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别人什么？

别告诉别人我明早过来，你和我一起。

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么早？

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奥斯蒙迪尔回答他，他把手放在阿里的肩上，直视着他，阿里第一次注意到深埋在奥斯蒙迪尔眼中的绿色光芒，它们这样深邃，几乎看不见，仿佛它们一直在冬眠，只在合适的时候闪烁，它们让他的眼睛呈现出一种迷人而不可抗拒的颜色。为了取悦他，阿里情愿做任何事。我会准备好的，他说，他把身子站得笔直，像是要接受奖牌似的，我会准备好的，他说，丝毫没有口吃的迹象，奥斯蒙迪尔微微一笑，拍拍阿里的肩膀，而阿里却在渴望和焦虑之间挣扎。他渴望和奥斯蒙迪尔一起行动，又因为这种想法而感到焦虑——或许暴力事件根本等不到周一去到学校，而是明早就会发生。夜幕降临，伴随着一整袋一月的黑暗和天幕中如同遥远记忆一般闪烁的星星，伴随着它出于公正或偏私而给予的梦。一月的夜晚来临，这样深邃，这样昏暗，无论谁在夜里醒来，向外看，都会深信在黑暗和星星的世界里，太阳将永不升起。

在凯夫拉维克锋利的刀

有什么用——美国佬的船，还有……

你真不该让人久等。

早上七点五十分，我和阿里站在房门外，片刻之后，奥斯蒙迪尔现身了，他走在弯弯曲曲的路上，他的样子就像拥有全世界，就像一切事物都在效仿他，他的面容、步态与性格让人想起他的舅舅索聚尔，和他走在一起的感觉简直棒极了。清晨光线还很黑暗，但云层散开时几乎露出了一轮满月，月光照亮了雪地和沉睡的房屋，大海在其间时隐时现，像一个黑色帝国。我们的一个表哥住在这里，奥斯蒙迪尔说，我们正经过一栋两层高的小木屋。他是个厉害的人，奥斯蒙迪尔说，曾在乐队里演奏过，是个贝斯手，他认识赫尔约马尔乐队的人，你们俩听说过赫尔约马尔吧，还有鲁尼·尤尔和居尼·索扎尔？奥斯蒙迪尔问道，他的语气让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点头说是，同时在记忆中寻找那些名字，被凯夫拉维克的男孩们视若珍宝的名字。我们的表哥，奥斯蒙迪尔说，和奥古斯特一样在基地上班，虽说这肯定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爸爸说，短短几年时间，这种工作就会让最爷们儿的男人变成窝囊废，因为这些美国佬吸干了我们西南区人的骨髓，不过这个表哥一直表现不错，他真是了不起，记得把这些东西装在口袋里，他说，我们快走到社区电影院了，这是凯夫拉维克两家影院的其中一家，它里面就像缩小版的雷克雅未克的大学电影院，他给了我们一人一把用来切割纸板的刀，它们切东西好用极了，他补充说，每当他的头发遮住眼睛，他就会把头向后甩，他是这样卓尔不凡，竟然愿意和我们交谈，这真是奇迹。不过，我们仍旧没法完全感觉舒服，身在清晨的黑暗之中，这黑暗不断被月亮幻化成半明半暗的光，加深了阴影，仿佛一种恶意盘踞在四周。阿里看着我，嗯，我说，刀是不错，不过，嗯，咱们拿刀做什么？我是说，咱们要去哪里？奥斯蒙迪尔什么也没说，只是一味地往前走，我们焦急地跟在后面，我们俩都比奥斯蒙迪尔矮一头，他在街角停下来，挥舞着右手，仿佛要做一个重大宣言，或者甚至要把世界拱手送给我们。哈布那加塔街，他说。这时我们听见了大海就在我们脚下。哈布那加塔街，我们在口中重复。新影院，奥斯蒙迪尔说，他再次挥挥手，哈布那加塔街向着山坡延伸，你们可以每周四在那里看丹麦情色电影，我到现在也没办法溜进去看，它们应该很不错。我的一个朋友去年秋天，九月，偷偷溜进去看了，那些片子什么都演了，我是说，“一切”，他的阴茎一直勃起，直到圣诞节才恢复正常。

我们在黑暗中行走，大海在我们左边咆哮，月亮不时向外窥探，改变了一切，我们口袋里装着锋利的刀，一部丹麦情色电影近在咫尺，和我们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正是奥斯蒙迪尔，他倒是可以拥有整个世界，此刻阿里觉得自己能接受把家搬到这里，在世界背后，在熔岩和几近荒芜的土地背后。我们昂首挺胸地走着，心里想着那个词——“勃起”。以前从未听说过，却隐隐觉得它有意义，觉得自己值得拥有它，或是体验，或者想象它究竟是什么感觉。最起码，我们确信了解它是一件重要的事，这就意味着周末过后我们必须去图书馆寻找答案，最好周一就首先解决这件事，去字典里查查，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然后怎样才能亲自体验一下勃起的感觉，总之要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现在不是思考这些词语或者研究原理的时候，奥斯蒙迪尔停下脚步，他转过身，我们才明白，现在是时候了，现在我们就快知道在这样一个寒冷黑暗，伴着若有似无的月光的清晨走出家门的原因。我们正站在凯夫拉维克的邮局门外，心跳得很快，右边一半是焦虑，左边一半是渴望——在凯夫拉维克锋利的刀有什么用？

昨天下午，接近傍晚时分，一艘美国佬的船驶入港口。它停泊在长长的码头边，载满了一船给国防部队做补给的货物，它显眼的尺寸让凯夫拉维克舰队大大小小的船只显得单调乏味。奥斯蒙迪尔抄近路把我们带到一个隐秘之地，我们能在那里监视港口，那是凯夫拉维克的中心，挤满了渔船，几乎没有出海的船只，鱼汛期尚未开始，我们暗中监视那艘美国佬的船，它当然是一艘冰岛船，只是代表美国军队航行出海的时候，被取名为“美国佬船”罢了。奥斯蒙迪尔指着它庞大的身躯，里面的货舱塞满了货物，以供给美国军队和基地所有的居民，将近六千人，包括大约一千名儿童和青少年，对于那些受困于荒野的人来说，周遭是那样贫瘠而凄凉，就像他们在接受惩罚，一艘巨轮当然有用——因为，只是提醒你一下，这个地区被高高的栅栏围起，顶端覆以三层由锡、单调和乏味编织而成的带刺的铁丝网。看，奥斯蒙迪尔说，他用手指向最重要的东西，那是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清晨，口袋里揣着锋利的刀前来此地的原因，他指着几十辆沿码头次第排开的卡车，车队从船体一直远伸到港口，等待货物从船舱里拖上来。卡车的引擎发动着，排气管里冒出的烟被风吹散，我们站在山里的隐蔽之处，那些尾气不断往我们鼻孔里钻，一些卡车司机在车里等着，另一些三五成群各自找地方躲着，在寒冷里跺着脚，等着装货。奥斯蒙迪尔一挥手臂，看着手表对时，时间如同饰物被他戴在手腕上。再等一刻钟，等他们开始动手，他说，咱们去见见其他人。

请记住：这是凯夫拉维克拥有四个基本方向的年代，不是三个——不是风、海洋和永恒，而是风、海洋、永恒……还有美国军队。军队在冰岛驻扎了二十五年，还不包括战争年代，因为战后有一个五年时期，从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一年，在这期间冰岛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尼亚兹维克的牧场上没有美国人，没有盈利，没有工作，没有雨中的枪响，没有在房屋上空飞来飞去的战斗机——当时一切都倒退了一步。但在这二十五年间，有六七千美国人需要食物、糖果、家庭用品、袜子、帽子、玩具、杂志和报纸，他们还需要一寸家园，在这儿有房屋万间，为了在世界的尽头过活，为了身心健康地回家，最重要的是，摆脱一片贫瘠的荒野，在这里最危险的敌人是乏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佬的大船会定期停靠在凯夫拉维克港长长的码头边，许多年都如此。长期以来，船的抵达对凯夫拉维克居民来说是一件盛事；就像来自遥远星系的宇宙飞船，满载货物降落于此。在五六十年代，年轻人常常成群结队地拥上码头，兜里装满处理渔获赚来的钱，他们从船员那里购买音乐，每分钟三十三转或四十五转的唱片，这些音乐在冰岛其他地方买不到，甚至包括雷克雅未克，也许再过一年事情就会有所变化，那时你的青春期已经过半，生活到了爆发点，你会变成焰火。因此人们急不可耐地等待船只抵达凯夫拉维克；它们远渡重洋，载满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足的一切东西。这些水手从美国本土购买唱片，再转手倒卖给凯夫拉维克码头的青少年，茫然不知自己已成为新时代的拓荒者。

但那些日子逝去了，美国佬的船已不是来自音乐星球的宇宙飞船，不会再漂洋过海拯救凯夫拉维克年轻人的命运，如今你能在蒂亚纳加塔街和哈布那加塔街街角的赫尔约马林德唱片店买到最新唱片，店主曾是赫尔约马尔乐队的主唱，奥斯蒙迪尔说，那会儿我们正要离开港口，去和一大群少年接头；他们大约有二十个人，尽管借着清晨昏暗的光线很难判断准确，他们的情绪看似都很激动，这更加深了我和阿里内心的恐惧与焦灼。我们走到近处，看见其中一个人躺在路面上，其他人都在发笑，还有两三个人在大声叫喊，刺耳的尖叫声让清晨显得糟糕透顶；躺在一个强健的少年脚边的并不是男孩，而是一个女孩，一定是的，因为有人大叫着，把她那该死的裤子扒下来，戈，其他人也跟着叫，扒啊，他妈的，伙计，让我们看看她的屄！

显然，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接受某些观念。大约二十个男孩围住一个少年，他用一只脚踩住来回扭动的女孩，众人开始踩着节奏，用力在沥青路面上跺脚，压低声音齐声呼喊着，屄——屄——屄！如此强烈的热情，如此整齐的节奏，连地狱的屋顶都在回响。我和阿里站在人圈外，听着有节奏的踩踏声，起起伏伏的喊叫声，我们的眼睛再也看不见那个女孩，看不见那个名叫戈的少年，因为愤怒得几近落泪，我们同意跟随奥斯蒙迪尔来到这里，而没去选择躺在床上看关于泰山的书，泰山会把这些孩子推开，把戈像空袋子一样甩开，拯救这女孩。我们真想逃跑，就此消失，可我们不敢，我们不能，有什么东西在牵制我们，但愿是我们想帮助她的欲望，虽然我们连指头都没抬一下，但愿不是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的好奇心，但愿不是喊叫和跺脚产生的催眠力，但愿不是残忍的催眠力，但愿不是，然而人类是令人质疑的生物，历史曾记载了大批令人作呕的事件，许多正人君子随心所欲，行事卑鄙，他们攻击无辜的人，他们温文尔雅的微笑因为对暴行的强烈欲望而异化为讥笑。恶魔正潜伏在我们内心，我们温暖的血液孕育着极度的野蛮，唯有美才能拯救世界。

奥斯蒙迪尔看看手表，似乎在喃喃自语，接着挤进人群，一副坚决又恼火的样子，他们为他让路，站到一边，开出一条通往那个叫戈的少年和躺在他强足之下的女孩的道路；她沉默不语，却没有放弃，只是知道自己正和一种强大的力量做斗争。她大声喊叫过，我要把你们全杀了，你们这些该死的白痴，杀了你们，之后她就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要把你们全杀了，大概是指那二十个男孩，那是大屠杀，他们不可能把这种威胁当真，太荒谬了，他们笑着看她躺在那里，躺在一根柱子边，孱弱而悲苦。戈，那个霸王。戈，那个在众人跺脚大呼那个词的时候低头去看她的人，他被催促着去扒她的衣服，好让他们看看禁区的样子，那正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琢磨并梦寐以求的东西，正是会让他们失去理智的东西，他看着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又抬起头轻蔑地看着众人。接着奥斯蒙迪尔看了看手表，扰乱催眠状态，喋喋不休的节奏瓦解了，叫喊声与践踏声消解为你一言我一语的、混乱无序的声音，好像每个人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充满不安全感，或许是羞愧感，这感觉很难受，就像你突然被人群隔离。奥斯蒙迪尔的声音有些恼怒地划破了空气：别他妈的瞎说了，第一辆卡车五分钟后就要走了！这个叫戈的人平静地看着他，接着漫不经心地把他的脚从女孩身上挪开，女孩立刻从地上爬起来——她个子很小，留着一头黑色短发；燧石色的大眼睛像一声尖叫。那么，到了该站队的时候了，戈说，他啐了一口。

戈。

格维兹门迪尔·奥斯卡松。十五岁，领袖，船长，凯夫拉维克本土最具天赋的守门员，在大师联赛中为球队做过两次守门员，交过一个女友，抽过烟，醉过酒，好像他无所不能，他进过放映厅，看过很多次丹麦情色电影，没有人比他悄悄潜入基地的次数更多，他知道很多士兵的名字，会说美国话，在基地打过篮球，那些围着他转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更漂亮、更好、更强壮。戈——他自己从英语中得来的绰号：“叫我行动”。行动。就像：预备，开始，行动。“行动！”——外加一个感叹号。

戈看着那个女孩，直视她愤怒的眼睛，直视那声尖叫，他咧开嘴笑了，张嘴想说话，但奥斯蒙迪尔打断了他，他在宣布，用一种几乎冰冷的口气，这女孩属于我的队，所以她受我保护。戈耸耸肩，戈啐了一口，戈做了手势让几个男孩跟着他，戈说，行，他离开了，却又转身说，她若挡了我的道，我就他妈的把她的裤子扯了。

（在括号内）

没人知道哪些事件值得讲给别人听，哪些事件会出现，散发光芒，或是逐渐模糊、过时，热烈或者宁静。事件的规模大小总是相对而言的，总是千变万化的。

我和阿里也许上不了生活的头版，一个星期六的清晨，在哈布那加塔街和瓦斯内斯韦居尔街的交叉路口，当他站在飞行酒店房间的窗边，向外看着同一个交叉路口时，那个黑暗的清晨时光在他脑海中异常鲜明，床上放着一个打开的手提箱，阿里取出三个孩子的照片，放在桌子上。那个装有信件、诗歌和几张照片的黄色文件夹被摊开放在客房的小冰箱上。快四十年了，他又站在窗前，望着那个交叉路口，我们各有各的位置：我、阿里、奥斯蒙迪尔、那个女孩和那些男孩。根据阿里的回忆，很快天就下起雪来。他用前额抵着窗玻璃。美国军队早已在荒野上消失，凯夫拉维克的居民完全丧失了捕鱼限额，他们不再是渔民，港口空荡荡的，像一个框住虚无的圆括号。不久前，奥斯蒙迪尔把自己的食指插进阿里的直肠。

那些能够预见未来，并将己之所见告知于人的人，总被视作疯子。

……行动开始

那个星期六的清晨，天在下雪，雪落下来，覆盖着紧张，让人发痒的紧张，令人难以承受的紧张。我和阿里咽咽口水，舔着嘴唇，蹲在离街角不远的一堵水泥墙后，听着第一辆货车从港口转进瓦斯内斯韦居尔街，费力地喷着气，变速器发出噪声，车板承受着重负，全是货物，为那六千个美国人准备的，他们离我们只有几千米远，住在贫瘠的荒野上，被高高的栅栏围起来，栅栏顶端覆盖着三层带刺铁丝网，三层乏味，仅仅几千米的距离，就已足够遥远。奥斯蒙迪尔和那个名叫西加的女孩脸上满是兴奋与专注。西加，她对我、阿里和奥斯蒙迪尔冷冰冰地说话，我们躲进一个无人的庭院，跪在篱笆后面，院子里有一棵缠满了圣诞彩灯的干枯的杉树，它像极了绝望。西加，她说。我和阿里嘴里咕哝着自己的名字，奥斯蒙迪尔只是点点头，像是在确认叫西加这个名字没有问题。马路对面有三个男孩，他们藏在一辆棕色的美国雪佛兰车后面，另外三个躲在隔壁院子里，他们和奥斯蒙迪尔一伙，其余人跟着戈，他把他们分散在哈布那加塔街上，他自己则在法赫萨布勒伊特街和哈布那加塔街交叉口的不远处，在这个地点前往基地的车辆都会加速，因此司机们都感到很安全，这里是最难跳上货车的地方，不像我们所在的街角，货车大幅减速，几乎和停下来没有区别，但戈不想事情来得太容易，他在等，直到一辆货车开过交叉路口后开始提速，司机换了二挡，于是他跑起来，跳上车板，姿势很优雅，就像只有他会跳跃似的，他像一只大猫，带着威严一跃而起，那样敏捷、有力而适时，戈次次都能跳上车，在任何地方都没失过手，没在这里，没在门柱之间，他能阻截每一次射门，仿佛没什么能逃过他，仿佛他能抓住这辈子他想抓住的一切，然而他却没能跳出多年后将他劫掠的厄运。

我们听见第一辆货车开进瓦斯内斯韦居尔街，变速器发出摩擦的噪声，汽车引擎在落雪的沉寂和宁静中喘息，接着货车突然开始发动，带着全部重量向前冲，西加小声骂了一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显而易见，她很懂得骂人，最后，奥斯蒙迪尔准确地向我和阿里说明了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要按他的信号行事，万事必须服从规则，遵守纪律，目的是爬上车板，这可不是没有风险的，他压低音量坦白地说，特别是路况像现在这样结冰打滑；这种状况对某些人来说已经很糟糕了。另外，有些司机已经摸清了我们的底，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们，比如故意让轮子打转，曲折前行，陡然改变车速，或者把头伸出车窗喊话威胁，这种情况还能应付，但有些司机会突然踩一脚刹车，暴跳如雷地冲下车，假如那样的话，最好快逃，就像校长在身后追你那样，若是被这些家伙抓到可就惨了。最重要的是，要抓紧车的侧板或者后挡板，如果没有侧板，就抓紧车尾，否则一个突然的颠簸就会让你失手，路面这么滑，你们会直接滑到轮子下面被碾成糨糊，这事以前发生过，有的男孩就这么翘了辫子。这可不是儿戏。别担心，只要想着怎么爬上车板，抓牢，让自己稳住，然后把刀拿出来，千万别提前拿，假如刀丢了，就是爬上了车也没用。拿出刀，随便找个箱子划一个大口，能从里面拿多少东西就拿多少。你们没时间挑箱子，或者停下来再开另一个——只把你划开的箱子拿空就好，哪怕里面装的全是尿布也无所谓，因为我们能卖掉所有的美国佬的货。另外四个人会沿路一边跑，一边接你们扔下来的东西，能搞定吧？

我们点头笑笑，说，能搞定。尽管搞不定，事实上根本没法搞定，可我们却点头了。接着清晨的第一辆货车开来了，蓝色的引擎盖向外凸起，货车没开车灯，像是在伪装自己，接着发出一声悲鸣，开过转角；咱们的目标是下一辆车，奥斯蒙迪尔小声说，这辆是戈的。

雪不下了，引擎音消失在远处，我们趴在墙上偷看，几个阴影突然开始快跑，一些像从土里蹦出来，另一些从车底钻出来，一群男孩在微光里，在昏暗中变成阴影；货车接近法赫萨布勒伊特街和哈布那加塔街的交叉路口时，不知不觉开始减速，司机没有及时发现那些影子，至少等他们快摸到车才有所察觉，只听司机一踩油门，催动引擎，货车就像一头突然失控的巨兽，发出令人胆寒的怒吼，那些阴影爬上车板，不久货物便从车上倾泻而下，有些被人接住，有些落在地上被人拾起；马上就该我们了，奥斯蒙迪尔说，他拿出自己的刀，试了试刀刃。

我和阿里跳上了第四辆货车，货车跟在另一辆后面，猜想着奥斯蒙迪尔和另一个男孩从割开的箱子里拿走了什么，看明白了该怎样动手，内心却十分焦虑，害怕司机的反应，害怕落得和奥斯蒙迪尔同样的命运，不得不面对货车司机严厉的警告，他放慢车速，把头从驾驶舱伸出来，冲我们吼叫，他不太愤怒，反而看起来很悲伤，仿佛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他而言是一种侮辱，仿佛我们让他感到失望，你们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孩子们，这简直是一种侮辱，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自尊心吗？难道你们不知道美国佬在茶余饭后如何评价我们，称我们为野蛮人、爱斯基摩人和寄生虫吗？难道你们真要下决心证实他们所言不虚吗？你们知不知道我载着一堆被割烂的箱子开进基地是什么感觉，他们都在摇头，简直是丢人现眼，你们一点也不自重；做冰岛人还有什么意义？他最后向我们吼道，或者说似乎在吼，仿佛我们能回答他一样，我们想他应该会放过我们，他的态度突然有些缓和，他不再冲我们吼叫，而是坐回驾驶室。不久，他又伸出头，直直地看着奥斯蒙迪尔，他正在疯狂地清空一个离他两米远的箱子；听着，孩子，你是从北峡湾来的埃琳的儿子吧，玛格丽特的外孙，我认得那张脸，你和索聚尔简直一模一样，难道你看不出自己正在侮辱自己的家族吗——警察怎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后来他再没说话。缩回头，重重地关上门，开始踩油门。这该死的杂种毁了我的乐趣，奥斯蒙迪尔走回来的时候，口中骂骂咧咧，你俩负责下一辆车，他对我和阿里说，并向西加做了个手势，让她闭嘴，她的话正像一阵风刮来，问道，那我呢？

我和阿里很幸运能负责那辆车。司机转进哈布那加塔街的时候非常谨慎，仿佛他运送的是极易碎裂的物品，我们追着货车跑，腿因为兴奋和紧张直发颤，接近车身时我们定了定神，血液在血管里沸腾，我们跳起来抓住车的侧板，翻身上车，抽出刀，阿里从后视镜中看见了司机的眼睛，于是他将手放进口袋开始犹豫，他僵硬起来，感到胸口猛地一紧，可司机只是笑笑，或者说咧开嘴笑，往嘴里塞了一根烟，点着，摇下车窗，把手肘伸了出去，他沿着哈布那加塔街开得很慢，表现得似乎没看见我们，没看见我们怎么在箱子上划口子，贪婪地把手伸进去，抓住里面的物品，有东西发出了窸窣声，我们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袋m&m's巧克力，这可是只能在国外或者免税店才买得到的宝贝，我们兴奋地打着嗝，把箱口开得更大，一袋袋地往外扔，把它们全掏出来扔出车外，下面的男孩一边接货一边激动得直叫。接着西加也上了车，和我们一起，她本该沿着马路跑的。假如我错过这个，那真是浑蛋，她说。她闪电般地划开一个箱子，撕开，再把窸窣作响的袋子往马路上扔。

后来我们就完事了。

我们偷了将近十辆货车。

已经快上午十点了，凯夫拉维克的天空明亮起来，一种犹豫而脆弱的光，在黑暗的领域里充满歉意。有人外出走动，还有一辆警车，这当然意味着是时候停手了。一些司机在咒骂我们，试图甩掉我们，对着我们大声责骂，其中一名司机把车停在哈布那加塔街上，跳下车，想抓住正在路上收捡货品的西加，不过她还是跑掉了，跳跃的身影在庭院间闪现，嘴里咯咯地笑着，动作迅速而敏捷；当司机追不动转身往回走，喘着气咒骂时，车板上至少有六个男孩，他们划破了无数个箱子，把里面的东西撒在路上，使那里看起来就像刚刚发生了一场爆炸：罐头食品、午餐肉、饼干、冷冻鸡肉和泰迪熊。这名司机，一个身材矮小健壮的男人，走向自己的车，对那六个男孩一言不发，他笨重地爬进驾驶室，沿着哈布那加塔街慢慢开，向基地开去，在它前面还有不少货车，很多车上载的都是破烂的箱子。这辆车爬上斜坡，穿过格赖瑙丝闸口，一个冰岛警察和一个美国宪兵在站岗，他们看着货车如同受伤的巨兽一般缓缓驶过，宪兵站在外面，双腿分开，一脸严肃，警察站在门口，靠在门柱上抽烟，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

我们扛着战利品，有些人不得不跑两趟，把这一大批赃物送入独立党总部的院子，一个距离哈布那加塔街几个街区的地方。这个距离很安全，院子是封闭的；戈就在那里分赃。

很久以后，西加会在系列文章《谁是冰岛的主人？》里讲述这一事件，文章写于她在《每周新闻》担任编辑期间，它是一份周报，会被分发给西南区的家家户户，读者们都是从头读到尾。这些文章让她失去了工作，在她发表第三篇，也就是最后一篇的第二天，她就被炒了鱿鱼。再过几个月，经济就会崩溃，在谈论一些别的话题的同时，她也深入探讨了冰岛人如何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巧妙地利用军事基地的优势，直接的也好，间接的也罢。在最后一篇文章的末尾，她谈及凯夫拉维克的一种习俗，当地的青少年喜欢抢劫载满美国佬的船只运来的货物的大货车，有时他们会趁货车停在称重站的时候跳上车，有时像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哈布那加塔街对车辆进行伏击。“常常如此，”她这样写道，“我们把这些赃物带到独立党总部院子里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瓜分——用毫不友好的方式。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当然意识不到，选择这个特定地点具有某种惨痛的象征，不幸的是，这个政党大院，无论是在直接方面还是间接方面，都比其他任何处所都更漠视公正与诚实，自我们脱离丹麦的统治独立以来，党派成员就合伙瓜分了冰岛的财富。”

但这个星期六清晨，西加的脑海里压根儿没有这些尖锐的思想。他们抢来的一切都在这里，都被瓜分了，每个人都用“毫不友好”的方式分得了一份——戈比其他人“平等”得多，他的团伙拿走了最好卖的东西。记不记得，有人说，那声音中混着悔恨和欲望，那次我们找到了色情杂志？记得，另一个人叹了口气，十六本《好色客》，真该死，哥们儿！

后来大家都回家了。

带着他们的战利品。他们的宝藏。

有人偷偷把它藏在自己的卧室，或者车库安全的角落，其他人则根本不需要隐藏，他们和家人一起愉快地享用这些罕见的美国货——火腿片、罐装食物和饼干。我和阿里得到一袋m&m's巧克力、几袋饼干，还有一盒某种含糖的谷物早餐。这些东西冰岛没有卖的，连雷克雅未克也没有。感觉就像那个星期六清晨我们去环游世界了。这就是凯夫拉维克的生活，回家的路上阿里这样说，虽然阿里常常没有办法用那个大而麻烦的词“家”来表示他住的小屋；我们走过凯夫拉维克市立公园，那里的树木长年累月对抗着风和随之而来的盐粒，生长十分缓慢，一棵三十年的老杉树只有十二岁男孩的肩膀那么高。是啊，我附和着他，这里的生活的确如此。

“奥利”是奥洛夫的昵称。

伊妮德·布莱顿（1897—1968），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所作《我是淘气女生》系列深受欢迎。

赫尔约马尔乐队（又被称作“雷神之锤”），著名的冰岛摇滚乐队，来自凯夫拉维克，在1963—1969年十分活跃。赫尔约马尔乐队的贝斯手是鲁纳尔·尤利乌松（鲁尼·尤尔，1945—2008），吉他手是居纳尔·索扎尔松（居尼·索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