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大家都信任挪威人。他们，如你所说，都是一丝不苟的人。他们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住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性格却很谦逊、不张扬。你几乎没法把不好的名头强加在他们身上。不过这当然是不着边际的事，你说得很对！经济利益才是人类社会背后的驱动力，这就是简单的解决方法看似遥不可及，甚至幼稚的原因。我们正在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摧毁地球，这一事实每天都摆在我们面前，可我们却无所作为，不去改变，好像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后人一样。我们无所作为，无疑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感觉太好：那些生活优裕的人并没有兴趣努力改变世界。那些想要操控我们生活的人很清楚这一点——那些看不见的，大工业和连锁零售企业的所有者，或是任何可能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维持现状。或者，假如你愿意，也可以说成是维持荒谬的法则。
荒谬的法则，阿里重复道，似乎他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荒谬和不着边际的一面，他开始说起和奥斯蒙迪尔的重逢，说起那根为了验证谎话而插入他直肠里的手指。我不知道更该相信哪一种说法，究竟是他口中那个大腹便便，已不再高大、强壮、光彩照人、出类拔萃，甚至和这些一点边都不沾的中年海关官员奥斯蒙迪尔，还是阿里不得不脱得精光，俯身趴在凯夫拉维克一张小学课桌的小讲台上，以供他的表弟，同一个奥斯蒙迪尔，把食指插入他的直肠？我唯一能说的，以一种相当沮丧的口吻，仿佛世界的荒谬已经消除了我的怨气，就是：我原以为他们的追求是不同的。阿里微笑着，脸上全是昔日我所熟知的那种表情，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像是在说，对于这个世界，我们究竟了解什么？
是的，我们究竟了解什么？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有光明的一面，以助世界变得更好：这里的食物绝对上乘，服务员推荐的阿根廷红酒使菜的味道更加可口；当大个子问我们是否满意的时候，我们赞不绝口，他笑得很开心，像个大孩子。我们没有恭维的理由；菜肴的品质的确让我和阿里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有手艺如此高超的厨师，如此优质的餐厅，应该隐藏在凯夫拉维克；没有人会将这片黑暗之地和烹饪艺术联系在一起，自本国成立以来，这一小片土地上的冰岛人挨饿最多，苦难最深重。如此优质的菜品令我们感到惊讶，并没有多少人来到这片不幸之地寻找答案，寻找某种可以信赖的事物，除了我和阿里。那对美国夫妇正用勺子互喂对方吃布丁——丈夫穿着百慕大短裤，他粗壮的小腿肚上血管肿胀，它们像小溪一样蜿蜒而下，马上就要淹没河岸——而两个挪威人看起来憔悴而佝偻，像两把大刀。在其他任何地方，报纸上都会刊载有关这家餐厅的文章；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需要提前预订。显然没人会想到在凯夫拉维克还有这样一流的餐厅，连本地人都不会光顾，他们也许更喜欢镇上无数售卖汉堡和热狗的快餐车。酒店的厨师很难媲美约恩尼汉堡的人气。
我和阿里喝完瓶里的酒，又点了威士忌；我们的选择堪称典范，夜幕降临在小镇上，居民们的生活节奏因黑暗而变得缓慢，至少大街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开得更慢了，几乎算得上是小心翼翼，仿佛有什么东西就要被打碎：夜晚，路灯的光芒，生活。我们向窗外望去，看着酒店对面那排斜斜地排列着的房子。这是格洛津餐馆以前的地址，我说。阿里说，是的，就是那里。
格洛津——余烬——过去一直是西南区的唯一的餐馆，总是人满为患，自从雷克雅未克的一家报纸，《冰岛晨报》或《每日时报》，也可能是《周末邮报》对它进行报道后，它拥有了很大的名气；尽管记者的兴趣主要在于悬挂在其中一张餐桌上方的四名美国宇航员的大幅签名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些宇航员来到冰岛，为一次最终未能成行的月球探险进行集训；我和阿里在去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上班的路上，曾撞见过他们两次，他们在米涅斯荒原之间漫无目的地徘徊，仿佛正在无望中寻找某种极其珍贵的东西，寻找从这个世界上遗失的东西。偏僻的荒野和它的孤独本是为了帮助宇航员们做好心理准备，以适应月球上的景观，适应孤身一人站在月球表面，站在不祥的寂静中俯视地球——我们的蓝色居所——时感到的不安与痛苦，那就像难以忍受的孤独渗入他们密不透风的宇航服。
出于某种原因，宇航员们更喜欢去格洛津吃饭，而并非基地中的军官俱乐部，尽管后者的食物更好吃，可供选择的酒类也丰富得多。格洛津给客人供应有鸡肉和薯条、羊肉配焦糖土豆、炸鳕鱼配洋葱薯条，还有三种品质低劣的红酒。当然没有啤酒；冰岛允许售卖啤酒是几年后的事了，但那时市面上的伏特加却很多；这些宇航员们每晚能干掉一两瓶。这张长约七十厘米、高约八十厘米的大幅人像照在餐桌上方挂了很多年，照片里的他们看起来全都醉醺醺的。当地人都希望能坐在这张照片下面，坐在著名宇航员坐过的位子上就餐，他们更接近天堂，那是普通人一生都梦寐以求想要抵达的地方。太空英雄，群星的朋友。照片里的他们看起来心情不错，像是在笑，不仅如此，其中两个人似乎还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大叫着什么。他们非常开心，其中一名宇航员在照片底部潦草地写了一句话：
格洛津很棒，堪称一绝——
它应该被搬上月球！
美国夫妇站了起来，两个人不知是因为喝得太多还是体重太重，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妻子像少女一样咯咯地笑着，丈夫把粗壮的胳膊搭在大个子服务员的肩上，似乎有意让这对肩膀暂时帮忙分摊一下自己的体重，好得到片刻喘息，或是想确认这对肩膀能够承受多少重量，是否可能承受整个世界的重量，他接着说，声音很大，足以让大家听得一清二楚，他知道这座小镇，曾在这里当过兵，驻扎在基地的某一处，就在那片该死的、上帝都不情愿认领的荒野上，别说上帝了，连魔鬼也不愿意，他又补充了这一句，接下来有好一会儿，他没再开口，仿佛在充分领悟自己的话，后来他接着说，胳膊仍然搭在服务员肩上，真该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是一名该死的宪兵，他突然大喊一声，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去他妈的！我和阿里迅速交换了眼神，我们都记起，同样在那个时候，一九七六年一月那个星期六的清晨，也许就是他在格赖瑙丝闸口站岗，他一脸严肃，看着货车如同受伤的巨兽一般缓缓驶过。有趣极了，服务员说，真是有趣极了，他使劲盯着那个美国人，仿佛正努力想象那位年轻瘦削的士兵就住在他庞大的身躯里。
阿里：时间带我们前往陌生的方向——大多数都出人意料。
夜色愈加深重。
挪威人已经回房间了，其中一个手里拿着黑色公文包。他拿包的样子仿佛正把我们的命运握在手中；那些统治世界的人不再东奔西跑，到处喊叫，他们避开报纸头版，隐身在幕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会变成空气，形影模糊，假如我们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话。
服务员清理了挪威人的餐桌，每个动作都显示出他健壮的体格，他无法将之隐藏，阿里看着他。阿里的眼神很遥远，似有无限悲伤，和刚才一点也不像，是的，刚才他的眼神自然也流露出一丝悲伤和懊悔，但仍是喜悦的，这双眼睛能够轻而易举地变成两只活泼的小狗。我想念那些小狗。
其中一个挪威人又返回餐厅，对服务员说了几句话，服务员点点头，走进厨房，挪威人站在桌间，长长的胳膊悬在身体两边，他低着头。他看起来好像被孤独和憔悴打上了烙印，让人不快，就像一把长刀——突然，他让我意外地想起我们的恐惧。不一会儿，服务员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拉弗格，一种苏格兰威士忌，带着一股浓重的烟熏味。他递给挪威人，后者向他道了谢。我看着他离开，正想说说和刀与恐惧有关的话题，但这时阿里开始朗读《神曲》，他用丹麦语小声读了几行，好像它们能帮他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似的。接着他合上书，若有所思地说，仿佛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是的，也许贪婪是最恶劣的罪行；它是人类的黑洞。它吞噬一切，只留下悲苦与空虚，绝望与无聊。
你是在描述自由主义的世界吗？我问道，顺便喝光了杯里的威士忌。还是仅仅因为难以忍受？
我只是在思考那个博客最近更新的文章——等你的时候，我在手机上读过了，文章说贪婪是人类的黑洞。想要统治世界的人首先必须让我们相信我们总是有更多需求，让我们相信今天的我们比昨天值得拥有更多。权力的秘诀和它巨大的影响力，就是让我们变得贪得无厌，变成瘾君子。
一切会在黑暗中结束吗？
至少是一次唯物主义的胜利，没想到阿里竟然这样说，而且一副高兴的样子。他看着窗外的汽车在哈布那加塔街上穿行不断，看着那些家用轿车和suv。一辆巨大的白色货车慢慢驶过，大小几乎相当于我们在斯库利百万工作时用的卡车，司机摇下车窗，伸出赤裸的胳膊肘，他把音乐声开得很大，我们在酒店里都听得很清楚，立刻听出了这首歌——这是布里姆克洛乐队的一首苦乐参半的歌曲《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出自他们一九七九年热卖的专辑《真正的流行歌曲》。比约格温·哈尔多松那醇厚柔软的声音充满了大货车，在哈布那加塔街上回荡，溜进窗缝，进入我们的耳朵：“请握住我的手／无论我去向何方。”
动听的老歌。
这首歌像昔日的时光一样击中我们，像箭一样穿透我们，箭头沾满悔恨、毒药和指责。又是一批旧时的货物，仿佛有人特意运来这辆播放着这首歌的卡车，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思绪，让我们安静下来，让我们的回忆开始转动，盼着它们能让我们忘记现在，忘记人类的黑洞，忘记我们的过失，忘记并让我们停手，别再追究令人疑惑和头疼的问题。真正的流行歌曲：“请握住我的手／无论我去向何方／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布里姆克洛，冰岛流行、乡村和西部音乐乐队，成立于1972年。主唱是比约格温·哈尔多松，又名博或博哈尔，1951年出生于哈夫纳夫约杜尔，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是冰岛音乐界的杰出人物。《真正的流行歌曲》（冰岛语：isannardægurvísur/i）：《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冰岛语：iÉgmunaldreigleymaþér/i；作词：约恩·西于尔茲松，作曲：马丁·罗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