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把手机放进夹克口袋。系好安全带。

出租车还没来得及开走，司机的电话就响了；你介意我接个电话吗？她温柔地问，通过后视镜看着阿里，棕色的大眼睛。完全不介意，他说。她戴着耳机，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交谈时完全不受干扰。她和电话那头的人通话，一个她关心的人；一次简短的通话，她说了两遍“我的爱”，每一遍都饱含深情。

我的爱，棕色的大眼睛。阿里现在认出了她，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他想，她对我问候的时候真像一个来自过去的信使，他已记不得她的名字，尽管还记得她的脸——他是怎么记起来的？她当然已经老了，时间穿过一切——人、动物、房子、篱笆桩子和岩石——以不同的速度；慢慢地穿过岩石，快速地穿过篱笆桩子和人，再更加缓慢地穿过一些生命，她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她是不是长得过于漂亮了？三十年前。那时候史密斯乐队、恐怖海峡、埃戈乐队和埃纳尔·马尔的诗集大行其道，勃列日涅夫刚刚去世，他的冷酷还在操控着人们，莱昂纳尔·里奇的《你好》是学校毕业舞会的慢舞歌曲。我和阿里是她的高中同学。高中的前两年她毫不起眼，只是一个戴着大眼镜的勤勉认真的女孩，但是第三年的一个秋天，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出现在校园里，焕然一新，穿着短裙和绿色“v”领套头衫，挺着胸脯，一头蓬松的金色长发披在脑后，她自信地走着，就像一个赢得伟大胜利的人，她纤细的腰身带着一种迷人的柔软和神秘的韧性。我们就这样度过了那个秋天和那个冬天，她让许多事情都乱了套。整个冬天她的数学老师都难以集中精力，他是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人，简单的问题对他来说开始变得复杂，仿佛她的存在、她的短裙和她神秘的韧性让数学定律全部失去了效力。那年秋天，她当选了凯夫拉维克的“选美皇后”，之后获得了“冰岛小姐选美比赛”第三名。阿里仍然记得自己的惊讶，甚至愤怒，她怎么没能当选“冰岛小姐”的冠军，满世界奔走，去废除一切的数学定律，彻底扰乱科学，挑战语言极限呢——我和阿里经常为她写诗，结果那些诗都很乏味。他凝视着她的身影，她微笑着，她的牙齿洁白整齐，她温柔地笑着说，这可能是第四次了，我的爱。也许，阿里眺望窗外低洼的米涅斯荒原，一片平坦荒凉的土地，在雨中泛着褐色，这时他想，也许裁判们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美人来自凯夫拉维克，这个国家最黑暗的地方：这样他们就能重新评定一切。

他又看向她，情不自禁，我们也不应该阻止自己去观赏美丽的事物，很明显，生命太过短暂，反复无常，容不得我们移开目光。她说话的神情只有幸福的人才会拥有。难道是幸福让她这样美丽，充满魅力，从而减弱了时光的摧毁力？

阿里注意到，他们正在接近一个环岛，那里的出口通往四个方向，其中一个通往桑德盖尔济方向的荒野，他突然做出了一个无疑非常愚蠢的决定。你能稍微绕一下路吗？他问，我想顺道看看桑德盖尔济。她点点头，在镜子里冲他微笑，脸上带着明显的惊讶——有谁会想绕弯路去看桑德盖尔济呢，何况是在十二月，何况是在傍晚？雨像哀愁一样洒落，像一个无情的句子落在米涅斯荒原上，一片广阔无垠、平坦和几近荒芜的土地，上帝最后创造了它，在最后一刻，他几乎已经大功告成时，用尽一切办法，在感到乏味和疲惫的时刻创造了这片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从不低头看看这里，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大地离天空最遥远。阿里知道她心里的想法，他一定是桑德盖尔济人，这是唯一的解释，她眉目间的细纹传达了这一切，有好几秒钟，它们看起来很好奇，试图确定她是否认出了阿里，一个和他年龄相近的、来自桑德盖尔济的男人，后来她把车开向通往桑德盖尔济方向的荒野，慢慢接近上帝的乏味，很明显她不记得他了。当然不会，我和阿里在她眼中就像无名小卒，隐形人，而她穿着迷你裙，对数学定律构成了威胁。她说，我的爱。

我真想再看一看桑德盖尔济吗？他想，他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惊讶，还是单纯地拖延时间，为了晚一些到达酒店客房，一个人独处，不得不打电话给爸爸，不得不打开装满信件、诗歌片段、照片和剪报的文件夹？他知道自己会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阅读埃琳给他的信；我是否只想继续生活在犹豫之中，避免面对自己，面对生活，面对失败？亲爱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自己沉浸在约翰的经历和诗歌中吗？并非为了实现年轻时的梦想，恰恰相反——难道这样我就不用面对了吗？一个用白色翅膀穿过黑暗的梦想。“他们有没有发现你对所有人都隐藏的东西，尤其是对你自己——他们发现你的不忠了吗？”

他眺望着灰暗的荒野，为自己的想法而悲伤，感到万念俱灰，他写的这本有关约翰的生活的书就快收笔了，这在困境中于他是一种安慰，一种源于自身信念的牢固的幸福感，他坚信自己将竭尽全力，用尽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去完成一番事业，无论成败他都会坚持，可现在，忽然，也许是因为波拉的短信，因为奥斯蒙迪尔，因为荒野的残忍，因为雨落下的方式，不幸的是，一切变得显而易见，这本有关诗人经历的书无关他年轻时的梦想，恰恰相反：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背叛，又一次的逃避，逃避在达利尔西边山腰上许下的承诺，那时黑暗向雷鸟的白色翅膀笼罩过来，它们毫发无损地飞走了，用生命和飞行穿透黑暗。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驶向米涅斯荒原的更深处，驶向桑德盖尔济，与过去会合，他问自己，那么我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为什么活着？火焰在哪里？他想，奥斯蒙迪尔说得对，也许见面不是个好主意，像三十年前那样面对自己。他瞥了一眼后视镜，想看看她的眼睛，想朝幸福的方向看，看看是什么让一个五十多岁人还能一遍遍地说，我的爱，可她正专注地开车、打电话，正专注地说，我的爱，阿里注意到挂在镜子上的卡片，它在慢慢地旋转，一面写着上帝的启示，他今天爱你如同昨天，多么大胆的宣称，他想，卡片转到另一面，上面写着西南区地产中介的广告，好像这两件事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好像上帝和地产中介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西南区地产中介将为您找到一个家！”

他们的车开过荒野，向南一直开到桑德盖尔济。阿里让她在这座小镇，或者说村庄的雕像旁停车，总之“小镇”这个词对桑德盖尔济而言太大了。接着他下车走进雨中。

傍晚。他在眺望这些房子。他看见了大海，看见了它的浩瀚和雨对它的击打。他什么也没想，闭上眼睛，倾听雨敲击他的额头——就像天空在敲一扇门。他的记忆在内心回应，它们苏醒过来，带着如此高涨的热情向前拥挤，几乎成了一种愤怒，因此他的头脑不停地翻涌，这让他感到恶心，他不得不靠在雕像上，将额头抵在冰冷的铁皮上休息。后来这种眩晕不见了。阿里平复过来，平稳地呼吸；他清楚地想，只是很冷而已。糟糕的天气。十二月了，再加上下雨，气温只有七摄氏度，照亮黑暗的雪在哪里？从宇宙深处为我们带来星星的寒冷在哪里？

他回到车里，记忆在那里等他，填满了后座，几乎没给他留下任何空间。他盯着计价器想，我还得为它们付钱吗？接着他轻声说，好吧，我们现在去凯夫拉维克，她点点头，照做了，本应在全世界奔走的她，迫使科学界质疑数学方程式的她。她把车掉转方向，轻轻地加速，轻轻地，像是企图保护他，仿佛他是易碎的货物，她打开cd播放器问，你介意吗？他不介意，而且立刻听出了来自爱尔兰组合克兰纳德乐队那朦胧、略微阴暗却充满梦幻的曲调，这是另一位来自过去的信使。他们往回开，经过米涅斯荒原的时候，他回望了那片空旷、低平的荒野，它曾构成了我和阿里的日常生活，一九八〇年一月，我们坐着特拉班特车第一次去那里，车是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的，马力很弱，所以顶着强风穿越荒野非常困难。很快，这辆车就被换成一辆九座的丰田，那时正值鱼汛期，劳动力的需求比平时更大，一辆特拉班特可装不下。一周六天，我们在黎明时分从凯夫拉维克开车回桑德盖尔济，开车回家吃午饭，到家时已经快到傍晚了，常常又在晚饭后开回来。

阿里坐直身子，试着回忆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的烘干架过去立在什么地方，冬天的时候我们慢慢地在架子上放满鳕鱼的鱼头和鱼身。老克里斯蒂安一般都被分配去做烘干架上的工作；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在那里工作太冷了，有几次他去干活儿，那时天气还算将就，他却把所有的事弄得更糟，匆匆忙忙从水桶中抓起剖好的鱼或成堆的鱼头，想都不想就乱抓一气；所有东西统统缠在一起，我们用了很久才把它们重新解开。清晨，那些鱼头被穿吊起来，时辰尚早，天空似乎还未从夜色里解冻，我们头脑呆滞，身体还因头一晚的工作疲惫不堪，柴油叉车一直工作到上午九点半，那是我们工间喝咖啡的休息时间，叉车负责加工后的清理，堆起鱼头，取下咸鱼桶，桶里的寒冷空气随着柴油机烟变得越发浓重，油烟熏盖着上层码放整齐的咸鱼，它们像黑色思想一样在那儿躺着。我们把鱼头穿起来，根据大小，每根绳子上穿六到八个头，针从鳃下插进，再穿过眼睛，等这些活儿做完，有时我们还要处理手边等待加工的鳕鱼，假如鳕鱼数量很多的话，能在存放区的一边堆成一堆，看上去就像一大堆魔鬼的咒骂。我们给每一条鱼去鳞，两条两条地捆起来，我们打着哈欠，骂骂咧咧，说着脏话和荤段子，有人讲了一个故事，另一个人默默地抽烟，克里斯蒂安小声嘀咕着埃纳尔·本的诗句，希望它们赋予他和我们并肩的力量，希望它们是盾牌，能够去抵御时间的武器。后来我们开车去荒野，去烘干架置放点，这片荒野让上帝感到羞愧，可它拥有一种独特的美，它极少将它的美展示于人，并且小心地躲开我们，那时候我们坐在卡车车厢上，蜷缩在驾驶室后面，因为避不了风，车的速度让行车变得更加痛苦。马尼倚着方向盘，嚼着烟草，我们的车开出村子，天在下雨，冻雨，雪，纷飞的雪，潮湿，厉劲的北风中有一轮黄色的太阳，在霜打后的晴朗遥远的天空下，每个人都穿着“66°向北”的橙色工作服，没有其他颜色，只有一种式样、一种颜色，世界也许会变得简单一些，但我们的心不会，它们从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或只有一种简单的式样。厚厚的布料很快因为寒冷而变得僵硬而坚固，好像在和我们斗气，我们尽可能快速地将水桶倒空，把鱼挂在横梁上，每个人手里能拿多少鱼就拿多少，两个人把鱼从水桶里拖出来，咒骂着彼此纠缠着的鱼，特别是鱼头，它们如此糟糕地缠在一起，仿佛恶魔亲自出马追赶我们，把我们赶到荒野上，企图折磨我们。要是马尼嫌我们的手脚太慢，他就会按喇叭，而我们站在车厢旁边，把鱼挂上架子的顶梁，对着天气发怒，咒骂着寒冷、成堆的鱼头、鳕鱼，还有时间，它过得实在太慢，好像遗忘了我们，把我们丢给了永无止境的劳作，身边只有一大堆可怕的彼此缠绕在一起的东西，刺骨的风和把天空一分为二的寒冷。回去的路上，我们把两只桶竖着放置，坐在里面，享受着完美的保护，在里面休息、打瞌睡、说说笑笑，同时期盼着下周六晚上的到来，我们能在周日早上睡懒觉，还能坐在萨博敞篷车中，听着带劲的音乐穿过同一片荒野：恐怖海峡、深紫、齐柏林飞艇和平克·弗洛伊德。我们坐在水桶里，把剩余的碎片从卡车后面扔出去，这时海鸥突然出现，像天使一样洁白，像小恶魔一样贪婪，它们如此突然地现身，仿佛空气在一瞬间织出或吐出它们，如此这些碎片就不会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白白浪费。坚硬的荒野为我们囤积了美好时光，夏日柔和的天空下，青苔散发着芳香，蝇虫嗡嗡飞过，土地里种满了一排排土豆，岩高兰浆果颜色很深，红脚鹬是蓝天上一声尖锐的音符，我们取下鱼干，清空烘干架，一边唱歌一边处理；那时活着充满乐趣，当几千米外的美式战斗机轰然离地冲向天空时，有人说，真他妈的见鬼。

时间创造了距离，那些烘干架早已不在。八十年代末，我和阿里，还有马尼和另外两个工人一起拆除了它们，那时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刚建成不久，那座优雅的建筑，一座现代化航站楼，国家的骄傲，由于它的建筑位置，烘干架附近突然成了一条主干道，每一个途经这条路的旅客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和阿里暂时回到鱼类加工厂工作，没有继续大学的学业，阿里想攒些钱印刷他的第一本诗集，我也加入了，感觉前途未卜，不知今后何去何从。我们回到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继续腌晒咸鱼和鳕鱼，并非有意地在仲冬时节干起了拆除烘干架的工作，冰岛总统办公室来电，要求（确切地说，是非常粗鲁地要求）马尼把它们拆除，然后挪到遥远的荒野上，绝不能让人在公路上看见它们。它们是眼中钉；要是昨天挪走最好，总统和国家正准备迎接贵宾，他们对冰岛投来的第一眼无须落在这些装满咸鱼的破烂架子上，对陌生的客人来说，这样的景象简直是侮辱。让他们往另一个方向看就行了，马尼在挂断电话前这样说。可他并没有离开电话，而是身子后仰，把假牙从下牙龈上拔了下来，在光秃秃的牙肉上撒些烟草，再把假牙装回去，这样等待就不那么无聊了；半个小时后，渔业部打来了电话。马尼拿起话筒，只是听着，没说话，也没有回答，接着挂断，十五分钟后，我们开车离开工厂，他和船长的儿子比约吉坐在驾驶室里，我、阿里和索尔拉屈尔盘坐在卡车车厢脆弱的棚子里，北风像刀一样吹过荒野，生命原本不必这样艰难。

我们一忙就是三天。再加大半个晚上——就在贵宾们带着他们敏感的眼睛抵达机场的几个小时前，我们才把最后几根柱子拆除，最后一天我们马不停蹄地干，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借着卡车大灯的光；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穿过架子下面的雪堆，天太冷了，我们疲惫不堪，几乎想要给对方几拳。索尔拉屈尔骂得最厉害，措辞最高超，脾气最暴躁，他和大多数给马尼卖命的人一样，来自北部的斯特兰迪尔；他的动力似乎都源于焦躁的性情和粗俗的语言，在周末的打架斗殴和西南区各社区中心的舞会上，它们都能派上用场。才周一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盼望着下一个周末了，他的脸上时不时会有抓痕，指关节也有瘀伤，假如他输了，就会满腹牢骚，但这很少发生，他体格强壮，出手敏捷，凶狠利落。三十七胜，三败。我们只花了三天半时间就拆除了三十年来放过数百吨鱼干的烘干架，而这一切全都因为一些该死的外国人，他们也许从未在盐海里撒过尿；没人乐意去看放满咸鱼的烘干架，事实上他们只要看这些架子就够了，我是说，如果他们真想了解冰岛人的话，这样那样的烘干架是冰岛经济的基础，支撑着雷克雅未克所有光彩照人的浑蛋，他们晃着自己的香臀，放着优雅的屁，拉着优雅的屎，妈的这个周末我怎么才能把雷克雅未克那些该死的傻子揍出屎来？那晚索尔拉屈尔厉声说道，手指在手套中感觉很麻木，完全没感觉，最好是一个有大学学位的蠢货来带头，我会把他撕成碎片，操翻他的马子，让她再也懒得看他，这些该死的娘儿们，他们所有人！

索尔拉屈尔，阿里坐在出租车后座上自言自语，我怎么能把他给忘了？

他们快到凯夫拉维克了。穿过镇外草丛中新建的公墓，它建在一片开阔之地，离城镇异常遥远，就像凯夫拉维克的居民正试图忘记死亡这码事。大多数十字架上都挂着圣诞彩灯，它们在雨中冒着隐约的光，像死亡在发出朦胧的信息。赫尔古维克的新工厂，西于尔永市长的骄傲，高耸在公墓之上，死者之上，几百米开外的地方，矗立着西南区的垃圾处理设施，可以想象，此设施的建造是为了强调，人类永恒的生命，人的意志，会像垃圾一样，在死后重获新生。

出租车驶过凯夫拉维克郊区，狭窄的连栋房屋排得很长，大部分房子维护不善，墙漆褪色，很多地方水泥开裂，窗帘又脏又破，这些房子就像精疲力竭的老人，正前往墓地参加自己的葬礼。车转进韦斯特加塔街。克兰纳德乐队还在歌唱。接着转进哈布那加塔街，突然，阿里对生命感到害怕。他害怕被他遗忘和压抑的一切，假如你把很多事情都忘了，那些人和事件，那么活着还有何意义？这不正意味着人的生命是一次性的？就像是为了强调遗忘是多么不应该，一张真人大小的索尔拉屈尔的照片出现在西南区房产中介的窗口前，尽管事过境迁，他体形变胖，要认出他还是很容易，他高傲地站着，双腿分开，面带微笑，下巴抬起并前伸，紧握拳头的样子仿佛已准备好迎接战斗。照片上的话——年度最佳经纪人——在他的头上形成一种光环，他的脚下是同样大小的一行字母：索尔拉屈尔为你而战！

阿里移开目光。

他的记忆正在等待他吗？难道命运、波拉或是奥斯蒙迪尔早已做出安排，所以他才无法逃避回忆？

记住，生命本是一场穿透黑暗的白色飞行。

车仍沿着哈布那加塔街前行，开得很慢，没法加快速度，一辆巨大的白色货车正在他们前面慢吞吞地开着，路过新影院，我们曾在这里看过《第三类接触》《疯狂的麦克斯》和几部丹麦情色电影，冬季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四放映，场场爆满，电影画面经常在老放映机上跳动，无法聚焦，就像那个年纪更老的放映员，他来回摸索调试机器，对着年轻人的口哨和叫喊声打手势，聚焦画面，聚焦我们对性的感知。沿路再往前走一小段是一家商铺，我们去电影院之前在那里买糖果，价钱比电影院小卖部便宜得多，可现在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酒吧。从残破的霓虹标志上很难认出酒吧的名字，它忽明忽暗的光像在试图挣脱，最终达到了目的，名字的光芒射入短暂而黑暗的冬日，那个名字像棒球棒一样对着阿里一顿暴击，像一根粗壮的篱笆桩。他想，该死，他想，不，这太荒谬了，他听见出租车司机的声音，仿佛从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传来，也许她留意到了他注视的地方，看到了他的反应，她说，像是满怀歉意，不错，这名字对酒吧来说很奇特，但酒吧老板比吉的妻子，在开业前几个月就去世了。酒吧本来应该叫“体育酒吧”或者类似的名字，但比吉突然改变了主意，想用妻子的名字给酒吧命名，却又不行，因为她叫佐尔法伊格，哪有叫“佐尔法伊格”的酒吧的呢？此外，她的母亲也恳求比吉别这样做，每个人都能看见哈布那加塔街的一家酒吧闪烁着女儿的名字，这简直难以想象，考虑到这里时不时会有一些酩酊大醉的酒徒，他最终才定下这个名字，它代表了他们初吻的年份和月份，挺浪漫的，你不觉得吗？飞行酒店到了，她说，回头看了看阿里，他在记忆的重负下一动不动——一个标志在后方几百米处闪烁，把它的名字送入黑暗的傍晚，把过去的岁月砸在世界脸上：

1976年1月

埃戈乐队是由歌手布比·莫滕思于1981年组建的一支冰岛乐队。埃纳尔·马尔·古德蒙森（1954—）是冰岛著名作家。