有平克·弗洛伊德的歌曲一起消失，跑出去拯救记忆，逃离羞耻和屈辱——不过有时候，逃避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帮了倒忙：它强化了屈辱感，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坐在那里，靠着散热器，脑袋像着了火一般，视线变得模糊，声音也听不真切，有一阵子，我们感觉自己轻轻浮起来，飘在上空，我们看得见自己火红的脸、灼热的脑袋和额头上的汗珠。唯一的安慰就是想到这一切总会过去；很快就会有人聊起别的话题，假如没有，至少咖啡总会喝完，大家不会没完没了地休息。对我们来说，唯一的补救、唯一的安慰和最后的一丝希望，都在于情况不可能更糟。这时，“西班牙尤利”兴奋地站了起来，看上去乐不可支，仿佛刚好想起什么滑稽的事，他指着阿里说，那家伙是个结巴！

嗯，好吧，情况更糟了。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因为一切总能变得更糟，只要有他人参与。

他的挑明，他的披露，让整个房间陷入了沉默，大家都盯着阿里，仿佛在等他开口确认，以便测一下音，我们察觉到了一屋子人的焦躁，人们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来吧，开口说句话，让我们听听你是怎么结巴的，快点，伙计，咖啡时间没多久了，让我们听听你的结巴，略微展示一下就好；总有事情让我们分心，新的事物，尝试新事物没有害处，因为随着每一天的流逝，我们的生命似乎进入了更为麻木的重复，上帝知道怎样结束，所以张开你的嘴吧，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结巴，谁知道呢，假如你做得得心应手，也许每天喝咖啡的时候，你都能结结巴巴地说话，它将成为你的专属时间，你会乐在其中，享受风头。

只要他能……一个机器操作工正开口说话的当口，恰好发生了三件事：他的一个好哥们儿，另外一个操作工站了起来，还有一个女人，可能是居尼尔迪尔——我们既看不清也听不清——说了几句话，那些话尽管听起来有些刺耳，却对我们有利，因为尤利坐了下来，样子非常窘迫，那个站起来的机器操作工走向我和阿里，坐在桌边说，哎呀，表哥，你总是在读书，我都听见了；你还有没有多的咖啡——我的已经喝光了。我和阿里一个字也说不出，心里满是感激，差点哭出来，不过我们把咖啡壶推给了奥斯蒙迪尔，这自然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站起来，替我们结围，奥斯蒙迪尔是这帮机器操作工的头儿，他们的老大；他说，哎呀，表哥，这样一来，整个餐厅的人都听见了，他的意思很明确，假如以后谁想来找我们的麻烦，得先和奥斯蒙迪尔过过招。哎呀，表哥，说完之后他还提了读书的事——你总是在读书——这话给了阿里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个读书的人，他一直在读书，这说明他是个古怪的天才，足以让大家把我们看作十足的书呆子，这两人虽然笨手笨脚的，却有着稍微放纵些的眼神：他们忍不住，他们总是在读书。

《快点，快点，小鸟说》（ifljóttfljóttsagðifuglinn/i，1968），冰岛作家索尔·维尔希奥姆松（1925—2011）创作的小说。《燃烧的木头》（isprekáeldinn/i，1961），冰岛诗人汉内斯·西格富松的诗集。《永别了，武器》（1929），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创作的著名小说。《静静的顿河》（1929—1940），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创作的长篇小说，共有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