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世界

我们究竟了解什么——几首

真正的流行歌曲正在播放着

凯夫拉维克十二月的夜晚。

我把手提箱交给我和阿里的远房表哥，他和两只猫一起住在一栋双层小木屋里，在凯夫拉维克最老的小区——他曾经试过养一只仓鼠，却被猫吃了，后来又买回一只活泼的长尾鹦鹉，也被猫害死了，活活吓死的。我把手提箱放在我住的房间的小桌上，接着表哥对我说，这两只猫显然忍受不了鹦鹉的歌声，他心不在焉地用手摸着那个舍不得扔掉的鸟笼；猫儿们站在门口，它们的黄眼睛一直盯着我，心里暗恨着一个事实，想除掉我，可这比除掉仓鼠和那只该死的鸟麻烦多了。它们是我的好伙伴，表哥说，仿佛在为两只猫的行为和它们黄眼睛中的冷酷开脱。他的冰箱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包括三组六听装的啤酒，他让我随意拿取，后来我们坐在客厅里喝咖啡，佐以从面包店买回的大理石蛋糕；他问起阿里和波拉，我一直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分开，他沮丧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他的客厅十分舒适；角落安放着一台庄重的老式座钟。这种又大又旧的钟表现在已经不常见了，真让人遗憾；指针走得很轻，我甚至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奔忙的必要。两个庞大的书架上堆满了宗谱和历史文献，这增添了房间的宁静，但走动时需要小心，留意别撞了脑袋；十八架巨大的飞机模型用细铁丝悬起，几乎离地两米高，就在表哥的头顶上，用它们无声的飞行填满整个空间——包括美军战斗机从首次设计到今天所有的机型。关于阿里的生活，我有所回避；我该怎么说，又该怎么解释呢？我反过来问表哥这些飞机模型，他内心的火花点燃了。他忘了其他的一切，咖啡凉了，在他玫瑰色的杯子里变成了冰冷的黑暗，他满怀激情，甚至是满怀爱意地谈论着每架飞机的英勇事迹，它们参加过的战役，以及它们得以闪光的机会。这是他的措辞，“得以闪光的机会”，因此它们在军中，在那些发现飞机模型之美的人的心目中变得出名并成为传奇。我看着窗外的暮色，它已落向这个位于世界偏僻一隅的奇特小镇上，这个地方远离我们了解的一切事物，尽管它高处的荒野上正在兴建一个国际机场，停机坪下古老的牧场自然受到了限制。夜晚降临，它用画笔把窗玻璃涂得漆黑，高高的路灯亮起，它们紧紧挨在一起，像是害怕黑暗，想要彻底结束它。我和表哥道过晚安，他独自留在小小的客厅，留在客厅的中央，陪伴他的只有玫瑰色杯子里的冷咖啡、座钟里的时间，以及他头顶上默默飞行着的十八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

我穿过他家的院子，这是通往哈布那加塔街的捷径，我向右转，朝旅馆的方向走去。这是十二月一个漆黑的夜晚，但头顶的路灯却很耀眼。光线太强，以至于凯夫拉维克或许没有任何黑暗之地，除了一两户人家的后院，还有住着两只猫的一栋破旧的双层木屋。我走到新影院，天色突然变得暗沉，起风了，下起一阵冰雹。我沿着哈布那加塔街奔跑，经过“1976年1月”酒吧，再跑三百米就是飞行酒店了。酒店外的四面旗帜分别代表冰岛、挪威、美国和欧盟，它们向着同一个方向飘动，拼命逃跑，冰雹仿佛是来自天堂的惩罚，倾泻而下，猛烈而微小的拳头击打着我和停车场的汽车。最后几米我全力奔跑。

酒店看起来空荡荡的，我几乎一打开门，冰雹就停了。只有沉寂向我打招呼，我意识到自己饿了，我还没吃饭——除了表哥家的一块大理石蛋糕——上一顿饭还是在港口上狼吞虎咽而下的“限额欺诈”汉堡，当时海鸥在空中犹豫地盘旋着，天色有些浑浊。凯夫拉维克的天空很少有明媚的时候，除了一些风平浪静的日子，但这种时候十分罕见，那时的清晨安静得就像有人死去了似的；其他时候，风似乎总能卷带着点什么，让天空肮脏不堪，能见度大大降低：干土、灰尘、海上的泡沫、失望和失业。在酒店里能清楚地听见旗帜在猎猎作响，但除此之外，寂静十分深沉，我甚至能听见长长的、向外凸出的接待台上方八国时钟的指针轻轻跳动的声音，东京、悉尼、纽约、伦敦、开罗、莫斯科、新加坡和凯夫拉维克的时钟正在一秒一秒地跳动着。每一只钟都按照各自的时间走动，清楚地看着穿门而入的人，像是在提醒人们每一秒世界上都会有事发生，我们却毫无知觉，提醒我们自己如此无足轻重，所作所为如此无关紧要。

我的心跳得比平时更快；我感到有些不自在，寂静和时钟的嘀嗒声让我焦虑，记住时间，倾听它在你头顶跳动并不那么容易，那就像倾听死神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也许我们不该过多地思考时间，它让我们如此不安，让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提醒我们生命的流逝快得远非我们所能理解，有时候不到一瞬。你很年轻，可又不年轻：将近三十三年前，我和阿里一起，就正是站在这个地方，或者说离它很近的地方，接着我们又站在斯库利百万的冷冻室外，刚刚关上奥斯蒙迪尔和居尼尔迪尔身后那扇沉重的门，我们直挺挺地站着，就像哨兵，就像生命和我们各种冲动的仪仗队。

三十三年了。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在闻鱼和鱼类加工的气味，闻一段旧时光的气味，闻一座大约三十年前被烧成灰烬的建筑的气味。那时候限额制刚出台几周，凯夫拉维克就被剥夺了捕鱼的权利；建筑随着主人的债务，随着人们的生计一起化为灰烬。这座钣金包层的木质建筑几十年来一直是凯夫拉维克规模宏大的冷冻厂之一。我深吸一口气，闻了闻工厂和冬季的气味，那个天寒地冻的冬季，我和阿里的工作很辛苦，我们整天泡在鱼下脚料、男人的咒骂声和女人的下流话里。表哥告诉我酒店经理不是别人，正是西加，西里聚尔·埃吉尔斯多蒂尔，我和阿里的老朋友，但这并未缓和我内心的骚动，我们第一次遇见西加，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一个清晨，当时她躺在马路上，戈用脚死死踩住她。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我们已在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上了几周班，拆除烘干架以赚取我们印刷一本诗集所需的费用。我们已经二十五年没见过她了，不过偶尔也听说过她的事，除此之外，还曾起劲地在《每周新闻》上阅读她充满激情、偶尔夹带粗话的文章，这些文字在她的系列文章《谁是冰岛的主人？》中达到顶峰。这个系列让她失去了工作，此后我们再没听说过关于她的任何消息。她最后竟跑到凯夫拉维克做了一家四星级酒店的经理——那只野猫！谁又能预料呢，难道她看起来必须身量苗条、充满活力、焦躁不安，并且带有一些我们永远无法确认的东西吗？

沉浸在回忆和往事中的人容易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此刻在酒店接待处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人。感觉有些异样，我从回忆中抽身，抬起头，目光对上一位酒店员工，他站在向外凸出的桌台后，或许已经站了一会儿了，他很沉默，是个大个子，身高将近两米，肩膀很宽，仿佛他的降生是为了负担一些极其沉重的东西：水泥袋、我们的失望和世界的重量。当我向他询问的时候，他那张强硬而毫无表情的脸几乎变得敌意十足，这个大个子盯着我，也许是我问得有些急躁，把他吓了一跳，你把西加藏哪儿了？我是说西里聚尔，你们的酒店经理——我是她的老朋友！

男人把他的大手放在接待台上，像是为了展示他的力量。她不在这里，他说，他的声音像一台强力的柴油发动机发出的轰鸣，一辆大型的suv。接着他把我带进餐厅。我看见阿里坐在一张靠窗的桌边，面向哈布那加塔街，面前摆着一本书，他读完几行，抬头看了看窗外，仿佛正在对比书里的文字和外面的世界。

***

他在阅读但丁的《神曲》，这三本书描述的是但丁穿越地狱，再经历炼狱，最终抵达天堂的旅程。阿里正身处地狱，我说，在文学领域很难再有什么比它更深刻的了。我在桌旁坐下，呷了一口阿里给我点的啤酒，一瓶黑卡尔迪，我喝了两大口，感觉啤酒在腹中慢慢流动开来，接着到来的微醺感十分美妙——生活也没那么糟糕，我说。是的，阿里表示认同，他合上书，合上但丁，合上地狱，合上诗歌，有时候诗歌似乎没有边界，因此能够永远地、更长久地、更深刻地、更高尚地传承下去，以便寻找我们并不了解却依旧渴望的东西。

餐厅里没几个人，除了我们之外只有四个人。一对步入中年的美国夫妻，两个人的身材都很肥胖。还有两个看不出年龄的男人；他们是挪威人，阿里说，两个人看上去都睡眼惺忪，像是厌倦了生存，厌倦了身为挪威人，那个地方坐拥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债务的国家，厌倦了财产、富足与安全。

阿里：他们是西于尔永市长邀请来的客人，再过几天就是市长的六十大寿，他要办一个聚会——这些都是他在田纳西大学行政和市场营销专业的老同学。

挪威人，我说，他们很有意思。你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都是谨慎、虔诚、诚实和健康的人，因为他们经常滑雪，此外，他们还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好像和平就住在挪威似的。然而，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挪威艺术家却是一位半疯的画家，他那些令人过目不忘的画充满了黑暗、不安和情欲的张力，是的，充满一切一般来说不会和挪威人扯上关系的东西。

阿里：我是从机场坐出租车来的，尽管不是直奔酒店，因为我就像一个白痴，让司机先开到桑德盖尔济，这条路绕得有趣极了，你永远也猜不到司机是谁，随你猜一整晚！不过，在开往酒店的途中，我看见了挪威国旗，就问了几句，挪威国旗，我说，我问司机挪威游客是不是真的是来凯夫拉维克挥霍钱财的。然后，她，一个女出租车司机，告诉了我一个博客，这个博客显然已经成为凯夫拉维克的热门话题，一些人对它很狂热，另一些人则希望它关闭。她说，博客最新更新的内容是一篇关于挪威游客的文章；我刚刚读完，她说。回到酒店房间之后，我也读了，文章说挪威人不仅仅是作为生日聚会的客人和老同学来到这里，同时，或许最重要的，也是作为西于尔永试图引进的美国公司的员工，随之而来的还有就业领域的希望。在我看来，这些挪威人既是形象顾问，又是营销专家。

形象顾问和营销专家，我自言自语，这难道不是魔鬼与天使的结合吗？

在但丁的地狱里给他们找个住处也许不是什么难事，阿里笑着说，用手拍拍书，后来我认出了这本书：这是阿里的舅祖父，特里格维，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从一位旅行中的推销员手里买回的丹麦语旧译本，他反复读过多遍，接着传给阿里的伯伯索聚尔，他们两个人在空白处做了许多笔记，对文本的回应，生活的反思，其中一些评论就如同那本书的内文一样，那首七百年前的诗歌，深深触动了阿里。我忍不住要说：他读的不是新译本，而是在时间和思维方式上更接近我们的丹麦语旧译本，因为大多数译本似乎都比原文老化得更快；这是文学的奥秘之一，尽管译本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和品质，但似乎与之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它们存在的时代，而并非原著。我没法开口问他为何不挑一个新译本阅读，因为服务员正拿着菜单来到我们这桌，让我惊讶的是，服务员正是带我进餐厅的人，那个在接待处一脸严肃地盯着我，当我问起西加，就把一双大手放上桌面，像是在对我展示自己的力量，甚至意图威胁我，或者干脆让我闭嘴的人。此刻他完全变了个人似的，脸上挂着温暖的笑容，原本咆哮的声音变得令人愉快。他一边微笑，一边麻利而友好地给我们递来菜单，尽管他专业又礼貌的态度几乎无法削弱从他身体里满溢而出的巨大力量。他怎么没在别处，用健壮的手臂和宽厚的肩膀去拯救世界呢？等他走开我低声说道。我们点了烤鲽鱼配朝鲜蓟作为开胃小吃，主菜是羊肉，正如菜单上写的那样，“来自北部的荒野，那里的山呼吸着天空”。

阿里：我想你肯定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满脑子都是英雄用他们的勇气和肌肉拯救世界。体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狡猾比长矛跑得更远。我真正想说的是，西于尔永费了很多工夫想把这家美国公司引入凯夫拉维克；如果公司在这里开设店铺，那将会是一场真正的政变。不过，这是个微妙的问题，一项难以达成的协议，因为这家公司专门处理美国的工业废品，并且有意购买赫尔古维克的废品处理设施。对凯夫拉维克来说，这是一笔大买卖，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这难道不是太合适了吗？这五十年来，我们从美国人和他们的军队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如今还能从他们的废品中获利。

在我看来，这都是很不着边际的事，我一边说，一边摇头，没人想要处理工业废品，更别说其他国家的废品了！而且一家美国公司为什么要雇用挪威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